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日關係中的「日本文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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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15-291

臺日關係中的「日本文化論」

徐興慶 *

摘要

十九世紀後半至今，因為臺灣與日本之間在外交及政治關係的變遷，臺灣人從被植民者或對等國民的角度，對日本的文化、社會的認知上，產生了極大的變化。從時代劃分而言，臺灣與日本的關係可分為殖民時期（ 1895 － 1945 ）、有邦交時期（ 1952－ 1972 ）、無邦交時期（ 1972－迄今）等三個時期。本文所謂「日本文化論」的定義是（ 1）以臺灣人的國家認同為對象，論及日本文化的異與同為範疇，（ 2）其廣義的解釋涵蓋對日本人的思想、植民行為、生活式樣及外來文化之攝取。而知識份子的國家認同，是指臺灣出身的學者、作家、政治人物，在其專書、論文或隨筆的內容對日本所做的批評與認同。本文從「異化」與「同化」的視野，分析上述三個時期，臺灣知識份子認知「日本文化論」之意涵及變遷關係。同時探討「日本文化的認知變遷與臺日關係之關連性」、臺灣知識份子眼中的「日本文化」，以及在不同時期的變遷中，認知「日本文化」之異同為何？關鍵詞：臺日關係、日本文化論、同化、異化、植民統治 * 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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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of Japanese Cultur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Shyu, Shing-Ching *

Abstract

Since the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situ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become different,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perceptual knowledge of Taiwanese toward Japa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from the latter half of 19t h century till now.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895-1945), the Period with diplomatic relations (1952-1972), and the Period without diplomatic relations (since 1972).

“The Theory of Japanese Culture” in this paper means: 1. narrowly speaking, centering on the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Taiwanese, and focusing our attention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Japanese culture, 2. broadly speaking, including Japanese thoughts, colonialism, life style and their absorption of foreign cultures. And the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means the criticism and identification of Taiwanese scholars, writers and political men toward Japan in their books, papers, and essay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lication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theory of Japanese culture in the eyes of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from the standpoints of dissimilation and assimil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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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to survey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perceptional changes and the relations of Taiwan and Japan.

Key words：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the theory of Japanese culture, assimilation, dissimilation, colonial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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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関係における『日本文化論』をめぐって

徐興慶 *

要旨

十九世紀の後半から今日までの間、台湾人の日本文化・社会に対する見方には日台関係の変遷に伴う大きな変化があった。この時代は日本植民地期（ 1895－ 1945）、国交がある時期（ 1952－ 1972）、国交がない時期（ 1972－現在）に分けられる。三つの時期を通して、台湾人が認識する「日本文化論」がどう生じ変容したかについて、「異化」と「同化」という視点を含めて考察して行きたい。本論で考察の対象とするのは、台湾出身の学者・作家・政治家によって書かれた単行本や論文・エッセイであり、その中で述べられた日台関係と「日本文化論」の関わりから、その認識変遷や日本批判における選択的・主観的な側面を考察する。また、ここで取り上げる「日本文化論」の範疇は、台湾の知識人にとっての「文化的な認識変遷と日台関係の関連」、「日本文化の性格」、「日本という国の位置付け」であり、今までの様々な論考を比較しながら変化と異同を見出そうと考える。なお、「日本文化論」とは、（１）台湾人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の対象としての「日本文化」を論じるもの、（２）広義の解釈として、日本の台湾植民統治さらにその後に生じた諸問題について台湾の知識人または日本人の観点から論じられた日本論、と定義する。キーワード：臺日関係、日本文化論、同化、異化、植民統治 * 台湾大学日本語文学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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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關係中的「日本文化論」

徐興慶

前言十九世紀後半迄今，因為臺日關係的變遷，臺灣人從被植民者或對等國民的角度，日本的文化、社會的認知都產生了極大的變化。從時代劃分而言，臺灣與日本的關係可分為植民時期（ 1895－ 1945）、有邦交時期（ 1952－ 1972）、無邦交時期（ 1972－迄今）等三個時期。本文主要從「異化」與「同化」的視野，探討臺灣的知識份子在這三個不同的時代潮流中所認知的「日本文化論」。本文主要選擇臺灣出身的學者、作家、政治人物，在其專書、論文或隨筆中，與臺日関係中的「日本文化論」之相關內容作為探討的對象，旨在分析作者認知「日本文化論」的意涵中所提出的批評與認同。藉由比較相關研究的論考，探討「日本文化的認知與臺日關係變遷之關連性」、「日本文化的本質為何？」以及「如何定位日本這個國家」等三個主體。本文所謂「日本文化論」的定義是指：（ 1）以臺灣人的國家認同為對象，並論及日本文化的異與同為範疇；（ 2）從廣義的解釋，就過去日本對臺灣植民統治所衍生的各種問題，臺灣的知識份子或日本人所提出的日本論點。一、對植民統治的日本語教育之肯定與否定臺灣被植民時期，日本的教育學者伊澤修二（ 1851－ 1917）從 1895 年（明治 28 年） 7 月 26 日開始，集合臺灣人子弟在士林的芝山岩開始教授日本語，此為臺灣日本語教育之濫觴。 1 爾後，臺灣日本語教 1_{蔡茂豊：《中国人に対す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自費出版， 1977 年），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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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發展，如同蔡茂豊教授的分析，經歷了模索時代（ 1895－ 1919）、確立時代（ 1919－ 1921）、「内台」（臺日）人共學時代（ 1921－ 1943）、義務教育時代（ 1943－ 1945）等幾個時代的變遷，而發展至目前臺灣的日本語教育現況。 2 但是日本因二次大戰敗北，於 1945 年 10 月撤離臺灣，政權改由蔣介石率領的國民黨接收。當時因為蔣介石政權實施禁止說日語的統治政策，因此，臺灣的民眾自 1949 年（民國 38 年）以後即面臨由原來的「國語（日本語）」轉換為另外一種「國語（中國語）」的學習困境。表面上臺灣人在公眾場合雖然說中文，而日語在臺灣的社會看似消失，但是私底下他們除了說台語、客家語及原住民語言外，仍然繼續參雜說著被臺語化的日語。出身臺灣，曾任東京女子共立大學的張良澤教授（現任臺灣真理大学教授）指出：「日本在臺灣實施五十年日本語教育的成果，致使七成以上的臺灣人使用日語，完成了「內地（日本）延長」的政治政策」。 3 又說：「日本植民臺灣雖然促進了臺灣的近代化，但是臺灣人也因此付出了慘痛的代價」。 4 究竟，日本語教育對臺灣人有何幫助？是幸或是不幸？對於今天在臺灣社會所產生的諸多「對日觀」現象，知識份子們的意見仍然持續的發酵，有贊成與否定的不同論點。此外，我們也經常看到因為語言的轉換，致使臺灣民眾對於認同（ Identity）這個思維，產生了徐緩的轉向。約在一世紀以前，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後藤新平（ 1857－ 1929）曾擔心充實臺灣的教育會提高臺灣人的民族意識，助長對植民政權的抵抗運動發生。直到今天，前總統李登輝先生認定臺灣推行日本語教育是奠定臺灣發展的基礎，獨派的實業家蔡焜燦先生、許文龍先生等 19。 2 前引蔡茂豊著書，頁 22 － 73 。 3 張良澤：〈台湾語になった日本語〉（東京：《月刊しにか（ S IN I C A）》， 1990 年 4 月創刊号），頁 80。根據昭和 17 年（ 1942）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發行《日本情勢》的統計，當時臺灣人口 5,682,233 人當中，已經有 3,239962 人的「國語解者」，佔總人口數的 57.02%。到了昭和 19 年（ 1944），即日本投降的前一年，約有 420 萬以上的臺灣人使用日語。 4 前引張良澤論文，頁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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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咸認為它是有助於臺灣法治及教育制度的整備。此外，旅日臺灣獨派的知名作家‧人權鬥士黃文雄先生更非常肯定的說：「臺灣人因為獲得了共通的日本語，彼此有了認同，也因此得重生為近代人」。5 對此，臺灣也有不少學者持否定的看法，不過日本語教育實施確實給臺灣社會及民眾帶來很大的變革。（一）肯定論與否定論以下就日本語教育的贊成論、否定論及語言轉換所衍生的認同問題，針對伊藤潔教授、蔡茂豊教授、許介鱗教授、戴國煇教授的相關論點作分析。【肯定論 1】：日本對臺灣人實施日本語教育的理由在於培養近代産業的勞動者及生產技術者，尤其是植民統治下的近代化，若無充實的教育，就沒有 1970 年代臺灣經濟的起飛與發展，臺灣的近代化還會再往後延。 6 （伊藤潔）【肯定論 2】：日本統治臺灣最大的「遺產」是對於鐵路、港灣、水壩等軟體面的教育整備，若無這些刺激，臺灣人要覺醒作為現代的市民，或許會嚴重落後。植民統治下的臺灣，與日本的官吏和警察相較，大體上，教師具有強烈的使命感及優越的人格，獲得了敬愛與信賴。 7 （伊藤潔）【否定論 1】：日本的植民統治，一直對臺灣人有差別待遇，在植民地並沒有真正的培養臺灣的人才。再看日本統治時代的高等教育，日本人與臺灣人的學生人數有相當大的差距（參閱表一），例如臺北帝國大學的高等教育，雖然以臺灣人繳的稅金來經營，但大部分還是以教育日本人學生為主，對臺灣人學生採取則嚴格的限制。蔣介石雖然獨裁，但在高 5 黃文雄：《中華思想の罠に嵌った日本》，（東京：日本文藝社，2002 年），頁 92。 6 伊藤潔：《台湾》，（東京：中公新書， 1 9 9 3 年），頁 11 7 。 7 同前引伊藤潔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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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方面，也不至於像日本一樣實施差別待遇的教育政策。 8 （許介鱗）【否定論 2】：日本統治時代的初等教育雖然比較普及，但也可以說是「奴才教育」或差別待遇。日本人進的是「小學校」，相對於此，臺灣人進的是「公學校（後來的國民學校）」，而且教材的內容也不同。臺灣人在國民學校，每天上課之前要背誦「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我從心理感謝」之類的內容，所以它是一種奴才教育，而且常被引導成「鬼畜米英」（意謂：英、美是如鬼畜般的殘酷國家）的思想教育。 9 （許介鱗）表一日據時期大學教育本省人與日本人學生之比例年代臺北帝國大學台中農林專校台南工業專校臺北經濟專校本省人日本人本省人日本人本省人日本人本省人日本人 1940 85 235 4 204 49 305 31 288 1941 61 196 1 160 51 319 73 284 1942 69 388 3 180 51 359 82 408 1943 69 384 6 274 68 566 108 399 1944 85 268 14 249 109 643 123 313 資料來源：（《台湾省五一年來統計提要》，頁 1214－ 1217）相對於前述的正反兩論，關於植民時期，「内地人」（日本人）與本島人（臺灣人）的差別教育問題，蔡茂豊教授以一位日本語教育專業研究者的立場，提出了「臺灣人的平等教育問題曾被持續的忽視」 8_{許介鱗：《臺灣史記》（續）巻四，（臺北：文英堂， 2001 年），頁 15。} 9 前引許介鱗著書，頁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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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論述。但蔡教授認為植民政府之所以分成日本人進小校，臺灣人進公學校，不全然是政治因素的考量，因為當時在臺灣接受初等教育的日本學生人數比例不高，若與臺灣學生「共學」，反有被「同化」之虞，因此一味的指責臺灣總督府的施政，有失客觀。蔡教授另外指出：日本在臺灣推行五十年教育，主要的不同是對日本人施以「國語」（日本語）教育，而對臺灣人子弟則是進行日本語教育的普及工作。 1 0 （二）語言的轉換與認同思維的變遷戴國煇教授出身於臺灣客家，到東京大學留學之後，任教於日本立教大學，是一位知名的歷史學者。他成長過程所接觸的語言環境是台語及客家語，同時也經歷被迫學日語及中文的世代。戴教授以一位經歷語言轉換的臺灣知識份子，在其《臺灣史研究》 1 1 、《臺灣結與中國結》 1 2 、《臺灣史探微－現實與史實的相互往還》 1 3 等著作中，提出諸多的回顧與評論。以下舉出二例，分析其論點。【楊逵的事例】：一位臺灣人作家的煩惱在強制使用日語的臺灣，除了具有特殊條件的少數臺灣人，會使用「北京官話（中文）」之外，想要從事文學創作，除了選擇日語之外，別無他途可循。實則，楊逵先生寫「送報伕」之時，並未學會北京官話，並且用閩南語也就是福佬話來表現文學作品幾乎不可能。除用日文來創作之外，別無他法。日本植民統治五十年間之文化上的影響，我以為從此一語言問題來思索，最能明瞭。 1 4 有關語言轉換的問題，戴教授曾經與楊逵及日本人內村剛介有如下的對話。戴：楊先生在臺灣回歸中國之後，才正式學習北京官話嗎？楊：是的。我被關在火燒島（緑島）二十年，在牢房中學的中文。後來又向我的孫學。還有，光復後我出版了用中文、日文印的《阿 1 0 前引蔡茂豊著書，頁 75 － 76 。 1 1 戴國煇：《臺灣史研究 - - -- 回顧與探索》，（臺北：遠流出版， 1 9 8 5 年）。 1 2_{戴國煇：《臺灣結與中國結》，（臺北：遠流出版， 1994 年）。} 1 3 戴國煇：《臺灣史探微－現實與史實的相互往還》，（臺北：南天書局，1999 年）。 1 4_{戴國煇：《臺灣史研究 ----回顧與探索》，（臺北：遠流出版， 1985 年），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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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正傳》，就是為了學習中國語。內村：這種書對日本人學習中文也適用的，但當時臺灣人卻只用來學中文，而且是用日文作媒介，楊先生之前出版的《阿 Q正傳》一定要在日本重印。 1 5 戴教授體會到，臺灣人長期在臺灣使用的日語，從 1945 年植民地解放之後，必須突然轉換成中文的學習難度，可以想像楊逵當時遭遇到語言轉換的困境。當然，被語言轉換所困擾者是多數的臺灣人，本文僅就楊逵的事例，描述當中歷史過程的一件個案而已。【評論 1】：我不禁想起在臺灣的菁英植民地中學的課程 , 那令人厭惡的「國語」（日語）課的情景。植民者經常貶低被植民者的行為方式和事物。換句話說，植民者非靠著貶低被植民者，他們將無法保持其優越感，安其統治地位。當然，每個人的母語和其他民族語言之間存有「差異」，但是，這種自然且本質性的差異即使是自然語音之間的，也必然地被扭曲為政治的或人為的事物來言及壓抑或受到貶低。 1 6 （戴國煇）【評論 2】：一旦語言被納入植民地體制的架構中，植民者的語言被推上主人且優勢語言的地位－－不管齊使用者之多寡。然而被植民者的語言＝母語則被凌辱和被逼廢棄。 … … 植民地體制下被植民方在語言方面禁抑的囚犯，不久即習慣性地認可了日語的價值優勢，在同胞之間也以能流利講植民者的語言＝日語而自負，反而接受了自己母語之低劣觀，甚至變得不想講自己的母語，比如閩南語或客家話，以及先住民的各種母語。 1 7 （戴國煇）（三）林茂生的國家認同與民族立場林茂生先生（ 1887-1947），臺灣臺南人，為臺灣第一個留學日本， 1 5 前引戴國煇著書，頁 232－ 233。 1 6 _{戴國煇：〈戰後臺日關係與我－尋求中日兩民族的真正有好關係〉，《臺灣結與} 中國結》，（臺北：遠流出版， 1994 年），頁 100－ 101。 1 7 _{前引戴國煇：}_{〈戰後臺日關係與我－尋求中日兩民族的真正有好關係〉}_{，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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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文學士。 1916年返台後，先後任教長老教中學、臺南商業專門學校教授。 1927年，林氏生以日本政府獎學生的身份，再赴美國哥倫比亞大學留學， 1929年 11月，以《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學校教育：其發展以及文化問題之歷史與分析研究》為題， 1 8 獲得的哲學博士學位，是臺灣人獲得哲學博士的第一人。 1 9 林氏是一位理論及實務兼具的教育學知識份子，他曾經因為中日戰爭而產與中國同舟共濟的想法，也因接受日本政府的栽培，並擔任「皇民奉公會」的文化部長，而一度被認為是「日本皇民」，又在國民黨治台期間，擔任「民報」社長，揭發陳儀政權的劣政，在 1947年的「 228事件」中罹難。 2 0 林氏經歷過複雜的臺灣歷史之變遷，因此本文也將曾為臺灣學者關注的林茂生之國家認同與民族立場作為分析的對象。林氏的博士論文是以日本植民臺灣的前二十年為研究對象，特別針對日本在臺灣如何進行學校教育，以實証分析為研究方法，提出近代民主主義的教育理念，檢討日本同化教育的缺失，並就教育活動中的文化衝突與融合的因素及影響，提出結構性的改進方法。有關日本植民臺灣的功過，林氏在其博士論文的序文中作了如下的敘述： 1895 年日本領臺之際，統治者已經認知當時的臺灣與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情況毫無兩樣。因此將其國內近代化過程的經驗帶到臺灣。至目前為止，在這個島上，花了約三十年的時間推 1 8

Mo s e i L in , p u b lic E d u c a tio n in F o r mo s a U n d e r th e J a p a n e s e A d min is t r a t io n ： A H lStO r ic a l a n d a n a A l yt i c a l Std d y o f th e D e v elo p me n t a n d t h e Cu tu r al P r o b le ms 。 N e w Yo r k , Co lu mb ia U n i v e r s i t y, 1 9 2 9 . 1 9 李筱峰《林茂生 ‧ 陳炘和他們的時代》，（臺北：玉山社， 1 9 9 6 年），頁 3 2 4 － 3 2 7 ，「林茂生年表」。 2 0 依林茂生次子林宗義云：「 19 4 7 年「 2 2 8 事件」發生，因為「民報」揭發陳儀政府劣政不遺餘力，林茂生當時擔任其社長，致為富居所思，於二月十一日被官方所派特務拉走後一去不回，時年不過六十。」（『臺灣新文化』第十三期， 1987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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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近代化。日本盡其所能，成功的改善了法與秩序、交通整備、經濟發展、生活品質的提升及衛生環境。 2 1 有關植民教育的問題，林氏認為：「教育的問題是大家批評日本最嚴厲的部分，但是在臺灣的歷史上，日本如此廣泛的完成高難度的教育制度，總不至於予以否認吧！」 2 2 點出了他承認日本植民治臺對近代化及教育有功的看法。對於日本植民臺灣的「過」，林氏則指出日本對台的同化教育是一種無視於臺灣人文化差異而強制執行教育；是要求受教者去接受一個自己從來不曾經驗到的異質文化。 2 3 林茂生在擔任臺南商業專門學校教授期間，於 1920 年（大正九年） 10 月 31 日慶祝天皇生日的「天長節」當天在《台南新報》發表了一篇〈國民性涵養論〉的應景文章。據李筱峰教授的研究，這篇文章的內容因涉及打擊當時臺灣人的民族立場問題，引起就讀東京商科大學留學生吳三連的不滿，當時吳三連身兼東京「新民會」的刊物《臺灣青年》編輯，就藉此刊物發表了〈文學士林茂生君書に呈す〉， 2 4 對林茂生的言論加以評擊。 2 5 林茂生發表的〈國民性涵養論〉，引發臺灣學界的探討。但這裡有三個關鍵問題，尚待釐清，（ 1）〈國民性涵養論〉其內容究竟為何？至今仍然無法全盤得知；（ 2）據吳三連的批評，引發爭議之處是林茂生發表「國家觀念皆無的臺灣人」等言論；（ 3）對於吳三連的攻擊，林茂生未做任何反駁。吳三連對林茂生的評論文章很長，以下僅節錄其關鍵之處的評語。 2 1 前引林茂生《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學校教育：其發展以及文化問題之歷史與分析研究》博士論文之序文。 2 2 同前引林茂生博士論文序文。 2 3 前引林茂生博士論文。 2 4_{吳三連〈文學士林茂生君書に呈す〉，《臺灣青年》（ 2 卷 3 號 1921.4.15.）。同} 雜誌 2 卷 5 號刊出中文版（ 1921.6.15.）。 2 5 前引李筱峰著書，頁 70 －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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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下謂「國家觀念皆無的臺灣人 … … 云云」者 ,其言出從七位高等官文學士林茂生君之本心與否 ,亦或將有買乎人之歡心 ,而輕率發之於餘興的 , 無意識之間乎。余願聞其真意焉 ,若因將買人之歡心而竟出乎餘興的無意識之間 ,而言之者 ,是非如何估笑置之可也。然果出諸足下本心之言歟 ,其自欺亦甚矣。否則欺我三百餘萬同胞而侮蔑無視更甚矣。 2 6 所謂「從七位高等官文學士」是吳三連暗諷林茂生任職植民政府派任的台南商業專門學校教授之「從七位」官職，地位高高在上。吳三連質疑的重點在於林氏發表「國家觀念皆無的臺灣人」打擊臺灣人的士氣與民心，是出於本意，或有不得已的苦衷，當然吳三連是希望林氏有所回應，但卻無下文。對此，尹章義教授引吳三連的評論，指說：「正在民族意識高漲的時期，林茂生以同化為日本人為榮而指責臺灣同胞不愛日本國，顯然是貪圖私利而忘了民族大義，受到吳三連、樵父二人站在民族立場大加撻伐可謂咎由自取」。 2 7 又說：「國民性涵養論」一文，文中以自己認同日本，被同化為日本人為榮，指責其他臺灣人拒絕學日本語、拒絕做日本人的作為是「國家觀念皆無的臺灣人」，林氏因此受到臺灣人強烈的批評。 2 8 尹教授指出：「林茂生事件」，具體反映了縱使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時代，臺灣人也有兩種極端對立的價值觀。縱使在臺灣總督府的高壓下，很多真正的臺灣人，也勇於表達他們對林茂生的不齒。 2 9 亦即尹教授對林茂生的國家認同有強烈的質疑。筆者認同日治時期臺灣人之間存在著兩種極端對立價值觀的說法。但針對吳三 2 6_{同前引吳三連：《臺灣青年》雜誌中文版。} 2 7_{尹章義：〈日治時代臺灣歷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臺灣史研究會第一屆學術研} 討會論文）， 1988 年 1 月 30 日。 2 8 尹章義：〈臺灣人的日本觀 - - -- 以日台關係史為軸心所作的探索〉，《歴史月刊》第 161 期， 6 月號，（臺北：歴史智庫出版， 2001 年），頁 38。 2 9 同前引尹章義《歴史月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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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尹章義質疑林茂生的民族立場，如前所述，關鍵在於〈國民性涵養論〉的史料內容，至今仍無法觀知其全文的來龍去脈，就如李筱峰教授所云：「吾人實難在兩造之間求一公允論斷」。但是對於林茂生的民族立場問題，也不盡然如尹教授所云：「林氏因此受到臺灣人強烈的批評」。舉例而言，本文下節即將探討草屯出身的台籍作家張深切（ 1904－ 1965），對林茂生國家認同的人格形象有如下的描述：林茂生是臺灣人首獲文學士頭銜的文學家 , 同時也是首任的高等文官 , 他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 , 頗受日人愛護 , 但不肯賣學問 , 不肯賣靈魂 , 更不肯出賣臺灣人。他被日本人認為有用的人材 ,… … 日人以為對他的特殊的禮遇 ,可能使他感恩戴徳 ,傾誠日本 , 詎料他熱愛他的民族 , 不屑就任行政官 , 而進入教育界 , 擔任了臺南高商的教授。 3 0 又據林茂生次子林宗義的口述：「小的時候父親堅持把他送到公學校就讀，而不讀日本人的小學校，在家禁止使用日語，父親拒不出任台北帝國大學文學院教授」 3 1 林茂生接受日本政府栽培，卻不願意擔任植民政府同化臺灣人的樣版角色，其作為引來植民當局的抱怨，從這裡也可窺知一些林茂生的民族立場。此外，對於林茂生的民族立場之爭議，李筱峰教授引述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東京大學出版會， 1984））、陳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臺北：時報文化，1995））、吳三連（《吳三連回憶錄》，（臺北：自立報系， 1991））、葉榮鐘（〈林獻堂先生年譜〉，載《臺灣人物群像》，（臺北：時報文化， 3 0 _{張深切《里程碑》第四冊，（臺中：聖工出版， 1961 年），頁 487。} 3 1 林宗義博士談「林茂生百歲紀念會」，（原載：《臺灣新文化》第十三期， 1 9 8 7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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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陳芳明（〈以喜悅之情紀念臺灣文化先驅者－林茂生〉，載《南方》雜誌，1987）等學者的解釋，為林茂生參加「皇民奉公會」的緣由及其民族立場辯護。 3 2 再從林茂生留日期間，曾與臺灣留學生共組的「高砂青年會」（後改名為東京臺灣青年會），揭櫫「涵養愛鄉心情，發揮自覺精神，促進臺灣文化的開發」之宗旨、參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等民族自治運動；林茂生在「皇民奉公會」的名單上，卻始終沒有改姓名。以上種種跡象顯示，林茂生具有非親日的國家認同觀，應該可以扳平少數人所質疑的民族立場。亦即林宗義的口述：「即使是對中國政權失望，其父卻始終沒有放棄以臺灣意識為本的漢民族思想」，這種說法應該可以獲得認同。但是臺灣在複雜的被植民之歷史變遷過程中，包括知識份子在內的被植民者，往往對自己的國家認同產生應該如何歸屬的掙扎現象，卻也是不爭的事實。二、從張深切的《縱談日本》看「日本文化論」張深切，臺灣南投縣草屯人，為日據時期臺籍作家。據其著作《我與我的思想》內容，十四歲以前他在草屯的日制小學唸書，因被日本老師禁止說台語，心生不滿而抗議，遭到被開除學籍的命運。此時張深切小小的心靈已背負著臺灣人被「同化」之苦悶與煩惱。當時臺灣的經濟是被日本覬覦、政治是被日本奪權，教育是日漸受日本同化；但是獨善其身者不少，與日抗爭者也不在少數。張深切也選擇了加入與日抗爭的行列。遭日制學校開除學籍一事，引發張深切日後愛臺灣的情操，以及由憎恨日本轉向欲免除日本人侮蔑，必須充分瞭解日本，培養知己知彼的求知方向發展。張深切遭開除學籍後，即隨當時臺中知識界聞人林獻堂赴日留學，早年曾受日本教育，他是日據時代台中文化城的思想人物。友人 3 2_{前引李筱峰著書，頁 78－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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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逸松先生稱張深切為「文明批評家」，他認為張深切足以代表在大正、昭和之臺灣日據時期的知識份子。另一友人王錦江先生則稱張深切為革命家也是思想家、哲學家、文學作家、批評家，而且又是戲劇、電影的劇作家、導演。張深切是反日民族運動的急先鋒，「廣東臺灣革命青年團」的重要角色，臺中一中罷課運動的指導者、「臺灣文藝」雜誌的主持人。「臺灣文藝」在日據時期曾經創造了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高潮，寫下了輝煌的一頁。張深切的《縱談日本》之內容主要呈現他所認知的日本民族性和日本精神，反映出當時接受日本文化的臺灣知識份子之批判思想，當時在臺灣，中國固有的優美文化並未開花結果，卻帶來了腐化的中國官僚主義。《縱談日本》為張深切的遺作。其友人洪尊元先生於 1965 年曾在臺北的「經濟世界」以「談中國說日本」為題連載。張氏逝世之後，洪先生再以《縱談日本》為題，代為發行。此書談論的範圍自日本開國至二次世界大戰失敗為止。如前所述，雖然張深切在年輕時，曾受到日本人侮辱，他極度反日，但對日本文化卻有好感，雖崇仰中國的固有文化，但對其不求進步，卻有顯著的不滿。《縱談日本》的內容可適度顯示當時臺灣知識份子對日本文化的認知與批判，從臺日關係的角度，亦足以觀知他評論「日本文化論」的依據。以下就檢視其對臺日關係中的「日本文化論」所作的描述。（一）對日本文化的評價有人說：日本的文化，從前是模仿中國，近代是學習於歐美，既無新穎，亦無特殊價值，不足為範；這種見解雖然未謂盡錯，但說沒有特殊價值，似乎言過其實。誠然日本文化多是模仿的，可是他們自戰勝清俄以後，便消化了模仿的文化，開始突飛猛進，這是不容否認的。我以為中國文化如果可以說是「經文化」，歐美可說是「緯文化」，那麼日本便可以說是「經緯文化」。 3 3 綜觀現在的日本固有文化，恰和日本「料理」一樣，都帶有原始 3 3 _{張深切：《縱談日本》，（臺北：泰山出版社， 1966 年），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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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味，而披上一重文明的表皮，形成特殊的日本性格；我以為原始野味能使人喚起思古之念，發出一種神秘的感情，而文明的體裁能掩飾粗野的痕跡，令人感覺到一種微妙的興趣。為什麼他們會養成這麼特殊的性格呢？我想第一是地理氣候和環境的關係，第二是文化形成的特殊關係，所以日本吸收中國文化的方式，和歐羅巴（歐洲）文化交流的情形有所不同的地方。 … … 然而日本與中國因為有一海之隔，而且古代的文化水準彼此相差甚大，日本忽然接觸到中國的高度文化，一時無法吸收，只好把中國文化廣披於日本文化的上面，實在骨子裡並沒有變化，於是就成為鍍金的型態了。近代日本輸入西洋文化，也是和古代輸入中國文化一樣，突然接觸到完全不同的新文化，受之猶恐不及，那裡還有咀嚼、吸收、消化的功夫，所以日本新文化的內部，還包藏者純粹的日本骨髓，脫不了原始的野性。 3 4 （二）被植民者的不滿日本軍閥看臺灣民眾對日本的統治沒有任何不滿的表示，以為臺灣民眾都心服日本，尤其在中日事變中，每有日軍勝利的消息傳來時，臺灣人都有很好的表現，例如「國防獻金」，或舉行慶祝酒會，化裝「支那元首要人等」加以種種的侮辱，遊街示眾，這些行為都無不表示對日本盡忠愛國熱忱，詎料這正是咬斷門牙連血吞的悲劇。臺灣人自被荷蘭及滿清統治以來，一直在恐怖政治之下過著奴隸生活，所以他們都很能應付他們的主人，以求苟全生命於亂世，不敢有何不滿的表現。 3 5 （三）日本的文藝文藝是否可以代表國民精神，姑且勿論，總之，文藝是文化圈裡的一個重要部分；誰也知道文藝不僅單指小說、詩歌、戲曲這幾部門，他應包括國學、歷史、宗教、隨筆、繪畫、雕刻等等 … … 。日本的近代文化，由其國力的發展，配合自由主義的風行，與政治教育的普遍，產生了無數的文人學者，造成日本為「現代國家」，他們的文化水準雖 3 4_{前引張深切著書，頁 97－ 98。} 3 5_{前引張深切著書，頁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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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還未能凌駕歐美先進國家，但其建設和發展都已能和他們並駕齊驅，這一點很能證明日本民族的能耐與優秀。 … … 日本文化能這樣迅速發展的原因，並不是他們的民族比我們優秀，只是他們的政治不是為統治而政治，肯真正為人民服務，很開明，所以文人學者都能發揮其才能貢獻國家，建設那麼偉大的文化，如果像戰前的軍閥壓迫言論，統一全國思想於「八紘一宇」和「大政翼贊」主義之下，把文化塑成一個定型，那麼文人學者必定因厭惡而消極，絕不能建設那麼廣泛的國家文化。 3 6 （四）日本的儒教日本開化之母可以說是宗教，沒有一種宗教不受儒教的啟發，但亦有人說：日本的生活形式，與其說是受儒教的影響，不如說是受道教的影響為大，對此我不想參加論爭，不過我很欽佩日人服膺儒教，比我們中國人較為徹底而得其中庸，尤其他們很能應用其教義適合於日本國體及經濟生活，這確實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3 7 張深切的《縱談日本》主要是論述日本人的民族精神與民族性，他以臺籍作家及一個被植民者的立場，從同時接受日本文化及中國文化者的角度，寫出綜合性的「日本情事」，內容有對日本文化的褒貶，也有對中國文化的批判，涵蓋的層面很廣。其論述雖然不是很深入，但具有獨自的思考論點，在 1960 年代的臺灣學術界，誠屬難能可貴。張深切受過日本教育，也到過日本留學，還到過中國內地，先後在上海、北平、廣州等地讀過書，與革命人士過從甚密，他一度從「想成為日本人」到發起臺灣獨立運動，到埋首致力寫作，其一生的起伏不可謂不大。 3 8 張深切對於國家認同的轉向，肇因於他從被植民的悲哀者角色轉化成不願國家滅亡，具有強烈的民族思想的愛國作家，自然具有一套自己的日本文化史觀。 3 6_{前引張深切著書，頁 68－ 69。} 3 7_{前引張深切著書，頁 81。} 3 8 張深切留有『日本文學傑作集（翻譯）』，（北京：新民印書館、 19 4 2 年），『臺灣獨立革命運動史略』，（臺中：中央書局、 1948 年）、『孔子哲學評論』，（臺中：中央書局、 1954 年）、『里程碑』，（臺北：聖工書局、 1960 年）等著作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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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聯想（一）王墨林的《後昭和的日本像》王墨林是臺灣所謂「外省人」的第二代，出生於台南，成長於嘉義的日本宿舍。他自稱為了要印證少年時期的日本經驗，並希望從歷史中的臺灣主體位置來瞭解一個完整的日本國家，因此於 1983 年至 1986 年赴日本留學。回臺灣之後，又數次前往日本訪問，這段其間，王墨林透過到日本的留學及相關歷史事件的體驗與接觸，將他所寫的文章集結出版了《後昭和的日本像》一書，內容是以一位文化評論工作者的角度，批評日本天皇制、檢視昭和史的戰爭與軍國主義的問題、介紹戰後高度經濟成長期的日本社會體制及影像文化、婦女運動等，涵蓋了日本文化及敏感的政治問題。小說家陳映真讀完《後昭和的日本像》之後，稱之有「空古足音」的感覺，在序文中更說此書是「在新植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中，學園、知識份子和文化、言論人的買辦化、反民族化，總是集中地從建制外的民眾知識份子的批評的視座中反襯出來」。陳理昂先生也稱此書富有執著的探索精神，勇於調查研究和開誠討論。 3 9 以下舉兩段王墨林針對日本戰後的影像文化發展與軍國主義復活的聯想評論。（二）從電影的發展審視日本軍國主義的合理化過程日本新生代雖然活在一個現代化、自由開放的環境，但他們仍被軍國主義的陰影所籠罩。也許他們厭惡戰爭，但是並不表示他們厭惡日本軍國主義殘殺了多少人類；也許他們反對軍國主義，但是並不表示他們反對日本軍人那種「寧為玉碎」的大和魂。這一切意識型態上的負化價值全都利用了大量的電視與電影，一一被合理化。近年爆發出來的「修改教科書」問題，根本不是件單一性事件，而是反映出這樣一個意識型態經過不斷異化性的擴大生產之後而呈現出的應然性。 3 9_{王墨林：《後昭和的日本像》，（臺北：稻禾出版社， 1991 年），頁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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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電影是以主觀的觀點反映客觀的現實心態，所以有人把電影當作社會學來探討，也有人把電影潮流當作社會意識型態來分析。在日本國內，中曾根「戰後總清算」的政治路線下，電影配合了「修改教科書」、「靖國神社公眾化」等歷史翻案行動，把戰爭與和平的意義攪成一團混沌。 4 1 王墨林認為有必要讓受過日本植民統治的島上人民，重新審視日本社會。他沈痛的責問：「日本為什麼非但棄戰後責任於不顧，反而處心積慮地通過各種手段，傾權力為血腥的昭和史翻案呢？是否明告世人戰爭還沒結束？兩顆原子彈真的炸不醒日本的帝國主義迷夢嗎？」 4 2 王墨林之所以如此憎恨戰爭與暴力，如此擔心日本軍國主義的復活，是因為高中時在學校看了一場「中國的怒吼」的中日戰爭紀錄片，對於日本軍人虐殺無辜的畫面，久久不能停止心中的那一份驚慌所致。他從戰後日本的戰爭電影之發展，檢視出日本影評人常為戰爭電影提出「反戰之中有好戰」之類的「客觀性」粉飾觀點，無形中幫助了「 203 高地」、「聯合艦隊」這類電影為日本的戰爭歷史翻案的意圖。王墨林認為臺灣與日本兩個島國的民眾，同樣有被國家體制壓迫的現象，只有在歷史解放之中，讓民眾的「身份認同」（ Identity）重新復甦，臺日兩國才有可能建立共生共容的關係。 4 3 （三）歷史教科書的篡改問題眾所周知，戰後的日本因歷史教科書問題而引發爭議者，有 1981 年文部省要求送審的教科書中，對於最關鍵的「侵略」中國及韓國的史實，更改為向兩國「進出」；根據日語《廣辭苑》對「進出」一詞的解釋是「從一定的場所再向前進」，諸如「進出政界」、「企業的海外進 4 0 前引王墨林著書，頁 95 － 96 。 4 1 前引王墨林著書，頁 10 7 。 4 2 前引王墨林著書，頁 9。 4 3 前引王墨林著書，頁 2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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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類的用語，毫無「侵略」的語意存在。這顯示日本政府有刻意淡化當時侵略亞洲國家的傾向。 1985 年日本文部省以同樣的策略，要求教科書刪除對「慰安婦」的記載，這些作法尤其引起中國大陸、韓國與臺灣的不滿。又 2001 年，日本文部科學省宣布 2002 年度，中學歷史教科書審核通過的八家出版商中，包含了爭議性頗大的「新歷史教科書編纂會」（東京扶桑社）出版的教科書。日本「新歷史教科書編纂會」成立於 1997 年。根據該會理事坂本多加雄的說法，該編纂會成立的理由是：對原有教科書內容不滿，尤其是對「慰安婦」的問題產生反感，他們認為教科書應以培養國家認同為要，強調戰爭暴行只是歷史過程中的枝微末節，不應納入教學內容。 4 4 對此篡改歷史教科書問題，當然也引發臺灣學者的關注。最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自進教授就以「日本歷史教科書問題：「新歷史教科書編纂會」的個案討論」為題，詳實探討該編纂會成立的來龍去脈，以及教科書風波所帶來的內外衝擊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新歷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扶桑社教科書版本，被日本文部科學省要求重審的部分高達 137 處，可見該書具有高度的爭議，黃教授指出該書目前全日本雖然只有 11 所學校採用，佔的比例只有 0.04％，但卻有 70 萬本的銷售成績。該編纂會的活動能在日本社會引起共鳴，也反映出部分日本民眾已經受到他們為了矯正戰後日本價值體系的偏差之影響，值得大家關注。 4 5 「新歷史教科書編纂會」理事長為西尾幹二（東京電氣通信大學教授），這位被許介鱗教授稱為「軍國主義復活者」的學者，到目前為止已經提出「日本及西歐等國是第二階段的文明軸心國，是人類近代文明的先驅」、 4 6 「否定戰後以來，依賴中國文獻來解析日本史的作 4 4_{坂本多加雄：《歴史教育を考える：日本人は歴史を取り戻せるか》，（東京：} ＰＨＰ研究所， 2000 年），頁 28－ 31。 4 5_{黃自進：《日本歴史教科書問題：新歴史教科書編纂會的個案討論》，（東北亞} 研究論文系列，臺北：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4 年），頁 3－ 5。 4 6 西尾幹二：《國民の歷史》，（東京：產經新聞社， 1 9 9 9 年），頁 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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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4 7 「日本人發明了「訓讀」，使日本人可以用日本原有的語言對每個漢字注音，讓漢字僅僅成為表達日本語文的一個符號。此一注音系統的成功，也為日本文化能獨樹一格奠下基礎，是日本不似其他亞洲國家，非要臣屬於中華文化圈不可的主要原因」 4 8 等諸多論述。黃教授認為西尾自創了一套歷史軸心的世界文明史觀，他一一提出詳實的論證與反駁。 4 9 黃教授認為「新歷史教科書編纂會」修改日本教科書問題所涵蓋的時代意義有以下三個主體值得思考。（ 1）「新歷史教科書編纂會」僅是為了恢復日本人的民族信心，還是為了倡導軍國主義；（ 2）該會反對日本對二次大戰的反省，否定侵略的史實，是針對中國大陸及南北韓兩國反日教育的反彈，還是企圖對戰後日本國內民主改革運動的否定；（ 3）日本政府允許一部全面否定植民壓榨以及侵略史實為內容的新版教科書出現，是代表日本政府對社會多元化的尊重，還是代表政府的右傾化，他清晰的勾勒出教科書問題所隱藏的政治及社會變遷的時代容貌。 5 0 四、一位日本遊客的臺灣見聞錄 ----大槻耕太郎 1920 年代後期，因為臺灣總督府企圖強制改變原住民的生活型態，以達到同化的目的，致使原住民與植民政府之間不斷產生衝突。其中最顯著的事例就是 1930 年發生的「霧社事件」。以下就來檢視曾經到過臺灣旅行的日本人大槻耕太郎對「霧社事件」產生的感想。（一）霧社事件之我見大槻氏到霧社旅遊，看到原住民莫那魯道抗日事件的墓碑文之後，有感而發的說道：我在這裡看到日本對植民地的統治手段的一種「原理」，在「大 4 7 前引西尾幹二著書，頁 158－ 172。 4 8 前引西尾幹二著書，頁 102－ 110。 4 9 前引黃自進論文，頁 6－ 8。 5 0_{前引黃自進論文，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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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共榮圈」、「皇民化」、「一視同仁」等號召下，表現的是一種「愛」，「卻不見提及尊重人格」或「同情」。因而這些號召也不過是日本對植民地人民尋求「溝通」的單行道；當然也是不能被拒絕的。 5 1 大槻氏認為霧社的原住民之所以對日本人採取暴力反抗，在於日本人突然闖入自己的居住地，這種突然的「存在」，無法證明日本人的正當性，因此他們要把日本人的「存在」從視野中抹消。大槻氏還解釋：這不是一種無謂的衝動，而是清楚地確認到各種異同「存在」之後才決定的「衝動」。大槻氏雖然只是到臺灣作短期的旅行，但是他感受到當時日本人與原住民之間，存在著一種不平衡的「差異」，這種「差異」就是有優劣之別，劣的一方就變成優的一方之「同化」對象；而劣的一方不願意被「同化」，起而抵抗就被解釋成野蠻行為，最後被列為制裁的對象。在大槻氏的思維邏輯中，當時的日本人是以「自我中心性」建構的「支配者」，亦即日本人是以「文明人」的角色自居，認為原住民應該被自己「同化」。大槻氏並舉例說明，植民時期的臺灣，社會的序列結構是日本人 → 漢族系臺灣人 → 高山族（原住民），所謂「同化」就是拉到日本人跟前的力量。 5 2 但是必須從反向思考的問題是，另一種拉到原住民跟前的力量，那是對「同化」的反作用－－「異化」，這種「異化」現象就是引發彼此之間衝突的根源。 5 3 因為「霧社事件」連續發生二次的暴力屠殺，不但受到日本國內 5 1 前引王墨林著書，頁 19 8 。 5 2_{前引王墨林著書，頁 199－ 200。} 5 3_{根據殷允芃編 ‧ 丸山勝譯《台湾の歴史－日台交渉の三百年》（東京：藤原書} 店， 1996 年）的敘述，當時臺灣總督府在全臺設有一千九百個隘察（警備所），並埋設地雷，鋪滿電流的鐵絲網，以限制原住民的行動範圍。此外，根據植民當局的法令，一般民眾在「蕃地」，不得擁有或佔有土地，也禁止與原住民做生意，且刑法、民法等法律亦不適用於原住民地區。 1920 年，大正天皇為紀念其父明治天皇，在東京建造明治神宮時，曾從臺灣的丹大山砍伐兩棵樹齢超過一千五百年的檜木運回日本作為明治神宮的門柱。當地原住民歷代守護森林，認為長壽的檜木是他們的守護神靈，他們相信一旦遭到砍伐，就可能帶來災害。原住民對於植民政府強行破壞森林資源，忽視他們的信仰而對警察心生不滿，此為雙方衝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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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黨的嚴厲斥責，更受到歐美各國強烈的批評。當時民政黨派系的第十三任臺灣總督石塚英藏及其以下的植民高官也因此被迫引咎辭職。此後植民當局修正其「理蕃政策」，改採懷柔、同化的政策。日本植民臺灣期間，巧妙的運用其「理蕃政策」， 1941 年日本掀起太平洋戰爭之際，植民地政府徵調超過一萬名的臺灣原住民青年，組成「高砂青年隊」（臺籍日本兵），前往日本的領地菲律賓，充當運送物資的的軍夫，並上前線作戰。以下從吳密察教授著書《日本觀察－－一個臺灣的視野》之內容，分析相關的評論。（二）吳密察的「日本觀察」臺灣大學的吳密察教授曾經留學東京大學，他的專長是臺灣史研究，其專書《日本觀察－一個臺灣的視野》所關注的重點雖然是日本的戰爭、天皇制、憲法、琉球以及教科書等問題，但是基本上許多個案的探討都是站在一個臺灣知識份子的立場來反思 1980 年代之後，臺灣與日本的互動與發展關係。此書定名為「日本觀察」，其目的就是透過對日本近代史的研究以加深對臺灣社會的瞭解。許多到過臺灣，或是與臺灣人交往過的日本人，都認為臺灣人比中國人或韓國人更親日。對此，不少人曾經思索臺灣人何以比較親日的問題。吳教授則呼籲日本人不要被這種好感所惑，他認為會造成對日本有好意，是因為日本不道德的植民統治所致，其實臺灣人表層的好意的深層沈澱著「怨懟」。 5 4 （三）「臺灣人日本兵」的「同化」與「異化」針對前述大槻耕太郎對植民的「同化」與「異化」問題，若將話題拉回從植民與被植民所衍生出的歷史轉換與現代的臺日關係發展，其實是有關連性的。吳教授舉「臺灣人日本兵」為例，呼籲日本政府不要忘記植民臺灣所帶來的後遺症。 1945 年日本敗戰之後，許多被日本徵召往前線作戰而遭遺棄的「臺灣人日本兵」，並沒有回日本而被遺 5 4 吳密察：《日本觀察 ---一個臺灣的視野》，（臺北：稻香出版社， 1992 年），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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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在臺灣。吳教授形容這些人是「戰勝者（中華民國）裡的戰敗者（日本人）」，並說：「他們不但在中華民國的「抗戰」正統中成為「民族罪人」，遭到包括自己子女的國民的白眼，而且因為語言的轉換（日本語 → 北京語），成為無法繼續接收知識和充分表達意識的時代孤兒，他們是在歷史的轉換中被遺棄了。如今，他們唱日本軍歌，說日本話，碰到日本人興奮地攀談，到底我們從其中看到了他們對日本的好意還是怨懟呢？」 5 5 除了上述「臺灣人日本兵」的問題之外，慰安婦以及植民統治與道歉等問題，日本對臺灣植民的種種不當行為，似乎均已「不復記憶」，甚至最近引爆的臺日漁權談判，對臺灣而言存在著諸多不合理、不平衡的問題，臺灣當局曾多次尋求與日本政府溝通，以謀求解決之道，但是所得到的回應，往往是「單行道」而無回應，或是被敷延與漠視，這應該就是吳教授所指的沈澱在臺灣人心裡面對日本的「怨懟」吧！五、對日本戰爭與植民地統治之批判（一）許介鱗的日本植民史觀許介鱗教授為臺灣少數日本學研究的知名學者，許教授畢業於臺灣大學政治系，曾經赴東京大學留學， 1970 年學成後母系任教，其著作等身，除《日本政治論》（臺北：聯經出版 1977）之外，代表作之一《近代日本論》於 1979 年以日文出版， 1987 年再以中文出版（臺北：日本文摘雜誌社）。許教授在《近代日本論》一書的序論「一箭三雕」中，批判戴季陶的《日本論》（上海：1928 / 東京：社會思想社 1972 / 臺北：日本文摘雜誌社 1987）「無法從世界史的觀點來比較東西文化，並從這基礎來構築日本論」， 5 6 提及戴季陶雖是孫文先生的秘書，擁有實際從事政治活動的經驗，但在思想上難免從自己的政治立場來評估日本的政治家，有失偏頗。許教授對於戴季陶理解明治維新 5 5 前引吳密察著書，頁 8。 5 6 許介鱗：《近代日本論》，（臺北：日本文摘雜誌社， 1 9 8 7 年），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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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度、日本軍國主義的方法，及對天皇制思想的過度評價，均有非常犀利的批判。 5 7 此外，許教授的《近代日本論》也針對林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論》及美國的日本研究學者賴謝和（ Edwin O. Reischauer 1910－ 1990）所代表的「日本現代化論」等著作提出嚴厲的批判而在臺灣聲名大噪。許教授常以「要瞭解臺灣，必須先知道日本」的思維模式，思考植民統治的問題。就如同他在《臺灣史記》中所提：「現在還有一些「老臺灣人」對日本歌功頌德，甚至跟日本右翼唱和，稱讚日本植民地統治者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的政績。然而，日本在臺灣的植民統治，真可稱為「德政」嗎？」 5 8 的敘述般，許教授以一位日本植民臺灣的否定論者，抱持應有的疑問，陳述其反植民的見解，曾為學界關注的焦點。本文也針對許教授以下的相關論述作一探討。（ 1）日本佔據臺灣當初，伊藤（伊藤博文）首相和陸奧（陸奧光宗）外相所構想的「臺灣島鎮撫策」，乃在威壓島民，將中華民族從臺灣驅除減少，而獎勵日本國民遷往居住，是一種滅絕種族的政策。 5 9 （ 2）以驅逐中國人來達成臺灣的「日本化」，「掌有管轄權」而「吃定租稅」，這種想法恐怕是參考先進國的植民地政策，而構想出來的日本式植民政策。這些政策在初期的武官總督時代，如第四代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攜手合作的「鴉片政策」、「匪徒招降策」，第五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理蕃政策」，以及 1930 年震驚世界「霧社事件」等，即以直接的殺戮政策實行。至於文官總督時代的「同化政策」，或蘆溝橋事變以後的「皇民化」政策，則是以 5 7 關於戴季陶的《日本論》，前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福慶教授亦為文〈論中國人的日本觀－以戴季陶的《日本論》為中心〉（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九期），分析了戴著的內容。黃福慶認為戴著的論調難免有主觀偏頗之處，但在二次大戰前中國人所寫的近代日本論之中，似可視為最佳的作品之一。黃福慶從（ 1）中國人心目中的日本民族性（ 2）戴季陶對日本的批判（ 2）日人對《日本論》的評價等角度作評論，他認為該書是瞭解明治以後，日本發展的良好參考資料。 5 8 _{許介鱗：《臺灣史記》（續）巻四，（臺北：文英堂， 2001 年），頁 7。} 5 9_{前引許介鱗：《近代日本論》，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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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手段將植民地民族「滅絕」的辦法。此強迫「日本化」的植民地政策，可以說是要將亞洲其他民族「滅絕」的最毒辣的構想。 6 0 許教授透過對日本近代史的認知，提出他對植民時期臺日關係中「日本文化論」的部分，目的是要促使日本政府、學界、社會人士以及年輕的下一代皆能反躬自省，不要再以帝國主義的方式從事植民地的經營，就如同他在《近代日本論》終章「對日本的期待－成為「和平主義」的最先進國」所述，他希望日本能對亞洲民眾盡一份力量與貢獻，因此他對日本的批判，自有其存在之意義及思考的價值。（二）《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批判二次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聯軍在東京對日本展開「發動戰爭」、「破壞和平」以及對人道的犯罪等最行之審判。對此，長期以來日本雖有不少學者認為「東京審判」在法理上仍有爭議之處，但至 1980 年代為止，也鮮有日本人視發動戰爭為正當的行為。但是日本小說家‧ 軍國主義者林房雄於 1963 年 9 月開始在《中央公論》連載的「大東亞戦争肯定論」卻正面的肯定戰爭，他強調單獨討論大東亞戰爭不具意義，因此從 1862 年德川幕末的「薩英戰爭」寫起，內容涉及明治維新，征韓論、日清戰爭及日俄戰爭，以所謂「百年戰爭」的觀點，參雜其本身對戰爭的懷舊與仰慕，敘述相關的歷史人物及事件，他對戰爭的思維邏輯，引發亞洲各國的評擊。例如：中國大陸的學者孫歌就針對林房雄幾乎不需要任何論述，直接訴諸於感情的表現，就可提高日本社會對戰爭的認同之作法，提出「「大東亞戦争肯定論」作為歷史論述和思想史著作都可以說是不夠格的」之嚴厲批評。 6 1 當然，臺灣的學者也相繼提出強烈的批評。許教授在前述的《近代日本論》以及《日本政治論》中，從發掘「大東亞戰爭」的新史料著手，重新檢討戰爭的歷史過程，再檢視美國的現代化論與林房雄的戰爭肯定論之因果關係，提出客觀及深入的批判與反駁。 6 0_{前引許介鱗：《近代日本論》，頁 94。} 6 1_{孫歌：《竹內好的悖論》，（北京大學出版社， 2005 年），頁 167。}

臺日關係中的「日本文化論」

臺 日 關 係 中 的 「 日 本 文 化 論 」

摘 要

“The Theory of Japanese Cultur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Abstract

台 日 関 係 に お け る 『 日 本 文 化 論 』 を め ぐ っ て

要 旨

臺 日 關 係 中 的 「 日 本 文 化 論 」

臺日關係中的「日本文化論」

摘要

台日関係における『日本文化論』をめぐって

要旨

臺日關係中的「日本文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