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日本留學對於我日後的研究當然有影響，看看我的著作目 錄，就可以發現其中比較專業的，牽涉到歷史研究的部分，都是 從京都學派的觀點探討。從較早發表的〈從政治型態看唐宋間的 演變〉開始，接著陸續從經濟、田制、稅法、社會的結構等面向來 看唐宋演變的文章，大概都是受到這個影響。對時代分期的看法也 是一樣，秉持京都學派的論述。實際上所謂唐宋變革期這方面的課 題，在臺灣的學界來講，以前似乎沒有人提及，而我回來師大歷史 系任教，系裡於1972年年底辦了一次座談會，當時吳文星老師還是 大四學生，他曾經找我、彭小甫老師和王文賢老師三位出國留學回 來的老師談留學經驗，我在那次的座談會上就有談到京都學派關於 時代分期的課題。
當時我提出這個概念，在臺灣史學界的影響似乎並不那麼明 顯，一直到1988年初，我在唐代研究學者聯誼會舉辦的第一屆國際 唐代學術會議上，發表一篇文章，乃是從世族盛衰的面向去論述唐 宋之間的變革。當時，講完之後，進行討論的時候，有一位臺大畢 業而在清華大學任教的黃敏枝教授，當場提出一些唐宋變革相關的 問題，才慢慢有人注意到這樣的說法。最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的柳立言先生，也相當重視這個問題，發表了極具廣度與深
度的專論文章。中國方面更是近乎瘋狂，有關這類論述的文章相當 多，甚至連專書都出現了。
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後，前往日本的學者越來越多，像北京 大學有一位研究法制史的叫劉俊文，就曾經到京都作研究，跟谷川 道雄很熟。後來有更多中國學者討論唐宋變革的相關課題，各說各 話，盡情發揮，弄得像是有點走火入魔的樣子。事實上，所謂「唐 宋變革」，究竟實質的意義為何？應該是我的《唐宋變革期的政經 與社會》一書所講的那樣，是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演變，而不 是一般廣泛的說，每個時代都會變，當然宋到元有變，元到明也有 變，明到清也有變，所謂變革絕不是這個意思。時代潮流本來就一 直在變動，歷史發展也應該是動態的，不是靜態的，一直是在進行 變化之中。
換句話說，改變的重要意義必須是在於能夠隔開兩個不同的時 代，才叫作變革，所謂唐宋變革正應作如是觀。內藤湖南很早就提 到這個概念，並不是後來人家講的那種。
關於唐宋變革的時代觀念，我還是認同內藤湖南提出的說法，
也就是自唐至宋是中國歷史自中世轉向近世的過程，因為宋代有很 多現象，呈現了近世的型態。宮崎市定、佐伯富兩位先生也指出宋 是中國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歐洲的文藝復興，一般來講，是 脫離中古而進入到近世，準此以中國歷史來看的話，宋代就是中國 的文藝復興，很多近世型態的新面貌都在宋代呈現，這是一個很大 的變化，跟前面的時代完全不一樣，這才叫變革。
我本身是京都大學出身，撰寫的專題論著大多都跟京都學派有 關，所以你要說我是京都學派，我也不否認，甚至以此為榮。至於 為什麼叫做京都學派？嚴格來講，所謂的京都學派，不算是一個正 式的學術名詞。可是這個名稱究竟怎麼產生的呢？曾有一位日本學 者三田村泰助，撰寫了一本書叫做《內藤湖南》，由中央公論社出
版，是一本介紹內藤湖南的書，根據他的說法，這個名稱似乎與郭 沫若有關係。
1927年，也就是民國16年，那時候中國國民黨清黨，造成「寧 漢分裂」。不久，中共在南昌發起暴動，郭沫若參加這個事件，
國民黨決定剿共後，他逃到日本去。郭沫若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 的，當時還年輕，曾經引用民國初年安陽殷墟出現的甲骨卜辭作為 史料，發表了一些文章。
東京大學的學者認為這批甲骨是偽造的史料，根本不把他的研 究放在眼裡；可是這時京都大學這邊的內藤湖南卻認為這些甲骨是 新出土的原始史料，很有價值，所以這位年輕人寫的文章有意義。
郭沫若對此非常感激，因為那時候在學界來講，他只是一個無名小 卒而已，內藤湖南竟然能夠欣賞他的文章，於是就稱呼包括內藤湖 南在內的京都大學學者叫「京都學派」。
事實上類似的爭議，在此更早之前就發生過。原來，東京大學 剛成立的時候，成立了史學科，負責的教授叫白鳥庫吉，在早期日 本東洋史學界是掌旗人物，他的老師是史學大師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學生，叫作力斯(Ludwig Riess, 1861-1928)。所 以他受到德國的影響很深，對傳統中國史的看法相當富有批判性，
在1909年(明治42年)，白鳥發表一篇叫做〈支那古傳說の研究〉，
認為古代中國的堯、舜和禹根本不是實際存在的人物，而是夏周傳 說的人物，是把漢民族的理想予以人格化的結果。他的見解引起當 時很多學者的批判，認為是「堯舜抹煞論」。其中，批判最厲害的 就是東京高等師範的教授林泰輔。林泰輔寫一篇文章叫〈支那上代 の研究〉，還有一本書叫《周公とその時代》，好幾次批判白鳥庫 吉的論點，為此他還特別把當時剛出現的甲骨文拿來當作證據，主 張甲骨文為殷商王室所使用的卜骨文字，他可說是日本最早研究甲 骨文的學者，他對甲骨文的正確理解，甚或毫不遜於劉鐵雲和羅振
玉。他確信夏商周三代實際存在，也就是一般所謂的釋古派，而白 鳥庫吉則是所謂的「疑古派」。「釋古派」和「疑古派」的論爭，
在中國學界曾透過《古史辨》等書而展開，但那是1930年代才發生 的事。
後來郭沫若回到中國，在中國崛起。1949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後，大概經過五、六年，1955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正式派遣 訪問日本的學術團體，團長就是郭沫若，全名是「中國科學院訪日 代表團」。郭沫若到日本京都時，第一個要求辦的活動，就是趕快 到內藤湖南的墳墓致敬，因為那時他已經不在了。內藤湖南的墳墓 在京都大學要到銀閣寺途中的法然院附近的墓園，遺骨葬在那邊，
頭髮則拿回他的老家秋田縣埋葬。郭沫若一到京都，探詢墓園所 在，並要求盡速前往祭拜，以感念他先前對自己這個年輕學者的知 遇之恩。
不論「京都學派」這樣一個學界熟稔的學術名詞是如何產生 的。可是對於京都大學的「東洋學」，後來有人叫「支那學」，現 在一般通稱它叫「中國學」，或叫「漢學」。對這個研究冠上的名 稱，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在學界的研究裡，只要講到漢學或是中國 學，通常一定會提到京都學派。京都大學的前身叫京都帝國大學，
在1897年成立，比東京大學晚了整整二十年。1877年東京帝國大學 成立，是日本第一所仿照西方學制設立的大學。20年後，京都也設 立了帝國大學。京都大學設立之初只有理工科大學，接著成立了法 科大學、醫科大學；跟我們相關的叫文科大學，成立在日俄戰爭之 後的1906年，到了1919年，改稱文學部，相當於我們的文學院，然 後一直到現在。
京都帝國大學剛創立的時候，就致力於突顯自己的獨特性。當 初京都帝大要創設，出力最多的西園寺公望曾經說過，官僚的培養 就交給東大，我們現在作為一個更自由的學問，以及追求真理的場
所，有必要在京都，也就是這個文化古都，設立一個帝國大學。換 句話說，首都已經遷往東京沒錯，但是那兒只是作為培養官僚的場 所。至於作為研究自由的學問並追求真理的場所的話，確實有必要 在京都成立大學。所以我們要談京都大學的特色，必須從這個角度 來看。西園寺公望的意思很顯然是要為當時已經守舊、保守化的東 京帝國大學，注入一股活血。1906年成立的京都帝大文科大學，也 是強調要突顯獨自的特色。這一點我引用一個學者叫狩野直喜(字
「君山」)的觀點。他說過京都的學術研究跟東京的學風不能夠雷 同，我們將設法發揮自己的特色。其後，也許就是為了要證明這一 點，於是在京大跟東大之間展開了數起激烈的學術論爭。
早期比方說在西域史方面，桑原隲藏與白鳥庫吉之間曾就歷史 地理的問題而爭鋒相對；其次有關女真人所建立之金代的兵制，京 都方面有羽田亨，東京方面有箭內亙，兩者之間也有爭論。此外，
關於朝鮮半島古代史，京都的今西龍與東京的池內宏之間也有論 爭。這些都是比較具代表性的。不過，雖然這個現象所反映的是，
京大的學者致力於要把京大存在予以明確凸顯起來的緣故。然而 事實上剛才提到的這些人，全部都是東大出身，所以有人說從某個 意義上來講，像是同一個家庭扶養成長的兄弟在爭吵的現象，也就 是說他們全部都是立足在由東京學派之統率，白鳥庫吉所確立之西 歐風氣的科學實證主義。如果說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要談京都學 派的特色，真正能夠站在文化史觀的角度來看的，就只有內藤湖南 了。只有他一個人，才是真正的所謂京都學派。
內藤湖南是很特殊的人物，他本身沒有很高的學歷，只從高等 師範學校畢業，當過小學老師，後來轉往朝日新聞工作。所以當京 大要聘請他來的時候，因為帝國大學的教職要經過內閣、文部省法 制局的同意，起先並未獲准，後來是狩野直喜真正了解他的狀況，
進而苦心奔走，才答應讓他先當講師，之後變成了教授，並且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