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學者在面對全球化的衝擊時，大多將其看作是一種機 遇，也是一種挑戰。64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本質固然為中國大陸現有的政 權與社會帶來相當大的衝擊，但是，正如同一刀之兩刃，全球化對於 正在起飛中的中國大陸，也能夠發揮不可忽視的動力。
資本主義固然帶來了若干社會問題，但是各種不同形態的資本主 義，其社 會的主流價 值均是以個 人為中心， 起源於啟蒙運 動對於
「人」的尊重，其後經過制度的發展，調和了個人與社會的矛盾、市 場與國家的矛盾，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架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 制度包括了，以普選為基礎的民主選舉制度、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與 法治體系。
中國大陸或許目前仍未成熟到走上全盤民主憲政主義的時機，全 球化基本上也不會在這一方面對中共施壓。但是對中共而言，一個健 康的公民社會與法治系統，將有助於中共維護其內部安全與穩定。
全球化對於中國大陸最有利的地方即在於，整個社會的法治素養 將會隨著中國大陸經由全球化與西方社會的接軌而易於形成。無論是 中央或是地方，都將更自然地消減中國人習以為常的「人治優於法
胡元梓、薛曉源，《全球化與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
治」的傳統觀念，我們可以從中共為了加入 WTO 而將其國內的相關法 制作巨大變革與適應，就可以看出全球化將對於中國社會的法治化將 會作出多大的貢獻。
中國大陸願意在法治上作調整以適應西方的法律價值標準，自然 有其經濟利益的考量，但是這種心理認知的改變，相較於在廿世紀初 中國人是以被迫的心境進入全球化，有著本質性的跨越。當中國的法 治逐漸與西方接軌時，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動將更有所依循，這對於 中國大陸內部的安全與穩定會有著相當地助益。
近代的全球化固然是由西方所發動，但是真正能夠為非西方國家 願意接受的理由，絕非僅在於西方的經濟成果而已。西方雖然也有著 慘絕人寰的戰爭，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整個公民社會與公民道德的 建立，的確較之非西方人為突出。而公民社會與道德的確幫助西方避 免了一些社會的可能驟變。
公民道德是一個穩定與安全社會的必要條件。對西方先進的國家 而言，或許有族群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社會連帶被撕裂，但是由於 經由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起就開始形成的公民社會所建構的公民道 德，使得西方國家的內部的穩定與安全連帶不容易被完全的切斷。在 西歐，即使是戰前，我們看到是民族國家間的征戰，而較少因為國家 內部社會崩解而發生內戰。希特勒的德國就是一個例子。對這些西方 國家而言，政權不穩或許是個常態，但是社會卻相對地是屬於穩定 的，戰後義大利的內閣經常變動，但是卻不妨害社會結構的穩定也是 一個典型的例子。
中國大陸要與西方接軌，也就自然地受到西方社會與文化的影 響，中國的信史文化固然有深厚的二千五百年基礎，但是庶民與精英 間的文化與素養確是有著相當大的區別。全球化對中國大陸的影響是 全面性的，並不是只有精英，一般庶民也受到影響。全球化加速了國 際間人員流通與資訊的交流。為了要適應全球化，中國人民將自願地 改進其公民道德，政府也將認識到公民社會的建立是有助於國家體質
的強健。一個有素養的社會，自然不表示就是中共政權的絕對穩定，
但它卻是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從這些觀點來看，全球化是中國大陸 建立公民社會與道德的一個機會。
中共並非沒有明瞭到公民道德的重要，事實上它已經開始強調
「法治與德治並重」。江澤民、朱鎔基等領導人近年來有關精神文 明、道德建設的講話相當多。中共也認為，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 解決，必然損害正常的經濟相關秩序，以及改革發展的穩定大局。65中 共在處理如何重建公民道德時，所採取的指導思想與方針是以馬克思 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全面貫徹江澤民「三個 代表」重要思想，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重在建設，以人為 本。不過，中共的領導人也開始查覺到西方社會的道德本質。江澤民 在一次演講中，即引用在訪問德國前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
時，施密特轉以他最近的新著《在尋找公共道德的道路上》66中提出，
德國人需要很多時間，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中灌輸一種全社會都認可 的道德觀。江澤民特別表示，這個看法值得中國大陸思考。
我們可以就引用江澤民所提到的施密特新著中的觀念為本節下個 註腳。在他的著作中，他將「尋求公共道德」來作為德國在面臨新世 紀的挑戰，他期盼政治、教會、法官、醫生、教師都能夠發揮其職能
中共中央向全國各單位印發《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並編印《社會公德 學習讀本》，強調公民道德的重要性。《綱要》中認為當前社會的一些領域 和一些地點道德失寵，是非、善惡、美醜世界觀混淆，拜金主義、享樂主 義、極端個人主義有所滋長，見利忘義，損公肥私行為時有發生，不講信 用、欺騙欺詐成為社會公害，以權謀私、腐化墮落現象嚴重存在。中國國民 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大陸情勢雙週報》，第 1380 期，2002 年 1 月 30 日，
頁 6。
同註 65，頁 12。
Helmut Schmidt,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Oeffentliches Moral (Stuttgart: De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1998).
精英的責任，他也鼓勵人們要有崇尚道德的勇氣，強調「義務與責 任」，「美德是不可或缺」，「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訓練」、「各種宗 教與文化間必須相互尊重」，最後他以德國社民黨在 1950 年代末哥德 斯堡綱領中所確立的三項基本原則：「自由、公正與團結」作為他的 結論。67
中國大陸進入全球化不可能只是與經濟接軌，而不與西方的文化 與社會互動，全球化的確可以給予中國大陸快速改變其公民社會與道 德的機會，如果中國大陸能夠開放心胸接受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這 對於中國大陸內部未來的安全與穩定是有其相當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