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表 5 的估計結果顯示，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北京的決定因素為相對 工資率與相對借貸成本；而影響外商直接投資上海的決定因素僅僅為 相對匯率。至於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廣東的決定因素為相對工資率、對 廣東之貿易依存度、相對借貸成本、相對國家風險。由上述的研究結 果可知，相對工資率(WAGE)的係數在北京與廣東的估計結果均為顯著 的負值（在 ＝ 0.01 的顯著水準下）。意即北京或廣東與某一國（地 區）的工資率比值越高，該國（地區）對北京或廣東的投資將越少。
相反地，工資率較北京或廣東高出越多的國家（地區），其對北京或 廣東的投資將會越多。這也意味著，這些國家（地區）在決定投資於 北京與廣東時，勞動成本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這也印證路卡斯所 指出，地主國的工資率和其所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間所呈現的負向關 係。41而這樣的結果，也與魏穎琦、劉夏明、惠勒(David Wheeler)、
同註 30，頁 391-406。
穆迪(Ashoka Mody)所得到的結論類似。42
同樣地，相對借貸成本(RBC)的係數卻在北京與廣東的估計結果為 顯著的正值（在 ＝ 0.01 的顯著水準下）。這意味著，當中國的借貸 利率相對於投資國越高，或是投資國的借款利率相對於中國越低時，
這些投資國對北京與廣東的直接投資會越多。本文的結果與潘恩、巴 瑞爾、潘恩、格羅斯、崔威諾及魏穎琦、劉夏明等的研究結論相同。
若從外商直接投資的經營型態來看，北京與廣東外商獨資經營的比重 逐年增加，也代表著這些獨資經營的外商能在母國籌措相對於中國更 便宜的資金。由相對工資率(WAGE)與相對借貸成本(RBC)的估計係數 皆顯著地異於 0 來看，外國在決定投資北京與廣東時，生產營運成本為 主要的考量因素。
Yingqi Wei & Xiaming Liu,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Determinants and Impact, pp. 36-62; David Wheeler & Ashoka Mod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ocation Decisions: The Case of U.S.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 Economics, Vol. 33, No. 1-2, February 1992, pp. 70-74.
表 5 北京、上海、廣東外商直接投資隨機效果模型估計結果
解釋變數 估計係數（標準誤）
北京 上海 廣東
常數項(Constant) 3.599***
(1.226)
3.448***
(1.142)
2.727***
(0.962)
相對國內生產毛額(GDP) 4.575 (3.321)
-2.290 (2.678)
0.146 (0.707)
相對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PC) -7.001 (6.326)
對該省市之貿易依存度(EXIM) 352.092 (389.089)
54.898 (35.623)
10.715***
(3.455)
相對匯率(EXR) 0.011 (0.008)
相對國家風險(RCR) 1.988 (1.986)
Hausman檢定 0.100 0.0100 0.030
B-P 2 14.524* 59.860*** 44.764***
由廣東的迴歸模型估計結果可知，外資在決定投資廣東時，對廣 東之貿易依存度(EXIM)與相對國家風險(RCR)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由 表 5 可知，對廣東之貿易依存度(EXIM)的係數估計值在 ＝ 0.01 的顯 著水準下，為顯著的正值。此結果意味著，一國（地區）對廣東該省 市之貿易依存度(EXIM)越高，該國（地區）對廣東的直接投資就越 多。這也表示，與廣東貿易往來越頻繁的國家（地區）對廣東的投資 越多。這樣的估計結果也支持魏穎琦、劉夏明所言，投資國和地主國 間的關係越密切，而使得投資國的企業在地主國的市場上能獲得更充 分的訊息，進而擁有更多的投資機會。43此外，相對國家風險(RCR) 的 係數估計值在 ＝ 0.01 的顯著水準下，亦為顯著的正值。這表示，一國
（地區）的國家風險若小於中國的國家風險，即中國具有相對較低的 國家風險的評定數值，而該國（地區）具有相對較高的國家風險的評 定數值，則該國（地區）對廣東的直接投資就會較少。這也意味著，
廣東的經濟產業結構、社會情勢及其地理位置，讓外資在決定其是否 投資於廣東時，會考量其相對國家風險。
唯一影響一國（地區）投資於上海的因素為相對匯率(EXR)。相對 匯率(EXR)的係數估計值在 ＝ 0.01 的顯著水準下，為顯著的負值。這 表示人民幣相對於投資國貨幣貶值時（即 EXR 上升），將會減少該國 對上海的直接投資。這樣的結果與福路、史坦、卡許曼、卡倫所認 為，地主國匯率的相對攀升（即貶值），會使得投資國廠商在每單位 的本國貨幣下，能在地主國（上海）雇用更多的勞動力，因此投資國 會多投資在地主國（上海）的實證結果不符。44探究原因，本文推論當
同註 6。
Kenneth A. Froot & Jeremy Stein, “Exchange Rat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Imperfect Capital Markets Approach,” pp. 1207-1215;
David O. Cushman,“Real Exchange Rate Risk, Expectations, and the Level of Direct Investment,”pp. 301-306; Claudy G. Culem, “The Locational
外商投資在上海的原材料機器設備需要從外國進口，45人民幣升值將使 其購買機器設備的成本降低，反而有利於外商直接投資。所以，當投 資在上海的是高技術的產業，或是整廠輸出的型態，必須仰賴自外國 進口機器設備，那麼人民幣升值的確會有吸引外資投資上海的誘因。
另一個解釋，是因為上海經濟改革開放的時間較晚，外商的在地化程 度低，因此無法就地找到合適與便宜的材料與設備，導致這些機器原 料與設備必須仰賴外國進口。46
最後，表 5 的估計結果顯示，時間變數的係數估計值在北京與廣東 的迴歸模型皆為顯著的負值（前者在 ＝ 0.1 後者在 ＝ 0.01 的顯著水 準下）。也就是說，在控制其他因素後，隨著時間的經過，北京與廣 東的外商直接投資有下降的趨勢。而此下降的趨勢，廣東又勝於北 京。至於上海的外商直接投資，在控制其他因素後，在 1993-2006 年 間並沒有多大的變化。
Determinant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mong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pp. 899-902.
事實上，不只是上海，外資企業可能在投資整個中國時，其原材料機器設備 需要從外國進口。例如臺商到中國大陸投資設廠之後，由於中國大陸地區經 濟較落後，或由於母子公司整體經營的關聯性，繼續向臺灣地區採購所需的 機器設備和原材料，結果，隨著臺商赴中國投資不斷增加，促進了兩岸商品 貿易之發展。此外，早期臺商到中國投資是以勞力密集傳統產業為主，其所 需機器設備、原材料等由臺灣出口供應，支持臺灣自勞力密集產業轉向科技 產業發展；近年來為了配合買方需要降低成本，某些低層次科技產業也移往 中國大陸生產，其所需零組件與半成品由臺灣出口供應。
雖然上海自 1986 年中國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後逐步放寬外 商投資的限制，但是因為上海背負著中國國家財政的重擔，而且又是重要的 工業城市，所以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並不如東南沿海的自由，以致於吸引外資 的比例相較於其他地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