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mpact of the Citation Formats on Citation Analysis: From Scholarly Publishing to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Effect

引文格式規範對引文分析之影響：學術 出版之傳播效應

The Impact of the Citation Formats on Citation Analysis: From Scholarly Publishing to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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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ong-Yeou Chi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Tamkang University E-mail: joyo@mail.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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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Lun Chang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Tamkang University E-mail: grace@mail.tku.edu.tw

關鍵詞(Keywords)：學術傳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引文格式（Citation Format）；

學術規範（Documentation Styles）；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二次引用

（Indirect Source Citing）；學術出版（Scholarly Publishing）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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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nearly always traces its development by examining the

uses of citation and peer review in which have become the two mainstreams of publication. It is a compound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features that two mainstreams have kept intact. Nevertheless, the citation analysis based on a particular documentation style has become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of quality. A Study of citation format or documentation style should be treated as the core issue of citation indexing lies. It is believed that a well-established and disciplinary citation analysis technique with documentation style will be of a fundamental rules for developing the decent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fficiencies and influences of three notable styles, the APA, the Chicago (Turabian) and the MLA, on their problems of citation analysis. While there are problems on documentation styles unification, features, indirect source citing and even for the fairness of citation count, there is the solution that documentation style is the fundamentals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前言

學術傳播的發展常常循著：創作投稿、編輯、出 版（印刷）和發行此一軸線行進，再分作兩階段探 討相關衍生議題，那便是：分屬第一階段投稿編輯 相關的「引用文獻」（citation）[1]分配情形和「同儕 評閱」（peer review）實質內容；以及屬於第二階段 的出版和發行事項。其中「引用文獻」和「同儕評 閱」分別扮演著學術傳播中量化與質化的守門者角 色，現今隨著網路資源的多樣化，引用與註釋格式 的學術規範（簡稱「引文格式」（citation format））

標準不一的現象更是複雜及嚴重，也導出引文格式 對於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製作過程的影響；以 及繼而對於引用文獻計量與分析(本文概稱「引文分 析」)產生的種種效益問題。

引文分析向來以統計期刊發表之論文被引用次數 的多寡，來評量論文之學術價值，但此種計量方式，

始終不甚完善。國內知名學者蔡明月[2]、陳光華

[3]、羅思嘉[4]等人對於引文分析中較為人所熟知的 幾項爭議，如：作者的引用動機、自我引用、引用 均等、引用偏見等問題皆有所探討，這些問題向來 為學界討論之主要對象，本文仍以此為前導，繼而 將研究重點建立於對引文格式之著錄標準和二次引 用之基礎上，進行較深入之剖析。

多年來，學術界常將引文分析作為評鑑學者研究成 果的手段，而引文索引的收錄便成為其重要指標之 一，但引文分析最初設立的目的與意義究竟為何？是 為了探討學科主題的發展沿革、典範變遷與未來趨 勢；用以評鑑個人研究的質量、影響力或甚至是其國 際上學術表現能見度（即為國際化程度）？這些問題 至今仍極具爭議性。儘管引文分析具有許多不甚圓滿 之處，卻仍在「國際化程度」之學術評鑑指標上佔有 一席之地。本文除了論述引文分析常見的幾項爭議 外，更繼而探討若干知名的引文格式標準規範，特別 是Chicago（Turabian）、APA、MLA 等格式對引文分 析所造成之影響。由於引文格式是引用文獻呈現的根 據，因此，引文分析之爭議自然與引文格式難脫干 係。引文格式是一種學術出版的規範；引文分析則是 一項研究學術傳播效應之工具。

從學術出版看學術傳播

學術傳播與學術出版常被混淆誤用，「傳播」的發 生是當一個體系（來源）操縱各種符號，經由連結 來源與目的間的通道之傳送，去影響另一個體系（目 的），或與之形成互動。這一連串過程就包括了傳送 者 、 管 道 、 訊 息 、 接 收 者 ； 以 及 傳 收 者 之 關 係

（relationship）、效應（effect）與環境（context）；

此外，還可能包含了散佈或接收的意向或目的。[5]

相較於此，「出版」則僅為單向傳送但有目的意義且 公開（無特定對象）的資訊呈現，出版僅為眾多傳 播媒介的選擇手段之一，且明顯地具有大眾傳播媒 介組織研究上，常有的「媒介守門行為」，控制著管 道的流通。守門人在媒介中，不只是選擇者，也可 扮演代理人之職，甚至是產品最終的製造發行者。

這種相當於編輯與評閱者的角色扮演，以及生產端 的出版者（如大學出版社與學術性的商業出版社），

儼然成為學術傳播下，（學術）出版的焦點議題，而 其所涉及各式媒材之創作、編輯、印刷、發行等種 種行為，便也成為學術出版活動的主要敘述內容，

其次才是間接關聯對象的次要內容，例如：網際網 路對學術傳播之影響、學術圖書館等衍生議題。學 術出版是學術傳播中最直接、原始、持續和廣泛接 觸的議題，但絕非等同。學術傳播與學術出版之部 分意義與功能重疊，於今尤甚，更是目前大學圖書 館與大學出版社關係複雜因素之一，而網路資源之 時興與豐沛亦為重要關鍵。

學者引用網路資源的因素頗複雜。學科的不同，

顯然也影響該領域學術傳播取向，甚至同學科不同 創作主題，同樣影響學者引用網路資源的意願。這 種特定學科在網路資源引用行為的偏低，除了反映 該領域網路資源數量上的不足，也顯現該領域學者 較慢信服於網路出版的利益與權威，也尚未有秩序 地建立一套可資運用於網路上的遊戲規則。在此，

「利益」指的是學術出版社群[6]（學術出版社以及 有涉入掌控出版活動的創作者、圖書館、讀者）樂 意將可參考資訊內容（含公告性消息與平行性出版 品，如：會議論壇、期刊和專書等等）與意見建置 或提供於網頁上，從而得到某種自我滿足；「權威」

則意謂著學者將首次發表之已受評閱的學術論著安 排於網路上，同時也得到同儕們的認同。從學科主 題到網路資源數量，再直指利益與權威，這些問題 終究又回到了學術電子出版的範疇，牽涉到所有出 版活動流程所會遇到的問題，譬如：創作投稿、編 輯、出版（印刷）和發行等。換言之，很清楚地可 以發現學術傳播的發展常常循著如前言所述之相同 軸線，分作兩階段探討相關衍生議題，亦即屬於第 一階段投稿編輯相關的「引用文獻」和「同儕評閱」

的老問題；而屬於第二階段的出版和發行事項，則 自然形成含授權、通路（意即媒體或載體）與訂價 等行銷問題，而受矚目。

學術傳播的歷史發展與所涵蓋的議題是水到渠成 的結果，溯自17 世紀時科學家們對彼此所發表作品 的正式或非正式交流，其間還包括1665 年出現英國 皇家學會對所屬期刊的同儕評閱要求，兩三百年來

「科學家」們不再是自然科學所獨擅，人文社會學 科的研究者使用同樣的模式來交流與分享成果，至 此用「學者」（scholar）似乎較「科學家」（scientist）

一 詞 合 宜 ， 不 論 是 「 科 學 傳 播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 或 「 學 術 傳 播 」（ scholarly communication）便也所差細微，毋庸追溯和分辨。

因此，屬於這些小眾特殊族群的「傳播」，就並非是 熟知的大眾傳播學科領域所涵蓋與關心之主題，反 倒是社會學家們，尤其是科學社會學，自始所關切 的現象，目的在於嘗試瞭解科學成長的社會背景。

西元1960 年代初期的庫恩（Thomas S. Kuhn）對科 學的哲學發展立下典範理論，而幾乎是同時間，普 賴斯（Derek Price）提出了「無形學院」（the invisible college）的概念，而後由克蘭（Diana Crane）於 1972 年出版了Invisible Colleges: Diffusion of Knowledge i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一書，將庫恩的科學發 展和科學共同體學說、普賴斯之科學知識成長的量 化研究，加上其自己關於學科中社會組織的研究，

結合發揚而成。[7]在克蘭的闡釋中，「無形學院」乃 是特定的學術社群（亦即具共同信念的合作者群體）

中，少數多產學者形成的交流網絡，因此也便揭示 了多產學者在科學共同體中的獨特地位，以及在促 進創新擴散方面亦深具影響力。在另一方面，西元 1930 年代中期布萊德福（S. C. Bradford）認為任何 學科的核心文獻皆具集中特性；並且也深信基本的 核心期刊是所有學科文獻的基礎，而加菲德（Eugene Garfield）於 1950 年代中期與 60 年代初期，對於自 動編製引文索引的提倡與開發，則相繼為後期美國 科學資訊研究院（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的發展奠定根基。爰此，引文分析僅是學術傳 播領域中，屬於書目計量學研究下的一套傳統技 術，然而，有趣的是：當上述第一階段跟投稿編輯 相關的「引用文獻」與「同儕評閱」的這些老問題，

在網路環境的推波助瀾下，不僅茁壯且有了極大的 新意。

現今網路資源引文格式問題更形棘手，其因既在 於引文格式標準的不一；也在於網路資源本身呈現 的多樣性。既然引文格式決定了引用文獻的型式呈 現標準，而屬於質化與量化兼具的研究型態，引文 格式之探討應該成為解決引文索引爭議的基礎和執 行引文分析時之初步研究（pilot study）。也因此引 文格式對於引文索引、引文分析兩者間之關係與衝 突之事實是必須予以確認的。然而，其他許多問題 儘管不是本文之研究旨趣，例如：引文格式的統一？

中文文獻環境的處理規則？各種媒體（含網際網路）

形式與資料形式之完善對應？都將是嚴肅的學術傳 播與學術出版議題。

「無形學院」在某種意義上而言，乃是透過引用 文獻所編織而成的學術同儕網絡。引用文獻便是由 一般註釋和釋義性內容註釋（content note）所組成，

學術論著引文註釋與編排的規範（亦稱學術規範）

就成為維繫學術傳播的重要橋樑，學術規範就像編 碼簿（code book）記載著各式符號、欄位與使用時 機。學術規範是屬於科學的技術性與標準性的範 式，每一種科學皆有其目標、功能和制度，而科學 的技術性規範則是實現這種目標和功能之重要條 件，既是技術上的規定；也是道德上的規定。[8] 唯 有詳細嚴謹的學術規範以及妥善運用的引文分析技 術，方足以架構良性的學術傳播環境。學術出版也 便藉由學術規範來追蹤、稽核和創新知識內容；學 術出版也包含了「內部傳播」與「外部傳播」等實 質作為。易言之，即對作者文內所引用的資料與採 用的引文格式進行相關文獻資料過濾查訪的「內部 傳播」；以及對作者的創見藉由各式媒體予以散佈或 加值利用的「外部傳播」。而為了達到合乎期待與價 值的傳播效果，在內部與外部傳播之間，便出現守 門者角色的同儕評閱機制設計。事實上，學術出版 的任務在於向社會公布學者的研究成果；而其責任 則是妥善處理品質控制之機制。

學術出版在學術傳播中的定位，就如同1990 年波 格曼（Christine L. Borgman）將書目計量學相關問 題盡歸為學術傳播途徑上「正式管道」之列。[9] 在 電子出版或所謂網路出版時代中，內外部傳播之探 討也將是對「正式管道」-- 尤其是針對所謂「學術 的寫作紀錄」（the written record of scholarship）亦即 學術出版，最為迫切與實質的問題焦點。正式與非 正式傳播關係已非當下學術傳播的立論起始點與重 要課題。而從第二階段之出版和發行觀點以討論學 術傳播問題時，學術出版社群中的成員間屢見理念 衝突：學者、學術社群與圖書館深信資訊是公共財，

矢志學術研究成果之推廣，責無旁貸，並冀望藉著 作權保護研究信譽與流通；而學術性的商業出版社 則認為學術資訊即是商品，追求最大的加值和利潤 的最大化，並掌控學術資訊取用（access）資格和價 格，而以著作權限制自由取用及保障營利為務。種 種問題和衝突層出不窮，這場事實上以學術出版為 真正戰場的「學術傳播」論述，便不足為怪。

學術出版之引文分析爭議

學術傳播在以「出版」為主訴對象的情境下，近 年來，引文分析自然形成了一股熱潮，原因在於引 文不僅是學術論文出版的一部分，而分析後的量化 結果更易為學術界或某部分「學術評量者」利用以 衡量學術工作者之學術生產力和成果，甚至是評量 聘任關係時的重要績效（credit）指標之一。回溯一 系列引文研究的由來則當追溯至尤金‧加菲德於 1963 年發展的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以及後期美國科學資訊研究院(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製作的一系列引文索 引資料庫，此為引文分析開創了簡單且方便的途 徑。在1983 年，海斯(Hayes)更以 60 所學校裡的 411 位教職人員為研究樣本，結果發現副教授發表論文 的平均產量為4.18；而教授為 7.84，平均產量高出 副教授甚多，類似研究漸漸引起學術機構藉論文發 表之產量來評量教學與研究人員的學術生產力。[10]

這種藉由引文分析以達到學術生產力（績效）與學 術價值良窳之判斷標準，在廣受應用之餘，也不乏 異議之聲。以下就若干爭執點續作探討：

引用動機

凡事皆有動機，除非是種巧合。學術論著的引用 動機同樣引人興趣。布魯克斯（Brooks）曾於 1986 年依據若干位學者意見整理了較為籠統但具包容性 的七項主要引用動機，作為其研究調查的根據，它 們分別為：[11]

(一)新穎性(currency)：為了使自己顯得更具「威 望」，因而只引用最新穎的資料，以彰顯自己所蒐集 的資料較具時效性。

(二)負面績效(negative credit)：藉由負面文獻的引 述來進行批評、修正、否定和駁斥某人著作。

(三)操作型資訊(operational information)：所謂「操 作型資訊」是把引述某人的觀念或理論視為一種「工 具」。此乃是作者在表達數理概念、技術、發現、文 獻、結果與結論時，所慣用的引述手段。

(四)勸服(persuasiveness)：說服同儕認同自己的研 究方法或結果的正確性。

(五)正面績效(positive credit)：對於所引用的文獻 給予正面的評價及肯定，這些通常都包括了推崇致 意、表態支持、認可贊許，以及為數據背書等。

(六)讀者通報(reader alert)：向讀者通報最新、

不同或模糊難解的文獻，而這些資訊亦可以告知 讀者相關研究背景、概念與確認資料來源。

(七)社群共識(social consensus)：文獻的引述乃 基於學術同儕之間的一種共同認知，不需要有特 別的引用理由，即使它顯得不明確且模糊，仍然 予以引述。

事實上，上述各項動機，特別是(2)至(5)項，亦 為學術論文寫作上的常見技法，也就是用於論文

（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在文獻探討時，所謂的

「前題」與「假設」，目的在作為立論或反駁他人 謬誤，以伸自己研究之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基礎。

對於作者而言，有時其原本預設的引用動機非常 簡 單 ， 表 現 在 寫 作 訓 練 上 的 技 法 也 非 常 的 「 傳 統」。然而，就部分引文分析者與利用引文分析之

「學術評量者」而言，似乎無視於引用動機在「傳 統」中之複雜：過度對於所引用作品的影響力給 予肯定讚揚。就如同布魯克斯(Brooks)質疑作者們 自 我 引 用 的 動 機 ， 並 且 發 現 在 許 多 引 用 的 理 由 中，給予被引用文獻作者肯定讚揚只是其中一項 最不重要的因素。布魯克斯之動機分析論大抵可 以歸納成正項（即新穎性/勸服/正面績效/社群共 識）、負項（負面績效）、中性（操作型資訊/讀者 通報）等三組動機群組。[12] 究竟這三組引用動 機之呈現比例是否存在學門之間的差異？則應該 頗引人好奇。然而，若果真此類議題值得一探，

想必更值得探究的核心議題將不止於此，而是更 深入地分析各學門與研究者所採用的引文格式規 範為何？以及引文格式在作者掌握下所運用的情 況與實際發揮的傳播效應。

此 外 ， 凡 作 者 於 論 著 中 列 出 不 相 關 的 引 用 文 獻，皆有不實浮濫之嫌，其形成之因素向來複雜，

由於引用動機乃屬於研究變項關係中的中介變項

（intervening variable），這些仍無法觀察、無法測 量、無法控制的變項，尤其是作者寫作之心理歷 程（例如：學習、動機、焦慮、敵意、挫折、自 尊等），實在無從監控。除此之外，若嘗試去歸納 此現象，則可能還有出自於作者不明白引文格式 規範之精神、書刊編審作業未作考核等原因所犯 下的錯誤。在實務上，其中作者的引用動機是可 以分為因附和權威和專家的論著，藉以抬高自己 身價的「盲崇引用」；出於炫耀的「自我引用」；因

某原因而無法得到引文的原始文獻，卻直接轉錄資 料的「二次引用」；以及出於某種策略上的需要，

而有意列舉一些非相關文獻的「策略引用」。[13] 究 竟事實如何？在動機未明之情形下，皆不可考。

自我引用

「自我引用」在一般條件下，可以被分為同時 (synchronous)自我引用與歷時(diachronous)自我引 用二類，其中「同時自我引用」意指作者所發表的 同一篇文章中，引用自己的作品出現在該篇參考文 獻總數中所佔的比例；而「歷時自我引用」則為一 篇文章自作者發表後，歷年來被引用的總數中，作 者自己引用的比例。拉瓦尼(Lawani)認為高歷時自我 引用者是一位「自我中心主義者(egotism)」，因為歷 年來所有引用該文獻的作品中，以作者自我引用的 情形居多。[14] 這種觀點似乎仍嫌偏頗，因為有些 作者的研究學科領域是較新興或是較少人探索的區 域，可供參考的文獻數量非常有限，導致作者只能 引用自己先前已發表的文章。因此高歷時引用法實 不能作為「自我中心主義者」判斷的依據，如此批 評既籠統且有失公允，徒增引文分析的爭議性。

「自我引用」一詞除了表示作者引用自己的文章 外，在引文分析之研究上，亦可包括「期刊自我引 用」、「語言（language）自我引用」、「學科自我引用」

和「網頁自我引用」等類型。[15] 鄭麗敏曾於 1994 年發表以臺灣地區七種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期刊的 1,079 篇文獻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其中 226 篇 文獻（佔20.95%）有作者自我引用的情形，其中中 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的期刊自我引用率高達 28%。

[16] 再以「期刊自我引用」作說明：當一篇文獻引 用另一篇刊載於相同期刊中的文獻則稱之為期刊自 我引用。蔡明月引述拉瓦尼（Lawani）之研究而提 及美國的二種農藝學期刊（Agronomy Journal 與 Crop Science）之期刊自我引用率分別為 52%與 60%；而法國的二種農藝學期刊（L＇Agronomie Tropicale 與 Annales Agronomiques）的期刊自我引 用率則分別為100%與 83%，顯示同研究領域在不同 國家之國情下，似乎亦有不同的自我引用情形。[17]

這些研究相繼發表顯示了學術界對「自我引用」的 高度興趣，但卻都未能明確分析作者深層之引用動 機。在動機與因果關係未明之前，是否就能遽下「這

些研究皆顯示『自我引用』在不同國家、學科領域、

語文之間的差異極大」之結論？試想若上述「自我 引用」原因純粹來自作者個別差異或私心，又如何 擴大解釋成跨國家與領域之差異？若產生這種結論 的引文分析，則無異地又削弱了引文計量分析之於

「自我引用」研究的說服力。對於學術評鑑時，率 爾否定學者文章「自我引用」次數，便也顯得有便 宜行事之嫌。

引用均等

「引用均等」即視所有的引用文獻在計量研究的 意義上，都具有同樣的價值，必須給予同等對待。

其所稟持的理由在於大多數的引文分析研究是從量 的角度來衡量被引用之文章的影響力與重要性，反 而對於引用文獻的動機、目的以及引用文獻的範圍 與層面等質性問題，無法深入探討。為了減少無謂 的爭議以利計量分析之進行，於是認定所有的引用 行為與目的無甚差異，且具相等學術價值。

儘管如此，但特別的是同篇文章中被多次引用的 文獻，在「引用均等」的理論裡，該引用文獻並不 會因而多獲計次而多顯價值。提供一個小概念的引 文與提供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結論等 多項寶貴意見的引文卻得到相同的計數？蔡明月指 出了此種均等的作法，不甚完善，因為任何一篇文 獻所包含的導論、正文、結果與結論等多個部分，

引用任何一部分的文獻，皆各有其不同的意義與影 響力。[18]

「引用均等」理論在引文分析之爭議中，相較於

「自我引用」議題，凸顯的事實只在於「過與不及」

的矛盾，對於問題的釐清與合理化，並無助益。

引用偏見

「引用偏見」的判定是一件極其兩難之事。麥克 羅伯(MacRoberts)曾對 15 篇隨機選取的遺傳學文獻 進行研究，在重建其引用文獻後，他們「評估」這 15 篇文獻至少需要 719 個引用文獻才足以涵蓋引文 所提供的影響力，但事實上這些文獻卻只使用了216 個引用文獻。由此可見，這15 篇文獻的作者們都只 選擇所有引用資料裡的一小部分作為引用文獻，而 非全數列出。此外，有些文獻只被使用極微不足道 的小論點後，卻全被列入引用文獻中；然而有些被 使用的文獻卻未曾被列入，即使它被運用的次數或

是所提供的論點遠超過其他曾被列入引用文獻之 列。[19] 有待瞭解的是前述研究中的「評估」，必然 是屬於質性的評估，評估者是否同樣存在偏見呢？

可曾參考其各篇文獻憑恃的引文格式規範為何？

文獻作者在選擇參考資料時，會因個人的閱讀習 慣、學習環境、學術領域等因素，而影響他們最後 引用文獻的來源，例如：作者、期刊甚至於國別。

在一份針對受國外教育的韓國社會科學家們偏愛引 用國外文獻的研究指出，在321 篇文獻，共 11,358 個引用文獻中，每篇文獻的平均引用文獻數量為 35.4，而每篇文章平均的韓國引用文獻數為 12.3

（34.7%），平均出自國外的引用文獻數則為 23.1

（65.3%），國外引用文獻數（7,415）是韓國引用文 獻數（3,943）的 1.9 倍。[20]

在實際的學術寫作環境下，國內學者即使不多做

「自我引用」，但「引用偏見」仍是常見，較少願徵 引國內作者已發表之資料，正如社會學者黃厚銘指 出：「台灣學者的論文傾向於徵引國外學者的論文而 互不徵引，以致於無法在徵引次數上做出有意義的 統計。」[21] 既然有所謂的「偏見」一詞，則應該 是一種負面的指控。因此作者所造成的「引用偏見」

之行為，是否也可以被懷疑它是蓄意的？存在著某 種動機？譬如：因缺少引文格式的規範，以致於作 者全憑個人自己的意願來決定某一資料是否應列為 引用文獻，而造成遺漏引用文獻之現象；刻意隱瞞 或排除某原創資料來源，企圖提高自己之研究價 值，使自己的著作更接近「原創文獻」？或為了某 種私人因素取捨來源之著錄？此不啻是「引用偏見」

也是「引用錯誤」，此現象也有賴藉由「二次引用」

規範來解決問題。而在Chicago 格式的觀點中，凡 未曾真正參考過，即使不將其置於註釋（note）之 中，卻蓄意膨脹加列過多的參考書目（bibliography）

就是一種「作假的學術」(pseudo academic)。這種指 控即使與「二次引用」無直接關係，卻不失其嚴厲 性。

引用錯誤

引用錯誤是引文分析中常發現的大問題，但這種 問 題 通 常可 以不 被 視 為蓄 意欺 瞞 。 艾凡(Ivan)就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關於解剖學的 18 本期 刊中，選取 Annals of Anatomy, Clinical Anatomy,

Surgical and Radiologic Anatomy 等三種核心期刊進 行研究，由表1 可以得知，在隨機選取的 199 個引 用文獻中，重大（Major）錯誤者，包括第一作者的 姓名、出版年、刊名、卷期、首頁的頁數等誤植為

27 項；中級（Intermediate）錯誤者，包括末頁的頁 數、刊名中重要字詞拼錯等為17 項；輕微（Minor）

錯誤者，包括標點符號、共同作者、刊名中較不重 要字詞拼錯者也達27 項。[22]

表 1 三種解剖學期刊被發現之引用錯誤類型

Citation errors

Journal

Checked references

n

Misreferences

n(%) Major Intermediate Minor Total errors

n

Annals of Anatomy

Clinical Anatomy

Surgical and Radiologic Anatomy

Total 199 54(27) 27 17 27 71

資料來源：Ivan Kreš imir Lukić, Anita Lukić, Vicko Glunć ić, Vedran Katavić, Vladimira Vuć enik, and Ana maruš ic,

“Citation and Quotation Accuracy in Three Anatomy Journals,” Clinical Anatomy 17, (2004): 537.

而近年來許多評估報告甚至指出：ISI 引文索引裡 有20%的紀錄是錯誤的，這並非不合理的假設。所 有的引文分析者皆認同這個問題，但是如何處理這 個現象，他們卻沒有一致的想法。[23] 不過這些「引 用錯誤」在實務上，可歸屬於學術創作、編輯、出 版流程之疏漏。

另一種「引用錯誤」之發生仍往往屬於文章編排 上之疏失，這種疏失使得作者所指引之文獻迷失在 註釋或參考書目之中，以屬於「順序編碼制」的 Chicago（Turabian）引文格式為例，若作者連續指 引了多次「同前註」(Ibid.)或「同註 X」後，由於習 於利用電腦寫作並挪移文句，便易疏忽而將正確的 引文訊息誤植或遺漏了。事實上，避免這種型態的

「引用錯誤」之道，仍與引文格式之規範或作者是 否確實遵守規範有相當程度之關係。採行 Chicago

（Turabian）引文格式者若能摒棄「同註 X」之作法，

依照新規定的正確作法，即採書目之縮稱表示之，

則依標準規訂當可降低此類的引用錯誤，例如：第 一次的引文資料採完整著錄，其後再採用同一引文 時，引文資料仍應重覆，唯只需著錄簡單資料，即 為作者的姓氏及相關頁碼即可。又例如：若同篇文 章採用同一作者兩種以上的作品，則第一註採完整 著錄，其後只需著錄作者的姓氏、標題的縮稱以及 相關頁碼即可。

相對於此，採用內文「圓括弧引註」（parenthetical documentation ） 格 式 並 配 合 文 末 之 參 考 資 料 表

（reference list）或即所謂的「作者–日期」系統

（author-date system）之引文格式；以及 MLA 格式 是以「作者–頁數」（author-page method）呈現之內 文註方式，配合了文末的「引述作品」（works cited）

資料清單，便不易發生這類編排作業所造成的「引 用錯誤」。必須注意的是：不論是 APA、Chicago

（Turabian）或 MLA 格式都備有此「圓括弧引註」

格式規範，惟Chicago（Turabian）並不以此類規範 為其首選建議方案。

引文格式差異

目前各類型的引文格式皆各具特色，自成一家，

形成百家爭鳴的局勢。基於引文格式之多樣與師承 關係，學者或期刊主編常對於格式已有定見。如何 減少既有成見所造成之盲點，是為主要問題所在。

由於各學門或期刊所採用之引文格式不一，造成文 獻作者們對於所引用文獻的描述方法樣式百出，引 文格式也因網際網路資料的豐碩普及與寫作語文別 的不同等因素，無法提供給使用者一個統一而清楚 的標準規範，既然引文分析的基本來源乃是書刊收 錄文章之引用文獻，而引用文獻之呈現規範來自於 所遵循的引文格式標準，因此，影響了引文分析，

特別是計量分析之效度。

學術界既然要利用Thomson ISI 所出版的引文索引 資料庫進行分析評量，那麼 ISI 處理引文資料的規 則以及引文的著錄格式都將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如此一來，ISI 勢必要訂出一套令人信服的遊戲規 則，設法讓每位學術工作者都有章法可循，避免無

所適從，而衍生任意自創引文格式。在面臨國際化 與本土學術紥根的抉擇中，選擇引文格式，或採取明 訂一種貼切且符合原國外知名引文格式精神的中文 化引文格式，實屬必要。然而，頗為弔詭的卻是：引 文格式的規範不同，則若干條件下，作者在引用文獻 之時機（動機）與正當性（規範）自屬不同。因此，

令人質疑的是作為一種引文索引資料庫運作機制，如 何可以無視於不同學門、不同期刊的引文格式差異情 形下，而利用所產生的引用文獻加值成引文索引，再 進而衍生引文分析？面對目前學術界紛擾的局面，當 務之急似乎應是ISI 自訂一套標準的引文格式，如此 引文分析的研究效度方能提高，並昭公信。然而，在 現實環境裡，期待引文格式的統一或有效約束常僅能 是一種理想，卻難以落實。

在另一方面，近年來，對於從事學術研究的學 者來說，網路的出現是極方便的工具，可直接利 用線上資料庫或資訊檢索系統，蒐集與研究相關 的資訊或全文資料。許多研究都顯示越來越多的 學生依賴並引用網路上的資源，這已激化了網路 資源的引用格式問題。現今網路資源的引文格式 規範比起紙本式資源更為紊亂，其因既在於引文 格式與網路資源本身呈現的多樣性，造成規範制 定的複雜不易，增加使用者所遭遇到的困難和不 便，無形中更削弱了引用文獻的效益。網路資源 引用之引文格式問題，主要如下：[24]

(一)網路資源引文格式問題：目前尚未出現網路文獻 專屬的引文格式，大都都以既存規範，如：APA、

Chicago（Turabian）、MLA 等格式為基礎發展出的 部分應用實例。但這之間尚存許多問題，因為網路 資源的面貌千變萬化，原本所制訂的格式無法完整 詳盡地描述各式各樣電子文件資源的表現方式，導 致五花八門之引文格式因應而生。

(二)網路資源本身的問題：因為網路資源本身沒有 固定、標準的型式，使得作者、出版者、卷期、

出版日期等資訊不易取得。更因網址變動、網站 撤站或有密碼限制等因素，而讓讀者無法取得資 訊，如此的引用文獻將只是紀錄的呈現，而沒有 實質的使用價值。

二次引用

二次作品（即非原創文獻）在引用文獻中扮演著 關鍵角色，在引述參考文獻時，常會遇到「二次引

用」或「多層次引用」（secondary source or indirect source citing）的情形。一般而言，若發現二篇不同 的文章皆引用自同一篇文獻，但二篇文章的引用文 獻呈現方式卻出現了相同的錯誤，則可以推論這應 該是間接引用，即作者並未真正閱讀原創文獻，就 直接引述自該篇已發生錯誤引用的另一篇文章之引 用文獻。在任何寫作過程中的引文行為，如果未能 詳盡追究欲予引用之文獻之源頭，這類植基於前人 引用文獻正確與否的風險，便同樣轉嫁到自己身 上，誤引的情形將隨時可能發生。莫瑞斯(Morrisey) 便曾提出「空洞不實的的引用文獻」(hollow citation, hollow reference)之說，指摘未曾如實親自閱讀原創 文獻所造成之錯誤。[25]

若不因二次作品之得見，而努力追溯原創文獻，

又在「引用動機」之詭譎下，則究竟有多少引用者 真正親身閱讀過原始的文章？我們相信許多引用文 獻都是從其他的參考書目參考複製而來的，只是我 們不清楚實際之引用情境，無法立即得知作者所引 述之引用文獻是否便是真正的原創文獻。這種引用 行為是一種學術論文規範上的失序，也是學術倫理 的瑕疵，更可能出自作者對於引文格式之規範標準 的長期忽視。

不可諱言，「二次引用」常常亦隱含著許多難以分 辨的動機，這些動機有些不足為外人道；有些卻連 作者自己也未曾思索，箇中原因惟有作者本人才能 得解。由於「二次引用」之行為涉及了極為繁複的 引文格式之排列與陳述；又牽涉到學術績效與學術 道德之嚴肅課題，因此，「二次引用」之行為與其結 果成為了探討引文分析與引文格式關係之間最值得 關注的議題。

現實環境中的引文格式效應

上述諸項引文分析之爭議問題，其實不僅部分 交錯糾結，也多所互為因果關係，其中尤以引文 格式與「二次引用」問題為解決關鍵。

引文分析所賴以建立的引文格式問題，實質上是 一種植基於質化運用上的量化研究，也因此引文 格式之探討應為解決引文索引爭議的核心。引文 分析的確有許多暫時無法解決之弊病，但在尚未 覓得更適宜的學術評鑑工具之前，引文分析仍然

將繼續扮演著評量工具的角色。唯因引文分析一 旦成為量化評鑑指標之一，就仍需配合形式上的 引文格式與質性上的同儕評閱，才足以真正符合 學術評鑑的要求與精神。在引文分析的幾項爭議 中，向來少見由引文格式觀點去真正探索問題的 核心與影響。本文便以引文格式為基礎論點，作 以下探討：

引用文獻時機

經由上述幾項引文分析的爭議中，可以發現爭議 的焦點主要在於作者的引用動機與時機點上。以下 表2 乃是針對 APA、Chicago（Turabian）、MLA 等 三種引文格式之引用著錄時機作一整理。

表 2 Chicago（Turabian）、APA、MLA 使用時機對照

Chicago (Turabian)[26] APA[27] MLA[28]

參考 版本

A Manual for Writers of Term Paper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5th ed., 2001.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 Joseph

MLA Style Manual and Guide to Scholarly Publishing / Joseph

使用 對象

以Chicago Manual of Style 為藍 本，作為一般大學生寫作期末報 告 或 研究 生撰寫 博 碩士 論文的 需求而編寫。屬綜合領域。

美國心理學會之相關期刊、

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期刊多 採用此格式。

美國現代語言學會針對人文類 學門，尤其是文學、語言學及 其他相關學門所訂定的格式。

一般 時機

(1)參考註(reference)：

* 某一權威性之觀念或特定意 見。

* 相互參照。

必 須 公 正 地 將 所 參 考 之 資 料 來 源 引 述 於 參 考 資 料 表 (reference list)中。

對所引用之資料來源致謝，不 論是事實、意見、構想或直接 引述之內容(quotation)等。

「註釋」

使用時機

(2)內容註(content)：

* 陳述說明一些意見，以補充本 文不足之處。

* 對 於 他 人 提 供 的 觀 念 或 文 獻，表達感謝之意。

(1) 內 容 腳 註 (content footnotes)：補充或擴充本文 中的獨立資料，不應包括複 雜、不相關或非必要的資訊。

(2) 版 權 許 可 腳 註 (copyright permission footnotes)：感謝引 用文獻的資料來源。

(3)作者註(author note)：於文 末另頁補述作者之完整單位 職 銜 或 更 新 單 位 職 銜 、 致 謝、連絡方式(email 等)。

(1)內容註(content notes)：提供 讀者本文以外的評論、解釋或 相關訊息。

(2) 書 目 註 ((bibliographic notes)：包含多項資料來源或對 資料來源加以評論。

由以上引文註釋的使用時機可得知，此三類引文 格式規範的引用時機皆大同小異，都包括了類似補 述說明的「內容註」之要求，也大多包含了「致謝」

意 圖 所 需 的 引 用 文 獻 （acknowledgment of sources）。然而，此三類引文格式皆是針對「註釋」

（notes）或「腳註」（footnotes）使用方法或時機，

始作較為清楚之說明。對於使用時機之說明則因為 所採格式之方案不同，僅Chicago（Turabian）係以

「註釋」為期刊發表時之主要格式，而可為通用之 使用時機之外，其餘APA 和 MLA 兩者因為乃以內 文「圓括弧引註」結合文末之「參考資料表」或「引 述作品」為方案，因此，APA 與 MLA 二者重點在 於強調使用註釋時之特例。

以APA 格式而言，舉凡「致謝」意圖之引用文獻 都不應該列於引用文獻（在此即為「參考資料表」）， 只須另外列入於「註釋」中。但Chicago（Turabian）

與 MLA 格式之引用時機卻是提醒「對於他人提供 的觀念或構想，表達感謝之意」，質言之，也就是作 者對於非直接引用他人文獻，但所表達於自己文中 之「觀念」間接參考或曾受影響於他文者，仍應列 於引用文獻之中，以表謝意。然而，概括而論，當面 臨是否應該列入引用文獻之抉擇時？是否為眾人所 熟悉的觀念或具「一般常識」性質的文獻來源，以及 是否能符合學術倫理的思考，便常常扮著關鍵的角 色。引文使用時機乃是實現學術倫理的基本標準，即 使不為著作權法保護標的之所需，但已凸顯在使用不 同的引文格式下，的確有著不同的要求與規範。

這項差異顯現在整體引文分析的應用上，我們可 能對於一些採納具「致謝」意圖於其正式引用文獻 中之引文格式，可以推論其較有利於被間接引用之 文獻外，更發現Chicago（Turabian）是最注重詳述

「二次引用」之必要性者。「二次引用」精神之貫徹 與否，也實際影響到引文分析與引文索引的結果。

不同的引文格式規範是否會影響引用分析，尤其是 計量的呈現與公平性？我們試圖再經由以下兩項問 題來探討二者之關係。

二次引用與多層次引用文獻之行為

「二次引用」或「多層次引用」文獻之行為在現 今資訊發達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裡，實質上極 為普遍。它不僅是一種學術寫作規範的技術訓練；

也是學術倫理之精神教育。

麥克羅伯（MacRoberts）的研究發現，科學家之 閱讀習慣其實很少研讀原始的科學文獻，他們所知 道的訊息大多數來自於二次作品以及非正式的傳播 管道。[29]「二次引用」或「多層次引用」文獻行為 之關鍵與矚目之處在於假設一篇論文中，若共包含 30 篇引用文獻，其中有 6 篇文獻（20%）是屬於二 次作品的引用；籠統而言，可能就有超過 1/5 的成 果，透過與原始作品無關的資料蒐集者引用後，又 經第三者轉述出，讀者從第三者的引用文獻中僅得 知該二次作品之作者，但原始創作者卻始終無緣曝 光。如果假設條件成立，引用二次作品似乎對原創 作者有失公允。

引用文獻來源眾多時，這些引用來源之間關係程 度如何？哪些是二次引用？哪些又是多層次引用？

或互不相隸屬？作者自己是否要儘可能鉅細靡遺地 蒐列所有相關的引用文獻？諸如此類的問題，結果 也往往與作者所使用的引文格式不同而有所差別。

APA 格式的典型規範，建議引用者把全數的相關回 顧性引用文獻來源，皆列於內文中相同的圓括號 內，依第一位作者姓氏的字母來排列順序，並以分 號來區隔各項不同的引證來源，對引文分析計量而 言，即相當於給予每個入列的引用文獻來源計數一 次。例如若有五篇文章皆同時提及DOI 的觀念，以 APA 格式為例，其寫法為：「曾有多篇文獻提及DOI 之 研 究 （Dorow, 1979；Mullaney, 1978；Talpers, 1981）」。此類引文格式表示法，全然無法得知各引 用文獻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關係？然而，Chicago

（Turabian）格式對於單一註釋內引用多項參考資料 的規範為：各引證來源間以分號做區隔，並以被引 用順序來排序，此種呈現方式清楚地交待了引文間 的關係。[30]

若我們所參考的A 篇文獻，實際上是引用自 B 篇 文獻，不同的引文格式分別有不同的處理方式。由 表3 可得知各個引文格式對於二次引用皆有不同的 規範。對於如何表現各篇文獻的階層關係，何者須 置於第一順位？決定因素是發表時間早晚，亦或由 作者自行決定？在Chicago（Turabian）的規範中，

清楚地表示對於欲引用的文獻若又是引用自他人文 獻者，此時二份文獻均必須同時引註。至於引註的 先後次序則依作者對此二份文獻之重視程度而定，

可使用A quoted in B (A cited by B)或 B quoting A (B citing A)的呈現方式。但 APA 格式對於此種情形卻 沒有任何規範，導致引用者任意引註，換言之，規 避了二次引用，隱瞞或忽視了原創文獻。如此一來，

即影響了引文分析計量的公平與合理性；尤其當引 用文獻計數對被等同於「學術影響力」與「學術貢 獻」並連帶著一連串之「利益分配」時，被隱藏與 犧牲的原創文獻作者B 被迫「失分」；而資料蒐集者 A 無異地將強迫「得分」。

表 3 Chicago（Turabian）、APA、MLA 對於二次引用之規範

Chicago（Turabian）[31] APA[32] MLA[33]

正 文 內

. . . for the library.¹ Seidenberg and McClelland’s study (as cited in Coltheart, Curtis, Atkins, & Haller, 1993).

Samuel Johnson admitted that Edmund Burke was an

“extraordinary man” (qtd. in Boswell 2: 450).

引 用 文 獻

Notes

*若較強調 Louis 的作品：

1.Louis Zukofsky, “Sincerity and Objectification, ” Poetry 37 (February 1931): 269, quoted in Bonnie Costello, Marianne Moore:

Imaginary Possess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78.

*若較強調 Bonnie 的作品：

2.Bonnie Costello, Marianne

Moore: Imaginary Possessions

References

Coltheart, M., Curtis, B., Atkins, P.,

& Haller, M. (1993) Models of reading aloud: Dual-route and parallel-distributed-processing approach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00, 589-608.

(不提及 Seidenberg and McClelland)

Works Cited

Boswel, James. The Life of Johnson. Ed. George Birkbeck Hill and L. F. Powell. 6 vols. Oxford:

Clarendon, 1934-50.

(不提及 Samuel Johnson)

值 得 強 調 的 是 ： 在 上 述 三 種 格 式 中 ， 也 僅 有 Chicago（Turabian）格式，除了彈性地允許作者當 下決定先後兩位文獻提供者的排序之外，亦能完全 兼顧二次引用文獻的所有相關作者的權益。因為 Chicago（Turabian）所建議的次要格式方案，即為

「圓括弧參考資料」（Parenthetical Reference）與「參 考資料表」（References List）的內文註組合中，其 仍必須於最後的「參考資料表」內，清楚表明二次 引用關係，例如：A quoted in B 之型式。[34] 但不 論是APA 格式或 MLA 格式儘管鼓勵作者盡可能回 溯閱讀第一手原始資料，但在未能取得原始資料的 情況下，僅於內文註系統中引述該引用關係，但卻 仍未在最後正式的「參考資料表」或「引述作品」

中列出原始資料。若有必要，MLA 只建議其格式使 用者不妨將原始資料置於「內容註」之中，藉此解 釋為何參照二次作品之原因。[35]

二次引用的核心價值在於「表達感謝之意」使學 術榮耀歸還於應得者，其次始在承認二次引用所造 成的引文分析之影響，但就學術出版之傳播效應而

言，不論主要或次要核心價值，則絕對不分軒輊。

二次引用者如果想真正掌握所引用文獻之核心價 值，則務必不作假地發揮學術倫理精神；並盡可能 同時列出已知悉的貢獻者，或再探尋出原創文獻。

換言之，即使我們所參考的A 篇文獻，實際上是引 用自B 篇文獻，而 B 篇文獻可能又引用自 C 篇文 獻，C 篇文獻又引自 D，…。這種真正線性多層次 引用文獻的出現，仍應該抱持二次引用之精神，以 最接近本身論著之A 與 B 的引用文獻為範圍，因為 在不作「空洞不實的的引用文獻」與思考篇幅的受 限下，必須作出取捨。當然，如果作者自己確實循 線取得並參考原創文獻（在此假設為 D 篇文獻），

則又另當別論，端憑作者自己之道德判斷與決定 了。然而，果真在現實研究中如此，則此文獻資料 重複性高，其學術新穎度亦已降低，恐怕作者也必 須重新衡量是否仍值得再度引用該文獻。

事實上，引用二次作品或多層次引用所抱持的追 溯原作以感謝其貢獻之引用文獻精神，有時也會引 出意外的結果，發現最原始的原創文獻往往因為經

過一再地轉載引用而導致失真或變相；或該原創文 獻之數據盡屬臆測之詞。例如：研究「公共出借權」

（Public Lending Right）議題的著名學者 Thomas Stave 在 1981 年曾引述名作家 John Fowles 於 1971 年所提出的敘述：「讀者個人每買一本買，便有同樣 的11 本書是由公共圖書館購進作為借閱之用。」後 來國內學者徐金芬亦於1991 年引用 Thomas Stave 的這項引註。由此可見，具高度說服力的論點是不 會因為時間的久遠而沒落。但這個論點卻在邱炯友 於2001 年的抽絲剝繭、直溯源頭後，始發覺這數據 的形成與依據極不可考，因為在原創文獻裡，John Fowles 身為小說作家且並未提及該資料數據之來源 說明，恐僅為臆測之詞，只因這數據於表象上呈現 頗高的說服力，足可使人認同「公共出借權」問題 的迫切性，因此引用之人即使懷著臆測之心，卻沒 有堅持對問題追根究底。[36]

另外，作者參考並引用他人文獻於自己所撰寫的 文章時，雖然確實的編寫引用文獻以示感謝，但如 果把此參考過的文獻資料之精神融會貫通、重新組 合於所撰寫文章的各個部分，若作者所撰寫的文章 刊登後，又被第三者所引用，則第三者最應該感謝 的人將是撰寫此文章的新作者；還是原創作此觀念 者？這之間所存在的微妙關係確實耐人尋味。

作者被引計數

在科際整合的今日，隨著跨學科研究的迅速發 展，重視群體研究與學術倫理日益彰顯，導致個人、

研究團體以及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更加密切，有些 團體作者人數高達百多人。[37] 因此，如同計較著

「二次引用」問題，作者個人被引次數的計算問題 已逐漸浮上檯面。共同合著者應以何種方式計算次 數？只計算排序第一或「貢獻最多」的作者？若非 屬第一作者，則列為期刊編輯連絡對象的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是貢獻最多的作者？此間涉 及了各種學門之間的不同學術出版習慣和規範，以 及共同合著者之間的默契和共識，這些變項並非任 何引文分析或評鑑者可掌握。為解決合著者個人被 引次數之計量問題，方法可以是：每個合著者均利 用不論排序如何，每位作者皆平等對待的「正規計 數法」（normal count approach），亦可視為「平等 法」；根據合著人數，每人平均分得同等分之百分比

的「調節計數法」（adjusted count approach），亦可 稱為「平均分配法」；以及依排序之先後，始訂定所 佔比率多少或施以不同作者不同權重的「加權法」

等方法，擇一進行計算。[38]

此外，因引文分析所賴之各種引文格式並未對作 者的著錄方法有一致的規定，導致對於作者英文姓 名不一貫以及同姓名作者的辨識問題，一直困擾著 引文分析研究者或引文索引的製作者。由於APA、

Chicago（Turabian）、MLA 對於英文參考文獻中作 者的著錄方式為便於排序，均採用「姓，名。」的 方式，其中有些作者名字僅以起首字母（initial）簡 寫。因此，在引文索引中同一姓氏寫法者往往代表 著多位甚至數十位不同的作者。這個問題嚴重的干 擾了作者被引次數的正確計算，此情況普遍存在於 中外作者之英文著作中，一般而言，西方作者除了 其教名（middle name）習慣上可予僅取起首字母之 外，其餘之姓（last name）和名（first name）皆仍 應保留全字，但在引用文獻之呈現上，卻屢屢出現 僅剩起首字母之著錄，此錯誤一部分既來自作者本 身；一部分乃由引用者擅改而遭後人續為引用所造 成之結果。而在華人以英文發表論著時，問題恐尤 為顯著，華人有複姓、複名或亦有女子婚後從夫姓 的問題，複姓與複名有時取一個音節首字母簡寫，

有時取兩個字母簡寫，這之間所引起的計數也許會 有很大的落差，形成更大的困擾。另外，本名與筆 名之問題，例如美國幽默作家Mark Twain，其本名 為Samuel Clemens；英國女小說家 George Eliot，本 名為 Mary Ann Evans；著名的武俠小說創作者金 庸，原名查良鏞，若他們分別用本名與筆名發表文 章，則會被分開計數。為防止以上情形的發生，

Chicago（Turabian）引文格式中，特別就中文、日 文、西班牙文等外國語文名字的著錄規則加以說 明 ， 其 中 中 文 名 字 規 定 不 管 是 pinyin( 拼 音 ) 或 Wade-Giles(韋氏拼音)皆必須保持原本(姓-名)的順 序，而且中間不需加列逗號。[39] 在 MLA 格式則 同樣指出一些亞洲作者（包括中文、日文、韓文、

越南文）仍依照姓氏在名字之前的習慣，除非某亞 洲作者之姓名先後倒置早已為人所知。[40] 反觀 APA 格式則並未針對中文姓名作任何的說明。

就作者著錄方式所引發之問題而論，本文所列舉 之三種知名引文格式皆未嚴格地明確規範作者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