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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繁瑣」和「家法分歧」的問題。若依據前述范升的邏輯，章句欲簡省，當 用以「約」；家法欲齊整，當定於「一」。然而，在章帝的詔書中，所呈現的 邏輯卻是「廣」與「博」。章帝認為宣帝增立博士，乃是「以為去聖久遠，學 不厭博」，又言光武帝復置嚴、顏《春秋》、《大、小戴禮》，「此皆所以扶進微 學，尊廣道蓺」之故。繼引孔子「學之不講」、「博學而篤志」等語，以為己 說。很顯然地，章帝所呈現的「學博」和「道廣」的心態，直接讓我們聯想 到劉歆，劉歆在〈移讓書〉中說宣帝增立博士是「義雖相反，猶並置之」，是
「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不僅如此，章帝在建初八年下詔曰：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 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 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28
章帝此次下詔的對象是古學，卻也將其偏好古學心態表露無遺。章帝令高才 生受學《左氏》等學，其理由是因今學「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 將遂廢絕」，故為了「重稽古、求道真」，使《左氏》等學得以傳授，才是「扶 微學，廣異義」的作法。章帝此語，不正是劉歆謂今學「杜塞餘道，絕滅微 學」、「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的最佳註腳嗎？換言之，以特好《古文 尚書》、《左氏傳》的章帝來說，他所彰顯的學術路數，顯然是踵繼劉歆而來，
若劉歆廣道術的作法是「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則何以章帝「扶微學，
廣異義」的作法，不是非毀舊章的表現？這只能說，皇帝的權勢是凌駕學術 的視野之上，或「狹」或「廣」，單看皇帝個人的喜好。
不過，章帝所呈現的「廣、博」學術視野，不僅反映出個人的喜好，亦 象徵東漢時，古學已滲透入今學當中，影響今學的核心價值和操作方法，此 點下節再詳說。總之，藉由官、私學的進一步比較，可突顯出今學、古學在 學術視野上，存在著「狹與廣」、「約與博」的分別。
三 三 三
三、 、 、守與變 、 守與變 守與變 守與變
今、古學的第三個重大差異在於「守與變」，此亦可從「官學」與「私學」
推演出來。所謂「守」，是指今學因立基於官學的要求，必須「守師法」「守 家法」，傾向「固守」的一面；而古學因其私學之故，不需堅守師說，以「義」
28 宋‧范曄：《後漢書》，卷 3〈章帝紀〉，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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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偏向「變化」的一面。如此分說，是就今、古學隸屬為官、私學的身 份言之，並非意味今學僅是一味地堅守師法、家法，毫無改變。
事實上，今學本身的演進過程，即是不斷的分化和立說，前引章帝建初 四年詔書曰：「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李賢《注》曰：「言 雖承一師之業，其後觸類而長，更為章句，則別為一家之學。」所謂「承一 師之業」即是「守師法」（守學）；而後「觸類而長，更為章句，則別為一家 之學」，則為「改師法」（改學）了。自武帝立五經博士以來，博士官學的演 進，實質上就是「改學」，如宣帝時的夏侯建「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 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建卒自顓門名經，為議郎博士，
至太子少傅。」顏師古注曰：「專門者，自別為一家之學。」（《漢書‧夏侯建 傳》）這就表明了，「苟師法洵可尊，則《歐陽尚書》之後，何來復有《大》、
《小夏侯》？《公羊》有董氏矣，亦何來復有嚴、顏？」29換言之，夏侯勝雖 批評建是「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然自身又何嘗不是「左右采獲」、30「自別 為一家之學」。31又如成帝師張禹，獻《論語章句》，其初，「先事王陽，後從 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漢書‧張禹傳》）則張禹「采獲所安、
後出而尊貴」，亦是自為一家之學。西漢是如此，東漢更是如此，如曹褒父充，
光武時博士，持《慶氏禮》，「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後漢書‧
曹褒傳》）樊鯈，光武時人，「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後 漢書‧樊鯈傳》）張霸，和帝時人，「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 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後漢書‧張霸傳》）樊英，安帝時博士，「著
《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後漢書‧方術傳》）此皆今學改 定師法、自別一家之學的顯例。至如古學，因屬後起，雖有師承，卻不以師 法為重，如東漢古學大師鄭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 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王莽年號）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 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歷》。」（《後漢書‧鄭
29 引文見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錢賓四先生全集》，頁 238。
30 《漢志‧夏侯勝傳》載：「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蕑卿，
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卷 75，頁 3155）夏侯勝「所問非一師」的 表現在先從夏侯始昌受業，又事蕑卿及從問歐陽氏，這與夏侯建「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 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可謂不遑多讓了。
31 《漢志‧六藝略》「尚書類」中，載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另有「《大、小夏侯章句》
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即此可見大、小夏侯亦「別為一家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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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傳》）案此處李賢注引《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
則鄭興治《左氏》，先師事金子嚴，後又親帶門人師事劉歆，不僅自身「改師」， 連帶使門人弟子改師。又如徐巡，「始師事（衛）宏，後皆更受（杜）林學」
（《後漢書‧儒林傳》），則徐巡同樣改師而不有「背師」之名。因此，今、古 學皆有「改學」之實。葉國良即言：「改學是從漢初至漢末始終存在的現象，
並非『末師』才如此，也不是今文經學謹守師法家法而古文經學則無所謂師 法家法。換言之，守師（家）法或改學，是今古文所共有的現象。」32
然而，今學雖有改學之實，但因具有官方身份，在名義上，必須強調自 身是嚴守師法，或學有本師，否則便需付出「背師」之名，損及利祿。這是 歷來強調博士官學重師法、家法的緣故。舉例言之，如孟喜本從田王孫受
《易》，因「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
諸儒以此耀之」，後「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漢 書‧儒林傳》）孟喜「改師法」之因，在於「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且 詐言此書為師將死時所獨傳，以是遂不得任博士缺。相同地，東漢光武時，
張玄習《顏氏春秋》，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 宜專為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後漢書‧儒林傳》）則張 玄因「兼通數家法」，有背師之嫌，同樣不得任博士缺。「改師法」不為朝廷 所認可，則欲尋求認可必須學有所承，此可舉元帝時的京房為例。京房本受
《易》於梁人焦延壽，焦延壽常言：「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漢書‧
京房傳》）焦延壽所學不知何來，只因「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
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漢書‧儒林 傳》）翟牧、白生（光）是孟喜的學生，孟喜雖不得立，翟、白卻為博士，立 為官學，他們不肯承認「延壽《易》即孟氏學」，正反映出京房為自身所學（延 壽《易》）尋求「官學」（孟喜《易》）的企圖，尤其京房利用「會喜死」之際，
以為無人可作仲裁而欲達成目的。〈儒林傳〉後載劉向校書考諸家《易》說，
「唯京氏為異，黨（或許）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
這正表明，延壽《易》說本不同於官學，卻需「託之孟氏」，正欲證明其學和 官學的臍帶關係，以獲得合法性地位。
因此，官學強調「守家法、遵章句」，這不僅是朝廷所認可的標準，也反
32 葉國良：〈師法家法與守學改學—漢代經學史的一個側面考察〉，收入氏著：《經學側論》（新 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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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官學「固守」的一面。如元帝時，蕭望之「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 試事」，後「詔令禹授太子（成帝）《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漢書‧張 禹傳》）蕭望之推薦張禹「可試事」的前提，是因「有師法」。時至東漢時，
光武帝重立經術，《後漢書‧儒林傳序》載：「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和帝時，家法章句混亂，徐防以為「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
李賢注曰：「諸經為業，各自名家」，「各自名家」即是不遵師法、擅改章句，
於是防建議「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 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後漢 書‧徐防傳》）所謂「宜從其家章句」、正以先師之義，皆是朝廷鼓勵「守學」
的舉措。事實上，徐防之議並非獨發明舉，在徐防之前，魯丕即上書和帝曰：
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 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 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 義。33
魯丕認為說經論難者，必「明其據」、「立其義」，但他所說的「據」和「義」，
顯然不是徐防所言的「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
而是「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換言之，魯丕仍以「守師法」為高，「先 師之言」就如同「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師法、家法既是不可枉，安帝時，
元初四年（117），「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 東觀，各讎校家法，令（蔡）倫監典其事。」（《後漢書‧宦者傳》）元帝以「家 法」校讎經傳之文，可知師法、家法是朝廷唯一認可的標準。
六藝經傳的標準是如此，選官任用的標準同是如此，尤其安帝之後，宦 官持政、吏治腐敗，連帶使孝廉察舉制度亦為破壞。順帝陽嘉元年（132）即 下詔曰：「閒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 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後漢書‧順帝紀》）質帝 本初元年（146）亦下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 本，恆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
六藝經傳的標準是如此，選官任用的標準同是如此，尤其安帝之後，宦 官持政、吏治腐敗，連帶使孝廉察舉制度亦為破壞。順帝陽嘉元年（132）即 下詔曰：「閒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 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後漢書‧順帝紀》）質帝 本初元年（146）亦下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 本，恆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