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张之洞与他的时代
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发展固然有其必然规律，但这丝毫也不排斥个人 在历史上的作用。当然，人又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的活动总要受到 历史条件的制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复杂的交互关系。
本书传主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是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晚清社会的产儿，
他又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个转型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文化、教育等诸多侧面打上鲜明印记；他的心路历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相 当典型地反映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中国社会走过的曲折坎坷的路 径。
本书传主辞世已久，人们却难以忘怀他的创榛辟莽的业绩和新旧杂糅的 思维教训。时至二十世纪中叶，毛泽东（１８９３—１９７６）在论及中国近代工业 发展史时还特别强调：讲
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①；学界泰斗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
在三十年代则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
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②，足见今人或者不时感受到张 氏的遗泽，或者难以摆脱这位“文襄公”的思想轨范。
将张之洞与曾国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并列为咸同以降对人们的思想和议论 发生久远影响者，自有一番道理。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中国近世，涌现出竞 相寻求“过渡之道”的众多风云人物，就清廷内部言之，探求过渡之道而又 兼具政坛要角、学术重镇双重身份的，惟曾、张二位。以张之洞论，他留给 后世的遗产包括斑驳陆离的政治实绩和古今交汇、中西并存的学术两大部 类。品议政治家的张之洞，应当着重前者，兼顾后者；评析思想家的张之洞，
则必须详剖后者，而又不可脱离前者。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称作人生“三不朽”。张之洞是深识此中 三昧的，他除力图建树功业外，还十分重视“立言”，终身亲治文书，不假 手幕客，这与李鸿章等其他洋务大吏颇不相同。一部数百万言的《张文襄公 全集》，多出自张氏本人手笔，这为研究张之洞的思想言行提供了系统的一 手资料。然而，《张文襄公全集》这部书究竟应当怎样阅读？这里用得上孟 子的名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①读书须 知人，知人须论世，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通则；考察张之洞这位既由时势所 造，又深刻影响时势的人物，尤其要以“知人论世”为人门之径。
张之洞的人生跨度，迈越咸、同、光、宣诸朝，这不仅是清王朝的衰败 之世，而且也是中国数千年农业一宗法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这种“千古之 奇变”的根由，除深植于中国国内诸多社会矛盾之外，还在于世界历史已经
① 毛泽东同时说，讲到轻工业，不能 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 忘记卢作孚。转引自丁守和：《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
②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1927 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作挽词曰：“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年冠 盖萃英贤。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遇叟。忠顺勤劳失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可见陈氏对张之洞 的景仰和对“中体西用”思想的服膺。
① 《孟子・万章下》。
运行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无论中国人愿意与否，都无可避免地要卷入这种亘 古未遇的“变局”之中。
自十六世纪开始，世界历史逐步从诸区域性文明各自生灭走向全球性文 明一体化发展。推动这种历史性转折的是南欧和西欧竞相生长起来的资本主 义所焕发出的巨大生产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远方异域的扩张力。以英吉 利、法兰西为代表的西欧诸国，历经原始积累、产业革命、政治变革，到十 九世纪，资本主义已获得较充分的发育，其海外殖民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更达 到新的水平。继中东、南亚之后，地处远东的广土众民的中华帝国也成为西 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经济渗透、军事侵略的重要对象，商品、鸦片、坚船利炮 一并向其袭来，老大的清王朝几无招架之功，闭关锁国状态被强行打破。李 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陈述中国历史上这种空前严峻的形势说：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 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 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 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
强敌．．。①
中国历代诸中原王朝曾多次受到来自西北的游牧人的军事威胁，然而，
这些游牧人虽有强劲武功，其整个文明水平却大大低于中原农耕文明，因此，
中原人可能被游牧人所征服，最终却通过自己的高势位文化反过来同化征服 者。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降的格局却大异于以往，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优势 已经丧失，诚如李鸿章满怀惊恐指出的，古老的中国历经着“数千年未有之 变局”，亿万中国人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自成一体的中华文化无 可回避地纳入全球近代文化的大潮中，经受前所未遇的磨难，自觉不自觉地 进行重组和转型。这里所谓的“重组”，是指经过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中华文化的固有格局发生解体，重新进行结构组合；所谓的“转型”，是指 从中古时代自然经济的农耕文化转向近代商品经济的工业文化。本书传主正 是在这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关口，以干练务实的朝廷大员和淹博深厚的学者的 双重身份，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并随着变迁的时代改变着自身，又力图左右 时代的更化方向，在“求变”与“守常”的矛盾过程中，完成其人生之旅，
刻画出复杂多致的思想一实践轨迹。
张之洞生命的节律与中国近代历史大体共始终。他的一生，或耳闻目睹、
或亲身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作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 年”的政治家，他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都扮演 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中成为“朝廷柱石”；而 作为涉猎广泛、富于锋芒的思想家，张之洞的所思、所言往往新旧纷呈、中 西并列，活现出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曲折与艰难。
无论从历史条件或者个人作为来看，张之洞都是典型的“过渡型”人物。
东方中古传统与“欧风美雨”所驱动的近代化潮流，在他头脑里相激相荡。
他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承袭其“经世”、“变通”、“自强”
等积极意识，力图顺应时势，通过有限度的汲纳西学，革故鼎新；同时又深 荷纲常名教的重负，以卫道者自居，不免抱残守缺之讥。这一切铸就了他复
① ［清］宝鋆等辑：《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六，第 17 页。重点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杂多面的性格，支配其在近代舞台上或顺乎时代潮流，或阻挡历史车轮的诸 般表演。
张之洞作为历史过渡人物的典型意义，尤其在于他的思想与言行的发展 轨迹与近代中国这一过渡时代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或丝丝入扣，或有所 错位的关系。张氏作为一员有作为的“能吏”，参与清廷同光间“御外”和”
靖内”的各项主要活动，同西方列强、朝中各党、民众运动诸流派均发生错 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他又以通权达变者和“圣教”捍卫者的双重身份，投 入近代中国的思想战线，既抨击守旧者的“不知通”，又讨伐求新者的”不 知本”，然而他本人也未能寻觅到“因”与”革”，“常”与“变”的合理 统一。因而一部张之洞传，在相当的意义上，显示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 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年，张之洞刚满三岁。
这一场战争的时代意义，当然不是一个孩童所能理解，但它所造成的历史震 动，渐次深入地作用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心态文化的各个层面，
而这一切，又给予青年、壮年及老年张之洞以深刻影响，并制约了他的一生。
鸦片战争以石头城下一纸屈辱条约的签订而告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通 过野蛮的暴力和无耻的鸦片贸易撬开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严酷的现实危机 感，逼迫着中国人在超越九州之内王朝更迭的广阔的时空坐标系中为国家、
民族重新确定位置，寻求出路。林则徐（１７８５—１８５０）率先“开眼看世界”，
林氏的朋友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则较系统地阐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善师 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所以，中国人必须”师夷 长技以制夷”①。不过，魏源所谓的“师夷长技”，主要局限于坚船利炮等器 物文化层面，虽偶有赞扬西方社会制度的言词，却没有明确的仿效意向。总 之，魏氏的“师夷”，还只是表达了一种先进士人的认知态度，社会并没有 付诸实行，因而既未赢得热烈的响应，也未遇到激烈的反对。这种状况一直 持续到六十年代。
这一阶段，张之洞尚在青少年时朗。此间他生活于闭塞的贵州等地，林、
魏辈的思想尚无影响可言，沿着科举之途勤奋跋涉，则是其心力所寄。两次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祸，也曾给青年张之洞的心头罩上阴影，咸丰十年
（１８６０ 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张之洞感愤时事，诗以纪之
①。不过，此时他孜孜以求的，仍然是”明体而达用，化民而成俗”的“帝王 之学”②。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科考殿试一甲第三（俗称“探花”）的张之 洞的精神状况，同当时绝大部分中国士人一样，震怵于民族危机，却又找不 到解救出路，仍在传统故道上踯躅徘徊。
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器物文化的先进性，得到逐渐增多的中国人的承认，
魏源当年的“师夷”说，此时具体化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䜣（１８３３
—１８９８）等人兴办“洋务”的实践。“师夷”口号一旦落实为行动，立刻招 致社会习惯
势力的顽强抵制。“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申，邪气因而弥
① 《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① 见《张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 年版，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海 水》。
② 《全集》，卷二百一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炽”③的责难蜂起。张之洞并不是洋务先进，当李鸿章辈亟亟兴办江南制 造总局，勤于“夷务”的六、七十年代，张之洞
或为外省学政，或为京师清流。所受教养及个人经历，使他
“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④。但执著于经世之志的张之洞又 有别于“以不谈洋务为高”的一般“清流”同党，对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化事 业很少进行实质性的批评，而且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 可供我策遣。”①
由于张之洞素有励精图治的意气和长于权变的机智，当他走出京官清流 圈子，踏上封疆大吏之途以后，目睹中外大势，参酌诸洋务先进的前例，迅 速从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他八十年代初在山西巡抚任上发布的启示宣称：
“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 最为当务之急”②。这番话可视作他从京师清流一变而为洋务大员的标志。由 晋抚移督两广，经历中法战争的教训，张之洞以更加切实的步骤实施洋务计 划。
“效西法—图富强”以便”保中国”进而“保名教”③，成为张之洞八十 年代中期以后的基本思路，这不仅意味着张氏个人随“天下大局一变”而与 时俱进，而且报告了一种社会心理变迁的时代消息。
纵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虽然经受了被西方资 本主义殖民者一再战败的打击，却只承认“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而 并未意识到固有的精神文明尚有改进的必要。从学术文化而论，此时中国士 子的学问方向仍在传统故道中运行，其论著极少得见西学影响的痕迹。咸丰、
同治、光绪间大儒陈澧（１８１０—１８８２）、俞樾（１８２１—１９０７）、黄以周（１８２８
—１８９９）等人著作的思想及其表述方式与钱大昕（１７２８—１８０４）、王念孙（１７４４
—１８３２）等乾嘉老辈并无二致；张之洞七十年代在四川学政任上所撰《輶轩 语》和《书目答问》，除涉及个别西书外，其内容与言词均未越出传统学问 的范围。这与其说表现了士子们对西学有意识的抵制，不如说是对西学的无 视和淡漠。可见，截至中法战争前，中华文化的观念层面“古井无波”的状 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然而，伴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以坚船利炮和廉价工业品开路，西 方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心态文化也无可阻遏地涌进中国，如科学理论（生 物进化论、血液循环学说）、民主思想（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政治 制度（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社会风俗（有父子之平权、无男女之大防）、
宗教信仰（原罪救赎、末日审判）等等纷纷传人，其强度则与日俱增。从中 法战争到中日战争十年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 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着明显变化，张之洞也在此间成为直追李鸿章的洋务巨 擘，并因“湖北新政”的实绩和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竭力主战而赢得“天 下之望”。这十年应视作张之洞一生的黄金时段。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而且是败于素为中国人所蔑视的东瀛岛国，这给中
③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第 24 页。
④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① 《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
② 《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延访洋务人才启》。
③ 见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
华帝国这头“睡狮”以剧烈震撼，康有为泣血以诉：“瓜分豆剖，渐露机芽”；
谭嗣同长歌当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以政治变法与思 想启蒙为双重目的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从甲午到戊戌，中国思想界出现了 自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所罕见的热烈气象。曾经因力倡“师 夷智”以”救时”而一领风骚的洋务派，在“变政”任务提出后则显出落伍 于时代的窘态。
这一时期，张之洞思想的内在矛盾渐趋激烈和外显。一方面，他进一步 感受到国势衰败的危机，继续将洋务事业推向前进，两湖、两江地区的实业 建设、学堂创办、新军操练均有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受儒教熏陶而且又执 掌权柄的高级官员，他又忧心忡忡于日益昭彰的“新学”对名教纲常的冲击。
如果说，十九世纪中叶李鸿章深怀忧虑地指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 局”，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给中国造成的威胁，那么，十九世纪末 叶张之洞更进而担心中国人自身对中古传统的叛逆将导致固有国家政体和社 会结构、伦常规范的崩解，他惊呼：“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 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①，为此，他 修撰出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劝学篇》的宗旨是“激发忠爱，讲 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②，张之洞以此表明自己既与康有为等“激进”的
“乱党”划清了界限，但又绝非抱残守缺的顽固“冬烘”，从而确立了自己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
西太后以血腥手段扑灭戊戌维新，但清王朝也从此陷入更严重的统治危 机。义和团风暴席卷北中国，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京畿。在从戊戌到庚子一 片混沌的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张之洞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作出淋漓尽致的 权术表演。他主谋策划“东南互保”，以免“全局瓦解，不可收拾”。此间 他与朝廷、列强及保皇派、革命党诸方面周旋折冲，干练老辣、机敏莫测。
进入二十世纪，“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清王朝一并 走向生命的尽头。老迈年高的张之洞，也由“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迈入朝 廷中枢，成为“第二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主角。此时张之洞“开 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仍在继续，不过，由于腐败朝政病入膏盲，“开 新”已绝无起死回生之可能，“卫道”的种种努力在不可阻挡的革命风潮面 前，也越发显现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愚顽。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年）八月，垂垂 老矣的张之洞心力交瘁，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①的悲凉感叹 中撤手人寰，此时距离武昌城头那划时代的首义枪声打响，已不足八百个昼 夜。
作为一个敏锐而言于历史感的思想家，张之洞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 其独特的观照角度和结论，这正是他作为政治家谋身行事的依据。在《劝学 篇》中，他论及中外大势时说：
今日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②
① 《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② 《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全集》卷二百零二。
① 《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遗折》。
② 《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这与此前李鸿章“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说，以及薛福成（１８３８—１８９４）
在《变法》一文中所言“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③，是 近似认识。张之洞还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今日之世变”发生的因由：
欧洲各国开辟也晚，郁积勃发，斗力竞巧，各自摩厉，求免灭亡，积惧成奋，积奋成 强。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情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情，安其偷苟，情见势 继，而外侮亟矣。①
张之洞明确反对以种族优劣来说明西方进步而中国停滞的严酷现实，他 设问道：“岂西人智而华人愚哉？”并进而分析西方“开辟也晚”，”进境 尤速”的原因：
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均力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
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 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②。
这种议论显然是从当时盛行的进化论中导出：欧洲的进步是竞争的产 物。张之洞继而指出，与西方世界“争胜争长”的情形相比，老大的中国则 是另一番景象：
傫然独处于东方，所与邻者，类皆陬噬蛮夷，沙漠蕃部，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 者，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
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继矣。张氏不无 婉惜地议论：”西国强盛开通，适当我圣祖高宗之朝”，假使“其时朝廷恢 豁大度，不欺远人，远识雄略，不囿迂论，而人才众多，物力殷阜，吾知必 已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藉以做我中 国之泄沓，戢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②。在这里，
张之洞颇抱怨清廷“开放”太晚，不能不说是一种觉悟者的反思。
张之洞对于时代面临剧变的估量，对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探讨，已 越出传统陈说，显示出接纳新知的愿望，其直追异域先进，亟欲祖国富强的 意向更溢于言表。他关于康熙年间若能开国师法远西，今必大盛的设想，也 不失为智者之遐思。
历史毕竟不能假设，但历史却可以创造。张之洞不是幻想家，而是力行 者，他“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颠之心，冀挽虞渊之落日”③，兴灭继绝，
使中华“庶政百能”，对西洋“驾而上之”，他为此奔走呼号，辛勤劳作，
其成败得失，留待后人评说。我们今天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来分析张之洞思 想言行的新旧杂糅、自相矛盾，却无法否认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 巨大份量——
③ 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 1987 年版，第 218 页。
① 《劝学篇・内篇・知类第四》，《全集》卷二百零二。以下引《劝学篇》不标《全集》卷数。
② 《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① ②《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③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以下简称胡编《年谱》，北京天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甘朋云序。
作为政治家的张之洞，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的历史条 件下，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确实有所作为，其实绩颇耸动中外，日本名臣 伊藤博文（１８４１—１９０９）称其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实非过誉；然而，对 于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和激烈的社会革命，张之洞又持不共戴天态度，故尔 清末革命党人斥其为附鳞攀翼的汉奸，恨不能将其“头置于胯下”①，也是自 有缘故的。作为思想家的张之洞，则在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浪潮中殚精竭虑，
因革损益，留给后世一份丰富而驳杂的遗产。方面，张之洞对新文化、新思 想的技术一艺能层面给予充分的接纳，表现出颇为大度的宽容和开明，这在 其《劝学篇》的外篇中表述得酣畅淋漓；另一方面，他对新文化、新思想的 政治—伦理层面又加以排拒、否定，口诛笔伐，展开殊死较量，《劝学篇》
的内篇正显示了他卫道的执著和激昂。从结构上分析，一种文化包括外缘和 内核，技术—艺能层面属于外缘，政治—伦理层面属于内核。张之洞作为以”
保教”为职志的思想家，最大特点在于，当他感受到“圣教”受到根本性威 胁时，企图通过变通其外缘来达到捍卫其内核的目的。他的这种努力的理论 表现就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流行语”作出系统的阐发。
他所钟情的这一文化范式具有相当大的涵盖性，虽有严复（１８５４—１９２１）、
何启（１８５９—１９１４）、胡礼垣（１８４７—１９１６）等启蒙思想家对这一文化范式 及时驳诘，但仍为众多的人们所认同，直至二十世纪初叶仍然如此。以“五 四”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此后数十年间，经过全民族吞吐融会古今中 西文明成就的实践，方逐步突破“中体西用”樊篱，告别张之洞时代，但仍 不能说张氏的思维模式己全然成为明日黄花，兼通中两的陈寅恪直至二十世 纪三十年代还宣称自己的思想言论未能脱出其轨道，就是一个例证。
① 见 1907 年《民报》特刊《天讨》所载”现代汉奸之真相”图片。
生平篇
从清流健将到洋务殿军
第一章 早岁经历 一、世宦之家
明永乐年间，朝廷迁徙山西人口充实畿辅及川、陕、湖广一带。这是中 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大移民。直到今天，民间依然传诵着“要问祖先来何处，
洪洞城北大槐树”的寻根谣。本书传主张之洞的先祖张本，也跋涉在茫茫的 迁徙人流中。
张本从洪洞来到京畿漷县（今北京通县一带），安下家来。经过两代耕 读，张本的孙子张端，官居南直隶繁昌县获港巡检，又举家迁至天津府南皮 县（今属河北省），于东门印子头置产立业。张氏家族从此定居于此，声名 渐盛，号”东门张氏”。张端之子张淮于明正德年间进士及第，官至河南按 察使，“以文章忠义有声于时”①。张淮七传至乃曾，即之洞高祖，为清代山 西孝义知县，乃曾之子怡熊，官浙江山阴知县，“两世为具令，皆以廉惠闻”
②。之洞祖父廷琛，字献侯，以贡生资格任四库馆誊录，后议叙福建漳浦东场 盐大使，又题补古田知县。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 年），因闽浙总督伍拉那等 贪污、纵盗案，督抚藩臬十余要员下狱，牵连甚广。廷琛不仅洁身免祸，还 多方“调护拯救”，甚获时誉。
之洞的父亲张锳，字又甫，号春潭，生于乾隆五十八年（１４９３ 年），早 年丧父，家境窘迫，“食贫力学”③，于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 年）乡试中举。
张锳将家徙居南皮城南三里双妙村，这里便成为张之洞的故里。中举后，张 锳屡赴会试不第，以大挑④补贵州安化知县，又调贵筑知县，后迁古州同知，
擢兴义知府（所辖在今贵州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一带）。张锳一生三娶。
原配刘夫人，布政司经历刘廷武之女。继娶蒋夫人，四川嘉定知府蒋策之女。
再娶朱夫人，四川邛州直隶州知州朱绍恩之女。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１８３７ 年 ９ 月 ２ 日），朱夫人生之洞于兴义知府官舍⑤。之洞以上，有一个哥哥之渊，
以下有两个弟弟之澄、之涌，还有八个姐妹。堂兄之 、之清因父早亡，也 被张锳收养，如同亲生一般。这是一个颇为热闹、殷实的大家庭。
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 年），朱夫人病逝。三岁的之洞当然记不得母亲的音 容笑貌，但母亲生前喜爱抚弄的两尊古琴，却常常勾起他的思念之情：
梦断怀棬泪暗倾，双琴空用锦囊盛。
儿嬉仿佛前生事，那记抛廉理柱声。①
生母死后，之洞由父亲的侧室魏氏抚养。魏氏无子，待之洞如己出。母
①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以下简称许编《年谱》，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版，卷一。
② 许编《年谱》卷一。
③ 许编《年谱》卷一。
④ 清乾隆以后定制，对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由国家挑选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挑 选标准重在形貌与应对。
⑤ 此据许同莘《年谱》和胡钧《年谱》。另据刘显世等修《贵州通志》（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道光十 七年，张锳尚在贵筑知县任内，按此说，则之洞的出生地应为贵筑知县官舍六洞桥（今贵阳市博爱路）。
① 《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子感情甚笃。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 年），魏氏卒于南皮。此时之洞在两广总督 任内，闻报十分悲伤，“白衣冠为位而祭”，“循礼成服”。对魏氏亲属来 粤者，亦“以戚谊待之”②。
张锳对子侄管教甚严。他礼聘远近名儒为子侄侍授“乾嘉老辈诸言”③， 又购书数十橱，“令于日课外，听以己意观之”。之洞四岁发蒙，从附生何 养源受读。拔贡曾搢之，附贡张蔚斋，举人黄升三、王可贞、张肖 、赵斗 山，进士敖慕韩，先后作过他的业师。有严父督促，名师指教，童年的之洞 十分勤勉，读书“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倦则伏案而睡，既醒 复思，必得解乃已。”④学业因此大进。八岁读完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 文。兴义府署比邻试院，院内有天香阁，立树石佳胜之间。之洞读书习字、
赋诗填词于其中，每得怡乐。他曾集此时诗文为一集，曰《天香阁十二龄草》
①。张锳高兴地将其寄给之洞的伯父一阅，伯父复函以“敛才勿露”为最。之 洞终身诵之。
十二岁以后，之洞又先后师从韩超、丁诵孙、重云逵、袁燮堂、洪次庚、
吕文节、刘僊石、朱伯韩，研习经学、小学、古文学、史学、经济之学。他 还尝从父亲的挚友胡林翼（１８１２—１８６１）问业。胡林翼、韩超十分器重少年 之洞的才气，而之洞一生奉行经世实学，亦受胡、韩二人影响为最。
② 许编《年谱》卷三。
③ 许编《年谱》卷一。
④ 胡编《年谱》卷一。
① 集中诗文存于张锳主纂《兴义府志》，清宣统元年铅印本。
二、科举得志
通过科举之途，学优登仕，是千余年间中国士子的必由之路，历来被视 作“正途”。世宦之后张之洞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
那便是他的科举之途，较之其先辈及同时代的多数学子更为顺利、畅达。
按照科举制规定，考秀才、举人，必须于原籍应试。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 年）十二岁的之洞与兄长同行，取道湘、鄂，回故乡直隶南皮应童子试，中 生员，翌年入县学，成为秀才②。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年）之洞参加顺天府乡试，
中式第一名举人，“一时才名噪都”③。乡试头名称“解元”，是科场上难得 的荣耀。喜讯传至兴义，张锳心花怒放，自不待言；之洞的业师胡林翼，亦 兴奋至极，他致书张锳称：“得令郎领解之书，与南溪①开口而笑者累日。”
②。之洞得知此事，更感激恩师的栽培之情。三十多年后，之洞于湖广总督任 内，特地前往武昌胡林翼祠，凭吊恩师：
二老当年开口笑，九原今日百身悲，
敢云驽钝能为役，差幸心源早得师。③
张之洞中举后，寓居京师外祖父蒋家。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春，太平军 攻克金陵（今南京），改称天京。五月，洪秀全令林凤祥、李开芳率师北伐，
“师行间道，疾趋燕都”，京师震动，畿辅戒严。一片风声鹤唳中，之洞于 七月离京，顺运河而下。时值霖雨兼旬，孤身舟中，四顾茫茫，之洞赋诗感 怀：
绮绣周原变水乡，误看秫稻作菰蒋。
泽鸿休怨无安所，且限南来丑虏狂。④
十六岁的新科解元，忧愤交加地诅咒农民战争可能会葬送自己的前程。
更现实的危险接踵而至。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春，之洞回到兴义父亲身 边。此时的张锳，顾不上抚慰旅途劳顿的游子，他正全力对付此伏彼起，兵 临城下的各支农民军。这几年，借助太平军的声威，贵州各地，义军纷起。
独山杨元保、安南涂令恒、铜仁梅济鼎等先后发难。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秋，
遵义府桐梓县杨凤，举太平军旗号，聚千余众起事，屡败进剿清军，连克仁 怀、龙泉、绥阳等城，队伍发展至万人，于十一月包围兴义府城。张锳率部 及家人婴城固守，之洞兄弟皆登陴苦战，三昼夜不息。情况最危急时，张锳 令堆积柴草于城楼，一旦城破，即举家自焚。后张锳“阴缒死士下城绕出贼
② 此说据许编《年谱》及胡编《年谱》。但据张之洞幕僚宋绍锡著《庸庵书存卷》记载，之洞当时并未回 籍应试，而是在广西百色直隶厅。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嫌。
③ 《大清畿辅先哲传・张文襄公传》。
① 韩超，字南溪。
② 许编《年谱》卷一。
③ 《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
④ 《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
后”①，里外夹攻，击退义军，方转危为安。之洞在《铜鼓歌》中，曾记载了 这一血火之役：
咸丰四年黔始乱，播州首祸连群苗。
列郡扰攘自战守，盘江尺水生波涛。……
我先大夫慷慨仗忠信，青衿白屋皆同袍。②
这一年冬，之洞成婚。新娘是嘉庆癸酉（１８１３ 年）拔贡、贵州都匀知府 石煦之女。石夫人给之洞留下一子（权）、一女（檀）。
婚后，之洞仍留父亲军中。张锳剿灭杨凤农民军，又击退苗民起义。之 洞于戎马倥偬之中，温习功课，准备于科举之阶更上层楼。
咸丰五年（１８５５ 年）秋，之洞携夫人辞别父亲，取道川、陕赴京就试。
也许是经历了更多的人生磨难，此次北行，之洞未见褪减的功名之心，又平 添了几分家国忧思。他由黔入川，渡江迤逦北行，经潼川、剑阁、宁羌，入 陕南。他在《宿宁羌州》诗中称：
岁晏单车独北征，风催槁叶下边城。
一家骨肉同萍梗，四海亲朋半死生。
抒柚山中犹急税，旌旗江上未休兵。
忧来无寐披衣起，霜月横天枥马鸣。①
咸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四月，之洞参加礼部试，被录取为觉罗官学教习。
觉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叔伯兄弟和各支子孙的称谓。觉罗官学，
是专为觉罗子弟设立的学校。觉罗官学教习，由礼部从京省举、贡、生员中 选录，于会试正科之后举行考试。被选录者依次补用，三年期满后可补放知 县，故不失为仕途终南之径。
之洞在京候补，于秋天接到父亲病故的噩耗。张锳与农民军周旋数年，
积劳成疾，屡乞解甲未果，终因沉疴不起。离开营伍仅二十余日，于咸丰六 年七月廿五日（１８５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辞世。七天以后，贵州都匀府城被起义 军攻陷，知府石均被杀，前知府鹿丕宗自焚。石均是之洞的妻兄，而鹿丕宗 之子传麟，又是之洞的姐夫。农民军沉重打击了清王朝，也给青年张之洞以 深深的震撼。
依循传统礼教，咸丰七、八年（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 年），之洞在籍守制。
咸丰九年（１８５９ 年），守制期满，之洞拟赴京参加会试，因族兄张之万
（１８ｌｌ—１８９７）为同考官，循例回避，未能应试。次年，因同一原因，继续 回避。这一年，英法联军攻陷京师，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避热河。之洞 感愤时事，作《海水》诗以纪之：
海水群飞舞蜃螭，甘泉烽火接令支。
牟驼一旅犹言战，河上诸侯定出师。
① 许编《年谱》卷一。
② 《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
① 《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
地孽竟符苍鸟怪，天心肯使白龙危。
春秋王道宏无外，狭量迂儒那得知。①
仕途停顿，国势衰微，百无聊赖中，之洞于此年秋至济南，入山东巡抚 文煜幕府，碌碌度日。
就在之洞倘徉于大明湖、趵突泉的湖光水色之中消磨岁月之时，晚清政 治史上的一大事变发生了。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八月，咸丰帝奕詝（１８３１
—１８６１）死于热河避暑山庄。不满五岁的载淳（１８５６—１８７５）继位，初号祺 祥，明年改元同治。同治帝生母那拉氏（１８３５—１９０８）联络恭亲王奕䜣，发 动“祺祥政变”，处死赞襄政务王大臣载垣（？—１８６１）、肃顺（１８１６—１８６１），
“垂帘听政”，把持朝政。她便是晚清声名昭著的慈禧太后。济南府中二十 四岁的幕客张之洞不会想到．紫禁城里这个权谋老辣的女人，日后竟然成为高 照自己仕宦之途的“福星”②。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三月，之洞入京会试。三场试毕，各生试卷循例分 送各同考官品评，再呈主考取舍。之洞试卷送至内阁中书范鹤生处，范颇称 其才，亟荐于主考郑小山，终未获隽。范鹤生惜才心切，为之“竟夕永叹”。
会试不中，但之洞仍被挑取为誊录第三名。按清制，誊录为书吏之职，朱笔 誊写乡试、会试之试卷，再呈考官评阅，以防舞弊。另外，在方略馆等处任 缮写者，亦名誉录。之洞当然不屑于此，遂怏怏离京赴豫，入左副都御史、
内阁学士毛昶煦（？—１８８２）幕府，襄助督办团练、围剿捻军。不久，族兄 之万由礼部侍郎外放河南，署河南巡抚。之万不忘屡次为己所累的族弟，迎 之洞入署。之洞为之代草奏章，每获朝廷赏识。如《请厘定折漕疏》，两宫 皇太后嘉其“直陈漕弊，不避嫌怨，饬部施行”①。在代草奏章中，之洞往往 借以抒发己见，评议国是，间有迕时之论，之万便笑而置之，曰：“稿甚佳，
留待老弟任封疆入告未晚”。②
人文煜、毛昶煦、张之万幕府的这一段经历，为时虽短，但使之洞增长 了宦场必须的见识和经验，也锻炼了行政能力，可以说是他青年时代的“出 仕实习”。
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三月，之洞赴京再次参加会试。无巧不成书，之洞 的试卷这次居然又送至考官范鹤生案头。范再次力荐，得中，榜列第一百四 十一名贡士。范鹤生欣喜不已，赋诗四首以记之。其一曰：
一谪蓬莱迹已陈，龙门何处认边津。
适来已自惊非分，再到居然为此人。
歧呼剧愁前度误 ，好花翻放隔年春。
群公浪说怜寸甚，铁石相投故有神。①
之洞十分感激房师范鹤生的提携之恩，作诗唱和：
① 《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
② 之洞死后，时人称其为”考钦显皇后手擢之人”（《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①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张之万传》，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② 胡编《年谱》，卷一。
①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
十载栖蓬累，轮囷气不磨。
殿中今负扆，江介尚称戈。
一个虽微末，平生耻媕娿。
心衔甄拔意，不唱感恩多。②
四月复试，之洞得心应手，榜列一等一名。接下来是最后一关殿试对策，
之洞洋洋洒洒，两千余言一挥而就。求才、纳言，本是士人的“常规”话题，
之洞自然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但他意犹未尽，笔锋一转，指陈时弊：“今 日人材之乏，资格太拘，科口太隘致之也”。“今世士大夫习为柔懦”，“殚 精毕世但攻时文，一旦释褐从政，律令且不晓，何论致治勘乱之略哉！”“今 天下大患在于贫，吏贫则黩，民贫则为盗。军贫则无以战，而其原自不俭始”。
甚至当朝皇上，也受到批评：“陛下慎重名器之深心，而臣窃以为过计”。
难得有这样直抒胸臆的机会，之洞又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任人者治，任 法者乱，”“夫杀一贼不如使氏少增一贼之为功多也；求一良将不如选一良 吏之为力易也，二者固宜深思而蚤计也。”③这样一份“不袭故套，指陈时 政，直言无隐”的殿试对策，在读卷官中引起争议，多数人议置于三甲之末，
独大学士宝鋆十分赏识，以为奇才，置二甲第一。试卷进呈两宫，西太后将 之洞拔置一甲第三，中“探花”，赐进士及第。慈禧信用之洞，此肇其端。
四月二十八日，从新进土中选拔庶吉士的朝考于保和殿举行。之洞是一甲第 三，已取得翰林资格，不过循例陪考，因此毫不紧张，又考得一等第二。五 月初八，引见两宫皇太后，授翰林院编修。
同冶四年（１８６５ 年）四月，之洞参加庶吉士散馆考试，又列一等一名。
五月，结发夫人石氏病卒于京师寓所。之洞回想十年来的患难恩爱，如今自 己即将步入宦途，正待一展抱负，封妻荫子，夫人竟撒手而去，不禁潸然泪 下：
酒失常遭执友嗔，韬精岂效闭关人。
今朝又共荆高醉，枕上何人谏伯伦。
龙具凄凄惯忍寒，箧中敝布剩衣单，
留教儿女知家训，莫作遗簪故镜看。①
次年四月，之洞参加翰林大考，竟发生卷面脱字之误，这在他多年科考 经历中是从未有过的。卷面脱字，乃科考大忌，之洞因此仅列二等第三十二 名。尽管如此，他还是被选派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十余年的科场奋斗，至 此终结，从而开始了漫长的宦海生涯。综观之洞的科举之途，虽经坎坷，终 成大器。十三岁成秀才，十五岁荣登解元，二十六岁题名探花，这是一份颇 令士子歆羡的履历。相对于万千皓首穷经，亟亟科场功名而终生不可得者，
之洞无疑是幸运者，可谓少年得志，因而荣膺对誉：“近日科名之早者，盛 推南皮张香涛”①。
① 《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①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五年一月朔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 年版。
第二章 宦海初步 一、三省学官
浙江乡试副考官，是张之洞仕途的第一个实差。紧接其后，他又历任湖 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这些职务，责在为朝廷选拔人才。之 洞力官一生，惜才、“得人”是其始终不渝的风格，显然与他的十年学官经 历密切相依；同时，学官生涯也使他对于科场积弊之重，改革教育之切，有 了较深切的认识。
同治六年（１８６７ 年）七月，之洞随正考官张光禄前往杭州，主持浙江乡 试。他恪尽职守，极力选拔英才，“勤于搜遗，乡试卷全阅，小试卷十阅其 七，得人甚多。””屏绝搜检，然枪倩怀挟剿袭，专于文字中求之，罕能欺 者，所录专看根柢性情才识，不拘于文字格式，其不合场规文律而取录者极 多，惟义理悖谬者，虽一两语必黜，人服其公明，亦不訾议也。”①浙江土人，
仰慕之洞的声名识见，”今年张香涛以名士来浙主试，可谓乡邦之幸。”② 这一年的浙江秋闱，所取多朴学之士，他们中有后来历任陕甘、两广总督的 陶模（１８３５—１９０２）、外交家袁昶（１８４６—１９００）、许景澄（１８４５—１９００），
以及著名学者孙冶让（１８４８—１９０８）等，人才之盛，“前后数科皆莫及也”③。 同治六年（１８６７ 年）八月，谕旨张之洞简放湖北学政。学政，全称为“提 督学政”。清廷设此职，派往各省掌生员之考课黜陟，称为案临。任职者，
从进士出身的侍郎、京堂、翰林、科道等官中简派，三年一任。任学政期间，
不问本人官阶大小，均与督、抚平行。之洞甫届而立之年，便获此要任，自 然格外振作，他“舆疾游杭州山水”④，不及回京谢恩，便溯江而上，十一月 十三日抵省城武昌，十六日接篆视事。在到任奏疏中，之洞表白自己的施政 要旨：“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 倡文字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又于试院布告诸生：“剔弊何足云难，
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衡文抵是一节，愿诸生步趋贤圣，不仅登科。”
⑤为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之洞推出革新之举，“札行各属，发题观风，听生 童量能自占，各尽所长。引用隐僻典实，许自注书名出处。平日具有著作者，
可随卷送呈。”又奏请朝廷，改经文为经解，由考生报名认习之经，分别考 察，并于郧阳府照新章试办。之洞此番兴革，颇得好评，曾国藩赞许曰：“往 时祁文端、张海门视学吾乡，最得士心，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①
同治七、八两年，之洞先后两次按试德安、汉阳、黄州、襄阳、郧阳、
安陆、荆州、宜昌、荆门等处，风尘仆仆，夙兴夜寐。其间还主持全省乡试，
“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诸生。又与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李鸿 章商定，在武昌创建文昌书院（后改名经心书院），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年），
之洞于鄂省岁、科两试试卷中，择其为文雅驯者，取左太冲《蜀都赋》“江
① 《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九日。
③ 《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④ 许编《年谱》，卷一。
⑤ 许编《年谱》，卷一。
① 《与许仙屏书》，转见胡编《年谱》卷一。
汉炳灵，世载其英”意，编为《江汉炳灵集》刊行。第一集为四书义，第二 集为试律，第三集为府试古学之文，第四集为通经学古之文。第五集为观风 之作。之洞亲为之序，“时文必以阐发义理华实具备者为尚，诗古文辞必以 有法度不徇俗为工，无陈无剽，殆斐然焉。”②后来他在《輶轩语》中自评其 集：“才气虽富，理法尤密，且皆是相题行义，引用切当，不宜误会，买椟 还珠，致伤文体。”③这年十月，之洞任满交卸。其时有送妹亚芬之黔诗，曰：
“人言为官乐，那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④对学政劳苦，
感慨系之。
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年）春，石夫人辞世五年后，之洞于湖北学政任内娶湖 北按察使唐树义女为妻。两年后，唐夫人病卒，留下一子仁颋。
同治九年十月，之洞交卸学篆，携唐夫人返京。其时清朝政局相对稳定，
这一是因为太平天国、捻军相继被扑灭，二是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 王朝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亦由战时的尖锐对立转为和缓，清廷屈服于列强的强 权政治，而列强也认识到维系清廷的傀儡地位，更有利于他们对中国的掠夺。
这便促成所谓“同治中兴”。在朝野上下一片暂时、表面的升平气象之中，
之洞在京度过了两年“清流雅望”的悠闲生活。他与潘祖荫（１８３０—１８９０）、
王懿荣（？—１９００）、吴大澂（１８３５—１９０２）、陈宝琛（１８５２—？）、李慈 铭（１８３０—１８９４）、王闿运（１８３３—１９１６）等京师“词流名彦”往来唱和，
春日踏青，重阳登高，或访先贤，或寻故址，品藻人物，纵论古今，他们“兴 高彩烈，飞辨元黄，雕龙炙輠，联吟对奕”①，这为张之洞日后跻身清流党准 备了思想意识与社会交往方面的条件。
同治十年（１８７１ 年），之洞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之洞又一次以自己识见和文才，博得慈禧的青 睐。这一年九月，方略馆进呈《平定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之洞 代撰“恭进表”各一，慈禧“览之，称为奇才”，时人以为这是之洞“结主 向用之始”②。同月，同治帝大婚，之洞撰乐章四章，礼成，被赏加侍读衔。
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六月，之洞奉旨任四川乡试副考官，随正考官钟 宝华出京，取道豫、陕入川履任。九月，简放四川学政，任期三年。
四川幅员辽阔，蜀道又素称“难于上青天”，三十七岁的学政张之洞，
深感“此差殊非乐境”。他按制于每年案临各州府，巡视督察，沿途“大率 荒山绝壁，盘路一线，险不可言，天气严寒，大雪迷路，不敢投足，异大颠 踣，从骑陨毙，不知凡几，此外水程则处处皆滩，惊心动魄，绝无从容怡旷 之地”①。
比险峻的巴山蜀水更令之洞头痛的，是四川科场弊端丛生，积重难返，
不仅败坏学风，而且影响社会秩序。“川省人心浮动，狱讼繁多”，与文生 有关；“烧香结盟，纠众滋事”，则与武生有关。“故欲治川之民，必先治
② 《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
③ 《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
④ 许编《年谱》卷一。
①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张文襄逸事》，上海世界书局，1923 年版。
② 《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① 《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王廉生》。
川省之士。”②
历来川省科考，舞弊公行。“枪替”（雇枪手代试）、“联号”（涂改 编号）、“通关节”（与考官串通作弊），花样迭出。更有甚者，名曰“拉 磕”，即考官覆试时，暴徒纠众将其擒获，索重金方得赎回。之洞从整顿试 场规章制度人手，制定惩鬻饭、禁讹诈、禁拉磕、拿包揽、责廪保、禁滋事、
杜规避、防乡试顶替等八条办法，严饬执行。又通缉著名“枪手”十余人，
惩处受贿作弊考官， 办”拉磕”暴徒。为防止武童横悍滋事，“即令教习 结保，各自稽察，无数习具结者不得与试”③。对于这番整饬，张之洞颇感自 慰，他说：“四川督学署积尘盈屋，我次第扫除过半耳”。
之洞督学四川，立意“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
他主持川省学务，“平日衡文不主一格，凡有一艺之长，无不甄录，而尤注 重于经史根柢之学，故所至考求文献，礼访名宿，惟恐不及，每值士人晋谒，
辄优假颜色，殷殷焉以读书稽古相敦勉，并为指示途径，俾有遵循。”④对于 确有才华的学子，之洞备加关怀，着意栽培。如仁寿籍学生毛席丰、
绵竹籍学生杨锐（１８５７—１８９８）①、华阳籍学生范溶，皆高才生，之洞特 意“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②。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年）四月，
之洞按试眉州，由杨锐等陪同，登临苏文忠公
（轼）祠，其《登楼》诗曰：
共我登楼有众宾，毛生杨生诗清新。
范生书画有苏意，蜀才皆是同乡人。
之洞还通过乡试，选拔实学之上，以扭转空疏学风。张之洞去世后，四 川总督赵尔巽上奏盛赞张之洞当年任四川学政时的实绩：“先是川省僻处西 贩，人文未盛，士林之所驰鹜，率不出帖括章句之图。自同治初年该大学士
（即之洞——引注）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能文之上……以为之倡，士风始 为一变”③。清末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蜀学会”发起人、成 都国学院院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纂宋育仁（１８５７—１９３１）即经之洞选拔，乃脱 颖而出。
成都原有锦江书院，但规模狭小，不足以容多士。之洞遂商之于四川总 督吴棠，创建尊经书院，克期兴工，于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春建成，”择郡 县高材生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①，又“捐俸置四部书数千卷，起 尊经阁度之”②。他手订《创建尊经书院记》，详陈“建置书院之本义与学术
② 胡编《年谱》卷一。
③ 许编《年谱》卷一。
④ 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 之洞尝称杨锐“才英迈而品清洁，不染蜀人习气。颖悟好学，文章雅赡”，为“蜀士一时之秀”（《全 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致谭叔裕》）。二十年后，杨锐以”戊戌六君子”之一而身陷囹圄，之洞为 之多方奔走，营救未果，深为痛心。
② 许编《年谱》卷一。
③ 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 赵尔巽：《张文襄公荣哀录》卷一。
② 许编《年谱》卷一。
教条之大端”共十八条，并拨冗亲临书院讲学。十余年的科场经历加上十年 的学官生涯，使之洞对于中国传统教育体味颇深。他于四川学政任内，撰成
《辅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意在为后学指点迷津。輶轩，指使臣所乘 之车。汉人扬雄有《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文，之洞因其意与自己 以学政使蜀有合，乃命其书日《輶轩语》③。该书语行、语学、语文，“深者 为高材生劝勉，浅者为学僮告戒，要皆审切时势，分析条理，明白易行，不 为大言空论”④。
为使诸生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不致迷罔眩惑”⑤，之洞又撰《书目答问》
一书，“意在开扩见闻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楛三，其去取分类，及偶加 记注，颇有深意，非仅止开一书单
也。”⑥《书目答问》举书二千余部，“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 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⑦，素为学人所推重。唐夫人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病卒后，之洞于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 年），继娶龙安知府王祖源之女、王繁荣之妹为妇。王夫人贤而 有才，待字之年，曾在京与之洞比舍而居，相互有所了解。结为夫妻，感情 更洽。无奈天不假年，三年后，王夫人卒，留下一女準。
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年）底，之洞四川学政任满，于次年返京，充文渊阁校 理，结束十年学官生涯。
③ 该书所蕴诸多教育思想，学术思想，拟于下编专论，此处从略。又该书有缪荃荪草撰一说，但证据似嫌 不足。即便为缪草撰，但该书经张之洞笔削订定，并以己名刊印问世，则此书表达张之思想应为无疑。
④ 《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
⑤ 《书目答问》略例。
⑥ 胡编《年谱》卷一。
⑦ 《书目答问》略例。
二、入党清流
清季京师活跃着一班以清高博雅自重，以指弹时政为任的士大夫。这些 人大多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每每上书谏事，直言无忌，颇令权臣不悦，
间或也使皇上及两宫太后下不来台。时人称之为”清流党”。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人，并无实际组织，不过是若干同声相应，同气相 求的儒雅狷介之士的松散联合。之洞曾论道：“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今 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立而已。”①这些人能在晚清政坛上成一番气候，并 非偶然。同、光之际，清廷为显示“中兴”气象，“方锐意求治，诏询吏治 民生用人行政”②，需要些许敢于犯颜直谏者为其点缀。更重要的是，此时正 值洋务运动的鼎盛期，廷枢奕䜣，疆臣左宗棠（１８１２—１８８５）、李鸿章等权 柄在握，声望日上。富于机诈的慈禧太后既要借重奕、左、李等，以“洋务”
充实清廷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担心“内轻外重”，尾大不掉，权势旁落，
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手法，利用清流党人，以牵制炙手可热的洋务 大吏。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按党人籍贯划分又有南、北之别。从时间上看，
以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的中法战争为界，北清流活跃于前，南清流崛起于后，
所以又有前、后清流之说。
北清流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魁首。李鸿藻（１８２Ｏ—１８９７），
直隶高阳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帝特诏为皇 太子载淳师傅。同治三年（１８６４ 年）擢内阁学士。历任户部左侍郎、都察院 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等职。他性格耿直不阿，曾联合恭亲王等十大臣联名上 奏。以“不应虚糜帮猾，为此不急之务”为由，力阻重修圆明园。“始终执 争，事竟得止”①。李鸿藻又以“孝”著称。其母去世。他不顾慈禧再二饬令，
反复陈请，甚至托病不出，坚持开缺回籍守制，慈禧执拗不过，只得允准。
更有甚者，当慈禧之母去世，群臣凭吊，独李不往，时论哗然，慈禧竟也无 可奈何。鸿藻以“耿”、“孝”闻名，许多北方籍京官，如张佩纶、陈宝琛、
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便聚集于其周围，人称”北清流”。张之洞于光绪 二年（１８７６ 年）由川返京后，也加入他们的圈子。
南清流先后以军机大臣沈桂芬（１８１８—１８８１）、户部尚书翁同龢（１８３０
—１９０４）为宗主，盛昱、王仁堪及稍后的志锐、文廷式、黄绍箕、丁立钩、
张謇等为其骨干，一直延续到清末，成为“帝党”中坚。
南北清流因畛域、意气之见，常相互攻讦，但亦有诸多共识，如维护国 权，力御外侮，改革弊端，政主清廉等等。尤其是在反对“洋务”方面，更 趋一致。他们“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 林败类”①，对于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政策，更是猛烈抨击，“一时尊王攘夷之 论，靡漫于全国”②。
张之洞在洋务运动大兴之时，脐身倾向保守的清流派，并成为其中的健
① 《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
② 《清史稿・宝廷传》。
① 朱寿朋：《东华续录》，同治一百，十三年七月，集成图书公司 1909 年版。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 裘毓麐：《清代逸闻》卷四，中华书局 1932 年版。
将，有其经历、学识、性格等多方面原因。
之洞出身于世宦之家，从小接受的是严格的儒家教育，科举仕途的一帆 风顺，更令他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宗儒术笃信不疑。他国学根 底深厚，兼综汉、宋，对于传统文化，眷念情深。加上他青少年时代就学于 贵州、直隶，为学政时出使湖北、四川，均为西方新学影响尚未深入的内地 闭塞之区。甫届不惑之年的之洞，思想还禁锢于中古领地。在性格、作风方 面则继承先辈的清廉耿直之风。其祖上即有为官廉惠声名，幼年时，父亲曾 以“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③勖之。之洞为官多年，也的确做到克己自爱，
廉洁奉公。在四川学政任上，“于例得参费银二万两辞而不受”④。离任时竟 无钱治装，“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⑤。物质境 遇的窘迫，激励之洞高远的抱负和耿直的性情，他屡屡以诗言志：
当代功名同气盛，蹉跎莫待鬓如丝。⑥ 皓皓不受浊流滓，怀沙惜誓将毋同，
我本海滨士，独衔幽愤希高踪，
坐对天池一长啸，枯桑械械生天风，
王伦不斩秦竟帝，吾舍二子将安从。①
白日有覆盆，刳肝诉九阍，
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独衔幽愤”的情致，“虎豹当关卧．不能 遏我言”的直谏勇气，使之洞具备了清流的基本性格。他还在诗中抒发一匡 天下的雄心与未获重用的悲苦：
湛思究理乱，搤腕规匡扶，
稠人广如海，欲语气类孤。③
从来朋友云龙契，亦等君臣石水知。
处默固应浑众独，希声何用计成亏。
此类诗篇活画出一位孤高自许而又经世心切的士子的魂灵神态。张之洞迈人 清流行列的思想情感基础已经奠定。
在个人交往方面，早在外放四川学政之前，之洞便与清流中人潘祖荫、
李慈铭、陈宝琛、王懿荣等过从甚密。他曾发起觞客于龙树寺，“时雨乍晴，
青芦瑟瑟，纵论古今，竟日流连”，“此咸、同以来，朝官名宿第一次大会 也。”①去四川学政返京后，之洞又与北清流骨干张佩纶结识，相互引为同调，
遂入北清流圈，渐为中坚。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
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
③ 胡编《年谱》卷一。
④ 许编《年谱》卷十。
⑤ 《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新车蜀使归来日，尚藉王家斗面香”句自注。
① 《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东海行》。
②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送冯竹儒赴湖北人益阳胡抚部幕》。
④ 《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汉上秦台》。
①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88、87 页。
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他们“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 国家大政，立国本末”②，一人言事，众口相帮，互为声援，形成一股势力，
颇能左右朝中舆论。京师士人对他们甚为景仰，以至爱屋及乌的地步，如张 佩纶“喜著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年）至光绪七年（１８８１ 年），之洞居官京师，先后充教习庶吉士，补国子监司业，补授左春坊中允，
转司经局洗马，晋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又转左春坊左庶子，补翰 林院侍讲学士。这一系列职官，均无多少实责实权，四年之中，之洞的主要 精力，都耗费在“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④。他与张佩纶、黄体 芳、宝廷并称”翰林四谏”⑤，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又称“清流六君子”，
而之洞“实为之领袖”⑥。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年）四月，朝廷发生穆宗升袝问 题，即如何安置同治皇帝的神位。同治帝载淳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１８７５ 年 １ 月）病死，庙号穆宗。依照礼制，天子的祖庙称太庙，为供奉天子神位之 地。太庙分九室，一世一室。同治帝以前，清世系己传九世，即太祖努尔哈 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世宗胤禛、高宗弘历、仁宗颙琰、
宣宗饧 宁、文宗奕詝。穆宗神位如何安置，成为大问题。是否应该另建一 室，廷议纷纷。日讲起居注官张佩纶疏请建文武世室于后殿左右，恭奉太宗 文皇帝庙主以次递迁，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张佩纶（１８４８１９０３），字幼樵，
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他耿直敢言，“尤以纠弹 大臣著一时”①。之洞时充教习庶吉士，读到张佩纶的上疏，十分钦佩，“叹 曰：‘不图郑小同杜子春复生于今日’。遂造庐订交焉。”②从此成为密友。
教习庶吉士品级低微，不得具折言事，之洞便为清流中人代草奏疏。黄 体芳（１８３２—１８９９），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 编修，充詹事府左庶子。“慨然有经世志”③，也是一员清流健将。他与之洞 同年同历，久有交往。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年），之洞为黄体芳具疏陈时政得失，
被朝廷采纳，谕旨分别施行。此后不久，之洞又为他代书奏折，弹劾户部尚 书董恂：“今朝臣中之奸邪，如户部尚书董恂是已。”奏折列举董恂诸般劣 迹，“贪鄙欺罔，有心病国”，“言语猥琐，举止卑谄”，“其他为众口诋 訾之处，罄牍难书”，“伏望亟予罢斥，以清朝列。”①这一次却被圣谕驳回：
“以传闻无据之词，信口诋斥，措词殊属过当。著交部议处。”吏部议处的 结果，本应降二级留用，但系因公起见，免于处分。但黄体芳却因此而失去 了补迁国子监祭酒的机会。不久，值之洞长子仁权新婚，黄体芳往贺，之洞
“言我负漱翁者再”，体芳慨然曰：“是何伤，文章出君，气节属我。”②
② 《世载堂杂忆》第 90 页。
③ 《清代轶闻》卷四，第 18 页。
④ 《全集》，卷一，奏议一，《直言不宜沮抑折》。
⑤ 张之洞《寿黄漱兰通政六十》诗云：“后凋独有贞松在，四谏荣名冠翰林”。（《全集》卷二百二十六，
诗集三）
⑥ 《张文襄公大事记・哀张文襄公》。
① 《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一・张佩纶传》。
② 许编《年谱》卷一。郑小同，郑玄之孙，东汉经学家。杜子春，西汉末、东汉初经学家，传周礼之学。
③ 《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一・黄体芳传》。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年二月。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② 许编《年谱》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