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46年(1971)的京都大學修士學位畢業證書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之際，日本各大學學潮鬧得很厲害，
我畢業的時候是1971年，學潮已逐漸緩和，畢業典禮勉強可以舉 行，只是比較草率而已。京都大學和東京大學一樣，學生都不太參 加正式的畢業典禮，不像臺灣的畢業典禮，總是弄得很盛大。日本 現在還是不是這樣不曉得，以前很少人有意願參加，更何況是在那 個學潮盛行的時候。不過，校方還是在時計台(と けい だい)二樓 的大禮堂舉辦了簡單的畢典。那時候京大的校長是農學部的教授，
叫奧田東(おくだ あづま)。鬧學潮他也很辛苦，學生會去找他，要 求校長進行改革，常常弄得筋疲力竭，卻又不能叫警察。因為民主 國家的警察是不能進入校園的，只能待在校門外面。奧田校長主持 了畢業典禮，我也有參加，只是參加的人不多，我們也沒有穿碩士 服，算是很簡單低調的一個典禮，也沒有自己慶祝。畢業後我去考 博士班，同樣又一個審查委員會，針對個人的碩士論文來問。
我不只想過繼續念博士，也實際報考，並且獲得錄取。註冊開 學之後，領取了正式博士課程學籍的學生證，可以一直用到1974年 (昭和49年)，也就是說在這三年期間(1971-1974)可以修博士課程，
具有正式的學籍。但是我只念完一個學期，從4月1日學年開始，到 7月結束，我8月中就回到臺灣了。之所以不繼續念完課程，與當時 日本國立大學文法領域的博士學位不輕易頒授，難以取得有很大關 係。
▲昭和46年(1971)的京都大學博士學生證
那時候京都大學的學位，我們稱為「論文博士」。修完三年的 博士課程，只是修滿學分而已，等於是初步完成從事研究的基礎工 作，通常就叫「博士課程修了」，並不立即授予學位。正式學位什 麼時候給呢？必須出去外面工作，不管教學也好，作研究也好，一 方面從事工作，一方面不斷的發表，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通常是 十年以上，再把所有的研究成果，彙整撰寫完成一部具有獨特創見 的專著，再以這部專著向學校提出學位的申請，之後還要經過相當 嚴格的審查程序，曠日廢時，當時難就難在這裡。
當時我想，雖然文部省的公費獎學金可以繼續支給，因為指導
教授的推薦，所以接下來的三年都沒有問題，還是可以生活無虞；
可是，就算再花三年修完博士課程，直到1974年，頂多就是「博士 課程修了」，並沒有正式學位，回臺的話，還是只能以已經正式取 得的碩士學位來找工作，多花這三年時間，實在很不划算，剛好李 符桐老師擔任母系的系主任，他寫信要我回來系裡任教，我就遵從 師命，答應回臺灣了。
李符桐老師研究蒙古史，是我大學時代最早接觸歷史課程的老 師。我最初考上臺師大是在數學系，數學系有必修課程「中國近代 史」，就是李符桐老師教的。我在數學系有很多同學，像曾經當過 教務長的李虎雄，是數學系比我晚一屆的學弟，他常打趣說我是被 李符桐老師帶過來的，搶過來的，才會轉到歷史系(當時是史地系歷 史組)。進歷史系後我也上過他的課，大四的時候他是我們的導師，
帶著我們畢業旅行。他任教臺師大之前，曾在省政府教育廳當過督 學，師母錢蘋教授是教心系資深且知名的教授，很照顧我，對我非 常好。
當時，臺師大文學院的院長是地理系的沙學浚，很有學術權 威，那個時代學生輩私底下都稱他沙皇。李符桐老師對我說，你現 在碩士學位已經完成，正式的博士學位還不可預期，乾脆回來好 了，系裡也需要你。至於沙院長，他人很好，也希望我回來。記得 在1970年，他到德國去開會，結束以後，繞到美國夏威夷看朋友，
然後到日本來，想到京都大學看看地理學界的學術環境及一些學界 友人，因為當時臺師大地理系有一位陳芳惠教授，也是京大畢業 的，她認識一些京大地理學界的師友，但她已經回來了，沒有在那 邊，只有我在那邊，所以沙院長就寫信跟我聯繫，希望我帶他去見 京都大學的人文地理學的教授。他當時住在京都火車站附近的Prince hotel，我到那裏去接他。從火車站到京都大學，我帶他坐京都的電 車。那時候京都有市內電車，在街道上走(現在已經沒有，都地下化
了，像臺北捷運一樣)。這種地面電車搖搖搖晃，沙院長很高興，說 坐這個電車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我帶他到京大，見到了浮田典良 教授。本來我也不認識浮田先生，是因為陳芳惠老師的介紹，才帶 著沙院長去見這位教授，他們相談甚歡，所以說沙院長對我印象很 好。我想這樣一個機會，加上到日本之前也曾在系裡當助教，現在 能回自己母系最好，博士學位以後再說。
在修讀博士課程中途退學，我們叫作「中退」，還必須要正式 申請辦理退學同意書。其實，日本的學者有很多是這樣的情形，像 我曾上過課的恩師竺沙雅章，大學畢業後就留在人文科學研究所，
這是京大所屬的一個研究機構，他後來才從那裡回來文學部當助教 授。他出了專著以後，透過其書中的著者介紹，我才知道他也是
「京大博士中退」。甚至後來聽日本有些學者講，大學博士課程中 退，人家認為這個比較厲害。為什麼要中退不把課程念完？因為以 後還可以申請，中退就表示你有人要，很優秀。我當時的確多多少 少也是為了這樣的思維概念，想說回來系裡求職，既然系裡剛好有 這個機會，我也想為母系盡一點心力，況且回來有國立大學講師的 正式工作，因為當時只要有正式碩士學位就可以擔任講師，以前當 助教時還要負責辦理一些雜務，如今當講師就純粹是教學和研究。
▲昭和46年(1971)的博士課程退學許可書
雖然自博士課程中退，將來如有必要取得博士學位的時候，
還是可以申請。只是一旦從事教職以後就比較難，因為京都大學在 人事、學制等各方面都會有很大的變化，以前上過我們課的師長都 退休了。如果他們還在職的話也許可以幫忙，但是換了新的專任教 授，都不認識的話就比較麻煩，所以我就沒有再去申請學位。後來 這種制度在日本國內也受到很多的批評，例如許多報章雜誌的輿 論，特別提及對於留學生應稍予放寬，因為日本要國際化，國際化 就必須招攬更多外國留學生，如果校方對學位授予的要求仍然這麼 嚴苛，尤其博士學位，很多人像我一樣沒有念完就回去了，這樣實 在會留下遺憾。所以，輿論一再呼籲至少讓外國留學生課程修完且 學分足夠者，可以提出論文，並在通過審查後給予學位，後來去的 留學生有很多都是這樣拿到學位的。現在國人前往就讀京都大學拿 到學位的很多，只是拿到學位回來不一定有機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