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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聯盟串聯與工運策動─以臺灣工友總聯盟為例
文／邱士杰（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臺灣文化協會分裂的新聞報導。
▲ 1929 年 2 月 11 日，臺灣工友總聯盟第二次代表大會於臺南新町 新松金樓前的紀念照。
工會聯盟與工運
如眾所周知，1920年代的臺灣社會 運動，在1927年出現了重大轉折，而轉 折的核心事件就是同年1月初發生的臺 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由於文協在分裂 之後由連溫卿（1894-1957）和「無產 青年」為代表的社會主義者所控制，
改 造 成 以 左 翼 路 線 為 主 的 所 謂「新文 協」，這樣的新路線遂迫使林獻堂（1881- 1956）、蔣渭水（1890-1931）等民族主義 者退出。其中，蔣渭水等文協舊幹部更在 同年7月進一步組織起「臺灣民眾黨」，
和連溫卿領導下的文協一較高下。
為了團結力量，1927年分化為左右 兩派的島內社會運動者，首先採取的態 度是儘可能重新合作，而不是深化分 裂。1928年1月，臺灣民眾黨的《臺灣 民報》開始討論如何實現各派合作，並 通過農民組合的呼籲，於同年2月1日成 立糾集許多進步團體的「反對壓制政治
協議會」。雖然領導文協的連溫卿主張各 組織可在個別案例上協作，民眾黨卻認為 自己就是足以聯合左右兩方之「共同戰線 黨」，不能「不顧黨的本質」而接受農民 組合的主張，於是會議終歸流產。
在左右兩派想重新攜手而不得的氣 氛中，蔣渭水在1928年2月19日成立了 民眾黨的工運戰線組織─臺灣工友總 聯盟。據《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臺 灣社會運動史》的分析，這是蔣渭水仿 效當時中日兩國的勞動運動而組織起來 的組織。然而，在左右兩派攜手而不得 的氣氛中，蔣渭水此舉也加深了左右兩 派重新統一的難度。
此外，臺灣工友總聯盟雖說是工運 組織，卻不是純粹的、馬克思主義意義 上的工人運動組織。正如《臺灣工友總 聯盟創立宣言》所言：「工場工人、手 工業者、店員，各種勞動大眾弟兄們，
集合在臺灣工友總聯盟旗幟下一起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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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機械工會會員在臨時事務所前留影。（圖片來源：《蔣 渭水歷史影像紀實》）
吧！」臺灣工友總聯盟設定爭取的對象 不僅只是近代的產業勞動者，還包含了 帶有前近代色彩的手工業者和工匠。由 此可見，工友總聯盟的團結範圍不只廣 泛，也因為過度廣泛，所以與馬克思主 義者訴諸的近代產業工人工會有所區 隔。工友總聯盟留下的許多歷史照片，
仍強調蔣渭水的「同胞須團結、團結真 有力」的口號，正源自於工友總聯盟所 設定的這種廣泛性。
實際上，此時的島內左派確實開始 努力促成近代產業工人工會的實現。首 先，為了對抗民眾黨，連溫卿要求文協 儘速成立左派領導的全島性「臺灣總工 會」，以期形成一個左翼總工會與右翼 總工會相對立的局面。1928年4月15日 祕密成立於上海的臺共，則有不同的看 法。臺共一方面不反對左派組成總工 會，卻更強調右派工會（指的當然是工 友總聯盟及其影響的工會組織）與左派 工會的統一，乃是「工會運動當前的主 要任務，同時對於勞動運動而言，也是 我黨目前應注意的主要任務。」基於這 樣的判斷，工友總聯盟及其影響的工 人，也是臺共建黨之初所欲爭取的對 象。因此，建黨之初的臺共反對人為製 造不同工會間的左右對立，並批評主張 優先實現左派工會聯合起來組成臺灣總 工會的連溫卿。
也許因為建黨之初的臺共提出上述 見解，同年6月召開的臺灣總工會籌備 會議出現反對組織臺灣總工會的聲音。
這些反對者主張成立「全島勞動運動統
一同盟」，以左右派工會的聯合為目 標，並獲大會通過。儘管如此，以林木 順為代表的島外臺共組織卻依照日共指 示，否定了前述把左右工會聯合起來的 思想。林木順在日本《馬克思主義》雜 誌上連續撰文指出，還是要建立起臺灣 總工會來與工友總聯盟對抗。可是，直 到臺共與文協結束為止，臺灣總工會都 未能真正成立起來。
正當左翼的臺共和新文協圍繞著如 何組織臺灣總工會並設定其路線而爭論 不休時，工友總聯盟在工運中的鬥爭穩 步推進著。其中，工友總聯盟麾下的高 雄機械工友會與其領導的淺野洋灰罷業 鬥爭，以及臺灣鐵工廠罷業鬥爭等一連 串罷工鬥爭，引起了全臺轟動；而基於 工人階級沒有不同利益的原則，新文協 也支持了這些鬥爭。
據《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臺灣 社會運動史》的統計，僅僅在1928年一 年內，工友總聯盟所領導的鬥爭即達19 件，「特別是高雄的淺野水泥工場、臺 南的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的爭議等，在規 模、戰術方面展開了本島爭議中未曾有 工會聯盟與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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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尖銳鬥爭。」正是在這樣的鬥爭中，
工友總聯盟從創立時的29個加盟團體擴 張到65個，達到會員總人數7816名的規 模。此外，根據《臺灣民報》所登載的
〈臺灣解放運動團體．去年一年中的戰 績．新戰線將如何進展〉（1929年1月1 日，第9版），工友總聯盟成立之後，
至少有十五項重大鬥爭項目，其中六項 鬥爭被明確判定為「勝利」（其餘為失 敗、半勝半敗、妥協，以及無法評估勝 敗）。
正如《臺灣工友總聯盟第二次代表 大會宣言》所言：「此一年間，在反動 統治的鐵蹄下，嘗到了許多辛酸、虐 待，體驗了不少罷工與入獄的考驗。即 如基隆的砂炭、洋服、裝潢木工；臺北 的精細木器匠、泥瓦匠；臺中的木工；
臺南的機械、理髮，安平的製鹽，高雄的 淺野水泥之罷工等，盡是顯著的戰績。特 別是高雄的淺野水泥罷工，持續了兩個多 月，其參加人數之多、持續日數之長，以 及罷工團體陣容之整齊，實不僅
是臺灣未曾有的大爭議，也是日 本屈指可數的新記錄。」雖然這 篇宣言所列舉的戰績確實反映 出工友總聯盟的努力，但其鬥 爭細目卻幾乎都是帶有前近代 色彩的手工業工人或工匠的鬥 爭，近代的產業工人鬥爭仍非 主流。這也反映了當時臺灣的 資本主義化水平還沒有讓近代 產業勞動者成為社會主要階級 的現實。
雖然工友總聯盟只是民眾黨為貫徹 其「工、農、小資產階級」統一戰線而 在工運領域開發出來的一條戰線，但是 由於民眾黨在1929年以來隨著蔣渭水的 明顯左傾而左傾，「臺灣民眾黨內的右 翼勢力漸漸喪失實權，民眾黨成為蔣渭 水一手推動的狀態，使民眾黨帶上濃厚 的左翼色彩，進而使其指導下的工友總 聯盟也有了顯著的左翼傾向。」而工友 總聯盟「左傾」明顯的例子，就是共產 黨員楊克培、王萬得，以及無政府主義 者王詩琅、周合源作客列席了1931年2 月的工友總聯盟第三次大會，並把組織 的目標「公然變更」為「被壓迫民族解 放之政治鬥爭」。因此，儘管總聯盟的 此時目標仍然是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
內涵卻已激進化。雖然同年發生的臺灣 共產黨大檢舉及民眾黨遭解散，讓總聯 盟的活動無疾而終，但是其短暫存在期 間所留下的光輝戰績，卻成為後來者不 能忘懷的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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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詩琅及其譯註自《臺灣總 督 府 警 察 沿 革 誌 第 二 編 中 卷》的《臺灣社會運動史：
文化運動》。（出版／稻香 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