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愚文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127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第六十卷第三期 2015 年，60（3），127-151 doi:10.6209/JORIES.2015.60(3).05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與
對晚清學制建立影響程度的再探討
周愚文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摘要
中國教育西化始於晚清，而壬寅及癸卯學制則是創始，主要仿日。制定過程中，過去許 多研究認為吳汝綸是主要影響人物之一，他在就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前獲派赴日考察教育 4 個月，透過參觀、訪談、聽講及資料蒐集，希望全面深入瞭解日本教育的發展與問題。訪問 結果除即時陳報管學大臣張百熙及相關人員外，另出版《東遊叢錄》供修訂癸卯學制參考。 但經本研究再考察發現，因人在日本考察、返國後朝局不利及病逝等因素，故他未能直接參 與規劃、引導方向，以致主政人員在設計學制時，仍只是複製日本制度而已。 關鍵字：日本教育、吳汝綸、東遊叢錄、教育考察、晚清學制 通訊作者：周愚文，E-mail: [email protected] 收稿日期：2014/03/04；修正日期：2014/10/06、2015/03/13；接受日期：2015/03/13。128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周愚文
壹、前言
中國近代教育的西化始於晚清。同治洋務運動時雖開始興辦西式學堂，但尚未形成制度； 至戊戌維新時，始有三級學制的雛形（徐宗林、周愚文，1997, pp. 166, 173）。但正式建立學 制，則要到光緒 28 年（1902）1朝廷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張百熙，2008, pp. 26-27），然實施未久，光緒 29 年（1904）再頒〈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張百熙，2008, pp. 36-39）。此兩學制主要是仿效日本，間接取法歐美（徐宗林、周愚文，1997, pp. 175, 178）。 張百熙與張之洞先後主導兩學制的制定。仿日之議，早見於光緒 27 年（1901）張之洞與劉坤 一會奏之〈興學育才摺〉，兩總督比較各國學制後，建議仿效日制（周正雲，2010, p. 18）。光 緒 28 年初，張之洞（1991, p. 136）致函管學大臣張百熙，特別強調「日本學制，尤為切用」， 建議他派員考察日本教育。於是張氏派吳汝綸考察日本教育，他對兩學制的影響成為學界關 注的議題。 吳汝綸（以下簡稱吳氏），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治 4 年（1865）進士，授內閣中書。 曾任曾國藩、李鴻章幕府，又任深州知州、天津府知府、冀州知州。光緒 15 年（1889）辭官 後，應直督李氏之請，主講保定蓮池書院，任內創東西文學堂，併中西學為一治。庚子事變 時險因此遭難，辛丑議和成，欲南歸（李景濂，2002, pp. 1128-1129）。光緒 27 年（1901），張 百熙奉命重啟京師大學堂，次年他於〈奏舉吳汝綸為大學堂總教習摺〉稱讚先生：「學問純粹， 時勢洞明，淹貫古今，詳悉中外。足當大學堂總教習之任」（張百熙，2008, p. 28）；又讚說： 「主保定蓮池書院多年，生徒化之，故北方學者以其門稱盛，允為海內大師，以之充大學堂 總教習，洵無愧色」（張百熙，2008, p. 28）。吳氏雖堅辭，但奉諭旨賞加五品卿銜派充大學堂 總教習，不得已則請允先赴日考察學制再到職，以報張百熙盛情。當年 5 月初出發，9 月下旬 回國後，先返皖辦學堂擬隔年再北上就職，但不幸於光緒 29 年（1903）初病逝（吳闓生，2002, p. 1160；姚永概，2002, p. 1146）。 前人研究（汪婉，1998；阿部洋，1990；胡國勇，1996；熊賢君，2006）指出兩學制受 日本影響，但較早提出吳氏赴日考察影響兩學制的制定，應是日人阿部洋 1987 年的〈向日本 借鑑：中國最早的近代化教育體制〉，他說吳氏考察日本後出版的《東遊叢錄》是消息來源之 一（阿部洋，1990, p. 98）。之後有人討論他東遊經過（汪婉，1998；施培毅，1995），又有多 人論及他對兩學制的影響（王鳴，2000；呂順長，2012；汪婉，1998；周慧，2004；胡國勇， 1996；趙建民，1999；衛道治，1998；鄭德新，2009）。田正平（1996, pp. 300-309）討論考察 學務熱及其影響時，謂吳氏綜合考察所得提出教育改革的兩步構想：救急辦法與長遠之策， 而認為他對兩學制做出建設性貢獻。但前述研究對考察過程與重點，以及吳氏如何認識日本 1 本研究採陰曆。周愚文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129 制度，則多缺詳細說明。且論斷考察結果影響兩學制制定的證據，故均待再檢討。 再者，從比較教育的角度言，晚清此種透過教育考察學習外國制度的作法，正與同時西 方比較教育發展第二階段教育借用時期的情形類似。當時各國政府對任命或選派官員分赴國 外考察教育事業，深具濃厚興趣。但其有一根本錯誤的假定：以為所有的教育完全可以抄襲 模仿（楊國賜，1975, p. 5）。晚清在學習日本時是否有同樣的毛病，之前諸人者都未論及。且 在吳氏訪日前半年，羅振玉已率團赴日考察，其結果對吳氏有無影響，也未見討論。 因前人種種不足及吳氏考察正值清廷引進西式學制的關鍵時刻，有必要再對考察與晚清 學制建立實際影響程度做更細緻探討。以下依序說明其訪日前對西學及日本教育的認識、訪 日經過與發現、考察結果影響程度的再評估及結論。
貳、對西學與日本教育的認識
吳氏雖是進士出身、桐城古文大家，但不像其他遊日官紳，訪日前對洋務、西學及日本 是一無所知或帶有偏見。而是早在行前，他對西學與日本教育已有所認識。茲簡述如下。一、對西學的認識
吳氏對於西學的接觸與認識，茲分三方面說明之。 首先，他任曾國藩、李鴻章幕府時，即協辦洋務，涉中外大疑大計，兩人均諮詢其意見， 有關奏疏多出吳氏之手，並協助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李景濂，2002, p. 1128；姚永概，2002, p. 1144）。《日記》卷六〈時政〉首篇同治 6 年（1867）即記與各國通商情況（吳汝綸，2002c, pp. 365-366）；卷七〈外事〉，錄同治 8 年至光緒 27 年間（1869-1901）所聞或所遇外事（吳汝 綸，2002c, pp. 478-514）。另他喜接納外人與歐美名士，林樂知、李提摩太皆樂與交（吳闓生， 2002, p. 1159）。 其次，他對西學及西式教育的留心，始於協辦洋務，如《日記》卷八、九〈西學〉錄有 所聞及所讀西學（吳汝綸，2002c, pp. 515-656），範圍極廣，內容涉及工農科技、地理、動植 物學、醫學、數理化、文史哲、政經外交、法律軍事等。另曾讀嚴復所譯赫胥黎《天演論》 並為作序（施培毅，1995, pp. 87-88）。而卷十〈教育〉，除訪日紀錄外，還錄所聞日、法、美、 英教育情況（吳汝綸，2002c, pp. 657-686）。又〈與陸伯奎學使書〉中，分列建議中小學堂需 讀西學書目（吳汝綸，2002a, pp. 376-377）。 第三，他主持蓮池書院時，用新學倡導士子，先後設西文與東文學堂，聘英教士貝格耨、 日人中島裁之為師（吳闓生，2002, pp. 1158；李景濂，2002, pp. 1128-1129）。庚子事變後，在 北京另設東文學社，生徒達百餘人（吳汝綸，2002a, p. 370）。 由此可知，吳氏雖是舊學出身，但思想並不保守，在經世濟變理念下，對西學有一定的 認識與期待。130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周愚文
二、對日本教育的認識
在吳氏訪日前，已有多位官員遊日並將所聞出版，其中有述及教育方面，例如，甲午前 有光緒初清廷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所撰《使東述略》，略記日學校狀況是：東京設有師範、開 成、理法、測算、海軍、陸軍、礦山、技藝、農、商、光、化、各國語、女師範等校，分門 別類，節目繁多。全國大學區有七，中小學區以萬數，學生百數十萬人（何如璋，1985, p. 105）。 光緒 13 年（1887）兵部郎中傅雲龍由總理衙門選派赴日、美考察，光緒 15 年（1889）歸後 撰成《遊歷日本圖經》30 卷，卷 20〈日本文學下〉錄有學校合表、己未入學表、小學校師弟 子表、尋常中學校表、尋常師範學校表、專門學校表、高等女學校表、官立學校表、雜學校 科表、幼稚園表、書籍館表、日本人留學國別表、公學費歲入、歲出表等（傅雲龍，2003, pp. 3, 364-375）。另有刑部郎中顧厚焜同行，光緒 23 年（1897）出版《日本新政考》（顧厚焜， 2002）。光緒 19 年（1893）黃慶澄浙江文士受安徽巡撫沈秉成及駐日使臣汪鳳藻資助訪日 2 個月（鍾叔河，2000, p. 383），次年出版《東遊日記》，對日本近代學制的介紹較為詳盡（熊 賢君，2006, p. 87；衛道治，1998, p. 97）。以上情形，正類似西方比較教育發展第一階段旅人 故事時期的作法（楊國賜，1975, p. 5），但教育事務僅為關心焦點之一。 甲午後，地方大員開始派員專門考察教育。光緒 24 年（1898）姚錫光奉張之洞之命赴日 考查軍事教育（姚錫光，1999, p. 4），為其嚆矢（呂順長，2012, p. 23）；同年夏，浙江候補知 縣張大鏞遍觀日學校（張大鏞，1999, p. 25）。光緒 25 年（1899）7 月，四川提督統領丁鴻臣 率員赴日觀秋操並視察兵制及學制（丁鴻臣，2004, pp. 353-384）。福建船政局提調沈翊清率員 同行（沈翊清，1999）。他們回國後都將考察結果刊印。然最早深入瞭解日本教育制度者，當 屬 3 年時任駐日參贊的黃遵憲，至光緒 15 年（1889）時撰成《日本國志》（黃遵憲，2005）。 以上諸書，不知吳氏行前全讀過否，但應讀過黃遵憲書。據考光緒 27 年（1901）他建議 河北學政陸伯奎的中學堂西學書目中，包括《日本國志》（吳汝綸，2002a, p. 377）。又黃遵 憲曾致函勸吳氏赴日訪問，2以長學識、拓展聞見，信中提及《日本國志》改訂事實（黃遵憲， 1991, p. 219）。不過黃書所載是明治 13 年（1880）以前的狀況，至吳氏訪日前，又歷經明治 19年（1886）及 32 年（1899）兩次巨變。 不過在吳氏訪日前半年，光緒 27 年 11 月初羅振玉由張劉兩督奏派赴日考查教育，隨行 6 人，為期 2 個月，主要在東京，另及京都及奈良（羅振玉，2010a, p. 93，2010b, pp. 362-363）。 期間曾拜訪近衛篤麿公爵、長岡護美子爵、外相小村壽太郎、文相菊池大麓、貴族院議員伊 澤修二、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文部省普通學部局長澤柳政太郎及私立日本中 學校校長杉浦重綱等政教界重要人士（羅振玉，2010b, p. 363）。之後由外務省安排參觀各級 各類學校 24 所（羅振玉，2010a, pp. 103-122），並採購中小學用教科書、各種教育書（羅振 2 惟編校者將事繫在光緒 29 年（1903），時間可能有疑問，應在之前。周愚文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131 玉，2010a, p. 96）、理化器具及學校用標本（羅振玉，2010a, p. 103）。返國後，羅振玉於光緒 28年由教育世界社出版《扶桑兩月記》，並將所蒐集的教育方面資料翻譯後，刊於《教育世界》 雜誌。不過尚無法確知吳氏行前是否讀過羅振玉書及《教育世界》。3 另外，吳氏日記中多次記錄報載日學制改革。如光緒 23 年（1897）條，錄去年 11 月日報 載教育沿革，明治初元（1868），「建昌平黌、醫學所、開成所於東京，旋設學部以總教事， 而以昌平黌為大學校」。明治 4 年（1871）改學部為學務局，後設女學校、師範學校、藏書樓、 博物院。略採歐美教法，譯為律例 109 條。明治 5 年（1872）8 月，頒學律，詔改習新學。原 開成所及醫學，併入東京大學校。所頒學律，明治 12 年（1879）盡廢之，而教法又變。採歐 美善法，參以本國之制，重定學律。明治 17 年（1884）教法又稍改易（吳汝綸，2002c, pp. 657-658）。光緒 24 年（1898）條，記明治 6 年（1873）、12 年（1879）、24 年（1891）、27 年 （1894）及 28 年（1895）的學生數，以及 28 年各類學校數、本國及外國教習數。另記福澤 諭吉創慶應義塾與新島襄創同志社及學校的事跡（吳汝綸，2002c, pp. 658-659）。光緒 27 年 6 月，記日本署使臣林權助奏陳日學堂章程事（吳汝綸，2002c, p. 670）；12 月記與伊藤博文談 德、智、體三育之事（吳汝綸，2002c, pp. 675-678）。光緒 28 年 5 月 8 日出發前，又記日近用 如安諾之教育書；又錄日學制沿革，以明治 5 年（1872）8 月布告之學制為始，小學校分上下 二等。明治 12 年，政府廢學制，以〈教育令〉代替。翌年，政府改正〈教育令〉。明治 19 年， 政府發布〈小學校令〉，盡變前制，分高等、尋常為二等。另記小學設簡易科及小學補習科； 實業教育，包括農、工、商等專門學校；明治 15、16 年（1882, 1883）師範學校教科書，惟 用如《安諾教育學》及《教育新編》二書（吳汝綸，2002c, pp. 678-686）。以上記載可證明吳 氏在訪日前，已努力掌握學制梗概及中小學課程的最新變化訊息，但仍未及最新情形及羅振 玉的報告。
參、訪日經過與發現
一、訪問經過簡述
吳氏於光緒 28 年 5 月 3 日出發，15 日抵日長崎後，陸續訪問神戶、大阪、京都及東京等 地，9 月 17 日離日，21 日返抵上海（吳汝綸，2002c, pp. 686-717；郭立志，1972, pp. 176-191）。 據子吳闓生載，其父在東京時十分辛勞，每天雞鳴而起，宵旰不暇寢食；考察學事，文書如 山積；在日三月，訪客不斷，車無停軌，行程緊湊（吳闓生，2002, p. 1160）。 吳訪日近 4 個月內，先後參訪文部省、府立及私立的學校，層級上包括幼稚園、尋常小 學校、高等小學校、中學校、高等學校、大學（含醫、理、工、農等科）等各級學校；類型 上除普通學校外，也包括農、商、工等實業學校、女子職業學校、女子美術學校、師範學校、 3 吳氏光緒 28 年 9 月 21 日返回滬，次日羅振玉即來訪（郭立志，1972, p. 192），故吳應認識羅。132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周愚文 高等師範、女子中學校、女子師範、高等女師、軍校、盲喑學校、貧苦學校等類共計 51 所，4其 中還包括私立慶應義塾、早稻田、女子共同職業學校三校。因時值暑假，參訪時間較集中於 五、六月，幾乎每日一校；訪問地點以東京地區 32 所最多（見表 1）。日記中對於中國所缺的 醫、理、工、農等科實驗設施記錄甚多。與羅振玉（2010a）的 24 所相比，學校總數多、種類 廣、地點分布五地，其中東大、東京高師、東京高等女師等校與羅振玉重複。 表 1 參訪學校統計 學校別／地點 長崎 神戶 大阪 京都 東京 小計 大學 1 3 4 高等學校 1 1 1 3 中學校 2 2 高等小學校 1 1 尋常小學校 2 2 4 8 師範學校 1 1 4 6 實業學校 1 1 1 3 6 軍事學校 5 5 女子學校 2 1 1 1 5 幼稚園 1 2 3 盲喑學校 1 1 2 美術學校 1 1 貧苦學校 2 2 同文學校 1 1 2 弘文學院 1 1 小計 2 7 5 5 32 51 註：實業學校：含工、農、商、職業等校；師範學校：含師範、高師、女師及高等女師。另如一校 兼含多種教育階段，則分別計算。整理自「東遊叢錄」（pp. 656-819），吳汝綸，2002b，載於施培 毅、徐壽凱（校點），吳汝綸全集（第三冊）。合肥市：黃山書社；桐城吳先生（汝綸）年譜，郭立 志（編），1972。臺北市：文海。
二、對日本教育的考察重點
吳氏訪日時主要是透過參訪學校與行政機關，訪談學者、教育專家與官員，蒐集資料及 4 任達（2006, pp. 138-139）謂 44 所，劉虹（2009, p. 39）謂 52 所，以上兩人只提供數字，而未提供計算依 據；而前者可能是將附屬學校視為 1 所，校數故少或漏算；後者另謂吳氏去外務省聽講 17 次，應為 19 次， 故本研究所算 51 所較可信。周愚文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133 赴文部省聽演講等多種途徑，來瞭解日本教育的沿革、現況與問題，並請教他們對中國教育 改革的建議。訪談時，則透過隨行陪同人員翻譯、5八次筆談及書信等方式（見表 2）。6因吳 氏行前可能無考察大綱而無法瞭解其重點，故以下從學制、推動策略、行政配套、教育內容 與教材、其他等五面向，將《日記》及《東遊叢錄》中所錄考察問題及日人建議做歸納，以 彰其要：
（一）學制
1. 沿革
吳氏訪日前已知其教育沿革，但訪談時仍多次詢問，雖獲答覆，但並不滿意。他在 7 月 〈與楊濂甫廉訪〉信說，訪日時，「欲訪詢明治初年艱難草創之跡，以為吾國先事之師，而教 育諸家，罕能言其甘苦者」（吳汝綸，2002a, p. 772）。因他亟望瞭解日初創時是如何突破困難。2. 先辦大學或小學、速成或正科？
中國如欲興辦西式教育，該從何層級開始，日明治初有貢進生之法，吳氏訪談時一再詢 問日人看法，多人贊同仿效日法。如東京高師教師長尾楨太郎說：「日本初興學取諸州縣之貢 進生入大學預備科，使學西學。其後中小學校既備，而後貢進生之制始廢。」吳氏則記曰：「今 吾所欲推行者，即此貢進生之制也」（吳汝綸，2002c, p. 705）。之後濱尾新也說：明治 9 年， 大學堂始有畢業生，其所學較歐美留學畢業回國者不相上下。開辦初，令各藩遣人來學，人 數一至三人；但來者甚少，各藩所遣不過百餘人，稱為貢進生。所聘教師，皆外國人。先學 語言，能言後習西學。他們皆有根底，成學甚易，今中國可仿辦。對於大學設科，吳氏建議 先宜設立醫、工兩科，二者皆實業，有速效，足使國人相信遵從。另建議普通國民教育，不 可置為後圖，欲與列強爭長，只有專門學並無益（吳汝綸，2002c, p. 706）。吳氏訪外務省政務 局山座圓次郎時表示，中國驟難遍施國民教育，擬先取年 20 內外聰穎子弟中國學問已有成者， 為延西師教之，中學授課分科略少。對方認為此策即善，因日初立學校即如此，今外相即貢 進生。且各國初興教育，略皆如此（吳汝綸，2002c, p. 709）。西京儒員林正躬也贊成吳氏所提 招收年 20 內外且漢學初成者，令入習西學的構想，並說少年生不知本邦之事體，直接習西學， 往往誤其方向。對於他們以中學校課程為主，林正躬建議，先選好讀本教授，是理化則以譯 本授之；外語，則聘西人為師。並表示日中小學課程與歐美無大差異，是選適合日者變更之， 採長捨短（吳汝綸，2002b, pp. 763-764）。另早川新次也贊同吳氏的構想，並問畢業後如何致 5 訪談時的陪同人員，5 月初到時前東文學堂教師中島裁之隨行，之後文部派視學官野田義夫陪往各學，5 月 28 日起外務部派翻譯官小村俊三郎伴客（吳汝綸，2002c, p. 695）。小村曾留學北京。訪前日文部相時還有 服部宇之吉陪同，他曾留學中國。野田是否通中文不詳。 6 日明治時期締結〈中日修好條規〉後，中日往來漸增，在初期雙方人士雖口語交流困難，但因江戶時代遺 風，日人漢文素養非常高，故中日知識分子間常以筆談進行交流，並有筆談紀錄留存。明治後期，中國人 到日留學生、考察者、流亡者及聘日籍教習增加，兩國交流更加頻繁，筆談紀錄留存更多（呂順長，2014, p. 371）。134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周愚文 表 2 吳汝綸訪日訪談人物 訪談者姓名 身分 時間 方式 備註 松方幸次郎 川崎造船公司總裁 5.17 翻譯 中島裁之 大森鍾一 西京府知事 5.20 翻譯 中島 木下廣次熊 京都帝大總長 5.21/9.14 翻譯 中島兩次 山川健次郎 東京帝大總長 5.25 翻譯 野田義夫 菊池大麓 文部相 5.26/9.3 翻譯 野田 嘉納治五郎 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5.28 翻譯 野田、小村俊三郎 小村壽太郎 外務相 6.11 翻譯 後同 辻新次 帝國教育會會長 6.15/8.6 翻譯 兩次 伊澤修二 貴族院議員 6.17/9.7 翻譯 兩次 大隈重信 前首相、早稻田大學創辦人 7.6/9.8 翻譯 林正躬 西京儒員 7.23 筆談 長尾楨太郎 前文部官員、東京高師教師 7.22/8.13/8.16 筆談 高島張輔 日本體育會體操學校校長 7.23 翻譯 濱尾新 前文部相 8.2 翻譯 增服部宇之吉陪 田中不二麿 前文部大輔 8.6 筆談 9.7寄紀錄 井上哲次郎 東京帝大文科大學長 8.6/8.8 筆談 副島種臣 前外務及內務相 8.16 翻譯 山座圓次郎 外務省政務局 8.19 翻譯 加藤弘之 貴族院議員男爵 8.20 翻譯 珍田舍己 外務部次官 8.20 翻譯 清浦奎吾 司法相 8.21 翻譯 勝浦鞆雄 東京府第一中學校長 8.24 來信 三次 伊藤博文 樞密院議長 9.11 翻譯 經研會諸氏 漢學家 9.6 筆談 大槻如電 儒者、前文部省官員 翻譯 早川新次 筆談 佚名氏 筆談 望月興三郎 前山陽高等女學校校長 筆談書信 日戶勝郎 文部省官員 書信 土屋弘 華族女學校教授 書信 松井次郎兵衛 日本體育會體操學校 書信 高橋作衛 東京帝大教授 書信 註：整理自「尺牘」（pp. 1-625），吳汝綸，2002a，載於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吳汝綸全集（第 三冊）。合肥市：黃山書社；桐城吳先生（汝綸）年譜，郭立志（編），1972，臺北市：文海。
周愚文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135 用？吳氏表示此係最重要問題，對於學生出路，應先改官制，而未改前，畢業後可到處為師， 以廣教育（吳汝綸，2002b, p. 771）。經由訪問，吳氏心中已有定見，遂於 8 月〈與林琴南〉 信提該法，他說： 今吾國尚無中、小學堂，而先立大學，似宜仿照日本貢進生成法，取十餘廿餘年之 生徒本國學問已成者，使之入學講求西學，似為便捷，又不至有盡棄所學而學之弊。 （吳汝綸，2002a, p. 423） 9月 11 日〈與張尚書〉信中，首先就介紹該法（吳汝綸，2002a, p. 435）。 東大總長山川健次郎建議，中國仿日作法，循序獎勵醫學，以為開發國民的方法。但陽 曆 7 月的東京《二六新報》則持不同看法，認為醫學作為日開發的先導只是偶然，還有其他 事務。建議要以民心的興起與統一，以及中央主權的強固為目的，以教育其人民。編輯學校 及校外可讀之書，盛養國家觀念及國民統一的思想，則為中國的急務，其次才可言諸科的學 術。若教育不主於國家觀念，其盡力教育，必支離滅裂（吳汝綸，2002b, pp. 754-755）。而東 京《日本新聞》表示，日學制雖佳，但中國如直仿日現制以立教育，則大不可。因為小學校、 中學校、各種專門學校及大學校的設立，需籌辦之資，無輸出的機關；而府縣郡市町村等自 治團體，非一朝可設立。所以建議北大先做官吏養成所，以畢業生代進士。科舉可全廢，在 全廢前，當使大學多得畢業生。而這是建立教育制度第一急務。另速成之學術技藝，日雖已 不用，但在中國最為切要者。入新學學生，取熟於舊學問者，使入大學校 5-7 年，以代殿試。 學科以政經法律等為善，而理工科則無法速成。教師不用本國人，一律用外國人。習外國語 7 年，可習熟，可以此畢業生為官吏，做改革開端，立全國一律的學制（吳汝綸，2002b, p. 756）。 文相菊池大麓建議中國，先辦大學工、醫、法等科及小學，而中學可緩，對興學順序具 體建議如下： 中國興學方針，當注意其國民教育，結成一國團體，亦不可緩。日本明治 10-20 年間 大學程度尚淺，於中國目前最為合用。……。救急應用，非研究學術之比，程度不 必高，但要適於實用。醫科、工科最宜先講，其成效著明，能令人信從。法科亦要， 國無法學，不能治也。中學校日本未盡善。……。中國可緩辦中學校，專重大學校、 小學校。各省不立大學校，可立專門學校，學生卒業，即可出而辦事，不必更入京 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旁設一預備學堂，考取十二、三歲之學生教之，使為入大學 堂之階梯。小學與大學不相接，亦無妨礙，小學卒業，為農為商工，各任自由。大 學由預備學校升入，若必欲與小學相接，則預備學校下更設一預備學校，相續遞升， 俟學制見備之後，再立中學，最切實用。……。專門學校宜早令出辦事，年限以二
136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周愚文 十一為度，……。大學校專研究學術稍久，至二十四、五不妨。（吳汝綸，2002c, pp. 713-714） 學制發展順序的常態是，一方圖小學校的普及，一方設大學，從上下兩端，漸及中學制度（吳 汝綸，2002b, p. 743）。又建議中國要興教育，先應培養能當教育大任者為根本，其次則是培 養教員。普通教育故屬必要，但專門教育尤重要。政治法律為治國之本，農工商為實業之本， 醫科為人命所關，理科為各種科學的基礎，均缺一不可。中國欲興專門教育，不在精求學理， 在實際應用。大學校造成專門全材，非朝夕之事，可徐圖之。而造就應用人才，可用速成之 法。其方式如前所引述（吳汝綸，2002b, pp. 786-787）。 外相小村壽太郎表示，醫學為開化至為重要，並說他政務均宜獨立，惟醫學則必學習西 人。且與西人往來論醫，彼此聯絡，新學因此進步，收效實大（吳汝綸，2002b, p. 396）。 前文部大輔田中不二麿表示：培養偉器在大學，開啟民智在小學。又各國皆有高等學堂。 幼稚園為入小學階梯，小學為入中學階梯，中學為入高等學堂階梯，高等學堂為入大學階梯， 不可不接續。又表示，有形之學易入，無形之學難入，當自易進難，自淺進深（吳汝綸，2002b, pp. 784-785）。 濱尾新建議，教育初興之際，經費必不充足，但可視經費的多少，而定教育方針。如時 當改革，可先辦專門教育，若此時經費不足，可先舉專門學科中要緊者興辦。但門類可少， 程度則不可過低。又民氣未開，而興教育，宜用開民氣之法，如工場之於工學，醫院之於醫 學等，凡國民易知其成效者可多設，以誘起國民的信任（吳汝綸，2002b, p. 791）。 帝國教育會會長辻新次，鑑於歐美皆注重國家主義，故皆重國民教育，依中國今日的情 勢，他認為非急興國民教育，則不足以抗衡列國（吳汝綸，2002b, p. 792）。 由上述可知，學制上受訪者們同意吳氏仿日貢進生速成之法，另多建議同時辦大學及小 學。
（二）推動策略
1. 速成或漸進？
中國要引進西學堂，推動策略該速成或漸進，是吳氏亟欲解決的難題之一。早稻田大學 創辦人大隈重信表示，剛始立學，所定不能盡完善，之後可隨時改定（吳汝綸，2002c, p. 704）。 前外務及內務相副島種臣建議：學堂初辦勿求完備，當求易施行（吳汝綸，2002c, p. 708）。 東京高師教師長尾楨太郎表示：學校之難設，非大、中、小學皆具備，則難得完備。然 而新建制度，不可遽望完備，以逐漸就緒，為得其宜。凡設新法，過急則失敗，要在使人東 西改變而不自知（吳汝綸，2002b, p. 765）。 另有人建議：教育改革之事，可以漸進而不可以急，急則反壞。但吳氏表示中國事勢已 迫，不宜遲誤。對方則說：改革如張弦，急則絕。但定大體之方針，再漸次趨進之（吳汝綸，周愚文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137 2002b, p. 772）。 田中大輔表示，教育貴在普及，與其深而偏，寧淺而遍，教育收功效，莫速於此。日當 初仿美小學教育的原因在此（吳汝綸，2002b, p. 783）。又說教育貴統一，但中日國情不同。 中國 18 行省，分任事權，恐難統一。建議令督撫各自仿日設法建學（吳汝綸，2002b, p. 784）。 山川總長表示，國家的存在，以統一為第一要義。預謀國家的統一，當先謀教育的統一， 而此有三項要務：一是精神，精神教育要培養愛國心；二是制度，指設文部省以統一政令； 三是國語。至於辦法，開始不必求備，大學宜先設速成科，請他國教師開講，或別設翻譯譯 之；另設正科，編定等級，選年少者，使由小學中學畢業，然後深入，並使熟悉外語。中學 校分兩種，一種畢業後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另一種畢業後即就業，前者重外語，後者重應用 科目（吳汝綸，2002b, pp. 788-790）。又勸辦學時宜先小辦，漸漸擴充；大學內必立醫學科（吳 汝綸，2002b, p. 713）。 濱尾新表示，教育初興之際，新舊衝突，不可不避，否則教育進步甚遲。抑止方法，在 漸進，進而不急（吳汝綸，2002b, p. 792）。 綜合以上意見，日人都建議中國改革教育時採漸進方式。
2. 全仿日或依國情取捨？
濱尾新向吳氏表示來日視察教育制度雖好，但歸國後不可依日制度而行，宜自出心裁， 求一對峙各國之法，作為制度，察天下的變遷，而隨時增改，否則無益（吳汝綸，2002b, p. 791）。 東大法學教授高橋作衛建議，中國採他邦之制，宜體察本國國情而決定取捨，方能績效 顯著，不致徒勞無效，並針對大學教育提出以下七點建議：(1)宜定教育方針；(2)宜以孔道為 學生修德之基；(3)宜禁讀稗官小說談豪俠事蹟；(4)宜禁學徒刻苦勉學消其銳氣；(5)宜省不急 之科；(6)宜設合宿館養學生風習；(7)宜講格物致知之學（吳汝綸，2002b, pp. 812-820）。 川崎造船總裁松方幸次郎表示，日學校多未善，之前遍學歐美各學，以致學生分黨派， 各有爭新而不相下，於是有不睦之弊。今日則混合各國制度，成為日本之學，但分類過多， 學者泛博而不能專精；又年限太久，及其畢業，腦力已衰，皆是弊病。他建議年限宜縮短至 21歲，以免致為學時多，辦事時少（吳汝綸，2002b, p. 705）。 總之，受訪者多建議要依中國國情斟酌，而不要完全仿日。而日本興學才 30 年，國勢、 人才均不及歐美，成功原因是上下一心，盡力持久而不退轉（吳汝綸，2002d, p. 208）。（三）行政配套
1. 師資來源與培養
對於師資，菊池文相建議，教育最大最先急務是先設師範學校，以造就各省小學校（國 民教育）的教員；至於北大，名雖大學但其實際教課介於日中學校及高等學校間，故應別立 養成各地師範學校教員的專門科（吳汝綸，2002b, p. 743）。138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周愚文 至於聘外籍教師，濱尾新說：日用外國教師，多不如法，如醫學用德國之書而教師用法 人，又以英語講授，中國宜改其弊（吳汝綸，2002c, p. 706）。而辻新次也表示，當各地遍設學 校後，需急籌教師。而今天中國專聘外國教習，不論聘價太貴，財力不給，但他考慮的是， 教習非專門，決不可，即使是專門，非熟知該國史地風俗人情，尤不可。故英善教者聘往德， 未必盡能適當；日善教者聘往中國，也難保其盡合適。日明治初，迭受此害，望中國勿重蹈 覆轍。他打算募集日師範畢業生去教中國史地，藉此培養中國教員（吳汝綸，2002b, p. 793）。 辻新次又說，創學之初，最難得者是教員。東亞諸國自古無專養教員的學校，大都以才學優 等者充之，也無師範學校。故建議設師範學校，養成教員，宜用官費，招有志者就學，年限 務求其短，半年或 1 年皆可，2、3 年後始可稍求完全辦法。凡畢業者享官費，故必使之當義 務教員，其年限視在學長短而定（吳汝綸，2002b, p. 801）。
2. 興辦小學經費來源
西京府知事大森鍾一說中小學皆地方籌款，方式是國稅外加二或四毛。如貧瘠地不能出， 則視其產業多寡定之，不出，則用壓力，目前日無敢不出者。至於如何知道經費多寡實數， 則由地方預計來年用款，量出為入，報政府核定（吳汝綸，2002c, p. 691）。儒員林正躬表示西 京設小學的經費，市村自辦，市吏課稅於每戶，與正稅、營業稅、學校稅一併徵收。如無法 負擔者，向學區內豪商富紳特募寄附金。而徵每戶之法，有大小之別，且有學童之家特徵之。 學童仍須出修金（修學料），每名二、三十錢，即是教師的薪俸，至於筆墨書冊學童自買，貧 者學校吏員或給之（吳汝綸，2002b, p. 763）。 辻新次表示，日小學的經費，是由各學區（即各村町）負擔，並由文部省每年給補助金。 各學區所負擔的經費，並非因新設學校乃籌經費，即之前各藩所立學校的基本金。當時各藩 教育，故非必盛，但基本金則甚充足。文部省設立後，全收其所有而分配之。不足者，仍由 各學區負擔，著為定例。他建議中國可考慮此法，將之前科舉經費統計總額，規定學區後重 新分配（吳汝綸，2002b, pp. 800-801）。（四）教育內容與教材選擇
1. 新舊學如何兩存？
面對新西學挑戰，舊學該如何因應？吳氏很想知道日本作法。古城貞吉說：「勸勿廢經史 百家之學，歐西諸國學堂必以國學為中堅」（吳汝綸，2002c, p. 703）。體操學校校長高島張輔 表示：中國之教，有益於心；西教有益於身，不可捨己從人，當截長補短。而西國所長，則 在醫、兵、理化、礦學及機械學五項（吳汝綸，2002c, p. 705）。濱尾新說：中日本有文明，今 所增者西國的文明，本國文明屬精神，西國文明屬制度，以我精神，用其制度，是用彼之長 而不為彼所用，不似波斯、埃及本無文教者可比。今改西學，其舊有好的，自可留而不改（吳 汝綸，2002c, p. 706）。周愚文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139 大隈重信表示，中國經史詩文之學，只宜用於大學專門，不宜用於普通教育。中國書太 繁多，當選定學堂教習之書，其學生查考之書則可自由。漢以後學漸支離，當求復古，以周 為主（吳汝綸，2002c, p. 704）。 東大文科大學長井上哲次郎則建議：「宜取東西文明之粹，打為一塊，以立理想」（吳汝 綸，2002c, p. 706）。又他說日教育在調和東西洋的思想為目的，將西洋自然科學以日本精神運 用之。而中國要先講西洋自然科學，但不講哲學（倫理），則教育的精神難立。又說所謂去古 就新，非慢古或棄古，是駕古而上，不畏古。至於要發展精神上的學問與教育，則建議小學 至大學，設倫理修身之科，改造將來的國民（吳汝綸，2002b, pp. 757-760）。 陽曆 7 月熊本《九州日日新聞》表示，日現今的教育，其源全在採取歐美制度，以致今 日的完備，它不完全模仿，是透過消化而兼熔之。而清朝之憂在文弱，如吳氏考察只觀高遠 的學問及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則憂慮視察方針或失其當。中國的哲學研究，豈患其多，惟不 足者，則利用厚生之道，即實學是中國學術所最短。故建議考察時注意日人如何調和歐美物 質文明與國民固有的純美，並加強物質方面的學問（吳汝綸，2002b, pp. 752-753）。 田中大輔認為，課本不論大小學堂，宜行酌量，如道德不取耶穌，而取孔孟之教，史書 文學，除不得已者，仍用日文。是或有心醉西學之極，欲廢絕日文專用洋文者。文字為國之 命脈，絕國之文字，即斷國之命脈（吳汝綸，2002b, p. 783）。 伊澤修二表示，日維新以來，新舊黨存在大小衝突。而調停之法，新者定大志，結大力， 批艱排險，百折不回，任憑舊者如何抵抗均不考慮。結果善者無不伸，不善者無不屈。所顧 慮者，立志不堅，定力不卓，一遇衝突，遂目眩神迷，所志不償，中途而廢（吳汝綸，2002b, p. 795）。 辻新次認為，凡興學一事，為其國本來所無者，新舊兩派的衝突必甚，此無法可免。他 建議中國政府宜大發號命，申明改革的宗旨，使全國震動。其反對甚者，則以政府之力壓抑 之，不使得志。然後教育之事，始能著手（吳汝綸，2002b, p. 801）。 有人認為吳氏自訪日後，對於中西學的關係，不採主流的「中體西用」，而是主「東西合 璧」（劉虹，2009, p. 43）。
2. 中學校課程太多，如何揀選以兼顧中西學？
如中國欲兼顧中西學，但日中學校課程太多，該如何揀選？吳氏很想知道日人意見。吳 氏訪東京府第一中學校時，曾對校長勝浦鞆雄表示：日中學功課多而時間少，學生無益。勝 浦表示同意，但無可奈何。雖每週只學 1、2 小時者，亦較勝不學（吳汝綸，2002c, p. 712）。 又對於吳氏欲減日中學過多課程的主張，不表同意。認為如欲應世運用的進步，以培養中等 以上國民者，則中學現有的修身、日語、外國語、史、地、數、博物、理化、圖畫、體操等 10 科決不可缺一。倘有必需，還可增加。只是教習的程度及方法，要斟酌加減之，以減學生 之苦（吳汝綸，2002b, pp. 808-809）。對於中國創始之際，勝浦建議中學課程可改為修身、中140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周愚文 文、外國語、史地、數、自然化學、圖畫、體操等八科，並減少各科時數與內容（吳汝綸， 2002b, pp. 810-812）。 吳氏請教田中，日中學課程太繁，似不能深研應用。田中回應，不必多設科，擇必要課 程。大小學堂皆如此（吳汝綸，2002b, pp. 750-751）。 不過山川總長不認為日中學校科目達 14 門，有科目太多的問題。中學校是在使人得普通 的知識，普通者，在多不在精。如果說太多，該刪去何科（吳汝綸，2002b, p. 790）。 前文部官員大槻如電表示，目前日學制，除小學外他學皆修漢文，因日不能盡棄漢文， 但只欲棄無用者。而學童對歐學所不堪者，在科學複雜者，故設科目，宜深省。認為鄉小學 所教，不用歐洲科學為可，建議重點有：德行、地理、文章、書數及刪減後的漢字（吳汝綸， 2002b, p. 803）。 面對此難題，日人的回答分歧，讓吳氏困擾不已。7 月〈答賀松坡〉信說：新舊二學，恐 難兩存。日人有識者有人勸暫依西人中學課程，數年之後再復漢學；或說若廢本國之學，必 致國種兩絕；或說宜以漸改，不可驟革，急則必敗。以上數說衝突，讓他不能折衷一是，困 擾不已（吳汝綸，2002b, p. 407）。8 月〈答土屋伯毅〉信說，今所困擾者，則中人以上的教育， 欲於西歐科學之外，別加漢文、歐語，則學童腦力萬不能勝任，非減少中學科目不可，但如 何減請他提供意見（吳汝綸，2002b, p. 427）。
3. 小學興辦細節
林正回答吳氏有關西京先設小學諸問題說，西京初辦市村 60 學區，是從明治 4 年著手， 其間有立刻興辦者，首舉者賞之譽之；有怠惰者，則糾問之，至 10 年略普遍（吳汝綸，2002b, p. 763）。街市學區約千戶一校，僻邑山間，大村設數校，無學童寄宿。明治初課程，屢改不 定，主要是讀書、算數、史、地、物理、倫理六科，以英書和譯為教科書（吳汝綸，2002b, p. 763）。4. 大學教科書該用譯本或原文
京都帝大總長木下廣次熊表示，大學無書，因學生皆已能自讀書，所講問者，皆各書中 深為之理，若欲求書，不如購歐美各報，其皆大學的講義（吳汝綸，2002b, p. 711）。而田中認 為大學課本多用洋文而少用譯本，其利有三：課本為數不多，用譯本，不如原書省費。學問 深理，用譯本，不如原書得要。西學貴日新，新理續出，用譯本，不如原書有益進境（吳汝 綸，2002b, p. 783）。5. 德智體三育如何兼顧？
體操學校松井兵次郎表示，體育是教育的基礎，富強的淵源，而完全的教育，精神的修 養，與身體的訓練，不可相分離（吳汝綸，2002b, pp. 750-751）。而田中說，道德之教，貫通 諸學校而發展之，最為重要。其最終，唯在忠君愛國（吳汝綸，2002b, p. 784）。周愚文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141
（五）其他日方提到的主題
在訪談中，日人主動提到應注意的主題有女子教育、統一語言與愛國心、用簡省字及派 留學生。1. 女子教育
前山陽高等女學校校長望月興三郎表示，大設學堂雖良法，但屬末節，國家百年大計， 在女子教育，是教育的根本，故建議以女子教育為急務（吳汝綸，2002b, pp. 747-748）。而策 劃女子教育的良法，需考慮教育的歷史、現狀及未來的進步。但更重要者是國家的觀念，即 愛國心的涵養。因女子最富愛情，但止於一身一家，未有及國家者。因此於女子教育，涵養 國家觀念的方針很重要。另日女學的缺點是只重西學的物質面，而忽略其最重要的精神面（吳 汝綸，2002b, pp. 772-773）。2. 統一語言與愛國心
除山川總長曾強調其重要性外，伊澤修二建議：「語言一致為社會統一之要」（吳汝綸， 2002c, p. 714）。又說培養愛國心的方式，莫過於常將敵人懸於學生前後左右；另建議中國多遣 留學生出洋，都能獲益；若得親貴出遊，效果尤快。但要將愛國心普及於全國，仍要靠學校 培養。養成之法，有急有緩，緩法是歷史的養成法。此外，養成國民愛國心，需統一語言， 而此對當前中國，尤為急切。儘管學堂中科目已嫌多，但他主張寧放棄他科而增國語，並訂 為法令（吳汝綸，2002b, pp. 795-798）。3. 普及教育需用簡省字
華族女學校教授土屋弘表示普通教育如欲有速效，建議先採用日本的五十音（吳汝綸， 2002b, p. 749）。4. 派留學生
除伊澤外，司法大臣清浦奎吾表示：日維新之初，自辦學校不如遣學生遊學歐美。其學 成歸國後，政府破格大用，甚賴其力，並已有成效，中國亦宜仿辦（吳汝綸，2002c, p. 711）。 吳氏訪談與教育議題有關的人物達 31 人，整理如表 2，其中菊池、嘉納、小村、伊澤、 田中等人，羅振玉亦曾訪問過。 吳氏訪日正值暑假，遂由文部省及外務省主動安排聽講（吳汝綸，2002b, p. 418），7 月中 與文部省商定講演題目後，自 8 月 9 日起到文部省聽講，至 9 月 6 日止，每次半天，計 19 次 （吳汝綸，2002b, pp. 732-744，2002c, pp. 707-714）。依序先講「教育行政」，內容含學制、教 育行政制度、文部省職掌；之後「教育大意」，由官員松村茂助主講，內容含小學校、中學校、 高等女學校、高等師範、美術學校、音樂學校、高等女師、高等學校、實業補習學校及大學 校的內部制度；「學校衛生」，由衛生專家三島通良主講，內容含沿革、衛生實歷及學校設備； 「學校管理法」，由視學官野田義夫主講，內容含內外部管理、學級編制、小學校、中學與高142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周愚文 等學及大學校的管理，以及外國大學；教授法、考察成績、教科書、學校設備、圖書館、博 物館之益及日本學校沿革，則由視學官野尻精一主講（吳汝綸，2002b, pp. 656-698）。此種安 排，讓吳氏可很快瞭解日教育的沿革與現況，並兼知英、美、德、法、俄等國的大學概況。 而野尻所講內容皆屬普通學校，至於專門學校、實業學校及大學校皆未講，因時日迫促，不 能終講而停止（吳汝綸，2002b, p. 698，2002c, p. 714）。 總之，吳氏訪日前對其教育已有所認識，訪問時密集參訪各類學校，訪談不同對象，還 聽取文部省的系列講演，並蒐集大量資料，故應有更深的瞭解，而非似前人走馬看花。但時 間仍太短且值暑假，故 7 月〈答羅荇農〉信說：「前月到東京，值各學校將放暑假，文部所轄 各學，匆匆一覽，不能遽得要領」（吳汝綸，2002a, p. 406）。在返國前 9 月 11 日給張百熙信中 也坦承其成效： 視察學制，居此三月有餘，仍未得其要領，緣到時適各學已放暑假，教育家亦多避 暑他往，及入秋開學，又因文部聽講，不能四出遊覽。惟學校規模，日本全國一律， 得見數處，可以推知其餘。（吳汝綸，2002a, p. 435） 不過將吳氏、羅振玉兩人之行相比，顯然吳氏的態度較認真、事前準備較足、考察時間 較長、參訪學校總數較多、類型遍及各級各類學校、地理分布較廣；訪談時，人數較多、背 景較廣、討論問題較深入。而羅振玉因時間短、行程匆促、語言隔閡及起初生病，故自承訪 日收穫有限（羅振玉，2010a, p. 93）。
三、訪日心得初步總結
吳氏訪談日人所得興學意見，彼此雖不一致，但仍多友善中肯之言。對於前述疑問各方 意見與建議，吳氏究竟如何取捨？他在 9 月 11 日離日前夕給張百熙的長信中，總結訪日心得 並將文部聽講紀錄與考察各學日記呈覽，由所提建議可反映其初步心得，茲歸納要點如下（吳 汝綸，2002a, pp. 435-437）： （一）欽定章程先開辦師範學校及仕學院，實為扼要辦法，符合日本初行貢進生作法。 （二）明年開大學堂，所招生徒，中國文學業已就成，入學功課，宜專主西學，俾可速 成。其中學不復過事督責。此權宜之策。 （三）興學正途，要由中小學循序漸進。 （四）若要普及小學，要研究省筆字書，如日五十音，並要使天下語音一律。 （五）造就人才與普教全國人民是兩事，而中學校普通科學為其階梯。贊同菊池大麓先 建大學、次立小學、次立中學的建議。 （六）中西學合計 30 年太長，需縮短年限，而刪減功課之法，西學宜以博物理化算術為 要，外國語文從緩。中學則國朝史為要，古文次之，經又次之。經先論語，次孟子，次左傳，周愚文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143 他經從緩。每人每日只學五六時、五六科，餘則無暇及。 （七）初辦大學堂的專科，聘西師建議除政治、法律外，礦山、鐵道、關稅、郵政數事 最急，海陸軍法、砲工、船廠次之。 （八）再次請停科舉，否則學校難成。 （九）建議採菊池主張，外省學堂宜為專門教育，學成即令就業，不必再令入京師大學。 以上諸條，當是吳氏結合既有認識及 4 個月考察心得，再斟酌中國國情後初步提出的折 衷方案，之前考察官員恐難有相同見識。
肆、考察結果影響程度的再評估
吳氏考察的結果，對晚清兩學制的制定究竟有無影響，以下分別再討論如後。一、壬寅學制：尚在考察只提供有限資訊
關於壬寅學制，當吳氏訪日考察時，張百熙正在制定〈欽定學堂章程〉，並於光緒 28 年 7 月 12 日頒布，故未能直接參與草擬，不過曾於 5 月 27 日、6 月 12 日、7 月 4 日、13 日及 26 日分別致函張百熙（吳汝綸，2002a, pp. 392-418）。其中，5 月 27 日信中提及考察時日人的建 議有：東西京大學總長，皆勸中國先小辦，後漸擴充，勿遽起大房；文部勸講體操；東大總 長勸興醫學，交詢會會長、前駐華公使大島圭介勸興女學（吳汝綸，2002a, p. 394）。6 月 12 日信中提及：「學堂衛生之術最重要，其房屋高矮，間架大小，牆壁色明暗，窗牖位置，坐几 案相距遠近，上下尺寸，皆有定制，經歷經考驗利病，博採歐美善法而成者」（吳汝綸，2002a, p. 395）。而 9 月 11 日給張百熙的信，則是訪問初步總結，並提到：「至奏定章程，此間尚未全 閱，率臆妄言，以備採擇」（吳汝綸，2002a, p. 437）。由此可知，吳氏知道欽定章程已公布。 在公布前，雖於光緒 28 年 5 月 28 日致函負責草擬學堂章程大學堂副總教習張小浦，表 示已寄書管學大臣，而所示應查各事，尚未及訪詢；且都屬深微細節，須待訪問專家（吳汝 綸，2002a, p. 394）。6 月 12 日致李亦園信提及菊池文相及小村外相皆建議興醫學（吳汝綸， 2002a, p. 396）。但兩信所言不多。9 月 11 日〈答大學堂執事諸君餞別時條陳應查事宜〉，則逐 一回應所詢問題及他的看法：針對張小浦所問六事回答如下：（一）留學生－留日官私學徒， 高才甚多，但多未畢業；如學成歸國，卻未必願任各省教習，令其任教習非上策。宜參考日 本維新之法，破格錄用。（二）軍校－陸軍雖有各科，皆由各學校培養，陸軍幼年、士官、大 學等級雖多，其所學科目，皆略同其他學校。培養將帥之才，全在大學校，而中國留日學成 者皆士官學校，未有入陸軍大學者。但其所學已優於舊時本國官兵，歸國後皆不能用，只充 教習可嘆。講求武學，不專在規章制度，當求能教兵略之師為之講授，而今日本尤不願利器 示人。士官學校，日有功課，不能譯為章程。（三）代聘教習－日教育名家，多有事任，聘請 甚難，已薦服部氏。（四）速成師範科－當今最要務，遂推薦服部及范源濂。（五）速成仕學144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周愚文 科－不用西文雖善，但日本政法、理財之學，皆用西文書；日文諸書不知何者較佳，不敢代 購。大學只有講義，少印本，不易購。至於教習已聘定，不必再議。（六）高等學堂－是大學 預備，只有講義無課本。歐美無高等，因日中學校程度過低，故立高等一科，今欲廢高等， 以減學年，但未定案。其各科皆用外文。在日學生，立教科書輯譯社，所譯物理、生理教科 書可觀，蒐集呈管學及大學堂，希奏請頒行。（七）學校建築－學校建築及建築衛生各為專門 學；另將三島氏所繪建築各圖印百本及西京大學木質模型，以備參考。（八）圖書儀器教科書 －儀器奉管學指示等教師聘定再購；地質礦化原質圖，由地質局贈送，動植物標本圖已購； 教科書均由文部鑑定，已有日公使購贈。（九）學生約束學生之法，雖有教育書可觀，但在教 師得人，非有成法之可拘。對柳溪所問兩條回答是：中日國情有異有同，需比較。日本漢學 漸廢，而中不可自廢國學。日現行學制，大抵仿西國公學，以德為依歸，但吳氏所疑在中學， 科目太多，時刻太少，程度太淺。對趙仲宣所問四條回答是：日高等學校，即預備科所改； 因學生中學校已習外語，入高校用外語講授甚易；其中德文最重、英文次之。學生兼習之。 修業年限，中學 5 年、高等 4 年。寄宿舍每間八人為多，亦有五、六人者，舍監責任甚重。 自修室約一人，學生自修，學校不甚約束。高等師範預科 1 年，專講科學，本科 3 年，分四 學部，所教亦科學，只增教育學。最後 1 年，除教育學外，教育制度、學校衛生、專科教兒 童研究、教育研習各門（吳汝綸，2002a, pp. 441-444）。胡國勇（1996, pp. 74-75）據此說，吳 氏考察對壬寅學制產生了直接影響，但後信是在學制公布後故無影響。 此外，訪日期間，在 7 月〈與常濟生〉信說，他從《經濟編》中得知，張百熙已將大、 中、小、蒙學堂課程擬定，日內上奏，其課程以沈小沂、李亦園、張小浦三人參議為多。他 近日頗以課程難定為苦，希望常濟生將其所定課程速抄寄（吳汝綸，2002a, p. 414）。
二、癸卯學制：已病逝遂無法參與
關於癸卯學制，吳汝綸將在日見聞集結為《東遊叢錄》，於明治 35 年（1902）10 月，由 日三省堂書店發行；而吳氏在日考察時，各地數十家報紙報導其事，華北譯書局加以整理後 於光緒 29 年刊行《東遊日報譯編》（呂順長，1999, p. 5）。《東遊叢錄》四卷，卷一文部省講 演內容包含：教育制度、各級學校教育概況、學校衛生、教育行政管理、學生成績與教科書、 學校圖書與設備、日本教育發展沿革，以及歐美各國小學校學科課程。卷二摘抄日記，則是 參訪各地學校之見聞與心得。卷三學校圖表，有學校健康檢查儀器圖示、東、西京大學經費 表、各級學校課表、成績表、學則、校規、京都市教育相關調查表、學制表等。卷四則是時 人往來信函、筆談等（呂順長，1999）。全文 12 萬字（施培毅，1995, p. 92）。學界普遍認為， 該書是清末中國人日本教育考察記中影響最廣者（呂順長，2012, p. 26）。汪婉（1998, p. 218） 謂該書為中國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基礎資料。以上諸說，並未指出哪些內容被癸卯學制參考。 吳氏返國後未立刻進京就職，而是先南返皖待來春再北上，但不幸病逝。延遲原因除原周愚文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145 無意任總教習，但礙於皇命及張百熙一再相邀，才不忍堅辭，而想等訪問返國後再辭。此外， 光緒 27 年（1901）初在〈與曾履初兄弟〉信中，曾列出 10 項不願出任的顧慮，第五點說京 城大政，出於樞府，張百熙尚不能自主者，吳氏欲參末議，豈能驟望推行（吳汝綸，2002a, pp. 386-387）。他並對於張百熙為人處事有意見。5 月赴日前〈諭兒書〉說：張氏辦事尚少閱歷， 他曾謙虛說「衰老精神短」，張遂代覓幫辦。幫辦不由吳請，而張自用人，豈能幫他。滿學堂 皆是張公之人，他周旋其間，如何能有所作為。張氏不惜傾身禮賢下士，但為求名。又張氏 出於榮祿之門，榮卻將原擬賞加三品卿銜降為五品（郭立志，1972, pp. 168-169）。加上朝局不 利，讓他更不願貿然入險。雖張百熙一再催請，他託人再辭。他在 12 月〈諭兒〉書說：張氏 盼他北上並無倦意，但政府主持學權，張氏全不能自主。吳氏獲友人信告知，袁世凱到京， 告人說大學堂請吳氏為非；又說學堂兩總辦趙從蕃主張革命、沈兆祉乃票匪。張氏見榮，榮 告知此事。當時趙已告假，沈出京赴滬。袁氏又挾舊怨參劾學堂學生皆革命黨人，而張之洞 也有摺參學生。故友人勸他致函辭退，其子亦勸其明春勿北上。又聞政府恨吳氏，因《經濟 叢編》所言，皆民權革命；而華北譯局是吳氏所開，其議論皆吳氏宗旨，此讓他更不願就任 （吳汝綸，2002a, pp. 647-648）。於是失去直接貢獻所見的機會。 再者，朝廷舊勢力對壬寅學制已有不滿，實施未久，因政府處理沙俄事件不當引發各地 學潮，張百熙無法妥善處理，故朝廷加派刑部尚書榮慶為管學大臣，予以箝制。榮慶不斷擴 權，架空張百熙，並趁張之洞入覲之機，光緒 29 年（1903）閏 5 月奏請以張之洞改訂學堂章 程（王炳照，1994, pp. 176-178）。故癸卯學制是由張之洞主導，會同榮慶及張百熙奏請於光緒 29年 11 月頒布，此時吳氏已病逝遂無法參與。 吳氏對奏定章程的影響，田正平（1996）、汪婉（1998）、阿部洋（1990）認為是在提供 資料來源；而王鳴（2000）、周慧（2004）、徐壽凱（2005）等人則斷定有直接影響，如學制 的分段分級、學校課程的設置、師範教育制度的建立、實業教育的注重、校舍建築與衛生。 呂順長（2012, p. 42）將吳氏所繪日「現行學校系統」與奏定章程的學校系統圖比較後，發現 兩者極相似，遂認定其相互關係顯而易見。但鄭德新（2009, p. 177）卻認為實際的影響有限； 阿部洋（1990, pp. 97-98）及趙建民（1999, p. 44）則指出，癸卯學制主要影響者是羅振玉。 仔細檢視以上主張有直接影響的論述，則發現有力證據不多，無法推斷真正起草者教習 陳毅是以吳書為本，還是根據自己為《教育世界》所譯法令及隨羅振玉訪日得到的資料。 再比對同時所頒《學務綱要》，其中宜首先急辦師範學堂、各省宜速辦實業學堂、各學堂 皆學官音、京師大學堂宜先設預備科及各省學堂建造需規制等條（張百熙，2008, pp. 40-58）， 較可能與吳氏考察建議有關。但對其不設高等學堂、縮短年限、精簡中學課程、緩辦中學堂、 停科舉等建議，卻都未見採納。由此可知，儘管吳氏用心考察後提出可行的建議，但因尚在 考察、朝局不利及病逝等，而無法參與兩學制制定，以發揮直接影響力。
146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周愚文
伍、結論
吳氏是晚清制定學制前夕，層級最高的日本教育考察團，他以 60 高齡風塵僕僕，竭盡心 力，與之前各團相比，明顯有兩處不同： 一、就身分背景言，諸團中除丁鴻臣、沈翊清兩位官階較高外，吳氏則是學識、地位與 聲望最高者。他進士出身，桐城大家，中西學兼具，考察前對西學及日已有所認識。又任曾、 李幕僚、以中央五品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身分訪日，故日方接待與所訪政教界人士，層次均高 於前；期間曾蒙天皇召見（吳汝綸，2002b, p. 385）。 二、就考察方式言，較前人更全面且深入。甲午前考察者以資料蒐集為主。吳氏則進一 步參觀學校、聽講座及訪問專家。（一）他參觀學校達 51 所，地點分布東京等五地，種類有 各級各類學校，遠較羅振玉等全面且深入。（二）羅振玉由嘉納私人安排講演，但吳氏則是首 次由文部及外務部主動安排，系統聽講 19 次，有助更深入完整瞭解日本教育的理念與實際。 （三）訪談重要人士達 31 人，交談深入且對日制之短也有針貶，而非單向接受。吳氏不僅要 瞭解日本西式教育的事實（What）面，即沿革、現況與問題，更想知道起初設計的理由（Why）、 如何運作（How）及因應問題之方，以期找出中國可用處。相較於前諸官員，除黃遵憲、傅雲 龍外，吳氏應是最全面深入瞭解日本教育者。 至於吳氏考察對兩學制制定實際的影響程度，壬寅因尚在日本只提供很有限的資訊，癸 卯因返國後朝局不利遲未就職，且不久病逝，以致均無法直接參與。而所蒐集的資料及所撰 《東遊叢錄》，只是規劃學制的資料之一。吳氏用心所擬建議，雖已結合了文獻、參訪與心得， 並考量國情，但很可惜未被重視只被部分參採。以致兩學制模仿日制時，外形雖似但未掌握 其理念與精神，以及明治興學的經驗與教訓。總之，前人高估了其影響力。雖羅振玉等人曾 親訪並蒐集大量最新法規資料，但他對兩學制制定的直接影響應是很有限的（周愚文，2015）。 故當朝廷修訂癸卯學制時，仍不免片面移植日本制度，而無法完全符合國情。 再從比較教育角度觀之，晚清政府學習西方制度完全是摸石頭過河，雖不再僅靠譯介日 本制度的資料，而試圖透過遊歷及教育考察吸取第一手經驗，但可發現諸考察者間既未交流 心得，考察地點又一再重複，寶貴經驗無法累積，而真正決策者又無法予以重視，以致兩學 制終究無法跳脫盲目移植的缺失。誌謝
本研究蒙科技部經費補助（計畫編號：MOST102-2410-H-003-049-MY2），謹此致謝。周愚文 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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