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on Interaction Across Strait: Influences
from Domestic Factors in Two-Level Game
Abstract
Analysis or study on relations across strait implies negotiations processed and initiated not only by public powers (governments) of two sides of strait, but also by their “agencies”. The problem is that two-level game theory did not explore domestic factors which exert restricted influences on negotiations.
We found that restricted domestic factors in China can be described a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gramme”, traditional thinking, internal power arrangement (or struggle), national interests, new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logic of foreign policy,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ionalism manipulating and internal situation, whereas in Taiwan, these can be understood, like in most of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seen as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criterion, policy declaration of leaders, balance of opposition parties, factions splitting, social structure, public opinion trend, political images and external evens.
This article aims to establish a model colored with “Across Taiwan Strait characteristics” to observe and explain the past,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relations across strait, impacted by those domestic factors.
In such case, policies from two sides of strait must consider internal factors as dominant factors, not just a reference.
Key words: Two-level gam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ables Across Taiwan Strait characteristics
壹、前言
台海兩岸關係是東亞區域政治的重要議題1，但官方正式使用「兩岸關係」這名詞是 在九○年代初期2。五十多年來，兩岸關係可說是「戰中有和、和中有戰」3。Richard Bush 指出，決定兩岸情勢是戰是和的最重要因素是兩岸各自的「國內因素」4。然而，若細究 國內因素的意義、環境與影響則往往會在義理的相關性聯繫到兩階段賽局或雙層賽局 （two-level game）5。因為兩岸關係分析或研究不僅只是台海雙方公權力或代理機構的「面 對面」直接競局或交涉，並且也都各自受到國內因素的重要影響與牽制。其實，兩岸的競 局或折衝樽俎同時具有「對外」（external table）與「對內」（internal table）的雙層賽局 屬性，所謂的國內因素就具有「對內賽局」的意涵。 就相關經驗而言，不論兩岸談判的「雙層賽局」現象或兩岸關係，都同時會面臨內部 型壓力，只是兩岸關係的指涉範圍較兩岸談判更廣，或兩岸談判只能是兩岸關係的一環6。 雙層賽局係探討談判的現象與情境，而目前兩岸談判一向是兩岸關係的「先行者」與「重 中之重」，例如1993 年的「辜汪會談」是兩岸的協商與談判，也應是兩岸關係「破冰」 的歷史標誌，辜汪會談就有類似雙層賽局的現象與屬性7。就台灣而言，兩岸關係往往受 到內部因素所影響與制約。相對的，中共的內部因素也會對前線的中國大陸談判者 （negotiator）帶來不同程度的壓力或制約。 然而「兩階段賽局理論」只是描述性的指出，政府當局或受委託行使公權力的單位 （agencies）在談判或交涉時，會同時遭受「內在」與「外在」的雙重壓力與影響，且該1 田弘茂、朱雲漢編，江澤民的歷史考卷（臺北：新新聞，2000 年），頁 202。 2 楊開煌，出手：胡政權對台政策初探（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 年），頁 2。 3 楊開煌，「兩岸關係評述」，收錄於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中國大陸研究基本手冊，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出版，2002 年 10 月，頁 13-16。
4 Richard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U.S.,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 p.142.；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趙建民教授也指出，台灣近年來發 展兩岸關係與制訂大陸政策，多受內部政治變動的羈絆。請參閱 趙建民，「2006 年兩岸情勢與 未來展望」，中華歐亞基金會，2007 年 1 月 10 日，
http://www.fics.org.tw/issues/subject1.asp?sn=1703
5 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42 (Summer 1988), p.427.
理論或模型的主要分析與研究對象，係國際政治或國際談判的場合與題材8。但雙重賽局 對國內外因素的論述內涵並未作明確與深入的探索9。為何「因素內涵並未深入探索」？ 這可能是遭遇理論上的困境。 因此本文僅針對國內因素提出三個替代方案以為「深入探索」之方，並以此作為本文 的研究焦點：（一）臚列兩岸間的內部因素，並使之具有某程度的詮釋性。也就是基於雙 重賽局的原型乃國際政治談判的分析模型或概念10，以此作為兩岸研究的分析工具或架 構，使其具有「兩岸特色」的理論意涵。（二）兩岸內部因素的整體結構，不但可以探討 兩岸之間的談判，還可以詮釋其他議題，這些議題將是未來的研究方向；（三）雙層賽局 研究應能回歸與反應談判者所面臨之問題或困境。Robert Putnam 所謂的擴大共識圈 （win-set）只是此種困境解決的其中一項，本文將從兩岸特色的思維中，探索雙層賽局的 其他解。 若回顧過去的兩岸關係研究，一般總是假設雙方政府以「鐵板一塊」的角色從事雙邊 的交涉與互動。然而借助雙層賽局概念，在兩岸關係研究中增加國內因素，更能清晰、精 緻與有效的觀察、詮釋與預測兩岸關係。另外，在研究的時間範疇，雖然兩岸自2008 年 已進入「解凍」新階段，但這應只是一個時代的開始。故本文研究標的雖然主要以八○、 九○年代至廿一世紀初的兩岸關係作題材，應不影響論述的有效性11。
8 Robert Putnam 的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首先發表於國際關係的知名期刊（1997 年 2 月的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請參閱 林繼文，「雙層賽局：以空間模型分析國內政治對美中
貳、雙層賽局與兩岸關係研究
近年來，台灣學界研究兩岸關係之途徑，賽局理論（game theory）即屬其中之一12，
如吳玉山所發展的「大小政治實體模式」（power asymmetry model）與「選票策略極大化
模式」（vote maximizing model）等架構，作為兩岸關係的詮釋模型13。然而，雙層賽局概
參、台灣的內部因素
就雙層賽局的意義，兩岸關係是屬台灣的對外（external table）屬性。相對的，國內 政治或國內因素就屬內部因素（internal table）。以下將從制度化程度來劃分與歸類兩岸 間的內部因素。畢竟，制度16總是國家行為者的主觀性與意圖性的建制或規畫。 （一）制度的建置與規範：制度是內部因素的基礎，也是兩岸關係的催化劑與保障。 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假設，制度可影響國家行為。制度的定義係指能塑造 人類規律行為的規章、規範、策略或行事方法17。兩岸自八○年代交流以來，台灣即訂定 「國統綱領」並成立「國統會」、「陸委會」、「海基會」等制度建構，來從事或處理兩 岸交流等問題。制度的重要影響是受台海雙邊政府所重視的，例如中共於 1995 年片面中 斷兩會協商，又於 2008 年重啟協商都給兩岸帶來重大衝擊。因此，制度的建立、隱晦或 重生（例如海基會在1995 年後的沉寂，至 2008 年才恢復固有的交流與協商功能）都會影 響國家的內、外行為模式18。其實制度總是國家對內與對外聯動的機制，例如海基會與海 協會，此內部組織或制度建置既是雙邊政府內部權力為因應交流之所需，又是兩岸對外協 商與彼此談判的主要管道。 （二）領導人的政策宣示：政府高層的政策談話或宣示，總是實際政策行動的先聲或 預告。在台灣的政治體制，總統往往於國家安全與兩岸關係等政策領域負有「政黨政治」 與選民承諾的責任。尤其經過七次修憲，通論以為台灣的政府體制已趨於「雙首長制」， 這更加深國家領導人對兩岸政策意圖的指導性。國家領導人的政策宣示總是當前或未來一 段時間內，政府對內施政與對外政策的聯動指標，例如陳水扁2000 年 5 月就職演說的「四 不一沒有」，外界認為這對廿一世紀初，維持台海和平與穩定是有正面作用。其次，2008 年以來，馬英九總統回應胡錦濤的三次談話，分別是3 月 26 日與美國布希總統談及「九 二共識」、4 月 12 日在「博鰲論壇」提出「四個繼續」以及 4 月 29 日主張兩岸要「建立 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兩岸皆中華民族，齊頭並進」19等等。咸信16 制度是一組相對持久的集合體（collection）以提供規則（rules）或國家機構運作。See James March
& Johan Olsen,“Elaborating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R. A. W. Rhodes, Sarah A. Binder, Bert A. Rockman eds., Political Institution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並且在政治 變遷的場景（scene）中，制度可提供秩序等重要原素。See James March & Johan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馬英九的宣佈已反應在2008 年以來的兩岸和緩以及各項的協議簽署等具體措施。 領導人的政策宣示就「國內政治」而言，是屬國家制度的一環，猶如美國總統的「國 情諮文」對政府政策的預告性與引導性，以及對國內或世界情勢的重要影響。因此，台灣 領導人對兩岸政策的宣示，將使兩岸關係產生明確的聯鎖性與方向性，這將表現在當前或 未來兩岸政策的指示、解釋、意圖或願景規畫等作為。 （三）政治生態與權力結構變遷：兩岸關係的台灣內部因素，主要表現於台灣政治生 態與權力結構變遷的反應。當今，台灣尤其在兩岸關係層面，深受1980 年代晚期的政治 變遷所影響與型塑，而造成對外大陸政策的調整、改變與轉型。在兩蔣的柔性威權下，當 時台灣的大陸政策是由國民黨內少數的精英所決定，而與公眾或民意都較少關連。當李登 輝繼任總統與進行政治改革時，致使權力結構的關鍵性變遷走向選舉政治，它導致國民黨 「一黨統治」的腐蝕以及立法院對政策影響的增加20。1991 年 12 月，大陸選出的立法委 員與國民大會代表全面退休。1992 年的立法院增額選舉，使立法院成為民進黨制衡國民 黨的舞臺，且國民黨的立委也提高在黨內的地位與權力，這都增加立法院對大陸政策的牽 制與影響21，而憑添執政黨對大陸政策的控制弱化。 另方面，在1988～1992 年間，李登輝在基本解決台灣內部問題及穩固自身權力後， 隨即選擇兩岸關係作為再出發的切入點，李在大陸政策的「反客為主」與主動出擊是兩蔣 時代所未曾有的。這也使台灣的對內與對外政策在「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22的角 力下，面臨權力結構的調整與變遷。當李登輝繼任總統後，繼續從事政治改革與權力結構 調整，遂使台灣內部政治所積蓄的能量勢必衝破「三不政策」格局而指向兩岸關係的突破。 （四）反對勢力制衡：就「反對勢力」與前項「政治生態」的區別，廣義上，民主台 灣的反對勢力應包括「反對性政黨」與「反對性選民」。在「代議政治」下，前者是後者 的代表。雖然「內部因素」經常只表現出反對性政黨的制衡與牽制，但其本質是反對性選 民的勢力範疇。 八○年代以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使反對勢力有足夠力量制衡執政黨的大陸政策，這 是內部因素對外部性兩岸關係的掣肘。1992 年底，立法院全面改選，國民黨在 161 席中 佔102 席，民進黨佔 51 席。由於民進黨已是立法院的重要力量，民進黨表示要參與大陸 政策的制定以及制衡國民黨的權力，並力爭對大陸政策執行機關：陸委會與海基會的監督
20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p. 201.
21 Zhao Suishe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inland China,Taiwan, and the 1995~1996 Crisi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02.
22 依 Putnam 的概念，若從島內角度而言，李登輝所面對的 two-level game 應為黨內保守派的掣肘
權。這些主張與要求的實現都將腐蝕國民黨對政府的控制與對大陸政策的意志貫徹23。在 1990 年代，國會全面改選後，民進黨藉著對大陸政策的質詢達到限制執政黨對「辜汪會 談」的操作空間。民進黨動用各式立法武器，如擱置陸委會與海基會的撥款，甚至威脅政 府，若不滿足民進黨對新加坡辜汪會談的要求，將延緩對美國的協議通過等等。民進黨立 委也要求更大的決策透明度、要求執政黨接受立法監督以及修改大陸政策等等24。在民主 化的台灣，執政的國民黨只得對民進黨作出回應，並誓言辜汪會談的透明度以及對立法委 員的責任。因此反對黨的質疑以及政府的承諾都帶給談判人員的實質限制。從組織權責的 觀點，這將導致陸委會對海基會的加強控制。畢竟陸委會必須接受立委的質詢與監督25。 在此，政治競爭與反對黨的制衡成了政府決策的常態環境，因此台灣對外的大陸政策走向 是很受內部反對力量的型塑與影響。 （五）派系分裂與流派之爭：台灣政治由威權轉向民主的過程，當時主導大陸政策的 國民黨，除了黨外的反對勢力，亦有黨內的流派之爭。在李登輝時代，由於政治改革導致 守舊勢力的質疑與「憂患意識」。因此國民黨逐漸產生「主流」與「非主流」的分裂。在 國民黨內，派系分裂亦影響大陸政策機構與談判代理人的職權之爭。在九○年代的「大陸 熱」期間，一般鹹信「陸委會」的主要任務是在限制與中國大陸的接觸而不是促進作用26， 但「海基會」就不同，海基會的首任秘書長陳長文就主張要與中國擴大交往，並堅持只有 受政府委託的領域才受陸委會監督。至於其他領域，海基會應可自行其是。這使民進黨將 海基會當作逃避監督的組織並尋求與中國作更密切的聯繫，這導致陳長文的下臺。 另方面，陸委會主委黃昆輝則被視為李登輝人馬，黃對大陸問題則持保守的態度27。 1991 年春，黃昆輝入主陸委會即主張對海基會加強控制，進而衍生後續的兩會衝突。海 陸兩會的衝突另有更深原因，即國民黨內的派系之爭。海基會是由非主流「大陸籍人士」 所主控的組織，除董事長辜振甫是親李的本土人士，秘書長陳長文則是反李派系領袖郝柏 村的門人，這使海基會不被國民黨主流派及民進黨所信任；相對的，被國民黨主流派主控 的陸委會則對與大陸交往持審慎態度。是以，辜汪會談前夕，台灣面對的「國內因素」是 一個更需索的社會、自由表達反對意見的分裂性執政黨等等，這些內部因素都將制約辜汪 會談的「對外談判桌」28。
23 Zhao Suishe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inland China,Taiwan, and the 1995~1996 Crisis, p.205. 24 立法院公報，第 82 會期，1993 年第 16 號，頁 342。
25 南方朔，「辜汪會談與陸委會的遙控」，新新聞週刊，第 329 期，1993 年 10 月，
http://www.new7.com.tw/weekly/old/507/article001.html-11k.
26 中國時報，1991 年 4 月 17 日，版 7。
圖3：台灣內部的大陸政策形成過程
資料來源：自作整理
之上，而意外或外部事件往往成為兩岸關係的槓桿35。
肆、中國大陸的國內因素
Hyde 指出，中國的對外策略乃試圖支持國內的政治穩定以及經濟的持續成長36。 Swaine 也指出，中國有關台灣政策的變化總是反映國際環境的外部變化而不只是民族主 義或精英間的衝突37。其次，中共雖從過去的極權統治逐漸轉變為溫和的威權體制38，但 中國是威權國家已有數千年歷史，其實至今，中共並沒有改變這個國家特徵39。由於這根 本屬性與特徵勢將導致大陸在內政與外交的關連性會與台灣不同。雖然，中共的領導體 制、官僚體制等會有影響，就因篇幅所限而不詳述，該等變數在中共的對外影響或對兩岸 關係的重要性則以「常數」視之。茲分述其他因素如下： （一）傳統思維或政策慣例：中共傳統思維與政策慣性，總是對外政策或對台政策的 重要影響變數，例如1979 年元旦，中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後，該思維的慣性一直成 為中共對台政策的基調。迄2008 年 12 月 31 日，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更以告台灣同胞書發 表卅週年為名發表「胡六點」，而成為最新時期中共對台政策的指導方針，這是中共內部 的傳統思維對台政策的持續影響與支配慣性。 至於政策慣例影響，例如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制定對台政策的「和平統一、一國兩 制」方針，中共並在我國開放民眾赴陸探輕後，確立消除敵意、循序漸進、尋求共識等原 則，採取放寬探親旅遊等各項規定，並決定在國務院籌設台灣事務辦公室專責處理臺胞探 親及台灣工作等事宜。至此，台海兩岸乃逐漸結束過去的對峙，而走向和緩的互動局面40。 因此，趙紫陽的「政策先例」對於此後的「江八點」、「胡四點」甚至「胡六點」等等和 緩政策，都起著「領頭羊」效果。是以，中共的對外關係或對台關係總是已在黨內形成共35 可能是威脅或機會很大程度要看雙方政府的因應作為。
36 Henry Hyde，“Chinese resurgence, ” hearing of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 May 10,
2006，http://www.ait.org.tw/en/news/currentissues/060510-ChinaResurgence.asp#top
37 Michael Swaine,"Chinese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Taiwan: 1979-2000," in David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U.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4.；
Robert Ross, "The 1995-19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 ac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2(Fall 2000), p.34.
38 姜新立，「後社會主義中國發展轉型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總第 29 期，2000 年，
頁70。
39 Weixing Chen and Yang Zhong, Leadership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47.
40 宋國誠，「中華民國大陸政策與中共對台政策的比較評估」，中國大陸研究，第 35 卷第 2 期，
展現。是以，中共的對外政策與對台政策一直存有高度的依存性與互動50。因此中共對外 政策邏輯的轉型或變遷都將為兩岸關係投下重要變數，例如中共政策由「解放台灣」走向 「和平與發展」；從江澤民時代的「促統」走向胡錦濤時代的「防獨」等等。 自中共以「抓緊機遇、發展經濟」為國家戰略目標後，和平的週遭環境便成為中共對 外政策的基本邏輯。1990 年 12 月，中共總理李鵬指出，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 是我國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綜觀中共的外交史，睦鄰友好外交是中共以往所沒有處理好 的。可見自冷戰以來，鞏固周邊以自重便成為中共外交的重要戰略51。尤其，在區域經濟 與區域整合下，基於地緣之便，亞太國家便成為中共獲取資金與技術的主要來源52。雖然 中共一直迴避對台事務是「國與國」之間的事，然而兩岸關係仍將受惠於睦鄰友好的政策 氛圍與政策邏輯。 （七）經濟發展需要：經濟發展的政策與需要對中共是個歷史性的轉折。自1978 年 以來，中共即把國家戰略轉移到經濟發展以為政權鞏固的基礎，並使一切施政作為服從這 方針。對中共而言，冷戰結束使安全利益從「生存安全」轉向「經濟安全」，而生存安全 的國防任務主要在防止外來威脅，對經濟建設所造成的破壞53。鄧小平曾強調，以經濟建 設為中心這件事做好了，中國就可立於不敗之地，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包括台灣問題 在內。故當前中共在兩岸關係上是要配合經濟發展來營造有利的週邊環境54。 大陸自改革開放後，台灣對中國的經濟成長曾作出重要貢獻55。香港、澳門和台灣在 1978 到 1999 年間，曾有大筆資金流入中國，佔國外直接投資（FDI）的 53.9%56。在這「大 中華圈」裡，香港與台灣分居第一與第二大的投資者。基本上，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在維 持經濟成長與國內穩定57，經濟發展既是中共對內的戰略指導方針，中共也必擴大其效果 及於對外政策，亦即從對外政策的作為來鞏固與擴大經濟，因此中共的許多對外政策總是 為保證與維持對內的經濟戰略要求與目標。
50 張五岳，「兩岸關係與台海安全」，頁 2。 51 高金鈿，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2 年 10 月），頁 960。 52 同上註，頁 346。 53 蕭朝琴，「後冷戰時期中共對亞太地區的外交戰略」，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10 期，1999 年10 月，頁 36。 54 于有慧，「近期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中國大陸研究，第 25 卷第 8 期，2001 年 8 月，頁 47。
55 Ted Fishman, China Inc.: How the Rise of the Next Superpower Challenges Ame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Scribner, 2005), p.342.
56 Yasheng Huang,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83.
57 Tony Saich, “China and the Region: Some General Reflections,” talk prepared for Taiwan Ministry of
（八）民族主義操作：民族主義是現代國家的起源58。尤其，中國自「文革」與「三 信危機」後，更以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做為統治正當性與社會黏著的基礎。中共的改革開 放除物質建設，還表現在意識形態或精神層次的主觀層面。九○年代開始，因中國大陸的 自信心增強，造成中共高舉民族主義旗幟59。黎安友（Andrew Nathan）與陸伯杉（Robert Ross）認為，中國利用民族主義以捍衛邊疆領土與對台主權60。 在共產意識形態衰微的今天，民族主義已成為維持中共政權最引以為賴的手段。在中 國，雖沒有週期性的選舉，但「國內政治」仍發揮一定影響。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已無法 提供政權合法性之下，北京依靠民族主義和經濟表現以維繫政權。其中，中共利用民族主 義情緒遂行「大中國思想」來防止台灣的分裂主義。中國大陸強硬的民族主義對內既可強 化意識形態整合與領導層的合法性；對外又可成為要求他國作出政經讓步的戰術籌碼61。 基本上，中共的大中國民族主義在維持內部的權力結構與政權的合法性62。美國蘭德公司 （RAND）的報告指出，中共領導人若在主權議題的台灣問題有所失分，將被大部份中國 人視為災難並導致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動盪或瓦解63。因此，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將成為中 共對外或對台政策的主要驅力之一。 （九）黨綱的任務宣示：中共自建黨以來即是以任務及意識形態掛帥的政黨，這使黨 綱64成為中共的靈魂標記，且中國「以黨領政」的專政特質，更使中共黨綱成為導引中共 的行動路線與指針。因此研究中共的內部因素與對外聯動或兩岸互動，則中共的黨綱解讀 是不可或缺的線索，也是預測中國未來政策或行動的關鍵指標。 因此，上述中國大陸所有的內部因素或諸變數，都可藉由「黨綱詮釋」來加以解釋， 例如「傳統思維與慣例」總是黨綱演變與體現的過程與結果；「內部權力結構」則是黨綱 主體「全國代表大會」的人事佈置與安排；「體制內部情勢考量」往往是黨綱所欲處理的 問題或情境；而「中共國家利益」、「新安全觀改變」或「對外政策邏輯」往往會在黨綱 中表現出來；至於「經濟發展需要」總是中共黨綱的重點，尤其以「十三大」之後為然。 其實從中共的「一大」到「十七大」，中國的國家行為總是以「全代會」政治報告等綱領
58 Montserrat Guibernau, Nationalisms: The Nation-State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England: Polity Press, 1996), p.46.
59 蕭朝琴，「後冷戰時期中共對亞太地區的外交戰略」，頁 35。
60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pp.332~343.
61 Jeffrey Hart,“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5, No.1 (Spring 1995), p. 292.
62 余克禮，「從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看臺灣當局大陸政策的本質」，台灣研究（北京），第 4 期，
1994 年，頁 5。
63 “ General Context, Basic Principles and Features,” RAND Report,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383/MR1383.ch2.pdf., accessed May 23, 2006.
64 中共內部主要的路線與行動理念等的正式文件形式，如「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或其
性文件為指導與引領，而後展開行動或政策作為。其實，中共也面臨某種程度的「雙層賽 局」，即國內因素或外部因素（包括兩岸因素）的雙重壓力與因應。因此若欲觀察或預測 中共的因應作為，則「黨綱詮釋」厥為中國大陸國家動向的優先指標。因為基於「理性人」 的國家論理假設，必定是「思維先於存在」而非相反。
伍、兩岸關係的內部因素研究
在雙層賽局意義中，內部因素或對內賽局的功能與角色是「核可機制」的作用與扮演 （這部份尤以台灣為然）。雙層賽局模型總是將核可機制簡化為「國會機能」，但台灣的 「內部因素」中，國會的核可與制衡只是內部因素的匯聚與表象，這點彷彿多元主義視國 家為民意的「風向標」。相對的，中共的內部因素雖沒有台灣的國會核可與掣肘，但其內 部因素應能對中共的對台政策或對台談判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以下針對前文部份再作 幾點補充探討： （一）若將圖2 的「兩岸特色內部因素模型」，依制度的主觀規劃與外部事件的「偶 發因素」來分類則可得出下圖5。在此圖例中，制度因素是「偶然因素」的對立面，因此 它是國家行為者主觀能動與意圖理性65的作為或理念。基本上，制度設立的目的即在減少 或降低偶然因素（無法由人力控制與規畫的因素）對政治系統的不利衝擊與影響。 綜觀八○年代晚期以來的兩岸關係，總是主觀的制度因素與客觀的偶然因素在影響雙 邊關係，例如李登輝即位之初，即建立制度（國統會、陸委會、海基會等等）來與中國大 陸互動，但「千島湖事件」的「偶然」卻惡化政治觀感，甚至影響其後兩岸關係的可能發 展方向66；另外，1999 年之「兩國論」，使兩岸劍拔弩張，卻因台灣的「九二一地震」而 不了了之；又如2008 年，「八八水災」的偶然事件造成劉內閣下臺與對國內政治衝擊， 而隨後的達賴喇嘛來台訪災與中共的抗議等等，無疑是偶然因素對主觀制度設計的非理性 影響。65 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主宰個人或國家有關如何行動的決定，這是由誘因（incentive）或假
定 （assumption ） 等 結 構 所 引 導 的 。 See Keith Dowding, Rational Choice and Political
Power(Englan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1), pp.17~18.
66 李登輝即位之初，曾對大陸遞出「橄欖枝」，例如除「國統會」的制度建置之外，其餘言論如
（五）基於兩岸關係的動態與辯證性，展望未來若要達成馬總統所謂台海要走向嶄新 的兩岸關係，圖6 應是可行的途徑。 圖6：兩岸關係展望與良善管理 資料來源：自作整理 就圖6 而言，自兩岸交流創立「兩會」的制度性互動後，兩會原先即預計循「協議累 積」模式，從「一個個協議簽訂」來規範兩岸在各方面的交流與發展72。「協議累積」模 式將使兩岸關係走向東、西德在「基本法」架構下，透過大量的協議簽訂來規範與發展雙 方關係73。其實九○年代初期，政務委員丘宏達即已構想，兩岸應透過協議簽訂的增加而 逐漸規範兩岸間的互動網絡，有如兩德藉著各層面與多方交錯的協議，來明確與指導彼此 間的定位與互動方式。如果這目標能達成，中國則可望揮別對台的「文攻武嚇」，而台灣 也能提升產業結構與生存尊嚴。 其次，兩岸該如何結束敵對狀態？則建立新而友善的平等互動模式應是新世紀的課 題，但要達到這目標則有賴「危機預防」與「衝突管理」，而使兩岸關係走向管理性74、 規劃性與可預防性。面對未來的機會與挑戰，雙方政府應逐步走向以管理的預防思維與措 施來重建未來的雙邊新關係。管理兩岸關係至少可有兩種方法，例如將潛在的爭議極小化 以及控制誤判或誤解的升高75。其次，如兩岸互信機制（CBMs）建立、兩岸熱線（hot line） 建立、中高層官員互訪等等，除了是兩岸的重要制度也都能避免「擦槍走火」的發生或控
72 黃嘉樹，兩岸談判研究（北京：九州，2003 年），頁 37。 73 「協議累積模式蛻變的兩岸關係」，聯合報，1993 年 4 月 26 日，版 3。 74 管理性的兩岸關係脫胎於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概念，預防外交強調外交而非軍事 行動以防止國際衝突發生或擴大，其目的在讓國際社會能及時預防危機，而達到早期預警之目 的。請參閱 林建良，「預防外交與區域安全研討會」，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會刊，第 10 期（2000 年），http://taiwantt.org.tw/books/book10/new_page_39.htm。基本上，預防外交概念主要以聯合 國秘書長蓋裏（Boutros Boutros-Ghali）於 1992 年的「和平議程」為基礎，它透過一系列的預防 措施，確保潛伏的爭端不會爆發成衝突，或避免衝突的升高與擴散。請參閱 「東協區域論壇積 極推動預防外交」，中華歐亞基金會，1999 年 9 月 10 日， http://www.fics.org.tw/issues/subject1.asp?sn=1443
75 Brantly Womack,“Asymmetry Theory and China’s Concept of Multipolarity,” Journal 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