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徐高阮發表在《中華雜誌》上控訴《文星》賣國之文切 入，擴及其發表在《世界評論》裏有關胡適、傅斯年理念的文章，
及生命後期在《陽明》、《文化旗》對中央研究院發出的一連串批 判。探討 1960 年代初期中西文化論戰中李敖等《文星》作者，因 使用「ego-centric predicament」語詞批判維護傳統文化的胡秋原等 在翻譯成「自我為中心論斷」不夠精確和強辯被指控「知識詐欺」
的事件，如何擴展成 1960 年代中葉「賣國集團」的控訴，及於此 一控訴過程中，徐文所引起的若干回應對徐之控訴所造就的加強作 用和影響。
本文發現徐的國家意識實為其所有相關控訴的核心與動力。對 他而言，身為大學教育龍首的臺大所出現的師生缺乏知識真誠，甚 至反以人身攻擊混淆視聽的問題，不只涉及個人品格好壞，還攸關 國家人才的培育及社會道德教化的示範。此外，殷、李等假胡適的
「西化」、「自由主義」作誹謗中華文化、民族，質疑「國家」之 憑藉，不只有違胡適思想的宗旨、更因其於教育、文化界的影響 力，而有誤導社會大眾、遲滯國家現代化之虞。凡此種種，均令強 調道德、國家至上的徐難以「容忍」和漠視。乃在對彼等婉勸、對 相關教育單位提醒，卻不獲重視、回應，而李敖、蕭孟能又頻以
「洋人」、「侯門」等「勢力」、「背景」暗示之下，開始轉向國 內外聯合的有關政權轉換、國家出賣等「陰謀」的路線思考。其 間，1963 年秋倫敦《中國季刊》「臺灣特輯」對殷、李、對臺獨 之肯定；1964 年對中共素懷好感之費正清來訪時《文星》之宣傳 介紹，均使 1962 年以來對 ego-centric predicament 語詞使用之討 論，無法不轉為1965 年賣國控訴之提出。
有關徐高阮喚起的回應，本文主要以提出太平洋學會的何浩
若、攻擊殷海光和中央研究院不遺餘力的侯立朝，及著力揭發《聯 合報》問題的周之鳴為論述主軸。何之提太平洋學會意在與 1967 年黎東方所公開的東方學者會議相提並論，藉以攻擊接受美金的中 央研究院、及與費正清合作的胡適、王世杰。已落幕之《文星》不 過是批胡適舞台的背景。故何之高談濶論，聽在中央研究院院長王 世杰的耳裏，其實只是為其任職之國防研究院、文化大學主持人張 其昀，宣洩當年候選中央研究院院長不成之敵意而已。侯立朝批判
《文星》、中央研究院的政治角度，很難不讓人作「公家棋子」的 聯想，而其對美國總統甘迺迪新政策的敵意、對南韓和土耳其政變 的批判，也很難不讓人作 1960 年代初期陳誠接班背景下身為「蔣 家棋子」的聯想。故侯敬徐，然不認同於徐所謂胡適殷海光有別、
胡適王世杰有異。徐之非「公家棋子」的身份於此明矣，「公家」
或不過是其維護真理、民族、國家的「棋子」而已。然與假「公 家」之棋將個人恩怨之對象一軍的周之鳴亦不可同日而語。
徐假「公家」之棋擊殷，非如汪幸福所謂之「報復」，實植因 於兩人不同的「啟蒙」與「救亡」觀。徐高阮在 1950 年代對殷海 光的「關注」，是基於殷反映在文章裏不切實際而徒多空想、以宣 傳「胡適思想」為表作批判政府之實的特質。對他而言，這種特質 不僅無助於國家的進步，還可能因其挑撥導致人民與政府的分裂，
使國家陷於難以發展的困境。故 1957 年徐諫李濟勿將殷之〈胡適 思想與中國前途〉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慶祝胡適先生 六 十 五 歲 論 文 集 》 ， 非 因 「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論 斷 （ego-centric predicament）」語詞的使用，也不完全基於此文之說法「全沒有歷 史知識」，而與徐對其「企圖假借胡適的名來發揮一種專斷主義」
的認知有關。也因此認知而對李敖等青年之「專斷」憎惡、對欲接 納李敖入院之王世杰存疑、對維護《文星》之《聯合報》不滿。
1960 年美有意干預國內政權替換之傳聞；1963 年李敖所提美在臺 新聞處副處長「反訟」建議；1964 年倫敦《中國季刊》「臺灣特 輯」有關臺獨不過是臺灣赤化之過渡的說法，同一年，費正清訪臺
而彭明敏發表〈臺灣自救運動宣言〉；1966 年費正清建議對中共
「圍堵而不孤立」、請中共入聯合國等國會證詞；1967 年何浩若 重提太平洋學會「出賣」中國事，並細說《文星》與費正清、臺 獨，及費與臺獨的關係；1968 年周之鳴甚至強調費正清不過國際 共黨特務之說，均不斷印證增強他「共同」知識詐欺「陰謀」的國 家危機。在徐高阮強烈的愛國主義、民族意識下，所謂個人自由、
民主政治恐怕都只是無足輕重之物，這種觀點適與是時蔣氏政府威 權體制的需求契合；而因堅持美式民主以致對高喊復興傳統文化的 蔣氏政權向來頗為反感的費正清，不只在 1960 年代美國的中國研 究上展現龍首之姿，還因其「掌握福特基金等幾個重要財源」、
「在中國政策公開辯論場上」，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 暗示和呼籲，均促使蔣氏政府無法漠視「費正清王朝」可能掀起的 影響力。127徐與蔣氏政權的危機感因而殊途同歸，「公家棋子」的 形象因此成了徐書生報國不可避免的十字架。
127 參見葉鳴朗博士論文，〈費正清對中國政策的理念及其對國共兩黨態度之研究，1932-1952〉（臺北：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頁244，255，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