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近代知識建構的可能：　　論1920年代《臺灣青年》的翻譯篇章與思想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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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近代知識建構的可能：論 1920 年代

《臺灣青年》的翻譯篇章與思想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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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詩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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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20 年前後的亞洲處於歷經極大轉折後重新出發的階段。1919 年韓國爆發三一獨立運動，中國興起了五四運動浪潮，日本則從西伯利亞撤兵，國內成立日本勞動黨。臺灣進入了以同化政策為統治方針的文官總督統治時期。此間，國際上也發生民族問題，即美國排斥日裔移民一事。臺灣留日學生受到上述事件與思潮的影響，

尤其自由民主與民族自決思想，便於20 年代興起以民族意識為本位的近代政治運動

，1920 年 7 月更在東京創刊第一份屬於臺灣人的言論媒體──《臺灣青年》。《臺灣青年》不只是思想啟蒙的載體，更牽涉至殖民地臺灣知識份子對於近代知識的建構

，包括其本身與西方、日本的接觸經驗，與來自中國的影響和作為日本殖民地的關係，所呈現的重層之知識建構進路。

概念、知識的傳播實為從另一場域建置、複製、再現於另一場域的「在地」過程。因此，臺日雙方於《臺灣青年》版面的對話或對譯，都可視為一種論述的「間隙」（in-between）協商空間。承上，本文將分析此刊三類翻譯性質的篇章：一、作者、譯者同一人的自我翻譯；二、《臺灣青年》原刊篇章的翻譯；三、譯自日本書刊或演說文之篇章。並據此考察出臺日之間思想資源上的引用、翻譯、挪用策略，

及篇章譯介的語藝（rhetorical criticism）歷程，即譯者如何經由語言符號聯結特定議題，轉換至動員公眾的共識經過。透過《臺灣青年》，本文欲呈示的是1920 年代臺灣知識份子對知識建構的能動性，如何展現於選擇、詮釋及傳播外來思潮之上。

關鍵字：《臺灣青年》、啟蒙、留學生、翻譯、蔡培火

收稿日期：2013.11.07、通過審查日期：2013.12.04。

* 本文初稿〈臺灣近代知識建構的起點：1920 年代《臺灣青年》的翻譯篇章與思想轉譯）〉，曾於「2013 年臺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宣讀，臺灣社會研究學會主辦，2013 年 10 月 5-6 日。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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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臺灣學研究‧第十六期民國一○二年十二月

壹、前言

貳、《臺灣青年》的背景與發刊辭參、《臺灣青年》的譯介篇章與知識建構肆、結語：作為宣傳戰的《臺灣青年》

壹、前言

1919 年 1 月，總督明石元二郎以敕令公布「臺灣教育令」，首次確立臺灣的教育制度。1920 年 1 月國際聯盟第一次開會並簽署凡爾賽條約，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戰。返觀1920 年前後，乃是被稱為日本的大正民主時期，該時期被認為是順應第一世界大戰後世界民主潮流的產物。然而當時世界各國卻都有其殊異歷史發展，歐洲方面處於大戰後復甦與混亂的局面。英國則產生保守政權，蘇聯處於革命與內亂中，德國則受困通貨膨脹與政治混亂。美國方面威爾遜總統選舉挫敗，保守政權上臺，孤立主義抬頭，並制定宗教色彩濃厚的禁酒令、移民限制法案等。可以說，此時期的世界氛圍是回歸保守型態的趨勢。就亞洲而言，更可以說1920 年是歷經時空極大轉折後而重新出發的一年。前一年（1919）韓國爆發三一獨立運動，中國興起了五四運動浪潮，日本則從西伯利亞撤兵，國內成立日本勞動黨。臺灣進入了文官總督統治時期，以同化政策為統治的基本方針。

此間，日本更陸續發生藩閥政府的衰退、政黨發展、戰爭景氣、都市化現象、中產階級抬頭等社會變動，此外國際上也發生民族問題，即美國排斥日裔移民一事。

臺灣留日學生受到上述世界重大事件與思潮的影響，尤其一戰後的自由民主與民族自決思想，於20 年代興起了以民族意識為本位的近代政治運動。此刻，

日本殖民臺灣的統治政策亦產生了修正，走向內地延長主義的同化方針。在這般客觀的形勢變化下，第一份屬於臺灣人的言論媒體的《臺灣青年》，於1920 年 7 月創刊之際不僅受到臺灣總督田健治郎的題字，也收到來自臺灣朝鮮留學生監督的永田秀次郎、大日本平和協會副會長阪谷芳郎，與東大教授吉野作造、明治大學校長木下友三郎、東京神學社校長植村正久等右翼、民主主義派人士的贈稿祝賀。而《臺灣青年》發刊號版面上日本政府體制官員與學校長官的祝賀、發表，

則足見當時日本方面對臺灣知識份子的懷柔態度。

國族的感性基礎，是血緣、地緣、語言的共同體。而 20 年代被納入日本帝國版圖的臺灣，在國家統治機器與行政權力深入政治、社會、教育且加以政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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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化與均質化之下，更提供了臺灣人產生近代性共同體意識的基礎條件。¹另一方面，在印刷技術與資本主義經濟方式的結合下，聚結了民族主義的意識，也將源於西方的觀念送抵了臺灣。²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1920 年代，臺灣人逐漸形成一個獨立於政權之外的知識階層，並以新興的傳播媒介（此指報刊）作為結合彼此的基礎，展開了近代臺灣史上第一波文化啟蒙運動。因此，《臺灣青年》之於臺灣知識份子的意義不僅止於創造共同體的想像，而是能藉由刊物的發行使國族概念於日常生活的反覆實踐中得到具體建構。而大正自由主義的社會氛圍則一時間成了臺灣知識份子形構其國族共同體的保護傘。

至於《臺灣青年》的先行研究主要從史料、民族運動、人物分析等角度切入討論。前者例如紀旭峰《大正期台湾人の「日本留学」研究》一書，由民報系列的雜誌討論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的知識建構，詳細整理了留日臺灣學生與日本方面的人脈關係、知識汲取管道與在日活動，是頗具實證性的論述；黃秀政的

〈〈臺灣青年〉與近代臺灣民族運動(1920-1922)〉為早期介紹《臺灣青年》沿革與議題分析的研究成果，結合史料、民族運動視角初步統整雜誌中討論婚姻、婦女、民俗的篇章，以及其他和臺灣民族運動相關的議題；李致穎〈林呈祿的臺灣意識與反殖民論述：以《臺灣民報》與《臺灣青年》為探討材料〉、陳玟錚〈蔡培火與日治時代大眾媒體之關係：以《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與

《臺灣新民報》為例〉二文，皆將《臺灣青年》作為一個素材以闡釋林呈祿、蔡培火的反殖民論述或社會實踐，進而連結《臺灣青年》之於民族運動的意義。

細究《臺灣青年》一刊，其內容意義已經不只是一種情緒的表達載體，更牽涉至殖民地臺灣知識份子對於近代知識的接受與建構，以及其本身與西方、日本的接觸經驗，另外還有來自中國的影響以及作為日本殖民地的關係使然，整體呈現更為複雜的演繹過程。再者，其實概念、知識的傳播本身是從另一地建制、複製、再現於另一地的過程。因此，《臺灣青年》版面上的臺日雙方的對話或是對譯，都可視為一種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協商地帶──「間隙」（in-between）

空間，更能據此考察臺人於思想資源上的引用、翻譯、挪用、占用。

承此，本文將跳脫先行研究將《臺灣青年》作為討論人物、議會運動或政治實踐的取徑，透過語藝批評的方式直接就《臺灣青年》1920 年創刊以來的篇章

1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臺北市：遠流，2008.8），頁 18-19。

2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市：時報出版，2010.5）：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印刷技術與資本主義經濟方式的結合一方面是民族主義的源頭之一，另一方面也是將源於西方的觀念送抵全世界的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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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藝觀點，³剖析臺灣知識份子如何經由譯介連結特定議題，轉換至動員公眾的共識經過，以及日本知識份子、當局、臺灣知識份子之間各種權力機制的角力競逐。以求呈示「譯者」或「接受文化」於譯介過程中傳達的主題、思想，進而顯現其行動的能動性或主動性，如何展現於選擇、詮釋及傳播外來文本、思潮之上。

貳、《臺灣青年》的背景與發刊辭

一共發行十八期的《臺灣青年》，其內容值得注意的是日語文章佔了極大的比例，小熊英二曾分析《臺灣青年》的內容特點：

臺灣青年的特徵之一是，日本評論者的投稿占了相當大的比例，日語文章也占了大半的篇幅。那些日語文章執筆者，除了日本人之外，很多是臺灣人。當時這份雜誌必須經過內務省和臺灣總督府的雙重審查，日語寫作是內臺融合的重要表象，而這批留學生是透過日語接受近代教育的第一代，日語自然是其中重要的書寫語言。⁴

日語文章除了是象徵內臺融合的發刊保護傘外，更重要的是顯示日語已成為臺灣知識份子的書面語，以及接收新思想的媒介。日語在近代的一大特點便是從西方大量引入新詞，新詞的引入是日本思想文化的重要表現。⁵而一個社會的近代化運動成功與否的條件，必須建立在一個近代語言的前提上來理解新思想。即言之，除了所謂「言文一致」外，還必須整理一套可以因應新事物，以及進步思考或概念的語言體系。如同明治維新初期，礙於日本當時語言的近代化尚未完成，肩負國家富強使命的東京帝大在設立之初，許多學科不僅由歐美人教師直接以英語教授，甚至連日人教師也有許多直接以歐美語言來進行。⁶基此，緣於臺

3 語藝觀點的定義，參見林靜伶，《語藝批評：理論與實踐》（臺北市：五南，2000），頁 7：「語藝批評是指以語藝觀點對人類論述作有系統的分析。...何謂語藝觀點？簡單地講，語藝觀點關心人的論述如何具有吸引力、如何具有說服力？語藝觀點也關心人的論述如何呈現或反映人的思考、價值觀、世界觀？前者關心的是論述的形式（form），也就是論述的呈現方式如組織架構、文字修飾等；後者關心的是論述的實質（substance），也就是論述所傳達的主題、意念、思想等。」

4 小熊英二著，郭雲萍譯，〈「異身同體」之夢：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薛化元主編，《近代化與殖民：日治臺灣社會史研究文集》（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5），頁 288-289。

5 李怡，《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臺北市：秀威資訊，2006），頁 36。

6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市：麥田，2006.1），

頁3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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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與日本語言、文化與政治上的親近關係，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便間接從日本語言中汲取西方文化的詞彙與概念。

因此，日語篇章對於《臺灣青年》而言是相當有意義的存在，自創刊號開始便充斥著許多日語篇章，以及漢文版同一篇章的漢文翻譯。

一、成員背景與運動契機

1895 年臺灣成為日本海外第一個殖民地，自此之後日本雖促成臺灣的資本主義化與近代化，不過臺灣近代化的腳步卻較日本來得延緩許多。教育上，礙於臺灣科舉制度廢除、書房教育衰退與近代教育制度建立之故，臺灣人留日風氣大約始於1901 年。⁷當時臺人選擇留日原因有四：一、大正期為止臺灣教育機構未完備；二、高等教育留學，到殖民母國日本學習較他國容易；三、日本留學是至歐美留學的跳板；四、渡航中國困難，先轉進日本留學。⁸直至1920 年代臺灣出現第一波受過完整近代教育的知識份子，而當時的知識份子都用很大的熱情去擁抱這股近代的浪潮，只是他們對這些西方觀念有多深刻的認識，仍待深究與討論。可以確定的是他們一方面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文化運動；另一方面，也更感受到日本殖民統治中的「殖民現代性」絕非與西方現代性文明相等同，⁹所以20 年代的知識份子是在憧憬近代與對抗殖民之間擺盪。而本文所論的近代知識之範疇，亦指涉如上臺人社群所引介、推動的具啟蒙意涵的思想論述。

承上所述，紀旭峰認為日治時期臺灣留學生扮演了「知識的翻譯者」與「政治結社的旗手」的社會角色，不僅積極的投稿寄文，且於雜誌上翻譯轉載《太陽》、

《改造》、《植民》等日本人的論說。¹⁰尤其身為《臺灣青年》主編的蔡培火更擔負起臺灣與日本基督教系知識份子之間的聯繫橋樑，以及影響雜誌採取與日本方面對話的路線：

7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晚報，1989），頁 13。

8 紀旭峰，《大正期台湾人の「日本留学」硏究》（東京：龍溪書舍，2012），頁 52。

9 關於殖民地臺灣文明概念的重層性，參見駒込武，〈臺灣的「殖民現代性」〉」〉，若林正丈、

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臺北市：播種者文化，2004.4），頁 162：「帝國主義時期的殖民統治與之前的殖民地統治，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與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範疇的近代化密切結合。新統治者不僅在軍事上占有優勢，也扮演帶來西洋近代文明的角色，而具有特別的威信。『文明』這個概念之中，包涵了基於議會制度的民主政治體系、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科學、技術、基督教以及西式的生活形態。其中，也包含著一些相互矛盾的因素，例如科學的進化論也有可能顛覆基督教的世界觀，而這些都同時被涵括在『文明』這個概念之中。」

10 紀旭峰，《大正期台湾人の「日本留学」硏究》，頁 23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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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這種對話路線的《臺灣青年》所登載日人投稿者的類型也很廣泛。

蔡培火所認識的植村正久、海老名彈正是基督教知識分子，永井柳太郎、

島田二等人是民權政治家，吉野作造、末弘嚴太郎是大正民主主義者，

還有安部磯雄、佐野學等後來的社會主義者，三宅雪嶺、安岡正篤等亞洲主義者，以及臺灣總督田健治郎、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等人。¹¹

臺灣人在1920 年代所逐漸形成的知識文化階層，是以新興的傳播媒介作為結合彼此的基礎，展開了近代臺灣史上第一波文化啟蒙運動。其中文化生產與論述的組織化則以舊有中上階級出身的新興知識份子，如教師、律師、醫師、下級官吏，尤其以留日學生為主要實踐群體。¹²成員包括來自明治大學、應慶大學、

早稻田大學、東京商科大學、東京帝國大學、專修大學、東京醫學專門學校、東京高等師範。¹³不同於臺灣傳統知識份子，臺灣留學生在學識養成上乃是接受新式教育，並於帝都強烈感受到世界最新的時代氛圍、思潮，因此能採世界性的視角看待殖民地問題，且懷著啟蒙殖民地大眾的憧憬。然而，朱惠足認為《臺灣青年》雜誌的臺日雙方論者因為政治啟蒙的目的，而無條件擁護西洋文明與現代化論述，使得日本作為帝國統治者的色彩，皆為人道主義、自由平等諸普世理念所掩蔽。¹⁴但亦有學者周婉窈指出 20 年代後半葉臺灣知識份子關於政治問題的想法已較為貼近真實，¹⁵暫以合法方式進行體制內穩健型的運動路線，發起議會設置運動。

除了一戰後國際時勢的刺激之外，《臺灣青年》的創刊還有亞洲內部的背景與脈絡。首先，遠因是辛亥革命對民族意識的刺激；次者，1920年起恰好是日本殖民當局實施「同化政策」時期；再者，為日本「民本主義」運動與朝鮮獨立運動的影響。正是在這樣的內外環境之中，《臺灣青年》的創刊及其傳播的文化思想和其後的實踐，對於臺灣意識的凝聚和臺灣人共同體的想像產生了重大的促進作用；此外，《臺灣青年》的創刊更有受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媒體文化興盛的影響。

就殖民地臺灣媒體發展上而言，日人早於1896年6月17日「始政」之日便創辦了

11 小熊英二著，郭雲萍譯，〈「異身同體」之夢：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薛化元主編，《近代化與殖民：日治臺灣社會史研究文集》，頁290。

12 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上)》（San Jose, CA：蓬島文化，1980.9），頁 458。

13 黃秀政，〈〈臺灣青年〉與近代臺灣民族運動(1920-1922)〉《歷史學報》，13(1985.6)，頁 326-327。

14 朱惠足，《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臺北：麥田出版社，2009)，

頁30-40。

15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晚報，1989），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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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報》。當時報刊的內容走向，常牽涉到不同派系官員間的權力衝突，不僅是知識分子對抗殖民政府的單一關係。又，報刊要成為意見與思想溝通的橋樑，發揮其結構性的影響力，則需要社會上操控文化的主流基層加入。因此，《臺灣青年》可說是一種初步突破族群、階層，橫向建構的公共言論空間。

依日本政局情勢看來，臺灣知識份子則利用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帝國的內部政治矛盾，趁勢提出臺灣議會設置和發行刊物的請願。1918年政友會派系的原敬打破薩長藩閥，成為日本首相，1919年拔擢同為政友會出身的田健治郎擔任臺灣總督，並以同化政策為統治方針的共識。不同於薩長藩閥將臺灣視為獨立的法域，

且排除政黨干涉的作法，出身東北藩的原敬對殖民臺灣的主張是內地延長主義，

企圖將臺灣置於帝國議會的影響之下，避免軍隊與藩閥勢力過度擴及於臺灣。與此同時，薩長藩閥則以六三法確保對殖民地臺灣的權力管轄，與原敬一派彼此拉鋸。¹⁶其實《臺灣青年》創刊之際，主編兼發行人蔡培火、司庫林呈祿曾在東京訪問田健治郎，告知刊物的發行宗旨和編輯方針是為提高臺灣文化，並邀請他審查創刊號原稿、題字。¹⁷1920年代臺灣留日學生帶起的政治社會運動，可以說是把握了上述兩者的矛盾，即敗者集團（幕末戊辰戰爭中戰敗的東北諸藩）與勝者集團（薩摩藩及長州藩的討幕派）之間相互抗衡的關係，於政治夾縫中求取一定程度言論自由的具體表現。因此，臺灣一開始爭取民族自立的契機，乃建立在臺灣總督府、日本帝國議會、臺灣知識份子的三角關係力學之上。

二、發刊賀辭的弦外之音

對於留日的臺灣知識份子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可以說是新舊時代的分水嶺。1920年7月「新民會」以改革臺灣社會促進文化提升為宗旨，發行月刊

《臺灣青年》。¹⁸此刊為日治時期最早由臺灣人所編輯，具有反體制意味的啟蒙雜誌；此雜誌亦成為當時留日的臺灣知識分子主要的言論空間，其成員也確立了

16 野村明宏著，阮文雅譯，〈殖民地近代化統治中的社會學：從後藤新平的臺灣統治談起〉，薛化元主編，《近代化與殖民：日治臺灣社會史研究文集》，頁179。

17 王詩琅譯註，《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臺北：稻鄉出版社，1995.11），頁 53。

18 楊肇嘉，〈臺灣新民報小史〉《楊肇嘉回憶錄》(下冊)（臺北：三民，1968），頁 407-440：楊肇嘉回憶《臺灣青年》的源起是當時在東京的臺灣學生，鑑於「臺灣總督的專制政治，尤其是要求撤廢六三法的政治運動顯著激烈」，於是組成「新民會」「在新民會創立大會的會議議席上議決發刊」。新民會行動方針，參見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上)》，頁 461：一、為增進臺灣人的幸福，推行臺灣統治的改革運動；二、為廣泛宣傳新民會的主張並啟發島民及爭取同志，

發刊機關誌；三、與中國人同志取得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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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政治運動的自治主義路線。¹⁹史明曾指出「『臺灣青年』、『臺灣議會設置運動』、『臺灣文化協會』的三大系統，可以說是同工異曲而成為臺灣民族自決派的主流」，²⁰因此《臺灣青年》的創立及其論述、活動，可以看成是三大系統實踐的合流。

新民會會長林獻堂〈祝臺灣青年雜誌之發刊〉道出創刊目的在於「將介紹世界之文明，以餉我同胞，使其擇善而從。又將紹介我臺灣之情形，以資當局之施設」，此外也說明了臺灣精神落後的原因為「求學之不易、自輕其文化、無奮鬥之精神」等。《臺灣青年》編輯之一的林呈祿則描述當時國際時勢與問題：

竊惟今次全歐兵燹，寰球駭然，亘四年有半，禍延二十餘國，耗材三千餘億，供此絕大之犧牲，遍演曠古之慘劇，而究其所獲結果，或將得而未得者何，曰正義人道，曰自由平等，曰國際聯盟，曰勞動階級之解放，

曰民族自決之運動，其他論題叢多，不遑枚舉，為推其終局之目的，未始非欲求吾人於社會上，得以安定生計，保全精神上自由之幸福而已。²¹

並呼籲臺灣青年應「考究文明之學識，急起直追，造就社會之良材」。同期王敏川也強調《臺灣青年》創刊旨趣在於「廣為介紹內外之思潮」，因為「吸收高尚之文化，尤當順應世界之潮流，然後可使民智日開，而進於文明之域」。²²從上述引文，不僅見出當時青年知識份子創辦《臺灣青年》的文化啟蒙旨趣，也流露出欲借鏡世界情勢喚起臺灣人對自由、階級、民族議題的關心。

另一方面，日人對《臺灣青年》創刊的期許與定位，則可見阪谷芳郎〈祝臺灣青年之發刊〉內容：

人類之幸福繁榮，在乎法律秩序之範圍內。……試就廿五年前之臺灣與今日比較之，實有不啻霄壞之差焉。其故何也。蓋因不特政治施設得其宜而已。……至於今後之改善進步，則不得不多待臺灣人民自身之奮發勉勵。且其事業屬于精神的方面為多。如企圖革新風俗習慣，改善人格

19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 28-35。

20 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上)》，頁 477-478。

21 林獻堂，〈祝臺灣青年雜誌之發刊〉《臺灣青年》，1：1(1920.7.16)，頁 2。林呈祿，〈敬告吾鄉青年〉《臺灣青年》，1：1(1920.7.16)，頁 36。

22 王敏川，〈《臺灣青年》發刊之趣旨〉《臺灣青年》，1：1(1920.7.16)，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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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等是也，此乃專在今後臺灣青年之責任。²³

歐戰後日本國內自由派勢力漸大，與殖民地留學生關係友好的大日本平和協會也展開積極的活動。來稿時為大日本平和協會副會長的阪谷芳郎，也是支持內地延長主義的一員，然阪谷對日本殖民統治僅以「亘廿五年之久，其間豈能期其無多少之過誤者耶？」予以評價，此文仍奠基在日臺親善的觀點上，期許臺灣青年與日本方面協力合作。貴族院議員永田秀次郎〈所感〉雖然從美國加州排日運動的觀點，呼籲務除異民族間的誤解，卻提醒《臺灣青年》多注重涵養智德之言論，避免從事淺薄的政治論。

一面批判同化主義，一面主張廢除日臺差別待遇的明治大學教授泉哲，其〈敬告臺灣島民〉則是以文明論為批判統治政策的依據，點出了殖民物質文明對於臺灣發展的阻礙，甚至認為總督政治缺乏對於臺灣精神文化的貢獻，因此提出臺灣人必須力圖自我的文化教育，認知臺灣是「臺灣島民之臺灣」；民本主義者吉野作造的〈祝辭〉則同樣從開發臺灣文化的觀點，正面肯定臺灣知識份子自主性的以創辦雜誌敲醒文化運動之鐘的運動目的。當中特別言及「日本內地所發達之文化，儘行移植於臺灣，此甚謬矣」，而提出立於世界文化之上，由臺灣人負責臺灣所需要助長的文化。同時他的民本主義論以同基督教共通的人格主義為精神基礎，重申建立獨立之人格的意義，強調「自主」與「獨立」；明治大學校長木下友三郎則從語言、習慣、宗教差異的人種統治角度，提出同化主義、普及教育、

政治行政平權等意見。植村正久牧師的〈願望臺灣之青年〉由羅馬字的使用，盛讚臺灣基督教徒之優於內地文化的實例。²⁴由此，泉哲、吉野、木下、植村的言論皆呈現了一種文化折衷主義的觀點，認為同化主義的強行實施有待商榷。

黃秀政曾分析日人撰稿者的內容雖論及文化問題、殖民統治政策與自治問題三方面，但態度上仍視臺灣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²⁵然而從創刊號日、臺知識份子的發言，仍有臺灣足以爭取自由的依據：首先是對世界歷史發展的深刻體認，引介歐美文明思潮為盾，拓展臺人思想自主的空間；其次以提供日本統治參考為由，期許留學生介紹臺灣情形，並提高島民對日本的認識；再者就臺灣現狀

23 阪谷芳郎，〈祝臺灣青年之發刊〉《臺灣青年》，1：1(1920.7.16)，頁 12-13。

24 泉哲，〈敬告臺灣島民〉《臺灣青年》，1：1(1920.7.16)，頁 13-16。吉野作造，〈祝辭〉《臺灣青年》，1：1(1920.7.16)，頁 18。木下友三郎，〈對於臺灣人及內地人之希望〉《臺灣青年》

1：1(1920.7.16)，頁 19-23。植村正久，〈願望臺灣之青年〉《臺灣青年》，1：1(1920.7.16)，

頁29。

25 黃秀政，〈〈臺灣青年〉與近代臺灣民族運動(1920-1922)〉《歷史學報》，13(1985.6)，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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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皆認為物質文明已達一定水準，然文化教育方面仍顯缺乏，因此略談民族自決之訴求，轉求開發臺灣文化作為雜誌口號，以規避日方刁難。

參、《臺灣青年》的譯介篇章與知識建構

《臺灣青年》創刊初衷為臺灣民族自決主義的主張，而民族主義的思想原點，在於強調某一特殊文化的集體認同的重要性，並視之為政治主張與行動的基礎。²⁶由此，為了宣稱別於日本殖民政權的自決權，《臺灣青年》的編輯群於是將臺灣地方文化作為一種特殊的知識資本，以獲取抗爭的力量，在此框架下經濟、科學、藝術、文學、語言都成為討論的議題。《臺灣青年》中的篇章內容呈現出知識份子努力生產一個集體象徵，及再現歷史記憶的知識資本之掌控過程。

以下將就被譯文本的選擇、譯者的翻譯策略等問題做進一步討論：

一、譯介篇章屬性及概況

《臺灣青年》的活動參與者除了與臺灣、中國、朝鮮方面接觸外，另一方面也與日本學界、政界展開聯繫，如平和協會副會長阪谷芳郎、黎明會領袖人物吉野作造、福田德三，當中蔡培火的導師植村正久牧師扮演關鍵性角色，將蔡培火等人介紹給日本開明的政治家，如田川大吉郎、島田三郎、清瀨一郎、尾崎行雄、

江原素六、渡邊暢等。因此創刊時，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即為其題字「金聲玉振」，

暗示對臺灣留學生所推行的文化啟蒙運動之理解。同時，臺灣朝鮮留學生監督的貴族院議員永田秀次郎、大日本平和協會副會長阪谷芳郎等右翼分子，也與民主主義派的東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明治大學校長木下友三郎、東京神學社校長植村正久等一同贈稿，祝賀創刊。綜觀日人的來稿者可分為兩個淵源：一是日本基督教植村正久牧師介紹而來的人士，以及由平和協會領導者阪谷芳郎、川上勇所羅致的人馬。²⁷當中陳翠蓮將《臺灣青年》、《臺灣》的執筆日人作者背景又分

26 蕭阿勤，《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市：聯經，2012），頁 59。

27 吳三連、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市：自立晚報，1990.6），頁 547：「綜觀日人方面的寄稿者可分為兩個系統：其一是由日本基督教界權威者植村正久牧師介紹而來的人士，

如田川大吉郎、島田三郎、古島一雄、山脇玄、永井柳太郎、清瀨一郎、五來欣造、松岡正男、

和田豬三郎、友枝高彥、安岡正篤、吉野作造、海老名彈正、姉崎正治、內崎作三郎、江木翼、

安部磯雄、尾崎行雄、江原素六、藤田逸男、山本忠興等。其二就是由平和協會領導者阪谷芳郎、川上勇所羅致的人士木下友三郎、永田秀次郎、平沼淑郎、元田作之進、帆足理一郎、北澤新太郎、佐野袈裟美、石本惠吉、三宅雪嶺、田中萃一郎、村川堅固、占部百太郎、佐野學、

小林丑三郎、河津暹、末弘嚴太郎、杉森孝次郎等。其他還有下村宏、神田正雄亦常為臺灣青

(11)

為日本基督教教會人士、殖民政策學者與政界人士三方面。教會人士包括與蔡培火關係密切的植村正久、海老名彈正。殖民政策學者有吉野作造、內崎作三郎、

永井柳太郎、泉哲。政界人士多為自由主義派，如島田三郎、田川大吉郎、江原素六、安部磯雄、阪谷芳郎、川上勇。²⁸

《臺灣青年》內容中日人來稿的譯介比例屬相當高，除了因創刊之初需吸引臺灣島內讀者的需求外，再者為編輯群欲透過日本知識人的篇章引介新思潮與建立發行保護傘之考量。翻譯本身是一種具社會制約性的跨語際交流行為，具有發生的既定起因、目的以及過程後的結果，因此討論翻譯應該置於一社會文化背景下審視。翻譯過程中原作者、譯者和讀者都是參與其中的主體。日治時期，日本的知識份子或政策執行者，由於對歐美國家具有強烈的殖民化危機感，對周邊地域的政策論，受到歐美相當程度上的影響。因此，閱讀《臺灣青年》上的篇章言論，除了要考量日本與殖民地之間的二元性問題，更要考量歐美思潮於背後的影響。而當時的臺灣知識份子也相當清楚世界局勢與新思潮影響之甚。

進一步觀察《臺灣青年》版面的譯介文章，能見出大部份是直譯於日本知識份子的寄稿，以及臺人作者篇章的自著自譯，以及獨立譯稿。其譯介篇章數量初步統計近八十篇，屬性可略分為三類（篇章細目詳見附錄）：

（1）作者、譯者同一人的自我翻譯；

（2）《臺灣青年》篇章的重複翻譯；

（3）日本雜誌、書籍或演說文的獨立翻譯。

第一類的篇章多為臺人所著，初稿皆為日語寫成，爾後譯為漢文刊於漢文版。包括了蔡式穀〈權利之觀念〉、林呈祿〈地方自治概論〉、〈改正臺灣地方制度概論〉、〈六三問題之運命〉、〈世界殖民地統治上之對人政策〉、〈改正臺灣統治基本法與殖民地統治方針〉、蔡培火〈吾人之同化觀〉、〈我島與我等〉、

〈隔二年後之歸臺〉、〈關於臺灣教育之一二私見〉、張棟梁〈對臺灣官制改革希望及自覺〉、黃呈聰〈保甲制度論〉、〈臺灣教育改造論〉、吳三連〈呈文學士林茂生君書〉、劉明朝〈社會連帶論〉、陳崑樹〈根本的婚姻革新論〉等篇。

內容集中討論殖民地臺灣的統治政策、文化教育、社會風俗等三部份，作者經歷皆具留日學生背景。除卻政議相關的篇章，蔡培火〈隔二年後之歸臺〉與劉明朝

年撰稿。」

28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臺北市：遠流，2008.8），頁 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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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連帶論〉二篇分別介紹臺灣情形以及群性提攜的概念，是較具其他面向的內容。

蔡培火〈隔二年後之歸臺〉是紀錄1921年4月至6月間約四十餘日返臺後的所見所感，是《臺灣青年》中少數個人直抒胸臆的時文。文中以各節小標清楚寫出要點，包括「深感我島之秀麗」、「同胞生活乏趣味」、「宜急振作人心」、「老校長之卓說」、「官民關係稍有進步之徵」、「警察界依然如舊」、「徵發人夫之問題」、「初等教育之現狀」、「有望者亦是青年」。內文所論面向多元、具體，論及臺灣民情、文化教育、社會生活、殖民政策、勞動等議題，不僅透過與臺日人的交流對話呈現臺灣急需文化提振之實況，更以教育界人士反自由之言論，反諷臺灣教育的腐敗、精神的委靡；東京帝國大學學生劉明朝〈社會連帶論〉

原文分為上下兩篇，文章解釋所謂社會連帶主義是由法國發源的思想，以反對個人主義和反抗社會主義為特色。此思想主張個人與社會本是「車之兩輪、鳥之兩翼」，與儒家所謂相生相養之道近似，但近代過於注重個人主義致使社會團體受到損害，貧富差距日劇、權利濫用，因此應尊重社會既又認識個人之存在，避免利己主義。²⁹

第二類的篇章是《臺灣青年》和文欄上的漢文翻譯，多屬日人來稿者的篇章。

此類也是三種譯介篇章當中數量最多的。若不論譯稿或原稿的話，泉哲是《臺灣青年》日人撰稿者最積極的一位，他認為殖民地文化普及與訓練殖民地自治獨立是殖民母國的責任，並指出殖民地統治應遵循國際聯盟的規約，以謀求殖民地的福祉與安定為原則。在他贈與《臺灣青年》的發刊賀文中曾言：「臺灣非總督府之臺灣，實臺灣島民之臺灣。」³⁰單就此類篇章數量統計，田川大吉郎的稿件數則最多，次者有和田豬三郎、島田三郎、下村宏、永井柳太郎、友枝高彥等人。

眾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曾與眾議院議員清瀨一郎、貴族院議員江原素六，為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的介紹人，代表向日本議會提出請願書。田川大吉郎在《臺灣青年》

的撰稿聚焦於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教育問題，提出臺灣人應以羅馬字學習歐美思潮，和普及教育學習實用之學的意見。

東京高等師範理科教授和田豬三郎於雜誌上刊有〈所感〉、〈文明之建設與我等日本人〉，基於所學他強調科學的修習，這樣的思考模式也可見於他的學生

29 蔡培火，〈隔二年後之歸臺〉《臺灣青年》，3：2(1921.8.15)，頁 8-16。劉明朝，〈社會連帶論〉（上、下）《臺灣青年》，3：3(1921.9.15)，頁 2-9、3：5(1921.11.15)，頁 8-20。引文為漢文版原文。

30 泉哲，〈敬告臺灣島民〉《臺灣青年》，1:1(1920.7.16)，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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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培火的文章。和田曾寫道：「今日所謂文明之利器，莫不因西洋之努力研鑽而成者。」³¹直指日本為西洋科學文化所壓倒之現狀，但也重申東洋固有文明的優點，期許日本、臺灣人於固有基礎上戮力於文化建設。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友枝高彥多從世界殖民情勢切入日臺關係，具有國際視野；至於政界人士方面的來稿，眾議院議員島田三郎、永井柳太郎與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等人，多述自治制度、內臺融合等政治議題；其他重要的篇章有海老明彈正〈臺灣人之實力與其使命〉、後藤朝太郎〈為臺灣文化而言〉、藤田逸男〈文化與青年〉，這三篇同樣肯定臺灣青年的文化實力，並呼籲設置教育機關。北澤新次郎〈勞働運動及新文化之創造〉呈示勞動運動的到來與人格尊嚴確立，此文亦刊於 1920 年 12 月的《早稻田學報》。船尾榮太郎〈文化之救援〉譯自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

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著作，敘述新聞雜誌之於思想宣傳的重要性。上述皆專就《臺灣青年》創刊目的與成員脈絡討論文化問題的篇章。

第三類屬性的篇章數量雖僅八篇，但從原作者國別與內容判斷，包括翻譯自美國、英國、日本的稿件。篇章有一卷四號中山啓〈生物學生之愛國者與危險思想家〉、一卷五號海老名彈正〈啟發臺灣文化之方針〉、二卷三號〈米國新大統領瑕殿氏之就任演說〉、二卷四號高格勞博士〈民主主義為世界平和之真基礎〉、

三卷三號羅玉書〈述美國今期新大統領當選之原因經過及與東洋之關係〉、四卷一號赫伯特˙喬治˙威爾斯手記〈中國之解剖〉、小野村林藏〈現代文藝之趨勢〉、四卷二號〈眾議院思想政策之質問〉。原稿取材亦屬多元管道，有演說文、札記、

論說文、聽講紀錄等。此部份的內容詮釋則待下節作詳細說明。

從實際內容和文化論述來看，1920 至 1922 年間共出版十八期的《臺灣青年》，此階段的論述主要集中於臺灣知識青年的自覺、臺灣文化發展與地方自治等三個部份；另一方面，從刊物編譯群的取材能表現出文化啟蒙的意識已乘著印刷資本主義所提供的想像空間，越發激起對文化需求的意識，《臺灣青年》儼然成為促進臺灣近代思想啟蒙的重要機制。在1920 年代全球風起雲湧的時勢（男女平權、無產階級運動、民主主義、民族自決與獨立）之下，臺灣知識份子認知到日本殖民統治下自身所要面對的問題，已經不只是政治制度層面，更迫切的是如何在認同固有文化的基礎上，連結臺灣、日本知識份子共同進行政治文化運動。

31 和田豬三郎，〈文明之建設與我等日本人〉《臺灣青年》，4:1(1922 .1.15)，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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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建構與文本互涉：以《臺灣青年》的轉譯篇章為例

語言是知識的容器，近代報刊則成了承載知識的場域。《臺灣青年》一方面輸入最新的社會、國族、民主觀念，成為新認同凝聚的概念基礎，一方提供讀者社會文化變動的臨場感，讓其認同與社會現實緊密連結，其定期出版的型態亦持續不斷確認讀者的認同。可以說《臺灣青年》是一個關切語言作為說服工具的媒體，而語藝批評正是藉由語藝觀點對人類論述作系統性分析，從中表達對論述形式與實質內容的關心，以下將以語藝概念與內容議題的分析，呈現《臺灣青年》

譯介篇章的知識建構模式：

（一）翻譯文本與語藝批評 ³²

文化意義上，《臺灣青年》是近代臺灣知識份子有意識的以群體行動展開社會運動的見證，而社會運動正是一種集體現象與行為，具備一種典型以語藝策略和論述達成說服的本質。承此，《臺灣青年》的譯介篇章之性質亦可謂一種社會互動的語藝產物。社會運動必須依賴語言文字（包括口語的與非口語的）來形塑或召喚他人的認同，所以社會運動向與語藝息息相關。語藝批評的範疇又可分為口語、書寫論述，也就是演講、聲明、答詢和報刊言論、書籍等。基於篇章的譯介取材屬性、³³譯者資料不全及篇幅所限，本文僅先就《臺灣青年》內容性質上相關於演講、訪問與聽講等活動的再譯篇章，即涵蓋上節所論的第三類屬性篇章和其他原稿未見於版面而直接轉譯刊載的部份稿件進行分析，參見下表：

32 關於「語藝批評」的界定，參見林靜伶，《語藝批評：理論與實踐》（臺北市：五南，2000），

頁5-7。「語藝批評」是指以語藝觀點對人類論述作有系統的分析。包含三個要點：第一、「語藝觀點」的分析，論述形式與實質。第二、人類論述為批評對象，包括公、私領域的論述，也包括文字性與非文字性的論述。第三、語藝批評是一種有系統的分析，為某一現象提供解釋觀

33 相較於第一類篇章（作者、譯者同一人的自我翻譯）多為臺人所著，初稿皆為日語寫成，爾後點。

譯為漢文刊於漢文版，以及第二類篇章（《臺灣青年》篇章的重複翻譯）為《臺灣青年》和文欄上的漢文翻譯，多屬日人來稿者的篇章。第三類篇章（日本雜誌、書籍或演說文的獨立翻譯）

在原作者國別與內容上包括譯自美國、英國、日本的稿件，取材亦屬多元，涵蓋演說文、札記、

論說文、聽講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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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時間/期號篇名原作者編譯者性質/備註

1920.08.15

1 卷 2 號將新發布之自治制度論下村宏記者訪問紀錄 1920.10.15

1 卷 4 號生物學上之愛國者與危險思想家中山啓編者譯自《解放》

1920.12.15

1 卷 5 號啟發臺灣文化之方針海老名彈正洛陽一記者訪問紀錄 1921.03.26

2 卷 3 號米國新大統領瑕殿氏之就任演說記者演說翻譯 1921.05.15

2 卷 4 號民主主義為世界平和之真基礎高格勞博士 1921.06.15

2 卷 5 號臺灣之民選議會運動（宜敬聽之）社說欄錫舟轉譯《東京讀賣新聞》

1921.08.15

3 卷 2 號太平洋會議者何泉哲 1921.12.15

3 卷 6 號文化之救援船尾榮太郎蔡培火*

(筆者推想)

轉譯日文翻譯

1921.09.15

3 卷 6 號告臺灣青年諸君島田三郎演說翻譯

4 卷 1 號重刊

1922.01.20

4 卷 1 號中國之解剖威爾斯記者轉譯日譯

本。曾節載於東京朝日新聞 1922.01.20

4 卷 1 號現代文藝之趨勢小野村林藏 1922.02.15

4 卷 2 號長子相續法改正論中島玉吉記者轉譯《太陽》

1922.02.15

4 卷 2 號眾議院思想政策之質問記者轉譯《號外

官報》

語藝批評正是一種語藝觀點的分析，探究論述如何呈現人的思考、價值觀、

世界觀等。因此，以語藝批評的角度析論《臺灣青年》譯介文本的論述形式與批評對象，此過程便包含對文本相關背景的外在分析，和文本本身的內在分析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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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層面。³⁴外在分析亦能提供對內在分析的基礎，為《臺灣青年》的知識建構之可能提供互動的論證基礎。歸納《臺灣青年》各轉譯篇章，可知原敘事者皆非臺灣人，原作國別與譯介方式，包括來自美國、英國、日本的稿件，文章議題與形式亦包羅萬象，涵蓋演說文、札記、論著、訪問紀錄、新聞雜誌，甚至包括外文書日譯版本的中文翻譯等。凡是這類譯介篇章，前文多附小字予以說明翻譯原因與出處，可見編譯者是有目的地進行刊載轉譯動作，嘗試建立一個問題參照的知識庫。

屬於訪問、演講轉譯者有〈將新發布之自治制度論〉、〈啟發臺灣文化之方針〉、〈米國新大統領瑕殿氏之就任演說〉、〈告臺灣青年諸君〉四篇。其前文附記分別為〈將新發布之自治制度論〉：「此篇係由本社記者訪問長官時，長官言者筆記而成，曾請長官校閱者也，但文章之責仍在記者。」（期號請見表一，

以下類推，頁6）；〈啟發臺灣文化之方針〉：「一日與同鄉青年數名，訪京都海老名彈正先生，先生就吾臺灣文化之將來應取之態度，懇切言之，謹聆之下，

實屬金言，茲特錄其概要，以資有心者之參考，至文章之責，仍在記者。」（頁 1）；〈米國新大統領瑕殿氏之就任演說〉：「今將其就任演說翻譯揭載，藉窺其抱負之一端焉。」（頁 17）；〈告臺灣青年諸君〉：「在東京臺灣留學生秋季例會席上。速記島田先生之演說者。蒙先生之校閱，曾揭載於本誌第三卷第五號。因其意切言明，大可為吾人之資，故復譯而出之。」（頁1）

轉譯於日本雜誌、新聞者有〈生物學上之愛國者與危險思想家〉、〈臺灣之民選議會運動（宜敬聽之）〉、〈文化之救援〉、〈中國之解剖〉、〈長子相續法改正論〉、〈眾議院思想政策之質問〉等六篇。此類篇章附記如下，〈生物學之愛國者與危險思想家〉：「因其論旨純正透徹，誠可資我青年之參考，故特翻譯揭載，謹對中山先生深表敬意焉。」（頁 28）；〈臺灣之民選議會運動（宜敬聽之）〉：「以其所論，甚有可敬聽之價值，故轉載之報達吾同胞人士焉。」

（頁 23）；〈文化之救援〉：「余與下村君同為足下之熱所動，願寄此文於貴誌。最近英人 HG 衛爾士氏所著『文化之救援』之書，君之所知也。此乃譯其一部份之大要，其書本年方出版，為同氏著作中最新之一。」（頁9）；〈中國之解剖〉：「是篇乃英儒エツチ,ジー、ウヱルズ（H.G. Weluss）手記於華盛頓，

其原名曰支那者何。曾揭載於東京朝日新聞者。以其有關東洋之大局，爰乞諾於版權者而翻譯之，以介紹於同胞之前。」（頁 20）；〈長子相續法改正論〉：

34 林靜伶，《語藝批評：理論與實踐》，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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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乃中島博士所著曾載於本月太陽者。爰乞其承諾，譯而載之。臺灣當此民法未定除外例之秋，亦參考之一助也。」（頁1）；〈眾議院思想政策之質問〉：

「係一月二十六日代議士安藤正純氏在眾議院所質問之思想政策，及高橋總理大臣與田臺灣總督之答辯。因其質問中有涉及我崎者，故爰將其全文翻譯轉載於此，

冀以紹介其問答之精神於我同胞焉。」（頁24）

其他未註明出處者唯三篇〈民主主義為世界平和之真基礎〉、〈太平洋會議者何〉、〈現代文藝之趨勢〉。僅〈太平洋會議者何〉原作者內文記：「臺灣乃日本帝國之南而太平洋西岸之島嶼也。對於太平洋問題自然起多大之趣味。故余欲紹介目下米國大統領所提唱之太平洋會議之由來、目的、及其成行。以供讀者之前」（頁19）。由上述筆者所標之底線判斷，這些轉譯刊載的文化動作確實是

《臺灣青年》極富自覺而有目的意識的行動。承此，此譯介行動發生的場域是於 1920年代臺灣留日知識份子文化圈的雜誌版面，行動的動機則透過附記文字呈現編譯者為了臺灣文化、政治、時局認識參考，才進行轉譯刊載的。至於譯介的行動者，即本文所提的編譯者身份，礙於雜誌資料不全無法一一得知其姓名，只見編譯者多以記者、編者為名，但確知當中有王敏川，另外從〈文化之救援〉一篇可推知蔡培火應居中向日本方面邀稿不少，所以確知的行動者身份皆有留日背景。

透過語藝的觀點分析，可知譯介行為本身已成為一種有目的意識的「行動」，

所要傳達的思想也都出自對臺灣社會問題的考量（民族解放、議會運動、文化啟蒙、自治制度），且行動取材的對象並不限於日本刊物或知識人論著，更有訪談、

演說摘要的形式，行動所施予的對象則是本島知識青年及雜誌的讀者們。這個分析結果不僅為日治時期臺灣的民族運動風潮提供了一個解釋觀點，也表現出1920 年代知識建構的另一模式。

陳翠蓮曾就雜誌的發行數量與語言使用，指出《臺灣青年》與《臺灣》重於知識青年的思想表達，尚無擴展讀者群至一般大眾的普遍機能，以及文化運動啟蒙篇章的多元混雜與世界性之特質。³⁵然而，人在翻譯過程中往往帶有主觀性、

創造性與選擇性。³⁶翻譯或是檢擇譯介文章的同時，譯者已然灌輸了自我信念、

知識、態度，呈現某一方面的思想視界。因此，筆者欲補充強調的部份乃是《臺灣青年》譯者的能動性，即基於將世界時事對應至殖民地臺灣問題的篇章價值揀擇，因而對世界新興思潮與進步言論採取日譯，甚至進一步中譯，此動作背後所

35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頁 91、98-102。

36 趙小兵，《文學翻譯：意義重構》（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11），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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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含的吸納更多讀者的啟蒙意識。人有別於動物的本能動作而「行動」，乃具有三個基本條件：自由、目的或意志與動作。³⁷換言之，《臺灣青年》的編譯群有其特定的啟蒙目標，並有一定程度自由選擇譯介篇章的價值判斷，此正為譯者能動性之存在證明。

職是之故，《臺灣青年》於1920 年代文化運動崛起之初的意義，在於以世界共享的價值、象徵、議題，先行聯繫或喚起臺日知識分子之間的合作，乃至連結至臺灣的本島大眾。關於當時《臺灣青年》的讀者迴響，可見謝春木、楊肇嘉兩人的回憶：³⁸

雜誌臺灣青年給予在臺灣中學以上的學生的思想刺激既深且大，他們對於功課以外的思想問題也逐漸引起很大的興趣，並加以熱烈的研討。臺灣師範學校的學生乃每月訂閱數十份，他們避過了監督官嚴格的監視，

在宿舍的寢室裡輪流閱讀了一年有餘，而未被發現。

曾經在「臺灣青年」發表過文章，尤其是吳三連氏的「呈文學士林茂生君書」引起甚大的反響。所以「臺灣青年雜誌」的出現，無論在日本或臺灣，都風行一時，發生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頗受臺北醫專（臺大醫學院的前身）、師範學校、中等學校年青學子們的閱讀及支持。

認知日治時期青年具有如此的閱讀經驗後，再考量 1920 年代臺灣文化協會陸續在臺灣各地成立讀報社的狀況：

文化協會自創立以來，迄大正十一年一月十八日止，曾在新竹州下苑裡，

臺中州下草屯、彰化、北斗、員林、社頭，臺南州下嘉義及高雄等八地方設置讀報社，……除了臺灣島內及日本內地的報紙雜誌之外，並特別備置多種的中國報紙雜誌（十數種）以供一般民眾閱覽，如其中刊有關於殖民地解放運動的記事，則採取加以硃筆圈點來喚起注意的方法，所以自開設初時，閱讀者即已不少。³⁹

37 林靜伶，《語藝批評：理論與實踐》（臺北市：五南，2000），頁 64-65。

38 謝春木（謝南光），《台湾人は斯く観る; 台湾人の要求; 日本主義的没落》（東京：龍溪書舎，1974），頁 14；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市：三民，1970），頁 410。

39 王詩琅譯，《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臺北：稻鄉出版社，1995.11），頁 266-267。

(19)

讀報社是文化協會為了啟發臺灣島民，提供島內外新聞報刊閱覽的機構。基此，

1922 年 2 月 15 日後始改名為《臺灣》且於日本發行屆一年多的《臺灣青年》，

或許亦是讀報社所提供的讀物之一。因此，在讀者群以及臺灣島內文化運動已逐漸建立的 1920 年代，《臺灣青年》之論述篇章同時表現了臺灣的社會現象、編譯者的價值觀與獨特的論述動機。再加諸上述回憶錄、讀報社的訊息，足見此際思想上的啟蒙已獲得實際的迴響和肯定。

藉由語藝批評的角度討論譯介篇章所引述的知識論述，除了見證一種知識建構的可能性，也呈現「譯介」本身為一種社會實踐。其力量在於提供多元角度的思考，形成一種意見的知識，和對於所處時代的意見。而當時島內青年對《臺灣青年》回憶，更顯見以改革臺灣社會促進文化提升為宗旨的《臺灣青年》，作為一個建構近代知識的啟蒙媒體之存在意義。

（二）取徑世界的知識框架

楊肇嘉曾分析《臺灣青年》內容上「頭一兩期，平溫中和，強調青年人要奮起，努力發展文化；以後偏重地方自治的解說，介紹世界殖民地情勢，於此漸有民族色彩。」⁴⁰然而文化絕非是獨立、密閉的存在，多是與其他文化之間的吸收、

轉化、融合。因此《臺灣青年》發刊的過程中，其版面上的譯介篇章實是運用了文本互涉的方式，即挪用「他文化」的元素或社會文化概念，藉以指涉臺灣或日本社會中僵化的體系問題，乃至解構既有的文化型態與價值觀，進而喚起臺灣民眾和團結留日知識份子的共同情感，而建構一個政治與文化的共同體。⁴¹整體而言，《臺灣青年》透過世界現代化知識的引介，來實現思想啟蒙、個人解放、政治自治和社會公義等目的。此推論可由本文所列的表一篇章，全都使用了日本或歐美的他文化元素對照或討論臺灣問題得證。

首先，這十三篇的轉譯文稿議題觸及了思想文化、世界時勢、殖民政策等三層面。其中思想文化的討論篇章有四則：〈生物學上之愛國者與危險思想家〉先

40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市：三民，1970），頁 409。

41 政治與文化共同體與國族的定義，牽涉至情感歸屬和理性選擇。參見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臺北市：遠流，2008.8），頁 23-24：「國族是指一個政治與文化的共同體，它包括兩個重要面向：一是在文化上，成員們共同定居於某塊土地上、有著共同的過去與共享的歷史、

並擁有共同的文化（common culture）；二是在政治上，成員們主觀地認為自己是不同於別人的一個群體，他們希望能夠在特定的土地上擁有主權（sovereignty），產生自己的政府，自己統治自己。對於這樣在文化上標舉自己的特性，並在政治上要求自我統治的共同體的情感與選擇，即是國族認同。」

(20)

由生物學觀點闡明愛國者與思想家的精神共通點，再述梅田源次郎、吉田寅次郎等明治維新前被視為危險分子的思想家，其後一變為維新忠臣的歷史實例，且援引出現路德、盧梭、克倫威爾等重要思想家的德、法、英國之國力持久，說明無思想家之於國家的重要；具有基督教思想的海老名彈正，其〈啟發臺灣文化之方針〉從文化角度闡述羅馬字之於日本、臺灣文化開發的益處，同時強調因地制宜，

不必一切改從歐式。此篇最特別的是引用民間逸話嘲諷日本以貌取人的文化陋習；〈現代文藝之趨勢〉暢談文藝復興期以至現代諸思想的發展，認為文藝為傳播思想之武器，分析十九世紀後現代文藝的三大趨勢（自然主義、象徵派、人道主義）；〈文化之救援〉原作者是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論述現世以新聞、雜誌、定期刊行物接受資訊的發展，並論新聞敗德之於世界的弊病，缺乏正視現實的機能。前三篇作者雖為日本人，但論著內容的參照對象包涵日本、德國、法國、英國，論述角度更從歷史、文字語言、文藝、出版物等出發，彰顯了

《臺灣青年》對於來稿的檢擇標準是超越了日本帝國的視野，而以亞洲中的臺灣，甚至是世界中的臺灣之視野來檢視。

世界時勢的討論包括〈米國新大統領瑕殿氏之就任演說〉，演說者為美國第二十九任總統沃倫˙蓋瑪利爾˙哈定（Warren G. Harding），當選總統前哈定也是報刊發行人與演說家，此文他以國家領導者的角度盛讚自由、文明為美國建國精神，並闡述對於世界新秩序的期待，捍衛自由之決心；〈民主主義為世界平和之真基礎〉通篇以歐洲歷史說明君主及專制者永遠無法達到和平，並引美國威爾遜總統「必要依於政治自由之真實基礎以來和平」，重申民主政治精神的重要；

〈太平洋會議者何〉詳敘美國總統所提倡的太平洋會議來由與目的，也呈現會議對於太平洋遠東情勢與軍備問題的影響；〈中國之解剖〉與〈文化之救援〉皆為英人赫伯特˙喬治˙威爾斯之作，出身下層市民階級的威爾斯，身兼小說家、記者、政治家、社會學家和史學家等身份，作品多具有道德意識和批判精神。〈中國之解剖〉此篇嚴厲批判歐美諸國趁近代中國內亂之際，伸其帝國觸角建立勢力範圍。且透過1921 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呈現會議中海軍軍備限制、太平洋和遠東的諸國角力與中國問題，呼應了威爾斯反戰與發展世界性聯盟的思想。世界時勢的相關篇章主要以美國為參照對象，除了此際正值美國大選結果底定、華盛頓會議召開外，編選者也欲取徑美國對於自由精神的擁護，力圖爭取發言權的正當性，此外亦刻畫出美國實為世界強權之一的圖像。

最後一類關於殖民政策的論述，多於文中討論臺灣問題。例如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的訪問筆記稿件〈將新發布之自治制度論〉，內容便多談臺灣統治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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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策實施；唯一註明編者（王敏川）姓名的〈臺灣之民選議會運動（宜敬聽之）〉，介紹了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的理由與意義，且引用英國與愛爾蘭比喻日本與臺灣之間的關係，向日本呼籲民選議會的設置；〈告臺灣青年諸君〉此篇是島田三郎應蔡培火之邀，至東京臺灣留學生秋季例會的談話，乃關於臺灣人如何自處以及日本人如何對待臺灣的議題。島田從大航海時代的殖民史論起，批判以母國為利益本位的西班牙殖民政策之腐敗，直言日本統治臺灣充斥著差別待遇。更將臺灣人與日本人比擬為橫濱人與東京人，應在教育、政治物質發展上得到平等。此文篇幅不僅長達九頁，關鍵字句旁亦加註記號，文字間更插記聽眾熱烈拍手的反應，

是頗具說服力的臨席談話；〈長子相續法改正論〉論析長子相續法的不合理性，

應隨思想變化研擬法制，以維持社會組織的完善。

同樣是討論殖民政策的〈眾議院思想政策之質問〉，是記載安藤正純（議員）

對高橋是清（總理）、田健治郎（總督）內閣思想政策的問政發言。出身東京朝日新聞的眾議院議員安藤正純，質疑內閣施行思想壓迫、箝制自由言論的政策，

於內政、外交、勞動、殖民政策方面，皆與當時積極主張對外擴張的高橋有所衝突。文中對於言論自由問題著力甚深，更直接舉《臺灣青年》之例作為總督府妨害同化政策的實證：

臺灣青年雜誌者，乃神田表神保町，臺灣人蔡培火氏所發行之雜誌也，

其所揭載知識又非煽動臺灣獨立，亦非有發見其危隨思想，或不穩事情，

究其目的，不過欲求交換臺灣人與內地人間無忌憚之言論思想，藉以疏通其意志而已。然總督府乃無端干涉之，使巡查威嚇其讀者，詢其何故購讀臺灣青年雜誌，行種々之調查，夫為購讀雜誌，而受巡查之查問，

種々挑難，是又不如莫買為快，因欲證明此言論上干涉政策積極之態度……。⁴²

然而，田總督的答辯卻以思想取締標準不一為臺灣文化程度與內地不同，縱使在內地是無妨的內容，臺灣人見到卻是能感動人心，因此有妨害治安的嫌疑。從此答辯一方面可以知道《臺灣青年》雜誌在臺灣已有讀者的事實，另一方面也呈現日本片面的以臺灣、日本間的文化落差，合理化總督府對於言論自由的壓迫。

承上所述，1920 年在東京發行的《臺灣青年》雜誌，不論文化、政治或經

42 記者，〈眾議院思想政策之質問〉《臺灣青年》，4:2(1922 .2.15)，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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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方面皆受到世界情勢之刺激，包括國際聯盟、民族自決、男女同權等思潮。世界情勢與思想的引介開啟了臺灣知識份子在生存意義上對鄉土的關懷，即對啟蒙民眾、改造臺灣社會的運動意識。足見日治時期論述日本與殖民地臺灣的情勢並非單獨進行，而是與世界關係互為牽動、指涉。而此際感受到世界知識體系驟變的臺灣知識份子，無不致力於與現代化思想建立一種同時性，且共享文化並理解之，從而修正本土的價值觀和舊習。這種於譯介文本中交互指涉的引用他國制度、歷史發展與人物實例，進行己身問題的修正、省思，其顛覆性意義便在與其他文本交互參照的過程中產生。因此，《臺灣青年》實具從近代媒體位置向殖民帝國文化霸權進行挑戰的意義，其於臺灣的傳閱更提示了另一種意見凝聚的可能性，甚至由〈眾議院思想政策之質問〉當中的總督答辯，可見到其對日本統治的威脅。

肆、結語：作為宣傳戰的《臺灣青年》

《臺灣青年》的成立與活動乃立足於運用近代媒體資本體制，以達建立初步的自治體制、解除封建束縛、啟蒙民族意識的目的之上。內容方面，和漢文各佔一半版面的《臺灣青年》，其譯介篇章實有相當比例是跳脫日本，藉由討論西方制度以參照殖民地臺灣問題。其知識建構模式正是以譯介為策略，而放眼於世界局勢動向。這樣的取徑和臺灣一開始爭取民族自立的契機，乃建立在臺灣總督府、

日本帝國議會、臺灣知識份子的三角關係力學之上的立場緊密相關。創刊號日、

臺知識份子的發言，便能見出略談民族自決之委蛇態度，以對世界歷史發展的深刻體認，和提供與方便日本統治參考為合理盾牌，期許留學生介紹臺灣情形和引介進步思潮至島內的作法，規避日方對於雜誌發行與文化運動的刁難。

《臺灣青年》成員的創刊目的，明顯是緣於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差異或失序必須獲得解決與平衡，因此論述當中經常出現臺灣社會是受到差別待遇的描寫，以凸顯平等是當前首要的努力目標。基此，文章調性常以問題與解決為論述主軸，

且奠基於秩序的、自由的、目的導向的世界觀，以超越亞洲的視野看待臺灣問題。

而本文透過對譯介篇章的語藝批評和議題分析，驗證《臺灣青年》編譯者的轉譯刊載之文化動作是極富自覺和目的意識的行動。換言之，編譯者已相當意識到如何透過特定議題的討論，來動員、感化讀者之於臺灣問題的重視，且程度上已令總督府方面感到威脅，與獲得島內讀者迴響。整體看來，譯介行為本身已然成為一種「行動」，透過日文、中文的轉譯又見出行動所施予的對象不限於留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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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更擴及本島知識青年或雜誌的其他讀者們，這個結果不僅表現出臺灣 1920 年代知識建構的另一模式，同時也展現了《臺灣青年》編譯者的能動性。

傳播媒介正是思想與社會之間的樞紐，概念與意識形態透過報刊傳播於社會中獲得實踐，從而由思想產生行動。葉榮鐘就曾以戰爭的形式形容臺灣議會設置運動是外交攻勢，而《臺灣青年》雜誌是宣傳戰。⁴³這份具有即時性、當代性、

組織性特質的報刊，以文字為資源，成了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持續吸收、供給訊息的管道，在認同形塑方面則喚起臺灣知識份子要求自我統治的情感與選擇。

可以說《臺灣青年》於知識譯介、情感召喚的互為運作中，於日本殖民結構外提供了另一種持續維持認同的制度化力量，而這股力量起初便具有價值揀擇與目的取向的特點。

附錄《臺灣青年》（1920.07-1922.02）譯介篇章列表 ⁴⁴

篇名作者中譯篇名譯者期號

創刊號 1920.07.16

②臺灣青年の発刊を祝す

③阪谷芳郎祝臺灣青年之發刊 1:1

②臺灣島民に告ぐ ②泉哲敬告臺灣島民王敏川 1:1

②祝辞 ②吉野作造祝辭 1:1

②臺灣人内地人に対する希望

②木下友三郎對於臺灣人及內地人之希望

王敏川 1:1

②所感 ③永田秀次郎所感王敏川 1:1

②臺灣の青年に望む ①植村正久願望臺灣之青年 1:1

①権利の観念に就いて蔡式穀權利之觀念 1:1

第一卷第二號 08.15

②臺灣人の実力とその使命

①海老名彈正臺灣人之實力與其使命 1:2

②布かるべき自治制度につきて

③下村宏將新發布之自治制度論 1:2

②所感 ②和田豬三郎所感 1:2

②東京へ勉強に出て来る臺灣の若き御婦人及びその親達に

②山東泰敬呈欲來京勉學之臺灣青年女子及其雙親各位

1:2

②臺灣文化の為めに ②後藤朝太郎為臺灣文化而言 1:2

①地方自治を述べて臺林呈祿地方自治概論林呈祿 1:3

43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臺中市：晨星出版社，2000），頁 327。

44 自 1920 年 7 月 16 日創刊，至 1922 年 2 月 15 日發行第 4 卷第 2 號止，共計 18 期。其中第 1 卷第4 號、第 2 卷第 3 號、第 3 卷第 6 號、第 4 卷第 2 號被禁。

臺灣近代知識建構的可能： 論1920年代《臺灣青年》的翻譯篇章與思想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