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真相時代社群媒體上的假新聞分享 行為研究
葉乃靜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E-mail: ncyeh@cc.shu.edu.tw
關鍵字：後真相；假新聞；選擇性暴露；資訊迴避；資訊分享
【摘要】
隨著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的盛行，人們應用社群媒體創造、傳遞、分享資訊的現象也 日益普遍。在此脈絡下，假新聞的傳播也日益頻繁，甚至影響社會重大事件的結局，例如選舉。
因此，如何分辨真假訊息、提升民眾資訊素養、媒體素養的聲浪不絕於耳。我們都知道人們分享 假新聞，卻對為什麼分享假新聞的所知有限。作者觀察到人們可能在知道是假新聞的情況下分享 假新聞。本文研究問題為，由情感面為切入點，以「後真相」概念探討人們分享假新聞原因的合 適性。作者也一併探討資訊行為研究中相關的討論。本文提出由後真相時代的特徵來理解人們分 享假新聞的原因，可能對多數由理性角度或假設人們的行為是理性產物的研究或論述，提出了批 判性看法。這有助於讀者從另一個角度探討問題，而研究結果也有助於豐富傳播和資訊行為領域 的學術內涵。
前言
自古以來，假新聞（fake news）或不當資訊（misinformation）或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
就存在。不當資訊和宣傳已有數百年歷史（Gallagher & Berger, 2019）。只是近幾年在世界各 國大量增加。自從2016 年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贏得大選後，假新聞在影響選民決 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Friedlander, 2019），此後，假新聞就成了熱門的討論議題（Akpan, 2016）。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的盛行，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由於假新聞威脅到民主 社會，加上傳播假新聞者多，例如2016 年一項蓋洛普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23%的美國人 可能在知道或不知道的情況下分享假新聞（Barthel, Mitchell, & Holcomb, 2016）。另外，
Silverman and Singer-Vine（2016）的研究發現，大部分的美國人相信假新聞。而 Chen、Sin、
Theng 與 Lee（2015）的研究也發現，60%以上的學生曾在社群媒體上分享假新聞。大學生 是社群媒體的重度使用者，可能也暴露在假新聞的環境下。因此，如何避免假新聞增生
DOI: 10.6245/JLIS.202004_46(1).0004
（proliferating）之文章，以及主張人們應該對抗不當資訊和虛假資訊的論述（Gallagher &
Berger, 2019），也大量湧現。例如對虛假資訊予以標示、提供人們自行檢測的工具等
（Friedlander, 2019）。
至於分享假新聞者，是否有什麼人口變項上的特徵呢？Gallagher and Berger（2019）的 研究發現，比起年輕人，老年人較常分享假新聞和不當資訊。原因為何？一個可能的解釋是 媒體的複雜性（sophistication）。由於年輕人是數位原民，他們比較能在網路上瀏覽資訊
（better at navigating it well）、較能精明的分辨資訊是否真的、也較少分享資訊。Guess、
Nagler 與 Tucker（2019）針對 3500 位臉書使用者的分享行為研究發現，在美國 2016 年大 選期間，年齡 65 歲以上者分享假新聞的數量較其他年齡層多，而且不因政黨、教育程度或 整體貼文活動的差異而不同。他們認為可能與老年人的數位素養較弱有關。第二個可能是記 憶退化，讓老年人對真實的錯覺（illusions of truth）的抵抗力變弱。其他因素則包括與個人 意識形態符合及可利用性法則（availability heuristic）。可利用性法則指的是，人們可能簡單 地根據資訊已有的訊息，例如記憶的難易程度和多寡，來確定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而不去另 外尋找資訊（https://www.behavioraleconomics.com/resources/mini-encyclopedia-of-be/availability- heuristic/）。
此外研究也發現，比較保守的使用者也較可能分享假新聞。Goyanes 與 Lavin 分析 Pew Research Center 的 1002 位樣本資料發現，比較可能分享假新聞的是男性、老年人、低收入、
對線上假新聞頻率的感知度高、覺得負有避免大眾接收假新聞之責任者（Panos, Kyza, &
Karapanos, 2019）。但是，Marchi（2012）卻指出，年輕人特別喜歡觀點性故事（opinionated stories），因為他們覺得比起客觀性新聞，觀點性故事比較真實（authentic）。由這一點來看，
年輕人傳播假新聞具有潛在的可能。
我們知道人們分享假新聞，然而，我們對人們為什麼分享假新聞？所知卻有限。要研 究此議題也會碰到方法論上的挑戰。其一，學術界不知道在臉書上按讚、分享、評論的人 有 多 少 曾 閱 讀 過 貼 文 ； 其 二 ， 很 難 有 證 據 資 料 證 明 假 新 聞 對 某 些 事 件 真 的 產 生 影 響
（Friedlander, 2019）。然而，本文仍對人們分享假新聞的原因感到好奇，因此先試著探討此 議題。
文本中談到如何避免人們傳播假新聞，多數呼籲民眾透過某些方法先評估資訊內容的正 確性，再決定是否傳播。這是由「人們是理性的」，或者說想透過改變人們認知而提出的建 議。然而，作者觀察到有些高教育程度者也會分享假新聞，或者人們明知道可能是假新聞，
卻覺得分享無所謂（不認為會對社會造成傷害）。所以，作者選擇不同於理性的情感面為切 入點，探討人們分享假新聞的原因。本文研究問題為，由情感面為切入點，探討以「後真相」
概念了解人們分享假新聞原因的合適性。本文提出由後真相時代的特徵來理解人們分享假新
聞行為的原因，希望有助於擴大我們探討假新聞分享的視角，研究結果也能豐富傳播和資訊 行為領域的學術內涵。
假新聞、不當資訊和虛假資訊
對假新聞的定義大家的看法不一（Friedlander, 2019）。除了訊息內容外，有意圖的欺騙 和誤導是構成假新聞的關鍵。Guess、Nagler 與 Tucker（2019）認為，假新聞是錯誤的或有 意圖誤導他人，但看起來像真實之文章的新聞。由企業的角度來看，人們傳播假新聞主要的 目的是為了廣告收入。Leeder（2019）綜整多位學者對假新聞的定義指出，假新聞與兩種不 正確的資訊有關，不當資訊和虛假資訊。兩者都是錯誤資訊，但差別在後者是有意圖的傳播 或誤導。所以假新聞可以說是有意圖欺騙或誤導民眾的有問題或不正確資訊，但看起來像真 的新聞。Cooke（2017）綜整學者的文獻指出，不當資訊指的是不完整、模糊、不確定的資 訊，但它可能是真的、正確的，要看資訊的背景脈絡。虛假資訊則是錯誤資訊，它可能經由 特定的規畫，被有意圖的傳播。
假新聞有些屬性讓人們容易相信它，了解這些屬性就有可能停止危險錯誤資訊的傳播
（Flores, 2020）。主要的特色之一就是新聞的新穎性（novelty）、讓人覺得驚奇和震驚，這個 特性有助於它的病毒性（virality），人們之所以傳播是因為他們相信這類的新聞是他人不知道 的（Flores, 2020）。Vosoughi、Roy 與 Aral（2018）以及 Pennycook、Cannon 與 Rand（2017）
的研究都證實了這一點。Pennycook、Cannon 與 Rand（2017）指出，比起熟悉的新聞，人們 更願意分享新的消息。Gallagher 與 Berger（2019）也提到，人們在社群媒體上的分享假新聞 比較多是新穎、令人驚奇興奮的內容。Vosoughi、Roy 與 Aral（2018）也提到，新穎性有助 於決策，因為它會更新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新資訊提供有用的洞見，幫助人們學習新議題，
建構某議題的觀點。這一點吸引了使用者願意與他人分享。
第二個特性是假新聞傳播的速度快（Vosoughi, Roy, & Aral, 2018），快速大量的傳播，讓 很多人暴露在假新聞的環境，而愈多人閱讀的資訊，人們就愈容易相信它是真的。這就是所 謂的「虛幻真相效應」（Illusory Truth Effect）。這個效應的主張是，人們愈常看到某一個陳述，
人們表達它就愈流暢，也因此增加了個人的先備知識。然而卻可能造成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Pennycook, Cannon, & Rand, 2017）。Akpan（December 5, 2016）也說，從注意力經濟 的角度來看，不管是真新聞或假新聞，只要人們注意到某一個主題，有關這個主題的資訊就 會產製更多。
第三個特性是訴諸情感。不令人驚訝的，最廣為流傳的假新聞往往強烈的訴諸人們的情 感（make a strong appeal to our feelings）（Friedlander, 2019）。假新聞比較容易引起人們驚訝 或厭惡的回應，甚至是比較負面的情感反應（Vosoughi, Roy, & Aral, 2018）。
後真相時代社群媒體上假新聞的分享
我們知道人們在分享假新聞，但是為什麼？目前並沒有一致的答案。本文認為可以由「後 真相時代的特徵」來理解人們分享假新聞的原因，由情感面為切入點是合適的，如此可以豐 富我們探討問題的角度。
2017 年 4 月 3 日時代雜誌的封面標題是「真相已死嗎？」這表示社會感受到假新聞彌漫 的氣氛。其實，「後真相」（post-truth）這個名詞可以用來形容這樣的時代特徵。「後真相」
概念出現於1992 年，它指的是，我們生活的年代，政治不再透過理性論述而發揮功能。
相反地，真相已被情感性爭論（demonstrative arguments）所取代。它的特色是對證據的 故意盲目、對權威的不信任，情緒性的爭論常是立基於恐懼或忿怒。從那時候開始，學者 就指出我們生活在後真相時代。後真相時代有四個特色；情感和個人的信仰比事實重要、
故事的真實性不再重要、對權威的不信任、出現負面的情緒，例如恐懼或焦慮（Laybats &
Tredinnick, 2016）。Lewandowsky、Ecker 與 Cook（2017）認為，形成後真相世界的原因 是社會資本減少、經濟愈來愈不平等、極端現象增加、對科學的信任下降、媒體愈來愈零 碎化。
後真相時代和後現代的關係為何？是否是後現代主義導致後真相時代的出現？關於這 個問題，Mcintyre（2018）指出，後現代主義的出現已有一個世紀的歷史，最早源自文學、
建築和音樂領域，後來才被社會學和其他學門應用。不同現代主義有一個中心思想，後現代 重要的概念是「解構」，對權威、中心的解構，文本不再有唯一的、客觀的意義，意義可能 有很多答案。後真相時代對「情感的重視、權威的不信任」，表現在政治上，以臺灣為例，
最明顯的就是現在不像以前，過往蔣中正總統是大家唯一信任的政治人物，現代反而每個人 對於自己喜歡的政治人物，有情感上偏好就支持，也就出現所謂的韓粉、英粉。其次，在後 現代真相只不過是個人政治意識形態的反應。並沒有什麼所謂的「真相」，任何人告訴他人 他知道的事，只是在表達自己。那麼，是否後現代主義是後真相時代的前體（先導），更多 的有關後現代主義的研究或許有助於釐清這個問題。作者個人認為，後現代主義和後真相時 代間確實有社會發展的脈絡關係，由後真相時代的特色，例如對權威的不信任和對情感的重 視，都說明了兩者間的相續關係。
當然，社群媒體的盛行也是假新聞充斥社會的助因之一。社群媒體由於容易使用、成本 低、是人們普遍使用的互動溝通工具，因此成了假新聞傳播的溫床。也因為上述原因，情感 性政治論述最常出現的地方就是在社群媒體。Nelson 與 Taneja（2018）的研究發現，拜訪假 新聞網站的人數其實遠遠少於瀏覽真實網站者（例如CNN, The New York Times, Fox News）。
但是，拜訪假新聞網站的人花較多時間在網路上。假新聞網站通常透過社群媒體連結，這也 說明了社群媒體在假新聞傳播上的重要角色。社群媒體改變了人與人間的溝通模式，人們可
以以更個人化的方式與他人互動、人們可以透過互動形塑他人的觀念（Gallagher & Berger, 2019）。
社群媒體也讓使用者處於同溫層或所謂的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中。Curtis（2016）提 到過濾氣泡對網路內容形成的影響。他指出，我們所處的世界充滿假新聞，但我們卻常以為 是正常的，因為我們看不到其他的資訊。過濾氣泡是由社群媒體的演算法計算出來的內容形 成的，而且，每個人生活在自己的過濾氣泡中（Laybats & Tredinnick, 2016）。過濾氣泡加深 了確認偏誤，使用者只選擇和閱讀與其心智模式一致的資訊（Cooke, 2017）。Guess、Nagler 與Tucker（2019）也提到，人們分享假新聞的原因中，迴聲圈（echo chamber）效應的影響 是不能排除的。Panos、Kyza 與 Karapanos（2019）也有同樣的看法。
至此，讀者可以看出，本文由「後真相」概念探討人們分享假新聞的行為，主要是要點 出，我們可能也要由「情感」面探討假新聞的分享，而不只是著重於「理性」面。由人們分 享假新聞的社會現象分析，首先，人們分享假新聞可能只是在說明自己的價值和信仰。他們是 在告訴別人「我是誰」（Friedlander, 2019）。有時網路上爆紅的東西（meme）並沒有說出什麼
（say anything），它們只是攪動（conjure up）了人們情緒，這種情緒可能與人們的意識形態或 信仰相關。它們也可能是錯誤資訊，卻支持了人們的信仰（Gallagher & Berger, 2019）。而且，
每個人概念化和定義可信度，是根據自己的用詞和他們的信仰和理解（Hilligoss & Rieh, 2008）。
Marwick（2018）的研究也發現，人們喜歡分享與我們情感上的真實一致的假新聞。當 事情的正確性挑戰了人們的世界觀時，相信假新聞的人就會增加 （Lewandowsky, Ecker, &
Cook, 2017）。Friedlander（2019）指出，我們在網路上分享的故事，體驗後的真實（empirical truth）和情感上的真實（emotional truth）之間的界線是很難區分的。並不是人們無法判斷錯 誤或誇大的資訊，而是人們總是在運用（performing）這些資訊。就某方面而言，分享一則 新聞無異於張貼一首喜歡的歌，或是一張最新的廚藝或週年紀念（relationship anniversary）
的照片。不論是我們表現出對認同的政治人物的熱情或是討論，我們其實是從張貼的文章中 告訴別人我們是誰。
其次，人們分享假新聞是為了與他人互動。人們仰賴社會連結（social ties）以獲得知識 和信仰，但人們傾向與自己有共同信仰的人互動，而不是挑戰我們信仰的人。因為人們不信 任與他們不同信仰的人（Gallagher & Berger, 2019）。Talwar、Dhir、Kaur、Zafar 與 Alrasheedy
（2019）的研究發現，擔心錯過什麼（fear of missing out）、喜歡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
的人，比較會分享假新聞。自我揭露目的在建立連結和關係，也是與人互動的一種意圖。人 們不喜歡外團體（out-group）的感覺，當人們分享假新聞可能只是在表達他們的認同，和表 達他們是志同道合之團體的一員（Newhoff, 2018；Marwick, 2018）。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和公共事務系教授 Andy Guess 也指出，多數人傳播假新聞是想和朋友分享，
並不是要誤導他人或是誤信某些事情。當人們傳訊息給團體中的其他成員時，其實是在告訴他 們「我是你們中的一員」（When you’re signaling your membership in a group and you’re saying,
‘I’m one of you,’ then facts don’t matter.）（Friedlander, 2019）。
Cooke（2017）也說，人們也許基於慈悲傳播假新聞，就像善意謊言，傳播的目的在避 免他人受傷害，或只是因為事物新奇、感到驚訝而傳播。訊息接收者可以由這些脈絡來建構 意義，並選擇是否相信。Chen、Sin、Theng 與 Lee（2015）的研究發現，人們分享錯誤資訊 的主要原因是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和社交（socializing）。資訊的正確性和權威性並不 是主要考量因素。有人認為，網路上的假新聞都是一種道聽塗說（gossip），然而道聽塗說在 促進社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on）和資訊傳播上是有用的（Okazaki, Rubio, & Campo, 2013）。
人們透過線上的互動強化連結，同儕認同、歸屬某一團體、社會連結等都讓人們想要分享道 聽塗說（Boyer, Wilson, & Metiu, 2014）。蓋洛普的一項調查發現，人們分享假新聞的原因是：
想要讓他人知道新聞是假的（84%）、雖然懷疑新聞是假的，但仍相信它是真的（34%）。令 人不安的是，25%被調查者認為分享懷疑是錯誤資訊的原因是希望傳給更多人、21%被調查 者認為分享的原因是刺激（annoy or upset）接收者（Gallup, Inc., 2018）。
其三，假新聞的分享是因為人們懶得思考。Pennycook 與 Rand（2018）的研究發現，會 反思的人比起仰賴直覺（gut feeling）或情感直覺（emotional intuition）的人更容易辨識出假 新聞，這與他們的政治信仰無關。因此，Pennycook 與 Rand 覺得，比起政黨偏見，懶得思考
（lazy thinking）才是分享假新聞的原因。當然，Pennycook 與 Rand 也不否認意識形態在分 享假新聞上的重要性，因為人們喜歡符合自己世界觀的資訊，看到這類資訊幾乎不用思考，
只要點頭並分享。可以說，有時假新聞引發人們膝跳反應（knee-jerk reaction），即人們很少 花時間去思考故事的合理性，只是一時情緒反應就轉傳新聞（Burkhardt, 2018）。
其四，人們喜歡分享是因為分享會帶來快樂，其中包括假新聞的分享。Luba Kessler 應 用佛洛依德的「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指出，也許假新聞創造出來的故事只是娛樂 我們。就像道聽塗說，假新聞通常會激發人們欲望且聳人聽聞。假新聞的刺激能讓人們暫時 放鬆，放下生活世界的重擔。就深層的潛意識來說，人們會有認知偏誤，只要假新聞與人們 先前的觀念或信仰一致，人們就會相信它是真的（引自Panos, Kyza, & Karapanos, 2019）。
某種程度而言，情緒性的內容較可能在人們未思考前就按讚和分享。Obadă（2019）應 用心流理論（flow theory）探討人們分享品牌假新聞的原因。根據 Csikszentmihalyi（1975）
的說法，心流是一種人們把心力完全投入在一種活動上產生的喜悅（enjoyment）的感覺。假 新聞的傳播正是一種分享帶來的快樂。分享是與他人互動，這也會帶來滿足感。因此 Cooke
（2017）說，人們很容易沒有閱讀內容就分享資訊。分享資訊可以獲得立即的滿足，想要成 為第一個告知者，或是收集到朋友的回應等，都鼓勵了人們分享假新聞。
由資訊行為的面向探討假新聞的分享
「後真相」時代強調人們每天閱讀和應用資訊的動機和情感。資訊行為相關的研究有助 於我們了解日常生活資訊如何被應用，也為人們為什麼受假新聞影響提供了一些解釋（Cooke, 2017）。Case 與 Given（2016）提到選擇性暴露或選擇性資訊搜尋，指的是，人們選擇與先備 知識、信仰、和觀點一致的資訊，避免暴露在與內在狀況有衝突的資訊。其實這就是資訊迴 避現象。當人們有目的的選擇資訊時，有些資訊也被拒絕了。人們也許對選擇的資訊感到滿 意，但這種滿意可能不是以資訊的品質為基礎，可能只是懶得思考（intellectual laziness）結 果，或是有很多選擇無法好好瀏覽，或是缺乏資訊評估的技能。對檢索者而言，也許不是要 最好的資訊，而是已經夠好的資訊就足夠了。
Rioux（2005）指出，資訊獲取與分享（information acquiring-and-sharing）是一種社會現 象，分享的過程就能帶來愉悅。Rioux 分析人們的資訊獲取與分享行為包括幾個過程：將他 人的資訊需求記憶在腦中、當看到與他人資訊需求符合的訊息時會回想起此人、將需求與資 訊連結、分享資訊予需要的人。在假新聞的分享中，有很多是健康的訊息，作者的經驗發現，
有些人也許不像Rioux 所說的，了解他人的資訊需求而分享給他人，但可能基於「為他人好」
的心態，在沒有求證下分享。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時，人們會分享一些偏方，正是基於
「希望他人也試試，以避免感染新冠肺炎」的好意下，無意中可能傳播了假新聞。
在資訊行為領域，研究情感面向的重要學者 Nahl（2007），他曾提出「社會生物觀點的 資訊科技」模式（Social-biolog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該模式可以用來說明人們在社群 媒體上的資訊分享行為。人們一旦注意到資訊（認知作用）後，賦予資訊意義，隨即評估和 使用資訊，即啟動情感的作用。假新聞的分享帶給人們一種樂觀、正向的感受，正符合該模 式描述的現象。
後真相時代由情感面思考人們分享假新聞的必要性
過去多數的文獻都是由理性的角度分析社會現象，本文試圖指出，由情感面探討分享假 新聞之原因的必要性。從前面後真相時代的特徵以及人們分享假新聞或資訊迴避行為的討 論，可以看出由理性或認知的角度看假新聞的分享可能碰到的侷限。Akpan（2016）指出，
分享這件事，本身不是理智的行為。從認知的觀點責怪讀者傳播假新聞，就如同責怪嬰兒把自 己弄髒（soiling itself）一樣是沒有用的。例如 Friedlander（2019）訪問 Pennycook 時，Pennycook 指出他的非正式研究發現，如果你問到「信任」，人們在分辨真假新聞方面的結果比較好；
相反地，如果問到分享，人們的表現就不是那麼好。而且，人們總是分享與自己政治意識形 態一致的東西。因為分享是一種社會現象，人們喜歡的是「這兒有這件事，我想轉貼在那兒
（put out there）」。至於這件事是真或假，並不是轉貼的人第一考慮的問題。
我們已經從資訊時代走向經驗時代。在經驗時代，以情感與世界連結的現象愈來愈明 顯，包括從選舉候選人的投票到做決策，不論是線上或線下行為。信仰和直覺成了了解後真 相時代重要的兩個概念（Kalpokas, 2019）。信仰和直覺正是情感的表現。Vosoughi、Roy 與 Aral（2018）強調人們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新聞時，情感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指出，人們在 閱讀真實新聞時，帶來的情緒多半是愉悅（joyfulness）、不快樂（unhappiness）、期待
（expectation）和信任（trust）。閱讀假新聞時產生的情緒多半是驚訝（amazement）、焦慮
（anxiety）、震驚（shock）和排斥（repulsion）。研究者認為，這些情緒和感覺在決定分享 新聞時扮演重要角色。
所謂的真實（reality）其實只是一種「選擇」，人們選擇想要消化的資訊。「選擇」有 時就不是理性的。在此情況下，真相只是一種主張。真相之所以是真相，只因為人們相信它 或因為人們喜歡去相信它（Kalpokas, 2019）。後真相可以看成是逃避現實的小說（escapist fiction），小說提供的是愉悅，小說中的論述讓讀者生活在自己的真實中（Kalpokas, 2019）。
這並不是真相的價值第一次被質疑。1980 年代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就提到，「我們生 活在資訊愈來愈多但意義卻愈來愈少的年代」（Baudrillard, 1994; Laybats & Tredinnick, 2016）。現代社會資訊的暴增，增加了人們意見衝突的機會，也增加了出現不當資訊或任意 表達之意見的機會。每個人都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個人的「真實」，而這「真實」可能只是像 彩虹般，是一種假象（Laybats & Tredinnick, 2016）。十餘年前「科爾伯特報告」（The Colbert Report）提出「真實」（truthiness）概念時就警告我們，接收一些訴諸於我們情感且沒有證據 的資訊的危險性（Cooke, 2017）。雖然學者多數擔心假新聞帶來的傷害，但多數人卻一點也 不在意。其中的原因，我想讀者至此應該有些理解。
雖然，有學者認為，在假新聞充斥的時代，圖書館將扮演重要的角色（Batchelor, 2017）。
Pew 的調查發現，87%的千禧世代（Millennials）覺得圖書館是一個可以幫助找到得信任和可 信賴資訊的地方（Geiger, 2017）。圖書館不僅在徵集圖書上為民眾選擇所需、合宜圖書，更 開設一系列的課程教導民眾如何檢索、評估、組織和利用資訊。評估資訊就是分辨資訊真假、
對錯及是否符合自己所需。可以說，圖書館在養成人們的資訊素養能力上扮演重要角色。傳 統上，對治不當資訊傳播的方法就是呼籲提升人們的資訊素養、媒體素養和批判理性技巧。
不當資訊的增加讓人們開始強調批判評估工具的重要（Laybats & Tredinnick, 2016）。所以學 者呼籲加強人民數位素養（Guess, Nagler, & Tucker, 2019），並要求人們接觸到假新聞時「不跟 進」（unfollowing），因為不跟進是讓自己處於迴聲圈中，最有效的打擊假新聞的技巧（Akpan, 2016）。閱聽眾應該知道自己的偏見和有意識的閱讀新聞，因為閱聽眾很容易陷入確認偏誤 的陷阱中，特別是很多文章突然冒出來的時候（Flores, 2020）。Burkhardt（2018）在書中也 提到了面對假新聞如何自救。
非營利性組織「親真承諾」（Pro-Truth Pledge, 簡稱 PTP）也提出幾項避免欺騙的行為
（Tsipursky & Morford, 2018）。「親真承諾」認為人們因為認知偏誤，而容易傳播假新聞。該 組織也提到人們幾個認知偏誤，其一是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它指人們傾向於檢索 或近用（access）與自己當前的信仰和期待符合的資訊；其二是內團體偏誤（in-group bias），
它指的是人們喜歡自己所屬團體中的成員；其三是達克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它指 的是在專業和技巧上比較缺乏的人，對於他們的能力常會自我膨脹（Tsipursky & Morford, 2018）。
但這些方法都是由理性角度出發提出的建議。包括評估資訊的標準或技能也都是理性思 維下的產物，例如權威性、新穎性、含蓋範圍、可信賴度、可獲得率、精準率。而且，即使 科技可以使平台分辨出假新聞，假新聞出現的速度快速，永遠有人碰到假新聞時是無法健康 地懷疑的（Friedlander, 2019）。而且，分享假新聞有多少程度是因為缺乏資訊素養？回答這 個問題，需要有一套評估的方法。社會網絡環境對人們傾向於看什麼、相信什麼、傳播有問 題的內容，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消費和傳播之間的關係為何？對網絡的社會信任如何調解了 年齡與分享不當資訊之間的關係？（Guess, Nagler, & Tucker, 2019）人的本質之一是喜歡直 覺，人們很容易憑著直覺而回應某些事（Sim, 2019）。後真相時代人們建立一種世界觀，以 此世界觀判斷事情的正確性，拒絕接受任何證明。偏見可能又強化人們的世界觀，對事實變 的不在乎。後真相時代，人們憑著感情做事，而不是靠理性（Sim, 2019）。
這也是為什麼有學者提到，事實查核（fact checking）和資訊素養教育效果是有限的原因。
Marwick（2018）指出，事實查核是基於如下的假設，當人們面對正確的資訊時，會改變他 們的心志（mind）。這個假設有如下的隱喻「人們是被動的」。這隱喻忽略了很多社會文化因 素，而且沒有實證資料證實。事實查核有可能讓新聞事件變的更棘手。Leeder（2019）的研 究發現，改善大學生的批判評估技能，有助於判斷資訊的正確性。但分享假新聞意願和評估 值得信任的資訊之能力間的關係是負相關。而分享假新聞意願與選擇符合其觀點之資訊的行 為間是正相關。可見，分享與正確判斷資訊真假，及評估故事的可信度間並沒有關係。也就 是說，分享假新聞的決定，與正確評估資訊值得信任，沒有關係。這與Vosoughi、Roy 與 Aral
（2018）的研究結果一致。
結論
本文由後真相時代的特徵，分析人們為什麼在社群媒體上分享假新聞；也一併探討資訊 行為研究中相關的討論。由文本的探討發現，由情感面思考人們分享假新聞的原因是合適且 必要的，首先人們喜歡分享與自己的信仰和價值觀相同的內容，這也是過濾氣泡和迴聲圈等 概念出現的原因。而信仰和價值具有情感本質，因此以情感面分析假新聞的傳播是合理的；
其次，人們分享假新聞是一種社會互動，讓他人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讓自己覺得屬於團體中 的一員，這也是情感的表現；其三，假新聞的分享是因為人們懶得思考。這可以用最小努力 原則來解釋。人們為了與他人互動，在假新聞分享前很少會先評估或查證新聞正確性，因為 它太傷腦力。而且多數人對假新聞的分享抱持著“反正對他人又無害”，甚至是「對他人好」
的念頭。其四，人們分享假新聞可以從中獲得快樂。
在資訊行為的研究領域中，早期的「選擇性暴露」概念，內容也是強調，人們喜歡與自 己信仰和價值觀一致的資訊，選擇其實也是一種迴避，人們會迴避與自己價值觀違背的資 訊；人們害怕受到傷害也會迴避某些資訊。資訊分享是一種社會行為，分享帶來的快樂鼓勵 了人們的分享行為，其中也包括假新聞的分享。
本文可能對多數由理性角度或假設人們的行為是理性產物的研究或論述，提出了批判性 看法，包括對事實查核和資訊素養教育的成果提出質疑。本文並非完全反對資訊素養教育，
但認為，資訊素養教育的實施在兒童階段可能成效比較好。近幾年，臺灣中小學圖書教師數 量不斷成長就是一個例證（馮靖惠，2019），圖書教師主要推動資訊素養、閱讀素養和圖書 館利用教育。林美和（1996）和吳美美（1996）也肯定兒童資訊素養教育的成效。當兒童透 過學習在建構自己價值觀時，若能理解多元思維的可能、保持開放心胸、尊重他人論述和選 擇，則不會有想改變他人行為的意圖，如此，假新聞的分享可能較少。Macdonald（2018）
認為，當真相滿天飛時，我們無法指望媒體幫我們守門，過濾假新聞，必須自己查證事實，
並且協助周遭的人。但查證事實是一種能力，需要技術訓練，因此，可能要由教育著手，培 養學生事實查核能力。Talwar、Dhir、Kaur、Zafar 與 Alrasheedy（2019）及 Leeder（2019）
則主張，要培養人們的後設素養，即反思自己的所思和所行。當人們知道自己可能是在傳播 假新聞時，可以適時的停止。
當人們都知道假新聞漫天飛舞時，若由情感面來看人們分享假新聞的行為時，如果大家 知道，也許分享假新聞只是一種人際互動，如果接收者有此認知，收到後就不再傳播，它可 能帶來的影響或傷害也許是有限的。此外，靠家人和朋友的力量也是可行的，當假新聞在家 人圈或朋友圈互傳時，家人或朋友可以適時提醒，靠著親情和友情力量的說服，較能提醒大 家不再分享假新聞，也能培養對新聞的真假抱持懷疑態度的習慣。
此外，可能要靠第三方平台的力量，也就是當社群媒體發現或使用者提報某帳號持續或 大量分享假新聞時，平台可以適時的制止，也許發出警告訊息，也許刪除帳號。由訊息的源 頭制止，也有助於停止假新聞的傳播。此外，政府也可以立法制止假新聞的分享，但這一點 涉及言論自由，須要多重考量。但當假新聞的傳播對社會造成重大傷害時，政府也不得不採 取制止甚至處罰的可能措施。
本文由於著重在探討假新聞的分享行為，文中沒有討論真相的定義和演變、後真相時代 的時間點與真相時代的界線畫分，這是本文的研究限制。本文的貢獻是，不同由多數文獻由 理性面探討假新聞的分享，而從情感面發掘人們分享假新聞的原因，研究發現提供了我們看 問題的不同視角，也豐富傳播和資訊行為領域的學術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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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Fake News on Social Media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Nei-Ching Ye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R.O.C.)
Email: ncyeh@cc.shu.edu.tw
Keywords: Post-truth; Fake News; Selective Exposure; Information Avoidance; Information Sharing
【Abstract】
With the prevalence of employing social media in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the phenomenon of people using social media to create, transfer, and share inform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this context, the spread of fake new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requent, and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major social events, such as political elections.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spreading fake news, previous studies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people’s information and media literacy, teaching individuals to distinguish misinformation from news. However, the researcher observe some people knowingly share fake news. Obviously, they do not care about if this is misinformation and are happy to share. This has sparked the researcher’s curiosity. The author wanders why do people share fake news when they might know? In other words, they don’t care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news they share. What are the reasons? As Laybats and Tredinnick (2016) note we are living it is suggested in an age where politics no longer functions through rational discourse. In other words, we are now live in a “post‐truth” era ruled by emotional force. Situating this article in this milieu,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why people share fake new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ost‐truth”.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behavior of sharing fake news by people from an alternative point of view, which can expand the discuss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fake news, and poses a number of questions to further enrich the conversations.
【Long Abstract】
Introduction
Fake news,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has existed for a lone time. Sinc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on the election in 2016, fake new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uencing voters’
DOI: 10.6245/JLIS.202004_46(1).0004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Since them, has become a hot topic for discussion. The prevalence of social media ha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fake news. Because fake news threatens a democratic society, and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spread fake news, researches on how to avoid proliferating fake news and propositions that people should fight against inappropriate information and fakes news have also emerged in large numbers.
The study found that people who are over the age of 65 shared fake news more than other age groups during the 2016 el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did not differ due to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parties, education level, enthusiasm level in social media. The elderly like to share fake news,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eir weaker digital literacy. The second reason is their memory degradation, which weakens their resistance to the illusions of truth. Other reasons include fake news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elderly’s ideology and availability heuristics. Young people like opinionated stories because these kinds of stories are more authentic than new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young people have the potential to spread fake news.
The research problem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sharing behavior of fake news using the concept of “post-truth.”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reasons for people’s sharing of fake news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t-truth era, and hopes to expand our discussion of fake news.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also enrich the academic connot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behavior.
Definitions of fake news,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Fake news is news that is wrong or intended to mislead others, but looks like a real new.
Misinformation refers to incomplete, vague and uncertain information, but it may be true. Fake news is erroneous information, which may be intentionally spread through specific channel.
Some attributes of fake news make it easy for people to believe it. One of the main features is the novelty, surprise, and shock of the news. The second characteristic is the speed of dissemination of fake news is fast. The third characteristic is resort to emotion. Fake news is more likely to cause people to respond to surprise or disgust, and even negative emotional reactions.
Sharing of fake news on social media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The concept of “post-truth” appeared in 1992. It refers to the era in which politics no longer functions through rational discussion. On the contrary, the truth has been replaced by demonstrative argument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deliberate blindness to evidence and distrust of authority. The post-truth era has four characteristics, emotions and personal belief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facts, the truth is no longer important, distrust of authority, and negative emot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people like to share fake news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our emotional truth.
Whether we show enthusiasm or discussion about identified politicians, we are actually telling others who we are from the article posted. Second, people share fake news to interact with others. People tend to interact with others who share their beliefs. Thirds, the sharing of fake news is because people are too lazy to think. Fourth, people like to share because it brings happiness.
Discussing the sharing of fake news from the researches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The “post-truth” era emphasizes the motivation and emotion of using information on daily life. Researches of information behaviors helps us understand how information is used in daily life. Rioux (2005) pointed out that information acquisition-and-sharing is a social phenomenon, and the sharing process can bring joy.
People’s information acquisition-and-sharing behaviors including several processes: remembering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others, remembering the person when seeing the information that meets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others, linking the needs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people in need.
Nahl (2007) proposed the “Social-biolog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del. This model can be used to illustrate people’s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 on social media. Once people notice the information (cognitive role), they give meaning to the information, and then evaluate and use the information, which activates the role of emotion. The sharing of fake news brings people an optimistic and positive feeling,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phenomenon described by this model.
Considering the sharing of fake news from an emotional perspective
In the past, most of the literature analyzed social phenomena from a ration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oint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reasons for sharing fake news from an emotional perspective.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t-truth era, we can see the limitations that may be encountered when viewing fake news sharing from a rational or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the age of experience, the phenomenon of connecting emotions to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Faith and intuition have become two important concepts in the post-truth era. Vosoughi, Roy and Aral (2018) pointed out that when people read real news, they feel joy, unhappy, expectative and trusting. Most of the emotions generated when reading fake news are amazement, anxiety, shock and repulsion.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these emotions and feeling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eciding to share news.
The so-called reality is a “choice,” people choose the information they believe. “Choice” is sometimes not rational. In this case, the truth is just a proposition. So, strengthen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people and appeal people to “unfollowing” when they receive fake news are important.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o-Truth Pledge” also proposes several actions to avoid deception.
“Pro-True Commitment” believes that people are prone to spread fake news because of cognitive errors.
The organization also mentioned several cognitive biases. One is confirmation bias, which refers to people tending to retrieve or access information consistent with their beliefs and expectations; the second is in-group bias, which refers to people like members of their own group; the third is the Dunning-Kruger effect, which refers to people who lack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skills, and they often self-inflate their abilities.
Conclusions
Recently, the fake news spreads so quickly and becomes popular. People like to share fake news maybe just for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If the receivers can identify it and do not spread it again, the impact or harm of communicating fake news may be limited. In addition, it is also feasible to rely on the strength of families and friends. When fake news is spread among the circles of families or friends, the receivers can remind the spreaders to stop sharing fake news. It can also cultivate their families’ or friends’ habits of skepticism about the truth of the news.
In addition, it may rely on the power of third-party platforms, that is, when the editors of social media discover or users report that an account continues to share a large amount of fake news, the platforms can stop it in time, maybe issue a warning message, or delete the account. Stopping from the source of the message also helps stop the spread of fake news.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can also legislate to prevent the sharing of fake news, but this involves freedom of speech and requires multiple considerations. But when the spread of fake news caused great harm to society, the government had to take possible methods to stop.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haring behavior of fake news, it does not discuss the definition and evolution of truth, the time point of the post-truth era 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era of truth, which is the research limitations of this article.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most of the literature discusses the sharing of fake news from the emotional perspectiv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us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issues, and also enrich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behavior.
【Romanization of references is offered in the pa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