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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2-3043）無 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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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禹（前
2 5 - 2 0 ）
本傳載：「從沛郡施讎受易，琅 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 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
（卷 81，頁 3347）
張禹治施氏易。〈儒林傳〉
載：「（施讎）甘露中與五經 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 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 稽太守，禹至丞相……繇是 施家有張（禹）、彭（宣）
之學。」p3598
經學 之士
薛宣（前
2 0 - 1 5 ）
本傳載：「少為廷尉書佐、都船 獄吏」又「時天子好儒雅，宣經 術又淺，上亦輕焉」（卷 83，頁 3385、3393）
無 掾史
文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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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頁 3411、3421）翟方進兼治穀梁與左氏，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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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帝
平宴（
- 9 ）
6
本傳載：「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 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 父子至宰相。」（卷 71，頁 3051）
無 經學
之士
上述載記的丞相共有二十位，論其出身來源，數量最多的是經學之士，共佔 十位；其次是掾史文吏八位；外戚宗室一位（王商）；富貲為郎一位（黃霸）。
首先，在十位經學之士當中，有八位互見於「儒林傳」當中，眾所周知，史、
漢所載記的「儒林」，其實都是「經學家」，學術上的經學家與政治上的丞相 能合為一體，恐怕只有在漢代「通經致用」體制下，方有實現的可能。其次，
隸屬八位文吏者，雖不入儒林傳（蔡義除外），亦大多明習經術，如魏相「明 易經，有師法」，丙吉「後學詩、禮，皆通大義」，于定國「迎師學春秋，尤 重經術士，學士咸稱焉」。即使以「富貲為郎」的黃霸，因受夏侯勝案牽連而 下獄（詳後），亦「從勝受尚書獄中」。真正較質樸少文者，僅存昭帝時的王 訢、楊敞；成帝時的王商、薛宣；而哀帝時的朱博，本屬武吏，一如劉邦之 屬喜面折儒者。因此，相較於漢初至武帝時的丞相，多為功臣、外戚之屬，55 而昭宣以下幾為明經儒者，便可見西漢氣象之轉變。
不僅丞相一職有如此轉變，其下屬官僚亦多儒者出身，「儒林」一傳頗多 載述。錢穆即說：「昭宣以下，不僅丞相御史大夫重職，乃為儒生也。即庶僚 下位，亦多名儒。而其出身則往往從郎吏始。如雋不疑、疏廣、王吉、龔勝、
鮑宣、眭弘、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韓延壽、王尊、王章、
蓋寬饒、孫寶、谷永、龔遂、召信臣、梅福。凡此所舉，皆漢名臣。論其出 身，大率自經學歷郎吏。較之漢初廷臣皆不學，又多以軍功嗣侯躋高位者，
55 據許倬雲表格所列，劉邦至文帝時丞相，全為功臣，計有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審食 其、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景帝時四位丞相，三位為功臣弟子：陶青、周亞夫、劉 舍；一位衛綰是「戲車為郎」出身。武帝時，共十一位丞相，功臣弟子與外戚宗室各占四 位，功臣弟子有：許昌、薛澤、嚴青翟、趙周；外戚有竇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另 文吏公孫弘一位；六郡良家子李蔡一位及高寢郎田千秋一位。可以說除公孫弘帶有儒者色 彩外，其餘皆非文學儒者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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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乎不同。」56漢廷性質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轉變，顯然是君王有意如此而非僅 是臣子自身的轉變，換句話說，君王有意「以儒術緣飾吏治」，則臣子必須藉 由「通經」方知「儒術」，知儒術則可「致用」為官矣，此便是武宣以下「雜 霸王道」治術的展現。不過，經學儒者能大量晉身，除了君王的主觀意願外，
顯然必須建立一套制度性的管道，士子方由得入仕。此管道一方面是不斷增 加博士弟子員，57博士一職奉秩雖不高（《漢書‧百官公卿表》：「秩比六百石」）， 卻是「秩卑而職尊」，其本業除為教授及課試外，據王國維統計，或為「奉使」， 或為「議政」，東漢後則「專議典禮」；而博士擢升他官者，「於內則遷中二千 石、二千石。或遷千石及八百石」，「於外，則為郡國守相。或為諸侯太傅。
或為部刺史、州牧。或為縣令。」58可見博士一職是作為進階的終南捷徑了。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郡國的「察舉制度」。據勞榦先生的考察，漢代的 察舉主要分為「孝廉」、「茂才」及「賢良方正與文學」三個途徑，這當中，
孝廉、茂才屬常科，賢良文學屬特科；人數上，則以常科的孝廉占最大多數。
59孝廉本多明經之士，此不需多舉，60其入仕多由「郎官」進入政府體制。據 嚴耕望的考察，兩漢除郎途徑有：1、「蔭任」（父兄為官或外戚宗室）；2、「貲 選」（武帝限貲滿五百萬始可除任）；3、「孝廉」（初郡國歲貢一人，後增為二 人，和帝時從丁鴻建議，郡國二十萬口歲貢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
以此類推）；4、「德行」（為數甚少）；5、「明經」（博士弟子射策甲科）；6、「才 藝」（分文才、經世才、術學、技藝四類）；7、「軍功」；8、「遷轉」；9、「由
56 錢穆：《秦漢史》，《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6 冊，〈第五章 昭宣以後之儒術〉，頁 212-213。
案錢穆所舉名臣之下，皆列舉出身所學及官至為何，如「雋不疑，治春秋，為郡文學，後 位至京兆尹」，為省篇幅，人名以下皆刪除。
57 自公孫弘建議「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後，〈儒林傳〉又載：「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 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 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
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
58 詳參王國維：〈漢魏博士考〉，《王國維全集》第 8 卷，頁 123-128、132-135。王國維所論較 簡，詳細論述博士一官的執掌、選用、升遷等議題，可參張東漢：〈論秦漢博士制度〉一 文中的第二節，收入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上冊（濟南：齊魯書社，1984 年），
頁 427-446。
59 詳參勞榦：〈漢代察舉制度考〉，收入氏著：《勞榦學術論文集甲編》（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6 年），第 1 冊，頁 629-679。
60 勞榦即為文列舉以明經、通經術或以儒生被察舉者甚夥，此無法羅列，見同前註，頁 66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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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高級官徵除」等。61這當中以「孝廉」、「蔭任」及「明經」為主要途徑，人 數上，兩漢除郎者共有 160 人，除蔭任占 42 人外，孝廉（41）和明經（19）
二者共計 60 人，62由此可見，漢代政府通過察舉制度將知識份子納入政府體 制當中，「士人政治」就漸次的形成。63
士人政治固然改變了漢代的政治型態，相對地，士人本身所代表的「儒 學」，一旦進入政府體制當中，又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先舉前述丞相為例，
班固曾評之曰：
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
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
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跡 見繩，烏能勝其任乎！64
班固所謂的「古人之跡」，顏師古注曰：「謂直道以事人」，王先謙《集解》引 何焯曰：「古人之跡，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班固言自公孫弘以下這些「儒 相」，雖「傳先王語」，行事含蓄和柔（醞藉），65卻不免有「持祿保位，被阿 諛之譏」，若繩之「以道事君」的準則，又何可勝任呢？班固在此，透露出儒
61 詳見嚴耕望：〈秦漢郎吏制度考〉，收入氏著：《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臺北：聯經出版事 業公司，2004 年），頁 353-367。
62 人數統計，請見嚴耕望：〈秦漢郎吏制度考〉一文附表一「（1）除郎比例表」，頁 380。
63 應當說明的是，漢代官吏雖不全然是從「郎官」晉身，但郎官卻是晉身升遷的最佳途徑。
嚴耕望即稱：「復考秦漢大臣絕大多數出身郎官。第就名臣而論：秦相李斯即由此進；漢宣 帝圖中興名臣於麒麟閣，凡十一人（〈蘇武傳〉），亦絕大多數出身郎署；其他公卿守相顯明 當世者，更無論矣。東漢郎官性質雖變，然為中央地方行政長官所自出，仍與西漢不異也。」
據嚴耕望的考察，兩漢郎官補吏的途徑，從地方到中央共有十五種之多，「西漢補吏，以『縣 令長』『大夫』『卿屬令長丞監』『諸曹侍中武騎常侍』為多，有特擢至九卿者；東漢以『縣 令長』『博士議郎』『尚書郎』『謁者』為多，『卿屬令長丞監』當亦不少。」詳參嚴耕望：〈秦 漢郎吏制度考〉，頁 367-371。註中引文見頁 330、371。
64 漢‧班固：《漢書》，卷 81〈匡張孔馬傳贊〉，頁 3366。
65 案「醞藉」一語頗為費解。《漢書》卷 75〈薛廣德傳〉載：「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及為三 公，直言諫爭。」（頁 3047）由此可見，「直言諫爭」應相對於「溫雅有醞藉」來說，注引 服虔言「醞藉」為「寬博有餘也。」王先謙《補注》則引王念孫謂：「溫藉者，含蓄有餘之 意。或作醞藉，又作蘊藉。」（見《補注》，頁 4744）故本文釋為「含蓄和柔」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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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入體制中的某些衝突和背反，這正是「道和勢」的衝突，66也是「古和今」
的衝突。本來，儒者以治六經為業，以傳先王語為己任。先王語載記於六經 當中，六經是「古」的學問，漢儒通經以致用，便是欲「通古」以為「今用」。
暫且不論「古為今用」能否實際施行，但古今之間的捍隔，在前述「霸王道」
問題已論及。也就是說，儒者固然以傳先聖王道為己任，但王道先聖之語對 帝王家而言，只是作為工具性的治術屬性，這對「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儒者 來說，二者對「王道」的體認，不啻相差千里遠。正因如此，即使儒者不「持 祿保位」，然持「道」以入「勢」，必有所衝突，此先以夏侯勝為例。
本傳載，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 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67論者常以為夏侯勝此語，乃將
「經術」導入「利祿」一途，實不可取。事實上，夏侯勝所言只是對漢代通 經致用現象的描述，自公孫弘建議博士弟子「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
其高第可以為郎中」，漢廷便是以「利祿」作為政策誘導的基調，故〈儒林傳〉
稱「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夏侯勝所言只是〈儒林傳〉
此語的註腳。然而，聽其言且觀其行，方能知人，當宣帝初即位，欲褒武帝 為立「世宗廟」，眾大臣皆不敢拂逆，惟勝反對，獨言武帝「多殺士眾，竭民 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等論，眾公卿勸其「此詔書也」，何 以難之？勝反詰曰：
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
雖死不悔。
夏侯勝因「非議詔書，毀先帝」之名與「阿縱勝，不舉劾」的丞相長史黃霸，
一同下獄。夏侯勝說人臣之義在於「直言正論」，此不正是班固所謂的「古人
一同下獄。夏侯勝說人臣之義在於「直言正論」，此不正是班固所謂的「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