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金能屈伸，百炼仍无伤，
君子有卷舒，帝王有驰张。④
他以“中庸”行政：“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
百事皆然，历之不爽”⑤。裁汰练军、勇营，不可“过骤”，“裁兵不裁官，
裁散不裁整”，“百人裁五，限二十年而竣”①。办新教育，先从改旧书院始，
“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②。他以“中庸”治吏：“水清者无鱼，人察者 无徒”，“隋文好聪察，肘腋忘独孤，卫君辨白马，无救国为墟，王道如春 台，亡国如秋茶，法烦乱愈生，徒快巧吏胥”③。他以“中庸”谏主：“高论 不启蒙，强谏不悟主”，“既遇讳疾人，岂御药酒苦，强教欲觉迷，徒受按 剑侮，知心一言善，戾时三策腐，”“躁隐两不佯，叩鸣视所舆。”④他甚 至这样以“中庸”总结为臣之道：“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痴不聋不能为公”！
⑤话说到这个份上，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四）“声名功德是本官的，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
张之洞为官一生，十分注意博取口碑，维护自己的廉正形象。无论抚晋、
督粤、经营荆楚，还是入赞廷枢，他都颇得人望，“一时称贤”，⑥在民众心 目中，大体保持了廉洁清正的声名。他在一封给侄子的信中，于谆谆告诫之 间，相当自得地描述了自己的官风：
良民颂声载道，公事无瑕可指，虽有强宗、讼棍，彼何能为。至于绅士之十分狡很者，
若自揣力不能锄去而降伏之，则亦不能不略用笼络驾驭之法，免致挠我政事。……既不恋 缺，更可放手办事，专心为民，即使将钱漕赢余减去大半，亦不过与无缺等，尚落得口碑 载道，万家尸祝也。……州县处处克己恤民，劣绅何从挟持煽动哉。侄能禀请减成征收，
又能捐巨金办缉捕破重案，已是探骊得殊，闻之深为欣慰，勉力为之，必然与地方日臻浃 洽，……须知声名功德是本官的，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①
这一长篇自白，道出张之洞数十年为官治民的经验之谈，勾勒出他作为 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者，既重立功立言，更重立德的内心世界。对于这种心 态，不可用“求虚名”一言以蔽之。诚如张之洞所言，为官清正所获得的“声 名功德”固然属于为官者，而其功其德却造福于百姓，“余光治润是众人得 耳”。这正是民众不会忘却古往今来真正给国家民族留下实绩功业的政治家
③ 《二程遗书》卷七。
④ 《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十六。
⑤ 《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张野秋。
① 《清史稿》卷一三一，第 3904 页。
② 《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
③ ④⑤《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九，之十二，之二十六。
⑥ 《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第 12382 页。
① 《全集》，卷二二九，家书，致侄子密。
的原因所在。
第二章 恶公羊，兼汉宋，通经致用
——张之洞的学术宗旨
起自先秦，“伦理一政治型”的中国文化便有“学治一体”的传统，将 治学与从政看做由内而外的统一体。清代康熙皇帝甚得此中奥妙，他一语破 的，打通道统与治统：”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 是，治统也在是也。”①早于张之洞半个世纪的清儒龚自珍也有类似论述：“一 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②。道、学、
治三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贯通关系是一回事，而从政、治学、求道者自觉 地将三者统一起来，并在这几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则是颇不容易的 另一回事。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真正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于一身者，
屈指可数。于晚清，更仅曾国藩、张之洞两人而已。
张之洞四岁发蒙，所师从者，皆一时硕学鸿儒。之洞本人于学业又十分 勤勉，“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①，八岁即读毕四书五经，十岁 开始习作诗文。青少年时代神游学海，发愤攻读的经历，不仅铺垫了他厚实 的学问根抵，而且陶冶了他文儒旷雅的性情。之洞晚年曾语亲故曰：“吾生 性疏旷雅，不称为外吏，自愿常为京朝官，读书著述以终其身。”②但是，以 出抚山西肇始，之洞却走上封疆大吏、朝廷首辅的人生之旅，颇悖于其书生 意气。不过，终其一生，之洞于文章学术时时萦怀，未有一日懈怠。在晚清 学术史上，张之洞以其宗旨宏达、思理淹通、学派性鲜明而占有重要的一席 之地。
① 康熙：《四书讲义序》。
② 《龚自珍全集・治学》。
① 胡编《年谱》卷一。
② 《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一、力辟今文公羊说
可以毫不夸张他说，没有哪一门学问像经学这样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有 如此显赫的地位，对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产生如此深刻久远的影响。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儒学逐渐凌驾于诸子学之上，一家独尊。儒家经书
《诗》、《书》、《易》、《礼》、《春秋》，进而《论语》、《孟子》，
成为只可注疏，不可评论；只可顶礼，不可怀疑的神圣经典。对于这些儒学 经典的训解、阐释之学，便是经学③。经学既然是对儒经的训解、阐释，那么 依据训解、阐释者的政治立场、学术素养、思维方式等等因素的千差万别．
必然是人言言殊。不过，千差万别之中，又有大同小异者，于是形成若干经 学流派。在经学兴起的汉代，这种流派主要区分为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
两派壁垒森严，相互攻汗。形成贯穿经学历史全过程的千年不息的大公案。
张之洞生活的晚清，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呈现出经学史上仅次于汉代的 热烈场面。对经今古文之争，张之洞持坚定的古文经学立场，深恶痛绝今文 经学。“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低之。”①他的《学术》
诗批评八十年代以来盛行一时的今文经学：
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
刘郎不叹多葵麦，祇恨荆棒满路栽。②
张之洞于诗后自注：“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 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戊戌时期，张之洞与 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忧愤同心”、“变通成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
力变从前积弊”方面，颇有共识，但对于康有为依本今文经学《春秋》公羊 说而制定的托古改制变法理论，却大不以为然，曾当面规劝康有为放弃该说，
但为笃奉今文经学的康有为所断然拒绝。之洞自己不便著文公开驳议，曾约 请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为书驳难”，但未果。他还曾贿逼今文经学家廖平
“著书自驳”①，廖居然应命，称今文是小统，古文是大统，张之洞为此颇为 得意。
为了全面、准确地评价张之洞持古非今的经学立场，有必要简要回顾经 学今、古之争的来龙去脉。
先秦时儒学与墨、道、法、名、兵、阴阳诸学并列，并未占据特别优越 的地位。秦始皇行法家路线，焚书坑儒，使儒学遭受沉重打击。汉兴之初，
行黄老政治，儒学也并不时兴。直至武帝刘彻时，董仲舒奏言：“今师异道，
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不使并进。”②武帝用其
③ 经学研解的对象，起初仅为《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后来经历代不断增列，
由唐代九经、十二经，到宋代，衍为十二经，即《诗》、《书》、《易》、《周礼》、《仪札》、《礼记》、
《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① 《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 《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
① 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中华书局 1954 年版。
② 《汉书・董仲舒传》。
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实际上百家并未绝灭，但孔儒之学却逐渐取
东汉未年，郑玄（１２７—２００）以古文为学，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今古文
白统、赤统）“三世”（衰乱、升平、太平）说。他对乾嘉学派颇表不满，
还攻击戴震有抄袭丑行。
为晚清今文经学大张其军者，乃维新领袖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康氏 早年亦酷好古文经《周礼》。曾写作宣扬古文经学的《政学通议》。后受今 文经学家廖平（１８５２—１９３２）影响，乃尽弃其旧说，服膺今文经学，认为“传 经只有一公羊”。③他著《新学伪经考》，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 文皆刘歆伪作。刘歆所以作伪之故，在佐王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 义。他又作《孔子改制考》，力证《春秋》等儒经皆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
“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一第一义”。他论述由据 乱、经升平、至太平之世的公羊三世说和大同理想，借孔子的旗号，为维新 变法制造舆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一经问世，立即于学术、
思想界引起“大飓风”、”大喷火”、“大地震”，今文经学由此而声势大 振。
张之洞稍晚于龚、魏，与康有为属同时代人。当龚、魏、康等人将清代 今文经学推向高涨的时代学术潮流中①，他却恪守古文经学派的坚定立场，这 与他早年问学经历有极大关系。
张之洞早年所师从者，如韩超、丁诵孙、童云逵、洪次庚、吕文节等，
文经学，这无疑给予之洞以决定性影响。之洞曾回忆道：
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日，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
其说至精，请申其义。盖《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 详，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且四经皆是郑君元注，完全无阙。《诗》则毛传 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兹。（古人训诂乍读似觉不情，非于 此冰释理顺，解经终是膈膜）。张之洞秉承古文学派于五经中推重《诗》、
《礼》的一贯传统。他认为治经次第，当以《诗》、《礼》为先。“《诗》、
《礼》兼明，他经方可著手”。因此，”治《诗》、《礼》可不兼三经，治 三经必涉《诗》、《礼》”②。
对于今文经学推崇备至的《春秋公羊传》，张之洞持鲜明的否定态度。
他认为“《春秋》乃圣人治世大权，微文隐义，本非同家人言语。”“学者 于《春秋》，若谓事事能得圣心，谈何容易。”③对于西汉今文经学的开山
他认为“《春秋》乃圣人治世大权，微文隐义，本非同家人言语。”“学者 于《春秋》，若谓事事能得圣心，谈何容易。”③对于西汉今文经学的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