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間象徵主義文學在中國的接受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1-2411-H-002-035- 執行期間： 91 年 08 月 01 日至 92 年 10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馬耀民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報告附件： 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3 年 9 月 16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撰寫格式說明
Preparation of NSC Project Reports
計畫編號：NSC 91-2411-H-002-035
執行期限：91 年 08 月 01 日至 92 年 10 月 31 日
主持人：馬耀民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
共同主持人：xxxxxx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
計畫參與人員：xxxxxx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
一、中文摘要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這些三○年 代初北大及清華的教授及年輕詩人或改變 他們的政治立場，遠赴延安建設共產主義 的基地，或滯留淪陷區或到「大後方」從 事教育工作。本計畫的研究將以大後方的 西南聯大為核心，探討三十年代成名的學 院詩人，以他們所建立的象徵主義詩論詩 觀，在四十年代在大後方的學院透過師生 間的講授及彼此影響，以及社團活動、刊 物的編輯等活動中，再度孕育新一代的詩 人，他們與陳敬容及辛笛等於三十年代開 始成名的詩人被後人稱為「九葉派」，與 毛澤東的「延安講話」互別苗頭。計畫的 第二個核心集中在二次大戰後至一九四九 年國共內戰時期，這些詩人從大後方回到 北京上海等文學與政治糾纏不清的大都會 後的文學活動及其成為非「左」非「右」 的自由主義者──也就是三十年代所謂的 「第三種人」──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本 計畫沿用 René Wellek 及 Anna Balakian 在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the Literature of European Languages 的概念，認為象徵主 義是一個可上溯至波特萊爾的文學運動， 它漸漸發展為一個國際性的文學運動，這 個角度強調文學發展及在異文化中的變 遷，把所謂歐美「現代主義」的詩人及其 代表的文學運動視為法國象徵主義的分 支，再探討個別中國詩人在翻譯、論述及 模仿中對西方詩人的取捨。 關鍵詞：象徵主義 西南聯大 九葉派 第三種人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some professors and young poets from Peking and Tsinghua Universities changed their political position and left for the communist base at Yanan, some stayed in the occupied areas, and some headed for the interior of China to take up teaching posts. The first focus of this project lies in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that took place in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t Kunming. It mainly deals with the group of professors and young poets who brought along with them the symbolist literary credo, providing
nourishment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poets of the forties, who were later identified as the nine-leave school of poetry. The second focus lies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that affect the literary fortune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of poets, who could not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communist or the nationalist, they finally being rooted form the literary system after the communist took over mainland China in 1949. The project appropriates the idea of Anna Balakian and René Wellek, who saw the major literary movements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aking place throughout Europe as various offshoots of the French Symbolism. Such a perspective engenders the
present reception study and relates the Chinese literary development to the larger context of global literary migration and change.
Keywords: Symbolism Southwest Associate University Nine-leave School of Poetry 二、緣由與目的 本計畫是本人擬完成的有關「象徵 主義文學在中國 1919-1949」的第三部份。 第一部份「李金髮與法國象徵主義」已經 完成，成果也已經發表。第二部分「一九 三○年代北京的象徵主義運動」分兩年進 行，現已進入第二年，部分成果已經發表， 現正從事主要論文的工作。本計畫是以上 兩個計畫的成果為基礎，研究一九三七至 一九四九年間（史家通稱為四十年代）象 徵主義文學在中國的接受的情形，計畫以 兩年時間完成。二十年代李金髮的詩作被 認為使用了法國象徵主義的手法，但到了 三十年代前期及中期卞之琳和曹葆華二人 不約而同地在他們發表的言論中指出，二 十年代李金髮的所謂象徵詩，實際上是造 成人們對象徵主義負面印象的元兇，而他 們企圖透過翻譯象徵主義詩及理論，重新 介紹象徵主義，以糾正人們的看法，讓他 們再發現象徵主義詩之美，而他們的文學 活動，也直接影響了三十年代北平文學系 統的面貌，與上海成了強烈的對比。一九 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這些三○年代初 學院中的教授及年輕詩人或改變他們的政 治立場，遠赴延安建設共產主義的基地， 或滯留淪陷區或到「大後方」從事教育工 作。本計畫的研究將以大後方的西南聯大 為核心，探討三十年代成名的學院詩人， 以他們所建立的象徵主義詩論詩觀，在四 十年代在大後方的學院透過師生間的講授 及彼此影響，以及社團活動、刊物的編輯 等活動中，再度孕育新一代的詩人，他們 與陳敬容及辛笛等於三十年代開始成名的 詩人被後人稱為「九葉派」，與毛澤東的 「延安講話」互別苗頭。計畫的第二個核 心集中在二次大戰後至一九四九年國共內 戰時期，這些詩人從大後方回到北京上海 等文學與政治糾纏不清的大都會後的文學 活動及其成為非「左」非「右」的自由主 義者──也就是三十年代所謂的「第三種 人」──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三、結果與討論、計畫成果自評 本人自九十一年八月至九十二年二 月上旬赴上海收集資料前，致力於書目資 料整理以利前往上海收集資料的行程，以 及對本計畫理論架構的深入思考。現就此 報告說明在上海短期研究前的發現，及上 海之行對研究資料的進一步掌握後的研究 方向與結果。 本人赴上海前的研究以大陸學者所 發表居多，除了各種「現代文學史」、「現 代文學理論批評史」或「新詩理論批評史」 中的相關章節外，專著方面便有譚楚良的 《中國現代派文學史論》、尹康庄的《象 徵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孫玉石的《中 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朱壽桐編的《中 國現代主義文學史》上下兩卷、羅振亞的 《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史論》等；中國新詩 或現代詩在英美學界幾乎乏人問津，MLA 的書目從一九六三年至今只有二十四筆記 錄，其中並未有研究四十年代詩人的文 章，相關專著除了本計畫計畫書中特別提 到的梁秉鈞的博士論文外，只有 Gregory Lee 的 Da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加州大學奚密教授的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及荷蘭萊頓大學漢學
Meanings of a Form 中對馮至的十四行詩 有專章的討論。奚密的著作偏重主題的探 討而漢樂逸的著作則偏重形式方面，兩者 都論及海內外華人的作品，因而對特定詩 人的時代背景方面的歷史面向難以得到發 揮。反而 Gregory Lee 把戴望舒放在所謂的 「現代主義─象徵主義」傳統 （Modernist-Symbolist tradition）的參照架 構中，有助於本計畫背後的文學史觀的說 明（將於下文提出）。 在本計畫提出之初，本人便強調計 畫中「象徵主義」這個術語問題，因為它 是整個計畫得以建立其歷史面向的主要 「後設語言」（meta-language），它凸顯 一個自波特萊爾以降現代詩的國際性發展 軌跡，如何形塑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詩 壇的面貌。因此自去年八月份計畫開始 後，便一方面從事資料的收集整理，一方 面注意論者對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的中 國詩壇的論述。在所有接觸過的資料中， 可以看出不論是「象徵主義論」或「現代 主義論」者都認為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 爆發後，極大部分的詩人們皆採取積極進 取的精神來從事文學活動，揚棄了三十年 代的以波特萊爾、馬拉美、魏爾倫、藍波 所代表的象徵主義文學的頹廢與虛無，而 艾略特、葉慈、里爾克和奧登等的對「人 生」的關懷，是他們認為四十年代詩人所 要學習的。其實以波特萊爾為首的法國象 徵主義，在二十世紀初隨著波氏的書信、 札記、藝術及美學論著陸續出版後，西方 文評界對波氏及其詩作的評價漸趨肯定， 愛好並翻譯過波特萊爾的詩人（而非四十 年代或現今對象徵主義懷有敵意的一般批 評家）如戴望舒便能看得出來，他認為波 氏作品是否含有毒素，會否對中國新詩有 不良影響，文學史會給予回答，「對於波 特萊爾的更深更廣的認識，也許會產生一 種完全不同的見解」（214）。一九四七年 一月三十日上海文匯報上詩人兼翻譯家陳 敬容與李白鳳、司馬無忌等人有關翻譯以 及模仿波特萊爾的論爭，表示以波特萊爾 為首的法國象徵主義文學在當時仍有其影 響力及擁護者，是當時詩壇結構的一部 份，儘管其重要性有待釐清。 此外，論者對現代主義此一文學運 動的理解往往流於表面，忽略了像 Bradbury 及 McFarlane 所認為的
“introversion”、 “technical display”、“internal self-scepticism”（26）才是現代主義文學的 主要精神，而這些精神卻又是法國象徵主 亦首開先河，以致有後來的擴散，在不同 的國度裡透過不同的主題彰顯。這也是 Gregory Lee 的專著中認為戴望舒是一個 「現代主義─象徵主義」者之故，而戴氏 具備現代主義者特質，全因為現代主義詩 歌中「夢」的主題，在戴望舒詩歌中十分 重要（109）。 另外，一般論者的盲點，就是忽略 了中國新詩自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始，不論 是文學知識的傳遞或是各種文學創作理論 的實踐，在在都牽涉到學院中課程和師資 的安排、師生間的啟蒙誘導以及彼此提供 發表園地、社團活動、校內學刊的發行， 以及最後畢業生踏出校園後從事文化工作 等，三十年代北京的學院內外便曾經有過 非常熱鬧的象徵主義文學的引介。而與本 計畫相關且值得一提的是 Edmund Wilson 的 Axel’s Castle: A Study in the Imagination
of 1870-1930 中的不少章節（包括葉慈和艾 略特專章），在三十年代中期已經被翻譯 出來並在北京學院內外流傳，而葉慈、艾 略特、梵樂希等在二十世紀赫赫有名的詩 人，紛紛被定位為象徵主義者。我在此雖 然不敢揣測此類文學知識有多深入人心， 但當時的參與者，不論在三十年代已為人 師或仍為學生，這批人在抗戰爆發後撤退 到西南聯大後都成了新一代詩人的導師 （此時更多了英國詩人學者 William Empson），當年的學院機構性的運作以及
師生間知識的傳遞，在西南聯大再度進 行。象徵主義文學在四十年代的傳播是本 計畫的基本假設，也將要對抗戰時期大後 方的學院文化進行研究，才能作進一步確 認及描述。 我在本計畫的計畫書中曾經指出， 部分大陸學者因對外國文學的知識不足， 會把艾略特根據波特萊爾的 correspondances 轉化而來的 objective correlative 的創作美學觀，誤認為是代表了 一種社會主義寫實路線（尹康庄 169-170），而企圖替四十年代末期的現代 詩及詩人尋找某種「政治正確性」。此看 法在本人上海之行後所掌握的料得到證 明。袁可嘉在一九八八年把自己於四十年 代末期發表於各種刊物及報紙副刊有關新 詩的評論文字共二十六篇再版時，便承認 相對於當時相當流行的「文學是階級鬥爭 工具、文學必須為現實政治服務」的觀點， 他的論述「不少是幼稚的錯誤的觀點」、 「多有偏頗」，而在指陳「人民的文學」 的流弊時，「不少地方失之偏激，大有把 污水和孩子一起潑掉的盲目情緒」 （1-2）。袁可嘉在八十年代的的自我官檢 （self-censorship），也正好反映四十年代 的他與其他九葉詩人，以及戴望舒、馮至、 梁宗岱等於三十年代已經以象徵主義的手 法從事創作的詩人，是與社會主義寫實路 線格格不入，自有其流派色彩。如果我們 進一步認真思考袁可嘉在〈新詩現代化─ ─新傳統的尋求〉（1947）中的斷語「現 代詩歌是現實、象徵、玄學的新的綜合傳 統」，及其對其中「現實」一項所做的補 充（「詩是生活（或生命）型式表現於語 言型式」），更可以瞭解他們對詩的技巧 的、本質的層面的關懷，尤甚於詩所能產 生的政治作用，而詩人所面對的，是「詩 的藝術特質」的挑戰（「我們只要想及詩 中意境創造、意象形成、詞藻錘鍊、節奏 呼應等極度複雜奧妙的有機綜合過程，就 不難理解詩藝實質所包含對作者的強烈反 叛、抵抗的意味，及一位詩作者在遭遇這 些阻力時所必須賦予的耐心與訓練，誠摯 與堅毅」（5-6））。由此可知，四十年代 的現代詩人兼評論家往往在提到艾略特、 葉慈、里爾克和奧登等被英美學界視為「現 代主義」詩人時，多著眼於其創作美學的 層面上，而作為四十年代現代詩論的奠基 者之一的唐湜，在其〈論意象〉一文中更 直接的把波特萊爾在〈對應〉 （“Correspondances”）一詩中的「象徵的森 林」的「象徵」直接等同於「意象」（10） 把「象徵主義」與「現代主義」在詩的技 術層面上作一結合。 本人於九十一年二月上旬得國科會 的補助前赴上海收集研究資料，由於上海 圖書館對外人也十分友善，給予最大的支 持，因此此行所獲甚豐，在圖書館裡閱覽 的十多天中，翻閱並複印了不少四十年代 的報刊雜誌中的重要材料，其中最珍貴的 可說是大陸方面從來沒有翻印過的《新 詩》、《詩創造》、《中國新詩》、《時 與潮》、《文藝復興》、《文學季刊》， 當中除了不少有關新詩的理論性或爭議性 文章外還有不少現外國代詩人如 Dylan Thomas、奧登、葉慈及里爾克等的作品翻 譯，對本計畫想要描述的四十年代中國詩 壇面貌不僅提供了十分珍貴的素材，而且 使本計畫的理論基礎得到佐證。在尋獲的 翻譯作品中尤以里爾克的作品最為豐富， 包括了馮至譯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 信》、梁宗岱譯的〈老提摩斐之死〉、〈正 義之歌〉、〈欺詐怎樣到了俄國〉、〈聽 石頭的人〉，陳敬容譯的〈秋〉、〈回想 前生〉、〈先知〉、〈愛侶之死〉、〈琵 琶〉、〈遺詩〉等，這些材料再加上其他 現代詩論中對里爾克的挪用及馮至自一九 四二年出版其《十四行集》後在大後方（特 別是西南聯大）掀起的里爾克熱潮所帶來 的相關學術活動及論述，足可以勾勒出德
語系的里爾克在中國被接受的情形，以證 明如 Wellek 所說的法國象徵主義已演變為 一個國際性的文學活動，而本計畫的成果 將會是一個在東方所展現的具體的個案， 並添補 Wellek 以歐洲為中心的論述之不 足。 四、參考文獻 袁可嘉，〈新詩現代化──新傳統的尋 求〉，《論新詩現代化》。北京：三聯書 店，一九八八。 ─── ，〈自序〉，《論新詩現代化》。 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八。 吳曉東，《象徵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二○○一。 唐湜，〈論意象〉，《新意度集》。北京： 三聯書店，一九九○。 尹康庄，《象徵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 廣州：暨南大學，一九九八。 Lee, Gregory. Da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
Hongkong: CUHK Press, 1989. 戴望舒，〈《惡之華》英•譯後記〉《戴
望舒詩全篇》，浙江文藝出版社， 一九八九。
Bradbury, Malcolm, and McFarlane, James, eds. Modern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