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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象來分判今古學，只是表面現象，並不足以說明二者的性質、學風乃至 思想精神上的重大歧異。以下便舉「官與私」、「約與博」及「守與變」三組 核心概念，說明今、古學內部的差異所在，明乎此，可略知東漢學術之大勢，
亦明晰東漢學術必然轉向「古學」的關鍵因素。
一 一 一
一、 、 、官學與私學 、 官學與私學 官學與私學 官學與私學
在性質、屬性上，今學與古學最明顯的差異在「立於學官」與否，兩漢 官學除新莽時期及光武帝短暫立《左氏》為博士（李封）外，其餘諸帝所立 官學皆可稱為今學（今文）博士。然而，以「立官與否」作為分判今、古學 的差異並不準確，今學固然為朝廷所認可，但古學並不全然為朝廷所排斥，
這在東漢時期更是如此，如章帝本人「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在賈 逵的影響勸說之下，「（建初）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榖 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6安帝時，「（延光二年）
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7漢末 靈帝時，「（光和三年）詔公卿舉能通《古文尚書》、《毛詩》、《左氏》、《穀梁 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8我們可以發現，古學雖未立於學官，但朝廷詔 選官吏以通古學為依據，某種程度已承認古學的合法性地位。
事實上，「立官與否」對今、古學所帶來的重大差異在於兩點：一是官員 任用上的「考試制度」；二是牽涉到漢儒「通經致用」底下的溝通基礎，而二 者又是互為一體。先就考試制度來說，眾所周知，自武帝「罷黜百家，獨尊 孔氏」後，儒術不僅作為政權正當性的基礎，儒家據以立論的「六藝」，漢世 稱為「經學」，成為官員晉用的最重要根據之一。不論是中央詔舉的賢良文學，
或郡國歲舉的孝廉茂才等，都需通過考試方得錄用。9考試的方式主要分為「對
6 宋‧范曄：《後漢書》，卷 36〈賈逵傳〉，頁 1236、1239。〈章帝紀〉亦曰：「詔曰：『五經剖 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
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見 卷 3〈章帝紀〉，頁 145。
7 宋‧范曄：《後漢書》，卷 5〈安帝紀〉，頁 237。
8 宋‧范曄：《後漢書》，卷 8〈靈帝紀〉，頁 344。
9 關於漢代的考試制度，詳細說明可參：安作璋、熊鐵基著：《秦漢官制史稿》（山東：齊魯 書社，1984 年），〈第三編 官吏的選用、考課及其各項制度〉之第三節〈考試〉，頁 33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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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射策」二種。據《漢書‧蕭望之傳》：「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顏師 古注曰：
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
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 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10
《後漢書‧順帝紀》亦載：「（陽嘉元年）丙辰，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 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李賢注引《前書音義》曰：「甲科謂作簡策 難問，列置案上，任試者意投射而荅之，謂之射策。上者為甲，次（者）為 乙。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也。」11簡單來說，「對策就是命題 考試，射策就是抽籤考試。對策多用於考試舉士，射策多用於考試博士弟子。」
12「對策」之例甚多，如前舉武帝一朝的董仲舒〈天人三策〉和公孫於弘元光 五年的對策等，皆是明例。至於「射策」，主要為晉用博士弟子的重要途徑，
初分甲、乙兩科，平帝時王莽增為甲、乙、丙三科。《漢書‧儒林傳》稱博士 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 常籍奏。……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平帝時王莽秉政，
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 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射策之中，當以高第甲科最受矚 目，西漢大臣以「射策甲科」出身者，如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 東門候」（《漢書》卷 78）、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 原文學」（卷 81）、馬宮「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史」（卷 81）、
翟方進「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卷 84）、何武「詣博 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卷 86）、王嘉「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 戶殿門失闌免」（卷 86）。及至東漢，仍沿襲射策甲、乙二科，最著名者即是 和帝時，司空徐防所提出的：「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 十難以試之。」13順帝時，「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
此僅作簡要的陳述。
10 漢‧班固：《漢書》，卷 78〈蕭望之傳〉，頁 3272。
11 漢‧范曄：《後漢書》，卷 6〈順帝紀〉，頁 260。
12 引文見安作璋、熊鐵基著：《秦漢官制史稿》，頁 335。
13 宋‧范曄：《後漢書》，卷 44〈徐防傳〉，頁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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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十人。」14不僅博士弟子需憑考試高下作為任用的標準，博士本身的任用亦 需考試，《漢書‧孔光傳》載成帝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
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15 正因博士制度本身即存在競爭因素，
東漢靈帝時才有刊刻熹平石經之舉，原因即是「諸博士試甲乙科，爭弟高下，
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 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16
由此可見，為因應兩漢考試制度的內在要求，不論是人臣的「對策」，博 士弟子的「射策」，乃至博士授課的內容等，都牽涉到必須建立一個共通且相 互理解的「平台」，這個平台就是立於官學的章句今學。換言之，今學本身的 內部機制即要求具備一個「統一」的標準，以利授課、考試及官員任用等運 作。東漢光武時，范升反對立費氏易、左氏春秋博士，其重要理由即在於此，
他說：「《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
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 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17很顯然地，「五經奇異」固然是「廣道術」
的作法，但廣道術下首先要面對的課題即是—考試的標準為何？考試的標準 若是「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則考試的意義就蕩然無存了。以是，後漢徐防 之所提出考課應嚴守章句，左雄亦提出「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18正反 映出「標準」已然混亂，致使考試制度難以正常運作，其結果，就是所舉非 人了。
其次，就第二點來說，官學「整齊畫一」的要求不僅牽涉考試制度，更 關乎漢廷的溝通及其行動的基礎。論漢代經學者，必當涉及漢儒的「通經致 用」，前述昭宣時期學術時亦有論及。所謂「通經致用」，實指漢儒欲「致用」
必先「通經」，經學或儒術成為行動最重要的根據，這是武帝復古更化下所奠 定的基礎。皮錫瑞稱漢儒通經致用的顯例是：「以《禹貢》治河，以《洪範》
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經學歷史‧經學昌明
14 宋‧范曄：《後漢書》，卷 61〈左雄傳〉，頁 2019-2020。案此與〈順帝紀〉所載相同，已見 前文。
15 漢‧班固：《漢書》，卷 81〈孔光傳〉，頁 3353。
16 宋‧范曄：《後漢書》，卷 78〈宦者傳〉，頁 2533。
17 宋‧范曄：《後漢書》，卷 36〈范升傳〉，頁 1228。
18 宋‧范曄：《後漢書》，卷 61〈左雄傳〉，頁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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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夏長樸更廣泛考證漢儒通經致用的眾多事證，以政治層面來說，有「諫 君例」、「廢君例」、「更定制度」、「政治措施」及「仿經行事例」；以對社會影 響的層面而言，有「禮制」、「斷獄事例」及「移風易俗」等。19在夏氏所羅列 的眾多事例當中，我們可以發現，人臣的奏議固然需要「引經」以為己說，
皇帝的下詔亦需以經義作為正當性的理由（此詳前述「廢昌邑王」一例即可 知）。這當中就產生一個問題，假設皇帝下詔引經用「今學」，而人臣對詔引 用「古學」，或大臣們相互辯難或用「今學」，或用「古學」，或雜引「今古學」，
最後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便是「失焦的對話」，之所以失焦，在於沒有一個相互 瞭解的共通平台，甚至是不承認對方的正當性基礎。原因很簡單，因為「古 學」並非人人所得見，亦非人人能盡識，這在論述劉歆時亦曾提及。
此一情況，類似《左傳》當中載述春秋時期的「賦詩」和「引詩」之例。
「賦詩」大多用於正式場合（如燕饗之禮），屬於外交辭令的一種；而「引詩」
多作為言語上的強調或註解作用。20二者運用詩的方式，大多是「斷章取義」
（賦詩斷章）超出原詩之意，甚至單取支言片語、任意解釋的情形。假設春 秋時期各國間所傳習的「詩三百」版本差異甚大，結果極可能是我賦你所無，
你引我非有的情況，孔子曾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 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這就隱含「詩三百」是當時外 交的一種重要溝通平台，在大致程度來說，它是公卿大臣們所共同熟知的知 識和經驗。相同地，漢儒的奏議或辯難，同樣必須建立在大家所熟知的經驗 基礎上，這個基礎就是武帝以下所立的官學，它不僅是學子的學習內容和考 試標準，亦是大臣晉身的重要條件，而教育皇家成員、日後成為統治者，亦 是熟習此一官學。如此便表明官學之「官」，不止是「官方」所立、「官方」
承認的學問，更關涉皇帝以下「文武百官」的共同經驗。以前述劉歆對廟制 的議論為例，他根據《禮記‧王制》和《穀梁傳》為說，定出天子七廟和「宗」
的設置，〈王制〉和《穀梁》都是官學的範圍，也是劉歆立論的範圍所在，即 使他對古文舊書甚為熟稔，但若要使上下皆信服，必須先立於「與我同類」（今 學）的基礎上方有可能。他日師丹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公孫祿 稱歆「顛倒五經，毀師法」，正表明溢出官學之外，就是「非我族類」的異端
19 詳見：夏長樸：《兩漢儒學研究》，〈下編 兩漢經學與人事〉之〈貳 經學在政治上的應用〉、
〈參 經學對兩漢社會的影響〉，頁 94-141。
20 關於春秋時期「賦詩」、「引詩」的詳細分析，可參何定生：《詩經今論》（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73 年），〈卷一 從樂章到諫書看詩經目錄〉，頁 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