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畫生育政策、男孩偏好與
中國大陸農村高出生性別比
*Birth-Planning Policy, Son Preference and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in Rural China:
An Economic Explanation
亞洲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助理教授 曹海濤
元智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
葉日崧
Tsao, Hai-Ta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sia University)
Yeh, Ryh-So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uan Ze University)
* 作者衷心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富有建設性的指正和建議。文中一切的錯誤，當由 作者自負。
Birth-Planning Policy, Son Preference and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in Rural China:
An Economic Explanation
Tsao, Hai-Tao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sia University Yeh, Ryh-So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uan Z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attempts to shed light on the main reason why the sex ratio at birth in rural China is obvious high compared with urban and other societies. We argue the one-child policy introduced by P. R. C. government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ve most important effects on the salient fact about the sex ratio at birth since 1980s. We set up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a relevant theoretic model to explain the rationale that the parents display son preference under the severe population policy in terms of marginal calculation. The key points of improving the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are the deregulation and the upgrading local economic conditions in rural regions.
計畫生育政策、男孩偏好與
中國大陸農村高出生性別比
曹 海 濤 亞 洲 大 學 國 際 企 業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葉 日 崧 元 智 大 學 國 際 企 業 學 系 教 授摘 要
本文探討中國大陸農村地區出生性別比明顯偏高的原因。我們
認為，現行的人口政策與社會環境因素衍生之男孩偏好的交織是問
題的根源。本文提出了一個分析中國大陸農村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分
析框架，並且由農戶生育選擇的角度，論證在發展相對落後的中國
大陸農村，由於農戶缺乏可與「嬰兒」相競爭或可替代的資本財，
而「女兒」在農業生產、養老、財產繼承等方面又處於相對劣勢。
在強制性人口政策對嬰兒數量的限制下，於「邊際上」
，相對於「女
兒」
，
「兒子」帶給父母的價值或效用迅速提高，這是大陸農村地區
出生性別異常偏高的主要原因。適當的政策調整，改善農村地區社
會經濟條件並促進農戶所得的提高是緩解中國大陸農村地區出生
性別比失衡問題之關鍵。
關鍵詞：出生性別比、計畫生育政策、社會環境因素、中國大陸農村壹、前言
出生性別比（sex ratio at birth）意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出生嬰
兒中，男性對女性之比的域值。一般而言，每出生100名女嬰，對
應之男嬰出生數目介於102~107之間，
1這一數值範圍也被視為出生
性別比是否正常的判斷標準。
2出生性別比偏高是中國大陸1970年代以來人口轉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主要特徵之一。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失衡現象很大程
度上是農村地區的出生性別比異常偏高所致。
3根據2000年中國國家
統計局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大陸農村地區男女出生性別
比為122，明顯高於通常認定的102~107性別比標準。
4最近的出生性
別比有所下降，但仍遠高於標準值。例如，2009年的全中國大陸出
生人口性別比依舊高達119.45。
5與出生性別比高相伴隨的是大陸農
1. Pravin M.Visaria, “Sex Ratio at Birth in Territories with Relatively Complete Registration,” Eugenics Quarterly, Vol. 14, No. 2 (June 1967), pp. 132~142; Donald J. Bogue, Principles of Demography (New York: Wiley, 1969); Kenneth C. W. Kammeyer, An Introduction to Population (San Francisco: Chandler, 1971); Henry S.Shryock and Jacob S. Siegel,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Demography, Condensed edi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Shirley F. Hartley, Comparing Populations: Projects in Demography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2. United Nations, Methods of Appraisal of Quality of Basic Data for Population Estimates, Manual II ST/SOA/Series A /23 (Washington D.C., 1955).
3. 徐毅、郭維明，「中國出生性別比的現狀及有關問題的探討」，人口與經濟（北京），
第5期（1991年5月），頁12~16；Susan Greenhalgh, “Controlling Births and Bodies in Village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21, No. 1 (February 1994), pp. 3~30；張二
力，「從『五普』地市數據看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和嬰兒死亡率性別比的影響」，
人口研究（北京），第29卷第1期（2005年1月），頁11~18；Qu, J. D. and T. Hesketh., “Family Size, Fertility Preferences, and Sex Ration in China in the Era of the One Child Family Policy: Results from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Surve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333, No. 19 (August 2006), pp. 371~373；陳
衛、宋健，「中國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人口研究（北京），第30卷第2期（2006
年2月），頁84~88。
4. 郭志剛，「對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別比的分層模型分析」，人口研究（北京）， 第31卷第3期（2007年3月），頁20~31。
村地區女嬰死亡率偏高的事實。
6依世界各國的經驗，由於女嬰在健
康方面比男嬰具有生物學優勢，正常情況下（例如沒有性別歧視）
的女嬰死亡率應顯著低於男嬰。
7然而，中國大陸的農村地區截然相
反。例如，2000年中國大陸農村的女嬰死亡率比男嬰高出44.1%，
遠遠超出同期的城市水準。
8為什麼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特別是農村地區出生性別比明顯
異常呢？是因為中國大陸實行全世界最獨特且最嚴厲之人口政策
－計畫生育政策的原因，還是由於「重男輕女」
、
「男尊女卑」等傳
統文化的根深蒂固，亦或是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所致？目前，學術
界對這一問題還沒有一致的結論。本文之主要目的，是透過建構一
個分析中國大陸農村出生性別偏高的概念性框架以及相應的理
論，找出問題的真正原因。我們的結論是，中國大陸實施的人口政
策與農村地區重男輕女的文化是導致農村地區出生性別比明顯異
常的根本原因，而農村地區重男輕女之文化很大程度上又與落後的
社會經濟環境有關。在人口政策沒有適當調整，以及農村社會經濟
環境和農戶所得水準沒有較大改善前提下，大陸農村地區出生性別
和女嬰死亡率異常偏高的現象可能仍會持續。
本文的其餘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有關中國大陸出生性別
比特徵性事實的概述。第三部分是針對現存文獻關於中國大陸出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00225_402622945.htm>6. Ansley J. Coale and Judith Banister, “Five Decades of Missing Females in China,” Demography, Vol. 31, No. 3 (August 1994), pp. 459~479；李樹茁、朱楚珠，中國兒
童生存性別差異的研究和實踐（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1）；曾毅，「女嬰生
存劣勢與農村養老保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人口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集（長春：
吉林大學出版社，2003），頁205~223；李樹茁、韋豔、姜全保，「中國的女孩生
存歷史、現狀和展望」，市場與人口分析（北京），第12卷第1期（2006年1月），
頁2~16。
7. Kenneth Hill and Dawn M. Upchurch,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ld Health: Evidence from the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No. 21 (March 1995), pp. 127~151.
性別比形成原因之不同論點的疏理。第四部分則提出本文的分析架
構，我們主要透過外生的（exogenous）政策與社會環境因素、以及
內生的（endogenous）操作手段來詮釋中國大陸農村出生性別比偏
高的問題。同時，在前述的分析架構內，我們由農戶生育選擇的角
度，論證在社會發展相對落後的大陸農村，農戶為何偏好男嬰。第
五部分是對人口政策與出生性別比偏高之間關係的進一步分析。第
六部分是相關問題的討論，最後是結論。
貳、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相關事實
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生嬰兒性別比就出現偏離正常值
的現象，成為中國大陸人口轉型過程中的主要特徵。由圖一可以看
出，大陸的出生性別比自1980年代開始升高，且呈現逐年遞增的趨
勢。到2005年，已超過120的域值。近年來增勢有所緩和，但仍處
於較大的偏離值。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982 1987 1990 1995 2000 2005 2009 年 份 出 生 性 別 比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資料、中國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 註：1982年、1990年、2000年為人口普查數據；1987年、1995年與2005年為1%人口抽樣調查資 料。2009年之數據取自「2009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公報」。圖一：中國大陸近年之出生性別比變化（1982~2009）
在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偏高的情形中，農村地區的偏差又異常
顯著。圖二呈現了1982~2005年中國大陸城、鄉出生性別比的狀況。
可以發現，農村地區明顯高於城市。以2005年的中國大陸1%人口抽
樣調查為例，在出生性別偏高的問題上，69.30%是由鄉村造成，且
鄉村出生性別比高出城、鎮4倍有餘。
9由於大陸出生性別比偏高最嚴重情形大都發生於生育第二孩
或更高孩次（birth order）、以及已有嬰孩全部為女性或多為女性的
群體，而在中國大陸現行人口政策下，可以生育第二孩的區域主要
是農村地區。
10再者，三孩或以上出生人口比例極小、且多為違反
政府人口政策的超生人口，故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偏高現象很大程
度上是由農村地區的第二孩次的出生性別比異常偏高所致。
11以
2005年為例，農村地區第二孩出生性別比高達145.83。
12圖三描繪出
中國大陸不同孩次出生嬰兒的性別比狀況。可以發現，出生人口
中，第一孩的性別比正常，但第二孩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別比明顯
偏離正常值。
9. 陳勝利、顧法明、蔡菲，「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對綜合治理出生性別比工作的 啟示」，人口研究（北京），第32卷第1期（2008年1月），頁22~33。10. Jianghong Li, “Gender Inequality, Family Planning and Maternal and Child Care in a Rural Chinese Count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59, No. 4 (August 2004), pp. 659~708.
11. Y. Zeng, P. Tu, B. Gu, Y. Xu, B. Li and Y. Li,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Increase in the Reported Sex Ratios at Birth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No. 2 (June 1993), pp. 283~302; Susan Greenhalgh, “Controlling Births and Bodies in Village China,” pp. 3~30；原新、涂肇慶，「中國大陸出生性別
比偏高之分析」，人口學刊，第29期（2004年12月），頁147~181；楊菊華，「生育 政策的地區差異與兒童性別比關係研究」，人口研究（北京），第30卷第3期（2006 年3月），頁30~41；張二力，「從『五普』地市數據看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和嬰 兒死亡率性別比的影響」，頁11~18；陳衛、宋健，「中國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 頁84~88。 12. 陳勝利、顧法明、蔡菲，「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對綜合治理出生性別比工作的 啟示」，頁22~33。
105 110 115 120 125 1982 1987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5
年 份
出
生
性
別
比
城鎮出生性別比 鄉村出生性別比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資料、中國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 註：1982年、1990年、2000年為人口普查數據；1987年、1995年與2005年為1%人口抽樣調查資 料。圖二：城鄉出生性別比之比較（1982~2005）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982 1987 1990 1995 2000 2005 年 份 出 生 性 別 比 第一孩性別比 第二孩性別比 第三孩及以上性別比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資料、中國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 註：1982年、1990年、2000年為人口普查數據；1987年、1995年與2005年為1%人口抽樣調查資 料。圖三：中國大陸不同孩次出生性別比（1982~2005）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1973-75 1981 1990 1995 1999-2000 年 份 嬰 兒 死 亡 率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女 嬰 死 亡 率 偏 高 比 率 ( % ) 嬰兒死亡率 女嬰死亡率偏高比例 資料來源：曾毅，「女嬰生存劣勢與農村養老保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人口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3），頁205~223；張二力，「從『五普』地市數據看生 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和嬰兒死亡率性別比的影響」，人口研究（北京），第29卷第1期 （2005年1月），頁11~18；李樹茁、韋豔、姜全保，「中國的女孩生存歷史、現狀和展 望」，市場與人口分析（北京），第12卷第1期（2006年1月），頁2~16。
圖四：中國大陸嬰兒死亡率及女嬰死亡率偏高比率
與農村地區出生性別比異常偏高現象相伴隨的是，大陸農村地
區女嬰死亡率偏高的現象。
13正常情況下，女嬰死亡率應顯著低於
男嬰，
14但中國大陸農村地區的女嬰死亡率卻明顯偏高。以2000年
為例，中國大陸農村女嬰死亡率比男嬰高出44.1%，遠遠超出城市
水準。
15圖四呈現中國大陸近年來嬰兒死亡率和女嬰死亡率偏高的
情形。可以發現，雖然大陸嬰兒死亡率在逐步下降，但女嬰佔死亡
嬰兒比例卻不斷增加，這可以由女嬰死亡率偏高比率逐年升高看出
端倪。
13. Ansley J. Coale and Judith Banister, “Five Decades of Missing Females in China,” pp.
459~479；曾毅，「女嬰生存劣勢與農村養老保障」，頁205~223；張二力，「從『五
普』地市數據看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和嬰兒死亡率性別比的影響」，頁11~18；
李樹茁、韋豔、姜全保，「中國的女孩生存歷史、現狀和展望」，頁2~16。
14. Kenneth Hill and Dawn M. Upchurch,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ld Health: Evidence from the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pp. 127~151.
15. 曾毅，「女嬰生存劣勢與農村養老保障」，頁205~223。
︵ % ︶
參、現有文獻對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偏高之解釋
有關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偏高產生的原因在學術界一直存在
爭議，本節將相關的文獻分成溺棄女嬰、政策效果、文化因素等三
部分加以討論，茲簡述如下。
一、溺棄女嬰、胎兒鑑別與隱匿不報
早期的爭論集中於出生性別比偏高是因為強制性人口政策誘
發的溺棄女嬰、由而造成女嬰死亡率高，還是由於對出生女嬰的隱
匿不報或低報所致。Wolf、Aird指出，1980年代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
升高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計畫生育政策誘使農民殺嬰（女嬰）的結
果。
16Hull把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升高原因歸納為三個原因：溺殺女
嬰、產前胎兒鑑別導致的選擇性人工流產、以及出生女嬰隱匿不報。
17Coale與Banister、Lofstedt等人認為，基於胎兒性別鑑別技術而進行
選擇性人工流產是中國大陸農村出生性別比失常的主要原因。
18Johansson與Nygren則指出，中國大陸大部分鄉村地區不具備胎兒鑑
別技術。
19因此，出生性別比升高主要是出生女嬰隱匿不報所致。
他們估計，大約有一半的「失蹤女孩」
（missing girls）是由於隱匿
不報的結果。Zeng等人的研究發現，對出生女嬰的隱匿不報、以及
基於超音波技術的選擇性人工流產的增多是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
16. Arthur P. Wolf, “The Predominant Rol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China’s Family: Revolution,”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Vol. 36, No. 3 (June 1986), pp. 279~287; John S. Aird, Slaughter of the Innocents: Coercive Birth Control in China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90).
17. Terence H. Hull, “Recent Trends in Sex Ratios at Birth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6, No. 1 (March 1990), pp. 63~83.
18. Ansley J. Coale and Judith Banister, “Five Decades of Missing Females in China,” pp. 459~479; Petra Lofstedt, Shusheng Luo and Annika Johansson, “Abortion Patterns and Reported Sex Ratios at Birth in Rural Yunnan, China,” Report Health Matters, No. 12 (November 2004), pp. 86~95.
19. Sten Johansson and Ola Nygren, “The Missing Girls of China: A New Demographic Accoun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7, No. 1 (March 1991), pp. 35~51.
偏高的主要原因，而殺嬰對此影響幾乎不存在。
20Short與Zhai、Merli
與Raftery也認為，農戶在女嬰出生後不向官方登記，是農村出生性
別比偏高的主要原因。
21Bogg對三個省份的調查發現，14歲以下年
齡組的性別比是正常的，實際的女孩數目比官方登記的資料高出
22%。而Wu等人認為農村地區出生性別比偏高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對
女嬰的歧視性對待或疏於照顧而使女嬰死亡率高所致。
二、政策效果
近年，隨著新的統計數據出現以及對以往統計結果的核實，中國
大陸出生性別比偏高的事實已為學者接受。換言之，對出生女嬰的
隱匿不報所造成的統計不實不是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原因（郭志剛，
2007）。其中，一些學者強調政策因素對出生性別比偏高有直接影
響。Greenhalgh與Li、Attane就認為，計畫生育政策的推行與中國出
生性別失衡有直接關係。張翼指出，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於農村地
區全面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業生產回復到傳統家庭農
場制，男兒的相對價值於是升高，而計畫生育政策對出生人口數量
的限制則是出生性別比升高的直接原因。張二力由不同的人口政策
著手，分析政策差異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他發現，執行「一孩半」
政策地區的出生性別比顯著高於實行「二孩」政策地區之出生性別
比。
22陳友華則以廣東省的計畫生育政策調整為例，指出1997年後
20. Y. Zeng, P. Tu, B. Gu, Y. Xu, B. Li and Y. Li,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Increase in the Reported Sex Ratios at Birth in China,” pp. 283~302.
21. Susan E. Short and Fengying Zhai, “Looking Locally at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Vol. 29, No. 4 (December 1998), pp. 373~387; Merli, M. Giovanna and Adrian E. Raftery, “Are Births Underreported in Rural China? Manipulation of Statistical Records in Response to China’s Population Policies,” Demography, No. 37 (February 2000), pp. 109~126.
22. 所謂「一孩半」政策指的是從1984年起採取的、在中國大陸大部分農村地區所採 取一種彈性計畫生育政策。即，農戶生育之第一孩若為男孩，則不得再生；若第
一孩為女嬰，則在間隔4~5年後可生育第二孩。「二孩」政策則指不論第一孩是否
廣東省的出生性別比的升高，有66.52%由人口政策因素造成。
23郭
志剛也以分層模型統計發現，計畫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偏高有直
接影響。
24三、文化因素
許多研究者堅持認為，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偏高與人口政策無
關，因為沒有實施嚴格人口政策的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也出現過出
生性別比偏高之情形。
25而政策嚴厲的中國大陸城市地區出生性別
比偏高程度遠沒有政策相對寬鬆的農村地區嚴重。
26他們指出，出
生性別比偏高是多重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其中，中國大陸農村地
區「重男輕女」
、
「男孩偏好」的文化是導致出生性別比偏高的根本
原因。
27而基於胎兒性別鑑定技術的選擇性人工流產則是民眾實現
其性別偏好的重要途徑。
28因此，計畫生育政策不是中國大陸出生
23. 陳友華，「關於出生性別比的幾個問題－以廣東省為例」，中國人口科學（北京）， 第1期（2006年1月），頁86~94。 24. 郭志剛，「對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別比的分層模型分析」，頁20~31。25. Baochang Gu and Krishna Roy,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Other Areas in East Asia: What We Know,”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Vol. 10, No. 3 (September 1995), pp. 17~42.
26. 原新、石海龍，「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與計畫生育政策」，人口研究（北京），第 29卷第3期（2005年3月），頁11~17。
27. Fred Arnold and Zhaoxiang Liu, “Sex preference, fertility, and family planning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No. 12 (June 1986), pp. 221~246；陳俊
杰，「農民生育觀念研究：社會人口學的透視與展望」，人口研究（北京），第6
期（1995年6月），頁55~60；穆光宗，「近年來中國出生嬰兒性別比升高、偏高的
理論解釋」，人口與經濟（北京），第1期（1995年1月），頁48~51；Baochang Gu and Krishna Roy,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Other Areas in East Asia: What We Know,” pp. 17~42；解振明，「引起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三要素」，人 口研究（北京），第26卷第5期（2002年5月），頁14~18；原新、涂肇慶，「中國大 陸出生性別比偏高之分析」，頁147~181；馬焱，「從性別平等的視角看出生嬰兒 性別比」，人口研究（北京），第28卷第5期（2004年5月），頁75~79。 28. 李湧平，「嬰兒性別比以及嬰兒性別比和一些社會經濟變數的關係普查的結果和 反映現實」，人口與經濟（北京），第4期（1993年4月），頁3~13；李伯華，「中國 出生性別比的近期趨勢：從醫院記錄獲得的資料」，人口研究（北京），第3期（1994
年3月），頁1~9；Ping Tu and H. Smith, “Determinants of Induced Abortion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in Four Counties in North China,” Studies of Family Planning,
性別比偏高的主要原因，
29計畫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偏高沒有直
接因果關係。
30有關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特別是農村地區出生性別比明顯偏
高產生之原因，為何眾說紛紜呢？我們認為，其緣由可能與許多研
究缺乏一個清晰的分析框架有關。這種缺失使得一些學者批評現有
的多數討論在邏輯上無法連貫。
31也有學者指出許多研究在實證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ol. 26,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5), pp. 278~286；解振明，「人們為什麼重男輕女－來自蘇南皖北農村的報告」，人口與經濟（北京），第4期（1998年4月），
頁56~61；Monica Das Gupta and Shuzhuo Li, “Gender Bias in China,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India 1920-90: The Effects of War, Famine, and Fertility Declin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0, No. 3 (June 1999), pp. 619~652；李樹茁、Marcus
W. Feldman，「中國農村男孩偏好文化的傳播和演化：背景與主要研究結果」，人
口與經濟（北京），（1999年），頁7~18；李冬莉，「儒家文化和性別偏好：一個分
析框架」，婦女研究論叢（北京），第4期（2000年4月），頁29~33；Junhong Chu, “Prenatal Sex Determination and Sex-selective Abortion in Rural Center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7, No. 2 (June 2001), pp. 259~281; Elisabeth J. Croll, Endangered Daughters: Discri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1); Shuzhou Li, Chuzhu Zhu and Marcus W. Feldman,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l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A County Study,”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No. 36 (January 2004), pp. 83~109; Gilles Pison, “Fewer Births, But a Boy at All Costs: Selective Female Abortion in Asia,” Population and Societies, No. 404 (September 2004), pp. 1~4；原新、石海龍，「中
國出生性別比偏高與計畫生育政策」，頁11~17；吳擢春、黎楚湘、勵曉紅，「影 響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直接原因的隊列實證研究」，中國人口科學（北京），第3期 （2005年3月），頁38~43；韋豔、李樹茁、M. W. Feldman，「中國農村的男孩偏 好與人工流產」，中國人口科學（北京），第2期（2005年2月），頁12~21；張仕平、 王美蓉，「性別價值觀與農村出生嬰兒性別比失衡」，人口學刊（長春），第2期（2006 年2月），頁13~18；郭維明，「文化因素對性別偏好的決定作用」，人口學刊（長 春），第2期（2006年2月），頁8~12；蔡菲、黃潤龍、陳勝利，「影響出生性別比 升高的社會濟大化背景研究－2000年全人口普查縣級資料多因素分析報告」，人 口與發展（北京），第14卷第2期（2008年2月），頁48~53。 29. 穆光宗，「近年來中國出生嬰兒性別比升高、偏高的理論解釋」，頁48~51；顧寶 昌，「我對出生性別比問題的認識」，市場與人口分析（北京），第13卷第2期（2007 年2月），頁36~39。 30. 原新、涂肇慶，「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偏高之分析」，頁147~181；原新、石海龍， 「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與計畫生育政策」，頁11~17；原新，「中國出生性別比偏 高是多因素綜和之結果」，人口與發展（北京），第14卷第2期（2008年2月），頁 30~337。 31. 參見張翼，「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的失衡：原因與對策」，社會學研究（北京），
驗 上 缺 乏 支 持 。
32另 一 方 面 ， 許 多 論 者 可 能 混 淆 了 外 生 變 量
（exogenous variable）和內生變量（endogenous variable）之間的關
係，
「將男孩偏好、溺棄女嬰、超音波技術、選擇性人工流產、人
口政策這些屬於不同層次的因素，放在同一層面討論」
。
33準此，本
文嘗試提出一個分析中國大陸農村出生性別失衡的理論架構，將相
關的影響因素加以整合，並區分出內、外生變量之間的關係和相應
的結果，以期使吾人對此問題深刻理解。
肆、中國大陸農村出生性別比：一個分析架構
一些學者體認到人口政策和文化等外生因素對中國大陸出生
性別比偏高的根本影響，並提出相應的分析框架。
34但是，由於他
們仍未能真正釐清內生變量和外生條件，加之沒有全面考量到在經
濟發展相對落後、以及缺乏相關替代性資產的社會經濟環境內，農
戶的生育行為在計畫生育政策的衝擊下存在性別上強烈的「邊際」
考量，以致使論者只能以猜測或間接的方式指出外生的人口政策對
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影響。例如，喬曉春曾這樣表述：
「…如果生育
數量減少是導致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原因，而且生育政策在中國同時
又是生育數量減少的最重要原因，自然生育政策也就是導致出生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6期（1997年6月），頁55~68；郭志剛，「對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別比的分層 模型分析」，頁20~31；陳友華，「僅僅性別偏好不足以導致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 人口與發展（北京），第14卷第2期（2008年2月），頁27~30；喬曉春，「中國出生 性別比研究中的問題」，江蘇社會科學（南京），第2期（2008年2月），頁158~164。 32. 參見張二力，「從『五普』地市數據看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和嬰兒死亡率性別 比的影響」，頁11~18；陳友華，「關於出生性別比的幾個問題－以廣東省為例」， 頁86~94；郭志剛，「對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別比的分層模型分析」，頁20~31。 33. 喬曉春，「中國出生性別比研究中的問題」，頁159。 34. 喬曉春，「性別偏好、性別選擇與出生性別比」，中國人口科學（北京），第1期（2004 年1月），頁14~22；楊書章、王廣州，「生育控制下的生育率下降與性別失衡」， 市場與人口分析（北京），第12卷第4期（2006年4月），頁18~28；周長洪，「出生 人口性別比異常的技術與政策因素分析」，人口研究（北京），第3卷第1期（2006 年1月），頁46~48；李樹茁，「生育政策、男孩偏好與女孩生存：公共政策的取向 與選擇」，人口與發展（北京），第14卷第2期（2008年2月），頁23~27。別比升高的原因」
。
35本節，我們提出一個包括外生的人口政策和社
會環境因素、內生的操作手段以及相應的社會後果之分析架構（見
圖五）
，
36希冀為闡釋中國大陸農村地區出生性別比和女嬰死亡率偏
高的原因建立討論基礎。
外生的人口政策和社會環境因素 內生的操作手段 社會結果 強制性的人口計 畫生育政策 選擇性人工流產 出生性別比明顯偏高 社會環境衍生之 男孩偏好觀念 女嬰隱匿不報 溺嬰、棄嬰 女嬰死亡率明顯偏高 超生嬰兒圖五：中國大陸農村出生性別比和女嬰死亡率：分析架構
一、說明
首先，對任何作出生育選擇之行為主體─中國大陸農村之農戶
而言，計畫生育政策是外生給定的（given）。同時，所謂「重男輕
女」或「男孩偏好」等文化稟賦、以及形塑這種文化的社會經濟環
境也是給定的，而這種社會經濟環境決定了不同性別嬰兒相對於農
戶的不同價值。在強制性人口政策對生育數量控制的衝擊下，不同
性別嬰兒對農戶之價值在「邊際上」
（marginal）的差異迅速加大，
由而產生「重男輕女」或「男孩偏好」的選擇。
「男孩偏好」本身
不是大陸農村嬰兒性別比偏高產生的充分條件，因為在沒有生育控
35. 喬曉春，「中國出生性別比研究中的問題」，頁161。 36. 一位匿名審查人提醒作者在分析架構中應突顯「社會環境因素」，作者對此表示 誠摯感謝。制的政策下，人們可以透過多生孩子達成生男目的。
37此外，若沒
有社會經濟環境因素衍生的「男孩偏好」
，計畫生育政策也不一定
致使出生性別比偏高。若農戶所得高、有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則
至少在經濟層面，農戶有其他資產可以替代「孩子」這一特殊資產，
「邊際上」不同性別之孩子帶給父母的價值也無明顯差別。
38因此，
是計畫生育政策和與產生「男孩偏好」的社會經濟環境共同導致了
中國大陸農村出生性別比明顯偏高的事實。
39其次，給定外生的政策與社會經濟環境決定的不同性別嬰兒在
「邊際上」的不同價值，農戶可以決定之變數（即內生變量）
，就
是選擇什麼樣的方式或手段來達到生育合意性別的嬰兒。準此，無
論是早期的女嬰漏報、瞞報及溺嬰、棄嬰，還是1990年代後通行的
選擇性人工流產，或者違法超生、多生，均是農戶在生育政策和社
會經濟環境限制下的理性選擇。其社會結果，就是嬰兒出性別比偏
高與女嬰死亡率偏高。
二、社會經濟環境與「男孩偏好」
傳統中華文化裡「男尊女卑」
、
「傳宗接代」等觀念對性別偏好的
影響背後，經濟因素往往居於主要地位。一般而言，孩子對父母的
價值或效用有三種：消費效用（consumption utility）
、勞動生產力效用
（labor productivity）和老年安全效用（old-aged security utility）。
4037. 馬瀛通、馮立天、陳友華、冷眸，「再論出生性別比若干問題」，人口與經濟（北
京），第5期（1998年5月），頁10~17；喬曉春，「性別偏好、性別選擇與出生性別
比」，頁14~22；周長洪，「出生人口性別比異常的技術與政策因素分析」，頁46~48；
陳友華，「僅僅性別偏好不足以導致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頁27~30。
38. Debraj Ray, Development Econom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08.
39. Rachel Murphy, “Fertility and Distorted Sex Ratios in a Rural Chinese County: Culture, State, and Polic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9, No. 24(December 2003), pp. 595~626.
40. Harvey Leibenstein,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Wiley, 1957), p. 249.
這些效用的獨特性只有在經濟發展水準低和社會處於落後狀態時
才更加突顯。因為父母缺乏可以替代孩子的資產，或者說，孩子沒
有與之相競爭的資本財（capital goods），例如勞動市場、土地、健
康保險及優渥之退休金等。
41另外，不同性別孩子對父母的價值會
有所差異。在許多落後地區和父系（patrilineal）傳統的社會，女兒
對父母的前述三種效用只存在於她早年時期，在其出嫁而失去家庭
成員身份後，女兒對父母的消費效用和勞動生產效用便停止。以父
母的老年安全效用而言，女兒幾乎沒有貢獻。事實上，許多情況下
女兒對父母的淨價值可能是負的。
42這些因素是「男孩偏好」的經
濟基礎。因此，在中國或者其他亞洲國家已經有悠久歷史的「男孩
偏好」
、
「重男輕女」等觀念，適應於落後的技術條件及社會經濟環
境。
43實行計畫生育政策下的中國大陸農村，經濟發展仍舊相對落後。
大陸農村地區經濟發展落後以及農民所得成長緩慢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首先，政府對農業的公共投入不足；
44其次，政府各項管制
政策（例如糧食強制收購與戶籍限制）造成農民稅費負擔沉重；
45第三，農村各種要素市場扭曲和發展受阻，例如農民沒有實質土地
41. Warren C. Robins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over Three Decades,”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1, No. 1 (March 1997), p. 66; Debraj Ray, Development Economics, p. 308.
42. Warren C. Robins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over Three Decades,” pp. 63~74; Isabelle Attane,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 Overview of Its Past and Future,”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Vol. 33, No. 1 (March 2002), pp. 103~113. 43. 喬曉春，「性別偏好、性別選擇與出生性別比」，頁14~22。
44. Yao, S. and Z. Liu, “The Determinants of Gain Production and Technical Inefficiencies in China, 1985~94,” Journal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 Vol. 49, No. 2 (June 1998), pp.
171~184；陳安平、杜金沛，「增加政府的財政支出能改善城鄉收入差距嗎？」，FED
Working Papers Series，No. FC20080164。<http://fed.ccer.edu.cn/pub/workingpaper/ 200810141121780958.pdf>
45. Ran Tao, Justin Yifu Lin, Mingxing Liu and Qi Zhang, “The Problem of Taxing Farmers in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31, No. 2~3 (August 2004), pp. 161~168.
產權（property rights）、
46農村金融市場受到抑制、
47農村勞動市場
扭曲。
48第四，計畫經濟時期發展起來的眾多國有部門仍然壟斷主
要產業，政府官員仍然保有計畫經濟時代「趕英超美」的思維，致
使中國大陸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相對不足，農民移轉出農業的速度
相對緩慢。
49最後，政府政策和各項福利措施的城市偏向（urban
bias），也不利於農民的所得成長。
50在此境況下，中國大陸農村地區農戶幾乎沒有可以與孩子相競
爭或相替代的資產，女兒在農業生產、養老或財產繼承上又處於相
對劣勢。
51因此，計畫政策對生育數量的強制性控制使得不同性別
嬰兒對父母的價值差異在「邊際上」迅速突顯和增強，
「男孩偏好」
46. James G. Wen, “The Land Tenure System and the Saving and Investment Mechanism: The Case of Modern China,” Asian Economic Journal, No. 11 (November 1995), pp. 233~259; Shouying Liu, Michael R. Carter and Yang Yao, “Dimensions and Diversity of Property Rights in Rural China: Dilemmas on the Road to Future Reform,” World Development, Vol. 26, No. 10 (October 1998), pp. 1789~1806.
47. Y. P. Chen, M. Liu and Q. Zhang,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Rural-Urban Inequality,” (2006).
<http://jlin.ccer.edu.cn/article/sort.asp?zhuid=7&typeid=32>
48. 李實，「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與收入增長和分配」，中國社會科學（北京），第2 期（1999年2月），頁16~33; D. Lu, “Rural-Urban Income Disparity: Impact of Growth, Allocative Efficiency and Local Growth Welfare,” China Economic Review, No. 13 (December 2002), pp. 419~429.
49. 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and Zhou Li,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6)；汪德華、張再
金、白重恩，「政府規模、法治水平與服務業發展」，經濟研究（北京），第6期（2007
年6月），頁51~65。
50. Dennis T. Yang, “Urban Biased Policies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 (May 1999), pp. 306~310; Aimin Chen, “Urbanization and Disparities in China: Challenge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No. 13 (December 2002), pp. 407~411；陸銘、陳釗，「城
市化、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與城鄉收入差距」，經濟研究（北京），第4期（2004
年4月），頁50~58。
51. Helen F. Siu, “Reconstituting Dowry and Brideprice in South China,” in Deborah Davis eds.,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165~188; Isabelle Attane,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 Overview of Its Past and Future,” pp. 103~113.
於焉產生。在沒有實施強制性人口政策前，性別偏好可以透過生育
數量的增加來實現。事實上，計畫生育政策前，大陸農村平均每對
夫婦生育6~7個子女，並沒有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問題。
52嚴格的人口
政策實施後，規定每對夫婦終生只能生育一孩。因農村地區反彈極
大，1984年之後，允許農村夫婦若第一孩是女嬰，可以在間隔4~5
年後生育第二孩，謂之「一孩半」政策，第三孩則嚴格禁止，故農
村出生性別比的偏高更多反應在第二胎的異常失衡。
53三、外生變量與內生變量的關係
圖五的分析架構，其背後的思考邏輯，是以農戶個人理性選擇
的角度出發，來探討農戶生育選擇之決策。對任一農戶來說，強制
性的計畫生育政策和各種政策造成的農村制度環境，是國家行為，
是單個農戶無法也無力改變的現實，因而這些變量對他們而言是外
生的（exogenous）。但是，農戶可以透過選擇或調整自己的生育決
策來應對外生的政策因素於自身利益造成的潛在不利影響。準此，
他們可以選擇是否超生嬰兒、是否遺棄女嬰、是否進行人工流產、
或者是否隱匿女嬰不上報等手段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這些操作
手段是農戶可以自行選擇的行為，因而是內生的（endogenous）
。由
於政策的衝擊對大部分農戶是相似的，故農戶生育選擇行為也會大
致相同，於是，就會出現出生性別比偏高、女嬰死亡率偏高的社會
結果。
52. 馬瀛通、馮立天、陳友華、冷眸，「再論出生性別比若干問題」，頁10~17；顧寶 昌，「我對出生性別比問題的認識」，頁36~39。 53. 王燕、黃玫，「中國出生性別比異常的特徵分析」，人口研究（北京），第28卷第6 期（2004年6月），頁27~33；原新、涂肇慶，「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偏高之分析」， 頁147~181；陳衛、宋健，「中國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頁84~88；陳勝利、顧法 明、蔡菲，「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對綜合治理出生性別比工作的啟示」，頁 22~33；楊菊華，「生育政策的地區差異與兒童性別比關係研究」，頁30~41。伍、人口政策對農村出生性別比的影響
人類生育行為的複雜性在於，它既有需求的考量，也有供給面
的 因 素 。
54完 全 以 建 構 在 消 費 者 需 求 理 論 基 礎 上 的 經 濟 方 法
（economic approach）分析生育行為並不適當。
55但是，至少在「邊
際上」
，以成本－收益考量生育行為是可行的。
56尤其是在社會經濟
條件處於較為落後狀態時，孩子作為獨特的「資本財」
，對父母的
消費、生產力和養老安全的效用更加突顯。
57這主要是因為父母缺
乏或不具有可與孩子相競爭的其他資本財或機制，例如土地、勞動
市場、退休金、社會保險或其他財富。
58同時，在許多落後地區和
父系傳統的社會，不同性別孩子對父母的價值也有所差異。女兒對
父母的效用在其出嫁後即停止，更典型的情況是，女兒對父母的淨
價值可能為負。
59同樣的情形反映在中國大陸農村。由於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和所
得較低，農戶沒有真正的土地產權，也沒有城市人口所具有的公費
醫療、退休金和社會養老保障體系，
60再加之女兒在農業生產、養
老及財產繼承等方面的相對劣勢，由而產生兒子相對價值較高的
54. Richard A. Easterlin, “An Framework for Fertility Analysi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Vol. 6, No. 3 (March 1975), pp. 54~63.
55. Harvey Leibenstei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Promising Path or Blind All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2, No. 2 (June 1974), pp. 457~479; Warren C. Robins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over Three Decades,” pp. 63~74.
56. Harvey Leibenstei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9, No. 1 (February 1975), pp. 1~31.
57. Harvey Leibenstein,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p. 249.
58. Warren C. Robins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over Three Decades,” pp. 63~74; Debraj Ray, Development Economics, pp. 308~313.
59. Warren C. Robins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over Three Decades,” p. 66; Isabelle Attane,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 Overview of Its Past and Future,” pp. 103~113.
60. Susan Greenhalgh, “Socialism and Fertility in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 510 (July 1990), pp. 73~86; Yi Zeng, Research on Aging and Famil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男孩偏好」
。
61強制性人口政策對生育數量實行嚴格控制後，
「邊
際上」不同性別嬰兒對父母的價值差異迅速增加。換言之，在農村
落後的社會經濟條件下，計畫生育政策使「邊際上」的女嬰價值迅
速降低，
「邊際上」的男嬰價值迅速提高。對農戶而言，男嬰現在
是比女嬰更具價值的「特殊資產」
。在人口政策和男孩偏好這兩種
外生條件的限制下，理性考量使農戶藉由胎兒鑑別技術進行選擇性
人工流產、超生、甚至溺棄女嬰等方式來保留和獲得男孩。因此，
若只允許生育一孩，則出生性別比必然偏高；若允許生育二孩，即
第一胎為女性時、可再生育第二孩，則第二孩的出生性別比也必然
偏高，此乃農村地區第二胎的性別比異常偏高的緣由所在。
準此，是計畫生育政策與農村落後經濟環境衍生的「男孩偏好」
共同導致了中國大陸農村出生性別比異常偏高。不實施計畫生育政
策，仍可能有「男孩偏好」
，但不一定會產出生性別比顯著偏高。
同樣，若沒有「男孩偏好」以及若農村的社會經濟發達，計畫生育
政策也不必然造成出生性比偏高。單純以「重男輕女」觀念作為中
國大陸農村地區出生性別比偏高主因的論點，忽略了全面實施計畫
生育政策（在1980年代初期）之前，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卻是基本
正常的事實。
62況且，同樣處於傳統文化的薰陶，難道城市人口就
沒有「男孩偏好」嗎？事實上，在城市只生一孩、農村可生兩孩的
政策下，城市地區第一孩的出生性別比遠高於農村地區。
63另外，
「重
男輕女」觀念在中國大陸是逐步減弱的。
64僅僅以政策因素考量出
61. Helen F. Siu, “Reconstituting Dowry and Brideprice in South China,” pp. 165~188; Isabelle Attane,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 Overview of Its Past and Future,” pp. 103~113.
62. 馬瀛通、馮立天、陳友華、冷眸，「再論出生性別比若干問題」，頁10~17。 63. Kang C. and Wang Y., “Sex Ratio at Birth,” in Theses Collection of 2001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Survey (Beijing: 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pp. 88~98.
64. 馬瀛通、馮立天、陳友華，出生性別比新理論與應用（北京：首都經貿大學出版 社，1998），頁95。
生性別比失衡的論述也忽略了沒有實施強制性人口政策的國家仍
有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現象。因此，現行之人口政策與農村社會經濟
環境衍生的「男孩偏好」兩者結合，構成中國大陸農村地區出生性
別比和女嬰死亡率遠超過正常值的根本原因。
針對前述分析，我們透過下述六個方面來論證政策因素對中國
大陸農村出生性別異常偏高的重要影響。
一、政策實施前與政策實施後農村地區出生性別比有明顯差異
我們以計畫生育政策全面嚴格推行的1984年為時點，檢驗計畫
生育政策前、後農村出生性別比的狀況。因缺乏1980年代之前農村
出生性別比的資料，我們藉由1984年以前的整體出生性別比作為比
較標的。表一說明了1984年以前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的狀況。可以
看出，出生性別比基本位於107
±
2的域值。勿庸與圖二中1984年計
畫生育政策實施後的農村地區出生性別比相比，即使與圖一的整體
情形相對照，政策前與政策後的出生性別比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
表一：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1940~1984）
年 份 出生性別比 1940~1949 109.7 1950~1959 106.8 1960~1969 107.1 1970~1979 106.3 1980~1984 107.6 資料來源：魏志純，「四十二年（1940~1981）來出生嬰兒性別比初探」，人口動 態（北京），第5期（1986年5月），頁12~18；張翼，「中國人口出生 性別比的失衡：原因與對策」，社會學研究（北京），第6期（1997 年6月），頁55~68；孫紅、桂江豐，「出生人口性別比異常原因的再 思考」，人口與計畫生育（北京），第5期（2008年5月），頁19~21。二、計畫生育政策對實施該政策的漢族人口出生性別比影響
較未實施該政策的少數民族大
雖然中國大陸境內的少數民族出生性別比自1980年代後也出
現升高的趨勢（見圖五）
，
65但以整體而言，未實施計畫生育政策的
少數民族之出生性別比偏離正常值的情形遠小於實施計畫生育政
策的漢族人口。
66中國大陸主要少數民族聚集區西藏、新疆與寧夏
等地的出生性別比一直處於103~107的正常域值。
67就具體的少數民
族而言，自1980年代以來，維吾爾族的出生性別比介於100~106之
間；回族出生性別比在1980~1990年間介於104~107，1990年代之後
出現偏離正常的情形，但未超113的限值；蒙古族的出生性別比自
1980年代以來在100~109之範圍內變化。
68這些數據均比漢族人口、
尤其是農村漢族人口的出生性別比為低。以中國大陸第五次人口普
查資料關於鄉村地區不同民族出生性別比的數據來看，2000年漢族
人口出生性別比為123.35，其他主要少數民族蒙古族、回族、藏族、
維吾爾族鄉村的這一比值分別為107.77、111.95、102.64、103.63，
遠比漢族農村地區出生性別比為低。
65. 其中，貴州、廣西的侗族、土家族、瑤族、壯族出生性別比很高。一般認為，這 與當地經濟貧困，且多山的地理環境所產生的農業生產方式對男性的大量需求有 關。張麗萍，「中國少數民族人口出生性別比問題研究」，西北人口（蘭州），第1 期（2006年1月），頁28~31；屈思敏，「農村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的成因」，統計 觀察（北京），第12期（2006年12月），頁89~90；黃玲花、梁樹春，「廣西農村出 生性別比偏高的趨勢分析及對策研究」，廣西財經學院學報（南寧），第21卷第1 期（2008年1月），頁18~21。 66. 張麗萍，「中國少數民族人口出生性別比問題研究」，頁28~31；張麗萍，「80年代 以來我國少數民族出生性別比與生育水平變化的歷史回顧」，人口與經濟（北 京），第5期（2006年5月），頁66~70。 67. 陳衛、翟振武，「1990年代中國出生性別比：究竟有多高？」，人口研究（北京）， 第31卷第5期（2007年5月），頁1~8；劉爽，「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失常及其思 考」，甘肅社會科學（蘭州），第6期（2007年6月），頁7~12。 68. 張麗萍，「中國少數民族人口出生性別比問題研究」，頁28~31；張麗萍，「80年代 以來我國少數民族出生性別比與生育水平變化的歷史回顧」，頁66~70。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982 1990 2000 年 份 出 生 性 別 比 漢族 少數民族 資料來源：張麗萍，「中國少數民族人口出生性別比問題研究」，西北人口（蘭州），第1期（2006 年1月），頁28~31。
圖五：中國大陸境內漢族與少數民族出生性別比：三次人口普查之比較
三、計畫生育政策對農村地區低所得農戶的出生性別比失衡
影響大
Marjorie與Yang利用「中國1992年家庭經濟與生育10省市抽樣
調查資料」檢驗政策與生育率的關係。
69他們發現，那些對超生嬰
孩的處罰越重的農村地區，女性生育孩子的數目也顯著地越少，且
對低所得農戶的衝擊更大，顯示計畫生育政策對貧困農村地區有重
大影響。根據本文的分析，在經濟越不發達的條件下，
「兒子」在
「邊際上」對父母的價值越大，則政策強度越大，出生性別比偏差
越大。雖然有研究顯示1990年代之前大陸貧困地區的出生性別比偏
差不顯著，
70但其統計並沒有區分少數民族和漢族人口。最近的研
究發現，農村出生性別比異常偏高的主要地區之一是那些社會經濟
69. Marjorie McElroy and Dennis T. Yang, “Carrots and Sticks: Fertility Effects of China’s Population Polic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0, No. 2 (May 2000), pp. 389~392.
70. 李榮時，「貧困地區出生性別比分析」，中國人口科學（北京），第6期（1997年6 月），頁1~7。
相對落後的地區，這些地區多是山區、丘陵且多屬於該區域的邊緣
地帶。例如，河北的張家口、江蘇徐州、山東濟寧與荷澤、廣東海
南行政區、四川達川、安徽太湖與宿松等地區。
71四、計畫生育政策的細微差別或調整對出生性別比有重大衝擊
若計畫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沒有顯著影響，則執行「一孩半」
政策地區與執行「二孩」政策地區之出生性別比沒有顯著差異；或
者，執行「一孩半」政策地區與執行「二孩」政策地區在女嬰死亡
率上沒有顯著差異；以及，執行「一孩半」政策地區與執行「二孩」
政策地區在選擇性人工流產方面沒有顯著差異。
1997年，廣東省的生育政策由原來「城市一孩，農村二孩」改
為「城市一孩，農村一孩半」
，為研究人口政策對出生性別比的影
響提供了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
。陳友華的研究表明，政策
調 整 前 的
1995 年 ， 廣 東 省 1~3 孩 的 出 生 性 別 比 分 別 為 107.00 、
125.99、155.27；而生育政策調整，1~3孩的出生性別比分別為
107.00、140.27、181.17。
72簡言之，1~3孩的出生性別比由政策調
整前的120.09增加為政策改變後的124.74，共提高了4.65%。若以全
體的出生性別比來衡量，人口政策調整前的1995年出生性別比為
123.31 ， 而 調 整 後 的 2000 年 出 生 性 別 比 為 130.30 ， 五 年 間 增 加
6.99%。其中，出生性別比增加量中的66.52%由政策因素造成。顯
見，人口政策的調整對出生性別比影響重大。
郭志剛、張二力的研究也發現，2000年執行一孩半政策和實行
二孩政策地區的出生性別比分別為124.7與109.0。
73張二力進一步發
71. 劉爽，「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失常及其思考」，頁7~12；石慶寨，「欠發達地區 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攀高的影響因素分析」，中共合肥市委黨校學報（合肥），第 2期（2007年2期），頁49~51；王森，「中國人口性別比偏高的成因與影響分析」， 石家莊經濟學院學報（石家莊），第31卷第3期（2008年），頁18~22。 72. 陳友華，「關於出生性別比的幾個問題－以廣東省為例」，頁86~94。 73. 張二力，「從『五普』地市數據看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和嬰兒死亡率性別比的 影響」，頁11~18。現，於該地區農村實行一孩半政策的省、市，其人口佔全中國大陸
人口的70%，出生性別比與女嬰死亡率偏差程度也最為嚴重；而該
地區農村實行二孩政策的省、市，人口佔全大陸人口的10%，其出
生性別比最低且女嬰死亡率偏差程度適中。
74具體而言，執行一孩
半政策地區2000年的女嬰死亡率偏離正常值比例高達99.9%，是實
施二孩政策地區的1.75倍。另外，在選擇性人工流產方面，曾毅證
明，執行一孩半政策地區第一孩為女嬰的夫婦大約19%做性別鑑定
並流產女嬰以保證第二孩生男，而實施二孩政策地區這一比例僅為
4.6%。
75五、人口政策與男孩偏好文化的結合，使生育孩次越高，性
別比偏離越高
根據本文的討論，計畫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的影響主要發生在
「邊際上」
。因此，給定只能生育二孩，若第一孩為女性，則第二
孩是男性的比例越高；若第二孩也為女性，則超生嬰兒是男性的比
例越高或性別比偏差越高。所以，我們可透過計畫生育政策對生育
數量的規定，來衡量政策對出生性別比的效果。中國大陸大部分農
村地區實施的是所謂「一孩半」生育政策，故不同性別孩子對父母
的價值差異主要表現在第二孩。由表二可以看出，第二孩的出生性
別比在1980年代之後顯著升高。第三孩及以上的出生人口極少且屬
違法超生，其出生性別比偏高更嚴重。Greenhalgh、張二力、郭志
剛、陳衛和翟振武的研究表明，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偏高主要由第
二孩次之出生性別比的偏高導致。
76 74. 張二力，「從『五普』地市數據看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和嬰兒死亡率性別比的 影響」，頁11~18。 75. 曾毅，「關於我國生育政策調整時機與方案的探討」，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討論稿，No. C2006016。<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24932> 76. Susan Greenhalgh, “Controlling Births and Bodies in Village China,” pp. 3~30；張二力，「從『五普』地市數據看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和嬰兒死亡率性別比的影響」，
表二：中國大陸不同孩次之出生性別比
孩次 年份 第二孩 第三孩及以上 1982 107.2 113.1 1987 117.3 120.1 1990 121.3 125.3 1995 141.1 154.3 2000 151.9 160.3 2005 143.2 152.8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資料、中國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 註：1982年、1990年、2000年為人口普查數據；1987年、1995年與2005年為1%人口抽樣調查資 料。六、不同的政策對人工流產比率與胎兒性別比鑑別率影響重大
本文指出，計畫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的影響主要發生在「邊際
上」
。給定中國大陸大部分農村地區實施一孩半政策，則已生育一
孩之女性，其人工流產可能性高。這是因為，生育行為不僅僅是父
母為了對子女服務（child-services）的需求，也是與成人間的生理
渴望有關。
77因此，當生育行為不符合強制性人口政策的要求（例
如間隔年數）
，則女性人工流產的風險增加。Tu與Smith對中國大陸
北方四縣的農戶調查顯示，已生育一孩的懷孕女性且實行人工流產
者中，
82%是因為不附合官方規定的生育第二胎的間隔年數所致。
78另一方面，人口政策和社會經濟環境衍生的性別偏好，對「邊
際孩子」之性別比衝擊大。故而，沒有生育任何孩子時，人工流產
比率低；若第一孩為女性，則人工流產、胎兒性別比越低或非法胎
兒性別鑑定比例越高。喬曉春的研究發現，在第一次懷孕的女性
77. Warren C. Robins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over Three Decades,” pp. 63~74.
78. Ping Tu and Herbert L. Smith, “Determinants of Induced Abortion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in Four Counties in North China,” pp. 278~286.
中，選擇人工流產的僅佔樣本懷孕人數的3.78%。同時，第一孩的
性別對人工流產有顯著影響。
79根據韋豔等對漢族農村已婚女性的
大樣本實證分析，在1980年代前，第一孩為女嬰的女性懷孕後人工
流產的風險與第一孩為男性的婦女沒有顯著差別；在1980年代後，
這種性別效果顯著增加，相對機率高出58.4%。
80Chu對中國大陸中
部地區某縣的研究發現，孩次性別為是否使用超音波技術鑑別胎兒
性別的重要決定因素。若第一孩為男性，對第二胎做性別鑑定的比
例約40%；若第一孩是女性，70%的婦女懷孕第二胎時會使用超音
波技術進行胎兒性別鑑定。相應的，Chu也發現，若第一孩是女嬰，
則人工流產胎兒性別比顯著偏低。換言之，女胎被流產的風險極
大，在其調查中，女胎被流產的可能性是男胎的20.48倍。
81陸、進一步討論
本節，我們針對兩個常常被用來反駁人口政策是中國大陸出生
性別比偏高重要因素的事實加以討論。
一、為何人口政策更嚴厲的城市地區出生性別比偏差沒有政
策相對寬鬆的農村來的嚴重呢？
在討論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與生育政策的關係時，常常被詰問
的是，若計畫生育政策是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原因，為何人口政策更
嚴厲的城市（只允許生一孩）出生性別比偏差，沒有比政策相對寬
鬆的農村（允許生二孩）來的顯著呢？
82根據本文的分析，我們認為主要原因在於：首先，對許多城市
79. 喬曉春，「中國婦女人工流產狀況分析」，人口研究（北京），第26卷第3期（2002 年3月），頁16~25。 80. 韋豔、李樹茁、M. W. Feldman，「中國農村的男孩偏好與人工流產」，頁12~21。 81. Junhong Chu, “Prenatal Sex Determination and Sex-selective Abortion in RuralCenter China,” pp. 259~281.
82. 原新、涂肇慶，「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偏高之分析」，頁147~181；原新、石海龍，
夫婦而言，大都受僱於政府機構或相關國有產業部門、且城市社會
經濟發展程度較高。
83他們具備可以與孩子相競爭或可替代的資本
財，例如社會保險體系、公費醫療、退休金等。
84因此，即使實施
嚴格的一胎化政策，相對而言，
「邊際上」不同性別孩子帶來的價
值或效用不會產生太大的差異。其次，中國大陸自1986年就全面禁
止胎兒性別鑑定，由於政府對城市的監管相對更容易且更嚴格，
85使
城市夫婦即使偏好生男，也較困難於事前進行性別甄別。
86實際上，由於城市實施更嚴格的一胎化政策，城市居民的男孩
偏好主要反應在第一孩。與農村相對寬鬆的人口政策相比，城市地
區第一孩的出生性別比明顯高於農村地區。以1980~2001年第一孩
的出生性別比為例，城市地區為113，農村地區僅為105。
87只是由
於農村地區第二孩性別比異常偏高，且農村人口眾多，使平均的農
村出生性別比顯著高於城市地區。
8883. Justin Yifu Lin, F. Cai and Z. Li,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
84. Susan Greenhalgh, “Socialism and Fertility in China,” pp. 73~86; Isabelle Attane,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 Overview of Its Past and Future,” pp. 103~113. 85. 作者於2010年初在深圳市田野調查中的一個案例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這一點。深
圳市中國農業銀行某分行的一位女性員工，因為超生（第二胎）而被開除（名義
上是自動離職）。考量到中國大陸國有金融部門的高工資與高福利，以及高進入
門檻（在前一次深圳市中國農業銀行的招聘中，1100人應徵僅80人錄取），違反 計畫生育政策而被開除的潛在損失不可謂不大。
86. Judith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2.
87. Kang C. and Y. Wang, “Sex Ratio at Birth,” pp. 88~98.
88. 另外，中國大陸近年來的農村稅費改革，廢除了農業稅和大部分的「三提五統」 收費，造成基層鄉鎮政府的財政收入銳減。在中央或上級的移轉支出不足以應付 鄉鎮政府花費的情況下，基層政府很可能以其他管道增加財政收入。其中，鄉鎮 政府與農戶議價或合謀，藉由超生嬰兒（由而可能造成出性別比增加）來收取超 生罰款，已經成為一些基層政府額外的收入來源。相關的討論可參見：田先紅， 「農村計畫生育30年－兼談稅費改革對農村計畫生育政策的影響」，華中科技大 學學報（武漢），第22卷第1期（2008年1月），頁115~117；曹海濤、柯朝斌、楊 宜勳，「超生罰款果真能控制人口成長嗎?」，發表於2010年台灣人口學會年會、 社會發展指標及時空人口學研究聯合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台灣大學，2010 年4月29~30日），頁1~25。作者衷心感謝一位匿名審查人提示作者對這方面問題
二、出生性別比偏高在中國大陸和其他亞洲國家及地區是普
遍現象？
有學者指出，出生性別比偏高在中國大陸和其他亞洲國家及地
區均出現，是普遍現象。韓國、新加坡、台灣、印度、孟加拉、巴
基斯坦等地都經歷過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導致的出生性別比偏
高，欲以此來間接證明中國大陸的計畫生育政策不是造成出生性別
比明顯偏高的根本原因。
89首先，在邏輯上，無強制性人口政策，
並不能成為中國大陸計畫生育政策不會導致性別比偏高的證據，這
只能說明「出生性別比的偏高可能不受計畫生育政策影響，但並不
能證明其一定不受計畫生育影響」
。
90其次，以受重男輕女文化氛圍影響的地區、因總生育率迅速下
降而造成出生性別比升高觀點，是「把對社會現象的表象描述和導
致其發生的本質內因混為一談」
。
91實質上，造成總生育率下降的原
因很多，諸如饑荒、強制性政策對生育數量之控制、嬰幼兒扶養成
本的增加、女權運動的興起等等。如何分門別類、找出真正的原因
則需要合理的分析架構。同時，中國政府於1960年代中期已在部分
城市推行計畫生育政策試驗，而1970年代初期開始在全大陸普遍實
施，使中國大陸的出生率由1969年的3.43%急降至1979年的1.78%，
十年間下降近一半，但出生性別比並沒有超過102~107的值域範
圍。換言之，中國大陸的總和出生率下降在全面實施計畫生育政策
之前即已出現，
92但那時的出生性別比並未異常。顯然，總合生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注意。89. Gu, Baochang and Krishna Roy,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Other Areas in East Asia: What We Know,” pp. 17~42；原新、石海龍，「中國出生性別比
偏高與計畫生育政策」，頁11~17。
90. 喬曉春，「性別偏好、性別選擇與出生性別比」，頁15。 91. 張翼，「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的失衡：原因與對策」，頁60。
92. Therese Hesketh, L. Lu and W. X. Zhu, “The Effect of China’s One-child Family Policy after 25 Year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Vol. 353, No.11 (September 2005), pp. 1171~1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