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與虛構：吳濁流與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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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29. 2007 年 9 月頁 29～66.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張惠珍∗∗. 摘要本文擬將吳濁流、鍾理和的文本置入其所經歷的社會、政治、文化與歷史的脈絡之中，檢視吳、鍾二人作品中的中國書寫──如何呈現日本對臺殖民末期，同時也是中日交戰狀況下的中國背景；如何透過紀實與虛構的書寫去想像中國、經驗中國與再現中國；並釐清「剪不斷理還亂」的原鄉情懷，如何相應於吳濁流、鍾理和的人生開展與中國經驗，進而產生轉折與變化。最後，將以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原鄉書寫與認同危機為切入點，從後殖民觀點出發，透過後殖民理論與行動的先驅──弗朗茲．法農 (Frantz Fanon, 1925-1961) 的論述，應證被殖民經驗對於吳濁流、鍾理和等殖民地臺灣作家的心理與文本所造成的深層影響，同情並理解殖民地文學的侷限，進而從中獲得在後殖民時代臺灣如何去殖民化，並建構國族主體性的啟發。關鍵詞：後殖民論述、殖民地文學、原鄉書寫、吳濁流、鍾理和. ∗ ∗∗. 收件日期：2007/03/30，修改日期：2007/09/23，接受日期：2007/09/27 政治大學中文系專任講師.

(2) 30.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Record of Facts and a Fictitious Story: Trips to China and the Identity of Hometown of Wu, Cho-liu and Chung, Li-ho∗ Chang Huei-Chen∗∗.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texts of Wu, Cho-liu and Chung, Li-ho are arranged into the society, the politics, the culture, and the context of history at their time to exam the Chinese writing in their works –how to present the conditions of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late period of Taiwan under the rule of Japan, being at the time when war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occurred; how to imagine China, experience China, and represent China by record of facts and a fictitious story and to clear the complicated nostalgia, and how to response to their life developments and China experiences, which have turning points and changes further. At the end, the cut-in points are nostalgia and identity crisis of the Intellects in the colony and by the discourse of the master and advent of Post-colonialism, Frantz Fanon (1925-1961), to prove that the authors, such as Wu, Cho-liu and Chung, Li-ho, the colonized Taiwanese authors, were influenced deeply by the colonized experience in their psychology and textures. Sympathiz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limits of colonized literature, people on Taiwan can know how to decolonize in the post-colonial period, and construct the inspiration from the subjectivity of ∗. Received: March 30, 2007; Sentout for revision: September 23, 2007; Accepted: September 27, 2007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ecture.

(3)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31. nation-state. Keywords：Post-colonialism, Colonial Literature, Hometown-writing, Wu, Cho-liu, Chung, Li-ho.

(4) 32.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一、前言出生於日治時期殖民地臺灣的作家吳濁流 (本名吳新田， 1900-1976)，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由於秉性耿介又深具客家人不輕易妥協的「硬頸精神」，因此屢屢觸怒當權者，造成教員生活：「在職計二十年整，左遷又左遷，降調復降調，結果在番界邊緣的分教場告終。」而正當盛年四十一歲的吳濁流，不甘「在殖民地的桎梏下， 1. 自由被剝奪，生活形同奴隸，毫無指望。」適逢同學章君正寄寓南京並 2. 擔任政府要職，遂忍痛割捨妻兒，獨自奔赴「祖國無限自由的天地」。吳濁流從上海登陸，旅居南京期間，曾任職南京「日本商工會議所」，負責《南京》一書的翻譯工作，後轉任南京《大陸新報》記者一職，直到返臺為止。從 1941 年 1 月至 1942 年 3 月 (41-42 歲)，吳濁流計旅居中國一年三個月左右。關於記錄吳濁流旅居中國時期的相關文本，計有隨筆散文〈南京雜感〉 (1942 年連載於《台灣文藝》雜誌，1977 年收入遠行出 3. 版《吳濁流作品集 4》)，自傳體小說《亞細亞的孤兒》 (1943-1945 年日文稿完稿，1956 年日文版日本出版，1962 年中文版台灣出版)、《無花果》 (1967 年底完稿，1970 年林白中文版出版)、《台灣連翹》 (1971-1974 年底日文稿完稿，1987 年南方中文版出版) 等三種。同樣是日本殖民時期出生的臺灣客家人作家鍾理和 (1915-1960)，他在完成了公學校、公學校高等科的殖民教育，與大約一年半的私塾漢文教育 (1922-1932，8-18 歲) 之後，開始協助父親處理農場、布莊和杉木行等事業。由於同姓婚戀的受阻與祖國原鄉的召喚，在 1938 年 (24 歲)，毅然隻身渡海到瀋陽，入「滿州自動車學校」學習謀生技術，1940 年 (26 歲) 取得駕駛執照後任職於「奉天交通株式會社」，並返臺偕同戀人鍾台妹一起奔赴瀋陽。翌年 (1941，27 歲) 夏，舉家遷居北平，應聘「華北經濟調查所」翻譯員，三個月後辭職，曾經營石炭零售店，後來專事寫作和日文翻譯。旅居中國期間 (1938-1946，24-32 歲)，鍾理和立定了作家 1 2 3.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 91。同註 1，頁 94。有關吳濁流生平與作品繫年，參考褚昱志：《吳濁流及其小說之研究》，淡江大學中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5)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33. 的志願，並開始以筆名「江流」投稿發表作品。由於貧病交迫加上政局紊亂，遂於 1946 年 (32 歲) 3 月 29 日，舉家搭乘難民船返臺。鍾理和以中國為背景、題材的作品，計有：短篇小說〈泰東旅館〉(未完稿)、〈地球之黴〉 (未完稿)、〈柳陰〉 (1939)、〈游絲〉 (1943)、〈新生〉 (1944)、〈夾竹桃〉 (1944)、〈門〉 (1945)、〈第四日〉 (1945)、〈原鄉人〉 (1959)，散文〈白薯的悲哀〉 (1946)、〈祖國歸來〉 (1947) 等虛實交錯的文學文本，以及民國 34、35 年寫於北平的鍾理和日記等紀實性的日記文本。4 1950、60 年代以來，來自前殖民地又受過殖民宗主國或所謂先進的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教育的知識分子，開始針對前殖民宗主國對於殖民地的文化影響與制約，展開反思與批判，開啟了 70 年代以降風起雲湧的後殖民論述，並且在第三世界造成流行。弗朗茲‧法農 (Frantz Fanon， 1925-1961) 正是掀起第一波後殖民論述的先驅者。一九五二年他以法文出版《黑皮膚．白面具》，以殖民者施予的語言 (法語) 及精神醫學教育，砲火猛烈地對殖民者展開思想戰鬥，甚至以實際行動參與法屬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 (1954-1962)。1959 年他為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付出下肢癱瘓的代價。1961 年，他因白血病抱憾以終，臨死前對妻子說：「昨晚他們要把我放進洗衣機去洗！」法農不僅是個憤怒青年、革命家、暴力理論家、精神科醫生，同時還是出生於西印度群島的法國殖民地法屬安的列斯的黑人。在三十六歲的盛年，法農死了，法農的去殖民化工程，卻在第三世界造成燎原之勢。法農認為「黑人的異化並不是個體的問題。在種系發生和個體發生之外，還有社會發生。」他以精神分析的方法，透過臨床醫學的研究，剖析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集體心理，揭露由殖民者建構出來的殖民心理學的虛妄。他誓言要「用最大的能量搖撼那經由數世紀不理解所造成的可悲樣貌」，他矢志要終結「數以百萬計被巧妙灌輸了恐懼、自卑情結、戰慄、屈膝、絕望、奴才態度」的人的不正常情感狀態，進而「讓這個病態世界完全溶解」。5 4. 5. 有關鍾理和生平與作品繫年，參考〈鍾理和自我介紹〉、〈自傳〉、〈鍾理和生平與著作刊登年表〉，收入鍾鐵民編：《鍾理和全集 6》(台北：客委會，2003 年)，頁 217-233。弗朗茲．法農 (Frantz Fanon)：〈導論〉，弗朗茲．法農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頁 63-74。.

(6) 34.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基於法農生平與後殖民論述的啟發，本文擬將吳濁流、鍾理和的文本置入其所經歷的社會、政治、文化與歷史的脈絡之中，檢視吳、鍾二人作品中有關原鄉中國的書寫──如何呈現日治末期同時也是中日交戰狀況下的時代背景與作為殖民地臺灣人的心理圖象；如何透過紀實與虛構的書寫去想像中國、經驗中國與再現中國；並釐清「剪不斷理還亂」的原鄉情懷，如何相應於吳濁流、鍾理和的人生開展與中國經驗，進而產生轉折與變化。最後，將以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原鄉書寫與認同危機總結，對照後殖民理論與行動的先驅──弗朗茲．法農的論述6，藉以剖析殖民經驗對於吳濁流、鍾理和等殖民地臺灣作家的心理與文本所造成的深層影響，進而從中獲得如何在後殖民時代建構國族主體性的啟發。7. 二、想像中國：漢族意識與原鄉情懷的萌發祖籍中國廣東的吳濁流，從玄祖開始，舉家從廣東遷臺落戶，經過兩代胼手胝足的經營新竹新埔一帶的土地開墾與油車工廠而致富。日治時期，由於二房的伯父參與抗日戰役，導致宗族本家被日軍燒燬。祖父是個漢學淵博的讀書人，年輕時曾遊歷廣東、香港，帶著「殺身成仁的悲懷」代表宗族出面與日軍周旋，虎口餘生歸來後，開始對日本殖民政府採取不抵抗的消極態度，而私淑陶淵明，度其餘生。吳濁流自四歲懂 6. 7. 法農生於 1925 年 7 月 20 日，1961 年 12 月 6 日因白血病病逝於他生前拒絕前往的「 (黑人) 私刑之國」──美國 (華盛頓)。位於西印度群島的馬提尼克島 (Martinique) 的首都法蘭西堡是他的原鄉，馬提尼克島與瓜德羅普島 (Guadeloupe) 合稱法屬安的列斯，是法國的海外殖民地。小學畢業後，法農轉往法國求學，1947 年到里昂 (Lyon) 修習精神醫學。他一生兩度志願參戰，一次是為了殖民母國法國對抗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希特勒的侵略而戰，他獲頒戰爭英雄的勳章；一次是為了阿爾及利亞脫離法國殖民的獨立戰爭而戰，他付出了下肢癱瘓的重傷代價。他一生只活了三十六歲。死後遺體被以戰士禮儀安葬在阿爾及利亞的軍人公墓。法農留下四本完整著作：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英譯本：Black Skin ,White Mask 中譯本：《黑皮膚，白面具》)、L’an V de la revolutiion algerienne (英譯本：A dying colonialism 中譯：阿爾及利亞革命五年)、Les damnes de la terre (中譯：受詛咒的大地)，及過世後出版的論文集 Pour la revolution africanine (中譯：邁向非洲革命)。其中 1952 年出版的《黑皮膚，白面具》一書，為法農奠立了做為後殖民論述的先驅的歷史地位。該書臺灣中文版即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2005)。本論文從初稿草創至修改定稿期間，承蒙黃美娥教授於百忙之中撥冗披閱，並盛情雅正；復承《台北大學中文學報》匿名審查委員之惠賜高見，特此一併誌謝。.

(7)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35. 事以來至十三歲祖父病逝為止，一直和祖父共同生活，深受祖父寵愛與影響，「祖父的思想，如陶淵明的行徑，想超越現實的態度，不重金錢的地方，中庸的處世法等等，至今仍然對我有所暗示似的。」8祖父再三懇切訓告吳濁流「明哲保身為第一」，無論如何都得「隱忍自重」，否則一時血氣行事，不僅會招來自滅，還會連累族人。然而，祖父卻常與任教私塾的同輩友人談話中，流露出壓抑不住的憤慨，「復中興」、「否極泰來」、「我們總有一日」等詞語，不斷出現在對話中。此外，父親也常嘆息「臺灣人已成籠中鳥，日本憲警所說的話，除了唯唯諾諾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了。」9吳濁流自幼受到家族父祖輩的身教言教的薰染，從求學時期到擔任公學校教職期間，飽受長期的歧視教育與現實衝突，常在「杯弓蛇影」、「敢怒不敢言」中隱忍度日，深感劇烈而痛苦的矛盾：「我對日本人的橫暴不正，做為一個本島人，不曾感悟有抗議的義務。只是心中憤慨……，我確是在性格上有奴隸性，在意識中承認日本人的不法行為，彷彿去勢了的人一樣，被揑造成方便日本殖民地統治的人物。」10吳濁流此番對於這種「連自身都嫌厭的殖民地型的性格」的痛苦覺察與感悟，恰與法農對於被殖民者受到殖民者強勢影響與制約所導致的「不正常情感狀態」──恐懼、自卑情結、戰慄、屈膝、絕望、奴才態度等不謀而合。 11. 思慕祖國，懷念著祖國的愛國心情，……臺灣人的祖國愛，所愛的決不是清朝。……老人們即使在夢中也堅信總有一天漢軍會來解救臺灣。臺灣人的心底，存在著「漢」這個美麗又偉大的祖國。……眼不能見的祖國愛，……經常像引力一樣吸引著我的心。真如離開了父母的孤兒思慕並不認識的父母一樣。……以一種近似本能的感情，愛戀著祖國，思慕著祖國。……這就是所謂的民族意識吧！12 8 9 10 11 12. 同註 1，頁 24。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 24。同註 9，頁 30。同註 5，頁 63。同註 1，頁 7-9。.

(8) 36.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無視於日本殖民政府高壓統治所產生的「寒蟬效應」，吳家老人們和吳濁流依然深刻懷抱著孤兒思慕父母般「近乎本能」的「民族意識」。只是恪遵祖訓，以謹言慎行自守的吳濁流，還是無法冷眼漠視日人對臺人一味地輕視與羞辱，扼止不住排山倒海而來的憤慨，三番兩次與教育當局發生衝突，導致不斷遭受降調的噩運，最後卻在蠻煙瘴癘的馬武督分校任教時期，抗議郡督學因細故在新埔運動會上對臺籍教員出拳施暴，「我在憤慨之餘，立刻把事情的經過向州知事報告，要求督學道歉，可是不但沒有獲得一句賠罪的話，反而造成我結局辭職來抗議。我深深地感覺到生活在臺灣，是沒有意義而愚蠢的。」13因為不甘苟延殘喘在日人的殖民淫威下，又憧憬著那無限大的大陸有的是自由，因此，毅然決然地渡海奔赴想像的「祖國」──中國。鍾理和 (1915-1960) 出生於日治時代的屏東郡高樹庄的大路關 (今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父親為當地知名地主和資本家，經營布莊、杉木行、農場等事業，並曾投資中國生意而失敗。提到鍾理和中文寫作與原鄉情懷的淵源，不得不繫聯到既是異母兄弟又是公學校時期的好友同窗鍾和鳴的影響。公學校畢業後，少時三友 (即異母兄弟鍾和鳴、姑表兄 14. 弟邱連球和堂兄弟鍾九河) 順利升學，而鍾理和卻因體檢不合格未能報考高雄中學。鍾理和曾自述此次打擊的影響：「這是給我的刺激很大，它深深刺傷我的心，我私下抱起決定，由別種途徑趕上他們趕過他們的野心。」 15. 轉入長冶公學校高等科就讀與村私塾學習漢文期間 (1928-1930，14-16. 歲)，鍾理和開始熱心蒐羅、瀏覽中文古體小說，後來更「廢寢忘食」地 13 14. 15. 同註 9，頁 101。關於鍾和鳴與鍾理和的關係，鍾理和：〈鍾理和自我介紹〉中，稱「異母兄弟」；鍾鐵民編：〈鍾理和生平與著刊登年表〉中，稱鍾和鳴為鍾理和的「異母弟」；呂正惠：〈特立一代的鍾理和〉一文，則進一步指出：「鍾理和最為崇仰的二哥鍾皓東 (本名和鳴，同父異母，比理和早生二十多天)，高中時代就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並在抗戰後期，勇敢的奔赴大陸。光復後回到台灣，二二八事變後深感國民政府的腐敗，藉著基隆中學校長的地位從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事發被捕後，又輕易放棄可能的生存機會，寧可選擇被槍決的命運。」以上〈鍾理和自我介紹〉、〈鍾理和生平與著刊登年表〉二文，收入鍾鐵民編：《鍾理和全集 6》(台北：客委會，2003 年)，頁 217、225。呂正惠：〈特立一代的鍾理和〉一文，錄見《聯合文學》，第十一卷第二期第 122 號 (1994 年 12 月)，頁 98。鍾理和：〈鍾理和自我介紹〉，收入鍾鐵民編：《鍾理和全集 6》(台北：客委會，2003 年)，頁 217-218。.

(9)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37. 購讀魯迅、巴金、郁達夫、張資平等人的新體小說，甚至有樣學樣地模仿寫作。後來那位異母兄弟看過鍾理和的作品後，鼓勵鍾理和「也許可以寫小說」，「以後他便由台北，後來到日本時便由日本源源寄來世界文學，及有關文學理論的書籍──都是日文──給我。」鍾理和認為：他的話不一定打動我的心，但他的這種作法使我不斷和文藝發生關係則是事實。鍾和鳴的鼓勵與自己日後從事文藝工作有大關係」。公學高等科畢 16. 業 (1932，18 歲) 後，鍾理和開始協助父親經營事業，並在十九歲那年在「笠山農場」結識農場女工鍾台妹，進而相戀。因為同姓不婚的社會習俗的壓力，「被壓迫的苦悶和悲憤幾乎把我壓毀。……我想藉筆來發洩蘊藏在心中的感情的暴風。這思想把我更深地驅向文藝。由此時起要做作家的願望開始在心裡萌芽起來。」由於「鍾理和的文學非常貼近他的真實的人生行程」，因此有關鍾 17. 理和原鄉情懷的醞釀，除了上述紀實性的鍾理和生平資料可供佐證外，鍾理和以第一人稱敘事觀點，寫成於返臺後的亦實亦虛的短篇小說〈原鄉人〉 (1959，45 歲)，或可參照、補充鍾理和自述的不足。年事漸長後， 18. 敘事者「我」從祖母與父親談話中得知原鄉叫做「中國」，原鄉人叫做「中國人」，祖先是從中國廣東省嘉應州 (民國後改稱梅縣) 遷臺的。六歲剛過，村裡來了個「先生」，父親將他送去村塾讀書，開啟了「我」與「原鄉人」的第一次接觸，也前所未聞地得知「原鄉」在海的那一邊。兩年的私塾啟蒙，先生都是原鄉人，後來陸陸續續又看見了更多的原鄉人，都是些像候鳥一樣來去無蹤的流浪人物，都不是很體面的：賣蔘的、鑄犁頭的、補破爛釜的、修理布傘鎖匙的、算命先生、地理師。他們有寧波人、福州人、溫州人、江西人。同是原鄉人，言語、服裝、體格卻又不盡相同，卻又覺得「他們都神奇、聰明、有本事」。公學校五、六年級時，開始上地理課，地圖上的中國竟是如此之大，它和臺灣一衣帶水，隔著海峽向臺灣劃著一條半月形弧線，比起臺灣不知要大好幾百倍。然而，「我」從此發現，父祖輩口中的原鄉「中國」，變成日本老師口中的 16 17 18. 同註 15，頁 218-219。鍾鐵民：〈編者序〉，收入《鍾理和全集》(台北：客委會，2003 年)，頁 7。鍾理和：〈原鄉人〉，收入《鍾理和全集 2》(台北：客委會，2003 年)，頁 6-7。.

(10) 38.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支那」；「中國人」變成了「支那人」。日本老師一說及「支那」時，總是津津有味的：「支那」代表衰老破敗；「支那人」代表鴉片鬼，卑鄙骯髒的人種；「支那兵」代表怯懦，不負責等等。「我」幼小心靈中，對於日本人與支那人的形象已經形成強烈對比：「經常著制服、制帽、腰佩長刀，鼻下蓄著撮短鬚。昂頭闊步，威風凜凜。他們所到，鴉雀無聲，人遠遠避開。母親們這樣哄誘著哭著的孩子：孩子不哭了，日本人會打人的，也許會把哭著的孩子帶走呢！」19這是殖民地臺灣的日本人的威權形象。權威的日本人的說法，深深地烙印在被殖民者臺灣的孩子們的腦海中。「老師的故事，不但說得有趣，而且有情，有理，我不能決定自己該不該相信。我重新凝視那優美的弧線。除開它的廣大之外，它不會對我說出什麼來。」20日本老師口中極度輕蔑與鄙視的支那與支那人，究竟是真是假？這些有關原鄉形象的矛盾與疑惑，已經悄然進駐內心並且留下深刻的印記。「同時，父親和二哥則自不同的方向影響我」，父親在大陸投資生意，每年都要去巡視一趟，他的足跡遍及沿海各省，上自青島，下至海南島。父親敘述原鄉老家的事情，是村人們百聽不厭的話題。「父親敘述中國時，那口吻就和一個人在敘述從前顯赫而今沒落的舅舅家一樣，帶了二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嘆息。因而這裡就有不滿、有驕傲、有傷感。」21但是，「真正啟發我對中國產生思想與感情的人，是我二哥。我這位二哥，少時即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強烈傾向──傾慕祖國大陸。在高雄中學時，曾為『思想不穩』」──反抗日本老師，及閱讀『不良書籍』」── 三民主義，而受到兩次記過處分，並累及父親被召至學校接受警告。」22 二哥中學畢業那年，在父親許可後，終於得償「看看中國」的宿願。他在南京、上海暢遊了一個多月，帶回了一部留聲機，和原鄉的歌曲及名勝古蹟的照片。粵曲的低迴激盪、纏綿悱惻令人如癡如醉，再加上賞心悅目的名勝風景，「大大的觸發了我的想像，加深了我對海峽對岸的嚮往。」後來「七七事變」發生，二哥自日本回來，帶回日本人已作久遠 19 20 21 22. 同註 18，頁 1-2。同註 18，頁 7-8。同註 18，頁 8-9。同註 18，頁 9。.

(11)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39. 打算，中國也誓必抗戰到底的消息，他已決意要去大陸。二哥去後杳無音信。「失去二哥，我的生活宛如被抽去內容，一切都顯空虛而沒有意義。我覺得我是應該跟去的。……其後不久，我就走了──到大陸去。……我沒有給自己定下要做什麼的計劃，祗想離開當時的臺灣；也沒有到重慶去找二哥。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二哥如此，我亦沒有例外。」23 鍾理和〈原鄉人〉一文，在虛實掩映中照見了敘事者與作者間「似曾相識」的家庭背景與心路歷程，滲透了鍾理和原鄉情懷的萌發過程，更顯現出日本殖民教育對於殖民地臺灣人的原鄉 (中國) 印象的強勢扭曲。日治時期臺灣人與在臺日人的學齡兒童，被要求分別進入公學校與小學校就讀。被殖民者與殖民者，永遠沒有公平競爭的可能，這從學童階段就已經被決定。殖民政權對被殖民的臺灣人實施所謂的「同化教育」，被殖民者被迫改以殖民者的語言為國語，殖民政權開始假現代化教育之名，行扭曲民族人格與認同的「殖民教育」之實，並隨著殖民時間的推移，逐漸矮化、弱化進而奴化。同樣的殖民／被殖民情境，也發生在法農的後殖民論述中：「所有被殖民者──換句話說，所有因為當地文化的原初性被埋葬而產生自卑情結的人──都得面對開化者國家的語言，也就是 (殖民) 母國的文化。隨著學習母國的文化價值，被殖民者將更加遠離他的叢林。當他拒絕他的黑，拒絕他的叢林，他會更加的白。」當殖民母國 (法國) 性，成功置換並凌駕被殖民的安的列斯性時，也就是殖民者收割殖民成功的果實的時候。於是一個認識殖民母國首都並認同母國價值與文化的安的列斯黑人，開始產生認同矛盾，逐漸分裂、拋棄固有認同，甚至異化成傲視被殖民者的半神半人──準白人，而這種被殖民者的自我分裂，正是殖民冒險的具體成果，也是被殖民的後遺症。24不同於法農的被殖民經驗，殖民地臺灣人的自我／祖國的認同分裂，還同時糾葛了原鄉／中國性、臺灣／本土性與殖民母國／日本性的複雜情結。. 三、經驗中國：親炙斯土斯民，原鄉夢碎 23 24. 同註 18，頁 14。同註 5，頁 75-104。.

(12) 40.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原本懷抱著追求自由、平等生活的夢想，而於 1941 年 1 月隻身奔返祖國的吳濁流，方才登陸上海，就被街頭洪水般成群的乞丐、遊民與娼妓所震懾住。上海、南京街道上到處遺留戰爭殘骸的陰影，「沒想到原來中國大陸上也是屬於日本人的天下，因為在這兒也聞不到些微的自由氣息。」25這無異於給了吳濁流一記當頭棒喝，他以為走出臺灣，就能如掙脫牢籠的鳥一樣自由，豈料大陸竟和臺灣一樣，背後有日本憲兵的眼睛在閃爍。當時南京處於日本佔領下，日人抬出了汪精衛政權，採取以夷制夷的統治方式。吳濁流為了憧憬自由、探求自尊，而寂寞、失望地徬徨著，加上語言隔閡、謀生不易的問題，到南京後的七、八個月中，吳濁流寄居臺籍同窗章君家中，專心學習中國話。之後曾經以令人欣羨的高薪，為南京「日本商工會議所」發刊的《南京》一書擔任翻譯工作，未料才任職七天，就因自尊心受損而與日人主管爆發言語衝突，勉強工作十天後離職求去。旋即接受上野編輯部長所邀，赴南京《大陸新報》擔任記者一職，兩人並結為肝膽相照的朋友，而西島社長漢學造詣深湛，對下屬沒有差別待遇，同事又都是學有專長、識見不俗之人，有著開明的世界觀，毫無種族偏見。因此，吳濁流一直擔任該報記者直到翌年三月返台為止。其間於 1941 年的 8 月底，吳濁流因聽到上野部長將回日本內地把家眷接到南京，加上有感於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的物資缺乏相當嚴重，不忍妻子的辛勞困苦，幾經考慮後遂決定返臺將妻兒帶回南京安頓。然而，後來情勢演變到南京日本人的蠻橫作風，比起在臺日人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難望獲得平等與自由。隨著珍珠港事件爆發，大東亞戰爭的開戰，日人對南京佔領區內臺灣間諜的逮捕行動漸趨擴大，臺灣人身陷莫名的恐懼，人人自危。吳濁流研判日本終將敗戰，一旦敗象顯露，臺灣人勢必腹背受敵，難逃戰敗後的可怕報復。為了保全全家性命，遂不顧戰局緊張，冒險渡海，經過三天兩夜的海上驚魂後，終於 1942 年 3 月 21 日攜眷安抵臺灣。吳濁流自 1941 年 1 月登陸上海，計旅居南京 1 年 3 個月。. 25. 同註 9，頁 103。.

(13)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41. 1938 年 (24 歲) 夏，鍾理和隻身赴中國東北 (偽滿洲國) 發展，一償回歸原鄉的想望，藉以緩和因同姓相戀而產生的家庭衝突，並進一步思考解決之道。他先進瀋陽「滿洲自動車學校」，兩年後取得駕駛執照，任職於「奉天交通株式會社」，擔任汽車駕駛。1940 年 (26 歲) 秋，鍾理和返臺將台妹帶回瀋陽，從此脫離原生家庭，獨立謀生。翌年長子出生，舉家遷居北京，應聘「華北經濟調查所」擔任翻譯員，三個月後辭職，曾做過石炭零售商，後來專事寫作，生活有賴一位表兄的接濟。直到中日戰爭結束，1946 年 (32 歲) 春返臺為止，鍾理和旅居中國東北瀋陽 (1938-1941) 和北平 (1941-1946 年) 計有八、九年之久。北平時期，亦即鍾理和創作的習作期、嘗試期，他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夾竹桃》。鍾理和在中日交戰的非常時期來到了祖國的淪陷區北京，以為可以擺脫社會舊俗與家庭壓力，和鍾台妹相偕廝守，開創新生，無奈現實的無情漩渦，排山倒海地帶來更多的不幸，更導致他從臺灣的災難，跌進了祖國的災難裡。. (一)內憂外患與社會亂象上海儼然是列強榨取的中樞，很多銀行、會社等高樓大廈，建築的豪華令人吃驚，而住在租界的外國人，甚妄自尊大，其旁若無人，更令人憤慨。只不過三、四天的見聞就使我深感做一個中國人的悲慘。洪水般的野雞，乞丐的奔流，都是為求生存的人們的可憐影子。相反地，外國人都是暴君，橫蠻不可理喻，正是支配者的一副嘴臉。祖國啊！多麼可悲可憫，我在心中緊灑憤恨的淚水。26 吳濁流登陸祖國的首站是號稱「十里洋場」的上海，他未曾魅惑於五光十色的高樓大廈與豪華排場，深情關注的是比「國破山河在」還更淒涼的「國破乞丐在」的祖國人們，那些為求生存的可悲可憫的祖國人，. 26. 同註 1，頁 96-97。.

(14) 42.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那些洪水泛濫似的乞丐與娼妓們。壓抑不住的憤恨讓他將怒氣指向形成強烈對比的租界區的外國人，因為日本人和西洋人的優越感，實來自列強的榨取所得。因此，在吳濁流小說《亞細亞的孤兒》胡太明眼中，上海是一個「龐大怪物似的都市」，到處只有「麻醉人類靈魂的事物，卻找不出一樣使人心身舒暢的東西。」租界內林立的高樓大廈是「抹煞人性的金權主義下所產生的怪物」而先施百貨則「又是一個充滿人間各種慾望的大洪爐，那種物質享受的沌濁氣息，使人置身其間，頓感頭暈目眩。」 27. 短暫停駐上海三天後，吳濁流過蘇州赴南京，沿途所見盡是「滿眼烽煙」，比起上海的繁華恍同隔世般無盡荒涼。到了南京，終於看見「大蛇般盤繞紫金山麓的南京城牆。在這一瞬間，心中矛盾忽然一掃而光了。想起孩提時曾看見過的中國革命軍穿過砲火下入城的勇姿的壁畫……」。28然而，好景不常，接著觸目所見的是湫隘的巷路和「和平反共建國」、「建設東亞新秩序」、「擁護汪主席」等既刺目又「幼稚」的標語。在名為汪精衛政權的統治下，實則為日本軍閥占領區的南京，法律是不存在的。中國洋車夫被拒繳車錢的日籍工務局長暴力毒打，喝醉酒的日本從軍記者隨地便溺，不聽勸阻，還動手痛敺中國憲兵，諸如此類事件，層出不窮，「南京的天空其實比臺灣還要灰黯」。吳濁流再度陷入滿懷抑鬱與徬徨：「我覺得大陸上的人比臺灣人更可憐。如今不管在那兒都是日本人的天下。」29「沒想到原來中國大陸上也是屬於日本人的天下，因為在這兒也聞不到些微的自由氣息。」30 拜擔任南京《大陸新報》記者職務之便所賜，吳濁流廣泛接觸了南京政府高層，包括汪精衛政府的核心人士。他曾經和西島社長、上野編輯部長一起拜訪汪公館，和「汪主席」交談過，覺得「汪精衛待人和氣頗有長者的風度」，「也許汪精衛是一個傑出的人物吧，但在他的周圍，可以說完全沒有人才。」31汪精衛夫人陳璧君的近親陳家一派，除了長於 27 28 29 30 31.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 147-148。同註 1，頁 98。同前註，頁 106。同註 9，頁 103。同註 9，頁 110。.

(15)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43. 貪污外，什麼才能都沒有，汪夫人的外甥陳某是汕頭的主席，他竟栽種鴉片的原料罌粟，從中謀取暴利。擔任汪政權財政部長的周佛海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經濟系，態度相當傲慢，見人不打招呼，只對日本人獻殷勤，「雖然自己是中國人，但不承認中國人的存在。這種心理和一個奴隸一旦被釋放時，比原來的主人還要殘酷，而忘了自己原來的奴隸身分去欺負他的奴隸情形相似。」32至於擔任社會部長的丁默邨，「他的外貌顯得衰弱，風采不揚而像個丑角似的。像這種人會是個『部長階級』，不由得令人連想到汪偽政權本身，也不過是丑角罷了。」吳濁流從記者角度看盡了官場的逢場作戲與殘酷現實，做為一個過渡性色彩強烈的傀儡政權，政客們大多只是抱持躬逢盛會、機不可失的投機主義心態，發足國難財便罷。因此，遊民、乞丐、流鶯泛濫成災也不足為怪了。抗戰勝利後，鍾理和所在的祖國故都，從「淪陷區」變成「收復區」，從「北京」變回「北平」，執政者從「偽政權」變成「重慶政府」，不變的是貪污腐敗，萎靡頹廢依舊。「第一個官僚，第二個官僚，第三個還是官僚！」33曾經憧憬與信仰重慶政府的國人，再度陷於絕望與詛咒：「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34鍾理和不禁感慨：「自唱政治刷新官吏肅清以來，為時已久了。但似乎《官場現形記》尚有重寫的必要。也許於中國它是寫不完的一部小說。」35勝利的喜悅並不能持續太久，戰後通貨膨脹，中央一面呼籲商人不得藉機哄抬物價，一面卻反過來調高民生物價，而國際救援物資又苦候不到，下落不明。平民百姓先遭受戰火的荼毒，後忍受飢餓的痛苦。雖然報紙社論頻頻喊出：「人民只有一個願望，趕快復員；國家只有一條出路，統一和平。」36但是，忙於爭權奪利的政客們依然充耳不聞，國共內鬥，愈演愈烈：各地共軍的蜂起與政府的狼狽……。共軍獎勵破壞交通，規定破. 32 33. 34 35 36. 同註 9，頁 111-112。鍾理和：〈鍾理和日記民國三十四年記於北平〉，《鍾理和全集 5》(台北：客委會， 2003 年)，頁 18。同註 33，頁 41。同註 33，頁 22。同註 33，頁 42。.

(16) 44.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壞鐵軌一根賞洋千元，電線一斤百元，電桿一根五十元。並強迫民眾每日交出鐵軌、枕木、道釘若干。37 國共一邊在重慶開政治協商，一邊在全國各地進行龍虎鬥，這叫作且戰且談。在這中間來雜著國民的呻吟、呼號，而一般貪官污吏更站在這上頭，一邊吆喝著一邊盡量把洋錢──國民的血與汗往裡撈。這是勝利後的中國所有的一切。38 祖國人們才精疲力竭地打完八年對日抗戰，轉身又和自己人掀起國共內戰，而且更慘烈，更無謂。總而言之，抗戰終結之後，便是百萬人「勝利大逃亡」的開始，史無前例的，又在締造歷史新紀錄，鍾理和的憤懣不平也就愈演愈烈。. (二)中國觀與中國性格回歸祖國前的吳濁流，對於祖國的想像，無疑是古調蒼然的，不符合現實的，同時也摻雜了殖民教育的過度扭曲醜化，「依日本教科書的教育，鄰國是個老大之國、鴉片之國、纏足之國，打起仗來一定會敗的國家，外患內憂無常的國家。」39直到親炙斯土斯民後，吳濁流經過一年三個月左右的接觸與觀察南京社會，而有了重新認識與修正後的中國觀。吳濁流旅居南京的記者生活，不僅使他有機會深入觀察報導南京層峰人士動見觀瞻的行為舉止，更能貼近市民百姓。他有意以中國政府的中樞所在地南京，做為「大中國的縮影」，依實客觀記錄淪陷時期京滬地區的社會世相，進而提供臺灣人了解祖國當時的社會真相，並做為認識所謂中國性格的參考。因此，從南京返臺後一年多，一直在《臺灣文藝》執筆，陸續發表〈南京雜感〉系列隨筆散文。吳濁流對於京滬地區大陸女性的觀察頗為用心，並常與臺灣女性相提並論。他認為：「大陸的女性，幾乎都是線條很柔和而不顯露。尤其是 37 38 39. 同註 33，頁 42。同註 33，頁 48。吳濁流：〈南京雜感〉，該文曾於民國 31 年連載於《台灣藝術》雜誌，後收入《吳濁流作品集 4：南京雜感》(台北：遠行出版社，1980)，頁 50。.

(17)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45. 臉部，……給人非常豐滿的感覺，……穩重而非常冷靜，雖年輕，也沒有不自然的嬌羞；淑靜而不把心裏的感情依樣表現出來的地方，使人看出儒教的殘痕。」；「臺灣的女性，比之南京姑娘，線條很細而鮮明。沒有圓柔的感覺，卻是熱情的、感情的、浮動的,這也是自然的影響吧。」40 「臺灣的女人，聲音高而饒舌，三人集在一起，就吵得不得了。但是，南京的女學生溫柔而不愛多辯。……確可領會到儒教的教養。……她們的態度還是優雅的。」41吳濁流從形貌、教養來比較中、臺雙方的女性，除了突顯體格線條上遺傳的客觀差異外，更從是否具備「儒教」的薰染，說明造成兩者教養殊異的原由，不知這是否是抱持孺慕祖國的心情所影響的第一印象。因此，小說主人翁胡太明同樣地也曾輕率地想像：「從她們摩登裝束中，散放著高貴的芳馨，似乎蘊藏著五千年文化傳統的奧秘。」 42. 然而，隨著旅居時日的加長，接觸日廣後，從驚鴻一瞥令人「著迷似地. 凝視」的美好印象，似乎也逐漸產生發酵，尤其是對於所謂「新女性」、「現代女性」的諸多言行不一的虛偽行止，吳濁流不僅無法苟同，微微發出譏諷，甚至還針鋒相對地提出批判：中國的現代女性完全陷溺在虛榮與解放的思想中，無軌道的享樂在無知階級少見，有錢有閑階級為多。……若不打牌、吃飯、看戲，就認為不是紳士淑女似的。43 現在中國女性的解放思想，不能令人贊同的多。……她是北京大學畢業的。她以為要和男人平等，就要像男人一樣，沒有必要重視貞操，主張像男人一樣做。我聽不過，忘了初次見面的禮貌，立刻駁她：太太們使用阿媽、住洋樓、乘洋車，口上倡平等，可是，你們女性為什麼不倡導廢止阿媽，主張女人拉洋車？只對自己好才主張平等是不行的。44 關於「新女性們」言行不一的行止，吳濁流在小說《亞細亞的孤兒》 40 41 42 43 44. 同註 39，頁 58-59。同註 39，頁 79。同註 39，頁 146。同註 27，頁 59。同註 39，頁 62-63。.

(18) 46.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的主人翁胡太明之妻「淑春」身上，最是淋漓盡致的集中展現。金陵大學女學生時期的淑春，以「膚淺的公式化的論調」，煞有「新時代女性的氣派」45，對太明大發議論地談到所謂結婚的理想，至少須有三十個男朋友，從中選擇三人戀愛，再選擇一人結婚。婚後主張「結婚並不是什麼契約，我不能因結婚而失去自由啊！」，「男人不應該把妻子當作訂立長期契約的娼婦」，「她要做什麼是她的自由，並沒有受丈夫拘束的必要。她的生活漸漸地奢侈起來，她所用的化粧品和衣飾，大都是那些包圍也的男人奉獻給她的。」她自負地以女王的姿態肆無忌憚地徹夜周旋在舞廳、牌桌和俱樂部，充分享受新女性解放後的絕對自由與平等，卻荒唐地連漱口、梳洗、喝咖啡、吃飯，樣樣都要女傭侍候，如果女傭不在，就乾脆不動手，甚至連掉落在身邊的報紙，也都要按鈴叫女傭上樓幫她撿起。46胡太明認為：「新時代的事物，必須以的道德觀念和文化水準去衡量它。至於淑春這種標新立異的行為，只是社會進化的過程中，將產生新思想時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在這種意義上說，淑春無非是個犧牲者而已。」47胡太明的說法，未嘗不是呼應了上述吳濁流的女性觀。自奉為舊時代的人物的胡太明 (吳濁流)，其實並不反對女性的解放，但主張解放或自由應該符合新的社會道德觀與文化水準，尤其應該言行一致，不能流於任性妄為，甚至放蕩不檢。否則，只能淪為時代過渡的犧牲者，只是自以為是的「偽」現代性。至於中國人的性格與生活態度，吳濁流引述朋友鍾君的話：「焦急是大陸生活的禁物。像長江水一樣，悠悠然最好。能玩就玩，等待機會，才是最聰明的生存方式。」48此外，「有錢便是世界上最能自由、最能縱情的國度，這就是中國的現實。」「麻將、會餐、看戲，這三大娛樂，是中國社會各階層相通而最被喜好的。」49小說主人翁胡太明在南京認識的朋友賴君，一位復旦大學畢業的南洋華僑，是一個健談喜玩的人，始終抱著他的「候差主義」等待機會進入國府宣傳部工作，成天嚷著「昇官 45 46 47 48 49. 同註 27，頁 173。同註 27，頁 177-183。同註 27，頁 182-183。同註 27，頁 57。同註 27，頁 61-62。.

(19)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47. 發財」，毫無思想和理想，滿腦子盡是做官和發財的手段。他還沾沾自喜地開示太明：「等我當了一年所得稅課長，就夠你們吃一輩子了！中國的官吏並不是階段式的，在外國洋行裡當掮客的，搖身一變就做大官了。所以我第一是靠機會，第二還是靠機會，你要是碰到一個有辦法的親戚，地位包你不成問題。……最好當然是財政部長囉！其次就是上海市長了，這兒的行情你是不懂的。」50在國難當頭的敵軍占領區裡，吳濁流看到上海、南京城裡上自偽政府層峰，下自中產市民，兀自醉生夢死、及時行樂地度日子。誠如胡太明寄居南京城時的澡堂經驗與感慨：太明隨著搥腿的節拍，漸漸地也覺得昏昏欲睡；這時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忘懷了：學國語的困難、流落街頭的乞丐、「野雞」的世界、擾亂公園秩序的動物，以及只知有大砲的軍閥。……這時無論有多少蠻不講理的「看門狗」在他的身邊，他也毫不在乎。他躺在浴室的一隅矇矓地睡去，那心境的安逸和舒暢，大可與王侯媲美。……「中國的澡堂子也許跟鴉片煙差不多。」太明心裡一直考慮著在不知不覺間會使異鄉人的感覺和神經受到麻痺的中國社會那種不可思議的同化作用。51 此外，「中國的社會非常看重面子，他們挖盡了錢包，也要努力保住面子。太重面子的結果，便會擺濶架子。到面子保不住時，便會走上極端的不軌。他們只要有錢便坐人力車，把鞋子擦得雪亮，頭髮上油上到蒼蠅都會滑跌……。男的女的都很珍愛鞋子，……說鞋子是社會階級的標準並不為過。」52從事教職出身的吳濁流悲天憫人地為南京的孩子們，所謂中國的新時代後繼者，深感擔憂與焦慮，因為他察覺南京的孩子們：「看來一點也不活潑，沒精神，沒有小孩子的蓬勃氣象。……遊樂場所是垃圾堆，那裏朝暮聚集著孩子們，在搜尋東西。……格鬥、互毆都難得看見，孩子們的鬥爭心，至為稀少。……乖乖的，什麼也不計較。…… 50 51 52. 同註 27，頁 153、159。同註 27，頁 154-155。同註 39，頁 85。.

(20) 48.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南京的孩子們，不放風爭，也不唱歌，在垃圾堆玩耍，在陰溝裡洗手腳，關心著街道上是否有遺落的東西，而逐漸地成長。」53受到戰禍波及的南京的小學校，「黑板、講臺、講具等現代教育的器具全付缺如，帳篷也沒有。……這樣露天教學隨處可見，這意志是夠壯觀的，這是戰禍帶來的可憐現象，令人不能不同情。中國的就學率，沒有正確的統計，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左右。」吳濁流還將觀察與筆觸伸向下層社會的女佣 (即阿媽) 和洋車夫。阿媽的世界觀是把一切看開了的世界觀，她們自知天命，自安於天命，自始就是不要努力的世界觀，因而不知不平不滿，只是一任命運的播弄，所以努力、發奮、功名、事業都與之無緣。她們悠閒自在，也不想努力做事，她們像野狗似地搜尋著獵物，椅子、棉被、鞋子……，稍不留意，無論什麼東西，都會被她們竊去。而洋車夫們，則是另一群迥然不同的存在者。他們有堅強的生活力，他們大多是從遙遠的鄉間來到都市，憧憬著將來成功而勞動的青年，他們無畏嚴寒與酷暑，以「偉大的忍耐心與貧苦戰鬥」，「竟能與文明機器電車或汽車競爭，其精神實在壯觀，一面也正說明出中國勞動力的偉大。」54最後，吳濁流以「中國是海」來概括中國社會的複雜特質：「中國是廣大的海。大中國，正如海，華北、華中、華南、華僑混然一體，呈現同一色彩，而各自的特性，則是千差萬別，社會也極為複雜。……中國儼然像海，不論什麼樣的，全抱擁在懷中。具有融合日本人、印度人、西洋人等世界各人種的偉大潛力。55 從南方故鄉出走到祖國故都北平，北平胡同深處的院落生活，具體而微地再現於鍾理和的小說〈夾竹桃〉中。「這所院子證實了研究北京人的生活風景的各種文獻。也即是說，這所院子典型地代表著北京城的全部院落」56，因此，在這院落中生生滅滅的庶民生活，也就具備了尋常而典型的意義。鍾理和將中國人的醜陋形象與民族劣根性濃縮具現於一個位於北平的尋常院落之中。這裡住著形形色色的市井小民，租屋於院落一隅的房客曾思勉──本文的主人翁，任職於某機關，住在中院三間正房， 53 54 55 56. 同前註，頁 80-82。同註 39，頁 76-78。同前註，頁 88-89。鍾理和：〈夾竹桃〉，《鍾理和全集 2》(台北：客委會，2003 年)，頁 99。.

(21)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49. 這是唯一「還算保持著房子的模樣」。通篇文章或透過曾思勉的觀察，或曾思勉與同住在中院的哲學系學生黎繼榮的對話，儼然以「來自外國的旅行家」、「社會學者」的姿態，冷眼旁觀、冷嘲熱諷院內的「他們」的生活型態。本來，天棚、魚缸、石榴樹，是北京人庭院生活的三大理想，但是，魚缸裡養不成金魚，改成昌蒲也無所謂；石榴樹養得半活不死的，改種楚楚宜人的夾竹桃也無所謂，反正「他們又是八面玲瓏，無往不通的民族，他們是不能夠以辭害意的呢！」於是北京人庭院生活的理想，頓時便代換成天棚、菖蒲、夾竹桃。理想，是這麼輕易可以被代換的，是苟且偷安，得過且過？還是知足認命、善於應變？再看看這院內的房子，分為前中後三進，有的是「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住的」，有的像「人類以外的動物住的」，一言以蔽之，一共有十六間。而曾思勉是這樣看待並形容他的鄰人們：他們是世界最優秀的人種，他們得天獨厚地具備著人類凡有的美德；他們忍耐、知足、沈默。他們能夠像野豬，住在他那既昏暗、又骯髒、又潮濕的窩巢之中，是那麼舒服，而且滿足。於是他們沾沾自喜，而自美其名曰，像動物強韌的生活力啊！像野草堅忍的適應性啊！……這裡漾溢著人類社會上，一切用醜惡與悲哀的言語所可表現出來的罪惡與悲慘。57 他們俱同樣受著命運的播弄。何謂命運，拆開來說便是：貧窮、無知、守舊、疾病、無秩序、沒有住宅、不潔、缺乏安全可靠的醫療、教育不發達、貪官污吏、奸吏、奸商、鴉片、賭博、嫉視新制度和新的東西的心理。這些，便是日日在蹂躪他們，踐踏他們的鐵蹄，是他們背負的祖先所留下的遺產！58 是幸是不幸，不知道，事實上這像的女人，要算中國最多，最為普遍。吝嗇、自私、粗野、貪小便宜、好事、多嘴、吵罵，…… 等等，這是她們的特性。對別人的幸災樂禍，打聽誰家有沒有快人心意的奇殃，是她們日常最大關心事之一。……並且，她們天 57 58. 同註 56，頁 100-101。同註 56，頁 143-145。.

(22) 50.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生有一張發如牛吼的口，能聲勢俱厲的，把她們所製造的物品，震懾得如一頭柔馴的牲口。59 無論男女老少，在鍾理和中國原鄉書寫中所再現的他們──只是庸庸碌碌營營苟苟於動物的生存線上的人類；像棲息在惡疫菌裡的一欄家畜；像野豬般，舒服滿足地住在既昏暗又骯髒又潮濕的窩巢之中，而沾沾自喜地自詡為具有像動物強韌的生活力，像野草堅忍的適應力；他們是生長在砂礫間陰影下的雜草，得不到陽光與雨露的滋養；他們還是掙脫不了歷史重擔和命運播弄的網底的魚。從他們身上能看到的，只是宇宙間的一切劣根性的堆積──包括自私、缺乏公德心、沒有鄰人愛、怕事怯懦、無知、守舊、無秩序、不潔、懶惰、吝嗇、貪小便宜、自私、粗野、好事、多嘴、吵罵、幸災樂禍、缺乏毅力與實踐力……。這便是曾思勉眼中也是鍾理和筆下的醜陋中國人的負面化的「動物化形象」，與洋洋灑灑罄竹難書的「民族劣根性清單」。最後，曾思勉還以上帝的全知全能的姿態，無情地總結這個人種的命運──如果不發生奇蹟的話，他們的結果只有破滅，並且從世間完全消失。鍾理和的北平時期 (1941-1946)，也是他立定要做作家願望的開始，他把全副精神和時間都花費在翻譯日本作家的作品 (短篇小說和散文)，和小說創作、投稿上。他自稱《夾竹桃》中的四篇作品 (即〈夾竹桃〉、〈新生〉、〈游絲〉、〈薄芒〉) 是失敗了，「單就文章即亂得一塌糊塗」。他自我分析與說明原因，主因是臺灣的殖民統治下，接觸和使用的幾乎全是日文，而他的中文與國語，全是「無師自通」──用客語來拼讀和學習。初習寫作的鍾理和，先用日文在心中打好底稿，再把底稿譯成中文，然後才用筆轉寫到稿紙。由於層層轉譯，使得中文寫作上「嚐受到許多無謂的苦惱，並使寫出來的文字生硬和混亂。」60這種「跨越語言的障礙」，鍾理和比戰後臺灣本土作家提早遭遇，也提早克服。這個集子裡的四篇作品，除了以南方故鄉為場景的〈薄芒〉流露出文學異彩之外，其餘三篇的寫作技巧可能未必高明，有人物形象未能鮮明，而且流於意念先行 59 60. 同註 56，頁 105-106。同註 15，頁 219。.

(23)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51. 與過於直露，思想灰色與消極，並且近似魯迅式批判社會的「雜文」色彩，缺乏「小說」的藝術表現力與感染力等等問題。然而，這些種種的敘事技巧上的不足與不穩定，適足以說明習作階段鍾理和的努力與艱辛。尤可注意的，是浮現在字裡行間百轉千迴的悲憤之情與恨鐵不成鋼之思。解讀鍾理和北平時期習作階段的作品，應該著意的恐怕不在藝術技巧的追究，而是鍾理和在那茫茫黑暗時代的痛苦摸索與深刻觀照的心理。相對於「內地人」，無論是以日文為國語的殖民母國的日本人，抑或是以中文為國語的祖國的中國人，臺灣人，同樣是脫離母／祖之國而被迫置身於政治、經濟、地理、心理上的邊緣位置，是饑渴於語言、技巧、精神，被生活追趕的殘骸與乞丐。這是因為歷史的宿命，與隨之而生的畸形的黑暗的社會文化所致，而這個現實的衝擊對於奔赴祖國懷抱的臺灣人來說，心情最是不堪與複雜。. 四、經驗中國：白薯的悲哀，臺灣人在中國 (一)時地不宜，格格不入登陸後，我發覺到一句話也聽不懂。雖是自己的祖國，但予人感受卻完全是外國。……我覺得上海倒不像是想像的天堂……。最大的問題是語言的隔閡，在上海所聽所聞，都沒法懂得。加上人情、風俗、習慣等，也都有異，簡直如置身異域。61 隻身抵達南京，是在翌年的一月十八日，南京正在酷寒之中。那天正在零下四度或五度，臺灣穿著的我，與大陸紳士在一起，難免自慚形穢，真有群鶴隻雞之感，使我無法不顧慮自己的可憐的樣子。臺灣的冬服窄而短，和大陸的洋服，那上海的堂堂大派比起來，簡直不能看。……步行於上海的租界時，連朋友都為之赧顏。62 來自殖民地的臺灣人吳流濁，由於身分特殊，時地不宜，由裡而外， 61 62. 同註 1，頁 96-97。同註 39，頁 54-55。.

(24) 52.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舉凡語言到穿著，無不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自信心喪失殆盡。以為逃離殖民地臺灣，就能盡情呼吸自由空氣，享有平等生活的權利，怎料甫踏上祖國的土地，竟有祖國似異國的陌生感，人情、風俗、習慣甚至語言在在都隔絕了奔返原鄉的海外「棄兒」。此外，更難堪的是，所謂「祖國」正與殖民「母國」交戰，慘遭戰火的無情浩劫，且處於屈居劣勢、被占領統治的情況，於是，心急如焚，深感前途暗翳。無奈的臺灣人，終究還是得選擇語言優勢，周旋於交戰中的祖國與殖民母國之間，勉力謀職維生。持日本護照卻不承認自己是日本人，來自臺灣卻佯裝是福建人或廣東人，甚至為求自保還得爭取「多重身分」。旅居南京期間的吳濁流，因為擔任《大陸新報》記者的緣故，得以多方接觸南京的民情風俗，更能了解寄人籬下，依違於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以「異己分子」和「被憎惡的對象」而存在的臺灣人的艱苦處境。章君還提醒我，應該隱秘臺灣人的身份。……我們約好對外說是廣東梅縣人。……在大陸，一般地都以「番薯仔」代替臺灣人。要之，臺灣人被目為日本人的間諜，……那是可悲的存在。這原因，泰半是由於戰前，日本人把不少臺灣的流氓遣到廈門，教他們經營賭場和鴉片窟，以治外法權包庇他們，供為己用。結果祖國人士皂白不分，提到臺灣人就目為走狗。這也是日本人的離間政策之一。開戰後日本人再也不信任臺灣人，只是利用而已。臺灣人之中有不少是抗戰份子，為祖國而效命，經常都受著日本官憲監視。來到大陸，我這明白了臺灣人所處的立場是複雜的。63 於是，來自苗栗三義的前日本「同文書院」教授，任職南京汪政權財政部的彭參事，不僅隱藏臺灣身分，還「狡兔三窟」地積極經營三方關係。他私下對吳濁流說起他那萬無一失的謀生之法：「我現在是『三不怕』，在重慶那邊官拜少將，在汪政權是參事，在日本這邊又有日本籍。我的胸前有一粒痣，正合『胸前一粒痣，兵權萬里』那句話。」64結果， 63 64. 同註 1，頁 99。同註 1，頁 112。.

(25)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53. 這位機關用盡的彭參事，先是被視為重慶的間諜而遭汪政權的特務逮捕，僥倖獲釋後不久竟在上海舉行的「明治節」慶祝酒會上，被日方毒殺身亡。另一位吳濁流師範時代的同學黃自強65，在臺灣服務期滿後就偷渡中國求學，考取出國留學資格後進入日本陸軍大學攻讀，畢業後投奔重慶政府，官拜陸軍少將，正領軍與日本軍閥作戰。後來卻被陸軍大學時代有同窗之誼的汪政權的顧問影佐上校的友情所誘騙，而離開重慶政府轉入汪政權。雖然當了江蘇省主席，日本投降後卻因漢奸罪名而狼狽不堪地逃回臺灣。臺籍菁英們，縱有報國熱忱亦不免在時代和歷史的無情作弄下，淪為三方夾殺下的犧牲者。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主人翁胡太明，本來出發到大陸前還向爺爺焚香祝禱，滿懷建設新中國的熱情，祈求保佑他成為「埋骨於江南的第一人」。在經歷首都警察廰官員據報得知他為臺灣人，有間諜嫌疑而將他囚禁審問之後，僥倖獲救的他旋即飛奔臺灣。66一心追求精神寄託的胡太明，遠離故鄉臺灣，遊學日本，飄泊大陸，接二連三殘酷的現實打擊，使他成為「歷史的犧牲者」，他畢竟還是無所依歸的「亞細亞的孤兒」，胡太明終究還是發瘋了，「果是有心人，又怎麼能不發瘋呢？」67胡太明悲劇性的一生，正是殖民地臺灣知識分子的具體寫照。日本人到來時，一塊兒他們帶來了皮鞭與尖銳的犁兒。……由三貂角犁到鵝鑾鼻，再由西海岸到東海岸。凡是他們能夠由那裡犁起來的，便不問什麼，統統拿走。而皮鞭，就跟在那後邊。於是，那地方成了他們所說的「帝國的寶庫」。但現在，可感謝的，祖國已收回了這塊土地。……我們是可以相信的，我們被解放了。也即是說，我們已不再受那皮鞭與犁兒的苦！68. 65. 66 67. 68. 關於黃君生平事蹟，吳濁流書中對黃君的軍階有兩種說法，分別載見於 105 頁：官拜陸軍「少將」；頁 107 處為：當了政府的「中將」。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 105-107。同註 27，頁 4-5。吳濁流：〈日文版自序〉，收入《亞細亞的孤兒》(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 198-213。鍾理和：〈白薯的悲哀〉，《鍾理和全集 3》(台北：客委會，2003 年)，頁 6-7。.

(26) 54.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鍾理和奔赴原鄉的路徑，一路從偽滿洲國治下的瀋陽而抵祖國的故都北平。只是當時的祖國正處於非常狀態──淪陷為日本人的佔領區。魅影般的日本人的皮鞭與犁兒伸到了祖國的土地來，糾纏、啃噬、挑動著被殖民者──臺灣人纖弱敏感的神經。「臺灣人」，常常與朝鮮人被祖國人相提並論，它意味著：差別、輕視與侮辱，於是，臺灣人不得不隱藏身分，披上保護色，夾處在統治者日本人與原鄉人中國人之間。回到祖國的臺灣人反而丕變為「異鄉人」，處境比在故鄉臺灣更形艱困與難堪。然後，歷史之流，總算回到它原來的河道，中國人戰勝了，臺灣重歸祖國懷抱了。在令人暈眩的時代巨輪的快速輾轉下，「白薯的悲哀」卻未嘗稍減，更殘苛的考驗才剛開始。當他由南方的故鄉來到北京，住到這院裏來的時候，他最先感到的，是這院裏人的街坊間的感情的索漠與冷淡。一家一單位，他們彼此不相聞問，他們這麼孤獨而冷僻地，在過著他們的日子。他們的門，單獨的閉著。……富有熱烈的社會感情，而且生長在南方那種有淳厚而親暱的鄉人愛的環境裡的曾思勉，對此，甚感不習慣與痛苦。他為此懊惱了許久，至今他還是那麼悵然。…… 他不由得對此民族感到痛恨與絕望了。69 愈是深入故都北平的胡同院落，來自南方故鄉 (臺灣) 的曾思勉 (鍾理和)，愈是陷入痛苦與絕望的深淵。明明是流著同樣的血、同樣發源於渭水盆地、有著同樣生活習慣、文化傳統、歷史與命運的同胞，卻可懼的存在著截然不同的思考方法與生活觀念，並且差不多喪盡了道德判斷力與人性的光明、溫暖與尊嚴。70這些可怕又殘忍的發現，這些強烈而衝突的對比，導致嚴重的格格不入。臺灣人與原鄉人、自我與他者之間，劃開了一條深不見底的鴻溝。於是他質疑自己與他們的關係，他一變向來的信仰與見解，萬事皆休，一切全完了，原鄉夢徹底幻滅了。接下來的北京生活，「便是一片淒寂，與難有光明之希望的漫漫永夜！」，只是 69 70. 鍾理和：〈夾竹桃〉，《鍾理和全集 2》(台北：客委會，2003 年)，頁 110-111。同前註，頁 108-109。.

(27)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55. 「絲毫沒有光明與溫情的灰色的日子的連續！」71 北平沒有臺灣人，但白薯卻是有的。並不是沒有臺灣人，而是臺灣人把臺灣藏了起來！把海外那塊彈丸小地──宿命的島嶼，由尾巴倒提起來，你瞧瞧吧，它和一條白薯沒有兩樣。白薯──就這樣被大用起來。72 白薯在故都，……他們如流浪漢，混雜在人群裡，徘徊於大街、小巷、東城、西城、王府井、天橋、貧民窟、城根。他們像古城的乞丐，在翻著，與尋找著偏僻的胡同，和骯髒的垃圾堆。…… 白薯是不會說話的，但卻有苦悶！73 在抗戰中，台灣人的衣兜裡，莫不個個一邊揣著中國政府頒給的居住證明書，一邊放著日本居留民團的配給票。他們大部分都是二重國籍。但這絕非台灣人企圖要撿來便宜，或準備當間諜，而是……怕自己的身分被人知道。74 「平津兩地間有一句暗號流行於台灣人之間即『白薯』。這是一個意味台灣與台灣人的代名詞。」75因為時地不宜，因為歷史的錯誤，台灣人在祖國的土地上，被貼上日本人走狗與奴才的標籤。「臺灣人──奴才，似乎是一樣的。幾乎無可疑義，人們都要帶著侮蔑的口吻說：那是討厭而可惡的傢伙！」76因為，殖民地的日本教育，加上法律上又是日本籍，使臺灣人很自然的都在偽政權之下謀生。在北平討生活，寄人籬下的臺灣人，他們通常具備雙重國籍，不得不兩面應酬，結果徒然弄得自己頭暈目眩，精神疲乏。於是，為了生存，白薯像昆蟲披上保謢色般，被北平的臺灣人用了起來。因為，「北平是很大的。……但假若你被人曉得了是臺灣人，那是很不妙的。那很不幸的，是等於叫人宣判了死刑。那時候，. 71 72 73 74 75 76. 同前註，頁 310。同註 68，頁 2-3。同註 68，頁 8-9。鍾理和：〈祖國歸來〉，《鍾理和全集 3》(台北：客委會，2003 年)，頁 13-14。同註 74，頁 11。同註 68，頁 3。.

(28) 56.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你就要切實的感覺到北平是那麼窄，窄到不能隱藏你了。」77 當時祖國人對於臺灣這塊海外畸零土地的認識，卻又貧乏得可憐，亦即鍾理和所謂「山海經式的認識與關心」78：正報登有一篇新約卞先生的臺灣素描。這裡頭所顯露的偏見與歪曲，簡直可以說是造謠生事。……這位新約卞先生說：臺灣溫度總在九十五度以上，而且地震之頻「使一般土人在定期會時常說：『我在上午地震後必去看你』」於是他記數他在一年之中竟經驗至九百餘次之多。新約卞先生更興頭十足的說，中國有大批大部分是屬於「客家」的遊牧民族移到臺灣去。而「這群人是以吃人肉為快事的」。並且「他們也無什麼成績」。79 東亞的小巴黎──台北。──華北日報說。80 前者即鍾理和所謂志怪式、山海經式的荒誕不經的臺灣素描，後者則為新聞媒體所報導的臺灣印象。前後並列，適足以證明當時中國人對臺灣、臺灣人認識之謬誤與隔閡。這與臺灣人對於自己的認知，相差又何只天壤──「在這裡，我甚不欲隨著現時流行於世間的口頭禪，說什麼台胞是大明的遺民，如何與異族相抗拒，歷三世紀之久未嘗少懈，更不想列舉過去在日本五十餘年的統治之間，民族的紅而熱的血所造出來的轟轟烈烈的革命事蹟來自負，且炫耀於國內的同胞。」81迫於生活的現實，有口卻又難言的臺灣人，不得不隱藏身分，在夾縫中爭取生存，這是臺灣人在北京的苦悶，臺灣人在北京的可憐相。. (二)勝利等於逃亡，不如歸去我在南京度過一年三個月的歲月，在此波瀾很大的舞臺上，雖然 77 78 79 80 81. 同註 68，頁 3。同註 33，頁 11。同註 33，頁 17-18。同註 33，頁 23。同註 74，頁 11。.

(29)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57. 到處奔跑，鑽頭覓縫，對我個人來說，並沒有什麼裨益，我只是感到個人的力量，是多麼單薄微弱。因此，對自己渡海遠涉大陸的目的，一天比一天動搖而增加不安。……不要說救天下國家，如果搞不好，連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我想：與其像住在大雪中乞丐活活等死，化成江南的泥土，還不如回臺灣，變成一隻失去自由的龞一般活著過日子。82 誠如小說中的胡太明，旅居南京期間本想憑藉教育的力量去激發學生的愛國心，用實際行動去證明自己建設中國的熱情；卻因臺灣人身分被視為間諜而遭拘捕、軟禁、獲救後，慨然興起故鄉之思：「故鄉的山河像一首美麗的詩，不像江南那樣無生氣，那永遠不下雪的地方，終年有青蔥茂盛的香蕉和椰子……。」於是，放棄「成為埋骨南的第一人」的初衷，決心離開大陸，返回台灣。83隨著中日戰局的激化與擴大，臺灣人夾處於交戰國之間，既是日本軍閥眼中的「清國奴」、「支那人」、「殖民地次等人」，又是祖國人眼中的「日本走狗」、「漢奸」，重慶政府、汪偽政權及日本政府高層，不是利用臺灣人做「功狗」，就是把臺灣人當「間諜」看待，因此兔死狗烹之例不勝枚舉。吳濁流洞悉了臺灣人無法在祖國享有平等自由的殘酷現實，祖國之夢幻滅，決定與其客死「異鄉」，不如落葉歸根，力求保全身家性命安全。在研判戰局將不利於日本政府後，深恐日本戰敗後臺灣人會遭受池魚之殃，遂興起不如歸去的念頭，不顧戰火波及，海象危險，而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底攜眷涉險渡海返臺。戰後鍾理和選擇繼續留在故都，驗收抗戰勝利的果實。祖國光復了故都，於是「北京」又改回「北平」。然而，勝利的喜悅沒有持續多久。來自「抗戰區」的國人以優越感十足的架勢君臨北京，「淪陷區」的同胞，看在他們眼裡，是一群笨頭笨腦的劣等人，結果弄得風聲鶴唳，人心惶惶，非奸即偽之聲不絕於耳。「然則台灣人的地位與身份，在大後方的那些人看來，不但連奸偽都當不上，我想只怕連奴才、豬狗都不如的。」84 82 83 84. 同註 9，頁 116。同註 27，頁 198-213。同註 74，頁 14。.

(30) 58.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偽政權解體，「在接收即等於停辦的政治現象下，失業者塞遍街頭」，臺灣人更無插足餘地，「失業，是促成他們生起回台之念的動機。」85因為，臺灣人到處受到嘲諷、歧視與侮辱，如果只是來自那些無知、沒有人性、缺乏自省能力的尋常百姓也罷。「唯奇怪的是，此歧視、欺負與迫害，卻都受自國家」86。光復淪陷區後，臺灣人甚至還得承受來自中央政府的冷漠對待與差別待遇。抗戰勝利之初，「白薯」團體──「臺灣省旅平同鄉會」史無前例地公開召開大會，會場有來賓席，議程有來賓致辭，他們熱烈期待來自祖國的鼓勵、安慰，渴望熱情的舊雨重逢的喜悅。「大門交插著飄揚國旗與黨旗。在異族支配與蹂躪之下，踱過五十餘年的人們，感慨當無量也。」87但是希望落空了，中央沒有來賓蒞臨，祖國對臺灣是否關心？白薯只能擁抱疑惑、苦悶、失望與悽涼，以及緊接著的徬徨。臺灣被葬在世紀的墳墓裡，白薯終究還是白薯，他們被冷冷地拋擲在地球的另一邊。然後，中央一面宣示「台灣人由日本投降之日起，即已恢復國籍」，一面頒布「關於朝鮮人及台灣人產業處理辦法」88向惶惑、驚駭、焦慮的臺灣人投下了一枚恐怖的震撼彈。所幸，在「台灣省旅平同鄉會」及「台灣革新同志會」措辭嚴正而公允的斡旋、溝通下，臺灣始免於與朝鮮列於同一法令，免遭無罪沒收私產之苦。但是，「台灣人亦一律與回國日韓僑民同樣待遇」，必須接受身體與行李的檢查。鍾理和道出當時旅平臺灣人的不平之鳴：. 這於我們，不用說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即於救濟總署，亦莫不覺得意外。這是不是侮辱，我們不敢說，但我要祈求並且叮囑大家，. 85 86 87 88. 同前註。同註 68，頁 4-5。同註 33，頁 1-2。「關於朝鮮人及台灣人產業處理辦法」內容如下：一、凡屬朝鮮及台灣之公產，均收歸國有。二、凡屬朝鮮及台灣人之私產，由處理局依照行政院處理敵偽產業辦法之規定，接收保管及運用。朝鮮或台灣人民，凡能提出確實籍貫，證明並未擔任日人特務工作，或憑藉日人勢力，凌害本國人民，或挈同日人逃避物資，或並無其他罪行者，確實證明後，其私產呈報行政院核定，予以發還。見鍾理和：〈祖國歸來〉，《鍾理和全集 3》(台北：客委會，2003 年)，頁 19。.

(31) 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 59. 千萬不要忘掉了這痛苦，並且還要把這痛苦好好帶回台灣去。…… 收復區的同胞感慨地說，勝利等於失業，照此種說法，台灣人應該說，勝利等於逃亡。89 抗戰終結，隨之內戰蜂起，在物心兩面威脅與煎熬下，北京白薯們被迫離開祖國，不管如何受騙、受苦、吃虧，都要逃回自己的故鄉──臺灣。終於，在同鄉會會長 (三安醫院院長梁永安) 的積極奔走之下，透過國際救濟總署的援助，旅平臺灣人們團結自強，效法「鄰保」組織，緊密連繫與照應，終於歸心似箭地重返了南方的故鄉──臺灣。. 五、結語：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原鄉認同與後殖民論述的啟示檢視虛實參照的殖民地臺灣作家吳濁流和鍾理和的原鄉書寫與認同，可以發現，兩人對於中國的原鄉情懷與認同，同樣歷經了三階段的劇烈變化：殖民地臺灣出生，從未親歷祖國，只能間接從家族親人口中獲致啟發進而產生無限美好憧憬，並與日本帝國主義者殖民教育所形塑的「支那論述」產生矛盾衝突，此為第一階段──想像中國；日華戰爭期間，因追求尊嚴與自由而選擇回歸並旅居中國，親身經驗中國後強烈感受到時地不宜的險惡與格格不入的衝擊，於是失落了先前懷抱的美夢而萌生不如歸去之感，也開始藉由書寫而再現中國，此為第二階段；歷劫歸來，重返故鄉臺灣，歷經國府接收和「二二八事件」的驚駭而浩劫餘生，此為兩人根本地捨中國意識而就臺灣意識的關鍵轉折，也就是第三階段。雖然同樣歷經了矛盾而複雜的祖國、原鄉情懷的轉折，因為人格特質與祖國遭遇的殊異，吳、鍾兩人表現在原鄉書寫的主題內容與風格傾向上實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吳濁流客居中國期間 (1941.01-1942.03)，先投靠來自臺灣的同窗故友，經過七、八個多月的中國話的學習與友人的. 89. 同註 74，頁 19。.

(32) 60.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第3期. 在地導覽後，逐漸適應了異地的文化差異，也順利進入南京《大陸新報》，展開多方接觸與觀察的記者生涯。復以結交所及，盡是有力人士，工作順利，收入也堪稱優渥，遂能在相對安適的身心狀況下，以趨近記者客觀報導的角度和寫實筆法，正反兩面留下旅居南京的觀察與心情實錄，即隨筆散文〈南京雜感〉，至於戰後出版的三本長篇自傳體小說，其高度概括性與象徵性地透過所謂「臺灣三部曲」──《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與《臺灣連翹》，具體描繪出殖民地臺灣人擺盪在殖民母國、原鄉中國之間，身心飄零，流離失所的無告之苦，與生存意志、生命韌性頑強的臺灣精神，成為臺灣意識的最佳代言人。相較之下，鍾理和的中國經驗坎坷孤苦許多，他的中國書寫所引發的爭議也複雜許多。他因不見容於故鄉家族的「同姓婚姻」而出走，窮苦潦倒，貧病交加，又進退失據，因此筆下盡是「流落異鄉的孤獨的台灣人艱苦、困頓的生活經歷」90。中國的不幸經驗，痛苦地考驗他的身心，也磨利他的筆尖。充斥在鍾理和〈夾竹桃〉中的負面的原鄉書寫，一貫的冷眼旁觀，不留餘地的像一把匕首劃向病入膏肓的中國社會、中國人，眼中筆下無非是「非我族類」的「他們」，而「他們」是以第三人稱被凝視、被書寫的。許南村先生 (陳映真) 認為鍾理和這種「令人疼痛的民族自我憎惡意識」，實逾越了分際，喪失了「批評者自己做為中國人的立場」，「鍾理和不曾了解到，二十世紀的中國，正值她由前近代的歷史階段，向著近代的歷史階段做著苦痛的衝刺的時代。……而鍾理和所看見的中國，正是這樣一個天翻地覆，一片混淆的中國；正是那正在承受迎接一個自由了的、獨立了的民族和國家所必要的陣痛的中國。……於是他的單純的，因『原鄉人的血』而來的，單純民族感情幻滅了。」91 其實鍾理和這樣的書寫題材、主題，與冷峻、抑鬱的風格，在現代中國與臺灣文學中，既不空前也不絕後。仔細推敲鍾理和在一九四五年的北京日記中寫下的有關魯迅 (1881-1936) 其人其文的評議92，對照他的〈夾竹桃〉 (1944) 卻有「正言若反」的奇妙效果。他雖口口聲聲的說「魯 90. 91 92. 呂正惠：〈特立一代的鍾理和〉，《聯合文學》，第十一卷第二期第 122 號 (1994 年 12 月)，頁 97。許南村：〈原鄉的失落〉，《現代文學》復刊號第一期 (1977 年 7 月)，頁 83-93。同註 33，頁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