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時地不宜，格格不入
登陸後，我發覺到一句話也聽不懂。雖是自己的祖國，但予人感 受卻完全是外國。……我覺得上海倒不像是想像的天堂……。最 大的問題是語言的隔閡，在上海所聽所聞，都沒法懂得。加上人 情、風俗、習慣等，也都有異，簡直如置身異域。61
隻身抵達南京，是在翌年的一月十八日，南京正在酷寒之中。那 天正在零下四度或五度，臺灣穿著的我，與大陸紳士在一起，難 免自慚形穢，真有群鶴隻雞之感，使我無法不顧慮自己的可憐的 樣子。臺灣的冬服窄而短，和大陸的洋服，那上海的堂堂大派比 起來，簡直不能看。……步行於上海的租界時，連朋友都為之赧 顏。62
來自殖民地的臺灣人吳流濁，由於身分特殊，時地不宜，由裡而外，
61 同註 1，頁 96-97。
62 同註 39，頁 54-55。
舉凡語言到穿著，無不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自信心喪失殆盡。以為逃離 殖民地臺灣，就能盡情呼吸自由空氣，享有平等生活的權利，怎料甫踏 上祖國的土地，竟有祖國似異國的陌生感，人情、風俗、習慣甚至語言 在在都隔絕了奔返原鄉的海外「棄兒」。此外，更難堪的是，所謂「祖國」
正與殖民「母國」交戰，慘遭戰火的無情浩劫，且處於屈居劣勢、被占 領統治的情況，於是，心急如焚，深感前途暗翳。無奈的臺灣人，終究 還是得選擇語言優勢，周旋於交戰中的祖國與殖民母國之間，勉力謀職 維生。持日本護照卻不承認自己是日本人，來自臺灣卻佯裝是福建人或 廣東人，甚至為求自保還得爭取「多重身分」。旅居南京期間的吳濁流，
因為擔任《大陸新報》記者的緣故，得以多方接觸南京的民情風俗，更 能了解寄人籬下，依違於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以「異己分子」和「被 憎惡的對象」而存在的臺灣人的艱苦處境。
章君還提醒我，應該隱秘臺灣人的身份。……我們約好對外說是 廣東梅縣人。……在大陸，一般地都以「番薯仔」代替臺灣人。
要之，臺灣人被目為日本人的間諜，……那是可悲的存在。這原 因，泰半是由於戰前，日本人把不少臺灣的流氓遣到廈門，教他 們經營賭場和鴉片窟，以治外法權包庇他們，供為己用。結果祖 國人士皂白不分，提到臺灣人就目為走狗。這也是日本人的離間 政策之一。開戰後日本人再也不信任臺灣人，只是利用而已。臺 灣人之中有不少是抗戰份子，為祖國而效命，經常都受著日本官 憲監視。來到大陸，我這明白了臺灣人所處的立場是複雜的。63
於是，來自苗栗三義的前日本「同文書院」教授，任職南京汪政權 財政部的彭參事，不僅隱藏臺灣身分，還「狡兔三窟」地積極經營三方 關係。他私下對吳濁流說起他那萬無一失的謀生之法：「我現在是『三不 怕』，在重慶那邊官拜少將，在汪政權是參事，在日本這邊又有日本籍。
我的胸前有一粒痣，正合『胸前一粒痣，兵權萬里』那句話。」64結果，
63 同註 1，頁 99。
64 同註 1，頁 112。
這位機關用盡的彭參事，先是被視為重慶的間諜而遭汪政權的特務逮 捕，僥倖獲釋後不久竟在上海舉行的「明治節」慶祝酒會上，被日方毒 殺身亡。另一位吳濁流師範時代的同學黃自強65，在臺灣服務期滿後就偷 渡中國求學，考取出國留學資格後進入日本陸軍大學攻讀，畢業後投奔 重慶政府，官拜陸軍少將，正領軍與日本軍閥作戰。後來卻被陸軍大學 時代有同窗之誼的汪政權的顧問影佐上校的友情所誘騙，而離開重慶政 府轉入汪政權。雖然當了江蘇省主席，日本投降後卻因漢奸罪名而狼狽 不堪地逃回臺灣。臺籍菁英們，縱有報國熱忱亦不免在時代和歷史的無 情作弄下，淪為三方夾殺下的犧牲者。
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主人翁胡太明，本來出發到大陸前還向爺爺 焚香祝禱，滿懷建設新中國的熱情，祈求保佑他成為「埋骨於江南的第 一人」。在經歷首都警察廰官員據報得知他為臺灣人，有間諜嫌疑而將他 囚禁審問之後，僥倖獲救的他旋即飛奔臺灣。66一心追求精神寄託的胡太 明，遠離故鄉臺灣，遊學日本，飄泊大陸，接二連三殘酷的現實打擊，
使他成為「歷史的犧牲者」，他畢竟還是無所依歸的「亞細亞的孤兒」，
胡太明終究還是發瘋了，「果是有心人，又怎麼能不發瘋呢？」67胡太明 悲劇性的一生，正是殖民地臺灣知識分子的具體寫照。
日本人到來時，一塊兒他們帶來了皮鞭與尖銳的犁兒。……由三 貂角犁到鵝鑾鼻，再由西海岸到東海岸。凡是他們能夠由那裡犁 起來的，便不問什麼，統統拿走。而皮鞭，就跟在那後邊。於是，
那地方成了他們所說的「帝國的寶庫」。但現在，可感謝的，祖國 已收回了這塊土地。……我們是可以相信的，我們被解放了。也 即是說，我們已不再受那皮鞭與犁兒的苦！68
65 關於黃君生平事蹟，吳濁流書中對黃君的軍階有兩種說法，分別載見於 105 頁：
官拜陸軍「少將」；頁 107 處為：當了政府的「中將」。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
前衛出版社，1995)，頁 105-107。
66 同註 27，頁 4-5。
67 吳濁流：〈日文版自序〉，收入《亞細亞的孤兒》(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 198-213。
68 鍾理和：〈白薯的悲哀〉，《鍾理和全集 3》(台北：客委會，2003 年)，頁 6-7。
鍾理和奔赴原鄉的路徑，一路從偽滿洲國治下的瀋陽而抵祖國的故 都北平。只是當時的祖國正處於非常狀態──淪陷為日本人的佔領區。魅 影般的日本人的皮鞭與犁兒伸到了祖國的土地來，糾纏、啃噬、挑動著 被殖民者──臺灣人纖弱敏感的神經。「臺灣人」，常常與朝鮮人被祖國人 相提並論，它意味著：差別、輕視與侮辱，於是，臺灣人不得不隱藏身 分，披上保護色，夾處在統治者日本人與原鄉人中國人之間。回到祖國 的臺灣人反而丕變為「異鄉人」，處境比在故鄉臺灣更形艱困與難堪。然 後，歷史之流，總算回到它原來的河道，中國人戰勝了，臺灣重歸祖國 懷抱了。在令人暈眩的時代巨輪的快速輾轉下，「白薯的悲哀」卻未嘗稍 減，更殘苛的考驗才剛開始。
當他由南方的故鄉來到北京，住到這院裏來的時候，他最先感到 的，是這院裏人的街坊間的感情的索漠與冷淡。一家一單位，他 們彼此不相聞問，他們這麼孤獨而冷僻地，在過著他們的日子。
他們的門，單獨的閉著。……富有熱烈的社會感情，而且生長在 南方那種有淳厚而親暱的鄉人愛的環境裡的曾思勉，對此，甚感 不習慣與痛苦。他為此懊惱了許久，至今他還是那麼悵然。……
他不由得對此民族感到痛恨與絕望了。69
愈是深入故都北平的胡同院落，來自南方故鄉 (臺灣) 的曾思勉 (鍾 理和)，愈是陷入痛苦與絕望的深淵。明明是流著同樣的血、同樣發源於 渭水盆地、有著同樣生活習慣、文化傳統、歷史與命運的同胞，卻可懼 的存在著截然不同的思考方法與生活觀念，並且差不多喪盡了道德判斷 力與人性的光明、溫暖與尊嚴。70這些可怕又殘忍的發現，這些強烈而衝 突的對比，導致嚴重的格格不入。臺灣人與原鄉人、自我與他者之間，
劃開了一條深不見底的鴻溝。於是他質疑自己與他們的關係，他一變向 來的信仰與見解，萬事皆休，一切全完了，原鄉夢徹底幻滅了。接下來 的北京生活，「便是一片淒寂，與難有光明之希望的漫漫永夜！」，只是
69 鍾理和：〈夾竹桃〉，《鍾理和全集 2》(台北：客委會，2003 年)，頁 110-111。
70 同前註，頁 108-109。
「絲毫沒有光明與溫情的灰色的日子的連續！」71
北平沒有臺灣人，但白薯卻是有的。並不是沒有臺灣人，而是臺 灣人把臺灣藏了起來！把海外那塊彈丸小地──宿命的島嶼，由尾 巴倒提起來，你瞧瞧吧，它和一條白薯沒有兩樣。白薯──就這樣 被大用起來。72
白薯在故都，……他們如流浪漢，混雜在人群裡，徘徊於大街、
小巷、東城、西城、王府井、天橋、貧民窟、城根。他們像古城 的乞丐，在翻著，與尋找著偏僻的胡同，和骯髒的垃圾堆。……
白薯是不會說話的，但卻有苦悶！73
在抗戰中，台灣人的衣兜裡，莫不個個一邊揣著中國政府頒給的 居住證明書，一邊放著日本居留民團的配給票。他們大部分都是 二重國籍。但這絕非台灣人企圖要撿來便宜，或準備當間諜，而 是……怕自己的身分被人知道。74
「平津兩地間有一句暗號流行於台灣人之間即『白薯』。這是一個意 味台灣與台灣人的代名詞。」75因為時地不宜，因為歷史的錯誤，台灣人 在祖國的土地上，被貼上日本人走狗與奴才的標籤。「臺灣人──奴才，似 乎是一樣的。幾乎無可疑義，人們都要帶著侮蔑的口吻說：那是討厭而 可惡的傢伙！」76因為，殖民地的日本教育，加上法律上又是日本籍，使 臺灣人很自然的都在偽政權之下謀生。在北平討生活，寄人籬下的臺灣 人，他們通常具備雙重國籍，不得不兩面應酬，結果徒然弄得自己頭暈 目眩，精神疲乏。於是，為了生存，白薯像昆蟲披上保謢色般，被北平 的臺灣人用了起來。因為，「北平是很大的。……但假若你被人曉得了是 臺灣人，那是很不妙的。那很不幸的，是等於叫人宣判了死刑。那時候，
71 同前註，頁 310。
72 同註 68，頁 2-3。
73 同註 68，頁 8-9。
74 鍾理和：〈祖國歸來〉，《鍾理和全集 3》(台北：客委會，2003 年)，頁 13-14。
75 同註 74，頁 11。
76 同註 68，頁 3。
你就要切實的感覺到北平是那麼窄，窄到不能隱藏你了。」77
當時祖國人對於臺灣這塊海外畸零土地的認識，卻又貧乏得可憐，
亦即鍾理和所謂「山海經式的認識與關心」78：
正報登有一篇新約卞先生的臺灣素描。這裡頭所顯露的偏見與歪 曲，簡直可以說是造謠生事。……這位新約卞先生說：臺灣溫度 總在九十五度以上，而且地震之頻「使一般土人在定期會時常說：
『我在上午地震後必去看你』」於是他記數他在一年之中竟經驗至
『我在上午地震後必去看你』」於是他記數他在一年之中竟經驗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