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學術交流政策與運作評估
陳德昇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四所研究員兼所長）陳欽春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摘
要
兩岸學術交流十餘年來發揮促進相互了解、提升專業研究水準與 影響決策的效果。儘管其成效有限，且存在交流之實質障礙與阻力， 但持續兩岸學術交流與互動之政策仍值得肯定與推廣。本文透過建構 主義、共同利益與社會資本等理論觀點，並藉由針對學者專家問卷調 查的途徑，據以解讀兩岸學術交流所衍生之特質、趨勢與影響。當前 兩岸僵局難解與統獨矛盾深化之際，學術交流的介面與平臺不僅具有 學術互惠之效果，也能發揮間接政治溝通與對話之功能。對於兩岸學 術交流障礙之排除應是兩岸執政當局應積極改善之措施。此外，落實 學術專業對口的學術交流、提升兩岸智庫交流的層次與內涵、擺脫僵 化的政治性訴求與作為、提升學術專業素質，以及提供更優惠的學術 交流條件與環境，應是兩岸執政當局值得努力的方向。 關鍵詞：學術交流、政策評估、建構主義、共同利益、社會資本「我們將一如既往地繼續鼓勵兩岸人員往來，為臺胞來大陸旅 遊、經商、交流、求學、工作提供更加便利的條件；繼續廣泛 開展兩岸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方面的交流。」1 ──賈慶林 「與臺灣學術界和政治、社會活動人士的多次座談和交流使 人感到，臺灣的知識菁英大多對兩岸關係懷有良善的期待。 …努力建構為兩岸起碼程度的互信和較多良性互動所必須的 那種氣氛、思維和有關機制。」2 ──時殷弘
壹、前言
兩岸學術交流十餘年來發揮促進相互了解、提升專業研究水準與 影響決策的效果。儘管其成效有限，且存在交流之實質障礙與阻力， 但持續兩岸學術交流與互動之政策仍值得肯定與推廣。本文採政策評 估的途徑，試圖以建構主義、共同利益觀點與社會資本等概念，論述 兩岸學術交流的問題與癥結。同時，藉由實際參與兩岸學術交流的學 者專家之問卷調查，透過交流政策相關利害關係人集體意識的呈現， 解讀兩岸學術交流所衍生之特質、趨勢與影響。 為了具體呈現兩岸交流的現況、互動成效、問題癥結、影響衝擊 與未來發展，本文採取政策評估(policy evaluation)觀點，藉由學者專 家的集體智慧與經驗，系統性檢視與評價十多年來的交流成效。有鑑 於兩岸交流涵蓋範圍相當廣袤，而涉及的問題層面也糾葛繁複。因 盛若蔚，〈首都各界舉行江澤民同志「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 鬥」重要談話發表十週年紀念會〉，《人民日報》，2005 年 1 月 29 日，版 1-2。 時殷弘，〈歷史性和戰略性耐心開展兩岸關係〉，《中國時報》，2001 年 12月 6 日，版 11。此，本文的研究範疇以兩岸學術交流為標的，一方面學術交流領域範 疇清晰較易聚焦，另外一方面學者專家本身亦是學術交流的實質參與 者，以其專業知識、親身經驗更能直指問題核心而能有效加以評估。 就以兩岸交流的情境而論，學者寇克斯(Robert Cox)就強調指出， 社會結構是主體間互動的結果，是社會建構而成的，而主流理論所謂 諸如「國家」、「主權」等既定因素實際上也是歷史與社會力量所建 構的。3從此一角度來看，政策問題根本無法客觀地存在與維持意識形 態的中立性。易言之，傳統政策評估從政府角度出發，強調一套客 觀、中立的測量模式，很難充分回應實際問題的完整風貌。因此，傳 統理論的基調乃是以國家為主體的權力運作關係，這些主流理論也易 淪為「總是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所服務的」。4用當代批判理論大師哈 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說法，就是那些占主導地位的統治群體， 力求通過控制與操縱基本社會觀點背後意識形態的假設，以確保他們 自我的權力與利益。因此，往往官方主導的分析報告或評估研究，成 為某種意識操弄的產物，造成整體社會的「系統性的扭曲溝通」。5本 文採取建構主義的立場，強調兩岸學術交流乃是政策利害關係人（包 括政府官員、學者專家和研究生）相互建構的社會現象，透過問卷調 查的方式，測量學者專家的對各類交流現象的認知、態度與意見，據 以描繪兩岸學術交流的實質風貌。 此外，為了建立一套兩岸學術交流的評估標準，本文採取「社會 資本」(social capital)的規範性理念，作為當前評估各類交流現象的價 Alexander Wendt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7。
Robert W. Cox & Timothy J.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8.
Frank Fischer, Evaluating Public Policy (Chicago: Nelson-Hall Publishers, 1995), p. 209.
值指標，6也是營造雙方「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的具體操作。 基本上，社會資本作為了解社經現象的一種機制，已成為社會科學近 十年相當受矚目的一項研究議題，甚至由於其跨學科的特質，使其逐 漸成為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典範。7就其實質意涵，根據哈佛大學普特 能(Robert Putnam)的說法，「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徵， 例如信任、規範和網路，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 的效率」8。簡言之，社會資本是指社會聯繫，以及相關的規範和信 任；9而世界銀行(World Bank)更具體指出：社會資本乃是「在人們之 間主導彼此互動，並有助於經濟與社會發展之制度、關係、態度和價 值」。10換言之，本文的論述旨趣在於透過共同利益與社會資本的建構 性意涵，區隔政治意識形態的侷限，以及經貿數字的狹隘，為兩岸學 術交流尋找更寬廣的路徑與對話空間。 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有三個重要意義：第一，它把價值判斷和文化納入了 分析的框架之中，使對社會行動者的行為動因解釋更加全面深入；第二，它 希圖把微觀層次的個人選擇與宏觀層次的集體和社會選擇結合在一起的努力 很有開創性和啟發性；第三，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反映了社會科學中一度削 弱和低沉的人本精神的復興。請見李惠斌、楊雪冬主編，《社會資本與社會 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頁 33-34。
Lindon J. Robinson, A. Allan Schmid & Marcelo E. Siles, “Is Social Capital Really Capital?”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Vol. LX, No. 1, March 2002, p. 1.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67.
Robert D. Putnam,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28, 1995, pp. 664-665.
Christiaan Grootaert &Thierry van Bastelaer,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貳、理論觀點
從理論發展的角度而言，以系統性方式評估政策成效方式，在歐 美先進國家行之有年，近年來公、私部門強調績效管理的觀念，政策 評估的分析途徑，更是績效測量的重要憑藉。11然而，政策評估的成 效，取決於評估測量標準與工具的選擇。12因此，評估理論也從早期第 一代實驗室的效率評估，逐漸朝向第四代強調由相關政策利害關係人 (policy stakeholders)所測量、建構的第四代評估。13事實上，第四代 評估其內涵具有相當濃厚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色彩，14其乃指 將社會問題看成個人主觀的社會建構產物，強調不同動機、價值信仰 的政策利害關係人，透過語言與行為互動的結果；換言之，政策問題 與現象乃是對於實際現象的社會建構。15基本上，建構主義論者關注的是「人們如何對世界賦予意義」(how people assign meaning to the
world)，16他們認為學術社群所研究的社會與政治生活，其乃鑲嵌於論 李允傑、丘昌泰，《政策執行與評估》（臺北：元照出版社，2003 年）， 頁 377。 基本上，一項適切的評估工作，必須合乎效率、效能、周延、公平、回應與 適切等多重標準，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發展，評估的標準也有所更迭。請 見丘昌泰，《公共政策：基礎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 年），頁 402-403。 同註 12，頁 412。第一代評估者角色為技術人員(technician)，主要活動為 「測量」；第二代評估者角色為描述者(describer)，主要活動為「描述」； 第三代評估者角色判斷者(judger)，主要活動為「判斷」；第四代評估者角 色為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主要活動為「協商」。 同註 3，頁 1。建構主義的兩個基本原則： 人類的關係結構主要是由「共 有理念」(shared ideas)，而非是由物質力量所決定； 具有目的之行為主 體的身分和利益是由這些「共有理念」建構而成，而非天生固有的。 同註 12，頁 127。
述實務所生產(produced)與再製(reproduced)的社會意義網絡之中。17
在國際政治領域中，建構主義在 1990 年代逐漸發展與具體化，18
尤其是溫特(Alexander E. Wendt)在 2000 年發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
論》(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一書後，建構主義理
論的基本主張才發展成型；因此，溫特可說是國際政治學界對發展建 構主義貢獻與影響力最大的學者。20 溫特認為：國際關係運作是經由國家間相互主觀(intersubjective) 的意涵賦予行動意義；而「相互主觀」乃是建構主義的中心概念，標 示出「理念」(idea)對國際關係運作的重要性。然而，國際關係理念思 維的形成，包括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共同知識(shared knowledge)、價值和規範等，皆是透過國家間（或國際個體間）的接 觸、往來和社會互動過程中，所建立起來的相互主觀意涵，然後依據 此相互主觀的意涵，發展國家間與國際社會中的互動關係。換言之， 國與國之間並非先天就存在衝突、合作或共存的關係，這些關係是經 由相互主觀的互動所建立。21國家經由相互主觀的意涵建立認同與利 益，而持續穩定的相互主觀認同與利益，是形成與建立國際制度不可 少的要件。
Practi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3. 同註 16，頁 13。
Alexander E.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1-425.
同註 3。
鄭端耀，〈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理論」評析〉，《美歐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2001 年夏季號，頁 205。
圖 1 「共同利益」之類型與層次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從世界各國交往的經驗來看，不論是兩個國家或政治實體的交 往，都會涉及雙方之間利益的盤算。以「共同利益」思考應是一個化 解僵局與突破障礙較佳的介面(interface)與平臺，而由「共同利益」也 較易取得共識合作的認同。過去中共與美國的交往，雖有重大意識形 態的歧見，也是從共同利益出發，體現共同利益即是一個重要的交往 原則。日前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就指出：「從 1979 年卡特總統承認一個中國的政策，到我在任期間中國加入世貿，美國 市場向中國貨品開放，你會發現美中兩國的共同利益愈多，彼此接觸 便會增加，彼此也會更了解」22，從柯林頓這段談話中，充分顯示「共 同利益」作為當前國際政治互動重要考量因素之必要性與可行性。 大陸新聞中心，〈柯林頓：扁不宣布臺獨 令人鼓舞〉，《聯合報》，2005 年 2 月 28 日，版 A2。
表 1 兩岸「共同利益」對照表 臺灣利益 大陸利益 共同利益 政治 民主化 漸進民主化 臺灣：高度民主化 大陸：初級民主化 自主性 高度自治 自主的程度差別 主權國家 主權與領土不可分割 （不同政黨概念具差異性） 法制化 法制化 兩岸法律銜接（司法管轄） 軍隊國家化 國防現代化 兩軍關係 免於戰爭威脅 保持對臺獨威懾 和平、穩定發展之兩岸關係 外交 外交承認 一個中國 抽象表述「一中」即可，若有指 涉僅指領土完整性，其他權利如 IMF/WHO，或是出席 APEC， 皆可考慮。臺灣不同政黨主政則 有不同主權概念認知。 擴展空間 國際經濟、文化空間 元首外交 大國夥伴關係 參加國際組織／活動 融入國際體系 經濟 經濟成長與發展 發展是硬道理 雙方發展，互為條件 區域經濟合作 東亞經濟一體化 臺灣成為亞洲共同體一員 球化布局 融入全球化 加速區域全球化進程 能源供應穩定 能源戰略 共同開發能源 農業科技應用推廣 發展集約型農業 農業現代化、農業保護、防疫與 氣象合作 資源保護與利用 開發海洋資源 保護生態環境、提高經濟實惠 產業持續升級 提高產業競爭力 農業互補／合作，提升國際競爭 能力。 社會 社會安定 穩定壓倒一切 社會穩定發展，共同防恐與犯罪 活動。 社會多元 新的社會結構 反犯罪 打擊犯罪活動 反走私 打擊走私 反恐怖主義 反恐怖主義 文化 本土文化保存發揚 代表先進文化 文化保存、教育發展合作與人才 培養 文化多元化 多元文化共同並存 傳統文化存續 弘揚中華文化、教育 優先發展 推動兩岸交流 鼓勵兩岸交流 增進兩岸了解與情感/互信培養 類目 利益
軍事 獨立自主 積極防禦 保持和平發展，不希望戰爭破壞 建立互信機制。 避免戰爭 和平與發展 避免誤判 危機處理／預警 自我防衛能力 威懾／反威懾能力 報復能力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就「共同利益」的類型而言，依政治屬性可區隔為非政治、低政 治與高政治之層次（請見圖 1）。基本而言，「共同利益」是以非政治 類之「共同利益」作為基礎、介面與平臺，其運作深度與廣度將有利 於雙方了解、增強互信與善意積累，並有助提升至「低政治」層次互 動。換言之，一個具長期敵對意識政治主體之交往過程，「共同利 益」是不可能由「非政治」跨越至「高政治」層次一步到位，唯有漸 進式的發展與良性互動積累，才有可能實現交往、對話與和解的目 標，以及達到「高政治」階段「核心利益」的共識。此外，將不同層 次與類型利益做區隔，就可知利益運作之順位與優先性，一旦積累較 多之善意，便易建立雙邊的互信關係與政治氛圍的改善，進而有助尋 求交往層次的突破。 事實上，「共同利益」所體現的是雙方共同的實際問題，藉著互 惠與共享從而提升雙邊之政經福祉與安全。在兩岸「共同利益」架構 下，有關經濟、社會、文化層面之議題多屬低政治與非政治層次，雙 方共同利益與交集點亦多（請見表 1）。「共同利益」的運作與互動不 僅有利鞏固與培養互信基礎，亦是雙方當前突破僵局較可行之方案。 因此如何先落實非政治與低政治層次之「共同利益」，應有助兩岸關 係之緩和。明顯的，兩岸學術交流應列為非政治性之「共同利益」， 其對兩岸關係發展與運作與互動皆具實質的影響力。儘管如此，兩岸 共同利益的認知，將因臺灣不同政黨執政而有差異性，尤其是涉及主 權的「高政治」核心利益，將最具爭議性與關鍵性。
此外，一個具有回應性與實效性的兩岸交流政策，除了營造「共 同利益」良好互動氛圍，更應在克服許多交流機制運作的障礙，尤其 是經濟學所謂的「集體行動的困境」23。一般而言，集體行動的問題在 於成員短期的自我考量下的抉擇，以及大多數群體長久的共同利益之 間，是否具有其他不同的行動課題。更簡要地說，這個集體行動的問 題就是一個克服自私的誘因，以達成相互利益結果的問題。24基本上， 近年來「社會資本」概念的倡議，即在作為政治、經濟與社會等方面 之集體行動困境的解決方式，當然也可作為突破兩岸交流困境的思維 途徑。 面對此項集體行動的困境，印第安那大學歐斯壯(Elinor Ostrom) 教授和她韓裔同僚安度勁(Toh-Kyeong Ahn)從社會資本的角度，提出 以「信任」、「互惠」與「網絡」為核心意涵的「第二代集體行動理 論」(the second-generation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架構，作 為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行動方案（請見圖 2）。她們認為，集體行動困 境的癥結在於「信任」的變數，也就是說，缺乏信任即使得個體與集
體之間無法有效連結，而產生集體行動的困境。25歐斯壯和安度勁進一
奧爾森（Mancur Olson）在 1965 年出版《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一書，他指出個人從私利出發，常常不是致力於集體的公 共利益，個人的理性不會促進集體的公共利益；因此，這項集體困局的形成 乃在於一個具有共同利益基礎的群體，其個別成員面對共同利益和每個成員 個人利益的潛在衝突。請見 Mancur Olson 著，董安琪譯，《集體行動的邏 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4 年）。
T. K. Ahn & Elinor Ostrom, “Social Capital and The Second-Generation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2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st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ugust 29-September 1, 2002), p. 8.
Elonor Ostrom & T. K. Ahn, eds., Found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003), pp. xvi-xxiv.
步說明，信任的發生在於兩項變數的影響：其一是「制度」（正式與 非正式的規則）、「網絡」（互動）與「值得信任感」等社會資本的 形式影響信任的程度；其二，環境的系絡變數對信任的影響，包括直 接與間接對集體行動的衝擊。26簡言之，兩岸學術交流的互動網絡、對 等互惠的概念，以及建構持續性的信任關係等，不僅是社會資本的構 成要素，也是雙方克服傳統政治無限上綱產生之「零和賽局」(zero-sum game)的重要關鍵。因此，學術交流的持續與擴大更是累積雙方 社會資本共創雙贏的共同指向，而「信任」、「互惠」與「網絡」等 概念更成為評量學術交流成效的重要內涵。 圖 2 第二代集體行動之變項架構
資料來源：Ostrom & Ahn, 2003: xvii。
實質上，根據前述社會資本的描述可將其區分為「內容」與「層 次」兩個構面，整合成為一個描繪社會資本的架構（請見圖 3）。
首先，在「內容」方面：根據阿佛(Norman Uphoff)的研究，社會 資本在內容可分為兩種型態，即「結構性社會資本」(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與「認知性社會資本」(cognitive social capital)。27前者是指
一些相對較為客觀、外顯的社會結構，包括網絡、社團、制度與具體 的規則等，例如：雙方交流管道、共識協議、互訪團體和合作組織都 屬於此種型態的社會資本；至於後者，則意指一些較為主觀、抽象的 元素，包括一般普為接受的態度、行為規範、共享價值、互惠與信任 等，皆屬於此種認知性的社會資本。 其次，在「層次」方面：過去有關社會資本的研究領域相當廣 泛，基於其研究的範疇(scope)或分析的單元(unit)又可區分為「個體」 (micro-)、「中介」(meso-)、「總體」(macro-)等三個層次。 第一，在「個體層次」中，乃指個人和家計單位所構成的水平性 網絡，以及存於這些網絡中的規範與價值，例如普特能在義大利所進 行的區域政府績效的研究，有關閱報、投票習慣與公民意識的調查， 基本上都是以個體層次作為觀察單元的。28 第二，在「中介層次」中則以人群之間的水平與垂直的關係為觀 察單元；換言之，在此層次著重在將不同個體或群體的關係視為一個 整體，例如地方社團的區域性特質、社區研究或政府、企業的組織型 態等，都是屬於中介層次的研究重點，例如世界銀行有關第三世界貧 窮的問題研究中，多以區域、村落、社區或族群為研究單元即為著名 案例。 第三，在「總體層次」上，特以某種制度或政治環境作為背景， 以為觀察總體的社經活動或治理機制，例如奧爾森的集體行動模式的 研究，29以及福山(Francis Fukuyama)有關文化因素（如信任）對政治
Norman Uphoff, “Understanding Social Capital: Learning from the Analysis and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on,” in P. Dasgupta & I. Serageldin, eds., Social Capital: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0), pp. 218-221.
同註 8。 同註 23。
經濟影響的探討，都是屬於此一層次的研究個案。30
圖 3 社會資本的類型與範圍
資料來源：Grootaert & Bastelaer, 2002: 4。
此外，一般將社會資本區分三種主要形式(types)：31
內聚式(bon-ding)社會資本：一般指強烈的結合(strong bonds)與社會凝聚(social
glue)的特質，例如家庭與族群內部成員； 跨接式(bridging)社會資
請見福山先後兩本著作：李宛蓉譯，《誠信：社會德性與繁榮的創造》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臺北：立緒文 化，1998 年），以及張美惠譯，《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臺北：時報文化，2000 年）。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Unit (PIU), Social Capital: A Discussion
本：指涉一種微弱、鬆散，但卻是跨接橫越式的聯結成為一項社會潤 滑(social oil)的特質，例如不同族群的結盟、工商協會、朋友的朋友 等； 貫聯式(linking)式社會資本：強調不同權力層次或社會地位的聯 結，例如政治菁英與基層大眾的聯結或是不同社會階級的結合。基本 上，這些不同形式的社會資本也導致不同的經濟與社會結果，例如， 內聚式社會資本對組織內部成員的安全保障與利益維護最為重要；相 對地，跨接式社會資本則對組織或成員本身尤為重要；至於，貫聯式 社會資本對於階級的衝突與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緊張關係，皆有一定程 度實質整合的作用。然而，就異質性或是較具敵對意識的團體之間而 言，無論是謀求共同利益或投資雙方的社會資本，跨接式社會資本的 便是一種異中求同取得最大公約數的形式，同時也是當前兩岸學術交 流所必須關注的實質內涵。 爰此，社會資本不僅被視為「膠合劑」(glue)，也是一種「傳動 器」(gear)32；同時更應該被當作一種「政治中立的加乘器」(politically neutral multiplier)33。也就是說，當前兩岸綿密的互動交流，社會資 本所具有的加乘性媒介作用(mediating agency)的本質，乃是當前其受 到理論與實務關注的主因，更是兩岸學術交流現存困境的突破點。同 時，要讓社會資本在兩岸交流中發揮「政治中立的加乘器」的作用， 端賴其作為中立介面的本質以隔離政治因素的干預，透過「膠合」作 用使得集體行動得以產生，再藉由「傳動」的機制使得集體行動與彼 此「共同利益」予以接軌發揮作用，進而建立雙方良性、互惠的實質 關係。
Anirudh Krishna, “Enhanc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mocracies: What is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5, No. 4, 2002, p. 439.
參、政策比較與交流發展
自我政府於 1987 年開放大陸探親後，兩岸學術交流活動亦在政府 支持下陸續推動，兩岸學人參訪與研討活動亦絡繹於途，兩岸雙方互 動人數逐漸增加。特別是兩岸學術交流在雙方的互動運作中亦扮演日 益重要的角色。就比較觀點而言，兩岸學術交流政策比較具有下列特 質：一、臺灣採「去鬆來緊」原則，大陸採「來鬆去緊」原則
政府部門對臺灣學生赴中國大陸求學，或是學者赴中國大陸交流 並無限制措施。雖然早期公教人員尚須審批，但近年來僅須辦理核備 手續便可逕赴大陸地區進行學術交流活動。不過，對於中國大陸學者 赴臺灣進行學術交流活動，政府當局政策似趨保守，影響交流的頻率 與廣度。儘管如此，學術交流仍是兩岸各項交流互動最為寬鬆之領 域。 中國大陸方面，雖對臺灣學人學術交流入境採較寬鬆的政策，但 是對往訪次數較多或較具政治敏感性之團體、個人則採取管理措施 （如行前 附詳細行程 、聯絡單位 與個人署名 ，或否決其入 境之許 可）。筆者訪談資料顯示，一位傾向支持民進黨之學者即長期無法取 得中國大陸入境之許可。342004年總統大選後政治色彩傾向執政黨之 學者，赴中國大陸進行學術交流即有相當大之阻力。 作者深度訪談所獲訊息。圖 4 中國大陸學者來臺參訪手續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此外，中國大陸學人赴臺交流之審批則頗嚴格與繁瑣，其中不僅 涉及政治審查、研討主題與邀訪單位之考量，更須面臨層層之官僚程 序批轉，以及「國臺辦」交流審批核可（請見圖 4）。換言之，儘管中 共基本上採取鼓勵學術交流之政策，但是對本身交流成員之掌控、政 策與論點之約束，以及赴臺期間的政治紀律，皆有較嚴謹之要求。35
二、制定法規規範學術交流活動
兩岸學術交流法規主要在於規範交流活動之申請程序、操作方法 與注意事項，進而促使交流活動與秩序得以維繫。基本而言，兩岸在 1980年代末、1990 年代初期相繼制定涉及學術與人員交流之法規，臺 灣方面法規多為規範性與政策性之內涵為主；中國大陸方面之法規則 較多政治顧慮與考量，反映其對兩岸交流之防衛心態。 為改善兩岸互動與交流法制規範落後於現實的問題，政府於 2003 年 10 月完成《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修訂的三讀程序。 其中有關文教部分包括：就兩岸學校交流合作、締結姐妹校及簽訂協 議的行為採申報異議制規範。此外，針對臺商子女教育、教師權益與 大陸出版品來臺銷售、展覽與觀摩亦修法納入規範。36三、採取鼓勵與促進措施，但程度與型態有別
針對兩岸學術交流，兩岸政府當局皆採取鼓勵與促進之措施，37其 中包括相互邀訪、提供交流機會，以及促成交流的領域的擴大與深 化。38不過，在運作過程中，我國政府大陸事務委員會提供經費獎助、 設立「中華發展基金」。推動兩岸學術交流，以及獎助兩岸學人互訪 法務部調查局，〈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對臺工作的通知〉，《中共對臺 工作研析與文件彙編》（臺北：法務部調查局，1999 年），頁 94-102。 蔡英文，〈兩岸文教交流政策與工作方向〉，《政府大陸政策重要文件》 （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4 年），頁 120。 袁祖德，〈海基海協兩會多多交流〉，《經濟日報》，1989 年 11 月 21 日， 版 11；行政院陸委會，〈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第四各部內關於大陸 公民赴臺進行經貿交流等活動的暫行規定〉，《大陸工作參考資料》（臺 北：行政院陸委會，1998 年），頁 123-127。 人民出版社，《中國教育年鑑（1988）》（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頁 313。與教學，皆發揮促進兩岸學術交流的積極角色。39此外，臺灣民間基金 會與團體亦提供頗為豐沛的學術交流機會與資源，促成雙方交流的實 質進展。40不過，由於近年經濟景氣衰退與孳息不足，獎助兩岸學術交 流之民間組織運作即呈現弱化之勢。 中國大陸推動之學術交流活動多由官方所主導，也由於中國大陸 民間社會的相對弱化和涉臺問題的政治敏感性，因此涉臺問題之學術 交流動多是由官方所操控，其運作之鬆弛或取向，亦深受兩岸關係敵 對程度影響。換言之，一旦兩岸政治敵對態勢升高，勢必降低學術交 流層次與規模；反之則基本採取鼓勵之態度。
四、賦予學術角色與功能定位不同
基本而言，臺灣地區在政治民主化發展背景下，學術之定位與功 能較強調多元化與中立性。其中雖不免仍有學術為政治服務之現象， 但是近年來無論是學術研究之論證或是素質之提升，皆有明顯之進 展。以「中國研究」學門為例，基本上已由過去官方主導教條式的批 判，逐步轉化為自主性較高的學術探討與對話；學術研討與政策論爭 亦包容不同黨派與統獨議題。 然而，中共的「臺灣研究」學門則較具政治立場，對臺問題專業 的學術研究仍屬有限。基本上，中共將對臺學術定位為「為政治服 務」之角色。這可由其論文之政治色彩與立場不脫「一國兩制」的基 調可知。中共歷年對臺部門召開之兩岸學術研討會為例，其作為政策 辯論與創意的空間仍相當有限。 中華發展基金，《中華發展基金年報（1994-1998）》（臺北：中華發展基 金，1998 年），頁 3；中華發展基金，〈陸委會公布第二屆兩岸交流民間團 體優良事蹟一覽表〉，《兩岸文教交流簡訊》，第 12 期，1998 年 7 月 1 日，頁 8；張京育，《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簡介》（臺北：行政院陸委會， 1997年），頁 17、20-21。 同註 39，張京育，《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簡介》，頁 9。根據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之資料顯示，核准中國大陸地區 人民來臺從事文文教活動主要包括：文教活動、大眾傳播、科技研 究、產業交流、傳習民族藝術、民俗技藝、宗教活動、衛生活動、法 律活動、地政或營建活動，以及體育活動等人士。基本而言，兩岸學 術交流呈現持續增長之趨勢，不過 2003 年由於 SARS 疫情擴散衝擊， 以及去年臺灣總統大選政治因素之影響，導致學術交流出現階段性衰 退之局面（請見圖 5）。 圖 5 中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文教交流活動統計（季度）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陸委會統計資料。41
肆、調查方法與實證分析
一、調查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調查對象主要為「中國研究學門」相關專業人士。鑑於過 各季統計數據，請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5 年 02 月 20 日，<http:// www.mac.gov.tw/index1.htm>。去對中國大陸相關研究經驗顯示，中國大陸學人普遍對問卷調查仍存 有相當戒心，也因而未能完全依自由意志作答。即使在中國大陸當地 完成問卷調查，其分析顯示的信度與效度也相當有限，因而本研究排 除針對中國大陸學人之問卷調查。故本次調查研究之對象主要是臺灣 地區參與兩岸學術交流之學者、專家與研究人員。 在調查抽樣方面，由於學者專家群體誠屬少數，且不似一般抽樣 母群之分散與均勻之特質，加上樣本空間選取上相當受到地域、價值 與文化上之限制，故以立意或判斷式抽樣法(purposive or judgment sampling)取代一般常見的隨機抽樣；同時，本研究採取此項非機率抽 樣(non-probability sampling)模式基本上乃是以國內中國研究學門之 人才資料庫為主，抽樣對象涵蓋地域、研究領域、學術背景，以及文 化的多元性，雖不能完全代表兩岸學術交流的實質內涵，但其意見當 可反應當前交流的現象與內涵。 本研究問卷設計完成後進行問卷試測，根據試測結果進行信度 Cro-nbach’s 的一致性檢定，並藉由結果修正問卷內容，以增加問卷精確 性。本研究採郵寄問卷方式，共計發出 145 份問卷寄送給樣本對象之 學者專家，在為期二周的問卷調查時間，回收問卷總數為 103 份，回 問卷收率約 71.03%；經篩選刪除信度、效度不佳之問卷，實得有效問 卷為 100 份。本於受訪對象之專業立場，針對部分受訪者迴避或漏答 部分問題，但無礙於調查結構完整性之問卷，顧及意見取得之不易與 多元，故採統計方面「遺漏值」(missing data)處理方式，讓每份問卷 的意見皆可彙整於整體統計數據之呈現。
表 2 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基本資料 分 析 說 明 性別 男性(77%)；女性(22%)；拒答(1%) 年齡 30歲以下(10 %)；31-35 歲(5%)；36-40 歲(17%)；41-45 歲(24%)； 46-50歲(19%)；51-55 歲(18%)；56 歲以上(6%)；拒答(1%) 族群 閩南(34%)；客家(11%)；外省(53%)；原住民(0%)；拒答(2%) 學歷 大（專）學(5%)；碩士(26%)；博士(68%)；拒答(1%) 職級 研究生(9%)；講師(7%)；助理教授(19%)；副教授(25%)；教授 (29%)；其他(9%)；拒答(2%) 學術交流年資 1年以下(4%)；1-3 年(15%)；4-6 年(24%)；7-9 年(13%)；10 年以 上(41%)；拒答(3%) 每年赴大陸次數 1次以下(43%)；2-3 次(40%)；4-5 次(9%)；6-7 次(4%)；8 次以上 (2%)；拒答(2%) 每次交流天數 1-5天 (16%)；6-10 天 (63%)；11-15 天 (13%)；16-20 天 (3%)； 21-25天(2%)；26 天以上(1%)；拒答(2%)交流團體規模 單獨 1人(25%)；2-5 人 (41%)；6-10 人(38%)；11-15 人(24%)；16-20 人(18%)；21 人以上 (20%) 學術交流形式 研討會(79%)；短期講座(16%)；參觀訪問(84%)；蹲點研究(20%)； 長期教學(0%)；其他(2%) 學術交流區域 華 南地區(50%)；華中地區(65%)；華北 地區(70%)；西南地區 (8%)；西北地區(8%)；其他(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從表 2 受訪學者專家的個人資料分析可知，基本上從事兩岸學術交 流超過 10 年者占多數約有四成一，4-9 年者約占三成七，顯示受訪者 投入學術交流已有一定時間。而在每年赴中國大陸交流次數上，一次 以下者約有四成三，2-3 次者也有四成，顯示多數從事學術交流之學者 專家，有八成左右每年赴中國大陸次數在 1-3 次之間。同時，每次赴中 國大陸停留時間在 6-15 天之受訪學者專家接近八成左右。此外，從受 訪者交流的規模而論，小團體（2-5 人和 6-10 人）的交流方式乃是目 前常見的組成型態；獨自成行或較大規模交流（10 人以上）的組隊方 式，反而並非這些受訪學者專家的主流模式。
從調查資料顯示，目前臺灣地區赴中國大陸學術交流方式以「參 觀訪問」(84%)和「研討會」(79%)居大多數，比例約在八成上下；而 「蹲點研究」(20%)和短期講座(16%)等較具紮根意涵的交流方式，也 逐漸形成一定規模。而在交流區域方面，華北(70%)、華中(65%)和華 南(50%)地區仍為主流，而這些以北京、上海和廣州等都會為中心的交 流區域，基本上是臺灣方面學術交流絡繹往返的重要路徑。明顯地， 臺灣地區學者專家對中國大陸的西南、西北等區域的互動仍屬有限， 也是極待開發耕耘及交流資源再分配的地區。
二、調查結果分析
學術交流的發展與評估 對於兩岸學術交流發展與評估，本研究以態度量表分為「交流現 況分析」、「交流現況評估」和「交流前景評估」三個構面進行調 查。 首先，在「交流現況分析」方面，學者專家多持正面肯定的看 法。在問及自從兩岸開放交流以來雙方互動的狀況，有九成八的受訪 學者專家認為互動情況良好（包括填答「非常良好」、「良好」與 「普通」選項者）；同時，進而問及透過學術交流是否助於雙方認知 了解，調查分析的結果更是所有受訪者全體一致贊同。惟在進一步探 詢兩岸交流對雙方實質了解程度時，雖有八成七七的多數仍維持肯定 態度，但也有一成二二的受訪者卻認為雙方「不太了解」。 其次，在「交流現況評估」方面。整體而言，數據顯示學者專家 對交流現況尚屬滿意，有五成八二的受訪者是對交流現況表示滿意 （包括「非常滿意」和「還算滿意」）。但是，也有接近三成的受訪 者持中間保留立場，甚至有一成二二的受訪者表示不滿意現今的交流 現況。 進一步對交流現況以「對等」、「互惠」及「信任」三個層面進 行剖析。基本上，有五成六一的比例同意（包括「非常同意」和「同意」）雙方交流是在「對等」的基礎上，但也約有二成左右的受訪者 認為雙方並未站在對等、公平的立場進行交流。而在「互惠」層面 中，只有 3.1%的受訪者不認為交流是互蒙其利的行為；換言之，就多 數受訪者而言，學術交流產生的互惠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再者，交流 互動是否產生「信任」關係，約有半數受訪者認為如此，有三成二七 表示「普通」的持平看法；相反地，也有 17.3%的比例不太同意交流已 逐漸產生信任關係。 最後，在「交流前景評估」方面，有八成九（包括填答「非常良 好」、「良好」與「普通」選項者）的受訪者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 顯示多數學者對學術交流的前景相當看好。但是，問及雙方交流是否 可以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只有一成八四的受訪者樂觀認為政治因 素不影響政治因素影響。相對地，卻有接近六成的學者專家表示否定 態度，這也是表 3 評估量表中唯一出現負面看法的題項，某種程度也反 映在兩岸學術交流中「政治因素」顯然仍是關鍵因素。
表 3 兩岸學術交流評估量表 評估構面 態度量表比例(%) 平均 數 標準 差 非常 有些 普通 不太 極不 交流現況分析 交流互動狀況「良好」與否 5.0 58.0 35.0 2.0 0 2.34 0.61 交流增進了解之「助益」程度 58.6 39.4 2.0 0 0 1.43 0.54 交流產生實質「了解」程度 6.1 70.4 11.2 12.2 0 2.30 0.76 交流現況評估 交流現況評價（「滿意」程度） 3.1 55.1 29.6 11.2 1.0 2.52 0.93 雙方為對等交流（「同意」程度） 15.3 40.8 23.5 18.4 2.0 2.51 1.03 雙方為互惠交流（「同意」程度） 36.7 49.0 11.2 3.1 0 1.81 0.76 交流呈現信任關係（「同意」程 度） 7.1 42.9 32.7 17.3 0 2.60 0.86 交流前景評估 交流排除政治影響（「同意」程 度） 3.1 15.3 22.4 53.1 6.1 3.44 0.80 交流未來前景（「樂觀」程度） 7.0 59.0 23.0 10.0 1.0 2.39 0.78 說明： 評估構面中引號（即「」），為態度量表的測度詞，如：非常「良好」。 態度量表中數字乃為選填該選項答案之受訪者人數百分比。 「平均數」是指該項問題在量表之統計平均數。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學術交流的問題與癥結 在兩岸學術交流存在之障礙因素探討中，臺灣方面「政治因素」 及「經費限制」等問題，其在受訪者態度量表平均值分占前二位，其 中在「政治因素」中有七成八八的受訪者認為「有影響」或「非常有 影響」，顯然政治因素的干預，以及長期兩岸隔閡造成的歧視與偏見 等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念不同，是臺灣方面推動學術交流最大的障礙。 相對於「政治因素」的複雜性，「經費限制」作為主要障礙因素就相 當明確，相關單位如欲提升交流現況，以此切入不僅容易取得成效， 其邊際效應也極為樂觀。然而，目前交流資源的挹注仍以政府資金為 主體，因此政府的態度與政策則是其中另一種問題的癥結。
其次，「法令規章的限制」、「作業程序繁複雜亂」與「政府當 局刻意刁難」分占臺灣地區兩岸交流問題之第三、四和六名，其共同 的特色都是指向政府的態度與作為。比較筆者在 2000 年所進行相同的 調查，「（臺灣）政府當局刻意刁難」反而是諸項問題之末，42再連結 前述以政府資源為主的「經費限制」問題，顯然政府及行政當局應密 切關注此項發展趨勢。 圖 6 兩岸學術交流障礙因素之比較 陳德昇、陳欽春，《兩岸學術交流發展之評價：累積互信與政策意涵》（臺 北：遠景基金會，2002 年），頁 38。
相較於臺灣方面的學術交流障礙，受訪的學者專家對中國大陸方 面的交流障礙因素感受甚深，特別是「政治因素」(4.52)、「法令規章 的限制」(4.30)、「（大陸）政府當局刻意刁難」等三項，其量表平均 值都接近或超過 4（即「有些影響」、「非常有影響」）以上，較諸臺 灣方面平均值均落於 4 以下，顯示在此一交流障礙問題，受訪學者普遍 認為中國大陸方面所製造的問題程度比臺灣方面明顯較多，也表示中 國大陸方面才是學術交流障礙的製造者。基本上，此項中國大陸方面 交流問題的排序，與 2000 年所進行相同的調查雷同性高，43只是數字 上略有起伏，顯示近四年的交流發展，中國大陸方面的障礙因素仍未 有結構上的改變。 再從圖 6 綜合觀察兩岸交流障礙因素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雙方障 礙因素之排序已逐漸接近，這和四年前同樣調查呈現雙方相當殊異的 問題結構已非同日而語。換言之，「交流區域集中」、「雙方學術落 差」，以及「交流人員重複」等技術性問題都是次要的技術問題，反 而是臺灣方面和中國大陸步調漸趨一致的是，政治、政府和政策都已 逐漸成為干預或阻礙兩岸學術交流的主要絆腳石。 同註 42，頁 39-40。
增進學術交流的措施與方式 交流措施之評估 表 4 促進學術交流措施評估量表 評估構面 態度量表比例(%) 平均數 標準差 毫無 沒有 助益 普通 普通 有些助 益 非常有 助益 環境構面 擴大年輕學者、學生的交流 0 2.0 5.1 54.5 38.4 4.29 0.66 提供獎學金（或研究經費） 0 3.0 7.0 60.0 30.0 4.17 0.68 制度構面 擴大與中國大陸海外學者交流 0 1.0 15.2 58.6 25.3 4.08 0.67 透過民間或第三地的主辦學術活動 1.0 1.0 16.0 56.0 26.0 4.05 0.74 擴大交流區域（如西北、內陸省 份） 0 1.0 17.2 59.6 22.2 4.03 0.66 設立專業學術對口單位 1.0 4.1 13.3 56.1 25.5 4.01 0.81 成立第二軌式之「兩岸學術論壇」 1.0 2.0 17.2 57.6 22.2 3.98 0.76 技術構面 透過電腦網路等科技進行交流 1.0 2.0 23.2 56.6 17.2 3.87 0.75 開放公務員赴中國大陸訪問 1.0 7.0 23.0 53.0 16.0 3.76 0.84 承認大陸學歷 3.0 7.1 24.2 45.5 20.2 3.73 0.97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基本上，受訪學者專家針對學術交流措施的評價，從圖 7 之平均值 誤差曲線圖中，可以依序區分為「環境」、「制度」和「技術」三個 層面。 首先，在「環境」層面而言（請見表 4），可以明顯看出「擴大年 輕學者、學生的交流」(4.29)和「提供獎學金（或研究經費）」(4.17) 為受訪學者專家認為促進兩岸學術交流最為優先的兩項措施。無前者 交流人才難以為繼，無後者交流資源難以成行，兩者都是學者專家認 為促使兩岸學術交流的當務之急，更是基礎紮根工作。顯然，在學者 專家的眼中目前學術交流的瓶頸還是「人」與「錢」的問題。
其次，在「制度」層面上，「擴大與中國大陸海外學者交流」、 「透過民間或第三地的主辦學術活動」、「擴大交流區域（如西北、 內陸省份地區）」、「設立專業學術對口單位」和「成立第二軌式之 『兩岸學術論壇』」等，其在量表平均值都是在 4 左右（即「有些助 益」），顯示這些行動理念獲得受訪者相當的支持，有待轉化成具體 的政策或制度。換言之，透過營造這些創新的學術交流平臺，既可突 破現有體制的僵局，也可積極拓展新的交流模式與資源。 最後，在「技術」層面中，「透過電腦網路等科技進行交流」、 「開放公務員赴中國大陸訪問」或「承認中國大陸學歷」等，都是短 期內透過技術支援或行政程序可付諸實踐的作為。當然，這些「技 術」或「程序」的問題，並不需要複雜的規畫與設計，只在政府當局 的作為與不作為。事實上，四年前相同題目的調查，電腦科技成為穿 透交流氛圍的新思維，當時之受訪學者專家也寄予相當期待，「透過 電腦網路等科技進行交流」選項，以平均值 4.12 成為評價次高的策略 選項。44如今，電腦科技進步一日千里更應成為兩岸交流的重要通路， 然卻未能在實質交流發揮太大作用，這顯示許多非技術層面的問題制 約著科技本身的便利性，而這些措施也逐漸讓本次受訪學者專家對其 產生期待的失落，反而指向「環境」與「制度」這類直指問題核心的 因應措施。 同註 42，頁 42。
圖 7 促進學術交流措施之評價 交流方式效益之評估 在交流方式效益的評價方面，就調查數據顯示「蹲點研究」(4.41) 最為受到學者專家的青睞，認為此為最具交流實質效益的方式。就一 般學理而論，蹲點研究的深耕與務實，的確是探索研究對象的最佳法 門。對受訪的學者專家而言，蹲點研究的應然面當是如此。而在實然 面中，有 20%的受訪者回答採取此項交流方式，相較四年前調查的 9.4%，45顯見學者專家對學術交流的投入與紮根。 此項評價原本具有相當的規範性色彩，「蹲點研究」獲得受訪者 極高的認同即可知，其他包括「交換教授或邀請講座」(4.29)、「交換 同註 42，頁 21。
學生」(4.24)和「兩岸團隊合作研究」(4.23)等，都是具學術意涵的交 流方式，更是從事學者專家在務實交流理念的共同認知。此外，「提 供研究經費」(4.22)、與「提供獎學金」(4.12)等也相對受到學者專家 重視，其指涉豐沛的交流資源與經費來源作為理念與實務的連接，對 於這些多年投入學術交流的人士亦屬意料可及。 值得玩味的是，「參觀訪問」(3.97)和「召開研討會」(3.84) 是受 訪者評價最低的兩項交流方式（請見圖 8），卻是受訪者在個人實際從 事交流方式比例最高的兩種方式，前者有 84%，而後者也有 79%的受 訪者填答此項選項。 此外，相較筆者四年前相似調查，在受訪者交流經驗中各個交流 方式都已有大幅成長，以常見之「參觀訪問」和「召開研討會」的交 流方式，選填者前後四年成長一倍以上（2000 年的調查中「參觀訪 問」為 45.8%，「召開研討會」為 35%），「蹲點研究」的比例也同 樣擴增一倍，而「短期講座」也由 5.9%攀升到 18%。46這也顯示，即 使當前兩岸政治情勢混沌未明，歷經四年學術交流的耕耘，就交流方 式的「數量」而言，倍數成長是可見的事實。但是，在交流「質量」 的提升，上述「蹲點研究」等具有質量提升意涵的方式，雖隨其他傳 統參訪、研討會等方式同樣成長一至二倍，但質與量交流方式在相對 比例結構上，歷經四年卻沒有出現明顯的轉型。 同註 42，頁 21。
圖 8 學術交流方式實質效益之評價 學術交流的影響與效應 邀訪對象的影響力 就學術交流產生的影響與效益的評估方面，交流人員對雙方政府 決策、社會經濟的影響當是不容忽視的一環；此種學術交流產生的 「外部性」(externalities)，通常也是雙方政府制訂交流人員管制政策 的重要參考依據。 首先，針對十類臺灣地區學術交流邀訪的對象，進行其對中國大 陸日後對臺政策影響力的評估時（請見圖 9），受訪的學者專家在複選 題項限制勾選不超過三項前提下，「涉臺研究機構學人」(60.6%)、 「政府官員（或幕僚人員）」(55.6%)和「臺辦官員」(45.5%)包辦了 前三名最具對臺政策影響力的人員。不可否認，此三者都是現任直接 或間接掌握政治權力或主管對臺業務的重要成員，其在對臺政策影響 力可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三者官方色彩最淡的「涉臺研究機
構學人」卻是受訪者選答比例最高的選項，超過六成的學者專家認同 其對日後中國大陸對臺政策的影響力，是否意味著這些的涉臺的智庫 或專家，才是真正決策當局判讀對臺資訊的指標人物，值得進一步探 究。 其次，「學科專業人才」(42.4%)與「碩博士研究生」(38.4%)， 前者就純粹學術專業，而後者則是紮根未來，也都獲得受訪者相當比 例的認同，或許這也顯示在對臺政策方面，在政治掛帥的刻板印象 中，專業知能仍具有一定程度受到尊重與考量。反而是「海外學人」 (31.1%)在填選比例上敬陪末座，甚至比不上「地方政治菁英」(34.3%) 的比例，究竟是其留洋歐美國家的立場沖淡其對中國大陸當局的影響 力，或是其實際影響力尚不明顯，還是具有其他原因有待研究。 最後，對照筆者先前的調查，其影響力評價的排序相當接近，其 中「碩博士研究生」相對認同比例大幅增加，也顯示這些中國大陸未 來菁英的潛力也受到學者專家的注意。 圖 9 邀訪對象對中國大陸對臺政策影響力之評價（複選）
臺灣方面交流經費的來源 不可否認，交流資源的多寡與來源，往往影響學術交流的品質與 走向。因此，本研究透過複選題選填的方式，了解受訪學者專家在交 流經費的主要來源。從圖 10 的排序長條圖可知，顯示「陸委會」（如 「中華發展基金」）是臺灣地區學術交流經費最主要的來源，有超過 八成的受訪者都曾在陸委會的經費補助下，進行學術交流。 其次，「國科會」(32.2%)和「教育部」(17.2%)等政府官方提供 的經費，也有相當的比例是國內交流經費的管道，但其比重都難和陸 委會抗衡。當然，「民間團體」(24.2%)和「學校」(10.1%)等非官方 色彩的經費來源，也在有限之交流資源大餅中，逐漸形成一個特有的 區塊。至於，在「其他」(8.2%)選項中，大多數受訪者表示為自行付 費，由於本研究此題項著重在詢問經費「補助」的來源，故而未將 「自行付費」列入選項，但就一般交流經驗所知，未接受補助而經費 自給的人員，比例也不在少數。 再者，從經費補助結構而言，政府官方提供的交流經費仍是主 體，尤其主管當局陸委會更是學者專家指向的交流經費的主要支持 者。同時，陸委會作為交流資源的掌控者，又是相關政策的制定者， 其作為審核經費分配的立場和態度，對兩岸學術交流的品質與走向， 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當然，民間的豐沛資源與活絡的往來與互 動，並未充分反映在學術交流經費的捐輸上，這也顯示民間交流資源 有待開發，從事兩岸交流學者專家除爭取有限的官方資源（分食資源 大餅），更有必要開拓民間豐富的資源（把資源大餅做大）。
圖 10 臺灣交流經費來源之分析（複選） 交流衍生效應之評價 在學術交流的相關發展與衍生效應上，就實際層面而言具有相當 多元與豐富的內涵，受限於問卷調查的問題數量與技術限制，無法對 整體學術交流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諸項層面的衝擊進行全面、整合的 評估。故此，本研究僅就一些在學術交流領域出現的現象，透過學者 專家的意見進行評估，期能對這些交流現象做更為清晰的界定。 首先，學術交流產生的政治、社會外溢效果方面，有九成八的受 訪者認為對學術交流的確會產生相關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效應。事實 上，學術交流除了在既有學術領域的實質作用外，透過學術交流的意 見溝通與互動，使其產生相關的附加價值，也是從事交流的學者專家 企盼的事實；當然，對於基礎意涵之學術交流的投資，進而產生社會 各層面的擴散應用效益，也是政府、企業、民間與學校在資源運用上 必須關注的層面。
其次，在兩岸學術交流過程中，是否出現交流資源被少數壟斷的 現象，有超過七成的受訪學者專家同意此項說法（包括「同意」與 「非常同意」）。相對於持「不同意」看法（包括「不同意」與「非 常不同意」）的少數意見（臺灣為 8.0%，中國大陸為 14.3%），從數 據分析的意義而言，大多數學者專家證實兩岸間的確存在交流資源被 壟斷的事實。 至於，中國大陸方面的交流人員是否出現以交流之名進行來臺觀 光之實，有五成八的受訪者認同此一事實，相較於一成五不同意的比 例，雖然未如前述幾個題項般的態度集中，但是贊同此一說法者接近 四倍於反對者，某種程度顯示此項問題確實存在。此外，就學術交流 經驗是否呈現質、量失衡的發展趨勢，還是有超過五成的受訪者同意 此一現象，相較於一成七二持相反看法的比例，基本上多數受訪者還 是希望隨著兩岸交流數量的增加，也能帶動交流品質的有效提升。 最後，隨著政黨輪替後，政府大陸政策的氛圍也出現相當的轉 變，是否也會造成雙方學術交流的實質影響，從本題項問及「臺灣政 府當局在雙方學術交流扮演關鍵的角色」的看法時，有 56.2%的受訪者 同意此種說法，相對於 15.3%的反對意見，也說明了政府當局的基本態 度與價值，會對學術交流產生相當的衝擊。
圖 11 交流衍生效應之評價 表 5 學術交流衍生效應評估量表 評估項目 態度量表比例(%) 平均數 標準差 非常不 同意 不太 同意 普通 有些 同意 非常 同意 學術交流具有政治社會外溢效果 0 2.0 11.0 48.0 39.0 1.76 0.73 臺灣交流資源被少數壟斷 1.0 7.0 21.0 52.0 19.0 2.19 0.86 中國大陸交流資源被國臺辦系統壟 斷 1.0 13.3 16.0 56.0 14.0 2.31 0.91 中國大陸許多人假交流之名行觀光 之實 2.0 13.0 27.0 44.0 14.0 2.45 0.96 交流「數量」提升，「品質」未能 改善 0 17.2 28.3 50.5 4.0 2.59 0.82 臺灣當局在學術交流扮演關鍵角色 0 15.3 28.6 32.7 23.5 2.36 0.4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伍、結論
本文針對臺灣地區「中國研究學門」相關學者專家進行問卷調 查，希望透過這些實際從事兩岸學術交流的專業代表，為十多年來學 術交流的成果進行評斷。雖然本次研究問卷發放與回收的數量並非具 備統計分析精確之要求，然而相關專業學者專家的群體數量本屬有 限，藉由其具效度與信度的意見表達，對於兩岸學術交流的現況、發 展、問題癥結與影響衝擊進行相關的了解與評估。同時藉由相關政策 意涵題項的梳理與分析，也可作為政府當局、交流資源的分配者，以 及從事學術交流的人員的參考。 本文實證分析重要發現如下： 第一，在「交流現況分析」方面，所有的受訪者認同學術交流有 助於雙方認知與了解；有九成八的受訪學者專家認為互動情況良好； 同時，也有八成七七認為交流產生相互了解的實質效果。 第二，在「交流現況評估」方面，有五成八二的受訪者對交流現 況表示滿意；有五成六一的比例同意雙方交流是基於「對等」基礎； 有八成五七的受訪者認同交流是「互惠」的行為；而有五成學者專家 同意雙方交流建立了「信任」關係。 第三，在「交流前景評估」方面，六成五的受訪者抱持樂觀的態 度；但也有六成的學者專家表示學術交流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 第四，在「交流障礙因素分析」方面，臺灣以「政治因素」、 「經費限制」和「法令規章的限制」等問題分占前三名；而中國大陸 方面則以「政治因素」、「法令規章的限制」和「（中國大陸）政府 當局刻意刁難」三項問題為首；同時，就量表程度比較上，中國大陸 方面的問題嚴重性明顯高於臺灣。 第五，在「交流措施評估」方面，明顯呈現「擴大年輕學者、學 生的交流」和「提供獎學金（或研究經費）」為學者專家認為最具實 質效益的交流措施，顯示交流瓶頸還是「人」與「錢」的問題。第六，在「交流方式評估」方面，「蹲點研究」的實質效益最受 學者專家的肯定，而「交換教授或邀請講座」、「交換學生」與「兩 岸團隊合作研究」也是務實交流重要方式。反而效益評價最低的「參 觀訪問」和「召開研討會」，卻是受訪者目前最常使用的交流方式。 第七，在「邀訪對象影響力」方面，「涉臺研究機構學人」、 「政府官員（或幕僚人員）」和「臺辦官員」為前三名中國大陸方面 最具對臺政策影響力的人員。 第八，在「交流經費來源分析」方面，顯示政府官方仍是臺灣學 術交流的主流，其中有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表示曾在陸委會經費補助下 進行學術交流。 第九，在「交流發展與效應」方面，有九成八的受訪者認為學術 交流的確會產生相關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外溢效果；超過七成的受訪 學者專家同意交流資源被少數壟斷的說法，且為兩岸雙方的共同現 象；有五成八的受訪者贊同中國大陸方面交流人員出現交流之名行來 臺觀光之實的現象；同時，也有超過五成的受訪者同意學術交流經驗 呈現質、量失衡的發展趨勢，顯示隨著兩岸交流數量的增加，未必同 步帶動交流品質的提升。最後，也有五成六二的受訪者同意臺灣政府 當局在學術交流扮演關鍵的角色。 第十，「個人基本資料分析」方面，受訪者從事兩岸學術交流年 資以「10 年者(41%)以及「4-9 年者」(37%)為主。而在赴中國大陸交 流次數上，有八成左右每年交流次數在 1-3 次之間；同時，每次赴大陸 停留時間有接近八成是在 6-15 天之間；至於，交流的規模以小團體 （2-5 人和 6-10 人）的交流方式乃是受訪者常見的組隊型態；在交流 區域方面，顯示華北(70%)、華中(65%)和華南(50%)地區仍為主流。 此外，赴中國大陸交流方式約在八成是以「參觀訪問」和「研討會」 進行，而「蹲點研究」和「短期講座」，也逐漸形成一定規模。
兩岸學術交流成效之良窳，主要的關鍵在於交流網絡的結構與相 互信任的建立，而「網絡」與「信任」這兩項重要的學術交流評估指 標，正是當代社會資本理論闡釋人類社會互動的實質內涵，也是兩岸 營造共同利益的基礎建構。就交流網絡的層面而言，兩岸經過十餘年 的交流互動，儘管雙方政治氛圍時緊時弛，雙方人員往返於途早已構 成綿密的交流網絡，47更形諸於不斷攀升的經貿數據。然而，交流網絡 數量方面的提升，卻凸顯了交流網絡品質的落差，無論是交流區域、 對象、管道或是時間，明顯都出現集中化、淺碟化的趨勢，顯然學術 交流網絡在全面性、深度性的紮根功能，仍有相當的努力空間。此 外，社會資本的制度建構中，強調科層、市場與社會三位一體的互動 網絡型態，48也正是當前兩岸學術交流的努力與資源所要共同匯集的所 在。 就信任的層面而言，雖然大多數受訪學者專家認為雙方學術互動 良好，也產生實質互惠的效果；然而，進一步評估未來交流前景時， 學者專家此時態度卻顯得審慎保留，不論是早已論定的政治障礙，或 根據中國方面統計，截至 2002 年，到過大陸的臺灣居民已逾 2,500 萬人次， 實際到過中國大陸的臺胞約 400 萬人左右；同時，自中國大陸赴臺的人數也 有所增加，從 1992 年為 20 人次，1995 年達到 5,139 人次，截止 2002 年 底，來過臺灣的中國大陸居民約 20 萬人次。請見〈過大陸的臺胞超過 2,500 萬人次〉，《中國網》，2005 年 3 月 29 日，<http://www.china.org.cn/ chinese/zta/440744.htm>。 基本上，社會互動有三種形式，分別是「干涉」(interference)、「相互作 用」(interplays)和「干預」(interventions)，而三種互動模式，也構成當前 三種治理模式(modes of governance)：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共同 治理(co-governance)和層級治理(hierarchical governance)，也分別象徵「國 家」、「市場」和「網絡」（或「公民社會」）的型態，而這種治理模式即 為所謂「制度」，也是社會資本積累與投資的多元網絡形式。請見陳欽春， 《民主治理與社會資本：臺灣地區公民信任實證研究》（臺北大學公共行政 暨政策學系博士論文，2004 年），頁 186-189。
是實質交流呈現之對等失衡等，都顯示雙方交流建立的信任基礎是相 當不穩定的。福山指出信任不僅是社會資本的構成要件或是一種指 標，更是一種先決條件，他認為社會資本就是一個社會中來自信任普 及程度的一種能力。49因此，信任代表著一種社會凝聚與共識的基礎、 一種既存的特定關係，信任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al cost)，信任也 促成的實質「關係」的存在，當然從相反角度而言，成功的關係也產 生信任。50換言之，無論雙方在政治或學術的交流，建立信任關係是消 除磨擦與累積共識的基礎，除了對等、互惠交流的持續紮根，而各項 阻礙交流的政治與非政治因素，也必須有待雙方進一步異中求同、消 除歧見。 建立信任關係，必須從交流人員的主觀意識著手。事實上，建構 主義中「相互主觀」強調集體性，以及兩造之互動與交往，進而產生 認同與利益，此一運作並非單方面認知，而是集體意識顯現與感受， 從而認定是敵或友。海峽兩岸未開放交流之前，存在濃厚敵我意識便 不可能在短期內消解，因此透過學術交流的平臺重建對政治對手的認 知圖象，進而透過「共同利益」與「社會資本」之概念，尋求雙方交 往與著力之槓桿，進而建立互惠與信任的實質網絡關係，不僅有利於 政治對立化解，甚至可以打開集體行動困境下的政治僵局。畢竟，任 何國家的主體與政治領導人，是以追求國家利益為導向，體現共同利 益的原則，應是建構新的政治認知與利益的出發點和關鍵介面，有助 發揮積極與正面的政治效應，並跨越敵友認知盲點。 兩岸學術交流不僅是專業知識的研討與論證，對兩岸而言更重要 的則是感性的認識、情感交流與敵意解消。換言之，透過兩岸學者間 相互往來與互動，較能體現情感認知與雙方政經生態與現實。一位中 國大陸智庫學者訪臺後即表示： 同註 30，福山，《誠信：社會德性與繁榮的創造》，頁 26。 同註 48，頁 164。
「臺灣不能打！每當我走在臺灣街上，看到的都是黑眼睛黃 皮膚的同胞，兩岸若走上戰爭之路，這些同胞何辜！」； 「來臺灣訪問，主要是模擬自己以一個臺灣人的心態，來感 受當地的政經文化。來了臺灣走了一圈之後感受到：如果我 現在是一個臺灣人，在目前狀態下，我也不願意統一」。51 明顯地，兩岸學術交流，尤其是透過互動與認知的過程，較能產 生現實諒解與理解的同情。儘管交流本身無法解化兩岸結構性矛盾， 但作為「非政治」與「低政治」共同利益的積累，仍有助於實現兩岸 「高政治」僵局的化解與政治新局的開創。 就比較觀點而言，臺灣地區提供中國大陸學者從事學術交流的條 件與環境 較為優厚與 便利。尤其 是大陸事務 委員會「中華 發展基 金」、民間團體「夏潮基金會」皆長期提供蹲點研究獎助與服務，對 中國大陸學者了解臺灣貢獻卓著。一位中國大陸法律學者即感性的表 示： 「來臺灣考察，簡直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來了一個月以後，才看得懂臺灣的媒體」。52 反之，中國大陸方面的政府部門並未提供具體之研究獎助計畫， 也未意識到提供獎助性交流的重要性。此恐與中國大陸政治生態、現 實與自信不足有關。事實上，專業的學術研究並不必然事涉政治敏 感，臺灣學者的評估與分析，或能提供臺灣經驗的比較與政策建議， 若能獲良性的回應或採納，將有助於對中國大陸之政治認同。換個角 度來看，過度防衛與疑懼則可能導致政治的疏離和反感。一些臺灣不 同領域專業學者放棄中國研究，恐與中國研究的進入門檻偏高與條件 欠缺有關。 兩岸學術交流雖然仍存在行政障礙、政治干擾、資源限制，以及 以上兩段引言皆為作者深度訪談所獲訊息。 同註 51。
欠缺專業對口交流缺失，但是不同專業領域學者的對話、參訪與蹲點 考察，尤其是涉及中國大陸與臺灣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之實地考察 與論證，皆豐富此一學門的理解、認知與分析層次。此外，透過相互 訪問所建構之情感、友誼與信任之網絡關係，皆有助於學術資訊的交 流和互惠。尤其兩岸長期處於敵對狀態下，形塑敵我意識之深化與消 弭，兩岸學術與人員交流將可產生實質效果。儘管臺灣的中國研究學 者與中國大陸的涉臺系統成員，其對決策具有影響力，但其程度則與 領導者政治信任和專業偏好有關。事實上，近年臺灣國際法與國際關 係學者對大陸決策影響力較大；中共決策者雖較信任官方智庫，但並 不盡然對其表現滿意，因而各領域具專業與國際觀人才，亦頗受決策 階層之倚重。 當前兩岸政治僵局與對立，固是兩岸政治生態與統獨爭議的體 現，但雙方學術交流與功能不彰亦有關。換言之，臺北執政當局對中 共政權性格與中國大陸現實認知仍欠缺理解，中國研究專業領域的見 解亦未到應有的重視。此外，中國大陸涉臺系統在權力體系中弱勢角 色、智庫人才與專業性不足、政治敏感度高、為政治服務取向，皆是 中共對臺政策陷於被動，以及「寄希望於臺灣人民」政策落空的主因 之一。以臺灣近年政治生態重大變遷之南部地區政治發展研究為例， 涉臺系統之研究即欠缺蹲點與長期之觀察和分析，而多走馬看花之訪 臺考察；研究素材多是以報章與座談議論為主，而缺乏貼近現場深度 研究與理解。尤其是涉臺智庫成員不願，甚至不屑學習閩南語之作為 與心態，喪失親和交往臺灣南部民眾之介面，皆是中國大陸當局難以 掌握臺灣政治生態與主流意識的根源之一。 就兩岸學術交流的政策建議而論，兩岸學術交流仍是值得推動與 深化之政策。尤其是當前兩岸僵局難解與統獨矛盾深化之際，學術交 流的介面與平臺不僅具有學術互惠之效果，也能發揮間接政治溝通與 對話之功能。對於兩岸學術交流障礙之排除，應是兩岸執政當局應積 極改善之措施。換言之，簡化繁雜的行政程序與流程、寬籌經費與獎
助優質交流團體與活動皆值得採行。尤其是臺灣民間社會支持兩岸學 術交流弱化的現實下，政府部門更應扮演積極與建設性的角色。此 外，落實學術專業對口的學術交流、提升兩岸智庫交流的層次與內 涵、擺脫僵化的政治性訴求與作為、提升學術專業素質，以及提供更 優惠的學術交流條件與環境，應是兩岸執政當局值得努力之方向。 （收件：2005 年 3 月 14 日，修正：2005 年 4 月 6 日，採用：2005 年 4月 10 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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