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義」的重製與翻譯：黃得時水滸傳(1939-1943)的多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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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義」的重製與翻譯：黃得時水滸傳 (1939-1943)的多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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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俐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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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試圖解決黃得時在 1939 年翻譯《水滸傳》時，何以將《水滸傳》及《水滸後傳》在隱瞞讀者的情況下合併刊載的問題。這問題同時牽涉到臺灣在日治時期對於漢文的存續情況，以及中國古典小說在臺灣流傳的狀態。雖然在同文的懷柔結構下，臺灣漢文得以存續；但在殖民者採用日文教育與禁絕書房的雙重手段下，學習漢文的人口不停萎縮。然而，中國文學、文化卻未因為臺灣漢文學習人口的凋零而失去影響力，同樣在過去漢文同文結構下，及戰爭期日華親善等要素，中國古典小說藉由「日譯」產生新的影響力。在《臺灣日日新報》等六個報社的出資邀請下，

吉川英治開始在報刊上連載日文《三國志》。黃得時也受到這股風潮的席捲，在《臺灣新民報》也希望推出中國古典小說的連載的要求下，黃得時選擇《水滸傳》進行翻譯。在印刷媒體的連載熱潮、大眾期待下，黃得時原本選用金聖歎《水滸傳》七十回版本，改成一百二十回的版本，還加上陳忱《水滸後傳》。從內容選定與接續上，可以看出黃得時試圖用不著痕跡的方式將《水滸傳》和《水滸後傳》連結，並符合時事需求，把《水滸後傳》中的暹羅改成南蠻。黃得時的誤打誤撞，卻讓陳忱

《水滸後傳》的遺民意識成為黃得時配合戰時體制下的另類「忠義」重製。

關鍵字：黃得時、《水滸傳》、陳忱、《水滸後傳》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仔細審閱，並提供寶貴修改建議，在此表達感謝。

**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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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臺灣學研究‧第十七期民國一○三年十月

壹、前言

貳、日治時期臺灣漢文存續情況

參、跨越時代的裂縫：臺灣印刷媒體與中國古典小說的媒合肆、黃得時《水滸傳》再譯後意義的斷裂

伍、結論

壹、前言

《水滸傳》作為中國四大奇書之一，其續衍成篇的情況也頗為繁複，著名的有晚明遺臣陳忱託言古宋遺民所做的《水滸後傳》、天華翁的《後水滸傳》，及清代俞萬春接續七十回本的《蕩寇志》。對於後世研究者而言，續衍和原本小說的成就不同，也不會被混在一起談論。續衍雖然承接原本小說的人物與劇情，卻會投入個人的生命經歷及微言大義，將其發展成另外一個獨立作品。誠如李忠昌所言「補、改、仿、反、新」是為判定續書的條件¹，也就是續書雖源自前行作者的小說文本，卻會自行增修，不一定延續著原本小說的內在精神，而是一個有著類似面貌的獨立作品。又因其承續沿襲的情況，續衍也容易被後世評論為較次等的小說創作。²因此在清楚《水滸傳》發展譜系的情況下，不論是小說閱讀，

或是研究上，都不會將續衍及原始小說混為一談。更別說是在明知兩者為不同作者、歷史情境下所生產出的作品，卻硬將二者混談為同一部作品。

然而，1939 年的《臺灣新民報》上由黃得時日譯的《水滸傳》，卻出現一個將施耐庵《水滸傳》與陳忱《水滸後傳》合併為同一部小說的奇妙情形。這個由臺灣人黃得時翻譯，從 1939 年 12 月 5 日開始，到 1943 年 12 月 6 日，一共在

《臺灣新民報》、《興南新聞》上連載 1131 回³才完結的長篇日文《水滸傳》，

自 895 回〈空山啼鳥（一）〉描述完宋江被毒殺後，即為接續改寫陳忱《水滸後傳》全本。⁴黃得時自身沒有對連結兩部小說做出詮釋，甚至東京出版單行本《水

1 李忠昌，《古代小說續書漫話》（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頁 18。

2 譬如魯迅就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各自點評陳忱《水滸後傳》為「故雖遊戲之作，亦見避地之意矣」、俞萬春《蕩寇志》為「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採錄景象，亦頗有施羅所未試者，在糾纏舊作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為佼佼者矣。」（谷風出版社），未見年份，頁 150。

3 因為報刊每日連載，偶有跳號情形，因此雖稱 1131 回，其實只有 1129 回。請參照蔡文斌，《中國古典小說在臺的日譯風潮》附錄一，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32。

4 蔡文斌在碩論中，認為宋江被毒殺後的劇情為黃得時原創，此認知有誤。透過比對，從阮小七踏上梁山泊憑弔後，即接續陳忱的《水滸後傳》。《中國古典小說在臺的日譯風潮》，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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滸傳》時，還在第一冊序言中提到《水滸傳》翻譯是本於金聖歎改寫的七十回。⁵但是依黃得時在報刊上連載的《水滸傳》內容看來，可以發現黃得時並沒有停在盧俊義夢中驚醒的金聖歎結局，反而以 120 回為主一路寫到征方臘，宋江被毒身死，

還在後面續接陳忱的《水滸後傳》。

黃得時不管在戰前或戰後的訪談、文章，對於這樣「複合式」的《水滸傳》

都沒有做出解釋，難道是因為黃得時誤以為陳忱的《水滸後傳》不是續書，而是

《水滸傳》的接續嗎？如果不知道前為原本，後為續書，黃得時又從何取得材料編寫？如果知道，黃得時接續兩者卻又隱匿不談的原因何在？

而前者也許可以再接問一個問題，日治時期臺灣文人的中國古典小說知識到達怎樣的程度？前面問題又將接連帶出幾個層面：一來牽涉到日本殖民統治下，

臺灣人漢文程度的問題；二來臺灣人的中國古典小說接受管道從何而來？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

黃得時譯寫《水滸傳》的時間點在 1939 年，已經接近日本殖民統治的尾聲。

當時作為殖民地的臺灣不僅開始步入戰爭統制的緊張時期，書房的漢文教育也逐漸在臺灣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越發穩固的公學校教育。換而言之，1939 的臺灣社會在現代殖民教育下開始出現一群熟習日文的臺灣知識份子，這批臺灣知識份子的漢文素養多半是來自小時候的私塾教育，或是公學校的漢文課程，日常的慣用語言已經被置換成日文。像是黃得時、楊逵、龍瑛宗等人，都是在差不多的背景下成長。因此，如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開展對於黃得時翻譯《水滸傳》的問題，尤其是討論其合併《水滸傳》和《水滸後傳》的原因，將是本文亟欲展開的面向。

前行研究的層面，二十世紀以來對《水滸傳》的研究不勝其數，有胡適的〈水滸傳考證〉、鄭振鐸《〈水滸傳〉的演化》、何心《水滸研究》、嚴敦易《〈水滸傳〉的演變》、陳松柏《水滸傳的成書》、樂蘅軍《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從文學史、小說史、小說人物、成書版本狀況、作者探究等諸面向進行討論。⁶關於續書《水滸後傳》的討論，也有高桂惠所寫〈孤臣殘史與詩禮中國：《水滸後傳》的歷史通感與家國想像〉⁷、駱水玉的〈《水滸後傳》—

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⁸的相關討論。續書的討論主要以議題切入討論，聚

5 黃得時，《水滸傳．第一卷》（東京：清水書房，1942），頁 4。

6 參考朱仰東，〈二十世紀至今元代水滸戲研究述評〉，《船山學刊》第 2 期，2011 年，頁 177。

7 收錄在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 年，頁 26-62。

8 駱水玉〈《水滸後傳》—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漢學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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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在舊明遺臣陳忱對於《水滸傳》的李俊海外建國的烏托邦想像，及對抗異族的微言大義。

在黃得時《水滸傳》翻譯相關研究上，陳培豐在〈植民地大眾的爭奪—〈送報伕〉．《國王》．《水滸傳》〉中提到 1930 年代左翼知識份子如何介入大眾媒體，試圖以通俗吸引、教育大眾。⁹而後清大臺文所碩士論文《中國古典小說在臺的日譯風潮》¹⁰則以 1939 年在臺灣興起的中國古典小說翻譯熱潮切入，梳理吉川英治、黃得時、楊逵的翻譯情況。林瑛琪〈黃得時翻譯《水滸傳》之時代背景與過程〉¹¹則就黃得時的日文背景，結合日本對《水滸傳》的接受與傳播，

詮釋黃得時翻譯《水滸傳》的時代背景。

本論文是立基在蔡文斌、林瑛琪的研究成果上，對於黃得時翻譯《水滸傳》

時，何以隱匿自己結合《水滸傳》120 回本及陳忱《水滸後傳》的疑問進行發想，

並回歸文本探究其刪改情形，配合 1939 年臺灣時局演變，討論黃得時連載翻譯

《水滸傳》的多重譯/意義。

貳、日治時期臺灣漢文存續情況

在注意 1939 年黃得時翻譯《水滸傳》之前，恐怕必須先就 1939 年之前臺灣對於中國古典小說的熟悉情形，及當時漢文閱讀環境，先作一個概括的理解。這樣有助於釐清 1939 年黃得時翻譯《水滸傳》的真實情況。

1895 年，臺灣面臨政權易手，遭逢日本殖民統治。對於當時臺灣文人而言，

除了要面對異族統治的恐懼感外，還有科舉路絕的危機，以及接踵而來的異族統治下漢文斷絕的問題。但是臺灣作為初初成立日本帝國霸權的第一個殖民地，剛轉為明治政權的日本社會也遇到和、漢文學轉型的困境，基於與臺灣同文的理由，

因此大批日本漢文人成為官員、教員、報社人員、主筆前往臺灣。在政治上，總督府採兩面手法，一方面武力鎮壓地方反抗行動，另一方面利用懷柔的同文統治策略。使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雖然一直有漢文斷絕的危機感存在，但綜觀將近

頁 219-248。

9 陳培豐，〈植民地大眾的爭奪—〈送報伕〉．《國王》．《水滸傳》〉，《臺灣文學研究學報》

第 9 期，2009.10，頁 249-290。

10 蔡文斌，《中國古典小說在臺的日譯風潮》，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11 林瑛琪，〈黃得時翻譯《水滸傳》之時代背景與過程〉，《臺北文獻》第 176 期，2011.6，頁 23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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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的殖民歷史，漢文一直沒有在臺灣社會中消失。¹²

這也就意味著，漢文在日治時期的臺灣一直持續發揮其作用力。總督府運用日臺詩文交流籠絡臺灣地方士紳¹³，臺灣民間也成立文社、詩社試圖挽救漢文命脈。在臺灣地方還積極力挽狂瀾，搶救斯文，而日本也意識到雙方的交集點在於作為日、臺文化母國的中國同文關係上的同時，漢文一直影響著日、臺雙方的互動關係。包括報紙擁有漢文版面、詩社活動在日治時期達到高峰¹⁴、殖民者對書房教育採漸禁手段等等。在此情形下，漢文雖然不被支持同化的日本殖民者鼓勵，

但在 1937 年下令報刊全面禁止使用漢文之前，臺灣人即使接受現代殖民教育，

卻一直都有接觸漢文的機會。

像是向來被視為殖民官方傳聲筒的《臺灣日日新報》可以擁有兩個漢文版面，

甚至在 1905 至 1911 年曾獨立成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漢文報刊、書籍都能在臺灣市面流通，更別說是取得來自中國上海的漢文書籍。¹⁵因此，作為消閑娛樂的中國古典小說被大量引進臺灣，報紙上也有許多相關的訊息和評論，不時也可以見到臺灣文人在報端刊載自身創作的續書，像是謝雪漁的〈新蕩寇志〉、許丙丁的〈小封神〉等等。

尤其像是被列為經典的《三國志》、《水滸傳》等等，不僅是以書面傳播，

民間也有說書等方式進行散佈。從劉捷在〈臺灣文學的史學考察〉中的發言可見中國古典小說對臺灣文人的影響力。其分析大眾文學和純文學的時候，認為臺灣大眾文學多屬於歷史故事，其閱讀群眾則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舊勢力相當龐大」

的書迷，另外一類是從說書、戲曲吸收的不識字大眾，劉捷分梳臺灣大眾文學的情況，認為他和日本所謂大眾文學仍是有差別，差別在於「我們都知道，現代的臺灣大眾文學是從支那傳過來的，大眾小說和支那小說中的大眾小說出自同一淵源，或者和他有關聯。」¹⁶

雖然臺灣民間對於中國古典小說閱聽的熱潮一直都在，差別在於，一方面隨著日文教育的普及，漢文教育在殖民漸禁政策下退位。另一方面，到日治中期臺

12 譬如：《崇聖道德報》、《三六九》、《風月．風月報．南方》，甚至到戰爭尾聲的 1944 年，

以漢詩為主的《詩報》都還存在。

13 相關研究可以參考楊永彬在日治初期日臺漢文關係的討論。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錄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傳播者文化，

2000）。

14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收錄於氏著《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

15 參考封德屏編，《記憶裏的幽香 : 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7.11）。

16 劉捷著，涂翠花譯，〈臺灣文學の史的考察〉，《臺灣時報》198 號，19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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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新舊文學論戰興起，屬於白話文的新文學也開始取代古典漢文¹⁷的地位。因此，

報刊上雖然仍可以見到臺灣傳統漢文人的大量小說創作，但相較於現代小說的活躍，漢文小說創作者名單始終沒有新生代的加入。這也意謂著，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雖然沒有在殖民政策下消失，但是隨著時代、文學現況的更迭，古典漢文的活力仍然有下降的趨勢。日治中期之後活躍的臺灣作家群，像是龍瑛宗、張文環、

楊逵等人，小時候雖然多少都有受過書房教育，但是漢文讀寫顯然已經不再是他們創作的重心。¹⁸

日治時期除了臺灣民間對於中國古典小說的娛樂需求之外，日本本身對於中國古典小說也有極大的熱情。肇因於過去日本視中國為文化母國，因此《三國志》、

《水滸傳》等古典小說也早在 18 世紀就已經進入日本，並透過翻譯影響日本文學的創作。尤其是《水滸傳》影響了日本許多翻案小說¹⁹，像是 1768 年刊行的

《湘中八雄傳》、1773 年的《本朝水滸傳》等等，其特徵都是擷取水滸傳的部份內容加以改寫，並將時空置換成日本國內軍事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曲亭馬琴的《南總里見八犬傳》，故事內容以象徵八種德性的忠犬保護主人的故事。從日本廣泛的翻案小說狀況可以得知，日本對於《水滸傳》的發展情節有不錯的接受情況以及改寫流變，但何以是用「翻案」的方式進行文學再生產？這會牽涉到《水滸傳》中複雜的忠義思想，不符合日本講求完全對主上效忠的武士概念。佐竹靖彥即在《梁山泊—《水滸傳》108 名豪傑》中認為：

對過去的日本來說，中國是所有意義上的先進大國，因此，不管這些英雄豪傑的本質與日本有多麼的不同，也沒有讀者敢斗膽評論。²⁰

17 在此所指稱的古典漢文包含兩種狀態：一種是《臺灣文藝叢誌》中以文言居多，文間摻雜些許和製漢語。另一種是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刊登連載的通俗小說、雜文，文言的比例較《臺灣文藝叢誌》為低，介於白話與文言之間，混雜和製漢語的比例更為提高，語體情況偏近陳培豐所論「殖民地漢文」的情況。陳培豐，《想像和界線：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

2013），頁 93。

18 張文環有一篇小說〈論語與雞〉描寫書房先生表裡不一的醜態，顯示張文環還有受過書房漢文教育，但當時書房教育已經有逐漸走下坡的趨勢，而臺灣知識份子對於書房教育也將其視為落伍的表徵。

19 翻案小說意指「小說或是戲曲類作品，從原本的作品引伸出不改大致內容架構；借用本國或是外國的小說、戲曲的主要架構、內容，在人情、風俗、地名、人名方面加以改變。」高島俊男，

《水滸傳と日本人—江戶から昭和まで》（東京：大修館書店，2005），頁 80。

20 佐竹靖彥著，韓玉萍譯，《梁山泊—《水滸傳》108 名豪傑》（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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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概念下，日本就不停對《水滸傳》進行翻案小說的改寫，這樣的風潮直到進入殖民臺灣時期也依舊沒有改變。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上就曾在 1914 年連載過早川貞水講演的〈天保水滸傳〉，也有 1909 年臺北榮座表演「天保水滸傳百人男」的報導。²¹

顯見日治時期臺灣不僅受到過去漢文遺緒的影響，連殖民者日本對於中國古典的接收也一直持續著，並不斷進行變化與改寫。中國古典小說的影響也就透過漢文、日文、書籍、媒體報刊傳佈的方式，持續對日本、臺灣文人產生影響。因此日本殖民時期雖然對臺灣漢文狀況有持續的緊縮，卻不能根絕漢文背後所意味的中國古典文學影響。事實上，中國古典文學一直透過日本文學的翻案改寫，從殖民文化力量的管道進入臺灣。在無法分梳出日本性或中國性的文學流動影響下，

也造就 1939 年吉川英治在眾多報社邀請時，開始翻譯改寫著名的中國古典小說

《三國志》的情況。吉川英治的熱潮不僅在日本延燒，因為出資者的關係²²，《三國志》也在臺灣同步連載。吉川英治《三國志》的長期連載，這種將他國文化轉化成為本國戰爭動員的文化商品，除了是召喚東亞共同想像外，《三國志》在臺灣的連載的意義，還多出刺激臺灣在 1939 年興起中國古典小說日譯熱潮的意義。

因此，1939 年除了吉川英治的連載，還出現黃得時在《臺灣新民報》連載的《水滸傳》。爾後更出現西川滿選擇《西遊記》，楊逵翻譯《三國志物語》、

江肖梅的《諸葛孔明》等等。諸多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在 1939 年大量冒出，此中原因複雜，也牽涉到戰爭時期日華親善問題。但不能否認的，在吉川英治率先連載《三國志》的情況下，黃得時等臺灣文人也開始跟進翻譯，重新展開以日語脈絡思考原本作為母語使用的漢文及中國古典小說。

參、跨越時代的裂縫：臺灣印刷媒體與中國古典小說的媒合

前者敘述臺灣在日治時期所面臨到的漢文閱讀環境為何，臺灣文人雖然能夠生活在不禁絕漢文的情況下，但是漢文的影響力仍然隨著日文普及的狀況，使臺灣文人的漢文能力有所下降。同時也見到日本、臺灣在日治時期仍然受到中國古典小說的影響。誠然，臺灣、日本的閱讀習慣即使進入 20 世紀後依然受到中國

21 《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2 月 15 日，第 7 版。

22 《臺灣日日新報》為當時出資邀請的其中之一報社，因此吉川英治的《三國志》在《臺灣日日新報》上連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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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小說的影響，使得創作上仍可見得中國古典小說在文學層面上的影響，但也不能忽略隨著時事推移，小說著述的狀況與環境也開始隨著時代轉變。

從《金瓶梅》以降，中國古典小說成為作者孤憤著述，隱藏微言大義的地方，

也就是中國古典小說擺脫話本流傳，由文人刪改成書的情況，開始進入單一作者的情況。但是這種小說創作的情況到晚清又開始轉變，小說改變的原因複雜，但不可否認的其中一個要因在於印刷報刊媒體的引進。印刷革命不僅改變西方的政經，也影響整個東亞局勢。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所提醒過的：「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個新形式的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而自其基本型態觀之，這種新的共同體實已為現代民族之登場預先搭好了舞台。」²³。安德森主要就民族變遷提出他的看法，事實上論及中國、臺灣、日本在 19 世紀末期、20 世紀初期的文學變化也與印刷媒體息息相關。

印刷媒體的出現改變文學的寫作方式，日本出現政治小說、新聞小說的文學類型，中國梁啟超也在日本政治小說的影響下，開始在報端提倡小說界革命。中國接下來的官場狎邪小說、描繪才子佳人的鴛鴦蝴蝶派，都受到報紙連載小說的體制影響。也就是小說作者的思考不再只有考慮如何闡發微言大義，還必須考慮到閱讀市場及讀者感受。因此小說界創作霎時爭奇鬥艷，為的是迎合讀者的口味。

印刷媒體的革命不僅讓中國、日本小說產生創作上的改變，臺灣在受到日本殖民之後，同樣也感受到印刷媒體的威力，這也的確讓臺灣開始重視小說這種文類。

小說從孤憤著述到連載報刊，意味著寫作不再是閉門造車，能單憑書寫自娛。

一旦刊登在報紙上發行，是必須受到讀者選擇性的眼光。這也與日治之後印刷技術進步與書籍取得較清領時期容易有相應關係，大眾擁有多種選擇下，閱讀口味關係到文類消費的消長。

近來稻江書坊，比改隸前多有五六軒。然除販賣各種紙外，以小說部為多。如詩文諸集，則極少數，蓋欲投時好耳。然此可見漢學之每況愈下也。（有心人）²⁴

從引文中可以得知對於日本統治初期小說文類消費的增加，引起臺灣投書者

23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出版，1999.4.26）。頁 55。

24《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五版，三千四百六十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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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焦慮。認為詩文才是漢學的核心，小說的熱銷僅是「投時好」的表現，非漢學的長久之計。文章背後所呈現的除了臺灣文人所認知的「漢學」為何物外，另一方面也顯示當時「小說」閱眾的數量已讓當時漢學支持者感到威脅。然而，在報刊逐漸普遍的日治時期，閱讀者的喜好間接支持文類寫作走向。即便投書者如此的憂心，小說依舊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大為盛行，成為詩歌之外另一種受歡迎的文類。從此則投書中亦可以觀察到日治時期「漢學」所包括的範圍逐漸在移動，漢文閱讀品味從八股文移到小說，亦即漢文的閱讀者逐漸從八股取士的功利取向抽離，往趣味消閒的小說靠攏。

此意味著報紙連載小說的成功，在於必須要搶奪大眾的注意力。這種競爭從臺灣文人謝雪漁，在《臺灣日日新報》連載第一篇漢文小說〈陣中奇緣〉起，小說題目上頭標榜著「最新小說」，即說明吸引大眾目光的競爭已經開始。這樣的競爭隨著日治時期臺灣印刷媒體的力量成熟後，就越發顯得重要。尤其是 20 年代之後，臺灣知識份子逐漸有能力出版印刷媒體，日、臺雙方就不時在印刷媒體上進行角力。即使臺灣知識份子的刊物仍然受到總督府出版檢閱制度的箝制，隨時遇上抽換的命運，但在 1930 年代開始，爭取大眾的支持與啟蒙議題一直是臺灣新文學家刊物的主軸。陳培豐在〈植民地大眾的爭奪—〈送報伕〉．《國王》．

《水滸傳》〉一文中分析楊逵如何走向藝術大眾化的道路時，提出楊逵對於大眾喜好的觀察。並引述楊逵在 1943 年〈臺灣出版界雜感—談通俗小說〉裡的一段話。

指導階級和文學工作者要記得，在本島的閱讀階級中，喜愛《水滸傳》、《三國志》階層佔有一定的比例。我們不妨說，如果能寫出新的小說，且能抓住這類閱讀階級，那麼身為社會一份子，

文學工作者的存在才會受人尊重。²⁵

顯見楊逵所想要搶奪的是以《三國志》、《水滸傳》等中國古典小說為主的閱讀大眾。換言之，即使已到戰爭白熱化的 1943 年，臺灣大眾還是有極高的比例喜歡閱讀《三國志》、《水滸傳》。做出如此宣言的楊逵，下一步便是重新翻譯《三國志》為《三國志物語》。一方面楊逵藉由重新改寫爭取本來就喜愛閱讀

25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臺南：文化資產保存中心，2001），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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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水滸傳》的大眾；另一方面，楊逵的作為意味著中國古典小說可以透過重新譯寫，轉化成為呼應時代發展的小說文本，而脫離原本中國古典原著的意義。亦即《三國志》、《水滸傳》的歷史被重新詮釋、拼裝，將其內容置換成為譯寫作者的「微言大義」。

當初引發臺灣譯寫熱潮的吉川英治《三國志》被引進的理由，在於希望藉由

《三國志》內容能夠瞭解當時中國的樣貌，有助於興亞聖戰中對中國人的理解與合作。²⁶中國古典小說被披上一層有助於民族、國家論述的外衣，加入通俗小說每日連載的行列。因此，透過譯寫、改寫為日文的中國古典小說，往往也會成為報紙版上新的連載作品。一旦中國古典小說開始轉變成為報紙上連載的通俗小說，

就與原本的章節安排斷了關係，成為另一篇新作品。亦即當古典小說以報刊連載的方式進行時，不僅回目、回數的安排必須受到報紙欄位大小的影響，無法與原本相同。甚至會在改寫的過程中依憑作者及現代概念將古典原著改編，以符合作者心目中理想的作品原型。在黃得時譯寫連載的《水滸傳》中，作者將原本 120 回《水滸傳》中第一回〈洪太尉誤走妖魔〉刪除，改以高俅發跡變泰做為小說起始點，就可見得黃得時有意刪改《水滸傳》中關於天運命定妖魔亂世的說法，希望以貼近歷史發展的「人禍」作為小說開頭的潛在目的。

雖然目前仍難以確實計算報刊對大眾影響的層面及量化數據，但是從楊逵的敘述中可以得知，大眾對於中國古典小說的閱讀喜好影響了作者譯寫、報刊連載的意願。作者譯寫的目的除了在印刷媒體時代中迎合讀者的口味外，報紙欄位的限制、語言跨越改寫的情況，也同時讓中國古典原著開始產生變化。其中有不得不改變的地方，像是原本小說回目必須受到報紙欄位的空間限制而拆開成為數回連載。但也有被刻意改變的地方，像是漢文轉寫成日文時，即賦予小說多義/譯的可能性。因此，小說作者雖然受到大眾閱讀需求而影響選擇創作的目標，但也藉由譯寫的模式讓大眾成為被說服的對象。這裡指稱的說服，不僅是指在作者有意識下試圖對臺灣大眾做的改造，也包括隱藏在報刊檢閱制度背後的殖民者。作者可以透過改變文本發揮現代性的力量說服讀者，也能夠透過改編的方式隱藏本身的目的，或凸顯小說配合戰爭國策的一面。

因此當中國古典小說跨越時代裂縫成為臺灣報紙爭相連載的對象時，所代表的不僅是印刷媒體時代中大眾的閱讀嗜好決定了連載的取向，也代表中國古典小

26 蔡文斌，《中國古典小說在臺的日譯風潮》，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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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日治晚期充滿戰爭意圖的詭譎氛圍中，如何以作者的譯寫將中國古典小說轉換成象徵符碼，一方面隱微表達自己的寫作意圖，另一方面則凸顯配合殖民者慾望的部份。

肆、黃得時《水滸傳》再譯後意義的斷裂

黃得時從 1939 年 12 月 5 日開始在《臺灣新民報》連載日文《水滸傳》，後來轉到《興南新聞》上一共連載 1131 回才宣告結束。面對 1937 年日華戰爭局勢開始緊繃的情況，臺人翻譯《水滸傳》，並在臺灣報刊上的連載的確是令人側目。

如果僅以中國古典小說即代表所謂的中國祖國意識，創作日文小說代表皇民思考，

如此簡陋的二元對立面來思考的話，黃得時在《臺灣新民報》、《興南新聞》上的連載，可以說是在殖民陰影下仍努力維持漢民族意識的文學代表。但是從黃得時在戰後對於戰前報刊經驗的回憶中，黃得時提及自身譯寫《水滸傳》的緣由時表示下列一段話。

在那個時候，臺灣日日新報突然連載中國的歷史小說「三國誌」，

這是由日本最負盛名的大眾文學作家吉川英治執筆，由東京美術學校校長矢野橋村畫插圖。由日本本土五家報社和臺灣日日新報社六社聯盟共同支付稿費而刊登的。當時因中日戰爭正在進行中，

無論臺灣人或日本人都很喜歡通過中國的歷史小說來瞭解中國人的國民性，但是中國的書籍因為都是用漢文寫的，不容易了解，

現在既然有用日文連載的「三國誌」，所以都爭著閱讀。

這時，我所服務的臺灣新民報也不甘示弱，深感有連載用日文寫的中國小說之必要，後來經過社務會議的決議，委由我（按：黃得時）執筆。²⁷（底線為筆者自加）

以黃得時的說法，他譯寫《水滸傳》的起因是受到《臺灣日日新報》聯合出資讓吉川英治翻譯《三國誌》的影響。前面已敘述過臺灣進入日治之後，因印刷媒體的傳佈讓小說文類大加盛行，小說成為影響大眾思考的一個來源，同時如何

27 黃得時，〈日據時期臺灣的報紙副刊—一個主編者的回憶錄〉，《文訊月刊》第二十一期，1985.12，

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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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大眾也會反過來影響報刊所作的決策。依黃得時所說的，翻譯中國古典小說是為了在戰爭體制下理解中國國民性的方式。亦即翻譯中國古典小說在日治末期出現了兩種吊詭。

第一種吊詭乃是暗示臺灣大眾過去並不熟悉中國古典小說，兼之進入日治之後臺灣人已逐漸以日文為母語，無法自行閱讀原典，所以必須透過翻譯的形式才能讓中國古典小說進入閱讀大眾的視野。但是不論在 1939 年前的《臺灣日日新報》上，還是 1930 年出刊的《三六九小報》，都可以見到關於中國古典小說的續衍和評論。²⁸顯見許多臺灣人在日治時期仍然可以使用漢文閱讀中國古典小說，

並加以改寫創作。那麼，黃得時所說的閱讀大眾到底是為了什麼而閱讀日文版《水滸傳》？第二種吊詭，是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受到戰爭影響才開始，目的為了理解中國的國民性。也就是中國古典小說在譯寫的過程中，譯者已經存在一個理所當然的概念：「《水滸傳》可呈現中國人國民性」。因此，在對華戰爭風雨欲來的當下，小說成為輔助殖民者認識他者（中國）國民性的最佳來源。黃得時在此撇除古典小說在報端刊登的娛樂性質，將翻譯小說導向能為國家利用的功用論上。

因此黃得時於《水滸傳．第一卷》序言所論：

……瞭解支那民族性，不但要徹底理解並正確掌握根深蒂固的傳統和極為複雜的社會性，小說果然是作為理解的捷徑。在此意義下，數百年間流傳在日本、支那國民之間且廣受歡迎的，可稱為支那社會縮影的，《水滸傳》無疑是最適合的。²⁹

然而，黃得時於序言末尾自述《水滸傳》會以「符合現代人思想感情，能觸動心弦的方式加以改寫³⁰」，嚴格來說，報紙上刊登的譯寫作品已脫離原著成為新的文學作品，黃得時所言的「符合現代人思想感情」便是添加翻譯者觀看的意識並改寫。經過增添改寫、重新編排章節的方式，使得黃得時所譯寫的《水滸傳》

已經溢出原始文本的樣貌，小說所呈現並希望被觀看到的「支那國民性」到底是何種樣貌？

28 關於中國古典小說在臺灣續衍情況，請參照阮淑雅，《中國傳統小說在臺灣的續衍：以日治時期報刊神怪小說為分析場域》，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10 年。

29 黃得時，《水滸傳．第一卷》（東京：清水書房，1942），頁 2。為尊重黃得時原文，在此將

「支那」一詞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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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得時選擇譯寫的古典小說時，即選擇「當時我認為最適合讀者的胃口，而且故事的進行有波瀾萬丈的變化的小說，就是施耐庵的『水滸傳』。³¹」，並以

「現代人的眼光和感覺，以及配合新聞連載小說的方式，一半用翻譯，一半用改寫的手法³²」進行《水滸傳》的譯寫工作。何謂「現代人的眼光」？恐怕是我們要先解決的一項問題。

從黃得時連載的《水滸傳》文字看來，遣辭用語上力求淺近口語，並省略掉

《水滸傳》原本當中的詩作³³。但黃得時在翻譯時也考量到中、日的文學認知差異，而對原文中的人物多加描述，在〈破落戶高俅〉第二節中即添加小蘇學士是

「大家所熟悉的撰寫〈赤壁賦〉的文豪蘇東坡」，還進一步說明其當時官拜翰林院學士兼侍讀³⁴，讓當時不理解中國文學發展的閱讀大眾也能得知角色身份。同時，黃得時也改寫《水滸傳》的小說原本，將第一回〈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全數刪除，反而將高俅發跡變泰的過程提前成為日文《水滸傳》的第一回。將小說中妖魔亂世的預言成份降至最低，而凸顯出《水滸傳》中「人」的成份。這種改寫即印證了黃得時所說的，如何以「現代人眼光和感覺」進行譯寫。

對黃得時而言，《水滸傳》譯寫所要回應的是當時臺灣大眾對於閱讀吉川英治〈三國志〉的熱潮。如何在報刊連載中吸引現代大眾的注意力？因此，《水滸傳》中作為天命暗喻的私放天綱地煞一節被刪去，而吸引讀者的香艷情史反而增加。

在《水滸傳》中描述武松上梁山泊淵源的殺西門慶、潘金蓮二回，在黃得時筆下被敷衍成〈潘金蓮〉、〈西門慶〉、〈男心．女心〉共 22 回。黃得時自己也說「此間，曾經兩次受警務局命令刪除。那是描寫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愛慾生活，

因為我的寫法過份迫真而精細，有妨害良好的風紀。³⁵」顯見，黃得時本身對於小說改寫的經營上，還是加入自己對於小說的解讀與喜好，而非純然的翻譯問題。

從黃得時的論述上看來，《水滸傳》翻譯刊載的起因是受到當時吉川英治連

頁 62。

33 像是小說末尾的結語詩，或是小說中的描繪景物詩作都沒有列入連載。

34 原文為「小蘇學士といふのは『赤壁賦』でお馴染みの文豪蘇東坡のことで、當時は、哲宗皇帝に召されて翰林院學士兼侍讀を拜してるた。」黃得時，《水滸傳．第一卷》（東京：清水書房，1942），頁 4。事實上，《水滸傳》中所提的小蘇學士到底是誰，小說本文並沒有說清楚，目前學界也還有爭論。

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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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的影響。因此在《水滸傳》連載的過程中，黃得時相當重視大眾反應，大眾也給予積極的迴響，甚至最後在讀者王仁德的引介下到東京出版成書。³⁶楊逵也在見到《水滸傳》廣受大眾熱愛的影響下，引發翻譯〈三國志〉的行動。楊逵對於黃得時翻譯《水滸傳》的作為，曾經寫一篇文章〈談水滸傳〉讚揚。從文章中可知，楊逵對《水滸傳》的思考建立在「官逼民反」的層面，其在〈談水滸傳〉中提到：

《水滸傳》是這種社會的一幅全景畫，和現代寫實主義當然有不同之處，但是卻寫實地、栩栩如生地描繪出當時地社會狀態和人物，這是值得驚訝的一點。不要因為《水滸傳》裡有很多山賊，

就瞧不起或懼怕這部小說；我們應該要透過這部小說接觸中國社會的真實面，深入探討山賊的真面目才行。³⁷

楊逵自然是心懷深意的討論《水滸傳》。從文章中將高俅升官為殿師府太尉，

比喻為陸軍大臣，即可知道楊逵將《水滸傳》轉化成為對現實的指涉，抒發當時對於現實戰爭的不滿。但是《水滸傳》複雜之處並不只在「官逼民反」一節上，

還包括全本 120 回裡對「忠義」的前後矛盾討論，楊逵顯然將其掠過不提。同樣地，這篇在 1942 年發表的文章也忽略了黃得時翻譯《水滸傳》時一個重大的矛盾點：黃得時將《水滸傳》120 回本和陳忱《水滸後傳》合譯為《水滸傳》的問題。

楊逵在〈談水滸傳〉中說自己讀過一次節譯本、兩次原文，亦即楊逵清楚原本《水滸傳》的劇情發展。且楊逵也在文中說明《水滸傳》在中國版本複雜的問題，顯見楊逵知道《水滸傳》有多個版本。楊逵理應知道黃得時的《水滸傳》並不全然只有原本《水滸傳》，還包括其他創作。作者黃得時同樣不提自己將兩個不同作者的小說合併的情況，甚至黃得時還在東京出版成書的《水滸傳》序中說明自己以金聖歎的七十回為本，結合現代人的思想感情譯寫。³⁸

但是回頭翻閱黃得時連載的《水滸傳》，卻可以發現，不僅沒有停留在盧俊

頁 63。

37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臺南：文化資產保存中心，2001），頁 40。

(15)

義驚夢的金聖歎版本結尾，還自 895 回〈空山啼鳥（一）〉描述完宋江被毒殺後，

即為接續改寫陳忱《水滸後傳》全本。黃得時何以絕口不提合併小說的情況？從東京出版的《水滸傳》序言中可以清楚得知，黃得時知道《水滸傳》後世續衍的情況³⁹，在報刊上連載尾聲時也在〈あとがき〉中談論《水滸傳》各個版本問題。

40顯然，黃得時在撰寫時就完全知道《水滸傳》的流變、續衍各項版本問題，何以他在後續出版時卻完全沒有提到？

黃得時的複合式《水滸傳》及其版本選用問題，在戰爭時期顯得極為敏感。

首先是金聖歎的七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在「官逼民反」、「忠義」上的看法有極大的落差。也就是七十回本金聖歎刻意留在盧俊義夢醒，將後四十回刪去，以傅正玲的說法是認為：「正是將水滸反官府的勇悍之氣，與鞏固體制的忠義之心區分開來。」⁴¹，也就是金聖歎迴避「官逼民反」後被招安，重回體制內的問題。

亦即梁山泊上的忠義在盧俊義一夢中成為階下囚，暗示梁山泊好漢即使大談忠義、

關心國是，終究逾越國家體制，最後也只能落得人頭落地。盧俊義一夢也回扣暗示一百二十回本的最後結局，梁山泊招安後在官府體制下只能成為犧牲品的悲傷，

而金聖歎本意也在「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也」⁴²間流轉。

在一百二十回本當中，梁山泊在擒縱官府之間取得進入體制的機會，落草的忠義在後四十回中回到體制內效勞。即使眾人在征方臘途中死亡、飄零，使得梁山泊的體制在進入官方結構後徹底潰散，但是匪徒的身份終究被「為國忠義」的大纛漂白，正式成為體制內的忠烈。一百二十回本最為明顯得即在於招安前後，

梁山泊眾人對於「忠義」的不同詮釋。

黃得時若如他所宣稱採用金聖歎七十回本，就會像是楊逵在〈談水滸傳〉中所關注的「我們應該要透過這部小說接觸中國社會的真實面，深入探討山賊的真面目才行。⁴³」。因為失去招安後的情節，亦即梁山泊盜匪身份不能解決，將就此懸宕在「官逼民反」的結局中。但是黃得時卻將七十回本改成一百二十回本，

不禁令人懷疑是否為了檢閱制度的因素。戰爭體制下，這波中國古典小說日譯風潮是打著瞭解中國國民性，協力東亞戰爭的大旗，因此才會成為 1939 年之後的

40 《興南新聞》1943.12.8，第 1120 號。

41 傅正玲，〈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探究兩種悲劇類型〉，《漢學研究》第 18 卷第 1 期，2000 年 6 月，頁 245。

42 施耐庵著，金聖歎批，《水滸傳》（臺北：三民書局，1970），頁 24。

43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臺南：文化資產保存中心，2001），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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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但是如果僅停留在七十回本的結局，將會具有日臺官民不能諧和、齊心抗戰的暗喻。因此楊逵才會無視 1942 年黃得時明明已經連載到陳忱的《水滸後傳》，

卻仍直說七十回本「山賊」的意義。恐怕在楊逵意識中，後四十回梁山泊回歸體制的意義才是真正需要被抗拒的。

另一方面，還必須考慮到黃得時連載《水滸傳》的初衷在於《臺灣新民報》

的授意。即黃得時身處印刷媒體搶奪閱讀大眾的戰爭中，因此如何讓連載能夠成為報社的熱門，是黃得時非常在意的。從戰後的訪談中，黃得時仍然對於當時報紙上連載《水滸傳》所引發的閱讀熱潮為傲。

我起初非常害怕讀者有不好的反應。豈料每次將原稿交給工廠的時候，無論檢字工人或排印工人都以先睹為快，爭著閱讀稿子，

而編輯部的同仁，也說我寫得很不錯，可媲美於吉川英治。……

本來預定寫十個月三百回就要結束，後來拼命的寫，終於寫到昭和十八年（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總共一千一百三十一回，前後達五個年頭始告完結。⁴⁴

本來預定只寫三百回的《水滸傳》，後來卻拉長到一千一百三十一回，顯然黃得時本來是要以金聖歎的七十回本做底本改寫，後來讀者的歡迎讓黃得時希望能夠延長。自然七十回本不能支撐長時間的連載篇幅，於是黃得時將一百二十回本作為最後譯寫的選擇。

同樣的情況也可解釋何以黃得時將《水滸傳》與《水滸後傳》連結在一起，

恐怕也是為了連載接續的考量。以《水滸傳》的續書看來，有陳忱的《水滸後傳》、

天華翁的《後水滸傳》，以及俞萬春的《蕩寇志》（又稱《結水滸》）。若以續衍的角度觀看，天華翁的《後水滸傳》主要描寫宋江等人轉世為楊ㄠ之後，再度集結兄弟的故事；俞萬春的《蕩寇志》則已發展出與梁山泊不同人物、體系的故事延續；唯一真正按照《水滸傳》一百二十回結局延伸發展的只有陳忱《水滸後傳》。

陳忱《水滸後傳》描述阮小七等人在征方臘一役後，各自流散民間，卻仍遭時勢、奸臣所逼，不得不再次聚嘯山林。陳忱以《水滸傳》原本結尾描述李俊等

頁 63。

(17)

人前往海外的一句話，敷衍成《水滸後傳》，讓李俊率領剩餘梁山泊好漢在海外暹羅建國。三部續衍當中，的確只有陳忱《水滸後傳》接續在《水滸傳》後面而不會令人感覺奇怪。因此可以推測黃得時在捨不得放棄連載熱潮下，將陳忱的《水滸後傳》接在原本《水滸傳》結尾。

同樣，這也能夠解釋黃得時明明清楚《水滸傳》各個版本差異，卻絕口不提自己將兩部不同作者的作品連結的實情。在黃得時連載陳忱《水滸後傳》中，僅將原著裡李俊建國的「暹羅」改成「南蠻」，其餘皆照原本小說發展。推敲黃得時更動「暹羅」的原因，則必須回到連載時間的問題。黃得時連載到原本《水滸傳》一百二十回結尾時，已經來到 1943 年 2 月，時值大東亞戰爭最為激烈的時期，臺灣在殖民體制下開始厲行「皇民奉公會」、「國語家庭」等措施，對於文學的管控也到達非常嚴格的程度。

1942 年 11 月已經在東京召開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政策上要求臺灣作家配合南進政策創作，像是作為消閒小報的《風月報》即在 1941 年 7 月被改成《南方》。臺灣文壇上也必須配合南進創作，歌頌南國風光，以表示支持日本往東南侵略的國策。因此，黃得時在 1943 年開始接續陳忱的《水滸後傳》，

一方面延長連載的壽命；另一方面，李俊在原本小說中前往暹羅建國、教化的情節的確也符合當時日本的戰爭口號。黃得時將「暹羅」改成「南蠻」，不僅可以脫離對於現實中真正暹羅國的指涉，還可以強調連載小說應和戰爭的部份。

但是黃得時的譯寫卻意外的將陳忱原本遺民意識徹底脫勾，轉化成為配合殖民者國策的導向。在高桂惠、駱水玉等學者對於陳忱《水滸後傳》的研究中，俱指出陳忱託付遺民思維於李俊海外建國一節。暹羅建國不僅是延續中原正統，也暗合烏托邦所意味的逃逸現實的想像，高桂惠更指出《水滸後傳》對於「詩禮中國」的認同與想像⁴⁵。

然而黃得時對於「南蠻」一詞的更動，卻意外改造了陳忱在小說中的原始寄託，讓《水滸後傳》的意義從苦心孤詣的遺民成為配合南進國策的殖民者思維。

黃得時選擇陳忱的《水滸後傳》作為接續，可能是在不希望結束連載的情況下而做出的決定。卻沒想到陳忱本身以中國意識對於「遺民」、「海外復國」的想像，

到了黃得時翻譯連載的當下，意外地與臺灣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歷史發展產生奇妙的對照。

陳忱假託古宋遺民作《水滸後傳》抒發滿清入關後明朝遺民的怨憤，並以位

45 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 年，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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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南方暹羅作為劍指海外、恢復漢家天下的假想地，南方異地成為漢族遺民想像中克服異族統治，聯繫中國道統的奶蜜之地。但是當黃得時將暹羅改成南蠻，

除了將真實國家指涉轉換成為一個虛擬的空間外，「南方」亦是 1930-1940 年間日本擴張帝國野心的關鍵字，當時刊物、文藝作品亦多所描寫、歌頌南方風土以應和現實。當原本以漢文為刊載文體的《風月報》在 1941 年改名成為《南方》

時，以殖民地臺灣作為南進起點的帝國文藝列車便已經開動。陳忱與黃得時在不同時空皆面對異族統治的現實情境，《水滸後傳》因陳忱痛遺民而悲憤續書，黃得時卻意外將富含「遺民」意義的《水滸後傳》視為殖民者在帝國擴張過程中理解中國國民性的材料。原是被殖民者的黃得時在此藉由《水滸傳》的連載過程，

以帝國視角前進南方，使得《水滸後傳》原本暗藏的「逃逸」意義轉變成為帝國

「轉進」的指涉。從支持海外重建漢族正統的「遺民」到配合時空暗合日本國策的「移民」，漢族「遺民」的意義就此失落，也為黃得時的《水滸傳》轉出另一種譯意。日治時期印刷媒體的發展保留了臺灣的漢文及文學存活的空間，但印刷媒體高度發展下所帶來的閱讀大眾的競爭，讓陳忱的《水滸後傳》在黃得時的無意識下，成為歷史時空發展過程中錯亂的國族玩笑。

伍、結論

本文試圖解決黃得時在 1939 年翻譯《水滸傳》時，何以將《水滸傳》及《水滸後傳》在隱瞞讀者的情況下合併刊載的問題。這問題同時牽涉到臺灣在日治時期對於漢文的存續情況，以及中國古典小說在臺灣流傳的狀態。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日治時期在日臺同文關係的政策導向下，殖民者一方面以武力鎮壓，一方面以同文方式採取懷柔政策，導致漢文不僅沒有在日治時期快速絕跡，還引發臺灣創立詩社的熱潮。中國古典小說的流傳也在民間說書的影響下，持續對臺灣的中下階層產生影響。

同時，日治時期印刷媒體的引入也連帶保護中國古典小說的存續。在日人還未強制禁止漢文時，漢文在《臺灣日日新報》等諸多報刊都保留至少一版的版面，

加上臺人在印刷媒體技術與資金成熟之後，發展出另外一波臺人創辦漢文刊物的風潮，包括 1930 年代興起的《風月》、《三六九小報》，都有助於中國古典小說的存在。日本方面，中國文化長期影響日本文學，使得日人對於中國古典小說並不陌生，甚至擁有許多改寫作品。這股風潮也隨著臺灣被殖民的歷史而被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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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使得報刊上仍可以看見與水滸、三國有關的改寫小說、戲劇等。日臺雙方並未在二十世紀遠離中國古典小說的影響，也造就 1939 年開始的中國古典小說日譯風潮的遠因。

在《臺灣日日新報》等六個報社的出資邀請下，吉川英治開始在報刊上連載日文《三國志》。黃得時也受到這股風潮的席捲，在《臺灣新民報》也希望推出中國古典小說的連載的要求下，黃得時選擇《水滸傳》進行翻譯。在印刷媒體的連載熱潮、大眾期待下，黃得時原本選用金聖歎《水滸傳》七十回版本，改成一百二十回的版本，還加上陳忱《水滸後傳》。從內容選定與接續上，可以看出黃得時試圖用不著痕跡的方式將《水滸傳》和《水滸後傳》連結，並符合時事需求，

把《水滸後傳》中的暹羅改成南蠻。黃得時的誤打誤撞，卻讓陳忱《水滸後傳》

中的遺民意識成為歷史時空發展過程中錯亂的國族玩笑。

徵引書目

一、報刊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新民報》

《興南新聞》

二、專書

佐竹靖彥著，韓玉萍譯，《梁山泊—《水滸傳》108 名豪傑》。北京：中華書局，

2005 年。

李忠昌，《古代小說續書漫話》。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 年。

封德屏編，《記憶裏的幽香 : 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7 年 11 月。

施耐庵（明），《水滸》。臺北：臺灣商務，1968 年。

施耐庵著，金聖歎批，《水滸傳》。臺北：三民書局，1970 年。

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傳播者文化，2000 年。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出版，199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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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島俊男，《水滸傳と日本人—江戶から昭和まで》。東京：大修館書店，2005 年。

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 年。

陳忱（明），《水滸後傳》。臺北：世界書局，1993 年。

陳培豐，《想像和界線：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2013 年。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臺南：文化資產保存中心，

2001 年。

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 年。

黃得時，《水滸傳．第一卷》。東京：清水書房，1942 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谷風出版社，未見年份。

三、期刊

朱仰東，〈二十世紀至今元代水滸戲研究述評〉，《船山學刊》第 2 期，2011 年，

頁 177-179。

林瑛琪，〈黃得時翻譯《水滸傳》之時代背景與過程〉，《臺北文獻》第 176 期，

2011.6，頁 232-268。

陳培豐，〈植民地大眾的爭奪—〈送報伕〉．《國王》．《水滸傳》〉，《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9 期，2009.10，頁 249-290。

傅正玲，〈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探究兩種悲劇類型〉，《漢學研究》

第 18 卷第 1 期，2000 年 6 月，頁 237-253。

黃得時，〈日據時期臺灣的報紙副刊—一個主編者的回憶錄〉，《文訊月刊》第二十一期，1985.12，頁 58-64。

劉捷著，涂翠花譯，〈臺灣文學の史的考察〉，《臺灣時報》198 號，1936.5.1。

駱水玉〈《水滸後傳》—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漢學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

2001.6，頁 219-248。

四、碩博士論文

阮淑雅，《中國傳統小說在臺灣的續衍：以日治時期報刊神怪小說為分析場域》。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10 年。

蔡文斌，《中國古典小說在臺的日譯風潮》。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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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Loyalism”:

Huang Te-Shi and Outlaws of the Marsh (1939-1943)

Wang, Li-ju ^*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riguing situation in 1939 when Huang Te-Shi translated Outlaws of the Marsh and Shui-hu-hou-zhuan together into newspaper serials, which reflects the specific aspect of both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and fiction’s development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ough under the policy of mollification, Chinese language had been kept alive in the same-culture-relationship, but the population learning it had continually decreased because of the prohibition of private schools and the adoption of Japanese language into official education. However despite the population decrease,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evolved rather than decline in the confluence of many social factors like same-culture relationship, Sino-Japanese friendship, and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

Including “Taiwan-ri-ri-xin-bao”, six publishers paid Eiji Yoshikawa to translat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to Japanese serials in their newspapers. Jumping on this bandwagon, Huang Te-Shi took Taiwan New People Newspaper ’s invitation and chose to translate Outlaws of the Marsh. Under the great expectation from readers and print media hype, the story version Huang Te-Shi took on was initially Jin Sheng-tan's 70 chapters then changed without a trace into 120 chapters, finally even Chen Chen's Shui-hu-hou-zhuan was woven into the serials. From the context and the arrangement of Huang’s translation work, we could see the effort he made to connect Outlaws of the Marsh with Shui-hu-hou-zhuan. In recalling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at time, he even changed “Siam” in the original story into “southern barbarian.” Through Huang Te-Shi’s translation work, the adherent of the former dynasty in Chen Chen's Shui-hu-hou-zhuan morphed

* Ph. D. program in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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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an alternative new symbol of loyalism during the war years.

Keywords:Huang Te-shi, Outlaws of the Marsh, Chen Chen, Shui-hu-hou-zhuan

「忠義」的重製與翻譯：黃得時水滸傳(1939-1943)的多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