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使得傳統的民族國家不斷地思索，到底應該用甚麼樣的態 度來因應經濟的挑戰、國家權威的滑落，以及對社會分歧的衝擊。在 意識形態方面，自 1989 年以後，我們已經不能用以往簡單的方式來看 待所謂的左派或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再也不能簡單地把資本主義或市 場視為產生困擾國家現代社會問題的根源。國家、政府，甚而社會本 身，都與市場一樣，也同樣地是社會問題的根源。對於一個能夠適應 未來全球化挑戰的國家而言，一個健康的市民社會、有效能的民主政 府與良性的市場都是必要的。在這三點當中，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尤 為重要，也是後兩者的先決條件，而能夠使得公民社會得以健康與壯 大的基礎又在於連繫社會的連帶是否能夠建立。
全球化使得國家的內部權威下降，社會連帶的分歧加深。中國大 陸從改革開放起，就接受了資本主義的貢獻與衝擊，全球化對於中國 大陸的影響加速及加大了利弊的得失。在全球化的時代裡。中共是否 能夠鞏固其政權的正當性與修復其社會已經高度分歧的連帶，將是最
大的挑戰。
全球化代表著全世界更進一步的互動，國家已經無法壟斷所有的 政治資源，它對於社會的掌控力也逐漸減弱。一個政權的正當性已不 太容易完全依賴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中的任何一項來支 撐。對於中共而言，未來政權的正當性也不只能依靠一個未來充滿變 數的經濟發展，以及民族主義變形的愛國主義來生存。加強政治參 與，建立公民社會不只有利於中共政權正當性的獲取，也也助於整個 社會的穩定發展。「三個代表」應該可以說在這個基礎上跨出了一大 步，為未來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基礎。為了使中共能夠得到穩固的 正當性，未來政治改革也應是條不歸路，如此，也才能因應全球化所 帶來的挑戰。
在全球化的時代，幾乎不可能用鞏固或強化中央權威的方式來因 應民族國家對全球化的衝擊，權力由中央到地方，由公部門到私部門 的適度下放轉移，應該是必要的選擇之一。中央的角色也宜逐漸從管 制向引導或服務的方向轉移。「分權」在全球化的時代已經是個必要 的選擇，如何建立制度與規則，讓「分權」不只能夠充分地釋放民間 與地方的能量、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也能培養人民對區域的良性認 同，進而提升政權的正當性，應是中共在面對全球化的另一項挑戰與 因應。
社會連帶可以說是一個國家內部安全與穩定的根，全球化有著衝 擊原有社會連帶的撕裂效果，對於一個在不到三十年間，從文化大革 命快速跳躍到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中國大陸社會而言，其原本已經斷裂 的社會連帶，又碰上了本質上認同優勝劣敗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其社 會連帶的修補更加深了困難。從社會連帶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目前 仍然無法承受「一步到位」式的憲政民主改革，也不能再以「傳統左 派」或「國家主義」來鞏固社會連帶。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萊茵式 資本 主義 」， 以及 紀登 斯所 提出 以 跨越 與包 容為 思考 的「 第 三條 路」，應該是中共在為意識形態作轉型與補強時可作為參考的依據。
無形的社會連帶不是一夜之間可以創造，也非物質金錢可以堆 積，它的生命孕育在傳統的文化與信仰中。中國大陸經歷過揚棄中國 傳統文化，視宗教為無神愚昧的階段，也自然切斷了中國社會的無形 社會連帶。我們從西方社會中可以看到傳統文化與宗教對社會安全與 穩定的貢獻，也可以看到國家對於它們的依賴。如何在傳統的儒家文 化中為中國大陸的社會連帶找尋針線，如何開放多元化的宗教信仰，
以為中國大陸的社會連帶注入活水，應該是中共在面對全球化時的另 一項重要思考。
全球化固然有其黑暗的一面，但是對於中國大陸而言，也有其助 益的一面。經由全球化，中國大陸可以自然地吸納了公民社會應有的 條件，也激發了人們對於公共道德的需求。從這個角度來看，全球化 可以成為中國大陸社會發展的一個契機，其關鍵在於中國大陸如何認 定全球化的功能與機會。
兩岸關係是中共政權是否能夠維護其正當性的重要問題。經由兩 岸統合，可以讓中共放下民族主義的包袱，化解掉外部可能引發的戰 爭衝突，消解內部穩定的不利變數。經由兩岸統合，臺灣與全球化接 軌的經驗，是可以供中國大陸參考。簡單地說，兩岸統合將為中國大 陸內部的安全與穩定減少了一個變數，增加了一個正數。如此結果應 該是中共在面對全球化時宜有的思維與因應。
（收件：2002 年 7 月 24 日，修正：2002 年 10 月 13 日，採用：2002 年 10 月 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