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學者的留日經驗(1968-1971)
─邱添生教授口述訪談錄
*楊憶頻
**訪談整理
邱添生教授，1941年11月15日出生於苗栗縣造橋鄉平興村。1949年 就學於錦水國民小學，1954年考上新竹中學初中部，1957年直升高中部， 1960年進入師大數學系，隔年轉入史地系，1964年結業，留任歷史系實習 助教，1965年於空軍官校服兵役一年，1966年至1968年在師大歷史系擔任 助教，1968年10月前往日本京都大學進修，並於1971年完成碩士學業，返 國並回到師大歷史系擔任講師。1980年應日本交流協會邀請，回到京都大 學進修。1988-1989年間，因申請到行政院國科會的研究獎助，再次回到日 本，並獲聘為京都大學的招聘教授。2006年自師大退休，仍於師大歷史系 所擔任兼任教授。 邱添生教授為國內研究隋唐史的著名學者之一，他的首篇專論為〈唐 代起用外族人士研究〉，碩士論文題目為〈唐代文化と外來文化〉。諸多 著作中，以《唐宋變革期的政經與社會》最具代表性，另有〈唐代設館修 史制度探微〉、〈唐初纂修前代正史析論〉、〈由杜佑《通典》管窺唐代 * 本次口述訪談工作得以順利進行，首先由衷感激撥冗接受訪談的邱添生教授。此 外，撰寫期間，「口述歷史」課程陳惠芬老師在擬題及文本整理技巧上予以指 導，修課同學提供寶貴的意見；完稿之後，復經邱添生老師詳細審閱，潤飾修 正，並應允出版，在此一併致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實習 老師史學的創新〉等史學史專文，並編纂有《中國通史》、《隋唐五代史》及 《中國文明發展史》等書。 邱添生教授〈論「唐宋變革期」的歷史意義〉一文，為臺灣早期探 討「唐宋變革」的重要文章。這篇文章一開始便引介日本東洋史研究之名 家內藤虎次郎的中國歷史分期觀點，談及「京都學派」的存在，並肯定其 學術地位。同時，作者亦表示其文章乃在日本東洋史研究的基礎上深入擴 充而成。 綜上敘述，吾人不難想見日本東洋史學對邱添生教授的影響。本次口 述訪談一方面希望能透過邱添生教授了解1960年代臺灣學生的留日經驗， 另一方面也可進一步了解「京都學派」的起源與相關學術論爭，及其對邱 添生教授日後學術研究的影響。
一、赴日緣起
我是師大歷史系53級畢業。1964年6月畢業以後，分發到頭份 國中實習。9月，當時的系主任朱雲影老師寫信告訴我說，系裡三個 助教中有一位升為講師，而要補其職缺，問我有沒有意願回系裡當 助教。當時我還沒實習完，之後還要當兵，而朱老師竟願意讓我回 母校當助教，讓我非常感激，加上我也覺得這是一個比較有可能進 修的機會，所以就答應回去當實習助教。 1965-1966年到軍隊服役，擔任空軍教官。1966年7月退伍，回 到系裡面。因為已經完成實習並服滿兵役的關係，成為系上的正式 助教。之後就待在系裡服務，直到1968年出國為止。那時候的助教 性質跟現在的助教不一樣，是學術助教，不是行政助教。所以到一 定的年資後，就可以提論文升等，成為講師，但當時我還是希望能 夠在學歷方面更進一步。 1960年代，師大歷史系只有大學部，沒有研究所。當時師大 全校設有研究所的，只有國文系、英語系和教育系。沒有研究所的 話，就不能像現在利用甄選或考試直接升上碩士班。就全國來講， 那時也只有三個學校有設立歷史研究所，就是臺灣大學、文化大學 和輔仁大學。可是當時臺大傳聞有門戶之見，師大畢業者想考上似 乎很困難，尤其我又已經在師大當助教；輔仁大學是以西洋史為中 心，但我對中國史比較有興趣；至於文化大學，那時叫文化學院， 還沒改制成大學，雖然有史學研究所，可是從師大畢業者，再唸文 化大學總覺得沒有必要。既然別無選擇，想進修的話就只能往國外 發展。 我當正式助教的時候，系主任是戴玄之老師，他很鼓勵年輕人 到國外念學位。當時系裡有三個助教，彭小甫、王文賢和我。彭老 師、王老師是我的學長，一個是52級畢業，一個是51級畢業，兩位都打算朝西洋史發展，所以後來他們去考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的獎 學金。當時我就想，那要研究中國史該怎麼辦？這時，我想起朱雲 影老師是留日生，而我一直很佩服他，崇拜他，景仰他，所以就想 說可以考慮到日本念書。 確定想到日本念書後，我開始進修日文。由於1960年代後期 到1970年代，臺灣政府還存有仇日情結，對日文有禁忌，所以一般 大學很少開設日文課，就師大而言，也只有教育系跟國文系的研究 所博士班有特別開設。因為這樣，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日文一個字 都不認識。雖然當過四年的日本國民，但日本統治結束時，我才四 歲，所以日文完全不會。由於那時系主任和老師對助教都很照顧， 給我們很多方便，所以有時間我就自己學習日文。 當時外面的補習班不像現在那麼多，市面上有一、兩家已經算 不錯了，而且就現在來看，程度都很不上軌道。我到補習班補過日 文，就在現在的南昌街那裡。有一位老師姓高，是一位老兵，曾經 是閻錫山的部將。他的夫人是日本人，夫婦倆合開了一家補習班， 我就是到那裡上課。 除了語言問題外，留日經費的問題也需要解決。像剛才講的， 彭老師、王老師想到美國有很多獎學金可以申請。但是要到日本， 唯一的獎學金就是日本掌管教育事業的文部省提供給臺灣的「國費 獎學金」，也就是現在說的公費獎學金。不過，日本給臺灣名額， 讓臺灣去招考，招考了以後，還要把這批人交給日本駐臺灣大使館 複試鑑定。比方說，日本政府給臺灣15個名額，教育部就公開招考 先取30人，再把這30人送到大使館後進行複試，最後確定錄取名 單。 當時我覺得這個獎學金很棒，決定參加考試。不過，報考這 項獎學金有些規定，例如：不能超過35歲，也就是說35歲、34歲、 33歲都可以考，而我那時才27歲，而從28歲到35歲的考生，尤其是
30-35歲的，因為經過日治時期，都念過一些日文，有的念到小學幾 年級。這些人的日文基礎很好，我要考上就要跟他們競爭，結果很 僥倖的，我成功考取了。 至於為什麼選擇唸京都大學，這要從朱雲影老師開始講起。朱 雲影老師戰前曾經在東京念高等師範，師範念完後考上京都大學， 從京都大學畢業，是京大的校友，所以我聽他說過一些有關京都大 學的事情。根據我的了解，日本最早成立的帝國大學是東京大學， 但是學人文的，特別是學歷史的都知道京都大學才是研究重鎮，學 術地位很高。因此，如果能到京都大學當然最好。所以在初試錄取 到參加複試之前，中間去接洽學校的時候，我就決定申請京都大 學，於是懇請朱老師幫我推薦，後來梁燦輝老師也幫忙寫了推薦 函，兩封推薦函便一起呈給京大，再經過日本文部省跟京大方面接 洽，該大學願意收我這個學生，這些手續完成之後，才確定可以拿 到獎學金。 在這之前，我從來沒去過日本，加上那時臺灣實施戒嚴，出 國很不容易，尤其辦理出國手續更為繁瑣。當然先前為了考試學 日文，也把日文和日本的相關書籍和資料看過。其實我本來在日 本有一個親戚，是我的堂哥，他戰前就去了日本，但是已經幾十年 沒有聯繫。後來就因為我去日本，竟然順利找到他。聽說他本來在 神戶，後來不知道又去哪裡，最後是在廣島找到，但先前完全沒連 絡。所以雖然說不完全是單槍匹馬，但也只能靠日本政府的獎學 金。 去日本的時候，我們坐日航，是日本文部省安排的。一進入到 日本，在東京羽田機場就有法務部的人員幫忙辦手續，然後直接接 我們出去，送到東京駒場專供留學生住的宿舍。獎學金的好處就是 政府直接給生活費，像學費什麼的都不必交，等於是公費。 日本政府給生活費會按照物價指數調整，我第一年去的時候，
每個月三萬三千元日幣，到回來的時候已經有六萬多，而現在大概 有二十幾萬。我們住宿的話只象徵性的交一點住宿費，因為這是日 本政府安排專門給留學生住的地方。另外，每年政府還會再給旅行 費，等於說在日本國內參觀、旅行或考察還有補助，經費相當足 夠。如果懂得節省，還可以省下一些錢，多買一點書。 我們去的時候先到東京，因為東京是日本的首都。那年所有錄 取的臺灣留學生，先後分兩批前往日本，其中有一個比較知名的就 是陳水扁總統的老師李鴻禧，他也是1968年去的，跟我同一期。李 鴻禧學法，他當時申請就讀東京大學。 東京的駒場有留學生會館，我在那邊住了兩個晚上。而且很 巧，師大國文系有一位教授叫陳瑤璣，比我早一年去日本。我第一 天去到達東京，什麼人都不認識，剛好在留學生會館碰到他，他知 道有個師大的校友來，心裡非常高興，所以那兩天都陪著我，在東 京市區的景點遊歷。兩天後，文部省幫我們買票，坐新幹線從東京 到京都，大概兩個多鐘頭的車程。 一到京都火車站，京都大學專門處理留學生事務的科長就親自 到火車站的月台接我們住進宿舍。京都雖然沒有像東京有文部省蓋 的留學生會館，不過也另外跟國際學友會簽約辦了一個京都留學生 寮(きょうと りゅうがくせい りょう)，後來連續三年我都住在那 邊。
二、初至日本
到日本以後，因為生活上不虞匱乏，宿舍又安排好了，基本上 沒有什麼困難，要說有困難就是語言不通。因為來日本前，日文只 學了半桶水，所以剛開始生活的一、兩個月比較困難。雖然如此， 到日本也沒有特別修習日語課程。那時候各國學生拿這項國費獎學金到日本留學的很多，尤其是亞洲國家。臺灣去的學生因為已經通 過日本大使館的考試，所以一到日本就可以直接到學校裡念書。但 是像來自東南亞、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的，有些學生幾乎沒有日 文基礎，到那裡以後就要到語言學校，花一年的時間念日文，不能 直接進入學校的課程。不過話雖如此，我們的日文能力當然還是跟 日本學生差很多，所以一定要努力加倍學習。再不了解課程內容的 話，就看老師寫的板書，因為漢字很多。聽不清楚的話，也要多跟 老師請教、討論。 此外，日本當地也有協助留學生的組織。以京都大學來說， 這樣一個有名的國際級學校，自然有專門負責照顧留學生事務的單 位。它叫第二教務掛，就是第二教務處，我們叫做留學生掛(かか り)。那時主事的科長叫作浦上(うら がみ)，他底下有一些職員。 我們有什麼事就去找他，每個月要領獎學金的時候，也是要到留學 生掛那邊去蓋個章，然後到學校附近的勸業銀行領錢。而且，它除 了照顧我們的生活，每個學期還會安排我們到各地遊覽一些名勝古 蹟。 出了學校，有國際學友會和中華民國留日關西同學會。國際學 友會主要是辦學術交流，有時也替外國學生編一些教材。另外，像 我住的「京都留學生寮」也是這個組織蓋的，專門提供留學生住宿 的場所。 因為每個人的專長不一樣，有念文的、念法的、念農的等等， 所以一起研讀相同領域專業書籍的情況比較少。不過，臺灣留學生 會在當地組織大範圍的團體，像「中華民國留日關西同學會」就帶 有彼此照顧溝通的聯誼會性質。 京都臨近的都市大阪，是日本第二大城，還有神戶，是著名的 海港都市，通常合稱京阪神(けい はん しん)地區。京阪神在日本也 叫做關西地區，相對的就把東京周圍叫關東地區。那時候中華民國
政府規定，關西地區只能組「中華民國留日關西同學會」。但是隨 著民主意識逐漸升溫強化，念京都大學的學生有另外成立一個「臺 灣留日京都同學會」，包含整個京都地區，但這個組織卻不被當時 的政府承認。當時中華民國在大阪有一個總領事館，至於大使館則 在東京。總領事館非常注意學生成立團體的問題。總領事館內有領 事，雖然掛名秘專，但聽說那些都不是真正的領事，而是專門監督 僑胞的，所以有的時候就弄得很僵。同學純粹只是想組織照顧留學 生的團體，可是政府就是要干涉。所有的活動都要向他報告，沒有 跟他報告，他就把你弄成黑名單，回不了臺灣。當時京都大學有個 研究太空科學的同學，就因為當過關西同學會的會長，不為政府所 喜，就被弄下來，換另一個人接手，然後那個同學就不能回來臺灣 了。 我一直住在留學生寮，那裡有一個比我晚一年，1969年到日本 的，政大畢業，念法學。其實他也沒有做什麼，本來也是國民黨黨 員，只是因為在國外吸收新的知識後，總覺得政府太保守、頑固， 偶爾會講一些批評的話，結果就是被那些所謂的領事列入黑名單， 然後就回不來了。後來他不得已滯留當地，且歸化日本籍，還當上 產業大學法學部的部長。現在退休了，自己開了一間法律事務所。 所以學生組織是有，但最正式的還是「中華民國留日關西同學 會」。這個同學會本質上是聯誼會，經常會選些日子到各地郊遊。 京都同學會也曾經辦過到琵琶湖郊遊一天的行程。琵琶湖在京都北 邊的滋賀縣，是全日本最大的淡水湖。聯誼會不一定多久辦一次， 是不定時的，要看負責人熱心的程度和大家的配合度。當然私下幾 個人，一起喝個酒或喝咖啡也會有。讀書會的話就比較少，因為每 個人的專攻不一樣，有的話會開在自己系上。比方說，我們歷史系 的話就在歷史系的讀書會跟日本同學一起念。 接著，來簡單談一下我在日本的生活情況。每一個國家都是一
樣，剛開始總是比較沒有那麼進步，以當時臺灣跟日本來講，日本 的生活水準就是比較高，物價比較貴。因為日本戰後恢復很快，臺 灣就不是如此。所以就當時來看，在我們的感受日本已經很進步， 生活水準高，交通又方便。 舉例來說，不管火車或市內公車、地下鐵，班次都很多，而 且絕對準時，不會誤點。要是誤個幾分幾秒，甚至只是30秒就會被 認為很嚴重。長程的話，耽誤個一分鐘，車長馬上會播音說：「很 抱歉現在慢了一分鐘，我們正在加速趕」。所以你要去哪裡，只要 把時間表弄好，從這個車到換那個車，再去換另一台車，百分之百 精確，不會出什麼差錯，預計幾點鐘到就會準時幾點鐘到。那時候 同樣的情形在臺灣還沒有辦法做到，所以會覺得「哇！真的很進 步」。 ▲昭和46年(1971)的日本電鐵車票 雖說是領公費獎學金，生活比較好，但我還是很省。在學校的 時候上完課，中午吃飯，都盡量到學校裡的福利社用餐。福利社叫 「生活協同」，簡稱「生協」(せい ざょう)。生活協同辦的餐廳， 餐點費用是最便宜的，我幾乎都在那裡吃。 日本餐廳的外面櫥窗一定有一個樣本(み ほん)，可以自己看哪
道餐點多少錢。那時候最便宜的是咖哩飯(カレー・ライス)，只要 日幣60塊，我幾乎都吃那個。一直吃到甚至「中毒」，現在變得 不敢吃。我小孩常常就笑說，請吃飯要請吃咖哩。一聽到咖哩我就 「HaN~」，很不喜歡就是了，能夠避免不吃就盡量不吃。當然現在 還是可以吃，並不是說絕對不能吃。剛才提過，那時候咖哩飯是盤 裝，60塊日幣，換算成臺幣大概是15塊。在臺灣的話，不必那麼多 錢，不到10塊錢就可以買到。 當時在日本一般的民眾，基於臺灣跟日本特別的歷史淵源， 對臺灣人的印象很好，對留學生也不錯。雖然是這麼講，但日本政 府對留學生還是有些限制，像是不准打工，尤其像我們拿日本國費 獎學金的，所以通常只能私底下在咖啡店、餐廳做服務生。那時候 有一陣子流行打柏青哥(パチンコ)，很多人就在那裏打工(アルバイ ド)。正式的打工不行，被抓的話會被警告。 相較於民眾，學生也很單純，課堂上還是上課，下課就會一人 一句問我們的情況。不過話說回來，學生時代他們就很有主見，有 時候會跟你針鋒相對。像我去的1968年，是鬧學潮最厲害的年代， 特別是在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東大安田講堂曾經被占領，京大的 時計台(と けい だい)也被占領過。時計台上面的鐘是德國送的。鬧 學潮的學生在時計台上築了一個小堡壘，上面掛著毛澤東之類的肖 像或標語，很有趣。 當時很多課都不能正常進行，學校的學生，有些是熱衷學潮 運動的，遇到上課的時候，他們會在教室裡干涉，叫老師不要上， 要求罷課。我有一個同學，那時候就跟我說既然你是從臺灣來的， 臺灣蔣介石是軍閥，在實施戒嚴，那你對軍閥統治的看法怎麼樣？ 不過，爭論歸爭論，只是理念的問題。我們課後在外面也一起喝咖 啡，一起談課業。後來寫碩士論文的時候，我們還經常進行討論， 他提供我不少寶貴的意見，現在他在日本學界也卓有成就。
到日本以後，我一方面適應日本的生活，一方面也開始思考 如何在領有獎學金補助的期間內完成學位的事。我1968年10月到日 本，當時是研修員。研修員本來是指博士課程修完後仍繼續留在學 校做研究的學生。我在臺灣只是大學畢業而已，京都大學校方卻給 這個名義，表面上很受尊重，但只能說是在日本進修，並沒有正式 學籍，不能修課程或修學分，更別提要拿學位。 ▲昭和44年(1969)的京都大學研修員證件
三、學生生活
(一)入學考試
日本政府提供國費獎學金，只是提供我們過去做研究。京都大 學，在當時來講比較傳統，留學生一定要通過入學考試，才可以進 入研究所，正式修讀課程；相對而言，當時的東京大學雖然也要考 試，但是對外國學生採取另一個系統，不占原本的名額，考試可以 另外考。京都大學要求留學生必須跟本國學生一起考，一切的條件 和資格都相同。當時我心想，一定要藉這個機會念一個學位，因為 原本決定來到日本，就是由於本系還沒有研究所，因此我決定要參加京都大學大學院(即研究所)的入學考試。 1968年10月，當時正在鬧學潮，京大的入學招生作業面臨很 多難題。考試預訂在翌年(1969)二月舉行，報名的時候，除了繳交 健康檢查報告和大學畢業證書外，還要交畢業論文。原來，日本的 大學生按規定都有畢業論文，報考大學院時要交給學校審查。可是 我在臺灣師大並沒有畢業論文，當時處理報名事務的人就對我說， 你找找看有沒有發表過的文章，提出任何一種也可以，但我還是沒 有。知道這種情形後，我馬上想辦法要寫出一篇文章。 去日本之前，我在系裡當助教，那時系圖書館有一本日文的學 術雜誌叫《歷史教育》，是東京學藝大學出版的雜誌，我在裡面看 到一篇文章，是伊瀨仙太郎(いせ せん た ろう)寫的。當時我想要訓 練自己的日文，就把它拿來翻成中文，叫作〈唐朝對塞外系內徙民 族之基本態度〉。翻好以後請朱老師幫忙改，曾經投稿到大陸雜誌 發表。所以我就以這篇文章的概念，擬一個題目叫〈唐朝起用外族 人士之研究〉，這是我的第一篇專題論文。寫完後趕快從日本寄回 來，投稿到大陸雜誌，那是在1969年2月。朱老師有幫忙推薦，並拿 去發表。結果獲得審查通過採用正式發表，我又趕快把這篇文章， 請當地的一個學長協助翻成日文，因為當時學校規定一定要繳交以 日文撰寫的文章。於是，我就這樣完成了報名手續。 入學考試因為鬧學潮，教室被封鎖，沒辦法舉行，結果拖到三 月下旬，最後還不得不租用外面的場所，叫近畿預備校(きんき よ びこう)。預備校就類似我們臺灣國內講的補習班。也就是說當年的 研究所(大學院)入學考試是使用預備校的教室作為考場，然後我去 考，也倖獲錄取了。
▲昭和44年(1969)的京都大學修士學生證
(二)課程修習
京都大學的編制有些跟臺灣類似，大一、大二叫做教養學部(き よう よう がく ぶ)，在這個階段雖然有劃分系所，但是念的課程差 不多；大三、大四叫做學部(がく ぶ)，主要分文學部、理學部、工 學部、醫學部……等等，其實就是在臺灣所講的各個學院。學部畢 業前要寫論文，就是畢業論文，然後考大學院，大學院在臺灣就叫 做研究所。大學院裡面分修士課程跟博士課程，修士就是碩士。我 是大學畢業以後去的，所以要報考晉升大學院的課程。 京都大學文學部裡分成幾個學科：哲學科、史學科和文學科。 史學科裡面，又分好幾個專攻，專攻相當於臺灣的學系。我就是在 文學研究科的史學科裡的東洋史學專攻，等於東洋史學系裡就讀。 京大每一個系採講座制，從戰前以來就如此。史學科裡包括有國史 學、東洋史學、西洋史學、現代史學、西南亞史學、考古學、人文 地理學……等專攻。東洋史學算是很大的專攻，編制有三個講座： 第一講座、第二講座、第三講座。每個講座設有一個教授和一個助 教授(相當於臺灣的副教授)。三個講座不一定同時完全具備，偶爾會暫時從缺。我在京大東洋史學專攻念書的時候，只有兩個講座， 第一講座跟第三講座，第二講座沒有開課。第一講座的主題是中國 古代史和中世史，第二講座主要是有關周邊民族的邊疆史，至於第 三講座則是屬於近世史的部分。 三個講座裡有一個人必須負責行政工作，稱為主任教授，相 當於臺灣的系主任。我的指導教授佐伯富先生就是當時的主任教 授，他的課我一定都會去上。其他，只要是東洋史老師的課我也都 會盡量去旁聽。舉例來說，像竺沙雅章，當時開宋代文化史方面的 課程。萩原淳平(現在去世了，是田村實造的女婿)是研究蒙古史的 專家，他們也都是文學部東洋史學專攻的老師。不過，我主要還是 上兩位指導教授佐伯富跟佐藤長先生的課。佐伯富的演習課「續資 治通鑑長編」在我去之前已經上了五、六年，當時佐伯先生仍繼續 開這門課。每次上課老師都會先帶兩個鐘頭，然後同學們輪流念幾 頁，說明每個詞彙的意思，遇到專有名詞馬上做卡片。後來佐伯富 出版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索引》，就是這樣弄出來的。這門課不只 是學生會上，老師也會來上。那時候臺大的徐先堯教授剛好因為國 科會計畫來到日本，他也來旁聽過。 佐藤長是研究西藏史的專家，那時開了一個叫作「四夷傳的研 究」的課。小野川秀美是清末思想史的專家，他在人文科學研究所 開過「孫文的研究」，是跟現代史學系共同開的，我也去聽過。 佐藤長開的「四夷傳諸問題的研究」，是在他的研究室裡面上 課。第一年我選修這門課程的時候，剛好在講《魏志•倭人傳》。 《魏志•倭人傳》是《三國志》的《魏書》，裡面的〈東夷傳〉提 到倭人，是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資料。早期日本沒有資料，沒有史 書，沒有文字，只有語言。要找日本古代的史料，在日本古文獻中 等於沒有。《古事紀》、《源氏物語》等，幾乎都派不上用場。日 本第一本仿照中國正史之紀傳體的史書叫《日本書紀》，在西元720
年才完成。在這樣的狀況下，要找日本古代史的資料，只能從中國 的古典中去找。 中國古典最基本的史料是正史。第一本正史是《史記》，有 一百三十篇，52萬6500字，從頭到尾連一個字都沒有提到日本。 第二本是《漢書》，也沒有專門講日本，只有在〈地理志〉裡面曾 提到有一個地方叫樂浪郡，是這樣說的：「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 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若把「夫」字開頭不要，再把結尾 「云」字去掉，18個字而已，語焉不詳。我們從中所能知道的， 就只有樂浪郡的外海中有倭人，分為一百多個國家，每年按時會來 樂浪郡貢獻，如此而已。第三部正史是《後漢書》，其中也沒有專 門講日本的專章，只有提到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A.D.)倭奴國 有來朝貢，光武帝賜給他一個漢倭奴國王的印，就這麼一小段；另 外，就是漢安帝的時候有倭國的使臣來，總共只有兩、三條的記 載。第四部正史是《三國志》，其中有關日本的記載就很不得了。 《三國志》分《魏書》、《蜀書》和《吳書》，《魏書》的後面有 個〈東夷傳〉，裡面有個標題是「倭人」。「倭人」一章，共有 1987個字，提到56個小國家，其中有一個叫邪馬臺國。內藤湖南主 張邪馬臺在近畿大和，白鳥庫吉則說是在九州山門，日語對於大和 跟山門都念「やまと」，到底是哪一個說法比較正確，我們在課堂 上曾經討論，一致認為這是很重要的資料。那一年，佐藤上的四夷 傳諸問題就是討論〈倭人傳〉，整個學年結束，就只講完這一篇資 料而已。第二年，課名還是「四夷傳諸問題的研究」，不過第二年 改上《新唐書》的〈吐蕃傳〉，這更是佐藤老師的專長，因為他是 專門研究西藏古代史的，那也上了一年，結果也只上了大約兩頁左 右，《新唐書》的〈吐蕃傳〉還是沒有念完。單是一個棄宗弄贊， 佐藤老師就可以講兩、三個禮拜，因為相關問題太多。 每年有什麼課要看課程表，但課排在什麼時候要看時刻表，
時刻表是臨時印製的。課程開好，學生想旁聽的就自己去，不必選 課，到學年快結束時才登記選課。二月的時候放假，大概一月學校 就會公布。學生想修什麼課，自己到教務處登記。登記以後，就表 示選了這門課，至於要不要給學分，就看開課老師的決定。通常 研究生最基本的要交研究報告(レポート)。如果這一年常常沒去上 課，就要跟老師談，看能不能說服老師，如果老師答應通融，就會 給你學分，把成績送到教務處，學生一申請成績單就知道有沒有通 過。有時候在課堂上我們也會作口頭報告，只是書面的報告還是要 交。 日本的學分叫單位，老師規定要報告或者有什麼其他的，要照 老師要求的去做。每個科目的成績並不是給分數，而是給優、良或 劣的等第。雖然整學年中間有放假，但是放假之前的一個學期結束 並不需要交報告(レポート)，也不會給單位，給單位都要等到每年 二月、三月，學年結束時。日本的學年是從四月開始，四月到六月 底是一學期，七、八月放暑假，九月又開學。然後到聖誕節以後， 又休息兩個禮拜，回來再上個一個多月才放假，結束全學年的課 程。
(三) 指導教授
念碩士學位要找指導教授，而指導教授一定要教授掛名。我 還沒正式入學之前，佐伯富看過我的資料，願意接受我，理所當然 是我的指導教授。事實上，在學校的登記裡，佐藤長跟佐伯富兩個 都是我的指導教授。換句話說，外國留學生領國家獎學金的，都已 經安排教授指導，不必另行安排，也沒有選擇的餘地。不過，指導 教授的學術專長所學不一定與學生想作的領域完全相同，像佐伯先 生就不是隋唐史專家，卻仍然擔任我的指導教授。原則上不會有困 擾，因為老師的學問既廣泛深入，又具備多元方向，知道指導學生 看哪些書。京都大學學風非常自由，所以學生要很自動，不能一味靠老 師。老師上課就是上課，學生要做什麼研究，就自己去找資料，不 知道才問老師，老師一定會詳細的講解。關於資料，老師也會說明 哪些地方可以找到。佐伯富經常叫我一定要看內藤湖南的書，而且 也要看宮崎市定的書，因為兩位重量級的知名學者都是他的老師 輩。我的學位論文題目，是與佐伯老師仔細商酌討論之後決定。論 文寫好以後，我雖然曾經找從臺灣去的前輩學長討論日文的撰述事 宜，但事後還是請佐伯富幫我審閱修正，他很仔細地潤修更正。那 時候我都用一本很厚的筆記本寫，原稿不曉得改過多少遍，最後才 把它謄清彙整完成，再呈給佐伯富看。我那時寫的論文題目是〈唐 代文化と外來文化〉，回國後曾經譯成中文摘要發表在《師大學 報》第16期。那本碩士論文原件，到現在都還放在京都大學文學部 史學科的圖書館。 佐伯富是一位中規中矩的敦厚學者，一直都是在默默的做研 究。他的著作很多，除了專著以外，也編過不少索引目錄的書，像 是《續資治通鑑長編索引》之類。他在京都大學主持這個課程很多 年，上課就由學生以日文訓讀方式念漢字原文，再把每一個專有名 詞都做卡片，隨手就放在研究室的抽屜裡，最後就是把卡片綜合整 理，終於完成了《續資治通鑑長編索引》。另外，他還編有《宋代 文集索引》等等，不下二、三十種。一直到退休之後，去世之前， 仍然持續從事編纂很多我們聽都沒聽過的書的索引，全部都是自己 親手撰寫，一個一個項目來寫，非常認真。在臺灣過去有些人認為 這種工具書，不是什麼著作，相當看不起，其實這是一個很紮實的 功夫，嘉惠學者尤多。當然，佐伯富自己也不是只做工具書，他更 撰有很多的專著，像《中國鹽政史研究》，就是其中相當具有學術 價值的。但是他一直都很客氣，脾氣很好，靜靜的也不多話。在日 本念書的時候，我們做研究生的經常找老師。當然有些老師也許會
跟學生嘻嘻哈哈，但佐伯富不是那種類型。學生去找他，一進去他 就請你坐，然後泡茶，也不主動問你什麼，你跟他講什麼，往往都 回答「hou！ hou！」，就是這樣一位親切又厚道的長者。 日本人通常很少讓訪客直接進入其家裡，但我卻經常到他家裡 拜訪。即使畢業回臺灣以後，每次去日本也會去探望他，他都很客 氣。早年師母還在，都是由師母張羅，招待我們；師母不在以後， 有一次，他知道我們要去，就事先向餐廳訂了豐盛的餐點，外送到 家裡來招待我們，真的是非常親切的長者。我剛剛提過，他一直鼓 勵我，說弘法大師空海的很多著作不妨多看，我還想過他跟弘法大 師有沒有什麼關連。因為空海的俗姓也是「佐伯」，而且又都是四 國香川縣出生的人。前面又提到，宮崎、內藤的文章都是他指導我 去看的。雖然我當時決定作〈唐代文化と外來文化〉，他還是一直 叫我要看內藤跟宮崎的書。另外，他也曾介紹一位很有名的研究唐 代佛教的學者，叫做塚本善隆(つかもと よしたか)，叫我看他的著 作，因為他寫的是有關敦煌佛教的東西，那時塚本善隆正好在當京 都博物館的館長。此外，有一些學術會議，我們出席的話也都會看 到佐伯富，他都會很熱情的把我們招過去，跟我們聊一聊。 佐伯富從京都大學退休以後來過臺灣，在臺灣大學當過一年的 客座教授。他當時住的臺大學人宿舍，時間大概是1974~1975年， 我還曾經幫他張羅一些日常生活所需，像是棉被、家具等等。 在京都大學念書期間，我的碩士論文撰述計畫一直在進行，稿 子寫得很多，寫了又改。由於我的日文還不夠嫻熟，所以就請一位 學長幫忙修改。他在臺灣是佛教界的人士，後來由佛教社團保送到 日本念書。大學在龍谷大學(りゅうこく だいがく)念。該大學是西 本願寺所屬的一個大學。那位學長在大學念完以後，去考京大，繼 續進修念大學院。其實這位學長，後來才發現跟我是遠房親戚的關 係，也是我們苗栗的同鄉，現在歸化日本籍，定居京都，擔任大學
教授。 這位同鄉又是遠親的前輩學長，日文基礎很好，畢竟他年紀比 我大，幼年念過日文，又在日本待這麼長的時間，所以我每寫完一 部分後就請他幫我潤修，改成比較順口的日文，然後我再重新抄寫 謄清，抄了好多遍，最後才大功告成，花了兩年的時間。 在正式向校方提交論文之前，我把學長幫我改過的重新謄了 一遍，交給我的指導老師佐伯先生。佐伯先生雖然是在百忙當中抽 空，依舊很認真的幫我改，稿子裡面修改的字，都用鉛筆寫。記得 以前朱雲影老師幫我修改文稿也都用鉛筆，所以我現在批改學生報 告、論文，也都習慣使用鉛筆，因為若有不妥，比較容易擦掉，原 子筆則不好擦。佐伯富老師幫我從頭到尾看過一遍，然後斟酌改成 正確日文的句法，並看看怎麼樣比較優雅，比較符合學術性。改完 以後，我再拿四百字的稿紙重新謄寫過，最後才正式交給學校。 那時京都大學有個特殊規定，我覺得蠻有道理的。通常臺灣 國內的研究所，不管是碩士論文，還是博士論文，似乎有個不成文 的規矩，往往在乎全文的字數。學生常常會問多少字才可以，像碩 士論文至少要十萬字，才說得過去，講不好聽一點，就是有字數取 勝的心態，不夠這個字數好像不夠份量。博士論文就要有二十幾萬 字。但是，京大就很不一樣，學校規定論文的本文字數不能超出 一百張稿紙。當時一張稿紙四百字，換句話說，不能超過四萬字。 尤其日文夾雜很多假名，往往一大串，所以一百張稿紙的四萬字， 翻成中文說不定不到三萬字。不過，註解、附錄、資料則不受限 制，要十幾萬字都沒關係。我們當時覺得很奇怪，不是說一定要越 多越好嗎？現在想想有道理，原來一篇碩士論文，主要在於提出自 己獨特的觀點和看法，如果在四萬字裡面都沒辦法講清楚，就表示 作者的語文表達能力有問題，因為四萬字應該可以把一種觀念講得 很清楚了。從日本回來以後，我常常跟朋友提到這個問題，現在好
像有些學校已有類似不能超過多少字這樣的規定，據說像臺大某些 系所就有這樣的限制。 碩士論文完成之後交出去，還要經過口試審查。京都大學大 學院裡面的文學研究科，裡面包括哲學、史學和文學。史學科裡面 有國史學、東洋史學專攻等等，每個專攻都有一個主任教授，等同 於我們臺灣國內的系主任。論文口試審查不是只有史學科的教授參 與，文學科和哲學科幾個主任教授也都是當然的教授會議委員，會 一起審查，口試的時候一起問。那時候一位國史學專攻的主任教 授，跟我的指導教授相當熟識，他叫赤松俊秀，是口試委員之一， 當時曾經給我一些意見，主要是有關日本古代史跟中國的關係。 另外，必須提到佐藤長先生，我當時寫論文的時候也請教過 他，因為他也是指定掛名的指導教授。我寫的主題是〈唐代文化と 外來文化〉，主要是講西域文化對唐朝的影響。之前由於修佐藤長 先生的「四夷傳諸問題的研究」課程時，提到邪馬臺的事情，所以 我就去請教佐藤老師說唐代的外來文化裡面，除了西域文化外，有 沒有受到日本影響。因為過去的學者提到唐文化，總是說中國文化 東漸，對日本有影響。不知有沒有一些日本反過來影響到唐朝的事 例？佐藤長思考一番之後，認為沒有，主要還是唐朝對日本產生影 響，而當時日本影響到唐朝的幾乎沒有，所以後來我的碩士論文就 沒有提到日本對唐朝的影響。
(四) 課外遊歷
京都大學東洋史專攻的同學們除了唸書以外，也會一起出外參 訪。有一次是到比叡山，上面有個廟叫延曆寺，是日本天臺宗的大 本山，曾經勢力很大，和尚組成軍隊叫「僧兵」，從山上打下來， 打到京都御所。 還有一次是一起去郊遊，英文叫hiking，日文叫ハイキング， 就是爬山。也有過大型的活動，是整個東洋史專攻共同參加的，包含大學院(即研究所)博士班、碩士班的同學，還有大學生。因為大 學部三年級、四年級，也有若干課程是跟研究所一起上的，所以大 家相處挺融洽。 京都市區在日本的行政區劃屬於京都府。原來，日本的行政 區劃有一個都，就是東京都，是首都；還有一個道，就是整個北海 道；另外設有兩個府，一個是京都府，一個就是大阪府；其他則是 四十四個縣，如青森縣、山口縣等等。雖然名稱不同，但無論都、 道、府、縣都是一級單位。一般講「京都」大概都是指京都市，京 都市是京都府裡面的一個市。京都府的範圍，可以一直延伸到北邊 的日本海。在瀕靠日本海那邊有一個很有名的景點，叫作天橋立(あ まの はしだて)。那是日本三景之一。所謂「日本三景」，好像是 哪一位名作家講的。日本三景的另一處是位在廣島，廣島附近的宮 島神社(みやしま じんじゃ)，宮島神社的鳥居是紅色的，很大，在 海邊。退潮的時候，整個裸露在陸地上，可以徒步走到鳥居底下； 但一漲潮的話，就只能看到鳥居上半部，底下的部分都被海水淹 掉。還有一處是位在日本東北的宮城縣的仙臺附近，有個地方叫松 島(まつしま)，此處也是一個海灣，靠太平洋，那裡有一百多個小 島，採蚵仔很有名。所謂「日本三景」的三個景點我都去過，但我 覺得還是天橋立最好。 天橋立為什麼叫天橋立呢？它在靠日本海陸地這邊，是一個 長條型的沙洲，綿延長達三、四公里，而寬度卻大概只有一百多公 尺，最窄的地方更只有三十幾公尺，上面種著許多松樹。為什麼叫 天橋立，不遠之處有個寺廟，海拔大概一百多公尺，可以坐纜車上 去，再從上面以彎腰自兩腿胯間俯視眺望，稱作「股のぞき」，可 以看到一條長長的綠色的東西拖曳在海灣中間，看起來像是豎立在 天上的橋一樣，要身體彎腰倒著看，很有意思。記得是在1970年的 夏天，東洋史研究室的同學曾經到那邊去避暑，辦了一個名為「夏
の家」的活動，除了瀏覽天橋立的美景之外，很巧的在中午野餐的 時候，偶然發現靠海的地方有一座簡單的墓。我起先不知道，後來 有一位日本同學告訴我這裡有個傳說，說這個墓是徐福的墓。他是 經由日本海過來在這裡登陸，死後葬在這邊，就是徐福之墓(じょふ く の はか)。其實日本有許多有關徐福的傳說，位在太平洋岸，也 就是瀨戶內海邊的和歌山縣(わかやまけん)，那裡屬於紀伊半島， 在名古屋的南邊，奈良的東南邊，該縣境內的新宮市，也有一個徐 福墓，範圍比天橋立的徐福墓還大，我也參觀過，而且那裏居住的 華僑比較多，特別重視這個傳說，還弄了一個徐福公園，裡面有石 頭碑碣刻著「秦徐福之墓」。總之真正的徐福墓，到底是哪一個？ 並無定論，其他還有數種不同的說法，因為徐福到日本終究不過是 個傳說而已。 附帶一提的，朝鮮半島對箕子陵的重視和日本對徐福墓的重視 都是早期的事。朝鮮半島也好，日本列島也好，因為早期對於對中 國古文化的傳承非常注重，為了跟中國文化產生連結，才對這種傳 說加以強調。其實這些古蹟，箕子的陵和徐福的墓都是假的，是偽 造的。為什麼偽造？就是為了要聯繫中國文化。 傅斯年撰有〈夷夏東西說〉一文認為夷居東邊，殷商即屬之， 是以鳥為圖騰；夏居西邊，則以蛇為圖騰。蛇圖騰來自西南方，鳥 圖騰來自東北方，後來契丹和女真也都有這類的傳說。《詩經•商 頌》裡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可見殷商把玄鳥當作部族的 祖先。司馬遷在《史紀》卷三〈殷本紀〉也講殷的祖先是契，母親 叫作簡狄，見玄鳥墮其卵，取而吞之，因孕生契，也強調是玄鳥的 後代，所以這種傳說是在東北方的。傅斯年根據這些傳說，以社會 學圖騰的觀念來看遠古歷史的發展，認為殷商最原始的棲息居住地 區，很可能就在東北，即今朝鮮半島北部，所以當時周武王把箕子 封在那裡，就是叫他回到老家。是不是真的這樣子不曉得，但是早
期的朝鮮就把這個當作史實，甚至建立一個箕子的陵來祭拜；不 過，後來就不一樣了，在其民族意識高漲以後，他們改講檀君，有 關檀君的傳說大概在十二、十三世紀出現，是《三國史記》完成以 後才有的。這時的朝鮮說自己的祖先是檀君，就像漢民族講黃帝一 樣，都是傳說的人物。朝鮮把檀君傳說拱上去，就不再談箕子。金 日成時代還特別蓋檀君陵，相當盛大。 日本也是一樣，徐福的墓在近代以前很風行，甚至用公典祭 墓，可是明治維新以後談「去亞入歐」，接受西方思想，雖然承認 日本與中國文化的聯繫，但像這一類的傳說，慢慢就沒有了，所以 現在日本學者會談徐福的很少，反而是中國學者比較喜歡談。 回過頭來講在日本的閱歷。日本四季分的非常清楚，尤其在 京都更是如此，最漂亮的是在春跟秋。冬天也不錯，夏天最不好， 沒有看頭，只有綠葉。每一個景點，像金閣寺，春天跟秋天都不一 樣。總之同一個地方，四季都各有不同樣貌。說到對我們學歷史的 而言，最值得一遊的地方還有奈良。奈良的歷史比京都還要早，名 勝古蹟很多，像東大寺、春日大社、法隆寺和唐招提寺等等，都跟 建築有關，而之所以都是寺廟，是因為日本信仰佛教。
四、返國
(一) 國內老師的來信
▲昭和46年(1971)的京都大學修士學位畢業證書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之際，日本各大學學潮鬧得很厲害， 我畢業的時候是1971年，學潮已逐漸緩和，畢業典禮勉強可以舉 行，只是比較草率而已。京都大學和東京大學一樣，學生都不太參 加正式的畢業典禮，不像臺灣的畢業典禮，總是弄得很盛大。日本 現在還是不是這樣不曉得，以前很少人有意願參加，更何況是在那 個學潮盛行的時候。不過，校方還是在時計台(と けい だい)二樓 的大禮堂舉辦了簡單的畢典。那時候京大的校長是農學部的教授， 叫奧田東(おくだ あづま)。鬧學潮他也很辛苦，學生會去找他，要 求校長進行改革，常常弄得筋疲力竭，卻又不能叫警察。因為民主 國家的警察是不能進入校園的，只能待在校門外面。奧田校長主持 了畢業典禮，我也有參加，只是參加的人不多，我們也沒有穿碩士 服，算是很簡單低調的一個典禮，也沒有自己慶祝。畢業後我去考 博士班，同樣又一個審查委員會，針對個人的碩士論文來問。我不只想過繼續念博士，也實際報考，並且獲得錄取。註冊開 學之後，領取了正式博士課程學籍的學生證，可以一直用到1974年 (昭和49年)，也就是說在這三年期間(1971-1974)可以修博士課程， 具有正式的學籍。但是我只念完一個學期，從4月1日學年開始，到 7月結束，我8月中就回到臺灣了。之所以不繼續念完課程，與當時 日本國立大學文法領域的博士學位不輕易頒授，難以取得有很大關 係。 ▲昭和46年(1971)的京都大學博士學生證 那時候京都大學的學位，我們稱為「論文博士」。修完三年的 博士課程，只是修滿學分而已，等於是初步完成從事研究的基礎工 作，通常就叫「博士課程修了」，並不立即授予學位。正式學位什 麼時候給呢？必須出去外面工作，不管教學也好，作研究也好，一 方面從事工作，一方面不斷的發表，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通常是 十年以上，再把所有的研究成果，彙整撰寫完成一部具有獨特創見 的專著，再以這部專著向學校提出學位的申請，之後還要經過相當 嚴格的審查程序，曠日廢時，當時難就難在這裡。 當時我想，雖然文部省的公費獎學金可以繼續支給，因為指導
教授的推薦，所以接下來的三年都沒有問題，還是可以生活無虞； 可是，就算再花三年修完博士課程，直到1974年，頂多就是「博士 課程修了」，並沒有正式學位，回臺的話，還是只能以已經正式取 得的碩士學位來找工作，多花這三年時間，實在很不划算，剛好李 符桐老師擔任母系的系主任，他寫信要我回來系裡任教，我就遵從 師命，答應回臺灣了。 李符桐老師研究蒙古史，是我大學時代最早接觸歷史課程的老 師。我最初考上臺師大是在數學系，數學系有必修課程「中國近代 史」，就是李符桐老師教的。我在數學系有很多同學，像曾經當過 教務長的李虎雄，是數學系比我晚一屆的學弟，他常打趣說我是被 李符桐老師帶過來的，搶過來的，才會轉到歷史系(當時是史地系歷 史組)。進歷史系後我也上過他的課，大四的時候他是我們的導師， 帶著我們畢業旅行。他任教臺師大之前，曾在省政府教育廳當過督 學，師母錢蘋教授是教心系資深且知名的教授，很照顧我，對我非 常好。 當時，臺師大文學院的院長是地理系的沙學浚，很有學術權 威，那個時代學生輩私底下都稱他沙皇。李符桐老師對我說，你現 在碩士學位已經完成，正式的博士學位還不可預期，乾脆回來好 了，系裡也需要你。至於沙院長，他人很好，也希望我回來。記得 在1970年，他到德國去開會，結束以後，繞到美國夏威夷看朋友， 然後到日本來，想到京都大學看看地理學界的學術環境及一些學界 友人，因為當時臺師大地理系有一位陳芳惠教授，也是京大畢業 的，她認識一些京大地理學界的師友，但她已經回來了，沒有在那 邊，只有我在那邊，所以沙院長就寫信跟我聯繫，希望我帶他去見 京都大學的人文地理學的教授。他當時住在京都火車站附近的Prince hotel，我到那裏去接他。從火車站到京都大學，我帶他坐京都的電 車。那時候京都有市內電車，在街道上走(現在已經沒有，都地下化
了，像臺北捷運一樣)。這種地面電車搖搖搖晃，沙院長很高興，說 坐這個電車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我帶他到京大，見到了浮田典良 教授。本來我也不認識浮田先生，是因為陳芳惠老師的介紹，才帶 著沙院長去見這位教授，他們相談甚歡，所以說沙院長對我印象很 好。我想這樣一個機會，加上到日本之前也曾在系裡當助教，現在 能回自己母系最好，博士學位以後再說。 在修讀博士課程中途退學，我們叫作「中退」，還必須要正式 申請辦理退學同意書。其實，日本的學者有很多是這樣的情形，像 我曾上過課的恩師竺沙雅章，大學畢業後就留在人文科學研究所， 這是京大所屬的一個研究機構，他後來才從那裡回來文學部當助教 授。他出了專著以後，透過其書中的著者介紹，我才知道他也是 「京大博士中退」。甚至後來聽日本有些學者講，大學博士課程中 退，人家認為這個比較厲害。為什麼要中退不把課程念完？因為以 後還可以申請，中退就表示你有人要，很優秀。我當時的確多多少 少也是為了這樣的思維概念，想說回來系裡求職，既然系裡剛好有 這個機會，我也想為母系盡一點心力，況且回來有國立大學講師的 正式工作，因為當時只要有正式碩士學位就可以擔任講師，以前當 助教時還要負責辦理一些雜務，如今當講師就純粹是教學和研究。 ▲昭和46年(1971)的博士課程退學許可書
雖然自博士課程中退，將來如有必要取得博士學位的時候， 還是可以申請。只是一旦從事教職以後就比較難，因為京都大學在 人事、學制等各方面都會有很大的變化，以前上過我們課的師長都 退休了。如果他們還在職的話也許可以幫忙，但是換了新的專任教 授，都不認識的話就比較麻煩，所以我就沒有再去申請學位。後來 這種制度在日本國內也受到很多的批評，例如許多報章雜誌的輿 論，特別提及對於留學生應稍予放寬，因為日本要國際化，國際化 就必須招攬更多外國留學生，如果校方對學位授予的要求仍然這麼 嚴苛，尤其博士學位，很多人像我一樣沒有念完就回去了，這樣實 在會留下遺憾。所以，輿論一再呼籲至少讓外國留學生課程修完且 學分足夠者，可以提出論文，並在通過審查後給予學位，後來去的 留學生有很多都是這樣拿到學位的。現在國人前往就讀京都大學拿 到學位的很多，只是拿到學位回來不一定有機會發展。
(二) 兩次赴日進修
回系上任教了九年，也就是1980年的時候，日本的交流協會 邀請過去拿過國費獎學金的留學生，無論是在大學任教、在研究機 構，或者在社會上其他單位，對學術研究或對臺灣的社會各方面有 貢獻的，回去日本作短期研修。一般這個計劃，日本政府會補助三 個月的經費，但是因為日本跟臺灣已經沒有邦交，就只有補助三個 多禮拜。當時交流學會支助我二十幾萬日幣，我利用寒假的機會， 去了快一個月。那次重要的收穫就是回到母校京都大學，認識了 谷川道雄先生。谷川先生是我京都大學的學長，但也可以算是老師 輩。因為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他已早自京大畢業，赴名古屋大學 任教。1980年，谷川道雄已經回到京大擔任專任教授，本來他跟我 的領域最接近，過去因為我在京大念書，而他在名古屋大學任教， 一直沒有機會跟他見面，所以那次我重返京大短期進修，就親自到 他研究室拜訪，他很高興，人很親切。當時東洋史學科的主任教授是島田虔治。我還在京大念書的時 候，他的專任職務在人文科學研究所，曾經在文學部開設明清思想 史的課程，我也去旁聽過。 ▲昭和63年(1988)的京都大學招聘教授通知書 另一次比較重要的重返京大進修是在1988到1989年，那一年 我特別申請獲准國科會的補助，重新回到京大做研究。國科會是按 照世界各個地區的生活水準給予經費的，因為日本生活費算是滿高 的，所以補助的經費也比較充裕。我回到京都大學擔任招聘教授， 也就是臺灣國內所稱的客座教授，那一年的收穫最多。當時我的老 師佐伯富、佐藤長早已退休，只有竺沙雅章還在，主任教授是谷川 道雄先生。整整一年，我就在京都大學從事有關史學史的研究，蒐 集到不少資料。此外，1989年5月下旬在京都召開的第三十四屆「國 際東方學者會議」上，我應邀以特別來賓身分出席，並以「唐代に おけゐ設館修史の制度について」為題，使用日語發表專題演講， 獲得當地學界之重視，也算是為臺灣推展國際學術交流略盡棉薄之 力。 在京大擔任招聘教授期間，主要是跟谷川先生共同研究，他當
時是主任教授，我們一起主持課程，其實也可以說是聽他的課。換 句話說，他開設的課我們一起上，所以我是學生，也是老師，跟其 他學生一起討論。事實上京大大學院(研究所)的課是採用討論的方 式，並不是說像你們現在在大學部的課堂上只要聽老師講或做做筆 記。我記得當時谷川先生開的課程所採用的教材是顏氏家訓。 剛才提到谷川先生於京大畢業以後，是先到名古屋大學任教。 名古屋位於愛知縣，而其鄰近的岐阜縣有個叫「下呂」(げろ)的溫 泉勝地，據稱是日本的三大名泉之一。谷川先生在那裡有一棟別 墅，本來是要買給他的岳父、岳母休養居住的，後來岳父、岳母不 在了，空在那裏，偶爾在夏天去避暑。我於1989年7月初，也曾到那 裡住一個晚上，受到谷川的熱情款待。隔天，我們到附近很有名的 合掌村，這是聯合國登錄的世界文化遺產。 像谷川道雄這位學者，我起先也不認識他，一直到我從京大 念完書回來，還是不認識他，只是透過著作才對他有些了解而已。 直到1980年2月，我首次重返京大做短期研究進修時，特地去拜訪 他，才在他研究室第一次見面，之後彼此一直有書信的往來。谷川 先生來過臺灣好多次，他是宇都宮清吉的學生，1987年谷川應聘要 到臺大當客座教授，行前去探望恩師宇都宮清吉。那時候宇都宮先 生已經八、九十歲了，很懷念自己的母校，他跟谷川先生提到，聽 說韓國民族性比較不一樣，國內很多日治時代的建築都被毀掉，連 朝鮮總督府都把它拆掉了，而另外蓋青瓦臺；但聽說臺灣的總督府 還在，我的母校臺北高校那紅磚的建築也都還在，你到時候不妨替 我去看看。日治時代臺北高等學校的校舍，也就是現在臺灣師範大 學，所以我就藉谷川先生來臺講學之便，請他到師大來為研究生作 一次專題演講。在演講之前，我先帶他到參觀師大校園，到了對面 的圖書館，旁邊有孔子的像，我幫他照了個相，他很高興的說孔子 是至聖先師。接著過來校本部，因為演講的場地是在系上的教室，
當時谷川先生指著大門進來的第一排紅磚建築說：「這就是我的老 師說的紅磚教室！」原來他的老師以前就在那棟樓念書，我說「那 拍個照，帶回去給老師看吧！」正要拍照的時候，卻發現有個銅像 豎立在建築物前，我告訴他那是蔣介石像，谷川先生就說了他是當 年的軍閥，與剛才在對面的孔子不同，請盡量避免，以免破壞畫 面，只要照到另外一邊的紅磚建築物就可以了。於是就這樣把照片 帶回去給宇都宮清吉看。 比較這兩次重返京都大學進修時，發現日本都有很大的變化： 1980年那一次，距我畢業的1971年，為時將近十年，直覺最大的 感觸是學校安靜很多，因為我在京大念書的時候正值學運盛行。 1988-1989年那次，大概又過了十年，發現整個日本社會的變化似乎 更為明顯。當時看報紙提到，日本外來語太多，幾乎已經到了外來 語氾濫的地步。一般來講日語中針對歐美來的那些用語，往往直接 照發音以かたかな翻譯，變成一個外來語，諸如此類的用語很多， 弄得日本人自己有時候都搞不清楚，所以說外來語氾濫。以前我們 買的外來語辭典，現在根本不能用，因為很多新的語詞都查不到。 日本就是這樣一個能持續求新求變的國家，不斷吸收新的東西。還 有，關於學位取得的問題，當時是1980年代末期，也出現不少輿 論，大肆批評以前那種故步自封的制度，特別對於外國留學生。既 然日本再三強調國際化，卻因為吝於頒授博士學位的關係，迫使東 南亞很多國家的學者都不太有意願來日本留學，寧願到歐美等國去 比較快，是不是應該要稍微開放一點。由於不斷有這樣的呼聲，後 來就有相當幅度的改進，因此在日本獲得博士學位就不再像以前那 麼艱難了。 我第二次重返京大進修的那一年，整個世界局勢也有大變動， 其中最為轟動的就是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當時已有部分中國學者 出國進修，我在京都就遇到一些。還記得1960年代末期時，我還在
京大念書的時候，一個中國學者都沒有；而1980年第一次重返京 都進修，雖然時間很短，接觸不多，但已經有少數中國學者出國到 日本來念書，並且也有一些關於他們的傳聞。中國學者一群人一起 出來，聽說他們彼此是互相監視，講話的時候，都是顧慮這個顧慮 那個，只有在單獨一個人的時候，他才會跟你滔滔不絕的講出真心 話。 1988年到1989年的話，因為改革開放，所以到日本的中國學者 更多，而日本學者似乎對於中國學者也很照顧。當年發生天安門事 件時，中國的學者也很尷尬。比方說，我那時候認識一位來自中國 大陸的留學生，他正好在京大東洋史專攻念研究所的課程，從碩士 念到博士，他的夫人則是念化工，也在京大。他們當時就覺得很尷 尬，因為國家竟然發生坦克車碾壓抗議學生這樣的慘事。後來他畢 業了，也就回去中國就業，目前據說是在南開大學任教。 那一年的時間裡，日本國內也發生很大的變化，因為我去的時 候，昭和天皇還在，是昭和63年(1988)，但他的身體處於癱瘓的狀 態，沒有任何活動。到了第二年的昭和64年(1989)的年初，因為他 仍活著，所以該年鑄造的銅板還有發行。我在年初到銀行，領的是 這一年份新的錢，沒想到才一個禮拜，天皇就過世了。昭和過世後 換了平成，也就是現在的明仁天皇。由於昭和64年版的銅錢已不再 發行，因而其數量比較少，所以現在如果擁有這年分的銅板就很有 價值。至於演藝界最轟動的事件，則是流行歌后美空雲雀的過世。 簡而言之，我兩度重返京大進修，感受到的心境，當然有不 一樣。總覺得日本越來越開放，資訊越來越多，看得我們都眼花撩 亂。單是1988到1989年，我過得很充實，從事唐代史學史方面的研 究，在京都大學裡面收集了不少資料。以那個時間點而言，臺灣跟 中國雖然有一點交流，不過有些資料臺灣還是看不到，而京都大學 都大量完整收集保存，我影印了不少中國學者寫的文章。
(三) 與日方師友的聯繫
自從1989年二度重返京都進修結束回到臺灣以後，我幾乎每 年都會去日本一趟，不過這就跟學術研究沒有什麼關係，主要純粹 去旅遊。因為我太太她很喜歡到日本，尤其是京都，像京都的生活 文化氛圍，她都滿喜歡，所以每年我都會去一趟，甚至有時候一年 去兩次，今年(2009)還沒有去。去日本自然會拜訪往昔在日本的師 友，但主要還是自己四處觀光。不只到京都，其他不少地方我也曾 去過。像有一年(2003)到四國，四國的總面積比臺灣小一點，共有 四個縣，即香山縣、德島縣、高知縣跟愛媛縣，那年我們是環繞四 國一周旅遊，接著取道京都，最後則從大阪回來。事實上，四國我 在1971年結束京都大學課程(即「博士中退」)要回來之前曾經做過 個人旅行，周遊四國走過一趟。那時候是請日本交通公社幫我規畫 行程，訂好交通跟住宿，然後自己一個人玩。這次(2003)則是我跟 我太太再走一趟，重遊四國一周。不過，近幾年赴日旅遊，都是我 的兒子幫我規畫所有的行程。現在由於有網路很方便，所以無論住 宿或是飛機票都可以事先訂好，甚至在日本想到哪些地方的車票也 都先行處理妥當。日本交通真的很方便，不管短途或長途，時間表 都清清楚楚，從哪裡到哪裡坐哪一班車，停車大概幾點，可以玩多 久，通通都可以事先安排好。 當初我一直在京大唸書，主要活動範圍，都在前述的「京阪 神」地區，直到畢業回來，竟然還沒有到過九州。那時候也很保 守，一味的就是念書，無暇也無錢到處跑。到了要畢業的那一年， 首度離開本州，卻也只到過四國，其他像北海道、九州都沒有去 過，而是回國以後，教了好多年書，慢慢有一點時間，才跟我太太 當作旅遊四處看看。所以九州去過幾趟，北海道也去過一次，還有 東北地方，剛剛講的松島，也是三、四年以前，跟我兒子、太太一 起去。現在退休了，體力慢慢不行，行程比較不能排得太緊湊，要比較舒緩一點，這樣才比較有悠餘的時間，細細的品味旅遊樂趣。
(1)老師輩
在日本的幾個比較尊敬的師長，像佐伯富、佐藤長兩位恩師， 都在近幾年內先後作古。至於師祖輩的宮崎市定，更早在1995年 就以95歲高齡去世了。宮崎市定是我老師的老師，我入學京都大學 的時候他已經退休，所以沒有上過他的課。不過好幾次赴日旅遊， 只要到京都，我都會去拜訪他。宮崎市定的家位在自京大前往銀閣 寺的附近，距「哲學之道」也不遠。我去過幾次。他們家只有夫婦 兩個人居住，只有一位女兒嫁到加拿大。我最後一次去拜訪他的時 候，也將近90歲了，還是很謙遜，有長者風範。送書給我，當場就 親筆簽名。有一次還簽錯了年代，他把日本昭和的年代，竟然當成 西元的年代。雖然如此，卻讓我更珍惜這本贈書。 我的指導教授佐伯富自京都大學退休以後，就住到琵琶湖西 邊，那裏有個地方叫做堅田，是比較大的車站，再過去有個較小的 車站叫和邇(わに)，附近有個山坡地，他在那兒買了一棟別墅。只 要我到京都，一定會從京都火車站另外坐一條沿著琵琶湖西岸的湖 西線，專程去拜望他。因為堅田是快車停靠站，而わに只有普通車 才會停，所以老師叫我們先坐到堅田，再叫計程車上去。老師可能 想說這樣比較方便，因為快車班次多，但我還是習慣坐普通車到わ に，再步行上去。隔年以後，我發現這兩個火車站中間，又多了一 個車站，叫小野(おの)。我問我的老師，怎麼多了這個車站，他說 以前隋煬帝的時候，曾經有一個遣隋使叫小野妹子，他在大業三年 的時候，出使到隋朝帝國向煬帝呈送國書，其中寫道「日出處天子 致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結果，煬帝覽之不悅，乃對鴻臚寺(相當 於現在的外交部)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意思是說這 些蠻夷之邦，其國書有這樣不禮貌的，以後就不要呈送上來了，在 《隋書•東夷傳》保有這樣的記載。日本就是為了紀念這位小野妹子，所以在他的故鄉所在地設了一個小站。 另外，還要說到佐伯富老師曾經獲得恩賜賞的事。關於這個恩 賜賞，日本專司皇宮事務的宮內廳，裡面有個叫學士院，是專門負 責學術事務的機構。它每年會從全國挑選在各學術領域有卓越貢獻 的，分文科跟理科，由專門委員審查，頒發學士院賞。通常文科跟 理科各不超過十個人，再從裡面選出特別傑出的，文科跟理科各選 一個，叫做學士院賞兼恩賜賞，等於是最高榮譽，這個獎是由天皇 親自頒發的。我在佐伯老師家裡就親眼看到了這項恩賜賞(おん し しょう)的獎狀與獎盃，我還拍下照片留念。不過，佐伯富先生得恩 賜賞時卻發生一段插曲，這說來話長。東京那邊有個叫藤井宏(ふじ いひろし)的教授，他也是研究鹽政的。佐伯先生獲獎的專著是《中 國鹽政史の研究》，裡面關於牢盆(一個治鹽工具)的解釋，那個教 授說佐伯抄襲他。事實上根本不是，佐伯自己早先就有寫過類似的 文章，只是那個教授很跋扈，堅持提出控告，以致恩賜賞雖然已經 公佈了，但在1988年度之內暫時不頒，靜待這件事情的進一步調 查。那一年很煎熬，等於是在打學術官司，當時宮崎市定還健在， 曾經為佐伯寫了很多文章辯護。 1988~1989年間，我去日本從事一年的進修研究，剛好遇上學 士院正式宣布恩賜賞的調查結果，我們跟谷川先生，還有所有京都 大學東洋史學專攻的好友，在碧光園有一個餐會(碧光園是羅振玉跟 王國維逃亡到日本的時候在京都住的地方，後來被日本的菸酒公賣 社拿去作招待所)，我們正在用餐之際，電視新聞報導說今年恩賜賞 已經正式決定了，仍然維持原在去年就應該給的佐伯富先生。那時 候大概是2、3月間，我在當年8月要回來臺灣之前，我去拜訪他， 他很高興，拿到恩賜賞的獎狀和獎盃，於是就擺出來跟我們一起照 相。 至於我的另一位指導教授――佐藤長先生，他可以說是日本
所謂的遺族。據說他的父親，以前是當警察的，還在臺灣任職過， 後來大概是因公陣亡，於是佐藤先生就成了遺族。日本對遺族有優 待，因而在京都御所(天皇住的地方)附近，也是京都地方法院的旁 邊有一棟小房子，是政府特別配給佐藤老師住的家。 那雖然只是一棟窄小又簡單的房舍，卻因緊鄰御所，因此地 段甚佳。每次過年的大年初一，佐藤老師都會請外籍留學生到家 裡吃飯。佐藤先生沒有小孩，跟師母兩個人住，對我們留學生非 常親切，所以每次赴京都旅遊，也一定會過去看他。他家位在市區 裡面，距離不遠，交通又很方便。他退休以後，研究室要交還給學 校，由於藏書很多，想搬回家，房子太小擺不下，就在京都南邊有 個叫八幡市(やわたし)的地方，購買土地並蓋了一棟兩層的房子， 據說是跟師母的妹妹共同購買的，把研究室裡的書通通都搬到那裡 去。從那裡到京都搭乘私人電鐵的火車，是從京都到大阪的，即所 謂「京阪線」(けい はん せん)，可以坐到八幡市下車。佐藤老師退 休後，每天從御所的住家出發，早上就到八幡市去看書研究，到了 傍晚再回來，好像是到那邊去上班一樣，所以我們戲稱那棟房子叫 「佐藤研究所」(さ とう けん きゅう しょ)，我也去過。 基本上只要去日本開會或旅遊，我都會去探望老師們，但這些 老師現在大多已經去世了。只有竺沙雅章還健在，住在京都南邊有 個叫宇治市的地方，那裏有一座廟很有名，叫萬福寺，據說是宋代 的一個中國和尚到那邊去開山的寺廟，所以主建築的大雄寶殿跟中 國的很像，是屬於佛教裡面有一個宗派叫黄檗宗(おうばくしゅう) 的，竺沙雅章老師的住家就在那附近，我也去拜訪過幾次，平時也 會跟他聯絡。另外，像萩原淳平教授，退休以後移居靜岡縣，很早 就過世了。
(2)同學
至於在日本的同學，也只有那時候念大學院(研究所)或是在學部認識的而已。我們那一屆碩士班的同窗只有四、五個人而已。其 中，有一位同學叫做西村元照，家住京都，是書香門第世家，畢業 以後到神奈川縣的東海大學任教。前幾個禮拜還收到他的信，說明 年就要退休了。這位同學年紀比我小，準備明年退休以後要搬回京 都。他的父親叫西村元佑，研究敦煌學，也是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知 名學者。我很慶幸有西村元照這位日本同窗好友，當時在研究室總 是拼命的看書，什麼都不管，像那時盛行的學潮活動，他就是不參 加。做人更是有情有義，我要回臺灣任教之前，他說你回去也在大 學裡面，將來做研究各方面都需要很多資料，京都大學這邊有一 個《東洋學文獻類目》的資料，我按時寄給你。另外，東京大學史 學會出版的《史學雜誌》，每個月一本，出版的第五號會有一個主 題，全部是上個年度史學各個領域的研究回顧。今年(2009)的五月 號，就會詳細記述2008年史學研究的整體回顧。其分類為一般、通 論，或是國史、東洋史、西洋史……等等，各領域都包括在內。至 於中國史方面則會分斷代，每一個斷代，都請一位專業學者來寫這 一年度在日本的研究成果，等於是回顧與展望，他說這一本對你的 研究也很有用，以後每年出版時我也都買一份送給你。自從我1971 年返臺之後，直到現在，他每年還是會寄《東洋學文獻類目》跟 《史學雜誌》第五號給我，迄今未間斷，實在銘感肺腑。我們有一 次全家赴日本京都旅遊，他剛好回到京都，於是也去他家拜訪。其 實我從學生時代就去過幾次，據說他的祖父曾是琵琶湖附近滋賀縣 的著名商人，經商致富之後，就在京都擁有這樣一棟很大的房子， 後面附有庭園，整體看來相當豪華。 另外有位碩士班的同班同學叫原上煌，是研究蒙古史的，他年 紀更輕，目前還沒退休。還有一位是學生時代少有接觸的，叫做氣 賀澤保規，是研究府兵制的，也是唐史方面的知名學者，但是當初 因為他熱衷學運，比較少有互動，畢業以後則專注於研究。此外，
就是晚我一、兩屆的叫做夫馬進，現在是京都大學東洋史學專攻的 主任教授，他與林麗月老師很熟，因為他是研究明史的，而且他和 佐伯富老師一樣，以《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的專著獲得恩賜賞。 他在我念研究所的時候是大學部四年級，當時就對元、明史很有興 趣，由於正在鬧學潮而不能上課，我們都到學校附近的咖啡店，一 邊喝咖啡，一邊討論功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