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晚唐的「詩名」：一個文學社會學的考察
*
鍾曉峰
輔仁大學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兼任助理教授摘要
創作者自覺到「詩名」對於個體生命的意義，並且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在中唐時期 是一新形成的現象，不僅表現在詩篇傳播的快速、廣泛；也體現於對知名詩人的讚譽崇拜。 本文則著重討論晚唐時期的變化，「詩名」成為詩人不斷強調的社會價值與文學資本。這種 觀念與科場競名的士林風氣密切相關。而晚唐詩人作品中不斷出現「文章聲價」、「文章聲 名」相關的表述，已非單純的創作論，而是涉及主體與社會之間更深刻的變化發展。為了闡 明「詩名」在晚唐的意涵轉變，本文先考察晚唐之前，文學場域對於詩歌聲名的認識，以及 科舉場域爭名、重名風氣對當時詩人的影響。進而說明晚唐詩人對於「詩名」的追求意識， 最後闡述晚唐詩人「以詩不朽」觀念的表述。 關鍵詞：不朽、社會、晚唐、詩名 通訊作者：鍾曉峰，Email: [email protected] 收稿日期：2011/12/05；修正日期：2012/02/08；接受日期：2012/03/15。 *「文學社會學」在西方已是具有歷史傳統的學科，最早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中期，至1960年代埃斯卡皮 （Robert Escarpit）直接以此作為書名。見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文學社會學》，符錦勇譯（上海 市：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綜言之，「文學社會學」強調從文學家的階級與世代、出版、行銷等觀點來 研究文學。而本文探討晚唐的「詩名」與詩人、詩歌活動之間的關係，其基本立足點，是將詩歌聲名不僅視 為文學現象，即詩人創作活動；同時也是社會行為的一環，在此脈絡下來瞭解晚唐詩人與詩史現象。故所採 取的立場，是描述性的，而非以審美性的價值評判。壹、前言
士人階層是文化的承擔者、政治運作的執行者，也是文學的主要創作者，這個現象從 先秦開始，到魏晉六朝的世家大族，都未曾變更。但唐朝立國之後，科舉成為常制，選拔人 才造成社會階層的流動，其在文化、政治、社會上的影響，可謂重大。在文學領域，其發生 的變化也是複雜的。前人討論唐代科舉或唐詩，多已注意到兩者之間的密切聯繫。但文學與 社會的互動，特別是某些具體的現象，例如唐人對詩的熱衷到底形塑出何種的價值觀念或具 體創作行為？詩的影響力到底深入到哪種程度？與當時社會所推崇的價值觀存在什麼關係等 等，則仍有待進一步的討論。龔鵬程對於唐代社會的文學崇拜論述，即立足於中晚唐五代大 量的小說、筆記及雜史，闡述了文學在各種社會空間、階層、觀念的具體運作，其所揭顯的 「文學社會化」及「文學崇拜」現象，發人深省。當時，龔氏就提出所謂「社會本性」的研 究，1具體展現於龔氏所提出的唐代社會「文學崇拜」說，有助於理解唐詩的社會性。之後， 顏崑陽更致力於破除文學本位的研究視角，從社會文化行為的角度，建構了「詩用學」的傳 統。其所謂的「『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 指的是把「詩」當作「社會行為」的「語言媒介」去使用，以達到詩歌本身藝術性之 外的某種社會性目的。這樣的行為，不是個人偶發性的，而是社會上某一階層普遍地 反覆在操作而又自覺其價值的模式化行為。2 對此論題的開展和深入，尚可見於顏氏諸篇論文中，特別是對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 探究，詳細闡析唐代復古詩人「詩用意識」與「社會行為」之間的關連。3不論是「文學崇 拜」說還是「詩用」說，其實都觸及唐代文學與社會的相互關係，展示了個體行為與社會活 動之間的複雜互動。這些研究均表明，唐詩的研究，除了抒情藝術、形式結構之外，還可繼 續朝社會行為與文化心態的詮釋面向開拓。而近年來對於孟郊、白居易、姚合等詩人意識的 1龔鵬程。《唐代思潮》（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7），282。龔氏的定義是：「社會中人應如何生 活，人的價值與地位的判斷，以及社會生活中應追求何種價值、成就何種事物的意見。」蓋龔氏提出這個論 點，最早見於龔鵬程。〈論唐代的文學崇拜與文學社會〉，載於《晚唐的社會文化》，淡江大學中文系（臺 北市：學生書局，1990），1-86。這與臺灣學界開始關注文學社會學的時間，是較為接近的。如何金蘭《文 學社會學》一書，即介紹了西方文學社會學的理論發展及主要論點，見何金蘭。《文學社會學》（臺北市： 桂冠出版社，1989）。 2顏崑陽。〈論詩歌文化中的「託喻」觀念〉，載於《第三屆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主編）（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7），225。 3顏崑陽。〈論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東華人 文學報》，1期（1999）：43-68。研究，以及海外學者如川合康三、宇文所安對中、晚唐詩的綜合詮釋，莫不表明，從中唐開 始，「變新」的不僅是文學語言，還有處於具體社會文化空間中之創作者的精神意識、自我 認識等。4這些不僅是對文學的考察，也是進一步理解唐代社會與文化不可少的面向。同時， 晚唐詩研究近20年來所累積的成果，在詩人群體、詩歌風格、作品主題等層面，均有所深入 發展。5但也不難看出，前賢處理晚唐文學與社會的各種關係時，還是多聚焦於將「社會」當 作詩人的表現對象或反映題材。這種視角，當然也帶來許多精彩的論見，但與此同時，我們 也不妨轉換視域，將「社會」當作詩人具體存在的場域，他們在其中生活、創作、競爭，社 會上的價值觀念影響詩人的創作，而詩人的創作也參與社會風氣的變移。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文學史，不但可接近古人的存在感，對於歷史也將產生更為通達的認識。 晚唐詩人作品中常出現的「詩名」一詞，其實就是結合文學場域與社會場域的表徵。 「詩」屬於文學創作（不管是作為產品的「詩篇」，或是詩歌文本的所有權人― 「詩 人」）；而「名」則是社會公眾的評價或所賦予的價值象徵，當兩者結合在一起，是觀察文 學社會化的一個切入點。因此，顧名思義，「詩名」是指詩歌創作所取得的聲名，這本是隨 著文學活動就有的現象。然「詩名」一詞出現於詩歌文本中，卻是在唐代中期才開始頻繁使 用。到了晚唐，更出現指稱詩歌所附帶現實效益的詞彙，如「文章聲價」、「文章聲名」 等。此一現象的探究顯然不能僅從文學場域思考，而應該強調文學活動與社會行為的關係。 從歷史背景來看，這與唐代文人階層的興起有關，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卻是唐人重視文學才能 的社會價值觀。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詩雖然屬於文學場域，但「名」在社會階層的流行、 接受，卻屬於社會場域。因此，「詩名」的問題就不僅是文學創作現象，它同時也變成詩人 在具體社會活動中可加以運用的「資本」。6唐代文人干謁、獻文、行卷等行為，從文學層 4有關中唐時期詩人身分與意識的討論，已有學者針對不同詩人作過處理，如陳家煌。《白居易詩 人自覺研究》（博士論文，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2007）；陳家煌。〈論中唐「詩人概念」與「詩人身 分」〉，《文與哲》，17期（2010）：137-168；蔣寅。〈「武功體」與「吏隱」主題的發展〉，《揚州大 學學報》，3期（2000）：26-31；鍾曉峰。〈論孟郊的詩人意識與自我表述〉，《淡江中文學報》，20期 （2009）：189-216。從這些研究對象來看，除了孟郊屬於元和詩人之外，白居易、姚合的晚年正處於中唐 後期與晚唐前期，對於晚唐詩人有著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5自二十一世紀初至今，兩岸學者及海外均有晚唐詩的研究專著，茲舉代表性著作數種，如趙榮蔚。 《晚唐士風與詩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劉寧。《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以元白之元和 體的創作影響為中心》（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曾進豐。《晚唐詩的鋒芒與光彩―以社 會詩及風人體為例》（臺南市：漢風出版社，2003）；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晚唐》，賈晉華、錢 彥譯（北京市：三聯書店，2011）。 6本文旨在討論「詩名」如何在中、晚唐時期，成為一種文學活動的資本，並對創作主體及社會產生影 響。關於文學場的建構及與各種社會空間的關係，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 Pierre）曾有系列的理論 著作，最具代表性者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劉暉譯（北京 市：中央編譯社，2001）。布迪厄把資本區分成代表經濟利益的經濟資本、教育與制度的文化資本與代表 頭銜身分的社會資本。但布迪厄研究對象為法國近代文學與社會，與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密切關係，並不適 用於討論唐代，但其思考角度還是相當具有啟發性。例如對於場域之間的關係結構、資本的分類與形成等理 論。而本文特別強調進士科舉對於社會及文學的影響，認為此是瞭解「詩名」在文學、社會場域，甚至政治
面看，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文才；從社會層面看則是透過文學賺取聲譽，轉換成進入政治場域 的資本。故「詩名」一語之所以在中、晚唐成為普遍的詞彙，正顯示出文學與社會的關係， 在此一時期產生了某種變化。正因為「詩名」一詞本身即是多種場域的象徵，蘊含著文學與 社會關係的辯證，故本文在文學社會學的視域下，依次析論以下問題：首先追溯晚唐之前的 唐代詩人是如何看待詩歌聲名？這不僅可說明文學場域的「詩名」，也將對照出晚唐時期的 獨特性。其次，晚唐詩中不僅出現「詩名」一詞，也常提及「名場」。「名場」其實就是科 舉場域，是兼具政治、社會與文學的空間，它與晚唐詩人重視「詩名」存在何種關係，是一 值得重視的問題。從「詩名」角度追溯了文學與社會兩端之後，接著說明晚唐詩人對於「詩 名」的自覺追求意識與行為表現。最後，晚唐詩人作品中出現的「詩名」，常與「不朽」聯 繫在一起，這種文章不朽論是歷代文人都有的，它在晚唐是否具有特殊性呢？這些問題都是 圍繞著「詩名」而論，從歷時性、共時性的角度以及文本的歸納分析加以探究。
貳、「詩名」成為文學活動的資本：晚唐之前的考察
與前代不同，唐代詩人的聲名，並非像魏晉六朝那樣，主要依靠達官貴宦的揚譽或文學 集團所形成的群體力量。唐代詩人憑藉自身的詩歌才華與形象，往往即可獲得很高的讚譽。 在初盛唐時期，以「詩名」著稱於當代如王維、孟浩然、李白等，多以才子風流的形象著 名於世。例如李白寫孟浩然「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7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彩承 殊渥，流傳必絕倫」（卷225，2430）；或彰顯孟浩然的超然脫俗、或突出李白殊彩絕倫的 詩才。在當時，「詩名」與社會的關係，並不是贈詩者強調的重點，而往往是個人的獨特 形象。杜甫作品中出現的「詩名」，也可如是觀。杜甫寫給高適作品中提到的「詩名」， 帶有些寥落，如〈寄高適〉：「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卷234，2583）；〈聞高常侍 亡〉：「獨步詩名在，祗令故舊傷」（卷229，2489），都提到高適所擁有的「詩名」，強 調其在詩歌創作領域的獨特表現，也尚未呈現出創作者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但從中唐筆記小 說的記載看來，盛唐開元時期的王昌齡、高適與王之渙，就有相互競賽詩名的傳聞了，此即 「旗亭畫壁」。但這則故事的真實性被明人胡應麟懷疑，經過傅璇琮的考辨，其為詩歌本事 場域，具有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存在。以「詩名」而言，即涉及代表考試制度的文化資本、代表知名詩人的 社會資本。1980年代以來對於唐代科舉、行卷、獻書、干謁等研究，多從制度與文學關係、文人行為等角度 進行研究，已有豐碩成果，可作為進一步發展唐代文學社會研究的基礎。近年專就文學角度作出解釋者，如 鄧喬彬。〈進士文化與詩可以群〉，載於《誰是詩中疏鑿手―中國詩學研討會論文集》，莫礪鋒（主編） （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07），72-90。鄧喬彬認為進士文化對於詩歌群體在中晚唐之際的形成，具有重 要的決定作用。 7【唐】李白：〈贈孟浩然〉，【清】彭定求等（主編），《全唐詩》（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 卷168，1731。以下引《全唐詩》之詩例，除徵引全詩外，僅引卷數及頁數。的虛構性已是定論。8這則故事出自《集異記》，作者薛用弱在長慶年間（821～824年）曾為 光州刺史，所以它的出現就如李涉以「詩名」免去劫掠的故事一樣，9雖為虛構，但它們之所 以廣泛流傳，卻真實地透露出：「有名的詩人」這一議題，在中唐社會不僅頗為流行，也產 生比前代更為複雜的意義，所以才會以杜撰虛構的方式出現於中唐文人的文字中。 巧合的是，透過《全唐詩》的檢索，唐人詩中開始出現「詩名」一詞，也是在盛唐後期 與中唐前期，如杜甫、韋應物等。10這隱約透露出這樣一個事實：以詩取得名聲並在社會上 獲得高度評價，雖然在中唐以前就出現，但把詩歌聲名本身當作一種獨立的關懷對象，開始 不斷出現於詩人的作品中，則大約出現於中唐前後。從杜甫以及其他盛唐詩人的用法看來， 「詩名」常成為讚譽詩友或才子的詞彙，而較不會從文學或社會場域的角度描述自我與認識 自我。但到了中唐的元和時期，這種情形逐漸變得不一樣了，諸如白居易、元稹、李賀等 人，不僅在社會流俗之間享有崇高的聲譽，並把這種自覺意識反映在創作上。這個現象僅憑 詩人自身是無法達成的，還得有社會大眾的支持與參與。馬銘浩在討論元、白文學集團在唐 代社會中的重要貢獻時，就這麼認為： 元白文學集團在唐代的主要作用，就是以成員文學互動為基礎，促使成員的主動反省 和思考，以創造出世俗化傾向的文學作品，並進而改造一代之文風，開闢新的文學道 路和創作領域。而此一作用得到當時一般群眾的歡迎與支持，使得在混亂的文學現象 中，逐漸的融聚大眾的價值取向。11 這個看法突出了元、白「主動反省」和「大眾的價值取向」之間的關係，這是中唐詩 人新的創作意識的形成標誌。從元稹及白居易所進行的文學活動看來，就代表了這一社會 新習尚的形成。對於此一新風氣，元、白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有詳細的記載。元和10年（815 年），白居易〈與元九書〉云： 8傅璇琮。〈靳能所作王之渙墓誌銘跋〉，載於《唐代詩人叢考》，傅璇琮（北京市：中華書局， 2003），67-70。 9余才林對此詩本事有一詳考，認為這則故事出自虛構作偽，並指出其情節有可能來自《世說新語‧自 新》所載陸機感化盜匪戴淵一事。見余才林。《唐詩本事研究》（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95-399。但即使李涉以「詩名」感化盜匪一事出自虛構，也說明當時唐代社會大眾對於有詩歌名聲的詩人，具 有無比的敬意，另眼相看。 10《新唐書》、《舊唐書》所載初唐楊炯「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的說法，並未就詩歌而論，而指整體 文學評價。而上官儀賜錦袍事，主要在宮廷內部展開，而不是在社會之中。這些事例雖然也都涉及文學名氣 的爭奪，但缺乏創作主體與社會的互動關係，進而反省自覺之後有所表述。此外，經由《全唐詩》檢索，以 「詩名」作為詩歌聲名一詞使用，杜甫有兩例，韋應物有三例，戴叔倫有兩例，其餘皆為中晚唐詩人，尤以 晚唐為多。除杜甫時代在大曆以前外，韋、戴皆可視為中唐前期詩人。 11馬銘浩。《元白文學集團與社會關係》（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1），170。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 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 正在此耳。雖前輩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此間哉。12 未被貶謫到江州前，白居易已聽到別人說自己的詩句「往往在人口」，半信半疑；又聽 聞軍伎以能唱〈長恨歌〉者，聲價倍增。這一次，自己「詩名」的無遠弗屆與廣泛傳播不是 從他人口中聽聞到，而是在貶謫途中親聞所見。這固然見證了當時詩歌傳播與閱讀的廣泛， 但更令人玩味的卻是白居易自己的反映。除了以「雕蟲之戲」自謙一番外，更以「時俗所 重，正在此耳」指出這是當時社會重視的風氣。其實，在這段文字之後，白居易重新反省自 己貶謫的遭遇，說到：「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為造 物者，肯兼與之乎？」13說明，白居易對於自己詩歌能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在自得之餘或 許還有些不自在，認為這些名聲已經超過了正常的範圍。不管白居易願不願意，他與元稹的 名氣確實傳遍至帝國的各個角落，甚至形成後輩小生競相效擬的「元和體」。14約10年後， 長慶4年（824年），元稹在為白居易詩集作序時，再次為白居易所擁有的詩歌聲名作了記 錄，〈白氏長慶集序〉云：「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20 年間，禁省、觀寺、郵侯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15所形成的 流行與知名度，甚至被「持之以交酒茗」、被「盜竊名姓」，也被「雞林賈人求市頗切」， 這些都是溢出文學領域的社會行為了。因此，元稹不由得感慨：「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 傳之廣者。」16這句話，最足以見證中唐詩人已經意識到，「詩名」已不是前輩作家死後才 不幸獲得的聲名；也不是詩友之間感慨不遇，惋惜對方的客套話；而是立即在社會各階層、 各角落被傳播。而詩人自身也處於這傳播、享受高知名度的現場，寫完作品之後，很有可能 馬上就流傳全國，享有盛名，進而形成獨立的社會現象。 前行研究多已注意到元、白文學在當代的傳播之廣與影響之深，但更值得重視的，卻 是元、白在其中對於「詩名」的複雜心態。白居易「得名於文章」之後，夾雜有「竊時之 12【唐】白居易，朱金城箋注：〈與元九書〉，《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卷45，2793。 13同上註，2794。 14自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提出「元和詩」的概念之後，多為晚唐五代人所引用，成為一內涵複雜的 詩學現象。關於「元和體」的考論，陳才智有〈元和體名義辨析〉、〈元和體創作分析〉等文，有一詳盡的 考論，可參見陳才智。《元白詩派研究》（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195-248。從元、白對 「元和體」流行之廣、傳播之速的敘述看來，中唐社會對於什麼是詩壇中心，以及詩人地位及影響，與初、 盛唐相比，已有很大的差異。關於初、盛唐時期的情形，可參看陳鐵民。〈唐代的詩壇中心與詩人的地位及 影響〉，載於《唐代文學研究》，傅璇琮（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第8輯，89-103。 15【唐】元稹，冀勤點校：〈白氏長慶集序〉，《元稹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00），卷51， 555。 16同上註。
名」的憂懼；元稹驚嘆之餘則明確指出「自有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17雖然「詩 名」本來是在詩歌創作領域內所建立的，在中唐這一時期卻日漸成為詩人自身也無法掌控的 力量，與社會形成複雜的互動關係，進而影響作者的評價和後輩的學習。如果檢視白居易後 期創作就會發現，對於當時「竊時之名」的憂慮並未讓他真正忘切聲名，諸如「世間富貴應 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詩留身後名」等，都是日後對文學名譽更有意識地追求。18到 生命晚年，白居易對自己以詩世，才毫不掩飾地自豪起來，如「已為海內有名客」、「四海 齊名白與劉」等。19從白居易的創作表現看來，「詩名」對於個體在社會、歷史中評價與意 義，他顯然是有一自覺省識的。 與白居易創作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元稹，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元稹在〈永福寺石壁法 華經記〉中有一段關於文人聲名的論述，同樣是理解此一轉變的關鍵。永福寺位於杭州，長 慶年間白居易為杭州太守時，與鄰近的州刺史崔玄亮等人共同籌資請工匠刻法華經於石碑， 成為杭州當地的盛事。長慶3年（823年），赴浙東任觀察使的元稹路過此地，被永福寺僧侶 再三敦請寫一篇記文刻於石上，以記載銘刻法華經碑文一事。僧人為何非要元稹寫這篇記文 呢？僧人當然是看中了元稹的知名度，能與經文的傳播相得益彰。元稹好奇地詢問為何僧侶 如此看重他的聲名，僧人回答說當元稹與白居易經過杭州街道時，引起極大轟動，元稹如此 記載： 杭州百姓爭相觀睹，「非欲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予 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予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相與 為不朽計，且欲自大其本術。20 所謂的「曩所聞之元、白」，即是白居易在〈與元九書〉，元稹〈白氏長慶集序〉所提 到二人詩名流行全國一事。前一年即長慶2年（822年），元稹罷相，故其為宰相也是世人皆 知的事。但對杭州百姓而言，觀看聞名全國的名詩人，比剛罷位的宰相更具吸引力。宰相與 17其實元稹的心態與白居易是頗為接近的，元和末年他向令狐楚呈獻自己的詩集時，特別澄清那些輕薄 浮豔的「元和體」，並非自己的原意或原創，而是太過流傳廣泛之後，被後輩小生仿效學習所致。這種心態 與白居易又自得又擔憂的情形，是一樣的。 18【唐】白居易，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這兩首詩創作時間 分別為〈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元和10年（815年）江州作，卷16，1334；〈初授 秘監並賜金紫閑吟小酌偶寫所懷〉，大和元年（827年），作於長安，卷25，1962。 19二詩創作時間分別為會昌元年（841年）〈偶吟自慰兼呈夢得〉，卷35，2695；會昌2年（842年） 〈哭劉尚書夢得二首〉之一，卷36，2785。馬承五認為白居易在元稹進行唱和活動時，就已「對傳播的方 式、行為、效應，已經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已經具備了參與傳播活動的自覺意識。」見馬承五。〈唐詩傳 播的文字型態與功能〉，載於《唐詩論集》，馬承五（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9。而從白居易 晚年寫給劉禹錫的詩看來，對於自己詩歌知名度是頗為自豪自得。 20【唐】元稹，冀勤點校：〈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元稹集》，卷51，558。
名詩人的對比，很清楚地傳達出文學名聲遠遠超過世俗權位。從元、白二人元和年間所提到 「元和體」引起廣泛的仿效、傳誦來看，杭州民眾所熟知的元、白，應該就是有名的詩人這 一身分，所謂「名聲人」也。這個現象，到了中唐成為顯著的社會風氣，說明當時的社會大 眾，不僅重視公眾評價與聲名，甚至將「名聲人」的地位置於政治權貴之上。並且，元稹也 注意到僧徒再三敦請自己寫記文，無非是增加碑文的價值，讓它永傳不朽。 元稹及白居易「詩名」在元和之後的廣泛流傳與轟動效應，確實造成社會風氣的一種轉 變。這可以在開成年間（836～840年），文宗和李珏的對話可知。當時，本身喜好詩歌的文 宗想要設立「詩學士」，李珏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文宗想要詢問詩歌創作上的問題，直接找 翰林學士即可。為了進一步說服文宗，李珏舉出「元和體」的例子，說明提倡詩歌，提高詩 人地位，會帶來不良影響： 臣聞憲宗為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摛章繪句，聱牙崛奇，譏諷時事，爾後鼓 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聖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詩學士，臣深慮輕薄小 人，競為嘲詠之詞，屬意於雲山草木，亦不謂之「開成體」乎？玷黯皇化，實非小 事。21 李珏的說法是站在維護朝廷地位、愛惜帝王的名譽上，但是反而突顯出詩人社會影響 力對於中央朝廷的衝擊。而這裡所謂的「元和體」，雖非直指元、白作品本身，卻與他們 「詩名」廣泛傳播之後在當時造成的影響力有密切關係。22相近的時間點，杜牧載友人李戡 對「元和體」的評論，也是同一論調：「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者，纖豔不逞，非莊士 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 入人肌骨，不可除去。」23這則資料也從側面說明，詩人取得詩歌聲名，將影響力發揮到極 致，會影響朝廷的教化及歷史評價。 雖沒有像白居易、元稹那樣留下詳細的表述，但其他中唐詩人也都逐漸意識到「詩名」 在社會活動中的重要性。如韓愈〈送陸暢歸江南〉「名以能詩聞」（卷340，3813）；姚合 〈寄華州李中丞〉「難隱是詩名」（卷497，5641）；〈酬光祿田卿六韻見寄〉「名卿詩句 峭」（卷501，5700）；〈親仁里居〉「親友因詩道姓名」（卷498，5661）等，不論是與高 官的酬贈，或是對自我的反省，姚合均意識到「詩名」是個體在社會空間被認識、肯定的重 要憑藉，也是建立社會聲名的重要方式。而劉得仁〈上姚諫議〉「名因詩句大」（卷545， 21【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市，中華書局，2008），卷2，150。 22陳才智對此曾有析論，認為李珏之論並非如前人所說乃出於政治朋黨之爭，而是出於「正統的態 度」。參見陳才智，《元白詩派研究》，204-207。 23【唐】杜牧，吳在慶校注：〈唐故平盧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 市：中華書局，2008），卷9，744。
6301）；朱可久〈上汴州令狐相公〉「名重更因詩」（卷514，5866），更直接說明，對於 已有官名、聲名者，「詩名」則有重要的加分效果。政治上的成功若有「詩名」的襯托，將 顯得更為高貴。上述詩例除韓愈之外，姚合、劉得仁等人的活動年代即處於中唐至晚唐的過 渡時期，他們與晚唐後期詩人的互動也是非常頻繁密切的。因此，下節即說明晚唐詩人對 「詩名」的各類表述。
參、「名場」：晚唐科舉的爭名與重名風氣
前文追溯了晚唐之前詩人對於詩歌聲名的自我反應及社會影響，說明了元、白的「詩 名」在當時社會所引起的各種效應，包括詩人自身的滿足、社會大眾的重視、朝廷中央的顧 慮等等，確實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學現象。「詩名」成為詩人社會活動與創作的資本，是中唐 時期的新風氣，但另一領域發生的變化，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此即科舉對於當時詩人發生 的影響。李肇《國史補》：「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為 聞人，故爭名常切，而為俗亦蔽。」24李肇這段話被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所引用，但「終 身為聞人」語變成「終身為文人」，25一字之差，卻反映出頗堪玩味的內涵。不管是李肇所 謂的有名望的人，或是王定保所謂有文學資格的人，均與社會評價有著密切關聯。本來用意 是選拔行政官員的制度，卻演變成「文人」資格的認定憑證。科舉成為一個取得資格的社會 空間，由此出身的士人，則取得「文人」的稱號。所謂「文人」，就是指舉子的詩賦才能， 尤其是詩，而這也是當時社會最重視的「聞人」。與唐代前期相比，晚唐雖處於動亂的時 代氛圍中，但詩的創作仍異常興盛，詩格詩論也大量出現，這種現象的具體情形與原因，學 者曾有考論。26事實上，不僅晚唐社會特別重視文學，上位者更不遑多讓，文宗不僅親自出 考題，甚至一度想立詩學士，宣宗更自封「鄉貢進士」。27在此種從上到下都對「進士」或 「文人」資格有著無比敬羨的心態背景下，引發唐代士人對以詩賦為主之進士科的熱衷，也 就不意外了。也正因為進士科成為獲得政治與社會資本的最佳途徑，也引起士人無所不用其 24【唐】李肇：《國史補》，《叢書集成初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卷下，141-142。 25【五代】王定保，姜漢椿校注：《唐摭言校注》（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卷1， 8。 26尚永亮。〈唐知名詩人之層級分佈與代群發展的定量分析〉，載於《唐代詩歌的多元觀照》，尚永亮 （武漢市：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360。尚永亮將詩人分成高產層、多產層、中產層等，晚唐均是最顯 著者。王夢鷗。〈晚唐舉業與詩賦格樣〉，載於《傳統文學論衡》，王夢鷗（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87），189-203。 27【宋】王讜，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市：中華書局，2008），卷4，370。唐宣宗不僅 好儒，也尚文學，「尤重科名」，嘗向大臣索《登科記》觀覽，此事載於卷4，371。關於唐代君主的好文風 尚，查屏球也認為唐太宗、武則天是將科舉視為控制籠絡士人的工具手段，而晚唐君主則是「將之作為一種 正統的社會化的價值標準來認同、崇拜與欣賞。」參見查屏球。《唐學與唐詩：中晚唐詩風的一種文化考 察》（北京市：商務印書館出版，2000），242。極的競爭行為。《唐摭言》載：「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 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28每一個階段都充滿了社會化的意味， 進而普遍地反映在當時的政治、社會與文學各層面。但將此現象發展至極致的，研究唐代科 舉者多以為是晚唐這一時期。29故中晚唐之際也出現改革科舉制度，導正士林競趨爭名現象 的呼籲，如李德裕、韋澳等。 唐武宗會昌3年（843年）李德裕有〈停進士宴會題名疏〉，是觀察此一現象的重要材 料，他在疏中具體提出：「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不得聚集參謁」、「不得聚 集同年進士，廣為宴會」等，30這些代表朝廷所頒布的律令，無非是想透過政治手段矯正進 士科所形成的社會力量，特別是集聚、宴會等容易影響社會風氣者。可見，進士科已不僅是 政治制度的一環，它以文學為媒介、聚集宴會為形式所形成的風氣，已讓當政者感到必須改 革。李德裕的上疏以及王定保在《唐摭言》的記載，說明愈到唐朝後期，科舉制度本身已不 再侷限於單純的政治人才選拔，也是評量文學才能的場域，更是各種社會活動、角色關係的 匯聚點。李德裕對進士科風氣的矯正並未收到實效，隨著他在政治上失勢，人亡政息。武宗 之後的宣宗，又是一位特別尊崇進士科的皇帝，然大中年間（847～859年），仍有韋澳針對 進士科、明經科喜分等第、名次高低的現象提出針砭。〈解送進士明經不分等第榜文〉整篇 文章，分別以開元及天寶所代表的盛唐；貞元及元和之際的中唐，對照出晚唐科場爭名的惡 劣風氣。韋澳對於當時舉場風氣有清醒的認識，認為大中之前「當時務尚切磋，不分黨甲， 絕僥幸請托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為盛事，固可公行。」31推崇 大中之前的科場並未區分等第，因此相對公正。但現在： 近日以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肩之 日。曾非考核，盡係經營。奧學雄文，例舍於貞方寒素；增年矯貌，盡取於黨比群 強。雖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32 28【五代】王定保，姜漢椿校注：《唐摭言校注》，卷1，8。此種科場內所建立的社會關係，在中晚唐 的發展影響，可參看金滢坤。〈中晚唐五代座主門生、同年與朋黨的關係〉，載於《中晚唐五代科舉與社會 變遷》，金滢坤（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9），104-137。 29科舉各科，尤其是進士科對唐代社會各層面的影響，諸如政治、文學等，可參見傅璇琮。《唐代科舉 與文學》（西安市：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327-465。近年來對晚唐科舉、社會與政治的研究，有著更 多的關注，研究者均指出科舉制度到了中唐後期，雖然參加科考的士人數量增多，但弊端也愈趨嚴重，往往 為有權勢者所把持，詳論可參見蕭瑞峰等。《晚唐政治與文學》（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322-332；金滢坤，《中晚唐五代科舉與社會變遷》。 30【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太原市：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李德裕〈停進士宴會題名 疏〉，卷701，4245。 31同上註，韋澳〈解送進士明經不分等第榜文〉，卷759，4649-4650。 32同上註，4650。
故他請求「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廷解送，不合區分。今年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 納策試前後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認為要取消「等第」，不作「區分」，或可遏阻爭 名的不良風氣。韋澳的文章，深刻反映出當時社會對於等第名次的重視程度，嚴重到有志之 士不得不跳出來端正風氣。但顯然，僅憑韋澳一人，是無法改變整個社會對於爭名的執著與 熱愛。從當時社會所反映的價值觀念看來，對科名的重視，也讓士人對於文名、詩名有著異 乎尋常的熱衷。 如前所述，科舉制度一開始的本意，是在於選拔政治人才，文學才能是考核的重點。 但發展到後來，科舉制度所形成的社會與文學空間稱為「舉場」，但事實上，晚唐人在詩 中更喜歡用「名場」來稱呼。如以下詩例：賈島〈贈翰林〉「應憐獨向名場苦」（卷574， 6686）；劉駕〈送友人擢第東歸〉「攜手踐名場」（卷585，6784）；方干〈題贈李校書〉 「名場失手一年年」（卷652，7489）；羅隱〈送沈先輩歸送上嘉禮〉「不堪棲屑困名場」 （卷655，7535）；章碣〈送謝進士還閩〉「名場聲利喧喧在」（卷669，7563）；杜荀鶴 〈贈友人罷舉，赴交趾辟命〉「罷卻名場擬入秦」（卷692，7958）；徐夤〈自詠十韻〉 「纔到名場得大名」（卷711，8186）等。不難看出，上述詩句出現「名場」一詞，多是送 給共同應舉的友人，或自述舉場情懷、或嗟嘆困於場屋。從「名場」一詞的出現來看，晚唐 應舉士子基本上把科舉及第等同於建立聲名的代表。那麼，說明「名場」與詩歌創作的關 係，則有助於理解「詩名」的獲得何以在當時如此重要。《太平廣記》的一段記載，可顯示 當時士人如何看待應舉和作詩。唐德宗微服出行，某一日夏至西明寺。見到當時在寺中讀書 的士人宋濟，德宗問：「『作何事業？』兼問姓、行。濟云：『姓宋，第五，應進士舉。』 又曰：『所業何？』曰：『作詩』」33從宋濟的回答來看，他的事業是「科舉」，然而德宗 進一步追問，則回答是作詩。這條資料透露出重要的訊息是，只要仔細思索，士人都會自覺 到入仕就是要透過科舉，而科舉及第就要作詩，因此業科舉其實也就是業詩。這中間的聯繫 與因果關係，在當時社會是不言自明，然而我們反思這種現象，就會發現它其實對唐代的文 學、社會與文化都產生深遠的影響。姚合〈送賈島及鍾渾〉「日日攻詩亦自彊，年年供應在 名場」（卷496，5631），說明，在名場要成功，「攻詩」是必備的。而杜荀鶴〈下第投所 知〉： 若以名場內，誰無一軸詩。縱饒生白髮，豈敢怨明時。 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寧教讀書眼，不有看花期。34 要在「名場」成功，寫出好詩是基本條件之一。這種詩歌創作與取得名聲愈趨同一的發 33【宋】李昉等（主編）：《太平廣記》（臺南市：平平出版社，1975），卷180，1139。 34【唐】杜荀鶴，胡嗣坤、羅琴校注：《唐風集校注》（成都市：巴蜀書社，2005），卷1，65-66。
展，是晚唐科舉與社會重要的特徵之一。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籤》： 唐試士初重策，兼重經，後來觭重詩、賦。中葉後，人主至親為披閱，翹足吟詠所 撰，嘆惜移時。或復微行，諮訪名譽，袖納行卷，予階緣。士益競趨名場，殫工韻 律。詩之日盛，尤其一大關鍵。35 也注意到中唐之後，不僅科舉強調詩，上位者也好以詩歌獎擢士人，造成當時文人「競 趨名場」，也間接促進唐詩的大盛。胡震亨的看法當然不完全正確，因為唐詩的興盛有各種 歷史、社會、文化的背景，非科舉制度一環即可決定。但胡氏指出，當時士人將科舉視為名 場，以詩歌進行較藝的現象，確實值得注意。因此，與其說科舉導致詩的盛衰，倒不如說科 舉影響文學風氣的形成，以及製造了重視文學聲名的社會條件與大眾品味。故有論者以為： 上層對考試的態度不僅導致了進士科的一家獨尊，也導致了科舉考試的文學化。並由 此在整個社會上形成這樣一種觀念：學習就是學習作詩，一個人只要具有詩才，就 應該去參加科舉考試；只要具有了詩才，就可以凌駕於人生的一切道德行為準則之 上。36 所謂「科舉考試的文學化」，是隨著唐王朝的統治時間而加劇發展，至晚唐成為滲透進 政治、文學、社會的強大力量。而在時代動亂、科場風氣日趨薄劣的背景下，晚唐科舉考試 卻愈來愈不容易，「名場」一詞的產生，意謂著當時人意識到：在舉場取得一第，才有進入 政治場域的基本資格與名分；同時，這也是一己詩歌在社會取得聲譽，製造知名度的重要手 段。換言之，若能以詩揚名於世，贏得同儕的認同、主文者的賞識，不但可順利及第，也能 製造聲譽。李頻〈感懷獻門下相公〉「誰云郎選不由詩」（卷587，6810），就說明詩不僅 是及第的重要關鍵，也對於是否可得到官職具有重要作用。尤有甚者，即使是天子，對於有 「詩名」的舉人，也會另眼相看，中唐詩人顧況之子顧非熊，久困科場之後因唐武宗聞其詩 名，「詔有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進皆知勸矣。」37因為「詩名」顯著而讓皇帝特別注意 到，這件事讓許多寒士深受鼓勵。當時劉得仁就有詩祝賀到「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賀顧非熊及第其年內索文章〉，卷544，6289）所以能讓「聖主知」，主要就是依靠詩 歌聲名在社會之間的傳播。類似的事同樣見於《唐詩紀事》，王貞白內試時，「札翰狼籍， 35【明】胡震亨：《唐音癸籤》（臺北市：木鐸出版社，1982），卷27，284。 36鄭曉霞。《唐代科舉詩研究》（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138。 37【五代】王定保，姜漢椿校注：《唐摭言》，卷8，167。
帝覽，拂下玉案。有黃門奏此舉人有詩名。御批曰『粗通，放。』」38說明，「詩名」本身 已形成一種社會力量與資本，讓上位者也不能忽視而另眼相看。本來屬於政治制度一環的科 舉考試，逐漸發展出相對獨立的社會影響力，這力量的形成，所憑藉的就是士人詩歌才能及 文學聲譽。因此，以詩賦取士的進士科，就政治而言，是透過考試制度網羅人才；「就其詩 性意義而言，是將藝術行為與功利行為通過制度化的方式結合在一起。」39要在科舉、文學 兩個領域獲得價值與報償，「詩名」的有無具有關鍵性。對於此一現象，晚唐人也曾在詩中 表述過，諸如「文章聲價從來重，霄漢途程此去長」、「聲名本自文章得，藩溷曾勞筆硯 隨」、「聲名烜赫文章士，金紫雍容富貴身」等，40都是意識到詩歌聲名對於科舉、仕宦的 決定性影響力。這一現象，雖然在唐代逐漸變成制度化的規則，但在晚唐時期，才看到士人 明顯地加以表述，並以具體行為參與其中。
肆、晚唐詩人對「詩名」的追求意識
從上述兩節的討論看來，中唐時期的元、白，已對「詩名」的效應產生自覺省思，作 為創作者的自我是否在社會上享有一定聲名，成為詩人創作時的自覺意識。至晚唐時，科舉 場域爭名、重名的風氣，更讓「詩名」成為多數詩人異常重視的資本，它能夠影響個體正在 進行的政治追求；或者社會上的評價，發揮超出文學場域之外的效用。被杜牧以「千首詩輕 萬戶侯」讚譽之的張祜，活動年代稍後於白居易，可視為晚唐前期詩人。晚唐筆記《雲溪友 議》載與張祜同時齊名者崔涯，「每題一詩於娼肆，無不誦之於衢路」41此故事在《唐才子 傳》記載更詳：「頗自行放樂，或乘興北里，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聲價頓增，毀之則車馬掃 跡。」42這顯示了「詩人」用「詩」就可以進行一種公眾評價，影響他人聲譽。能賦予詩人 這項權力的，正來自於他在社會上的名氣。這樣的現象當然也發生在白居易的時代，但是， 中間仍有微妙的差別。能唱白居易所作的〈長恨歌〉，可讓歌伎聲價倍增，這是來自於歌伎 本身才藝與白詩之有名，但白居易本人並未參與這公眾價格的決定過程。但崔涯本人卻能 運用自己的知名度，透過題詩來影響對方的聲價。因此，崔涯與白居易的對比，可讓我們知 道，中唐之後的詩人，對於自己的「詩名」，不僅有自覺認識，有時更以參與者、評價者的 38【宋】計有功，王仲鏞校箋：《唐詩紀事校箋》（北京市：中華書局，2007），卷67，2251。 39王南。《中國詩性文化與詩觀念》（成都市：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169。 40【清】彭定求等（主編）：《全唐詩》。姚鵠〈送黃頗歸袁〉，卷553，6405；鄭逢〈送同年鄭祥先 輩歸漢南〉，卷548，6335；韓偓〈與吳子華侍郎同年玉堂同直懷恩敘懇，因成長句四韻兼呈諸同年〉，卷 680，7787。這數則詩例，寫作情境頗為類似，均是詩人贈送已及第者友人，但詩中卻極力強調是文章，即 詩的效用，讓友人聲價不凡，聲名卓著。 41【唐】范攄：《雲溪友議》，《叢書集成初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83），卷5，27。 42【元】辛文房，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卷6，175。姿態去實踐「詩名」所附帶的權力。這一點，可視為「詩名」在晚唐社會場域中獨具的價 值。 這個現象其實在晚唐詩人的作品中有著更為具體真切的表述。蓋晚唐詩人對於自己是否 在社會上享有「詩名」，且是否被人傳播、讚揚，不僅非常在意，而且以此自得自矜。薛能 〈春日重遊平湖〉「詩名空被後生傳」（卷559，6483）；杜荀鶴〈敘吟〉「多慚到處有詩 名」（卷692，7974），一個說「空」，一個說「慚」，但就薛、杜兩人的文學活動來看， 他們都是非常在意自己身後「詩名」的詩人。薛能（817～880年），尤其是相當典型的例 子，他敢於向元和詩人尊崇的李、杜挑戰。對於杜甫這麼說：「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工 部子美於斯有之矣，得非興象不出，歿而有懷。何天之厚余，獲此遺遇，謹不敢讓，用當其 無。……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43對杜甫詩未曾著墨海棠一事頗感興奮，認為那是成 就自己詩名的機會。寫完海棠詩後，薛能還作了如下舉動：「刻貞石以遺吾黨，將來君子業 詩者，苟未變於道無賦耳。」44正反映出對於自己詩歌的自信心態。薛能另有：「我身若在 開元日，爭遣名為李翰林」（卷561，6521），認為自己若生在玄宗開元朝，李白也就不可 能那麼幸運成為舉世聞名的詩人。薛能的心態，除了反映出影響的焦慮，45其實也說明他為 了讓自己成為有名氣的詩人，不惜向已有崇高聲譽的前輩詩人挑戰，甚至採用誇張、狂妄的 言行來達到此一目的。至於杜荀鶴對「詩名」的自矜心態，則可從告辭楊侍郎的詩看出，所 謂「不因人薦只因詩」（〈辭楊侍郎〉，卷692，7969），自我的價值與特性，不是依靠人 的請託，而是憑藉詩。其〈苦吟〉詩則道出，被他人瞭解、鑑賞，自己的詩才有價值： 世間何事好，最好莫過詩。一句我自得，四方人已知。 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始擬歸山去，林泉道在茲。46 世間最美好的事物是詩，因為只要有一句得自於我心的，世人皆可知道聲名。「四方 人已知」之中的自得自滿，終究為原本生死與之的苦吟，染上了外在的功利追求色彩。說明 「詩名」猶如「科名」一樣，成為杜荀鶴苦心追求的社會認同與價值。因此，將「詩名」的 崇高譬喻為從天上而來，如「天上詩名天下傳，引來齊列玉皇前」（〈依韻次同年張曙先輩 見寄之什〉，卷692，7965），也就不奇怪了。 杜荀鶴的心態在晚唐並非孤例，另一位以苦吟聞名的詩人裴說，〈寄曹松〉也表達了同 43此海棠詩序在《全唐詩》中並不完整，陳尚君輯補之後編入《全唐詩補編》。見陳尚君。《全唐詩補 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92），薛能〈海棠〉序，卷32，1169-1170。 44同上註，1170。 45莫礪鋒。〈大家影響下的焦慮―唐詩人薛能論〉，載於《古典詩學的文化觀照》，莫礪鋒（北京 市：中華書局，2005），19-39。 46【唐】杜荀鶴，胡嗣坤，羅琴校注：〈苦吟〉，《唐風集校注》，卷1，96。
樣的看法： 莫怪苦吟遲，詩成鬢亦絲。鬢絲猶可染，詩病卻難醫。 山暝雲橫處，星沈月側時。冥搜不可得，一句至公知。47 如此不憚艱辛地勤苦寫詩，年華老去不可惜，無可救藥地難以停止，最後道出了自己最 卑微的願望，希望有一位尊貴者能賞識他的詩，即使是其中一句。裴說的「詩病」，是為了 「苦吟」出好詩，求得「至公」賞識提拔呢？還是沈迷於獲得一科名，而耽溺於病態性的詩 歌創作求得「至公」賞識？已經很難做出區別了。也就是說，藝術性地苦吟，和功利性的苦 吟，其中的界線並非如此清晰。裴說對「詩名」狂迷執著，並不是只在自身，送給友人的詩 也是如此表示，如〈秋日送河北從事〉：「北風沙漠地，吾子遠從軍。官路雖非遠，詩名要 且聞」（卷720，8263）即使從軍，也不忘叮囑友人努力建立「詩名」。確實，從晚唐的情 境看來，「詩名」不僅可幫助科舉仕宦，有時甚至帶來實際的利益，如《唐摭言》載任濤以 詩名免去差役，李涉以詩名免去盜匪的搶劫等。48 像薛能、杜荀鶴、裴說這幾位晚唐詩人，對「詩名」的追求，既有社會性的功利態 度，也有文學上的自我表現。但有些詩人如劉得仁，其所獲得的「詩名」，引起晚唐人的省 思。晚唐詩僧栖白的心目中，劉得仁是一個「為愛詩名吟至死」（〈哭劉得仁〉，卷823， 9278）的寒士。後人在憑弔時，也多突顯他死後的詩名，如貫休〈懷劉得仁〉「詩名動帝 畿，身謝亦因詩」（卷829，9343）；韋莊〈劉得仁墓〉「名有詩家業，身無戚裏心」（卷 695，7995）。像劉得仁為科舉蹉跎一輩子，死後獲得「詩名」的例子，是晚唐時期許多出 身寒微之應舉士人的生命寫照。但這一時期也出現生前就以「詩名」享譽於當世，死後更以 「詩名」作為身分標誌與事業成就的詩人，此尤以方干為代表。以詩名世的方干，在其生 命後期也是以隱士身分為世人所知，但他的「詩名」比隱士的身分更為同時代人或後輩稱 揚。49從他自己的作品中，不難看出他對於詩人前輩或者友人文學聲譽的重視： 47【清】彭定求等（主編）：《全唐詩》，裴說〈寄曹松〉，卷720，8261。 48《唐摭言》載任濤「詩名早著」。「李常侍騭廉察江西，特與放鄉里之役，盲俗互有論列。騭判曰： 「江西境內，凡為詩得及濤者，即與放色役，不止一任濤耳。」，卷10，208。這則本事與李涉以「詩名」 感化盜匪一事同樣出於表現了中唐社會對於有詩歌知名度者，具有無比的敬意，另眼相看。 49關於方干的隱居生活與創作，可參見吳在慶。〈試論方干的隱居生活及其心態〉，載於《唐代文士 與唐詩考論》，吳在慶（廈門市：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203-214。日本學者愛甲弘志論及中晚唐時期 文人師承現象時，就注意到方干詩名大顯於時的深刻意義，因為方干並「沒有處於政治上和地理上的中心位 置」，卻成為當時及後輩詩人極度推崇的詩人。因此，方干代表了「中唐以後散見一些未能成為官吏的詩 人，他們被隔離或不得不遠離傳統的詩道，因此，他們就開始反省自己詩作的存在意義，並從中發現了文學 的新意義。」參見愛甲弘志。〈從文人師承現象看中晚唐文學觀的變化〉，劉小俊譯，《師大學報》，55卷 1期（2010）：124。
豈料多才者，空垂不世名。（〈寄普州賈司倉島〉，卷649，7458） 寒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萬古名。（〈哭秘書姚少監〉，卷650，7467） 一分酒戶添猶得，五字詩名隱即難。（〈贈會稽張少府〉，卷650，7469） 雖將劍鶴支殘債，猶有歌篇取盛名。（〈贈蕭山彭少府〉，卷650，7471） 上述詩例，或凸顯賈島、姚合身後留下的不朽詩名；50或者讚譽擔任地方官朋友的詩 名，都是強調「詩名」對於個體人生的重大意義。而〈贈孫百篇〉一詩： 御題百首思縱橫，半日功夫舉世名。羽翼便從吟處出， 珠璣續向筆頭生。莫嫌黃綬官資小，必料青雲道路平。 才子風流復年少，無愁高臥不公卿。51 整首詩先強調孫百篇詩才的不凡，而此不凡輕易為他帶來舉世知曉的「詩名」，而只要 有「詩名」，青雲仕宦似乎垂手可得，這是從「詩名」的實際利益著眼。既然選擇了隱居， 卻不斷在作品中提到詩歌聲名，其心態頗可探究。而〈題嚴子陵祠〉二首，正觀察方干對於 個人聲名的態度： 物色旁求至漢庭，一宵同寢見交情。先生不入雲臺像， 贏得桐江萬古名。 蒼翠雲峰開俗眼，泓澄煙水浸塵心。惟將道業為芳餌， 釣得高名直到今。52 二詩都彰顯嚴光雖然沒有顯赫的政治地位，卻仍用隱逸的方式、疏離的態度取得萬古高 名。方干認為嚴光是用「道業」，即社會清譽取得了萬世聲名。從對嚴光立名的思考中，方 干很有可能意識到：想要在社會歷史之中留下「萬古名」或「高名」，未必只有政治功業一 途。從方干將卒之時的記載看來，他對於自己的「詩名」顯然是很有自信的，其臨終語是這 麼說的：「吾詩人，吾自知之，誌吾墓者，紀其年月而已。」53道出了他對於自己聲名的自 50李定廣就認為賈島的苦吟，就是為了成名，這種行為表現與晚唐人較為接近，並強調「企圖以詩垂名 的觀念在中唐還屬於個別現象，但到唐末五代已成普遍風氣。」見李定廣。《唐末五代亂世文學研究》（北 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84-85。 51【清】彭定求等（主編）：《全唐詩》，卷651，7481。 52同上註，卷653，7505。 53【宋】劉克莊：《後村詩話》新集，卷4；轉引自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市：江蘇
得。確實，方干生前即以「名詩人」的姿態與形象有名於世，如翁洮〈贈方干先生〉「由來 箕踞任天真，別有詩名出世塵」（卷667，7640）；吳融〈贈方干處士歌〉「把筆盡為詩， 何人敵夫子。句滿天下口，名聒天下耳。」（卷687，7898）；尚顏〈寄方干處士〉「格外 綴清詩，詩名獨得知」（卷848，9600）都是推崇方干「詩名」在當代的無以倫比。在方干 死後，杜荀鶴〈哭方干〉「何言寸祿不沾身，身沒詩名萬古存」（卷692，7962），更突顯 出方干雖無科舉名第，以隱逸而終，但「詩名」卻足以讓他萬古長存。這些詩例均說明，方 干成功地用詩歌證明，他也可以像嚴光一樣，即使不依靠朝廷的仕宦名位，依然聲名卓著， 在歷史留名。 方干雖然選擇逸離政治場域，卻用隱逸的方式持續用詩歌創作建立「詩名」，得以名聞 世間。54那麼詩僧齊己作為非士人身分的代表，對詩歌聲名的重視，則反映出更複雜的社會 與文學意涵。55能詩的僧人和真正的詩人到底有何差異，中唐劉禹錫即有所觸及。當這種表 述體現在詩僧作品中時，就更加突顯出詩在唐代各種社會身分之間的價值思考。56而晚唐詩 僧齊己，即是非常顯著的代表。在〈寄倪署郎中〉「海內擅名君作賦，林間外學我為詩。」 （卷844，9551），頗為自豪地稱對方是以賦擅名，自己的標誌則是詩歌創作。本身是僧 人，卻以寫詩自我標榜自矜的心態，這種情形在中唐還較少見到。而更極端地發展，就是毫 不掩飾地宣稱要以詩「沽名」： 搜新編舊與誰評，自向無聲認有聲。已覺愛來多廢道， 可堪傳去更沽名。風松韻裏忘形坐，霜月光中共影行。 還勝御溝寒夜水，狂吟沖尹甚傷情。57 古籍出版社，1998），冊8，8513。 54這種表現對照中唐前期大曆詩人戴叔倫的作品，即可看出明顯的差異，戴叔倫〈遣興〉：「詩名 滿天下，終日掩柴關」（卷274，3100）；〈題秦隱君麗句亭〉：「閉戶不曾出，詩名滿世間」（卷274， 3101），兩詩均提及自己及秦系所擁有的「詩名」。但從中所顯露的心態，卻是「閉戶」、「掩柴關」，即 用一種超然、淡薄的態度面對卓著的詩歌聲名。這與晚唐詩人對「詩名」的執著、自我標榜是非常不同的。 其中，秦系也是以隱士身分為時人所重視的詩人，與方干的對比，尤其值得注意。 55詩僧作為獨特的詩人群體並與文人有著深入的交往，在大曆及貞元年間就出現了，皎然、靈澈就是顯 著的代表，蔣寅曾對此作過研究，參看蔣寅。《大曆詩人研究》（北京市：中華書局，1995），325-377。 此外，彭雅玲則認為中唐僧人才開始擺脫不可吟詠的束縛，甚至以此獲得一定的文學聲名。見彭雅玲。《唐 代詩僧的創作論研究―詩歌與佛教的綜合分析》（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36-39。但是中 唐詩僧與晚唐詩僧仍有顯著的差異，在查明昊的分類中，就把初唐至中唐前期的詩僧稱為「名士型詩僧」， 把中唐詩僧稱作「文人化詩僧」，而把晚唐時期稱為「干謁型詩僧」。從其定義來看，晚唐詩僧確實具有以 詩干名，追求詩之效用的特殊表現。可參考查明昊。《轉型中的唐五代詩僧群體》（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2008），52-61。 56劉禹錫為中唐詩僧靈澈寫文集紀，就拿詩僧與詩人兩種身分對比，認為靈澈的創作成就「可謂入作者 閫域，豈獨雄於詩僧間邪？」說明，當時劉禹錫是站在純粹詩人角度評價詩僧成就。見【唐】劉禹錫，卞孝 萱校訂：〈澈上人文集紀〉，《劉禹錫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00），卷19，240。 57【清】彭定求等（主編）：《全唐詩》，〈敘懷寄高推官〉，卷844，9548。
「無聲認有聲」語是齊己追求「詩名」的生動表白，詩歌創作當下是寂寞孤獨的，但完 成之後，卻可以獲得眾人的稱揚，從而聲名沸騰。這種認知雖讓齊己有「廢道」的愧疚感， 但是能夠傳播聲名，這些都是值得的。最末一聯，舉賈島苦吟衝撞京兆尹一事，讓自己苦心 於詩的行為更具合理性。 從上文的論述看來，詩歌創作對於晚唐詩人，除了作為應舉得官的考試工具；另有製 造有利於自身聲譽的功用。不同身分的詩人逐漸將詩作為社會活動的符號，增加自己的知名 度，並形成對「詩名」的自覺意識，進而狂熱、執著地追求。羅聯添考察唐人上書與行卷時 指出，初、盛唐時，文人上書還未成一普遍現象，至中晚唐時則蔚然成風，且上書同時行 卷。從統計數字看來，晚唐人從事此道更是常例。58除了干謁、獻書的熱絡之外，晚唐人對 以詩干謁、或者主動用詩與各類社會人物結交，都顯得非常普遍。這種社會風氣的形成，正 是當時詩人將「詩名」視為獨立的追求目標的反映。
伍、以詩不朽：「詩名」的象徵價值
一、「詩名」傳萬古
曹丕〈典論‧論文〉是確立文章具有不朽價值的重要宣言，把「文章」的價值與「榮 樂」、「年壽」相對比，然後得出「不朽之盛事」、「聲名自傳於後」的論斷。59很明顯 地，曹丕這個觀念成為日後從事文學創作者的重要傳統，只是實踐內涵、個體表現不一而 已。最可注意者在於，曹丕雖不是就詩這一文類立論，卻點出了「文學作為生命形式對個體 的人生意義。」60但在文學寫作、閱讀尚未普及，創作者社會地位沒有相對獨立地位的魏晉 六朝，文章的不朽價值，有更多的不確定性和依附性。在唐代文人意識中，文學不朽已不僅 是命題、宣稱，更是實際的行動、明確的創作意識。對唐人而言，文章能夠讓創作主體不朽 已是明顯的共識，而如何創作出不朽的作品才是他們關心的事，如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後 序〉云：「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61即使承認「文 章」是「士之末」的柳宗元，也承認文士必須更有意識、更有策略地透過文學創作讓自己不 朽。62這種態度已非曹丕概論式的宣稱，而是更為明確的價值依據與創作動機。但柳宗元以 58羅聯添。〈論唐人上書與行卷〉，載於《鄭因百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鄭因百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 編委會（主編）（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663-754。 59歷來研究者多視曹丕〈典論‧論文〉為文學自覺說的重要開端之一，但也指出其所謂的「文章」， 範圍涵蓋廣，且也有實用性的文章在內。關於這部分的討論可參考張朝富。《漢末魏晉文人群落與文學變遷 ―關於中國古代「文學自覺」的歷史闡釋》（成都市：巴蜀書社，2008），227-232。 60蔣寅。〈以詩為性命―中國古代對詩歌之人生意義的幾種理解〉，載於《古典詩學的現代詮釋》， 蔣寅（北京市：中華書局，2003），233。 61【唐】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後序〉，《柳宗元文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00），卷21，578。 62柳宗元在〈與楊京兆憑書〉說道：「今之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卷創作傳不朽仍是有選擇性的，對他而言，古文才是關注重點。這確實是當時中唐文人的觀 念，諸如韓愈、劉禹錫等，不僅有名於詩，對古文更是特別用心。即使以詩有名於當世的 元、白，也都留下各種文類的創作。但同時，中唐也開始出現將全部生命精神集中於詩歌創 作的詩人，例如孟郊、李賀等人。從這個角度來說，文章不朽的命題到了中唐，概念雖仍是 廣泛的，卻也開始出現專精於某一特定文類的作家。晚唐這一時期的文學發展，專精於詩者 比起前代有增無減，因此，文章不朽的概念到了晚唐重視「詩名」的背景下，發展出何種變 化，也就成為相當值得注意的論題了。 「詩名」雖建立於文學場域，即詩歌才能的展現與被肯定，但置於具體的社會活動中， 它的價值與意義又超乎文學了。白居易說的「詩留身後名」，63正作於他授為秘監，拜賜金 紫時所作。因此，這句話實堪玩味。政治上愈趨順遂成功之日，反對身後詩名念念不已。但 縱觀白居易創作歷程，以及對自己詩集的細心編纂、保存，其以詩歌立名留名的想法是很明 確的。到了晚唐，在對科名熱烈追求的推波助瀾下，當時詩人不僅把「詩名」當作社會活動 的重要資本，同時也用來成就個體生命的不朽價值。這個現象，究其實質，並非只是功利主 義觀的表現，還反映了晚唐對於個體生命意義的思考。杜荀鶴〈經青山弔李翰林〉： 何為先生死，先生道日新。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詩人。 天地空銷骨，聲名不傍身。誰移耒陽冢，來此作吟鄰。64 李白形體生命的消亡，卻帶來聲名的萬古長新，在杜荀鶴的認知裡，李白形軀生命的銷 亡，卻是生命精神與詩人形象恆傳不朽的開始，所謂「千古一詩人」是也。但杜荀鶴同樣提 出了一個千古之問：死去的李白只剩下白骨，聲名又有何意義呢？這個疑問的背後，其實就 是對於詩名之不朽的價值思考。末聯將杜甫墓移來與李白冢相鄰的想法，代表了晚唐詩人對 李、杜共尊最浪漫的想像。65事實上，杜荀鶴的疑問在他的作品中就可找到答案，〈亂後書 事寄同志〉： 九土如今盡用兵，短戈長戟困書生。思量在世頭堪白， 30，789。 63【唐】白居易，謝思煒校注：〈初授秘監並賜金紫閑吟小酌偶寫所懷〉，《白居易詩集校注》，卷 25，1962，大和元年（827年），作於長安。 64【唐】杜荀鶴，胡嗣坤、羅琴校注：《唐風集校注》，卷1，86。 65對於詩歌本質的認識，李白、杜甫是盛唐詩人最突出的創變者，對此，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曾有精準地掌握，認為「在李白看來，詩歌是使天才在現世被承認的工具（詩歌是使自己被認識的工具，這 是『獲取資格』的理論）；在杜甫看來，詩歌關係到他在後代的聲譽和歷史地位。」見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盛唐詩》，賈晉華譯（北京市：三聯書店，2005），237。這個看法，放在晚唐詩人的文學情 境，尤其貼切。
畫度歸山計未成。皇澤正霑新將士，侯門不是舊公卿。 到頭詩卷須藏卻，各向漁樵混姓名。66 白居易是將編輯好的詩集收藏、保存，達到「留身後名」的目的；同樣很有意識的，杜 荀鶴則在戰亂之中，小心翼翼地保藏詩卷，這或許是與生命的保全同等重要的事。整首詩透 露出來的觀念是：個體生命會老去銷亡，世間富貴無常，但只要有詩卷留下來，就可讓生命 不朽。從晚唐詩人的表白來看，「詩名」不僅是為自己在社會上贏得名聲，有利於仕宦的手 段而已；更是一種個體生命價值的延續和表徵。說到底，「詩名」可以不朽，可以補償現實 的不遇和困頓。從杜荀鶴其他詩篇中，可看出他對以「詩」使自我生命垂名不朽，具有頗為 自覺的認識，其〈贈李蒙叟〉： 在我成何事，逢君更勸吟。縱饒不得力，猶勝別勞心。 凡事有興廢，詩名無古今。百年能幾日，忍不惜光陰。67 在詩中，杜荀鶴宣稱萬事皆有興廢衰謝，只有「詩名」可恆存不朽，超脫於個體存在時 間之外。這個觀念如同他先前憑弔李白所說的「千古一詩人」、「先生道日新」。「詩名」 的不朽價值，對照出人間萬事的興廢無定。所以杜荀鶴在詩中感慨人生百年，除了憂生之 嘆，更重要的是表達欲將有限生命建立不朽「詩名」的想法。因此，詩篇的寫作就變成讓生 命無限延長的事業了。杜荀鶴甚至用此一觀念作為勉勵的話語，如「旅中無廢業，時作一篇 詩」（〈送舍弟〉，卷691，7934），叮囑他的弟弟莫要荒廢寫詩。從此來看，要以詩成就 不朽的名，是要付出辛勞的，是要像杜荀鶴說的，即使在旅途中也不能稍有荒怠。另一晚唐 詩人李中，也表示了相近的想法，時光的侵逼加強了他對於以詩不朽的渴望： 每病風騷路，荒涼人莫遊。惟君還似我，成癖未能休。 舍寐緣孤月，忘形為九秋。垂名如不朽，那恨雪生頭。 與君詩興素來狂，況入清秋夜景長。溪閣共誰看好月， 莎階應獨聽寒螿。卷中新句誠堪喜，身外浮名不足忙。 會約垂名繼前哲，任他玄發盡如霜。68 66【唐】杜荀鶴，胡嗣坤、羅琴校注：《唐風集校注》，卷2，157。 67同上註，〈贈李蒙叟〉，卷1，106。 68【清】彭定求等（主編）：《全唐詩》，李中〈寄左偃〉，卷747，8501；〈秋夜吟寄左偃〉，卷 747，8509。
從詩例一可清楚知道，李中所謂「垂名如不朽」，是指在荒涼的風騷路上，不放棄苦 吟，更不要看輕彼此僻於寫詩的道路選擇。詩例二所謂的「會約垂名繼前哲」，很明顯是指 自己與左偃僻於吟詩的創作行為。李中在這兩首詩中，都顯露出以詩「垂名」的意識，與 「浮名」的對比，也突顯了詩歌創作的價值優先性。相對於杜荀鶴、李中從人生的苦短、榮 衰無定，而引發出對不朽「詩名」的焦慮感，鄭谷的思考則偏向仕宦角度。鄭谷〈卷末偶題 三首〉之一： 一卷疏蕪一百篇，名成未敢暫忘筌。何如海日生殘夜， 一句能令萬古傳。69 盛唐時王灣有「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句，被宰相張說書於政事堂中。王灣留存於 後世的作品並不多，但卻因張說賞識「海日」而名振詩壇，留下不朽美名。因此，鄭谷領悟 到「一句能令萬古傳」的創作觀念，作為對自我的勉勵。這和司空圖〈爭名〉「爭名豈在更 搜奇，不朽纔銷一句詩」（卷632，7250），都是將詩的傳名效果與生命的不朽價值結合在 一起。這個觀念具體實踐於鄭谷對待薛能的態度上。薛能詩有名於世，且仕宦通達，鄭谷對 其相當敬崇，作有多首詩篇相贈，其中，〈獻大京兆薛常侍能〉； 恥將官業競前途，自愛篇章古不如。一炷香新開道院， 數坊人聚避朝車。縱遊籍草花垂酒，閒臥臨窗燕拂書。 唯有明公嘗新句，秋風不敢憶鱸魚。70 表明自己對詩篇的投入，以及冀望獲得其賞識的意圖。言下之意希望自己也能獲得 如張說賞識王灣那樣的際遇，憑著一句詩就可留下不朽的聲名。這種想法在〈卷末偶題三 首〉的第二、三首續有表達，如第二首：「如今寒晚無功業，何以勝任國士知」（卷675， 7736），而第三首： 一第由來是出身，垂名俱為國風陳。此生若不知騷雅，孤宦如何作近臣。71 很顯明地表達出，「一第」是士人在社會上正當身分的標誌，然而，若想要在歷史上留 下名聲，還需要憑藉詩歌的創作。因此，如果不知騷雅，即使官至「近臣」也無補於事。這 69【唐】鄭谷，趙昌平等箋注：《鄭谷詩集箋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卷2，259。 70同上註，卷3，331。 71同上註，卷2，260。
裡頭當然有時代戰亂、國勢動盪的背景，但把詩歌價值置於仕宦出身之上，並由此反思個人 生命，卻是相當引人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