第三人效果與父母介入子女電視收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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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效果與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

陳佳宜、王嵩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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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97 年 7 月 24 日；通過日期：98 年 6 月 23 日。

*_{作者陳佳宜為國立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研究生，e-mail: [email protected]。} 王嵩音為國立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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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在探討父母認知電視負面影響是否出現第三人效果現象？若父母對電視負面影響子女與其他兒童的情形產生認知差異時，又會和何種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的類型有關？本研究以台南市公立國小五、六年級普通班學生之父母為研究對象進行調查。研究結果證實父母在認知收看電視對兒童的負面影響上，存在有第三人效果現象。研究結果也發現第三人效果認知愈強的父母，愈傾向以「評價型」以及「無目的型」的方式介入子女的電視收視行為。關鍵詞：電視負面影響、第三人效果、父母介入子女收視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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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電視是人們日常生活不可或缺的傳播媒介。兒童也是收看電視的主要觀眾。根據兒童福利聯盟「2006 年台灣地區兒童傳播傳調查」，結果顯示國小兒童非假日平均一天收視時間，5 小時以上的收視比率從 2005 年的 12.8% 上升到 14.0%，至於非假日的情況，收視高達 5 小時以上的兒童與 2005 年相比，上升了 4%。綜合假日與非假日收視時間來看，2006 年國小兒童每星期的平均收視時數為 17.3 小時，高過 2005 年的17.0 小時（兒童福利聯盟，2005、2006）。兒童既是電視的收視大戶，但直接針對兒童所設計的節目卻少之又少。目前台灣有線電視一百多個頻道內，只有台灣的東森幼幼台、以及富邦 momo 台，以及兩個國外的迪士尼頻道（Disney）和卡通頻道（ Cartoon Network）。先天兒童頻道少，後天又缺乏各類多元的節目，兒童沒有什麼選擇，只好拼命看卡通和偶像劇，顯示兒童不僅超看過長的電視，收看的電視內容還呈現超齡的情況（戴安瑋，2006/12/20）。當兒童收看超齡的節目時，可能因為不適合他們，而對兒童身心造成許多影響。兒童由於生理、認知、情感、價值、道德與社會各方面的發展皆處於重要的時期，很容易受到電視的傷害（Door, 1986）。面對這樣的媒體內容，目前並沒有辦法產生立即性的防治方法來降低媒體呈現煽色腥的內容，因此除了從學校教育層面來加強相關的媒體素養、強化兒童詮釋、判斷電視內容的能力之外，父母作為媒體內容第一道守門人角色的觀念也相當受到重視。對於父母來說，直接對子女的保護似乎是一種最可靠的方式（Tsfati, Ribak, & Cohen, 2005），因此學者建議父母應該直接負起督導家中未成年兒童觀看行為的責任（Bybee, 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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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ow, 1982）。所謂「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parental mediation of children’s television viewing）指的是父母針對子女的收視行為所做的相關控制、管理行為，包括限制兒童觀賞某一內容的節目、限制兒童收看電視的時間長短或者收視的時段、與孩子一起討論電視內容、鼓勵兒童收看某一節目等（Bybee et al., 1982; Valkenburg, Krcmar, Peeters, & Marseille, 1999; Nathanson, 2001）。

父母介入收視行為的動機主要出自於擔憂媒介負面內容對小孩的影響，而父母如何去管制子女暴露在媒介的程度也取決於其認知電視對小孩的影響程度。在認知媒介訊息影響的這一部份正屬於第三人效果研究（the third person effect）的範圍。「第三人效果」預測人們傾向高估大眾傳播對其他人的態度或行為，尤其是負面的訊息，人們更會認為此一訊息對他人的影響大過於自己（Davison, 1983）。也就是說，如果媒介內容是負面的或不需要的（如暴力、色情、負面新聞等），人們會認為此一媒介內容對自己的影響比較少，對別人的影響比較大（羅文輝， 2000）。在Davison 所提出的第三人效果假說時，指出這樣的認知結果會導致人們採取某些後續行動（Davison, 1983）。易言之，第三人效果認知會導致人們為了保護他人或自己的利益而採取因應行動（羅文輝、牛隆光，2003）。近年來國內外學者開始研究第三人效果的行為影響層面，但多著重在檢驗行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例如搬家意圖（ Tsfati & Cohen, 2003），溝通意圖（Gunther & Storey, 2003），減肥意圖（Park, 2005），搜集健康資訊和注射疫苗的意圖（Wei, Lo, & Lu, 2008），投票意圖（Banning, 2007; Golan, Banning, & Lundy, 2008），遏阻行為的意圖（Sun, Shen, & Pan, 2008）。本研究進一步探討第三人效果認知對於實際行為的影響，期望能豐富這個領域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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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理論，身為父母者對於電視負面影響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會影響其介入子女收視行為。Hoffner 與 Buchanan（2002）探討電視暴力負面影響之第三人效果認知與美國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兩者呈現正相關。Tsfati、Ribak 與 Cohen（2005）在以色列所作之研究卻發現第三人效果認知和父母介入子女收看特定的暴力電視節目是呈現負相關。顯然，第三人效果認知和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之間的關係仍有待驗證。另外，兩個研究對於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的測量均視為單一變項。實際上，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是包含多重面向的概念，操作上也應有所分類。有鑑於此，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之一在探討台灣父母認知電視負面影響是否出現第三人效果現象？面對電視負面影響，父母基於保護動機會採取不同的介入行為。本研究目的之二是將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視為多面向概念，探討第三人效果認知會和何種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的類型有關？

貳、相關文獻

一、父母認知電視的負面影響

電視一向被認為容易對兒童產生許多負面影響，包括生理以及心理發展。兒童長時間大量觀看電視，對兒童的發育及視力會造成傷害，而不恰當的節目內容對於兒童的心理發展與價值觀的建立也有不良的影響。兒童由於生理、認知、情感、價值、道德與社會各方面的發展皆處於重要的時期，很容易受到電視的傷害（Door, 1986）。在兒童身上最常見的負面影響包括：引起肥胖、近視、作息不正常等生理疾病；追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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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偶像崇拜、文化認同感薄弱等偏差價值觀；而某些成人節目和卡通節目的暴力、色情內容，更可能誘使某些兒童的模仿（李秀美， 2007）。過往研究探討父母認知電視的負面影響多偏重於某些電視的負面影響，例如，Valkenburg 等人（1999）測量父母認知電視的負面影響，只包括電視引起的攻擊行為（television-induced aggression）、電視引起的驚恐情緒（television-induced fright），以及色情內容（sexual content）等。本研究定義父母認知電視的負面影響為廣泛包含電視可能造成的各方面影響，而非限定於某一類型節目。父母愈關心電視對子女的負面影響，基於保護的角色，就愈可能會介入子女的電視收視行為。換句話說，父母關心電視內容對子女的影響會成為介入行為的動機。Bybee 等人（1982）發現，認知電視的負面效果與父母的指導行為呈現正相關，認為電視具有反社會效果的父母趨向使用限制型的方式。Valkenburg 等人（1999）的研究也指出與那些不認為電視有潛在影響的父母相比，愈關心電視中出現侵略和恐怖情節的父母，便愈可能以限制型的方式來介入子女的電視收視行為。

二、父母認知電視負面影響之第三人效果認知

「第三人效果認知」（third-person perception），是指「媒介對別人影響的認知」（第三人效果）和「媒介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又稱為第一人效果）間的差距。兩者之間差距愈大，表示「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大，稱為第三人效果。然而如果受訪者認為媒介對自己的影響大過於對別人的影響時，也就是第一人效果較強時，則稱為「顛倒第三人效果」（reverse third-person effect）（羅文輝，2000）。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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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效果的媒介內容主要都是以負面內容為主（Perloff, 1993），因為這樣的條件才能支持第三人效果中「這不可能發生在我身上」（It can’t happen to me）的症候群（McLeod, Eveland, & Nathanson, 1997）。自從第三人效果假說於 1983 年提出後，獲得了許多實證研究的支持，卻鮮少有針對身為子女教養照顧者的父母所做的研究。雖然第三人效果認知著重在人們認知自己與他人之間的差異，但自我膨脹的傾向似乎也延伸至親密的伴侶與朋友。人們會有動機想要去保護那些與自己甚為親密的人。人們也會認為這些人就跟自己並無任何差異，並不會輕易受到影響。這便是所謂的「親密的連結」（close associate），特別是對家庭成員，因為家庭成員就是「包含在個人的自我概念」當中。因此這就是為什麼可以把第三人效果延伸到父母認知媒介訊息對自己子女與同年齡兒童的影響。特別是，若父母相信電視對自己子女有負面影響，這可能會威脅到父母的自尊以及對外在威脅的控制（Hoffner & Buchanan, 2002）。因此父母特別會有意識地去找尋足以解釋自己子女行為的理由。證據顯示這些歸因偏差有一部份是源自於想要保持控制的動機，並且維持一個積極正面的自我形象。基於不切實際的樂觀（unrealistic optimism），人們都認為自己較別人不容易經驗到負面的生活事件（Weinstein, 1980），並且高估自己積極的特質與能力，低估自己消極的另外一面。父母對自己小孩多少都抱有不切實際的正面觀感，故父母往往傾向認為自己的子女比其他一般小孩要來的積極、有智慧，故能夠輕易抵擋媒介的負面影響。換句話說，與那些自己不熟識的人相比，父母傾向以高度正面的態度來看待自己以及自己親密的子女（Hoffner & Buchanan, 2002）。因此，父母應該會認為媒介內容對自己子女的影響比別人的子女還要來的小。這是因為小孩時時刻刻都受到父母的影響，就像是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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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一樣，與父母的自我建構（self-construct）密不可分（Tsfati, Ribak, & Cohen, 2005）。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一個假設為：父母認為電視的負面影響對一般同年齡兒童的影響較大，對自己子女的影響較小。

三、父母介入子女電視收視行為

過去的研究對於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的名稱各不相同，然仔細探究，其中內涵卻大同小異，都是指父母對子女觀看電視行為所做的限制、監督或者管理行為。綜觀國內外相關研究所使用的名稱大致上有：(1)「父母介入」（parental mediation）（Austin, 1993; Valkenburg et al., 1999; Nathanson, 2001; Fujioka & Austin, 2002; Chan & McNeal, 2002; Warren, Gerke, & Kelly, 2002; Dens, De Pelsmacker, & Eagel, 2007）、(2) 「父母指導」（parental guidance）（Bybee et al., 1982; Van der Voort, Nikkens, & Van Lil, 1992; Van den Bluck, & Van den Bergh, 2000; Koolstra, & Lucassen, 2004 ）、 (3) 「共視」（ coviewing ）（ Dorr, Kovaric, & Doubleday, 1989）等。由於本研究認為「父母指導」中的「指導」一詞，詞面上較容易被認為是父母有意識、具教育意義地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如此一來便沒有辦法包括介入行為中的其他不具指導性質、屬於隨意或者限制的面向；至於「共視」一詞又過於狹隘，似乎將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定義為「父母與小孩一起看電視」，但看電視的過程中父母可能引導小孩思考，也可能單純與小孩一起享受電視的娛樂效果，而不帶任何討論性質；且單純限制小孩電視收視行為的父母，可能並沒有坐下來與小孩一起看電視，如此一來也沒有辦法稱得上為「共視」。因此本研究欲採用「父母介入」（parental mediation）一詞，來代表父母監控、指導或者與小孩共視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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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研究中對於父母介入行為之類型各有不同的定義，本研究茲將各研究對介入行為的不同類型探討分別整理如下：

表 1：不同研究之介入類型

研究者介入類型

Bybee, Robinson, & Turow (1982)、 Abelman & Pettey (1989)、

Van der Voort et al. (1992)、

Van den Bluck, & Van den Bergh (2000)、蔡菁秤（2000）、李嘉峰（2006）限制型指導（restrictive guidance）、評價型指導（evaluation guidance）、無目的型指導（unfocused guidance） Valkenburg et al. (1999)、

Warren, Gerke, & Kelly (2002)、 Koolstra & Lucassen (2004)、

Buijzen, Van der Molen, & Sondiji (2007)

限制型介入（restrictive mediation）、啟發型介入（instructive mediation）、社會型的共視（social coviewing） Fujioka & Austin (2000) 主動型介入

（active mediation）、共視（coviewing） Nathanson (1999) 主動型介入（active mediation）、限制型介入（restrictive guidance）、共視（coviewing） Dorr, Kovaric, & Doubleday (1989) 共視（covie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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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文獻，我們知道已經有四種父母介入的型態被定義出來：第一種是限制型介入（restrictive mediation），另外也叫做時間規則制訂型（time rule making）（Bybee et al., 1982; Nathanson, 1999）。施行這種介入方式的父母會直接設定規則，或者限制觀看某種類型的節目內容。例如，父母限制只能在特定時間看電視，或者禁止子女看有色情內容的節目（Valkenburg et al., 1999）。

第二類為評價型介入（evaluative mediation ），或稱啟發型（ instructive）或稱主動型介入（active mediation）（Bybee et al., 1982; Nathanson, 1999; Austin, 1993）。這種介入方式指的是和子女討論特定的節目內容，不管是在觀看當下或者事後。例如父母解釋現在電視上正發生了什麼事，而哪一類型的節目是作假的，而主角所做的事情那些是好的，哪些又是不好的（Valkenburg et al., 1999）。第三類介入類型是無目的型（unfocused mediation），這個概念主要源自於 Bybee 等人（1982），其內涵主要與 Valkenburg 等人（ 1999）所指的「社會型共視」（social coviewing）相同，這主要是一種鬆散的（unstructured），隨意的（relaxed）取向，不具任何教育意圖。第四類為共視（coviewing）（Dorr et al., 1989; Valkenburg et al., 1999），Valkenburg 等人（1999）所謂的「共視」，指的是父母和子女一起觀看電視，但並不會針對節目內容來進行討論。然而 Dorr 等人（ 1989）所指的「共視」內涵則較為廣泛，除了指父母隨性地與子女共同觀賞電視、一起分享看電視的經驗，同時也包括了前述「評價型」或者「啟發型」中所涉及的教育性、批判性的指導行為，因而被視為是一種能對子女產生正面效果的介入類型。例如研究指出，當父母和子女一同參與觀看行為後，他們會對彼此產生更親密的感覺，而當小孩常與父母收看電視時，小孩也較能從中獲得家庭成員之間親密的關係（Dorr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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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1989）。

文獻指出影響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的因素有父母親之年齡（李嘉峰，2006）、教育程度（Valkenburg et al., 1999; Austin & Knaus, 1997；吳知賢，1998；廖瑞鳳，1995；蔡菁秤，2000）、父母收視行為（李嘉峰，2006）、父母管教（Fujioka & Austin , 2002; Tsfati, Ribak, & Cohen, 2005）。本研究主要探討父母第三人效果認知和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的關聯，因此將上述可能影響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的因素列為控制變項。

四、第三人效果認知與父母介入子女電視收視行為

人們高估媒介對他人的負面影響，而為了保護他人可能採取的後續行為屬於「第三人效果的行為層面」（Chia, Lu, & Mcleod, 2004; Davison, 1983; Gunther, 1995）。過往研究在探討第三人效果認知與後續行為之間的關係，尚未獲得一致的結果（Sun, Shen, & Pan, 2008）。而後續行為可能是阻止生產訊息者製作或散佈負面訊息，也可能是阻止接收訊息者接觸到負面訊息。多數相關研究針對的是前者，例如支持管制媒介內容（Gunther, 1995; McLeod et al., 1997; Rojas, Shah, & Faber, 1996; Youn, Faber, & Shah, 2000; Lo, & Paddon, 2001; McLeod, Detenber, & Eveland, 2001; Lo & Wei, 2002; Hoffner, & Buchanan, 2002; Nathanson, Eveland, Park, & Paul, 2002; Wei, & Lo, 2007; Sun, Shen, & Pan, 2008; Wei, Lo, & Lu, 2008；羅文輝、牛隆光，2003；陳志賢、陳志萍， 2007）。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則屬於後者，是基於保護的目的，限制子女接觸到負面的內容，以避免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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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是否影響其介入子女收視行為。該研究發現受訪父母對於電視暴力對兒童所產生的三種影響（卑鄙社會的認知、侵略性行為、容忍暴力）均具有第三人效果認知。而第三人效果認知和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之正向關係僅出現在侵略性行為的影響層面。該研究也發現父母第三人效果認知與支持媒介管制的態度呈現的是負相關。 Tsfati、Ribak 與 Cohen（2005）的研究則假設以色列父母對於暴力連續劇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愈強愈會介入子女收視行為，但是資料分析卻顯示第三人效果認知愈強愈不會介入子女收視行為。作者認為文化上的差異是可能的解釋。美國的父母認為其子女是無意圖地接觸到負面內容，因此需要特別去管制收視行為。而以色列父母則認為自己的子女是有意圖的收看暴力節目，因此父母並不會因此特意介入子女的收視行為。此外，兩個研究無論對第三人效果或是介入子女的電視收視行為的測量方法均不相同也是可能造成結果不一的原因。上述二個研究均未區分介入子女收視行為的不同型態。理論上，父母會依其對於電視負面影響的認知而採取不同的介入型態。Nanthanson 等學者（2002）分析父母對電視暴力與色情影響的認知與介入子女收視行為。該研究將介入子女收視行為區分為限制型和評價型兩種型態。該研究也發現父母對電視負面影響有第三人效果的現象，卻未驗證第三人效果與不同型態介入行為之間的關係。

人們會根據媒介影響的對象而有所行動（Gunther, & Storey, 2003）。第三人效果主要評估的是媒介對自身以及對他人的影響。當人們認為媒介對他人的負面影響大時，便會傾向於支持媒介管制，以防止媒介對他人產生負面影響。當人們認為自己有能力抗拒媒介的負面影響，就會比較傾向認為媒介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較小，因而覺得沒有必要支持媒介管制。第三人效果有關第三人效果認知與後續行為的研究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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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第三人效果認知與後續行為的負向關係。認為他人比自己更易受疾病感染所產生出的樂觀偏見，反而阻礙採取預防疾病的行動（Wei, Lo, & Lu, 2008）。也有研究發現自我效能感較強的受訪者會認為他人受到環保訊息較強之影響，也認為他人較可能因訊息影響而採取行動，但是這些受訪者本身卻沒有行動介入的意願（Jensen, & Hurley, 2005）。

據此，當父母認知電視負面影響的第三人效果愈強，愈顯示有「自我膨脹」的傾向，會認為自己的子女比較能抗拒媒介內容的負面影響。因此，在介入行為的選擇上應該會採取較溫和的介入方式。在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的型態當中，「評價型」與「無目的型」皆屬於較溫和的介入行為。而「限制型」則是屬於較嚴格的介入型態。綜合文獻，本研究提出的第二個假設為：父母第三人效果認知與「評價型」和「無目的型」的介入行為具有正向關係。反之，父母第三人效果認知與「限制型」的介入行為則應該具有負向關係。因此本研究提出的第三個假設為：父母第三人效果認知與「限制型」的介入行為具有負向關係。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根據皮雅傑的認知發展理論，五、六年級的兒童正值具體運思期（ 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 7~11 歲）以及形式運思期（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11 歲以上）的過渡（轉引自張春興，2001）。具體運思期的兒童主要開始能夠同時考慮多方面的觀點，並且發展問題解決的能力；而當兒童進入形式運思期後，他們便開始發展邏輯推理與假設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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繹的抽象思考能力（周芊、吳知賢、沈文英，2004）。在兒童漸漸能夠用抽象、合於形式邏輯的推理方式來思考所見所聞後，對於電視節目內容的瞭解亦逐漸增加。本研究將以國民小學兒童的父母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的母體（population）為台南市公立國小五、六年級普通班學生之父母。採問卷調查法進行本研究的調查，以茲建立地區性研究資料，並提供未來其他地區研究資料及相關研究的參考。本研究抽樣架構（sampling frame）主要依據台南市教育處所公布的「學籍系統」當中「年級學生數統計」所得九十六學年度公立國小五六年級學生人數資料（台南市教育處，2008），並以此為本研究母群體。台南市九十六學年度公立國小五年級學生人數為 1,0407 人，六年級為1,0452 人，合計 2,0895 人。抽樣方式採取「集群抽樣」（cluster sampling）。先依據各區學校人數分層比率計算，在 50 所學校中抽取 10 所學校中五、六年級各一班，共20 個班級，然考量問卷回收率以及廢卷之產生，故增加至 12 所學校，共 24 個班級為施測對象。而抽樣學校的選取原則，則以當區學校五、六年級人數多寡為選擇順序，人數最多者為第一優先選取學校，並依此類推；此外，並事先剔除人數過少之小學校（一個年級只有一班到兩班），不列入考量。然而，實際抽樣的過程中，在排除年級人數少於 100 人的小學校後，礙於有些學校沒有辦法配合，拒絕抽樣，以致於北區、南區以及安平區並沒有達到預定抽樣學校的數量，短少了三個學校。為此，由於礙於研究者的時間、人力、物力的限制，此短少的三個學校乃以立意抽樣的方法進行，選取台南市中心之中西區三個學校補之。總計發放問卷共 857 份，有效問卷共計 662 份，完成率為 77.2%，正式施測時間，從 2008 年 04 月 10 日至 2008 年 0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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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控制變項，共五題。包括：父母年齡（20 歲以下、21 歲～25 歲、26 歲～30 歲、31 歲～35 歲、36 歲～40 歲、41 歲～45 歲、46 歲～50 歲、51 歲以上）、教育程度（國小（含以下）、國中、高中職、大專院校、研究所以上）、星期一到星期五一天平均看電視的時間（無、一小時以內、超過一小時～二小時、超過二小時～三小時、超過三小時～四小時、超過四小時～五小時、五小時以上）、週末或例假日一天平均看電視的時間（無、一小時以內、超過一小時～二小時、超過二小時～三小時、超過三小時～四小時、超過四小時～五小時、五小時以上）、平常管教小孩的方式（很不嚴格、不嚴格、普通、嚴格、很嚴格）。第二部分為認知電視負面影響的第三人效果變項，本研究測量「認知電視收視的負面影響」主要採用的是Bybee 等人（1982）所發展出的「認知電視影響」量表。此一量表原先包含了兩個因素，一為利社會（ prosocial）部分，另一為反社會（antisocial）部分。由於本研究論文重心探討的為第三人效果，其效果來源主要著重在負面影響的部分，故本研究在此乃單獨擷取「反社會」因素部分，以作為本研究負面影響的量表，共13 題。此量表採用李克特（Likert scale）四點量表計算，分為「非常同意」、「同意」、「不同意」、「非常不同意」此四個程度，「非常同意」設定為4 分，「同意」設定為 3 分，「不同意」設定為 2 分，「非常不同意」設定為1 分，回答方式是請受試者在四個選項中選擇一個答案。雖然此一量表在前測時 Cronbach’s α 達到 0.80 的高信度標準，但在前測時，受訪者反應量表題目過多，導致填寫時必須花較多時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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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經過內部一致性效標法檢驗，無法踢除篩選出可刪除之項目，因此本研究再以最基本之描述統計數值來作為刪題之憑判，本研究乃選擇得分平均值最低之後幾項為刪除題項。故最後選擇刪除「增加孩子對色情的興趣」、「孩子與他人之間的疏離感增加」、「破壞良善社會價值」、「增加孩子對不同族群的刻板印象」、「孩子的攻擊行為增多」，共五題。如此一來，問卷中有關負面影響之題項數目較為恰當，使整體問卷能維持適中長度。每個負面影響量表共八題，連續詢問父母認為「子女」和「一般同年齡兒童」所受到的影響。量表的效、信度檢測如表 2。本量表在前測時所能解釋的總變異量為 47.892%，而刪題後，經正式施測所得之結果，所能解釋的總變異量為 47.193%，刪題後總解釋變異量沒有太多差異，顯示刪題後之量表效度良好，並不影響此一量表之所欲測之概念。而其信度亦達非常可信的程度。表 2：父母認知收看電視的負面影響之因素分析與信度測試父母認知電視對自己子女的負面影響題項因素負荷量會降低孩子活動的意願 0.757 孩子的創造思考力會變差 0.752 會減低孩子注意力的維持 0.752 會降低孩子閱讀的時間 0.707 會扭曲孩子對政治的認識 0.684 孩子的購物行為會變多 0.679 孩子想要馬上獲得滿足的慾望會變強 0.614 會增加孩子的性別刻板印象 0.514 特徵值總解釋變異量平均值標準差 Cronbach’s α 3.775 47.193% 2.781 0.492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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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計算二個變項（「對自己子女的影響」、以及「對社會一般同年齡兒童的影響」）的方法，是把受試者在各變項的得分加總後平均，得出的平均分數愈高，代表受試者認為電視的負面影響對「自己子女」或「社會一般同年齡兒童」的影響愈大；而「第三人效果」的取得乃是用「社會一般同年齡兒童的影響」的平均數得分減去「對自己子女的影響」的平均數得分，得分愈高，即代表受試者傾向認為電視負面影響對其他兒童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子女影響較小，第三人效果較為強烈。第三部分為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本研究選定Bybee 等人所發展的介入量表。該量表為最早的正式測量工具，且後來屢次被沿用（ Abelman & Pettey, 1989; Van der Voort et al., 1992; Van den Bluck, & Van den Bergh, 2000；蔡菁秤，2000；李嘉峰，2006）。此量表採用李克特四點量表計算，分為「經常」、「偶而」、「很少」、「從未如此」此四個程度，「經常」設定為4 分，「偶而」設定為 3 分，「很少」設定為2 分，「從未如此」設定為 1 分，回答方式是請受試者依據自己平時介入子女電視收視的情況，擇一答案回答。然在此 14 個題項的量表中，在限制型的第四題「設定孩子觀看特定節目」（how often do you specify programs?）與無目的型的第二題「鼓勵觀看特定的節目」（how often do you encourage specific programs?）兩者內涵相似，容易引起受試者的混淆，故決定刪除負荷量較小的無目的型第二題（0.61），保留負荷量較大的限制型第四題（ 0.83）。故本研究所用的介入類型為 13 題，包括限制型的五題，評價型的五題以及無目的型的三題。以下茲就介入的三種類型詳述說明：「限制型」指的是父母設立規定，直接針對子女的電視收視行為進行限制，包括（1）禁止孩子收看某些節目、（2）限制孩子收看電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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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3）設定孩子收看電視時間的長短、（4）鼓勵孩子收看特定的節目、（5）看到引起不愉快的節目就轉台。「評價型」指的是父母會為了某種目的，特地與子女一同觀賞電視，並且協助子女理解、評價電視節目中的意義，包括（1）跟孩子解釋電視廣告的意義、（2）跟孩子討論電視中主角所做行為的動機、（ 3）對孩子指出演員所做的哪些事是好事、（4）對孩子指出演員所做的哪些事是壞事、（5）向孩子解釋電視節目或者電視中的人物並不是真實的。「無目的型」則是父母陪同子女一起觀看電視並不帶有任何特定動機或目的，也沒有涉及任何評判解釋、或者教育行為，只是單純與子女觀看電視，包括（1）和孩子一起看電視，但並沒有解釋給他/她聽、（ 2）在看電視時和孩子一起聊劇情或內容、（3）和孩子討論剛看過或即將要看的節目。量表效、信度測試如表3：表 3：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之因素分析因素命名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量表之各題項評價型限制型無目的型我會對孩子指出演員所做的哪些事是好事 0.879 0.158 0.220 我會對孩子指出演員所做的哪些事是壞事 0.877 0.145 0.200 我會跟孩子討論電視中主角所做行為的動機 0.676 0.104 0.468 我會跟孩子解釋電視廣告的意義 0.613 0.314 0.286 我會向孩子解釋電視中的人事物並不都是真實的 0.599 0.279 0.197 我會規定孩子什麼時候可以看電視 0.173 0.789 -0.016 我會限制孩子看電視時間的長短 0.184 0.752 0.006 我會禁止孩子看某一些節目 0.185 0.725 0.004 我會鼓勵孩子收看特定的節目 0.248 0.520 0.291 當看到不恰當的節目內容時，我會轉台 -0.034 0.519 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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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命名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量表之各題項評價型限制型無目的型在看電視時，我會和孩子一起聊節目裡面的內容或劇情 0.388 0.032 0.813 我會坐下來和孩子一起看電視 0.186 0.117 0.776 我會和孩子聊剛看過或即將要看的節目劇情或內容 0.416 0.087 0.725 特徵值解釋變異量總解釋變異量平均值標準差 Cronbach’s α Total Cronbach’s α 3.253 25.020% 62.880% 3.261 0.629 0.869 0.878 2.507 19.285% 3.409 0.052 0.736 2.415 18.574% 3.271 0.646 0.824 註：表中各因素內的數值為因素負荷量

肆、資料分析與解釋

本研究依據前述研究假設進行統計分析，一一加以驗證。假設一：父母認為電視的負面影響對一般同年齡兒童的影響較大，對自己子女的影響較小。此假設為檢驗父母認知子女的影響與社會一般同年齡兒童的負面影響之間有無差異。結果顯示，父母認知電視對自己子女的影響小於對一般同年齡兒童友的影響（t = -8.49, p < .001），亦即父母認知電視對一 般同年齡兒童的影響大過於對自己子女的影響。基於以上兩項相依樣本之檢驗，因此本研究假設一之第三人效果認知成立。詳細資料請見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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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第三人效果假設檢定人數自己子女一般同年齡兒童差異 t 值 662 2.78（0.49） 2.89（0.53） 0.11 -.8.49*** 註：1、表中括號前的數值為平均數，括號內數值為標準差 2、*** p < .001 在確立父母認知收看電視的負面影響的確具有第三人效果後，便接著探討第三人效果認知和父母哪些類型的介入行為有關。此部分以階層迴歸分析考驗之，分別放入控制變項和第三人效果作為預測變項；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之三類型（限制型、評價型、無目的型）作為效標變項。在階層迴歸中，首先第一層乃放入年齡、教育程度，以及父母的管教程度。控制第一層變項之影響後，接著第二層中放入父母的收視行為，包括週一至週五一天平均看電視時間、週末或例假日一天平均看電視時間。參考過去文獻（Salwen, & Dupagne, 1999, 2001；羅文輝， 2000；王浩然，2001），在預測第三人效果行為層面時加入媒介使用頻率，會較有預測力。在控制第一層變項與第二層父母收視行為後，第三層則放入代表第三人效果之「一般兒童－子女」之認知差距。階層迴歸分析結果見表 5。表格主要呈現第三階層之統計結果。第一、二階層之結果則以文字敘述之。假設二：父母第三人效果認知與「評價型」和「無目的型」的介入行為具有正向關係。首先分析父母第三人效果認知與「評價型」介入行為的關係。在第一次階層迴歸分析中，「教育程度」與「管教程度」此二預測變項的影響均達顯著，其中「教育程度」（β = 0.093, p < .05）、「管教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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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0.082, p < .05）之 β 值為正數，顯示對依變項「評價型」的影響 為正向，即教育程度愈高、管教愈嚴格的父母，愈傾向以評價型的方式來介入子女的電視收視行為。「年齡」（β = -0.071, p > .05）則沒有辦 法預測父母以評價型介入子女的電視收視行為。在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中，「收視行為」並沒有辦法預測父母以評價型介入子女的電視收視行為，但「教育程度」（β = 0.114, p < .05） 和「管教程度」（β = 0.082, p < .05）仍舊有顯著影響力，顯示「教育 程度」和「管教程度」是預測父母以評價型方式介入非常有力的變項。在第三階層的迴歸分析中，「教育程度」（β = 0.109, p < .05）、 「父母週一至週五一天平均看電視時間」（β = 0.118, p < .05）以及父 母認知收看電視的負面影響之「第三人效果」（β = 0.104, p < .05）能 有效預測父母以評價型方式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顯示在控制了其他變項後，第三人效果確實成為預測父母以評價型方式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的有力變項，且為正向關係。因此第三人效果認知愈強之父母，愈傾向以評價型方式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整體看來，在第一階層中，能解釋的變異量為 2.0%。第二階層再加上收視行為之變項，整體解釋變異量增為 2.7%。第三階層再加上第三人效果變項，結果「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成為有效預測變項，解釋變異量增為 3.7%。此外，經過共線性檢測，所得之 VIF 值皆達小於 2 之標準，顯示沒有共線性之問題。其次分析第三人效果認知與「無目的型」介入行為的關係。在第一次階層迴歸分析中，人口學變項都沒有辦法顯著預測父母以無目的型方式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在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中，「收視行為」也沒有辦法預測父母以無目的型方式介入子女的電視收視行為。在第三階層的迴歸分析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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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人口學變項、管教程度以及父母收視行為後，父母認知收看電視的負面影響之「第三人效果」則能夠有效預測父母以無目的型方式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第三人效果」（β = 0.101, p <.05）之 β 值為正數， 顯示「第三人效果」對「無目的型」之影響為正向，亦即父母認為收看電視對一般兒童的影響大過於對自己子女的影響時，父母愈傾向以「無目的型」的方式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整體看來，在第一階層中，只投入人口變項時，所能解釋的變異量為 0.6%。第二階層再加上收視行為之變項，整體解釋變異量增為 2.3%。第三階層再加上第三人效果變項，結果「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成為有效預測變項，解釋變異量增為 3.3%。此外，經過共線性檢測，所得之 VIF 值除教育程度虛擬變項皆達小於 2 之標準，顯示沒有共線性之問題。根據以上分析結果，父母認知電視負面影響的第三人效果，能夠顯著預測父母以「評價型」與「無目的型」方式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換句話說，當父母愈傾向認知收看電視對一般社會同年齡兒童的負面影響較大，對自己子女的負面影響較小時，則愈可能會以「評價型」與「無目的型」方式來指導子女收看電視。假設二獲得支持。假設三：父母第三人效果認知與「限制型」的介入行為具有負向關係。階層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第一次階層迴歸分析中，「教育程度」與「管教程度」此二預測變項的影響均達顯著，其中「教育程度」（β = 0.223, p < .001）、「管教程度」（β = 0.214, p < .001）之 β 值為正數，顯示對依變項「限制型」的影響為正向，即教育程度愈高、管教愈嚴格的父母，愈傾向以限制型的方式來介入子女的電視收視行為。在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中，「收視行為」並沒有辦法預測父母以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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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型介入子女的電視收視行為，「教育程度」（β = 0.224, p < .001）與 「管教程度」（β = 0.214, p < .001）仍舊有顯著影響力，顯示「教育程 度」與「管教程度」是預測父母以限制型方式介入非常有力的變項。在第三階層的迴歸分析中，「教育程度」、「管教程度」依舊達顯著，其中「教育程度（β = 0.220, p < .001）、「管教程度」（β = 0.210, p < .001），顯示對依變項「限制型」的影響皆為正向。亦即教育程度 愈高、管教愈嚴格，愈傾向以限制型方式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在此，「一般兒童－子女」（β = 0.067, p > .05）所代表的第三人效果認 知差距並沒有辦法成為預測父母使用限制型介入方式的有效變項。整體看來，在第一階層中，「教育程度」、「管教程度」所能解釋的變異量為 9.8%。第二階層再加上收視行為之變項，由於收視行為沒有辦法成為有效預測變項，因此整體解釋變異量依舊為 9.8%。第三階層再加上第三人效果變項，仍舊只有「教育程度」與「管教程度」成為顯著的預測變項，解釋變異量為 10.2%。此外，經過共線性檢測，所得之 VIF 值在所有的預測變項上皆達小於 2 之標準，顯示沒有共線性之問題。資料顯示，第三個假設並未獲得支持。父母第三人效果認知與「限制型」的介入行為並不具有負向關係，也無法顯著預測「限制型」的介入行為。父母教育程度愈高，管教程度愈嚴格，愈會限制子女收看電視的時間和內容，不論其是否認知電視負面影響的程度。

伍、結論與建議

自從 1983 年 Davison 提出了第三人效果假設後，許多學者前仆後繼地投入，並針對許多不同的媒介形式、媒介內容進行相關研究。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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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首度證實國內父母在認知收看電視對兒童的負面影響上，存在有第三人效果現象。本研究擴展了以往第三人效果研究對象的範圍，將對象延伸至父母此一角色上，並豐富了第三人效果的研究主題。

本研究和Tsfati 等人（2005）及 Hoffner 與 Buchanan（2002）兩項研究結果也有不同發現。其所調查的父母介入行為皆沒有細分為不同的介入類型，只有統一當成一個面向來測量之，因此只能測量出第三人效果與介入行為之間的關係。Hoffner 與 Buchanan（2002）的研究發現父母第三人效果認知愈強愈會介入子女收視行為。本研究則發現父母認知電視的負面影響之第三人效果愈強，父母愈可能以「無目的型」、「評價型方式」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這個研究結果提供了第三人效果另外的驗證。本研究所探討的依變項「父母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乃屬於對「自己本身」（對父母而言，對自己子女的認同猶如自身對自己的建構一般）的後續管制行為，不似其他後續行為的研究是屬於保護他人的行為層面，因此第三人效果只能顯著預測父母以「評價型」、「無目的型」方式介入。「評價型」、「無目的型」的介入方式相對於「限制型」來說，皆屬於較溫和的介入方式。此種結果也呼應 Wei、Lo 與 Lu （2008）之研究發現。當後續行動的對象為「自己本身」時，第三人效果認知愈強，則愈不會產生積極行動意圖。父母既然樂觀地認為自己子女有能力能夠抵抗負面影響，便不傾向以強烈的限制方式介入子女的電視收視，而改以具教育意義的評價型方式，或者以較輕鬆、隨意的無目的型方式來介入。本研究結果也顯示第三人效果沒有辦法預測父母以「限制型」方式介入。有些父母相信自己子女的聰明才智，有足夠的能力可以抵擋電視中那些負面內容的影響。因此認知電視對其他一般同年齡的小孩的負面影響比自己的子女大。但這些父母卻也認為應該要好好把握看電視這個機會，替孩子進行機會教育，以培養孩子正確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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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觀，並養成批判思考的能力。不過不管是「評價型」或者「無目的型」，本研究所得出之解釋力仍偏低，後續應用時仍須謹慎。對父母來說，既然父母認知收看電視對子女有所影響，對其他一般兒童影響力也頗大，父母除了以限制型方式介入子女的電視收視行為之外，也應多多利用評價型的方式，善用觀看電視時的機會教育來教導子女。正如本研究發現，以評價型介入方式與子女討論電視內容能夠產生許多好處，並且降低電視的負面影響，但大部分父母並未能善用這一項利器，而只消極地採取權威的限制方式來規範子女觀看電視，恐產生意想不到的負面結果。Buijzen、Van der Molen 與 Sondiji（2007）指出，父母以限制型介入子女觀看新聞內容時，子女受到愈高程度的限制，其觀看新聞的頻率以及後續引發的恐懼、擔心等負面情緒則會增加。此外，完全禁絕每一類節目內容的作法也將賦予此類節目如禁果般的吸引力，將導致兒童會更努力想辦法接觸這樣的內容（Buckingham, 2000／楊雅婷譯，2003）。因此，對兒童來說，最好的介入方式並非偏向使用單一介入方式，而是能夠三種不同類型合併使用，偏一不可。父母在平時就要能盡量抽空陪伴兒童觀看電視，為子女解釋電視內容，看到好的行為予以稱讚，看到不好的行為也能加以貶抑，使得兒童在觀看電視的過程中能夠藉由觀察模仿的社會學習方式，建立正確的社會價值觀。但增加以評價型的方式介入，並不表示就得減少使用限制型方式，父母也要能設立某些規則來防制孩子無限制的使用電視，例如在遇到過於暴力、血腥、煽情的鏡頭或者節目時，父母也要能當機立斷，即時轉開頻道或者直接禁絕此類節目；並禁止兒童看太久的電視，為孩子設定可以觀看電視的時間等等。父母也可以偶而以隨意、輕鬆的無目的方式坐下來與孩子一同欣賞適合全家一起欣賞的節目，使孩子在享受電視娛樂的同時，也能充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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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親子之間緊密的情感聯繫。本研究也發現，父母認知電視收視行為對兒童（包括對自己子女、對一般同年齡兒童）的負面影響在每一題項上皆高於平均分數 2.5 分以上，由此可知，對父母而言，電視此一媒介對兒童所造成的影響很大。父母在認知電視對兒童的影響部分，不管是針對自己子女、子女的同學或朋友，或者是社會上一般同年齡兒童，父母咸認為電視對兒童影響最大的就是「降低孩子閱讀的時間」、「降低孩子活動的意願」，與「降低孩子注意力的維持」。顯示不管電視的內容之好壞，父母認為「收看電視」此一行為對子女生活中行為層面的影響才是最大的。此一研究結果值得注意，因為一般觀點或許會認為電視上良莠不齊的內容才是影響兒童的最大關鍵，但從父母的角度看來，只要是收看電視，便有可能對子女產生負面影響。父母作為一個最貼近子女生活的人，由其進身所觀察到子女受電視的影響情況，值得媒體界、教育界做為參考。此外，父母除了積極介入子女的電視收視行為之外，也應該利用家長團體的影響力，積極投入媒體監督之工作，向社會發聲，表達作為一個父母所欲保護子女的強烈需求，消除不良電視節目，為保障子女的收視權力以及替子女打造一個優質的媒體環境而努力，並且保障兒童作為國家公民享有優質的閱聽環境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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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父母第三人效果認知和三種介入子女電視收視行為類型之階層迴歸分析限制型介入評價型介入無目的型介入預測變項 β值標準誤 β值標準誤 β值標準誤年齡 -0.039 0.021 -0.062 0.027 -0.056 0.028 教育程度 0.220*** 0.026 0.109* 0.033 0.050 0.034 管教程度 0.210*** 0.031 0.076 0.039 -0.017 0.041 父母週間收視時間 0.016 0.019 0.118* 0.024 0.066 0.025 父母週末收視時間 -0.012 0.019 -0.057 0.024 0.081 0.025 第三人效果 0.067 0.058 0.104* 0.072 0.101* 0.075 R 平方 0.098 0.037 0.033 F 值 11.399*** 3.857** 3.429** *p < .05，**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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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Person Effect and Parental Mediation of

Children’s Television Viewing

Chi

a

-Yi Chen & Song-In Wang

*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third-person effect and parental mediation of children’s television viewing. The data was collected by asking the parents of the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of Tainan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to fill in a survey. The hypotheses were proposed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hird-person perception on the antisocial effects of television and the parental mediation of their children’s television view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s able to predict the evaluation type and the unfocused type, but not the restrictive mediation. In additi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Keywords: antisocial effects of television, third-person effect, parental

mediation of children’s television viewing

∗_{Chia-Yi Chen received MA degree from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 Song-In Wa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