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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 2017 年，9 卷 3 期，25- 47 頁

親子遊戲治療在本土的運用

林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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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吳麗雲

摘要

親子遊戲治療在臺灣發展二十多年，如今不僅有專業期刊、專書與個案報告介紹親子遊戲治療，更有許多廣泛運用的研究報告，包含不同類型的兒童、不同型態的家庭，甚至以手足、保育員或教師等角色成為治療師代理人，近期研究更開始以不同視角解析親子遊戲治療。綜觀親子遊戲治療的本土化樣本與研究，筆者以研究探討及經驗分享的方式，摘要介紹親子遊戲治療在臺施行的調整與運用。參與團體方面，須參加十周訓練團體，且每周進行遊戲單元；受經濟及教養觀念影響，而未必能如期參與、配合準備設備與媒材，或執行遊戲單元。而輔導的汙名化，使督導遊戲單元影片，並公開談論親子互動的困擾，讓參與者擔心會被視為失職的父母，而抗拒尋求更多協助。因此協助父母正向轉化求助動機，並增加團體的信任感與凝聚力，使之能安心分享親子互動，同時提高持續參與團體課程及執行遊戲單元的意願。受傳統華人價值觀影響，多數父母教養子女的態度與方法為威權管教，情緒的表達也較西方國家內斂且含蓄；然而，親子遊戲治療旨在訓練父母或其他執行遊戲者學習互動遊戲之技巧，以及透過訓練影響其教養態度。因此在臺灣執行親子遊戲治療團體，要格外注意跨文化的影響，協助父母或其他參與者能透過訓練團體學習情緒反應、重視遊戲互動的經驗。 關鍵詞：親子遊戲治療、本土化的調適 林玉旋* 吳麗雲高雄市楠梓區援中國小（[email protected]）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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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親子遊戲治療

親子遊戲治療是以父母親代替治療師與兒童進行互動遊戲，進而從遊戲中影響親子互動、改善兒童的問題行為並增進親子關係(VanFleet, 1994)。

一、親子遊戲治療之概念與施行

Freud 最早將親子遊戲治療理念帶入治療，透過書信協助父親代為對小翰斯進行治療(Landreth & Bratton, 2006)。1949 年，Dorothy Baruch 建議父母可自行在

家中與孩子進行遊戲，但具體的親子遊戲方式在 1959 年才由 Moustakas 提出，

到了1964 年，Bernard Guerney 才完整確立親子遊戲治療的理論基礎，並提出了

「Filial Therapy」一詞（引自 Landreth & Bratton, 2006, 2-3 頁）。 （一）親子遊戲治療的概念與助益 親子遊戲治療結合遊戲治療的概念與技巧，並選擇父母成為遊戲治療師的代理人，透過遊戲的方式，幫助父母瞭解兒童的主觀世界，以期促使兒童及親子關係從中改變（曾仁美、高淑貞，2005）。因此，親子遊戲治療的訓練課程，不僅教導父母學習親子遊戲治療的態度與技巧，還會適時提供個別化的親職訓練，細膩地教導父母遊戲單元的互動與回應方式（張高賓，2011a；VanFleet, 2011）。進而透過遊戲互動與親子遊戲治療之訓練，使親子關係有正向的影響（李岳庭、陳怡君，2012；曾仁美，2005；鄭如安、藍菊梅，2009）。親子遊戲治療能促進親子關係、幫助父母瞭解兒童的感受、建立接納的親子關係（曾仁美、高淑貞，2005；劉麗娟，2011）。兒童也能透過遊戲與父母互動溝通，並能從中建立自尊與自信、嘗試改善情緒困擾，以及提升情緒辨識能力（張高賓，2013；黃嘉鳳，2010）。當兒童有良好的發展，親子關係也更為親密融洽，能進而影響夫妻關係與家庭功能，改善家庭系統與互動關係，使家庭更有凝聚力、彈性，並使溝通更為良善（李岳庭、陳怡君，2012；Cornett & Bratton, 2014; Wickstrom & Falke, 2013）。

（二）親子遊戲治療的施行目標

親子遊戲治療以訓練父母學習正向的遊戲互動方法為首要目標，當父母能成為遊戲治療師的代理人，就能在遊戲互動的過程中學習用不同觀點看待孩子，使

父母能更接納並了解孩子，進而促進家庭互動關係（高淑貞，1996/1998；Landreth

& Bratton, 2006; VanFleet, 1994）。因此，親子遊戲治療對父母與兒童各有不同目的與影響。

1.父母在親子遊戲治療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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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孩子的洞察；辨別其想法與情緒；學習幫助孩子增進自信、自尊與自我負責；學習兒童中心遊戲治療之原則與技巧；增進孩子對其父母的信任與信心（高淑貞， 1998；Landreth & Bratton, 2006; VanFleet, 1994）。

2. 兒童在親子遊戲治療中的目標

進行親子遊戲治療除了能協助父母增進關係，兒童亦能從遊戲互動中受益，包含下述幾點：兒童能瞭解並充分表達其想法感覺；有自主決定遊戲的進行方式與內容的機會；減少極端依賴或先前困擾的問題行為；發展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技巧；增進兒童的自信與自尊；發展自我保護的行為能力（高淑貞， 1998；Landreth & Bratton, 2006; VanFleet, 1994）。

二、親子遊戲治療之理論模式

親子遊戲治療的理論是根據兒童中心遊戲治療的理論與技術延伸發展，結合個人中心治療的基本原則與兒童中心遊戲治療的技術，針對三到十歲的兒童發展出此治療模式（高淑貞，1998；Landreth & Bratton, 2006）。

（一）親子遊戲治療的模式與現行派別

Guerney（1964）確立親子遊戲治療的理論基礎，並將施行模式分成三階段，

分別為介紹課程與相關概念、實際與兒童進行遊戲單元，以及家長不再需要幫助而結束團體。該理論模式是奠定後續學者擴展親子遊戲治療的重要基礎，其中以 Garry Landreth 擴展 Guerney 的理論與模式，設計出十週模式的親子遊戲治療最為著名（高淑貞，1998）。在後續學者專家延續發展並推廣親子遊戲治療中，以訓練團體的模式最為常見，透過團體課程訓練父母成為治療者的代理人，當親子有長時間互動的機會，能使治療發揮更大的效果與影響力（Landreth & Bratton, 2006; Wilson & Ryan, 2001）。

在現行的親子遊戲治療模式有兩大派別，其一為Guerney（1964）提出的親

子遊戲治療；另一個為 Landreth 與 Bratton（2006）擴展 Guerney 的模式提出的

親子遊戲治療十週模式。

（二）Landreth 親子遊戲治療的十週模式

如同Guerney 的模式，Landreth 亦以團體的形式進行課程與訓練，團體約六

至八位父母，在團體中教導父母該理論的概念與技巧，並結合每週在家中進行的遊戲單元，透過課堂督導加以修正遊戲方式（Guerney, 1991; Landreth & Bratton, 2006）。Landreth 修改了 Guerney 親子遊戲治療模式，將課程實施的時間縮短為十週每次兩小時的訓練課程，並制訂具體的課程目標與活動單元（Landreth & Bratton, 2006）。Landreth 提出的模式使親子遊戲治療一般化，有完整的架構與教學說明，能適用所有的父母（高淑貞，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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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以及討論遊戲情境；並於第三週後請父母自行在家中與孩子進行遊戲，

將遊戲單元錄影並帶至團體中進行督導（高淑貞，1998；Landreth & Bratton, 2006）。

具體課程單元如下表1：表1 親子遊戲治療各次遊戲單元 各次單元 單元目標 回家作業 第一單元 1. 相互認識 2. 介紹家庭及要進行遊戲的孩子指認兒童的情緒第二單元 1. 討論如何辨識孩子情緒 2. 學習同理反應為在家遊戲進行準備第三單元 1. 學習遊戲治療技巧與態度 2. 觀看遊戲單元示範影片進行家中遊戲單元第四單元 1. 遊戲單元困境討論 2. 督導遊戲單元影片進行家中遊戲單元，並練習特定技術第五至九單元 1. 遊戲單元困境討論 2. 督導遊戲單元影片進行家中遊戲單元，並練習特定技術第十單元 1. 遊戲單元分享 2. 督導遊戲單元影片 3. 評估進步與總結另外安排需要進一步幫助的家長

資料來源：Landreth, G. L. & Bratton, S. C. (2006). Child Parent Relationship Therapy (CPRT): A 10-Session Filial Therapy Model. NY: Routledge.

（三）親子遊戲治療的重要態度與技術 親子遊戲治療多使用遊戲治療之技術，常見的態度與技術如下（Landreth, 1991/1994）： 1. 展現出與其同在的態度：同理感受兒童的經驗情感與思想、使兒童感受到被接納、被了解。 2. 接納兒童的舉止感受而不評價：展現對兒童的尊重，也維護兒童表達感受及採取行動的自主權。 3. 治療性反應情感：追蹤反應兒童、反應應該要短且與兒童的情感互動。 4. 把責任還給兒童：當兒童能有機會嘗試，並經驗到自己的潛能，就能使兒童在遊戲體驗中內化學習尊重、表達情感及負責，並能在面對問題找尋解決之道時，發展更彈性且創意的能力。 5. 治療性的設限：Landreth（1993）延續 Ginott 提出的設限方法，發展出設限 ACT 的三個步驟，透過「Acknowledge 指出兒童的感受、期待與想法」、「Communicate 說出設定限制」、「Target 提供替代性的選擇方案」，透過設限以制止兒童破壞或傷害的行為，並提供適宜的宣洩或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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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親子遊戲治療於國內外之應用 親子遊戲治療在國內外的研究群體相當廣泛，有以不同類型的兒童為主體、以不同家庭結構或狀態之家庭為主體，亦有以其他角色替代父母成為治療師代理人的研究；近期更多元的探討團體歷程及療效因子等。 一、親子遊戲治療於國外的研究 國外親子遊戲治療的研究，廣泛運用於不同的兒童、家庭組成、探討跨文化因素，甚至探討延伸運用於非家庭組成。 （一）以親子為主體的研究 1. 親子遊戲治療運用在各種類型的兒童親子遊戲治療於各種類型兒童的運用，包含有學齡前兒童、生理方面的障礙、行為與情緒的障礙、學習障礙等。Guerney（1979）訓練情緒障礙兒童及學習障礙兒童的父母進行親子遊戲治療，結果發現家長能透過親子遊戲治療降低照顧這些兒童的壓力，兒童的問題行為也能獲得改善，親子的關係也更為緊密。後續研究也提出親子遊戲治療對行為與情緒困擾的兒童相當有助益，能協助父母更清楚能如何協助兒童調整問題行為與情緒困擾（Guo, 2005）。 Tew 與 Landreth（2008）研究患有慢性疾病的兒童發現，經歷親子遊戲治療的父母之親職壓力明顯降低，患病兒童的問題行為、焦慮與憂鬱症狀也有所改善。 Marziyeh Alivandi Vafa 與 Khaidzir Hj Ismail（2004）深入探討親子遊戲治療運用於學齡前兒童對家庭的助益，發現親子遊戲治療不只能幫助父母理解兒童的行為問題，更能以適當的回應方式支持兒童，提供更積極的親職教養功能。 2. 親子遊戲治療運用在父母親子遊戲治療也有探究不同的家庭結構或特殊身分的父母。家庭結構方面包含有一般家庭、單親家庭、收養家庭，以父母為變項的還有家暴或虐待的家庭、受刑人父母以及有軍人父母的家庭等。一般家庭進行親子遊戲治療能使家庭氣氛和樂、親子關係親密（Packer, 1990）。單親家庭方面，研究指出單親父母能在課程與遊戲中覺察教養態度與行為，透過接納及同理兒童的行為（Bratton & Landreth, 1995; Ray, Bratton, & Brandt, 2000）。收養家庭方面，親子遊戲治療帶來理解且安全的親子關係，使收養兒童的依附問題能獲得正向改善，也使收養父母能有正向移情，增進關係連結以組成家庭（Carnes-Holt & Bratton, 2014; Pernet, 2011）。

此外，還有對受刑人父親進行親子遊戲治療的研究，使家長能以接納的態度與兒童互動、能了解兒童的問題行為以同理兒童，並減輕親職壓力、提高受刑人父親的自我概念（Landreth & Lobaugh, 1998）。至於家暴的家庭，親子遊戲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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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新的教養態度與技巧，幫助家長能試著欣賞孩子，並能信任與尊重兒童，使之能理解兒童進而以友善的方式互動，以改善親子互動關係（Kinsworthy & Garza, 2010）。軍人家庭因擔任軍人的父母長期部屬外地，反覆且長期的分離易帶給家長及兒童親子互動的壓力，透過親子遊戲治療能提供軍人父母親子互動技巧與界限，並能給予父母情感支持以處理兒童的教養問題，使獲得更健康的親子關係（Chawla & Solinas-Saunders, 2011）。

（二） 親子遊戲治療的延伸運用

1. 選擇其他家庭成員成為代理人

除了上述研究，部分研究選擇其他家庭成員成為治療師的代理人，透過祖父母與兒童進行親子遊戲治療，使祖父母學習與孫子互動的方式，並藉由對孫子使用同理、接納、賦能等技巧，幫助兒童學習自我負責且能從遊戲中發展人格特質（Bratton, Ray, & Moffit, 1998）。

2. 探究親子遊戲治療之療效與歷程多數研究乃針對特定群體瞭解親子遊戲治療之療效與影響，隨研究樣本的多元擴展，出現探究團體歷程與療效的研究。Cornett 與 Bratton（2014）探究親子遊戲治療對家庭功能的影響，當關係改善能改變家庭系統與互動關係，而使家庭系統更有彈性及凝聚力。Wickstrom 與 Falke（2013）探究家長對親子遊戲治療的看法，透過參與者的訪談回饋與輔導員的觀察紀錄，檢核親子遊戲治療的效益，提出親子遊療的基本技巧能運用在跨情境與不同的關係中，不僅能改善與進行遊戲兒童的關係，更能改善婚姻關係、其他未進行遊戲兒童的親子關係，甚至是一般人際互動。 3. 探究跨文化的運用親子遊戲治療能改善家庭氣氛，亦能改善親職技巧與兒童情緒問題，使建立正常功能的家庭，並能調整親子界限與溝通，以發展正向的依附關係。親子遊戲治療的諸多助益，使之被廣泛應用在多元的家庭或不同場域中，包含跨國或跨文化的研究。分別有針對華人、韓國人、韓裔美國人、墨西哥美國人等實施親子遊戲治療的研究，研究發現親子遊戲治療的運用會受到跨文化影響（Chau & Landreth, 1997; Guo, 2005; Jang, 2000; Lee & Landreh, 2003; Perez, Ramirez, & Kranz, 2007）。

其中，中國文化的家庭關與重視學業成就的觀念，使父母容易忽略兒童的情感與思想，並會限制兒童遊戲玩樂的時間，進行親子遊戲治療能使兒童有機會透過玩具表達，並幫助華人的家長看見兒童的情緒感受，使父母能同理並接納兒童而改善親子關係（Chau & Landreth, 1997; Guo, 2005）。雖然亞洲文化認為因親子教養問題尋求協助會被視為不適任的父母，然而重視家庭觀念、家庭凝聚力及愛好面子的因素，是使親子遊戲治療能順利在亞洲推行的重要因子（Marziyeh Alivandi-Vafa & Khaidzir Hj Ismai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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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子遊戲治療在臺灣的研究

自1964 年 Guerney 提出親子遊戲治療至今，親子遊戲治療已於國際間發展

超過半世紀，然而在臺灣的發展僅二十多年。 （一）將親子遊戲治療引進臺灣

高淑貞翻譯Lendrath 於 1991 年著作的《Play therapy: The art of the relationship》一書，是國內最早提及親子遊戲治療的出版物。隨後高淑貞（1996）再於國內期刊中介紹親子遊戲治療的概念。1998 年，高淑貞編寫國內親子遊戲治療之專書，詳實介紹親子遊戲治療的理論、模式，以及具體課程施行方案（高淑貞，1998）。隨著親子遊戲治療的理論與相關資訊引進臺灣，魏渭堂於 1999 年提出第一篇本土研究，成為親子遊戲治療在臺灣發展的開端。魏渭堂（1999）施行親子遊戲治療團體，探究親子遊戲治療團體對親子關係的成效，完成臺灣第一份親子遊戲治療的實證研究。後續其他本土化親子遊戲治療之研究，多採用Landreth 提出的親子遊戲治療十週模式，廣泛將此理論模式應用在各種類型的家庭與兒童身上。 （二）以不同類型的兒童為研究群體之本土研究 在臺灣的研究隨時間開展逐漸擴大至不同族群，多數為了解應用在不同家庭、不同類型兒童或在不同場域實施的成效研究。針對不同類型兒童進行的本土化研究，包含對慢性病童、憂鬱症病童、分離焦慮、情緒障礙、學習障礙或有身體疾患等兒童。針對身體疾病方面，有探究慢性疾病兒童與主要照顧者透過親子遊戲治療團體對互動關係的改變（余祥雲，2006）。心理困擾方面，有探究行為退縮的兒童、分離焦慮兒童經歷親子遊戲治療對焦慮與依附關係的成效（林沛螢，2011；魏伊君，2011）；患有憂鬱症兒童之父母能透過親子遊戲治療學習情緒控制及親子溝通，並從中學習強化親子界限、改善親職壓力與技巧，甚至能在團體中獲得普同感與支持，而更有力量陪伴孩子（曾仁美，2005；黃嘉鳳，2010）；以及研究情緒障礙或ADHD 兒童經歷親子遊戲治療對問題症狀之改善（黃嘉鳳，2010；蔡宜潔，2010）。透過親子遊戲治療的協助，甚至穩定地配合藥物治療與特殊教育，父母能在親子遊戲治療中發展出多元的親職技巧，以降低教養的挫折同時提升親職效能（黃嘉鳳，2010；魏伊君，2011）。尤其，照顧這些患有身體疾患或有心理困擾的兒童，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壓力較高，親子遊戲治療不僅能改善兒童的問題行為，還能增進親子關係，營造正向的親子互動以減少照顧者的親職壓力（曾仁美，2005；蔡宜潔，2010）。 （三）以執行遊戲的參與者為群體之本土化研究 以執行遊戲的參與者為變項的研究，包含有以多元組成的家庭為變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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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其他角色成為代理人的研究。家庭方面有一般家庭、弱勢家庭、高風險家庭，以及多元組成的家庭。 1. 一般家庭：瞭解親子遊戲治療對一般家庭親子關係的影響，發現透過訓練團體，能幫助親子關係更為融洽且緊密，還能幫助家長提升親職技巧以促進兒童發展良好的人格特質與行為（林美珠，2008；張高賓，2011a）。 2. 弱勢家庭：對單親母親或喪偶家庭進行親子遊戲治療，能改善親子溝通並清楚劃分親子界限，使降低兒童的問題行為（張楷翎，2010；張楷翎、李岳庭， 2013；陳雅玲，2016）；而新住民母親與其子女以及身心障礙兒童父母對健康的子女進行遊戲互動的研究，能使親子關係有正向改變（王婉書，2013；黃玉瓊、王孟心，2013）。 3. 高風險家庭：探究高風險家庭進行親子遊戲治療，對親子關係與兒童身心適應的研究（歐乃瑋，2011）；以戒毒男性受刑人為群體的研究，瞭解進行親子遊戲治療對親子關係與戒毒的影響，多數受刑人父親親職功能較弱，也少與兒童建立較親密的親子關係，透過親子遊戲治療能使受刑人父親藉遊戲互動感覺親子之愛，並從中發展正向的親子關係，當親子關係有正向改變，能使夫妻關係也獲得改善，並能幫助受刑人提高戒毒的意願（李岳庭、陳怡君， 2012；陳怡君、李岳庭，2013）；此外，還有以家暴或受虐兒童進行親子遊戲治療的成效研究，透過親子遊戲治療能使親子在遊戲互動中調整行為與態度，形成更為溫暖與信任的親子關係，並發展出正向且安全的依附關係，使兒童的情緒問題隨之改善，家長也因習得親職技巧以改變管教方式而降低親職壓力（王純琪，2012/2013；張高賓，2013；鄭如安、藍菊梅，2009）。 4. 寄養家庭與安置機構：選擇安置機構或寄養家庭進行親子遊戲治療，探究關係建立與發展正向依附關係的影響。親子遊戲治療能幫助寄養父母覺察及學習親職管教方法以提升親職功能，並從遊戲互動中促進親子互動以提升家庭凝聚力；不同於其他家庭的研究，在寄養家庭中，透過親子遊戲治療能幫助親子間建立依附關係，以完善其家庭功能（張高賓，2012；鄭如安、林妙容， 2011）。 5. 綜合探討：陳怡君（2014）提出綜合探究不同家庭型態進行親子遊戲治療，了解親子遊戲治療對親子互動的差異。綜合上述研究，親子遊戲治療能促進親子關係融洽，尤其弱勢或高風險家庭父母的親職效能較差，透過親子遊戲治療能促進父母或照顧者改善親職效能，亦能從互動中建立正向且信任的親子關係。此外，父母亦能透過親子遊戲治療團體，覺察自己與教養子女的態度，以幫助自我成長（張楷翎、李岳庭，2013；黃玉瓊、王孟心，2013）。 （四）延伸運用於不同的關係 除了上述研究外，部分研究選擇其他角色成為治療師代理人。有以手足成為治療師代理人，探究親子遊戲治療的成效與對手足關係的影響；選擇手足差異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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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哥哥或姊姊對年幼的手足進行遊戲，透過遊戲互動能提升手足關係而間接改善家庭氣氛，年長的手足也能在學習親子遊戲治療與遊戲互動中提升自己認同感（蔡嘉雯，2011；盧信宏，2011）。還有延伸至育幼院以及學校場域，包含選擇育幼院保育員成為治療師的代理人，幫助保育員與兒童建立緊密而正向的依附關係（張高賓，2011b）。一般教師或輔導老師成為遊戲互動的執行者，探究師生關係及兒童行為的改變；研究顯示，兒童能改善與遊戲執行者的關係，教師甚至能透過遊戲互動深入的了解兒童，使師生關係從教導、評價的方式，轉為給予兒童更多的陪伴與支持，還能提供其他教師或父母較詳盡的資訊共同協助兒童（何美雪，2003/2004；詹淑如，2009；何美雪、高淑貞、洪慧涓，2005）。 （五）探究不同焦點的研究 除了上述以兒童或遊戲執行者為焦點以外，有部分研究以團體或遊戲歷程為焦點，包含有探究參與或學習親子遊戲治療的經驗（陳玉婷，2012；郭怡君，2010；林美珠、林美珠，2001）、了解親情與權威教養的轉化（王子欣，2015）、情緒經驗的轉移（連廷誥，2009），以及探究學習親子遊戲治療的困境（曾仁美、羅明華，2007）。當親子遊戲治療被廣泛運用，其中的運作模式與療效因子也開始被重視，有研究探討該方案設計的效果（魏渭堂，1999）、有探究團體的療效因子（張湞琬，2008；鄭如安、林妙容，2011）、有了解其成效或改變轉機的研究（張高賓，2011a；陳穎亭，2006；葉貞屏、葉貞雯，2008）。隨著時間開展，親子遊戲治療逐漸被廣泛運用於各類族群與家庭，也影響後續學者延伸探討各種焦點。有嘗試以不同視角審視治療關係或改變歷程的研究，包含以客體關係檢視親子關係的修復（林美珠，2005/2008）、以系統觀點檢視介入方法（梁淑娟，2004）、探討分析治療師的應對（曾仁美，2008）、了解特定遊戲治療技術的學習與應用經驗（林玉旋，2015），以及以遊戲執行者的自我覺察為焦點的研究（張佩玲，2006）。甚至將該模式延伸運用於不同媒材或治療關係，包含有以親子共廚代替親子遊戲（游淑華、吳麗雲，2013；游淑華、徐惠琳、吳麗雲，2012）、探討布偶在遊戲治療中的應用（孫幸慈，2001）、以新手遊戲治療師或心理師代替父母進行該模式的受訓（高淑貞，2007；洪慧涓、施玉麗，2012）。眾多研究與延伸運用顯示親子遊戲治療之模式能帶來諸多助益，但也有些成員在團體中流失。因而開始有研究者探究中輟的原因，探究中輟的因素及跨文化施行親子遊戲治療的影響（施玉麗，2010；陳筱婷，2015）。亦開始有更多綜合性的討論與介紹，包含討論運作模式（傅淑娟，2014；劉麗娟，2011）、分享參與者在團體後的回饋（林美珠，2006），以及綜觀國內外親子遊戲治療的研究與發展的回顧性文章（曾仁美、高淑貞，2005）。 参、本土親子遊戲治療的觀點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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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reth 的十周模式強調以兒童為中心進行遊戲，過程中不命令、不引導兒童，但需要展現同在、關懷與尊重的態度（Landreth & Bratton, 2006）。這樣的方法與華人傳統文化以父母為主、階級分明的親子互動方式截然不同，雖然隨時代演進而使中西方文化充分交流、相互影響，大大改變許多流行文化、生活習慣與價值觀，但傳統儒家思想與父權的觀念仍深植於社會文化中，這樣根深蒂固的思想影響現代人在家庭互動、教養態度及情緒表達等各方面的表現。實施親子遊戲治療在語言及傳統價值觀方面有著跨文化的影響，但對於親子關係的基本需求不受文化因素影響，因而透過研究者對跨文化的了解，並介入處理跨文化的影響，能使訓練團體執行上更為貼近本土的需要（Guo, 2005）。 一、傳統文化價值觀影響參與團體的意願 傳統華人文化認為家醜不外揚，對於管教子女的挫折感與壓力礙於面子與責任感，多半只能選擇隱忍不言，尤其現代父母多數要同時承擔養育子女與養家糊口的責任，一來要擔心自己無法善加處理子女問題，二來要受社會文化壓力而擔心親友的評價或指責，若是伴侶間對教養的態度與行動不能一致，更是深深打擊家庭氣氛與互動品質。對此，筆者在綜觀本土化的研究並試以執行親子遊戲治療團體時採取下列因應。 （一）轉化正向的求助動機 縱使諮商輔導與親子遊戲治療已在台灣發展多年，但對輔導的汙名與誤解仍深植人心。家長們擔心要承受指責與評價，也擔心這樣的行為傷自尊、失威嚴，又尤其親子遊戲治療甫於台灣開展，多數為研究型團體，以研究或治療團體為名招募，易造成對團體的誤解或排斥，因此多數親子遊戲治療團體改以成長團體為名，以轉化求助動機，並透過團體前的招募與說明介紹課程內容（張楷翎，2010）。 （二）協助參與者建立信任感 在親子遊戲治療團體中，能藉由團體的討論與分享，協助家長們共同面對挫折、處理親職壓力，尤其團體的普同感能幫助成員彼此支持鼓勵（曾仁美，2008）。然而要分享自己的挫折與負向情緒，對許多家長而言就是一大挑戰，又尤其影片督導需要將自己與兒童的互動如實展示在團體中，因此，團體初期的凝聚力與信任感格外重要。Topham 和 Wampler(2008)建議在親子遊戲治療團體初期協助家長積極參與練習，並透過正向回饋獲得支持，以幫助家長調適挫折感並建立自信；而團體中期要協助家長能重視遊戲單元而願意持續進行互動遊戲，並適時協助處理個人議題或教養壓力。 （三）減少評價增加鼓勵 藉由領導者的示範、督導、回饋與鼓勵，能幫助不同類型的參與者們適應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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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降低挫折感，並減少從團體中輟的可能；並視參與者的文化與經驗，使用他們較能理解的語言或舉例方式，以幫助了解技術內涵；對悟性較差或年紀較長者，增加課堂中的演練時數，以幫助深刻地學習親子遊戲治療（曾仁美，2008）。進行訓練團體時，可運用現場示範及隱喻故事等方式，幫助參與者更具體而清楚地了解技術與原理原則；而督導影片則強調督導重點為親子互動的方式與態度，以鼓勵參與者能放心的參與課程練習及願意配合進行遊戲單元的督導。（曾仁美，2008） 二、情緒與管教態度的轉變 在傳統華人文化中，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五倫與家庭權力界線，格外注重父權思想與威嚴的建立，因而在多數華人家庭中多以父母的要求或命令為依歸。然而在親子遊戲治療中強調以兒童為中心，並強調遊戲互動中不該命令、引導或限制兒童的遊戲方式，對許多父母而言，總會忍不住脫口而出「孩子你不能…」。（一）學習轉化教養態度華人的傳統文化脈絡會影響家長的管教方式，尤其受世代傳承影響，若家長自身未再多方學習教養知識與方法，多半會採用傳統的教養方式，習慣以說理、制止的方式應對，對於親子遊戲治療以兒童為中心並給予孩子選擇的權力的方式，常讓家長在團體訓練中無所適從。有研究顯示家長在親子遊戲治療歷程中的學習困境，其中一項便是設限技巧使用困難，包含因設限技術的練習少、表達方式與平時迥異、無法流暢並及時運用設限，而使家長對設限技巧感到挫折（林玉旋， 2015；曾仁美、羅明華 2007）。透過課程中教導家長理解以兒童為中心的用意，幫助家長了解課程訓練與遊戲是為了幫助兒童發展自我的能力以增進個人成長，透過理解、接納並嘗試以情緒或行動包容孩子，使兒童開始能自由發揮，而家長能從學習與實踐遊戲單元的過程中轉化教養態度。透過遊戲經驗及督導的回饋，能幫助家長深刻感受親子遊戲治療對兒童及親子關係的幫助，進而願意將遊戲治療的技巧嘗試運用於生活中，常從生活互動開始調整親子互動。 （二）重視遊戲與遊戲時間 親子遊戲治療的中輟因素除了個人議題、成長經驗外，另一因素為家庭經濟與環境（陳筱婷，2015）。有家長反應因工作或生活安排，而無法規律參與團體課程或進行每周的遊戲；有些則是因為不容易準備適合的遊戲空間、遊戲媒材或錄影設備而無法配合進行遊戲單元。忙碌的生活也使親子互動時間無法自由運用，家長加班或兒童補習、學才藝，經濟壓力與望子成龍的期待，讓親子各自拖著疲憊的身體進行互動遊戲，不只治療的成效受限，也容易中斷十週的課程訓練或遊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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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媒材方面提供幾類遊戲清單供家長挑選，包含參考 Bratton, Landreth, Kellam 和 Blackard(2006)的三大項玩具準備清單：提出真實生活的玩具、表現攻擊的玩具、創意與情緒經驗型的玩具；以及高淑貞（1998）提出的五種類型之玩具：創造性、撫育性、攻擊性、戲劇性、其他適合年紀較大兒童的玩具。對受刑人或經濟弱勢家庭，有些研究者會協助家長準備玩具媒材，借用社區活動中心、戒治所的閒置教室進行課程，並於課後協助父母進行遊戲單元的錄影，以幫助家長能如實進行遊戲單元（王婉書，2013；李岳庭、陳怡君，2012）。 三、情感表達與情緒用詞的限制 華人文化對情感的表達較為難練含蓄，雖如今東西方文化以頻繁交流，教育、旅遊等方式也使生活習慣與教養觀念逐漸改變，但多數華人對表情達意仍較為內斂，而情緒字詞亦無法精確表達。有研究指出多數家長對情緒的理解、辨識與表達有困難（曾仁美，2005）。在遊戲過程中需要適時反映兒童的情緒感受，尤其使用設限技巧更是要強調我理解你的期待或感受，然而華人文化對情感的表達多為含蓄內斂，因此家長自身對情緒用詞的了解不多，更難以嘗試精確描述兒童的情緒，以幫助兒童了解自己的情緒感受。對於情緒反應的困難，包含不習慣這樣的表達方式、無法辨識兒童真實的情緒動機、缺乏反應情緒的用詞、不確定回應的深度及回應頻率等（曾仁美， 2006）。對此，透過現場示範演練、使用較本土化的語句示範設限及反應情緒技術，協助家長漸進地熟悉該技術（曾仁美，2008）。並提供多元的情緒用詞與情緒臉譜，以協助家長能藉由補充的情緒臉譜認識不同的情緒，進而改善不熟悉及無法辨識情緒的困擾（林玉旋，2015）。 肆、綜合討論與後續施行之建議 雖有多數研究嘗試實施親子遊戲治療，使該項理論與技術能更加貼近本土的使用，然而筆者實際參與並帶領親子遊戲治療團體，發現多數參與者帶著情緒與個人議題參與團體，而這些情緒與議題的處理，全仰賴親子遊戲治療的帶領者，實務的運用鮮少被納入研究中詳實說明或介紹如何因應。 一、綜合討論與實務分享 本研究縱貫討論二十多年的本土研究與實施狀況，摘要整理本土研究的群體、目的與療效，介紹如何使之更貼近本土文化與施行，並於下列分享筆者帶領親子遊戲治療之經驗與因應本土化的調整，以提出後續施行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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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化輔導汙名化的標籤 筆者曾在招募親子遊戲治療團體成員時，聽聞家長透露參與治療、接受輔導等方式象徵向社會展示「我是個無能為力的父母」或者「我的孩子有問題」；亦有家長表示因為對孩子的問題無計可施，最後才願意選擇參與輔導性或成長型的課程。因此為除去輔導汙名的標籤，並吸引更多家長願意嘗試親子遊戲治療，部分親子遊戲治療團體雖以「成長型團體」的名義招募，但家長能會有所擔心與顧忌。對此，搭配短文與宣傳海報等方式介紹親子遊戲治療團體，能幫助家長認識親子遊戲治療，以安定焦躁不安的心，並於團體前進行個別會談詳實介紹團體及課程進行方式，同時能了解家長參與團體的期待與困擾問題，也透過會談及團體初期的介紹宣傳親子遊戲治療，幫助家長試著將參與團體的動機由「因為我是失敗的父母或兒童，而需要幫助」轉為「我期待孩子能變得更好」，而提高持續參與親子遊戲治療團體的意願。 （二）更多元的協助參與者增加信心與團體凝聚力 除了上述研究以增加團體的討論與分享、協助積極參與練習，以及給予正向回饋的方式外，筆者在帶領親子遊戲治療團體時，發現參與團體的家長們各自的成長背景與個性迥異，有些人能開放而主動分享，但有些人個性內向或成長背景使然，對於表達己見或在團體中分享會有深深的焦慮，因此團體帶領者的催化與引導便格外重要，協助成員相互理解分享與不分享的原因，並透過多元的問話或表達方式協助成員參與團體，例如以舉手的方式協助成員了解普同性、鼓勵成員以自己能接受的方式簡短揭露、肯定成員願意分享的勇氣等，以賦能的方式協助增加信心與對團體的信任感。 （三）協助參與者轉化對遊戲的看法與重視 曾有家長向筆者分享，平常生活嚴厲要求孩子行為要合乎規矩、有禮貌，但透過遊戲單元給予兒童彈性與自由，卻發現過去總謹慎小心的孩子，在遊戲中會試探家長對行為規矩的標準，而開始嘗試不同的玩法或展現負向情緒，一邊對孩子的試探感到不悅，卻又心疼孩子平時的壓抑與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緒行為。除了透過課程傳遞親子遊戲治療以兒童為中心的態度，協助參與者了解遊戲對兒童的重要性，透過實際經驗的分享以及事前叮嚀提醒等方式，更能幫助參與者在團體初期逐漸準備好進行遊戲一事，尤其是實際執行遊戲單元的過程中，透過親身經歷與督導的反應，幫助家長能看見自己也看見孩子的能力與努力，這樣具體的經驗，亦能提供後續的參與者試以懷抱希望，期待遊戲對親子互動帶來的改變。 （四）課程、環境與遊戲時間的配合 部分參與者因家庭經濟或環境受限，無法全程參與課程或配合遊戲單元，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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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材與環境方面，部分研究者會協助處理，但多數參與者仍須自行安排，因此團體成員流失或因無法配合而拒絕參加的狀況不少。對此，筆者會於團體前先行說明，預告課程進行方式與所需材料，並於初次團體時說明課程安排及遊戲單元的重要性，幫助家長意識到連貫進行課程與遊戲的重要，並於每次團體開始前簡短複習前次課程內容，以幫助遲到或缺席的參與者能跟上團體訓練的進度。並提醒固定遊戲時間、挑選家長與兒童身心狀態都適合進行遊戲的時段，特別要排除剛下課或睡前容易因身體疲憊而精神困頓，而影響遊戲的進行。至於遊戲媒材或空間的選擇，僅提供原則以方便參與者能彈性安排。建議選擇盡量不受他人打擾且安全的空間，如臥室、客廳或廚房一角，並提醒注意其他子女的照顧、電話門鈴的干擾，以及空間使用的安全性等干擾因素。而玩具媒材建議挑選各種類的玩具至少兩項，並能透過親友蒐集適合的玩具媒材，若有不足再添購少量玩具，以減少經濟壓力與玩具收納的困擾。錄影器材方面，受現代科技發展影響，過去只能選擇專業錄影機，如今可使用手機、行車紀錄器、相機或錄影機等方式取代，因而只須提醒事前測試器材並確認放置方式與位置即可。 （五）排解個人的負向情緒與議題 華人文化的報喜不報憂及男兒有淚不輕彈的文化潛規則，容易在生活中壓抑負向情感的表達，這樣的習慣同時影響著家長與兒童。父母在親子互動中的挫折與憤怒往往無法適當紓解，而容易直接對兒童怒氣相向，以指責、限制或禁止的方式，直接排解挫折感也管教兒童。雖然可以使用親子遊戲治療中反應情感及設限的技巧調整親子互動的方式，但曾有家長表示在情緒被激怒的當下，容易以習慣的方式與兒童互動，雖能事後能憶起親子遊戲治療的基本技巧，但當下的情緒多半難以控制。至於兒童方面，因為兒童的語言能力尚在發展中，因此各種負向情緒多轉化為生氣或哭泣的反應呈現。當父母對管教感到挫折，又受兒童又哭又鬧的情緒行為影響，親子關係容易產生更多摩擦，也帶來負向情緒與親職壓力。因此，負向情緒的排解可能是華人文化造成影響，亦可能是家長個人的議題。在督導遊戲單元影片時，需適時反應家長在遊戲互動中的情緒，並提供處理的建議，協助父母打破文化的限制，透過同理、賦能及正向回饋的方式，能幫助父母建立親職的自信，而願意嘗試使用不同技巧，透過反覆練習與正向經驗的建立，類化該經驗而試以取代過去潛移默化的習慣或方法。除了協助家長觀察判斷情緒反應，透過角色扮演的練習，熟悉各類技巧與情緒用詞的運用，並藉由觀察學習與反複練習，以提高對情緒的認知與表達，進而達到熟悉親子遊戲治療的基礎技巧，並能試著調整互動方式與態度。若負向情緒的展現為個人議題，除了課程中的協助，還需透過團體後的會談協助家長意識個人困擾，甚至需要提供家長尋求其他協助以處理個人議題，如夫妻問題或個人困擾議題可提供其他諮商與諮詢的建議；新住民的教育程度、語言文化不熟悉等影響互動，可提供社區大學教育資訊或新住民語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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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等，以協助適應在台生活等。 二、後續實施與本土化的建議 在臺灣的親子遊戲治療研究為數眾多，雖然相較於國外的研究仍望塵莫及，但已逐漸開展本土化的研究樣本，並逐漸調整為適合台灣的課程訓練。 （一）研究樣本的多元性 雖近期以親子遊戲治療的研究漸增，但研究的族群種類與樣本仍有許多不足，國內少有探究不同種族或不同文化的兒童之研究。臺灣受地理位置與歷史文化發展的影響，在地的族群相當多元，包含有傳統漢人、客家人、原住民，亦有不少多西方移民，如東南亞移工、外籍配偶移民等，不同國籍與族群組成的家庭在臺灣的生活適應，以及各自國籍文化對教養與親子互動的影響，在一般教育方面已開始被重視，但在輔導甚至親子遊戲治療方面，這樣的研究卻不多。 （二）探討特定技巧的學習歷程與困擾 對特定技巧的學習經驗也少有研究著墨，建議未來能擴大探究對不同族群組成的家庭，了解不同國籍或族群父母各自受親子遊戲治療的影響與限制。並能研究影響跨文化實施的限制因素或個別技術的學習與使用經驗，以期有更具體而完整的方法或形成本土的親子遊戲治療模式，以幫助其他親子遊戲治療團體課程克服本土化實施的困擾，而利於多元的家庭適應親子遊戲治療。 （三）課程實施能配合在地的需求 課程實施方面，情緒用詞與情感表達的教育是一大課題，而親職教養的挫折容易使家長對處理兒童問題失去自信與希望感，使參與者更加畏懼積極參與團體中的討論或督導；然而在Landreth 十周模式的安排中，情緒反應的訓練甚少，且少有研究討論如何協助情感內練、不擅表達的參與者，能在團體中有良好的適應，因而建議重視情緒與表達的訓練。 參考文獻 王子欣（2015）。母親親情與權威教養信念在親子遊戲治療團體的轉化歷程之分析。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王純琪（2012）。親子遊戲治療對婚暴目睹兒童及其受暴母親處遇成效之分析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高雄。王純琪（2013）。親子遊戲治療對婚暴目睹兒童及其受暴母親親子互動行為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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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Filial Therapy in Taiwan

Yu-Hsuan Lin

*

_{Li-Yun Wu}

Abstract

Filial therapy has been developing in Taiwa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Nowadays, filial therapy has not only been introduced in numerous journals, books and case reports, but has also been widely used in studies on different types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Some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siblings, babysitters or teachers as therapist agent, and recent studies have begun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filial therapy. Therefore, the results yielded in these filial therapy studies are broad and localized. To review filial therapy studies in Taiwan, the researchers first methodically synthesized the studies and shared the experiences of researcher led filial therapy groups, then introduced the adjustment and application of filial therapy in Taiwan.

Executing filial therapy in Taiwan presents many difficulties, including requiring parental participation in a 10-week training group and continuing with a once weekly play session with their child. Due to economic limitation and parental attitude, some parents were unable to supply photography equipment or specific toys for the play sessions while others were unable to continue the play session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ime or energy to play with their child.

Another difficulty in executing filial therapy in Taiwan is the stigma for seeking counseling and help. Concerned about being perceived as an irresponsible parent if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filial therapy training group, most resisted seeking counseling, especially if the play videos and their parent-child problems were shared with the public. To overcome the stereotypical view of counseling, the researchers began by introducing the filial therapy group to change their motivation, and facilitate trust and cohesion in the filial therapy group so that the participants can share their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difficulties, and subsequently become mo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aining group and pursue the play sessions with their child.

During the filial therapy training courses, most parent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were authoritarian and less emotionally expressive compared to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Nevertheless, the filial therapy was designed to train parents or others to learn play therapy skills and change their child rearing attitudes. The courses helped them focus on executing filial therapy and playing with their child. Therefore, when leading filial therapy groups in Taiwan, we should note cross-cultural impact and help parents or other participants learn emotion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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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 emotion, implement filial therapy theory and skills, and value their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rough the play session experiences. In the training group, the parents can learn to recognize disciplinary setbacks or personal issues so that they can resolve the resulting negative emotions and improve thei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Keywords: filial therapy, localization of the adjustment.

Yu-Hsuan Lin* Kaihsiung Municipal Yuanjhong Elementary School. （[email protected]）

Li-Yun Wu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