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高阮與一九六○年代
臺灣的賣國控訴
葉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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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徐高阮，是 1960 年代臺灣賣國 控訴的揭竿人。他於 1965 年 2 月發表〈我控訴，出版界賣國者〉，是他 一連串控訴的開端。至 1969 年 10 月他病逝前他對中央研究院答覆立法 院的反駁為止，他對《文星》、《聯合報》社、中央研究院所提出的， 涉及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出賣中華民國的指控及其回響，使雜誌上 的呼籲成為政府採取行動的憑藉。最後造成《文星》停業、國立臺灣大 學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去職，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杰屢提辭呈、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郭廷以赴美不歸。 或以為徐高阮不過國民黨耳目，實則徐書生經世致用之理念與其他 指 控 者 頗 有 不 同 之 處 、 對 三 民 主 義 之 熟 習 和 研 究 亦 與 盲 目 信 徒 頗 異 其 趣。本文試著由徐個人思想出發，重新檢視其控訴文章，體察他所面對 的時代困境和國家危機。 關鍵詞：徐高阮、文星、聯合報、中央研究院、費正清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高雄市左營高中歷史教師 史耘 第15 期 2011 年 6 月，頁 99-131一、前言
1960 年代臺灣的「賣國集團」控訴，是指 1965 至 1969 年間 臺灣知識界一群人對另一群人所發出的出賣中華民國的指控。最早 提出控訴的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徐高阮，他藉由 立法委員胡秋原所創辦的《中華雜誌》、私立文化大學教授史紫忱 發行的《陽明》，及導演鄒郎所發行的《文化旗》等雜誌，呼籲社 會、政府關注《文星》、《聯合報》、中央研究院均涉及美國哈佛 大學教授費正清的親共陰謀。原只是雜誌上的討論，後來引起政府 真正採取行動，造成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蕭同茲自請《文星》停 業、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殷海光被迫離職、中央研究院王世杰 院長為此屢提辭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郭廷以赴美不 歸，及《聯合報》之備受抨擊。因控訴牽涉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教 授，中美關係因此也引起甚多波瀾。 此一案件涉及頗多本文仍難以細述的中美關係及政府與學界的 關係，本文擬先就率先提出控訴的徐高阮先生討論他與此一控訴發 展的關係。在此控訴發展之前，徐高阮於 1950 年代便注意到殷海 光對一英文語詞ego-centric predicament 的翻譯有誤，至 1962 年中 西文化論戰開始後正式為此字的誤譯發出知識詐欺的控訴。由知識 詐欺控訴到賣國控訴，就歷史發展來講有先後的關聯，其論述主軸 如何變遷為本文所將探討之一課題。徐高阮以外而與徐原不相識的 批判者，如國防研究院專任講座何浩若之重提太平洋學會舊事、曾 任職革命實踐研究院特約研究、當時主持私營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 的周之鳴提出「費正清集團三大據點」的指控，及《現代》雜誌創 辦人侯立朝對《文星》、中央研究院叛國之聲討，均有擴大徐高阮 控訴的作用。其立論與徐高阮之間有何異同亦為本文將要討論的一 個重點。 為研究以上問題，本文利用的資料包括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民黨 黨 史 會 、 總 統 府 等 相 關 檔 案 ； 徐 高 阮 等 批 判 者 發 表 在 《 中 華 雜 誌》、《陽明》、《文化旗》、《現代》等雜誌的相關文章，及周 之鳴收錄在《費正清集團在臺灣的大陰謀》的相關文獻。
二、徐高阮的賣國控訴
徐高阮是 1960 年代首先發出賣國控訴的人。許多對他「叛徒 心理作祟」、「精神略有問題」、趨炎附勢等等的指摘或評論似乎 都只是管窺，1無法完整說明促使他「發難」的真正原因。回到徐 高阮的思想理念和控訴文章，可以理解他呼籲「賣國」除與其書生 報國的自我期許有關之外，當年中華民國的政治處境也是背景。（一）徐高阮其人
徐高阮，字芸書，浙江省杭州府仁和縣人。出身書香門第，曾 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因抗戰軍興而卒業於西南聯合大 學。2在校時，因「中英文基礎甚佳，思想敏捷，腦筋清楚，遂受 知於史學大師陳寅恪」，31949 年應其師傅斯年之邀，入中央研究 1 如殷海光「叛徒心理作祟」的推論。引自黎漢基，《殷海光思想研究：由五四到戰後臺 灣，一九一九—一九六九》（臺北：正中書局，2000），頁34。如李亦園之歸因於「精 神略有問題」：「早年在大陸就讀大學時也許因當時環境複雜，影響心理，所以對有自 由思想的人特別敏感」。參見潘光哲訪問，林志宏紀錄，〈《思與言》口述歷史訪談之 二：李亦園先生訪問紀錄〉，《思與言》，41：3（臺北，2003.9），頁206-208。如汪幸 福之「報復」觀點：「當殷海光風光八面，聲名赫赫，胡秋原、徐高阮等人通過各種關 係巴結殷海光。《自由中國》被國民黨逼迫停刊後，殷海光的行情下跌，並成為蔣介石 集團要整肅的主要人物，他們攻擊、醜化殷海光就沒有任何顧慮了。」參見汪幸福， 《殷海光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頁250-252。 2 〈徐高阮先生遺孤教育基金籌募啟事〉，《中華雜誌》，7：12（臺北，1969.12），頁 42。 3 王恒餘，〈淡泊名利的徐高阮先生〉，《中華雜誌》，7：11（臺北，1969.11），頁22。 作者自述與徐同事11年之久，故對徐之為人處事知之頗詳。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大陸變色之際，亦因傅之助，由上海飛抵 臺灣，初隨傅在臺灣大學任職，後至楊梅與遷臺之中央研究院再續 前緣。41969 年 10 月 9 日病逝後，朋友發出的〈徐高阮先生遺孤教 育基金籌募啟事〉道盡蕭條的家境。其時公務員薪資原本有限，再 加上他對「名器」—「研究員」的看重，所以拒絕所內對其升等的 提名，及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堅持，所以放棄申請胡適所發起 的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的研究補助。5以 50 華年而腦溢血猝逝，只 因物質貧乏、體質不好之必然乎？6又或如蔣經國之慨言：「為了 高尚的目標，甘願歷苦捨生」所致？7 與徐高阮因文結識的費海璣，8雖不認同徐的賣國集團控訴， 4 參見曾昭六，〈仁和徐高阮先生家傳〉，《中華雜誌》，8：10（臺北，1970.10），頁 42。作者謂「高阮之姑父姑母，而吾之考妣也」，故對徐之家世及經歷知之甚詳。徐高 阮在給胡適的信上也曾提到：「（1949年）5月23日因傅孟真之助飛離上海到台灣。感謝 保有自由和在研究所的清靜生活。」檔號：HS-US01-061-002，冊名：與徐高阮的來往書 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 5 王恒餘述及：「因其師陳寅恪先生過去是史語所專任研究員」，故「在他的觀念裏，認 為『研究員』必需都要像他的老師陳寅恪先生一樣，最低限度也要對學術上有特殊貢獻 才行。」引自王著，〈淡泊名利的徐高阮先生〉，《中華雜誌》，7：11（臺北， 1969.11），頁22。劉述先也提到徐高阮對大學「教授、副教授」的看重：「有一年高阮 先生想離開中央研究院轉到大學教書，要我試探一下東海大學的可能性。……我曾希望 替他補上一個教授或副教授的缺。他回信說有個講師可當就很滿足了，那裏敢有這麼高 的期望。」參見劉述先，《中國哲學與現代化》（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頁 151。 6 1963年徐為胡適紀念館事與人商議，往來書信中不乏「傷風甚難過」（1963.6致王志維， 檔號：HS- NK05-359-009，冊名：胡適身後徐高阮的書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 適紀念館。）、「頭部微感不適」（1963.4致胡頌平，檔號：HS- NK05-359-001，冊名： 胡適身後徐高阮的書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之載，甚至出現「現 患血壓不正常病症」。（1963.5致凌純聲，檔號：HS- NK05-359-003，冊名：胡適身後徐 高阮的書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 7 引自趙慎安，〈徐高阮先生的遺書：痛悼為真理作證作戰的徐高阮先生〉，《中華雜 誌》，7：12（臺北，1969.12），頁31。 8 1961年徐高阮在致胡適函中提到與費因學術知交。檔號：HS- NK01-018-013，冊名：與 徐高阮的來往書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
但對他是個「憂國忘身家」的人有著絕對肯定的評價。9徐高阮對 孫中山思想研究的用心，10頗與其服務的中央研究院的理念背道而 馳，也與所謂的國父遺教信徒有別。據與其有兩三年同事情誼的陳 文華的了解，徐是對中國問題作了觀察思考後，才引康有為、孫中 山、胡適為知己。11康有為與孫中山對物質建設的關注，與他建國 的想法相吻合；而胡適對真理並無東西之別的感悟，12則讓他發現 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阻礙實來自西化派、傳統派無益於國計民生的口 頭宣說和辯論。13遷臺後崇拜者持續將孫中山、胡適偶像化的現 象，使其憂心不只不利於中國之復興，還可能帶來重蹈覆轍的危 機。故他極力呼籲政府落實國父遺教中與民生有關的全面利用外資 之實業計劃、與外交有關的獨立自主、求和不求戰的方針。他並極 力強調胡適思想中對固有道德的肯定、胡適對孫文和對中華民國憲 法的尊重，及胡適晚年對國人呼籲的包容、團結。 除了讀書人經世致用的救國抱負，徐高阮對「原則」、對道德 的重視亦異於一般知識份子。例如 1963 年 3 月，他輯錄昔日國立 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的教育語錄，14提醒李敖等《文星》作者在中 西文化論戰中為文口氣、用詞，俱不符合傅要求「求真」、「誠 信」的理念，並藉由胡適所講的故事來說明自己辯偽的衷心與用 9 費海璣，〈哭徐芸書先生〉，《中華雜誌》，7：11（臺北，1969.11），頁25。 10 徐高阮曾經提到過：人們「總說我是研究胡適思想的專家；其實我所研究的是三民主 義。」他還希望「大家好好研究三民主義」。趙慎安，〈徐高阮先生的遺書：痛悼為真 理作證作戰的徐高阮先生〉，《中華雜誌》，7：12（臺北，1969.12），頁31。 11 陳因出身東海大學，為徐復觀學生，故當1966年末進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後便因徐復觀 之推薦，與徐高阮頗常往來。引自陳文華，〈我所知道的徐高阮先生〉，《文化旗》， 26(臺北，1969.12)，頁47。陳文華雖稱「也許是錯誤的了解」，但由徐的文章觀之，陳 之「了解」應有相當可信度。參見陳文華，〈關於徐高阮先生的學術思想〉，《中華雜 誌》，7：12（臺北，1969.12），頁36。 12 徐高阮，〈關於胡適給韋蓮司女士的兩封信〉，引自徐高阮，《胡適和一個思想的趨 向》（臺北：地平線出版社，1970），頁35。 13 徐高阮，〈胡適文選（二篇）〉，《世界評論》，15（臺北，1962.11），頁11-14。 14 徐高阮輯，〈傅斯年教育語錄〉，《世界評論》，20（臺北，1963.3），頁12，6。
意。15同年 5 月，他則為胡適紀念館不合規矩的借書事件極力呼籲 「原則」之不容漠視，最後甚至以辭去委員職務明志，並慨嘆「外 人遊辭之操縱」、「中國人常識太低」之可怕。16由此來看 1965 年 2 月他所提出的賣國控訴，表面上看來似乎又只是一樁違背其道 德、原則理念的事件，然對他而言這事件卻不同於一般，因其複雜 性涉及威脅國家生存的危機，而只他最早看出端倪，故不得不率先 擎起「正義」之旗，為救國作最大的呼籲。17
（二）〈我控訴，出版界賣國者〉
1965 年 2 月，徐高阮在《中華雜誌》發表〈我控訴，出版界 賣國者〉，發出了無法再僅以個人道德問題視之的賣國控訴，除陳 請直接與「知識詐欺」者有關的國立臺灣大學調查外，還要求內政 部調查哪些「政府中的人幫助了罪惡」、要求國民黨勿聽令黨內 「陰暗份子」進行「出賣國家的活動」。18 所謂「知識詐欺」，根據徐高阮的解釋，是指「指黑為白，是 一種破壞精神自由的黑暗力量」。19何人「詐欺」？《文星》集 團—受殷海光指揮的《文星》發行人及相關作者。徐高阮因關注 1961 年底胡適〈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演說所掀起的批 判，20並及因此批判而在《文星》論壇展開的「中西文化論戰」。 15 徐高阮，〈許君倬雲的空中樓閣〉，《陽明》，36（臺北，1968.12），頁14。 16 藝文印書館在未經全體委員開會同意情況下，以保存推廣文化為由請人提去《水經注》 一部。徐知後為此於1963年5月6日至8日，連續致函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 兼胡適紀念館成立委員之一凌純聲、胡適生前秘書胡頌平和王志維。檔號：HS-NK05-359-003至 HS- NK05-359-006，冊名：胡適身後徐高阮的書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胡適紀念館。 17 徐高阮，〈四個月來的遭遇和反應〉，《陽明》，36（臺北，1968.12），頁23。 18 徐高阮，〈我控訴—出版界賣國者〉，《中華雜誌》，3：2（臺北，1965.2），頁38-39。 19 徐高阮，〈知識詐欺案進一步檢討〉，《陽明》，38（臺北，1969.2），頁31。 20 1961年11月6日，美國國際開發總署主辦的「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在臺北開幕，胡適受 邀發表演說，說了幾句「怪不中聽」的話，引起私立東海大學教授徐復觀與立法委員廖維藩的攻擊。參見1962.1.7《文星》編輯蕭孟能等托徐高阮致胡適函。檔號：HS-NK05-21又由於 1962 年 1 月掀起論戰序幕，22並與胡秋原的〈超越傳統派 俄化派西化派而前進〉有點針鋒相對的李敖作品〈播種者胡適〉尋 求過他的協助，23他對論戰乃有了好意的「介入」。就因為「介 入」，而逐步察覺一種潛伏的陰暗勢力的存在。 「潛伏的陰暗勢力」是來自兩個層面的觀察所得，一為非理性 的辱駡字詞，一為「以自我為中心論斷（ego-centric predicament）」 的使用—以錯解為「自我中心論斷」的 ego-centric predicament 指責 保守中國文化者。他曾好意提醒他的「朋友」李敖、24《文星》發行 人蕭孟能該英文語詞用法之不當，然而除了得到對方「根據殷海 光」的答覆外，對其勸說，及胡秋原的指正均無動於衷，還反過來 責備胡秋原哲學素養不够，最後甚至搬出了 1933 年胡秋原參加福 建獨立、「親共叛國」的「閩變」事件相譏，25胡因此於 1962 年 10 月控訴李、蕭誹謗、誣告於法庭。然訟案並不如預期公正、順 利，不只有黨國要人公然介入司法，李、蕭甚至於 1963 年 4 月因 131-008，冊名：與蕭、衛姓的來往書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徐高阮 覺得這樣的討論有助於澄清胡適思想。 21 胡頌平曾問胡適對李敖〈播種者胡適〉一文的觀感：「作文章切莫要借題發揮！」又提 到與之相對的胡秋原之文：「看不懂」，並說「批評也有批評的風度，但不能輕薄」。 引自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頁281。似已 為這之後幾年的「駡」戰作了預言。 22 1962年元月號《文星》（9卷3期）以胡適為封面，並題語「名滿天下．謗亦隨之」。 23 徐高阮提到協助李敖寫作〈播種者胡適〉的發現：「那個執筆的學生對我們社會的仇 恨—尤其是對胡適的仇恨！那篇文字開頭處原來引了錢玄同一句『殺盡四十歲以上的 人』，……我沒有預期為修改別人的文字費了很艱難的磋商。」參見徐高阮，〈替胡適 先生盡一點責任〉，《中華雜誌》，4：9（臺北，1966.9），頁18-19。 24 1961.11.22徐高阮在致胡適的信中提到：「姚從吾先生和毛子水先生商量把您六日的演說 譯成中文，並要我作這件翻譯工作。……因此我只好找我的朋友李敖先大膽譯出來看 看。昨天我把李敖的譯稿改過抄過，現在我想請您看看這個改抄過的稿子」。檔號：HS-NK01-018-014，冊名：與徐高阮的來往書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 25 居浩然在文字中其實未提及胡秋原之名，但因與胡在文字上針鋒相對，故胡不對號入座 也難。參見居浩然，〈人身攻擊與詭計〉，《文星》，10：5（臺北，1962.9），頁35。 居、胡的訟案後來由夫人出面達成庭外和解。
美新聞處副處長提醒反訴於地院。26看在始終密切觀察的徐高阮眼 裏，實有不吐不快又難以暢所欲言的抑鬱。 1962 年末徐訪胡秋原，坦承自己曾是 1935 年中共策劃的「一 二．九學運」領袖之一，詢胡備案的問題，當輾轉確定已事過境遷 後，徐高阮開始了他為文的第一階段：委婉地對《文星》勸說、對 讀者澄清胡適思想、對教育當局強調知識誠實的重要。27然所有的 努力顯然都無法改變現狀：李敖還是一派「敷衍」；殷海光則在輯 錄舊文的新書裏顯現「維護以至反增大他一個人或一小夥人的聲 勢」的心機。28而 1964 年費正清來臺，《文星》不只以費正清為 封 面 人 物 ， 還 以 有 「洋朋 友 」、有「侯 門 」自炫 ；29而 1963 年 秋，倫敦《中國季刊》「臺灣特輯」裏，則不只譏諷胡秋原的訟案 為論戰挫敗之餘對《文星》祭出的「政治」手段、還捧殷海光為自 由主義代表、說臺灣為警察國家，並倡福爾摩沙民族主義。30徐高 阮由此種種跡象，發現了一種國內外聯合的勢力：一種以臺灣獨立 為過渡，而最終併向共產國際的民族淪喪的危機。於是他放下了委 婉相勸的朋友立場，對社會、國民黨、政府發出了「賣國」的警 訊。 26 李敖，〈刑事反訴狀〉，引自李敖編，《閩變研究與文星訟案》（臺北：著者發行， 1966），頁119。 27 胡秋原，〈記徐高阮先生之一事並覆居浩然先生〉，《中華雜誌》，9：10（臺北， 1971.10），頁35-36，48。 28 指1964年10月殷海光輯印的《思想與方法》。引自徐高阮，〈共同知識詐欺舉例（續） ─特告臺灣大學師生〉，《中華雜誌》，3：6（臺北，1965.6），頁40。 29 《文星》，78（臺北，1964.4）。「洋朋友」之稱見胡秋原，〈徐高阮先生的兩大志 事〉，《中華雜誌》，7：11（臺北，1969.11），頁36。
30 1963年第三季（July-September 1963）的倫敦《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15
期，刊出「臺灣特輯」（Formosa）。特輯中11篇文章其實涵蓋的範圍頗廣，不過徐高阮 只針對與其相關的文化、政治議題評論：即John Israel, “Politics on Formosa”; Mei Wen-li, “The Intellectuals on Formosa”; Maurice Meisner,“The Development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Ong Joktik, “A Formosan’s View of 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參 見 徐 高 阮 ， 〈 評 倫 敦 「 中 國 季 刊 」 的 臺 灣 特 輯 〉 ， 《 中 華 雜 誌 》 ，2：3（臺北 ： 1964.3），頁16。
（三）《聯合報》社、中央研究院的問題
1966 年 3 月，費正清在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建議 美政府對中共改採「圍堵而不孤立」政策，並持續作中共入聯合國 主張的呼籲。同年 11 月，徐高阮終於將擱置了 3 年之久的李敖致 胡適的一封信公諸於世，31藉此告訴國人李敖的「罪惡和危險性 質」。未料 1967 年 2 月 3 日，《聯合報》刊出「駐日特派員司馬 桑敦」的〈小事看臺灣〉中，竟對徐公佈之信有「捏造」事實者、 有對公佈者作「精神病象」之「誣衊」處，32乃引起徐高阮、胡秋 原之不滿，自此開啟控訴陣營對《聯合報》的撻伐。1967 年 8 月 14 至 19 日，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在美國密西根州舉辦，《聯合報》 系的《經濟日報》則於 22 日登載以「郭廷以說服費正清教授」為 題的專欄，除了指出費正清有「維護中華民國地位」的轉變外，還 提到哈佛大學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術合作和奬學金的贈 與，以示費與臺因學術交流而對中華民國有了另一番看法。針對 《經濟日報》的「蓄意」偽造，徐高阮再次撰文抨擊其謬說和「附 會」費的別有用心。33 徐高阮的指責看在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實際參與人之一的私立中 國文化大學教授黎東方眼裏，別有感慨。對他而言，《經濟日報》 出的紕漏倒不在於有否附會，而在於它所提到的「說服」者郭廷 以。在他看來，一個收受福特基金的機構首長，根本不可能勝任對 基金「調配人」的說服工作。34不管黎東方對郭廷以的質疑源自對 郭因「領隊」之銜領有一筆公務費的「吃味」，還是因未予論文不 31 1961年11月間胡適交給徐高阮。當1963年9月，胡秋原為「承審推事公然枉法」而上訴高 院時，徐高阮便曾「拿出胡適先生交他的一信」，問胡的意見，「並問是否可以公 開」。參見胡秋原，〈徐高阮先生的兩大志事〉，《中華雜誌》，7：11（臺北， 1969.11），頁36。 32 徐高阮，〈正告聯合報發行人〉，《中華雜誌》，5：2（臺北，1967.2），頁32-33。 33 徐高阮，〈駁論對費正清的附會〉，《中華雜誌》，5：9（臺北，1967.9），頁13。 34 黎東方，〈第二十七屆國際東方學者大會中國代表團的全部真象〉，《中華雜誌》，5： 11（臺北，1967.11），頁10。得發表的黎以適當的協助之不滿，35他所抛出的「洋人有錢」的問 題，讓中央研究院的中美學術合作因此蒙上了「出賣資料」的陰 影；而他另外提到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國立臺 灣大學歷史系主任許倬雲在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上的「表現」，則使 許後來飽受各方的「指正」和批評。 在黎東方的「指引」下，何浩若對社會發出了中央研究院「繼 續」與對中華民國不友善的費合作的警示，引起了素來從不懷疑中 美學術合作之單純性的徐高阮，也開始關切中央研究院在中美學術 交流裏扮演的真實角色。36不過徐與黎、何不同，他略過了郭廷 以，他關注的是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杰的問題。他首先以中美人文 科學聯合會的薪金指責王的「銅臭嗜」，37緊接著以王世杰與費正 清的「特別友誼」、王之「助手」—中央研究院人事主任胡佛所作 監察院「內幕」報告，及以王「為首的一些人積極進行人事結合」 等事實，作為王「賣國」的證據。38徐高阮的直言不諱，如空谷之 音，最早的回響來自 1968 年 8 月上旬，許倬雲建議找徐為雜誌看 稿，想解決他也許坐困窮愁另謀門路的生計問題；同月 26 日，歷 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李濟約他談話，除了提醒他事情「應該弄清楚」 之外，還重申「保持學術的獨立」是研究院歷來的傳統，並強調王 35 亦為代表之一的王萍在受訪時曾對此事說及：黎東方「也許是事後知道當團長可以運用 一筆公務費，對郭先生相當吃味。」並提到胡秋原「接受福特基金補助的研究計畫一直 交不出成果來，被郭先生停止補助，因此與郭先生早已結怨。所以他就趁此機會借題發 揮，讓黎東方在他辦的雜誌上刊登攻擊郭先生的文章。」參見沈懷玉訪問，簡佳慧紀 錄，〈王萍女士訪問紀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2004），頁126-127。會議期間被郭廷以指派為秘書的呂實強，則透露黎對郭 之不滿，源起於其論文未得報告之故。呂還認為郭廷以相信高層所傳達的對當時相關責 難「不要作理會」的訊息，因而「篤定下來」，「既不公開答辯，也不私下溝通，以致 事情後來鬧得沸沸揚揚」。參見呂實強，《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臺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頁307-310，312。 36 徐高阮，〈讀何浩若先生「國際現勢分析」第三輯〉，《中華雜誌》，5：11（臺北， 1967.11），頁24。 37 徐高阮，〈從學藝全局看中山奬案〉，《陽明》，30（臺北，1968.6），頁6。 38 徐高阮，〈學藝培植重於奬勵〉，《陽明》，32（臺北，1968.8），頁9-14。
世杰「雖然是 politician」，但還是「照顧到蔡先生的路線」。39於 是徐高阮譯出被視為是王世杰「致命傷」的〈太平洋學會給錢某論 價信〉，藉以印證王世杰為「投共」錢端升的密友身份、胡佛所參 與有關監察院著作之不正當性外，還有突顯王與前院長「蔡、朱、 胡」等之截然有別、不可同列而語。40同年 10 月，「一個『改造』 中央研究院的背景與計劃的圖像」出現：《思與言》社成員兼中央 研究院研究人員身份的李亦園、胡佛、許倬雲在王世杰院長領導 下，俱成為費正清所屬「國際共產極權主義秘密體系」在臺灣的要 角。41為了更清楚地說明王世杰的陰謀，徐高阮忍不住重提 1963 年令他開始對王世杰「有了一種警覺」的往事：王竟欲安排「知識 詐欺」的李敖進入中央研究院任職。與之前文字中對李濟「維護學 術獨立」的肯定不同的是，這一回徐高阮「補充」說：「李所長當 初始終並沒有『拒絕』王院長的表示」。其間轉變，明顯與 1968 年 10 月 7 日該所所務會議通過的一個決議案有關：案文指出徐 「最近有關本所的言論」不符事實。4211 月初，《思與言》編輯部 針對徐高阮的指控作了答覆，然對徐而言，《思與言》社之舉不只 無助於澄清他所抛出的質疑還自暴其短。43至於同期《思與言》裏 許倬雲〈致本社編輯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函〉中對徐「靈台失明」的 指稱，徐先在十二月號的《陽明》上作了形容其論史無據的「空中 樓閣」的回敬，44繼之則以四十年前傅斯年開所時所作的「工作旨 39 徐高阮，〈四個月來的遭遇和反應〉，《陽明》，36（臺北，1968.12），頁19-22。 40 徐高阮，〈太平洋學會給錢某論價信〉，《陽明》，33（臺北，1968.9），頁6。「致命 傷」為大屯山樵語，見其〈「費正清集團在臺灣大陰謀」讀後〉，《文化旗》，24（臺 北，1969.10），頁32。 41 徐高阮，〈維護學術獨立，確保學院清潔〉，《陽明》，34（臺北，1968.10），頁12。 42 徐高阮，〈李敖、王世杰的故事〉，《陽明》，35（臺北，1968.11），頁30-31。 43 參見思與言雜誌社編輯部，〈維護人格尊嚴，反對肆意誣蔑─重申本社宗旨並答徐高阮 先生〉，《思與言》，6：3（臺北，1968.9）。徐高阮，〈四個月來的遭遇和反應〉， 《陽明》，36（臺北，1968.12），頁27-28。 44 徐高阮，〈許君倬雲的空中樓閣〉，《陽明》，36（臺北，1968.12），頁10-17。
趣 」 責 其 史 學 為 「 理 論 」 所 誤 ，45最 後 甚 至 借 用 胡 秋 原 的 「 瞎 說」，對許著之《歷史學研究》提出強烈批判。46 1969 年 2 月，《陽明》黯然退出文化論壇。4 月，徐高阮作 〈論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當前意義〉，一反向來他對李濟的敬重， 「聲色」俱厲的主張「反擊國際陰謀者」應從「學術最高領導」著 手，故「現任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和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應立 刻從他們的職位走開」。475 月，徐為文質疑「中美人文及社會科 學合作會」，從「設意」開始，便只是為了成全「與中美合作無關 的少數人之特殊目的」。48同月，徐高阮夫人拜訪胡秋原，央求胡 勸徐「不寫那種文章」，否則，有「忠告」說，「這樣下去會被趕 出中研院」。49大約同月左右，徐高阮與朋友會面時，在輕吐「結 成學閥，接受美國陰謀家的操縱，以學術詐欺玩弄權勢」的呢喃 後，突然「改變語調」正色詢問對方「你覺得我有沒有神經不正 常？」50「神經不正常」正是王世杰對徐「不願計較」的原因。眼 看「國之蟊賊已成集團，且在證據明彰下還在趾高氣揚指明眼人是 『神經病』」，徐之悲憤，恐不只是「對泣無人」的痛楚可以道 盡。51 1969 年 7 月，徐高阮藉尼克森反擊美國國內危險份子的演 45 徐高阮，〈小談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陽明》，37（臺北，1969.1），頁22。 46 《中華雜誌》連著兩期刊出胡秋原的〈純瞎說—「歷史學研究」與「社會科學與歷史」 之表現〉，《中華雜誌》，7：4（臺北，1969.4）、徐高阮的〈史學豈可瞎說！〉，《中 華雜誌》，7：5（臺北，1969.5）。胡秋原在憶徐文中曾提到「我關于『純瞎說』之批 評，也受到他的鼓勵」。參見胡著，〈徐高阮先生的兩大志事〉，《中華雜誌》，7：11 （臺北，1969.11），頁39。 47 徐高阮，〈論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當前意義〉，《文化旗》，18（臺北，1969.4），頁 11。 48 徐高阮，〈關於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及社會科學合作會」的問題！〉，《文化旗》， 19（臺北，1969.5），頁9。 49 胡秋原，〈徐高阮先生的兩大志事〉，《中華雜誌》，7：11（臺北，1969.11），頁41。 50 李篤恭，〈一個志士，三分鐘底聊天〉，《中華雜誌》，8：3（臺北，1970.3），頁45。 51 鄒郎，〈旗語：我哭先生欲語誰〉，《文化旗》，25（臺北，1969.11），頁54。
說，影射《思與言》的問題，528 月，將《文化旗》頗致力攻擊的 私設之「中華學術院」，與己譴之不遺餘力的「中央研究院」相提 並論，重申這些年來苦口呼籲的健全社會有賴國家建設的建議。 5310 月，徐的健康惡化，逝前二天書就之〈關於費正清集團的大陰 謀〉，及文中意有未盡而待延展的片斷文字，還是對「南港」「政 治」問題的牽念。54然徐之撒手人寰，並不代表中央研究院「問 題」的結束。反一如李濟的擔心，徐之批評成了「外面」攻擊的最 佳憑藉。55
三、徐高阮喚起的聲援
徐高阮的國家危機意識最早獲得胡秋原的回應。胡因訟案不 公，老早在借辦的《世界評論》，及之後自辦的《中華雜誌》，控 訴陶希聖對「閩變」問題的媒介作用、對司法的干預。56然在徐高 阮對訟案的關切及影響下，加上陶之後與李敖的劃清界線，57胡秋 52 徐高阮，〈認識尼克森新理想主義的啟示〉，《文化旗》，21（臺北，1969.7），頁21。 53 徐高阮，〈華岡･南港論〉，《文化旗》，22（臺北，1969.8），頁17。 54 參見文化旗雜誌編輯部，〈徐高阮先生生前一篇未完成的遺稿〉，《文化旗》，25（臺 北，1969.11），頁23。 55 1968年8月，李濟「客氣」的對徐高阮提到：「你的文字風格與有些人不同，你的話別人 會當根據。」徐高阮，〈四個月來的遭遇和反應〉，《陽明》，36（臺北，1968.12）， 頁20。 56 胡秋原曾提到，1962年9月18日當他宣佈準備將《文星》的「人身攻擊」事訴諸法院時， 李敖等便四處宣揚「有陶希聖先生支持」，企圖恐嚇胡放棄訴訟。胡的朋友則指出李、 陶關係：李敖為陶希聖所主持的開國文獻會臨時僱員。胡甚至查出《文星》所刊登的 「閩變」相關資料，乃由開國文獻會向黨史會借調所得。另，陶希聖也對人坦言他支持 李敖。參見胡秋原，〈獨立審判不容干擾〉，《中華雜誌》，2：6（臺北，1964.6），頁 35。 57 根據李敖的說法：「陶希聖在拉我加入國民黨不成，老羞成怒，在文星愈鬧愈兇的時 候，終於對我反目相向，在國民黨第一黨報「中央日報」上寫短論批我。他先寫了一篇 『保全台大的名譽』（一九六四年九月二日），……四天以後（一九六四年九月六 日），他又寫了一篇『謗書』，……我對陶希聖站在黨報立場攻擊我，絲毫不感驚異，原的思考乃開始轉向費正清與殷海光：1964 年 10 月，胡對費正清 史觀提出了批判；1965 年 8 月，著手殷海光學術論著的檢討。繼 胡秋原之後，何浩若從費正清中國文化觀的角度探討其人最終動 機，並掀起對費正清等太平洋學會份子出賣中國大陸的聲討。侯立 朝則完全繞過何浩若所提出的文化「招牌」，直指《文星》繼承自 《自由中國》、居心叵測的政治陰謀。而周之鳴於 1969 年總其成 之《費正清集團在臺灣大陰謀》，恐不能只視為是對 1960 年代賣 國控訴相關文章的收集而已，因編輯者所舖展的脈絡，自有其思路 在。
（一）何浩若對太平洋學會的指控
何浩若看《文星》的視角頗與徐高阮的「知識詐欺」不同，他 從徐高阮所公佈的李敖致胡適的一封信中，看到《文星》因李敖與 傾共的高中老師嚴僑的關係而蒙上鮮紅色彩，並視《文星》「曾為 辜顯榮慶百年誕辰」、「紀念辜耀星，故稱『文星』」等質疑其與 日本「臺獨」之關係，並由「美國姑息份子有以黃制黃之說」，推 論日本「臺獨」與費正清合流。58何對《文星》與胡適關係的解釋 也有別於徐高阮的「利用」說，在他看來根本就是繼承，他追源溯 流指出：「五十年來美國姑息份子進行一企圖毁滅我民族文化之大 陰謀」，即「始於杜威羅素之來華講學」，「杜威的學生胡適接著 發動了一個新文化運動說中國沒有文化」，這種說法不只為費正清 所認可，甚至在「自由中國的台灣，演變而為全盤西化運動」，由 羅素的崇拜者殷海光領導。59費正清與胡適不只在中國文化的看法 因為那是我不跟他們合作、不跟他們同流合污的必然發展。只是在時機上，倒別有個人 原因。那時陶希聖要把他兒子陶晉生媳婦鮑家麟雙雙送入台大歷史系教書，故向文學院 院長沈剛伯表態，而沈剛伯正是被我批評的焦點」。引自李敖，《李敖大全集》（臺 北：成陽出版社，1999），冊28，頁158。 58 何浩若，〈我對美國姑息份子費正清等的批評〉，《現代》，23（臺北，1968.3），頁 7。 59 何浩若，〈五十年來國際共產黨和中共匪幫企圖毁滅中國民族文化的大陰謀〉，《三軍上有交集，即連與出賣中國大陸有關的太平洋學會舊事上兩者一樣 有交集。60 何浩若提出的太平洋學會之事實在徐高阮、胡秋原的設想之 外。何談自己對太平洋學會內幕的了解源起於 1964 年赴美「調查 彭明敏叛國案」時對美國會案卷之翻閱，然直至 1968 年始將所知 公諸於國會，是鑑於黎東方對費正清利用東方學者會議時機作反越 戰宣傳的指陳，深恐中國知識份子再蹈覆轍之故。所謂「中國知識 份子」尤指前為「太平洋學會中國分會負責人」、後為中央研究院 院長的胡適、王世杰，何質疑兩人曾任政府官職卻對美太平洋學會 成員費正清毫無警覺、深咎胡適於 1944 年太平洋學會會議上未為 政府發言，並指責胡、王於擔任自由中國最高學術機構負責人後仍 與費相往來。何浩若因之呼籲「我民意機關」應效法美國會之「澈 底調查」精神對中國分會負責人「加以研究」。61其效應見於立法 院的質詢者，如立委邱有珍便轉錄何之部分資料，視「太平洋學會 中國分會負責人」胡適過去聘費講學，及王世杰當時之與費為友， 較太平洋學會中國分會人員昔日所作之「怪事」為「尤為可怪之 事」。並就王世杰與郭廷以之與「美國共產黨同路人」，「專門從 事」顛覆中華民國，實為中華民國敵人的費正清，「密切合作」之 居心，要求行政院「促其即向國人說明真相，俾釋群疑。」62 聯合月刊》，5：9（臺北，1967.10），頁6-7。 60 周之鳴在〈編者自序〉中提到：「據美國國務院一九四九年八月公佈的中美關係白皮 書，我們所以失去中國大陸而為毛共竊據，說是由於我們政府的貪污無能，把全部責任 都推在我們身上。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安全小組自一九五○年十二月開始調查『到底是 誰失去中國』的問題，……而於一九五二年七月公佈一個報告，用真憑實據證明中國大 陸所以變色，完全是因為：國際共黨利用其外圍太平洋學會勾結美國政府內部同黨，影 響美國對華政府，出賣了中國的結果」。引自周之鳴編，《費正清集團在臺灣大陰謀 （上）》（臺北：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1969），頁1-2。 61 何浩若，〈我對美國姑息份子費正清等的批評〉，《現代》，23（臺北，1968.3），頁 7。 62 參見《立法院公報》，57：11（臺北，1968.2.21），頁621。
（二）侯立朝「政治謀叛」的呼籲
與何浩若不同，侯立朝根本不從文化角度看《文星》。1964 年 8 月，侯開出的第一炮─《文化界中一枝毒草》，表面上是「對 李敖發言」，實際上怒火全是衝著殷海光而燒。因此書甫出版，便 有嗅覺敏銳者詢問國民黨中央黨部，是否為其負責宣傳工作的第四 組以「侯立朝」的筆名所作的撻伐。63至 1966 年 5 月，侯立朝更 在其籌辦的《現代》創刊號上，直接以〈欣賞欣賞：殷海光的特藝 彩色思想〉為標題文章，展開對改組後之《文星》毫不留情的批 判，並對《文星》「要奪政治棒子」的陰謀致意再三。64同年，以 三天趕就的《文星集團想走哪條路？》裏，65重提 1960 年的一些 往事：南韓、土耳其的政變、日本的群眾暴動、《自由中國》「搖 惑人心」的謬論，以及「反對黨要使用『赤裸的權力』去對付國民 63 侯立朝在所作的〈李敖的「紅衛兵」思想與其煽動者〉中，提及〈文化界中的一枝毒 草〉時，展現了對李敖的「包容」，及對殷海光的「嫌惡」：「對李敖之毒，我當時認 為是有『特效藥』可以治療的。因為李敖畢竟年輕，思想可變度較具有彈性。即使他就 是共產黨，我們也該有換其腦袋的本領。最可恨者是『文化狐狸』，殷海光、蕭孟能及 其幕後的人物，……，因為他們的思想已經『型定化』了。所以我在這本小冊子中，直 指『文星集團』而攻之，警告他們『回頭是岸』。」引自周之鳴編，《費正清集團在臺 灣大陰謀（上）》（臺北：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1969），頁198。 64 侯立朝，〈秦檜．費正清．逃犯等等〉，《文化旗》，29（臺北，1970.3），頁9。1960 年6月3日，胡適向雷震提到《上海日報》「造謠」說「美政府撥了二十萬美金」予新 黨。6月10日，雷震約費正清夫婦午飯時，雷曾詳告新黨事，並表達「希望美人同情並予 支持，並不是要他們給經濟援助，要他們在輿論方面支持，使國民黨政府不致壓迫新 黨，或以流氓名義逮捕新黨人員」。6月24日，雷震在日記上抱怨：「《上海日報》說， 反對黨難產，全篇對我侮辱，國民黨第六組【負責搜集情報和研究】辦的報紙，作風如 此下流」。7月10日又提到與之對頭的《政治評論》：「說我告洋狀」，「完全為無聊人 之誣衊也」。8月30日，雷震在日記上則記載了國民黨籍立委王世憲告知的話：「小蔣告 訴美人我們有共諜和顛覆政府」，不過美人不信。再推回更早的1957年1月28日日記，雷 震寫下王世憲所聽聞之事：「鄭學稼告訴他，他對自由主義這些人很悲觀，這些人完全 是蔣【經國】、陳【誠】鬥爭的工具，陳利用胡適之，胡利用雷震」，並謂「美帝不可 逼得太厲害，他們【指蔣經國】會合流的，即與共匪合作。」引自傅正主編，《雷震全 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冊39，頁21-22。 65 何平，〈意識流〉，《現代》，創刊號（臺北，1966.5），頁45。黨」等。讀者其實不難由其迂迴曲折的筆鋒，探知他責《文星》承 續《自由中國》餘緒的心意，及其對雷震組黨事件之滿懷敵意。這 位讓人深感充滿「忠黨愛國熱忱」的作者，在曾與之有過不愉快互 動經驗的陶百川口中乃一「中央黨部的高級人員」，因其「濫駡亂 誣」，似乎「有恃無恐而肆無忌彈」，故連素有清譽的監察委員陶 百川也不得不退避。66在李敖看來，侯的出現，實可視為國民黨的 「情治」單位正式加入對《文星》「批鬥」的行列。67 而 1967 年後不斷遭受「流言蜚語」衝擊的王世杰，也曾在日 記中提到對批評他不遺餘力的《現代》主持人：「為一特務分子， 其雜誌係假藉國防部情報局印刷所出版」。68無獨有偶，《現代》 也曾以「費正清的小特務」指稱那些「出賣國家民族，換取美金收 入」者，並責其為「比貪官為害更大」的「文化漢奸」。69侯立朝 更在徐復觀的「幫口」說、徐高阮的「政治活動」說等基礎上指 出：「中央研究院是費正清倒台滅華的司令部」，並稱王世杰的 「人事主任」—胡佛為執筆者之一的《中華民國監察院之研究》， 是一部「替洋鬼子寫的書」，而胡佛所作之〈政黨及利益團體與監 察院〉，更為其中最有「問題」者，侯甚至以「監察院中中國國民 黨的鬥爭史」名之：「胡佛要逐出政黨尤其是國民黨於監察院之 外，當然，申論之即可把它逐出於台灣之外，這與哈佛紅犬費正清 主意相合」。為什麼不斷受徐高阮、侯立朝筆桿子的「關注」？如 果我們由胡佛對徐高阮說到的經歷切入：「曾建議國防部免除青年 研究工作者的『召集』，且因此遭麻煩」，70也許比較能瞭解侯立 朝呼籲「重整中央研究院」，「使它成為中國的中研院」的真正意 66 陶 百 川 ， 〈 對 被 誣 叛 逆 的 一 點 說 明 〉 ， 《為 洗 寃 白 謗 呼 號 》 （ 臺 北 ： 三 民 書 局 ， 1992），頁237。 67 李敖，《李敖大全集》28（臺北：成陽出版社，1999），頁183。 68 1968.12.5 日 記 。 引 自 《 王 世 杰 日 記 手 稿 本 》 （ 臺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1990），冊8，頁69。 69 現代雜誌社編輯部，〈這一期編輯提要〉，《現代》，27（臺北，1968.7），頁3。 70 徐高阮，〈四個月來的遭遇和反應〉，《陽明》，36（臺北，1968.12），頁23。
涵。71其實胡佛受到的「青睞」，可能還不及同樣身為《思與言》 社「核心份子」之一的許倬雲，這位史語所副研究員在走馬上任其 所兼職的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後，便已出現一些耳語風言，72至 黎東方在《中華雜誌》揭發他在 1967 年東方學者會議的「表現」 後，「橫逆」更是紛至沓來。侯立朝不只故意強調他是「洋人青商 會十傑青年」之一，還批評他有的只是「同殷海光一樣」的文化謬 論，並譏其為殷海光所作的《中國文化的展望》書評是他的一大 「敗筆」，甚至借用他給《思與言》社「編輯常委會」信中的用 詞，反稱其「靈台冒煙」，73最後重翻「舊帳」，指出早在 1963 年 10 月《文星》刊出許的〈個人與集合體〉時，便已察覺許根本 就是「文星集團」的急先鋒。74凡此種種使 1969 年末李文齋在立 法院對行政院提出質詢時，已很難僅局限在「現有機會去國外賺外 幣」的「某研究院的某所主任」了，這位備受「輿論」注目，卻 「始終無可辯解」，甚至「自飾這是『忍耐』」的「某主任」也被 帶上了國會殿堂。75 1969 年底，美國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公佈〈美亞報告〉，隔年 初，達拉斯大學歷史學系主任柯貝克教授（Prof. Anthony Kubek） 將之編纂成冊公開發表，此一文件立刻引起了國內「熱烈的反映與 注意」。76 3 月號《文化旗》在社論裏指控「李濟師徒」乃為帝國 71 侯立朝，〈幫口及政治活動與中央研究院—兼評一本引起問題的書「中華民國監察院之 研究」〉，《現代》，30（臺北，1968.10），頁17-22。 72 參見許逖，〈也談學術界可憂慮的現象〉，《陽明》，18（臺北，1967.6）。 73 侯立朝，〈中國必須再解放—評許倬雲『文化持續力衰退』之因說〉，《現代》，32 （臺北，1968.12），頁5-6。 74 侯立朝，〈批評許倬雲的文字抄引及實證〉，《文化旗》，26（臺北，1969.12），頁5。 75 李文齋，〈對行政院施政報告的質詢〉，《中華雜誌》，7：11（臺北，1969.11），頁 6。 76 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於1969.11.22對外公佈「美亞案件」，「這是 一九四五年美國聯邦調查局突擊檢查現已停刊的左傾親共刊物『美亞雜誌』社時，所搜 得的美國政府被偷竊的一部份機密文件。」1970.2.15柯貝克出版《美亞報告—中國災難 之線索》，於序文中「歸納出兩點重要論斷：一、當時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不支持
主義服務者，4 月號社論則以「中研院學奸幫口陰謀賣國的『政學 同盟』」相稱，並籲請執政當局要「澈底剷除國內姑息主義」。77 在《現代》休刊期中的侯立朝則借《文化旗》講臺，追踪「到現在 還逍遙於臺灣」的「漢奸」。781970 年 4 月 15 日，王世杰以八十 高齡走出了中央研究院，79對於他「繼續推動中美學術合作」的心 意，《文化旗》顯然並不領情，仍然將「哈佛的附庸」、「費正清 的買辦」等標籤，貼在他曾經耕耘過的幾個研究所上，80史語所所 長李濟便首遭其難，侯立朝不只喚他為「召夷肥敵亡國滅種之學 奸」，還陳「請」監察院對李調查。81 1970 年底侯立朝在復刊的《現代》發出了對中央研究院的最 後 一 擊 ， 即 一 直 為 人 所 詬 病 的 「 國 科 會 」 問 題 。 這 個 源 自 胡 適 1958 年為國家長期發展科學所作的「夢」，82與「賣國集團」控訴 的銜接，起自《中華雜誌》對該會給予殷海光研究補助的抨擊。83 1966 年 6 月，《中華雜誌》重刊了胡適在 1947 年發表的〈爭取學 術獨立的十年計劃〉，重新檢討「現在的『科學發展』」是否發揮 國民政府，是犯了悲慘的錯誤；二、當時美國少數駐華低級外交官員及部份國務院官 員，應負造成此項錯誤的責任。」引自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編印，《歷史的教 訓—「美亞報告」評論專輯》（臺北，1970），頁56。 77 社論，〈救命與救亡！〉，《文化旗》，29（臺北，1970.3），頁4。社論，〈政府不能 再姑息養奸了！－兼向柯貝克教授致敬〉，《文化旗》，30（臺北，1970.4），頁4。 78 侯立朝，〈從「美亞報告」追踪中國的內奸〉，《文化旗》，30（臺北，1970.4），頁 12。 79 根據中央研究院院史的說法，老總統之批准王的辭呈，主要原因是：「當年，蔣經國出 任行政院副院長，實際掌握了軍政大權，他有意控制臺灣大學，蔣中正為安置即將卸任 的校長錢思亮」之故。參見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主編，《追求卓越：中央 研究院八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2008），卷1，頁119。 80 社論，〈掃除洋奴氣振起大漢風！〉，《文化旗》，31（臺北，1970.5），頁5。 81 侯立朝，〈李濟的德行知識和爛污賬〉，《文化旗》，31（臺北，1970.5），頁6,12。 82 胡適語，胡適當時還談及「如果錢從外面來，好像不太好」。見胡頌平編著，《胡適之 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頁26。 83 社論，〈鬥智世界和我們學術教育的改革〉，《中華雜誌》，4：1（臺北，1966.1），頁 6。
了「獨立計劃」的本旨。84 1970 年 3 月，胡秋原甚至藉由立法院 書面質詢，指責該會造就「謀食不謀道」的不良士風。854 月號 《中華雜誌》的社論則直接把矛頭指向「審查委員研究教授」李濟 等，稱其為政客式的「學棍」。86其後，更有指控李濟以「壓力團 體」之「父」的姿態，挾其組織操縱學術界者。87所謂「壓 力團 體」，侯立朝解釋：「即對立法機關和政府的衝擊而言，它是『壓 力團體』，對該團體的自身而言，它是『利益團體』」。88然論者 自論，而「學棍」仍自「飛揚於研究之院，跋扈於大學之中」， 「壟斷把持，嫉妬、排斥、壓迫、打擊獨立學人」。89侯立朝最後 總結了所有的論調，對中央研究院提出了頗為「政治性」的批判： 「最近十年來的中央研究院，由於幾位『大王』之不學」，及「精 神之不能自立」，以致「形成了一種『獨立王國』自造了『治外法 權』」，「對內把持，對外投靠」。
（三）周之鳴《費正清集團在臺灣大陰謀》的編輯
周之鳴是 1960 年代賣國控訴陣營中比較明顯出現前後不一的 人，舉如由肯定胡適到指控胡賣國；與《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同 鄉、合夥的關係，轉為指控王賣國；與胡秋原同為賣國控訴陣營者 84 徐高阮，〈重讀學術獨立計劃後記〉，《中華雜誌》，4：6（臺北，1966.6），頁28。對 王世杰而言，則「攻擊者甚多為向科學會申請研究補助未獲通過之人」，言下之意頗不 以為然。引自1966年5月20日，《王世杰日記手稿本》（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1990），冊7，頁323。 85 胡秋原，〈教育界薪給制度與發展科學方針〉，《中華雜誌》，8：3（臺北，1970.3）， 頁5。 86 社論，〈國科會辦法反科學、反國家、侮辱學界〉，《中華雜誌》，8：4（臺北， 1970.4），頁11。 87 吳天鐸，〈中央研究院中的壓力團體及人物〉，《中華雜誌》，8：6（臺北，1970.6）， 頁48。 88 侯立朝，〈中央研究院之研究〉，《中華雜誌》，8：7（臺北，1970.7），頁40。 89 本社，〈何以學棍罪惡極大？－因為他們要斷絕國家復生的最後生機!〉，《中華雜 誌》，8：7（臺北，1970.7），頁4。的關係，轉為指控胡賣國；甚至連對中國大陸淪陷之責任歸咎一樣 有說法上的轉變。 雷震曾在 1960 年日記中提到周之鳴對時局的悲觀：「中國人 尤其今日臺灣不是沒有人才，一到蔣先生下面，都變成了奴才，故 蔣先生不離開，中國無改革之希望。因為蔣先生什麼事都要管，其 結果，他不動，人家就不敢動了」，他並譏諷對《自由中國》頗有 惡感的陶希聖：「認為有他一人反共就可以了，用不到其他的人。 他現在橫直跟著蔣先生走，蔣先生說是，他絕不說非，此政治前途 之無希望也」。90以此之故，雷震在其致胡適函中稱周為「思想見 解，大致和我們相同」者，雷震因之出面向胡適推薦「對蘇俄問 題，深有研究」，時任職「陽明山莊特約研究」的周之鳴，申請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所設之「研究講座教授」職。未料卻 為胡適婉拒：「此項『研究講座教授』，不適用于私人設的研究 所，也不適用于國防的機構。」91也許因此得以理解 1961 年周之 鳴對中央研究院發出的「專注重考據，厚古薄今」的批判，92而前 此視胡適為「與一般自由主義者的只喊民主自由口號，大不相同」 的看法，恐怕也將有待商榷了。此外，追究周之鳴之加入賣國控訴 行列，實不早於其登載在 1967 年 7 月《中華雜誌》上的〈我們為 什麼控告王惕吾？〉，而其文所述主要為與王惕吾的個人財務糾 紛。93有趣的是，1980 年 9 月他寄給鄭學稼「檢舉胡秋原等勾結臺 獨及為匪嫌軍法訴狀」時，鄭學稼也僅是一句「周與胡糾紛已久」 90 1960.1.10日記。引自傅正主編，《雷震全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冊40， 頁8-9。 91 見〈雷震致胡適（1960年5月27日）〉、〈胡適致雷震（1960年5月28日）〉函，引自萬 麗鵑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231-232。 92 引自鄭學稼，《我的學徒生活續編》（臺北：帕米爾書店，1987），頁13。 93 即昔合夥辦報事。參見周之鳴，〈我們為什麼控告王惕吾？〉《中華雜誌》，5：7（臺 北，1967.7），頁41。
的慨嘆。94 再者，當檢視周之鳴編著之書時，會發現 1950 與 1960 年代似 有一清楚分界。1950 年代周之鳴編撰的書籍並無控訴費正清者， 觀其《共產黨奪取政權藍圖—列寧獨有政治策略祕密件》、《蘇俄 征服中國密件》、《蘇俄戰略與策略：共產黨征服自由世界計劃》 等著作，不只均以「蘇聯」為研究對象，且均將蔣總裁於 1951 年 在黨部所發表的「研究敵我謀略」談話置放於序文之前，明白揭示 國共內戰之挫敗在於黨員「太不講究方法，尤其對於特務或情報， 凡 是 涉 及 技 術 的 ， 都 認 為 不 道 德 ， 不 光 明 ， 因 此 不 屑 去 用 心 研 究」，以致「事事落在共匪的後面」。95周之鳴甚至藉由胡適的肯 定 ， 為 自 己 在 反 共 事 業 上 「 側 重 策 略 方 法 」 的 正 確 性 背 書 。96 1960 年代周之鳴的反共呼籲明顯偏離了五○年代的旋律，「太平 洋學會」與「出賣」取代了「蘇俄」和「奪取」，而「費正清」與 「中共」，在周之鳴一系列的相關編著：《太平洋學會怎樣出賣中 國》、《費正清集團在臺灣大陰謀》，以及 1978 年的《我們為什 麼反對費正清》裏，則不斷出現幾近等號的費正清乃共黨「同路 人」，或附屬的費乃共黨「文化特務」的關係。周之鳴的轉變恐不 只是個人研究興趣的轉移，觀諸檔案，實仍與政府對失去中國大陸 的探討與說法相呼應。97故由其私營之研究社名的變更：蘇俄問題 94 參見鄭學稼，《我的學徒生活續編》（臺北：帕米爾書店，1987），頁251-252。 95 〈蔣總統號召各界幹部研究敵我謀略的指示〉，引自周之鳴編，《共產黨奪取政權藍 圖—列寧獨有政治策略祕密件》（臺北：蘇俄問題研究所，1953），頁1。 96 周之鳴於〈再版自序〉中提到「初稿完成時適胡適先生回國，我就請教他關于運用這些 敵人密件的問題。他在美國曾把『蘇俄的戰略與策略』上冊轉送耶魯大學副教授華克先 生並介紹他到台灣找我談反共戰略問題。胡先生不僅認識敵人戰略策略，且有深刻的研 究，與一般自由主義者的只喊民主自由口號，大不相同。」引自《蘇俄征服中國密件》 （臺北：蘇俄問題研究所，1954），頁2-3。 97 總統府於1960年6月費正清離臺後曾接獲「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美國主義委員會主席」柳爾
丹（W. J. Riordan）詢問與「太平洋關係學會有連繫之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訪臺事。 檔號：407.2/0003，冊名：人物卷：福開森對華態度言論、費吳生、佛里爾、費安、費格 森、傅萊、方登、福利曼、福勒爾、福斯特、費努坎、費爾特將軍、傅萊士、費正清，
研究至國際共黨問題研究，不難察覺島內反共思路的變遷。至於留 美派的胡適，則隨著中華文化復興之漲潮，西化之降水位而有「行 情」大跌之勢，甚至因參與過太平洋學會，為中國分會委員的經 歷，而成為周之鳴書裏「出賣」中華民國的主嫌犯之一。 周之鳴在《費正清集團在臺灣大陰謀》序文中提到，編輯此書 目的在於澄清被國外媒體所誤解的《文星》「自動關門」的真相、 在以中央研究院之「勾結」民族敵人真相警惕學人、知識份子，以 及提醒黨政當局及國人注意王惕吾的問題。作者並極力呼籲「整肅 臺灣內部，徹底消滅出賣中國費正清集團的據點與其勢力」。三大 據點中《文星》已是過往陳跡，故重提的作用不過是為另兩大問題 舖路而已。而與中央研究院相較，王惕吾主持的《聯合報》、《經 濟日報》的危險性似有過之而無不及。周由徐高阮對《聯合報》 〈小事看臺灣〉的指摘切入，著意彰顯其作者司馬桑敦「指名攻擊 陳立夫先生與國防部以及蔣部長經國先生」之處，98並由《聯合 報》對美國大選的相關報導，突顯其有別於國家政策，「親共左派 的嘴臉」。王惕吾自 1960 年雷震案後特意佈局的「美國背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1961美蒙建交談判時，美方親善大使拉鐵摩爾曾引起 國人對太平洋學會的關注，不過也僅止於「為共黨所利用，傳佈赤色思想」的敘述，尚 未及「出賣中國」的控訴。引自社論，〈拉鐵摩爾陰魂不散〉，《政治評論》，6：12 （臺北，1961.8），頁13。國人首將太平洋學會出賣中國之事與1966年費正清國會證詞相 提並論的是《中央日報》駐美特派員陳裕清。陳在1966年5月寫了一篇被上層認為「過於 坦率」，不適於發表的文字：〈美對毛共政策醞釀大變中〉，內文提到：隨著「越戰轉 劇，美毛直接衝突的危機加深」，使原居於翹翹板弱勢的美國「綏靖主義者」尋得青睞 的機會，以致「美國朝野各方對於中國問題的注意與困惑，不下於當年國會周查太平洋 學會與公聽麥克阿瑟將軍撤職事件時期」。又「綏靖主義者」對中華民國政府與國民黨 的態度，適與「太平洋學會與『白皮書』的時代，大同小異。」因之何浩若似不過拾其 牙慧，藉此攻擊胡適、王世杰等。參見檔號：400.3/0055，冊名：美國會對華政策公聽 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不過遲至1969年9月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方譯印 《「太平洋學會」調查報告》。 98 周 之 鳴 編 ， 《 費 正 清 集 團 在 臺 灣 大 陰 謀 （上 ） 》 （ 臺 北 ： 國 際 共 黨 問 題 研 究 社 ， 1969），頁11。
頗使當局對之另眼相看，99是否周想由當局忌諱的問題喚起黨國注 意，值得進一步瞭解。
四、公家之棋？
被徐高阮藉由公佈「致胡適的一封信」揭發其匪諜嫌疑的李 敖，曾根據徐高阮去世後的弔唁名單作如是推想：「左派出身的徐 高阮是攻擊文星的第一裨將，他死之日，弔喪行列裏居然出現了總 政治部主任王昇、調查局局長沈之岳、情報局局長葉翔之！他的背 景，原來這般！—徐高阮在職務上只不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的一名副研究員，在這種冷衙門的清高之地，身死之後，居然冒 出成群大特務為他弔喪，雙方關係的不簡單，由此可證！」100徐高 阮是否只是公家的棋子抑或授人把柄、予人以可乘之機？以下事件 的鋪陳也許有釐清的作用。（一）對費正清的批駁
費正清是 1960 年代賣國控訴可以成立的關鍵人物，因而對費 的批判是件重要工作，最早在這場批判中對費正清有關中國論述提 出指正的人是胡秋原。101胡自 1964 年 10 月起至是年 12 月止，連 續在《中華雜誌》上發表〈評哈佛費正清教授中國觀〉。然胡之評 費，其實並非完全出自自己的主動，觀其三篇長文之末所交待的寫 作原由，便可發現受人之託的角色：其一為李煥，102其二即徐高 99 葉邦宗，《一代報皇王惕吾》（臺北：四方書城，2004），頁208-209。 100 李敖，《李敖大全集》（臺北：成陽出版社，1999），冊28，頁161-162。 101 徐高阮在〈讀費正清評論的感想〉中喻胡秋原之文為「開路工作」。引自徐著，〈讀費 正清評論的感想〉，《中華雜誌》，3：3（臺北，1965.3），頁43。 102 胡秋原，〈評哈佛費正清教授中國觀〉下，《中華雜誌》，2：12（臺北，1964.12），頁 32。葉鳴朗曾在1988年11月1日親訪胡秋原，胡告知「當時他發表的反費文章是國民黨的 李煥找他寫的」。參見葉著，〈費正清對中國政策的理念及其對國共兩黨態度之研究， 1932-1952〉（臺北：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頁13。阮。103李煥的出現與徐高阮的鼓勵，也許都與前述 1963 年秋季的 倫敦《中國季刊》「臺灣特輯」所透露的危機有關。倫敦《中國季 刊》的消息是得自任職政工幹校、一樣與《文星》有訟案的鄭學 稼。巧合的是，當 1964 年 3 月徐高阮為文對該季刊部份文章作譯 評時，同月 20 日，總統府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舉行的第七十七次 會議也討論到此特輯，並決定作一相關回應：「行政院新聞局已約 請 我 國 專 家 學 者 ， 撰 著 專 論 ， 洽 由 該 刊 出 版 專 號 ， 加 以 澄 清 駁 正」。104 當 1966 年 3 月 21 日費正清在國會聽證會上建議對中共「圍堵 而不孤立」時，國民黨中常會於同年 4 月擬訂了相關措施：「洽請 我國著名學者教授，以個別撰文或聯合聲明等方式，不斷在報章雜 誌上發表聲明」嚴予駁斥，並以「廣告」方式，將此聲明刊登於 「美國紐約時報或其他重要報紙」。105針對此回應方式，蔣總裁於 4 月 18 日作了「可照辦」的批示，還對民意機關作了「發動斥責 自由份子謬論」的指示。106《中央日報》因而先後出現〈中華民國 一千五百餘位學人及教授給美國人民的一封公開信〉、立法委員聯 名致美國國會函。107所謂的「公開信」，是由李敖所稱「王昇欣賞 並重用的大將之一」，任職政工幹校的曹敏出面，108結合陶希聖、 103 胡秋原，〈人道不滅，勇者不死！〉，《中華雜誌》，8：10（臺北，1970.10），頁43。 104 檔號：20505/9/1/100，檔名：總統府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第六八至九五次會議研討事項 簽報與執行，總統府。 105 檔號：400.3/0054，冊名：美國會對華政策公聽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106 檔號：400.3/0057，冊名：美國會對華政策公聽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在 國民黨的資料中則載道：「可照辦，除八項目以外，我民意機關亦應發動斥責自由份子 謬論，並應將費正清過去在大陸上之助共害華之言論等事迹搜集引用，加以打擊」。檔 號：9.3/202，冊名：九屆中常會第202次會議記錄，國民黨黨史館。汪幸福在〈台當局醜 化「中國通」內幕〉中則認定蔣介石主導了反費「整齣鬧劇」，並謂胡秋原、徐高阮、 鄭學稼「三人聽說此任務是蔣氏父子交辦的，積極性甚高。」引自：http://gb.cri.cn/2201/ 2005/12/29/[email protected]。 107 引自侯立朝編，《誰是中國與美國的叛徒？》（臺北：編者發行，1970），頁67-85，93-99。 108 李敖，《李敖大全集》（臺北：成陽出版社，1999），冊12，頁121。
胡秋原、鄭學稼、徐高阮所作。109這是徐高阮第一次明顯與黨部 「掛勾」。另據胡秋原的說法，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於 1969 年 9 月譯印的《「太平洋學會」調查報告》，徐高阮曾協助曹敏作全文 的校對，「校完後循例送他應得的數千元校對費。他峻拒，甚至於 說，如再談錢即不再來往」。110這是徐高阮第二次與黨的往來。徐 高阮之識曹敏應與胡秋原的訟案有關，胡說開庭以後只有三個人同 情胡與鄭學稼的遭遇，即徐高阮、曹敏，與《政治評論》半月刊、 國父思想研究者任卓宣。111至於 1962 年末徐第二次拜訪胡秋原詢 問有關「一二．九學運」備案問題時，胡所透露為其所問之對象只 說：「大概是在一個高級情報機關擔任研究工作」，112未道出何許 人，只能據此推論黨部或許因此對自 1963 年起「為文頗多」的徐 有一點認識。
（二）《文星》的隕落
1964 年 3 月費正清訪臺，胡秋原注意到《文星》不只以有 「洋朋友」自炫，還宣稱有「侯門」當靠山。113而時值「外放」美 國的前國防部參謀總長、空軍一級上將王叔銘也在 1964 年的日記 中提到，是年當選臺北市長的臺人高玉樹「之得勝是由美方之鼓 109 胡秋原，〈序〉，引自《曹敏七十文錄》（臺北：黎明文化，1979），頁1。有關此事， 鄭學稼的相關記載是：1966年4月11日晚7時半，「應周林根請到國際教育研究社討論應 付費正清等事，我表示只貢獻意見，仍由國民黨中央之專家如陶希聖等集其大成，秋原 承擔撰文。對於費氏事、國民黨內意見不一，有人公言費是陳副總統請來的，不應反 對。」參見鄭著，《我的學徒生活續編》（臺北：帕米爾書店，1987），頁89。巧合的 是，郭廷以所長致函王世杰院長提到費預計1964年訪臺事時謂：「轉達陳辭公歡迎之 忱，渠頗為高興」。檔號：302-01-03-11-360-001，〈王世杰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檔案館。 110 胡秋原，〈徐高阮先生的兩大志事〉，《中華雜誌》，7：11（臺北，1969.11），頁38。 111 胡秋原，〈序〉，引自《曹敏七十文錄》（臺北：黎明文化，1979），頁1。 112 胡秋原，〈記徐高阮先生之一事並覆居浩然先生〉，《中華雜誌》，9：10（臺北， 1971.10），頁48。 113 胡秋原，〈不可糊塗荒謬以養癰〉，《中華雜誌》，4：11（臺北，1966.11），頁34。勵」，並稱「美國人正多方鼓勵台灣獨立」，又謂「美國人多恨蔣 經國接近蘇聯而多擁護陳副總統」。114同年 8 月，對《文星》開出 第一炮的侯立朝，事後對《文星》的「政治」問題直接指陳：「五 十年代末期，美國策劃的直接反蔣運動失敗反對黨運動也失敗了， 從而轉變到『內部接替』的分化路線上去，國民黨的『家務』也就 此多事了！所以『文星』參與的是國民黨家務的鬥爭，決不是甚麼 『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或『黨外運動』」，並視「『文星』 以閩變歷史來清算胡秋原，就是它向國民黨直接效忠坐人以罪的表 現，因為當年閩變是代表非蔣勢力反抗中央專斷的英勇行動，胡秋 原參與其事恰是在野的英雄！而為國民黨直系派所不喜，他也不支 持胡適之捧陳誠接棒子，因為他不喜軍人再做總統。」115 1965 年 2 月，徐高阮在首篇「賣國」控訴中也直指「去年八 月，他們已狂妄到自比於警察分局，聲言他們已可打入或走入『侯 門』」。1965 年 12 月，《中華雜誌》開始出現批判《文星》發行 人蕭孟能之父、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蕭同茲的文章，指控父子「腐 化社會」。116於是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有人「向蔣介石報告文星鬧 事應該嚴辦」，蔣介石不僅「要蕭同茲負責！」甚至在 1965 年 12 月《文星》「被停刊一年」時下了「該書店應即迅速設法予以封 閉」的手令。1171967 年 4 月 7 日，國民黨第四組發出了「封殺」 李敖的訊息。118緊接著 5 月 25 日，「軍中禁買文星書刊」的指示 114 檔號：63-01-003-007-005-071，〈王叔銘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115 參見侯立朝，《美帝漢奸台獨反華—並斥漢奸院士余英時》（臺北：博學出版社， 1996），頁244。 116 張大義，〈文字賣國者是「X 勢力」〉，《中華雜誌》，3：12（臺北，1965.12），頁 48。 117 李敖，《李敖大全集》（臺北：成陽出版社，1999），冊28，頁180-182。 118 根據聯戰小組第六十三次會議記錄附件「關於文星書店李敖案」中所載，「李敖自具 『告別文壇十書』被查禁六種後，經濟至感困窘」，最近「曾向王雲五哭訴此事，指責 蕭孟能為了自私願望，以往對其大捧特捧，使其種下甚多惡果，言下頗有悔意，王雲五 對李之遭遇至表同情，認為李敖乃可造之材，曾表示願予資助」。惜第四組提議「敬請 轉請王氏勿予資助為荷」。檔號：005-010100-00092-004-079a.jpg，卷名：聯戰工作小組
出現。1968 年 1 月，警總「搜查文星資料室」、「蕭同茲座車開 始被跟蹤」、「文星書店門口有『計程車』兩部及便衣多人駐守不 去」，2 月 5 日，感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的蕭同茲乃透過好 友—總統府秘書長張羣，「要求蔣介石准他停業」。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