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面分析
就基本面而言，兩岸經貿交流是否會促使「中國」急於以武力解 決台灣問題，或會傾向兩岸長遠的和平共處（降低對台灣國家安全的 威脅）？在這裡所謂的降低對台灣國家安全的威脅，應該是指「『中 國』降低以武力攻擊台灣的可能性」、「降低以武力威脅台灣」、
「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爭端」及「不強迫台灣接受『中國』的提議
（或『中國』的任何提議必須經台灣人民在不受威脅下明確同意）」
等四項指標而言。只要「中國」在以上四項指標有具體的進展，即表 示兩岸經貿交流有助於維護台灣的國家安全；反之，則有害於台灣的 國家安全。
但是，除非「中國」能夠明確承諾不對台灣使用武力，否則任何
「中國」的善意或降低的敵意，都將被解釋為是政治騙術或統戰技 巧。此外，「中國」的政治發展還充滿了不確定性，很難客觀理解
「中國」的真正改變。尤其是面對「中國」的國際戰略地位與龐大的 軍事力量，難免讓台灣人民以懷疑的眼光來看「中國」所做的任何改 變。
從整體來看，在 79 年開始採取改革開放政策、融入國際社會之 後，「中國」在外交上已經漸漸採取較為合作的政策，傾向以和平的
方式解決國際各種紛爭。甚至在敏感的南海主權、釣魚台主權及人權 的爭議上，北京都願意採取與西方國家及周邊國家合作以和平的方式 解決爭端。在 60 年代至 80 年代，蘇聯曾為「中國」的頭號敵人，在 意識型態上尖銳對抗、甚至引發邊界武力衝突。但到了 90 年代，「中 國」卻與俄羅斯及中亞五國完成了邊界協議，同時與俄羅斯建立「戰 略協作伙伴關係」，使各國達成和平共處的共識。更不用說，「中 國」已經在 70 年代初期與一直保護台灣安全的美國進行和解，甚至到 了 90 年代末期還希望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
「中國」在外交上的改變並不只是表面的策略而已，而是「中 國」本身有其根本性的變化。在 78 年 12 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 後，「中國」的外交戰略建立在二個基礎上：一、加速「中國」經濟 現代化是維繫中共政權合法性及維繫「中國」國際地位的唯一辦法，
也是所有領導人的核心工作；二、「中國」的經濟現代化需要融入更 廣闊的國際政經秩序以及需要長期穩定的國際環境。當 89 年底羅馬尼 亞的獨裁者西奧賽古（Nicolae Ceausescu）被處決時，有些「中國」
領導人正慶幸半年前在天安門事件時以嚴厲的手段鎮壓群眾，才避免 與西奧賽古有著同樣的下場。然而，面對西方國家制裁與蘇聯東歐變 局時，鄧小平卻語出驚人的表示：「對，我們也會像這樣的下場，如 果我們不推動改革及帶給人民利益」。23
「中國」領導階層與外交決策過程也發生極大的轉變。從 50 年代 到 70 年代中期，「中國」的外交決策基本上是毛澤東一人主導，周恩 來襄助。從 7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初期，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 領導，鄧小平必須廣泛地徵詢黨內元老之後，才能做出重大的決策。
到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任何決策更不是江澤民個人可以 獨斷獨行的，而是必須透過各種決策建制取得共識。儘管鄧小平時代
Benjamin Yang,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p.257.
的「中國」領導人已經變得較為務實，以江澤民為首的第三代領導人 更具有務實的特質，因為絕大多數的領導人都沒有革命或軍旅經驗的 技術官僚。
根據藍普頓等人的研究，在江澤民時代，「中國」的外交決策系 統有幾項明顯的重大改變：決策中心擴大、周圍的相關決策者更多、
而且有更多參與決策的空間。這些決策體系的改變來自於四項國內外 基本情勢變化：專業化、多元化、分權化及全球化。也就是說，以江 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必須花更多的心力取得領導人之間、官僚機 構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政府與社會之間及「中國」與國際社 會之間的共識。就政策而言，「中國」領導人仍視經濟發展為首要目 標，而且已經體悟到「中國」的安全必須透過多邊合作的架構達成。24 因此，「中國」的決策體系與過程的變化，將使「中國」的對外行為
（包括對台政策）更趨理性、務實，而且受到廣泛的現實利益與國際 環境的影響很大。
儘管我們不可以就此說「中國」會「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 題」、「放棄武力犯台」，但是「中國」願意與國際社會及體制（re-gime）合作的態度確是越來越明顯。25在這樣的情形下，台商所扮演 的角色便是將「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就算「中國」不至「放 棄武力犯台」，也應該有助於兩岸「以和平解決兩岸爭端」及「不強 迫台灣接受『中國』的提議」的可能性。而且，台商的角色更可以強 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戰略，讓「中國」成為一個開放、繁榮、穩
David M. Lampton,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ocess: Bigger Center, Closer Periphery, and More Space in the Era of Reform",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forthcoming.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定與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將有利於兩岸問題和平解決。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