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勸伐河北書〉全文已詳釋於上，靈運此文主要論點在於「時機」，
亦即認為此時魏軍遠討攻夏，國中空虛，正是北討的大好時機。其次的重要 看法則強調「地點」，認為應該伐河北，因為此處富庶，居民多為漢族，為 西晉舊戶，又有關隘山險可守。以下針對此二點進行討論。
（一）時機
首先，由前面的分析，我們已經可以了解，謝靈運對於北方的情勢及軍 情皆無清楚的掌握，對魏的國力及兵力認識不足，故過於輕視對方，他所掌 握的軍情也遲了數個月，因此「時機」的論點將其「躁進」、「空疏」的個人 特質暴露無餘。45
東晉以來北討之際，朝中多有大臣持反對意見，文帝二十七、二十九年 北伐時，朝中文臣、武將，甚至太子，持反對意見者亦多，而文帝仍執意北 伐，可知文帝元嘉七年以前不進行北伐，與當時是否有反對意見無關。46
45 《宋書．廬陵王義真傳》載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 護細行』者也。」頁 793a。
46 元嘉二十七年北討不利，且招引魏兵南下，進至瓜步，建康危懼，文帝後悔，謂江湛曰：「北 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慚，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見《資治通鑑》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至於兵食不充足的問題，其實文帝在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時兵源亦不足，
「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蹔行」，糧食器械等物資 亦有賴王公貴富捐輸，並向富家、僧尼借貸，47故知兵食是否充足，亦非文 帝考慮之重要因素。甚至於元嘉二十九年，文帝不顧淮、泗數州新遭北寇摧 破，國力未復，仍堅持趁魏主新喪而北伐，可見趁敵之隙以伐之的策略，也 未必不能為文帝所同意。
靈運此書未能獲得文帝肯定，除了其對於敵情認識不足以外，當時劉宋 內部情勢亦非北討良機。尤其，文帝即位以來一直存有北伐之志，卻仍待元 嘉七年始出兵北伐，與皇權至此時方鞏固有關。
東晉立足江左以來即主威不樹，屢屢遭王敦、蘇峻、桓溫、桓玄等叛亂，
在外受制於重要藩鎮，在內則權在世家大族，故宋立國後，武帝、文帝皆以 鞏固皇權為第一要務。靈運上書時大約在元嘉四年底或五年初，當時文帝除 去徐、傅三人集團未滿兩年，內外權力結構尚未調整完畢，故無暇外事，直 至王弘累次上書遜謝解職，分權予義康，文帝藉宗室以鞏固皇權的目標始告 完成。
按王弘於徐羨之等誅後為「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劍三 十人」，48掌有內政及京畿揚州的政軍大權，其弟王曇首為「遷太子詹事，侍 中如故。……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曇首為上所親委，任兼兩宮。」
卷 125，頁 3960。
47 《宋書．索虜傳》載：「是歲，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 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者。又以兵力不足，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參議發南 兗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職從事、及仕北徐兗為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簿、諸 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國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發例，其餘悉倩暫行征。符到十日裝束，
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問所從，若有馬步眾藝武力之士應 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資滿五千萬，
僧尼滿二千萬者，並四分換一，過此率討，事息即還。」頁 1134b-1135a。可知當時物資不 足，依賴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及富民捐輸，軍用仍不充，因此又強借四州富室之財。
軍用不充以外，兵源、馬匹都不足，而緊急發募，實為烏合之眾。
48 《宋書．王弘傳》，頁 640b-641a。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49兄弟二人權位並盛，其族弟王華亦為侍中，為上所親任，故瑯邪王氏可謂 盛極一時，文帝曾撫御床謂王弘兄弟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50這 樣的言論相當近似於東晉初年元帝欲引王導登御床之言，但是宋與東晉的政 治局勢已然不同。
宋武帝為了避免劉宋重蹈東晉世家大族掌握荊、揚等要藩，導致皇權旁 落的困境，遺詔由宗室次第居藩，51其時彭城王義康為荊州刺史，鎮江陵，
掌有上流大權，經過范泰、成粲等人的勸說，王弘亦深懼自己與弟曇首二人 權高震主，累次上書要求遜位解職，52於元嘉六年正月：
以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袞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
領南徐州刺史。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弘既多疾，
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又以撫將 軍江夏王義恭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侍中劉湛 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53
如此一來，義恭據長江上游的荊州諸州，義康據長江下游京畿的揚州等 州，並專內政，文帝終於將軍、政二權收歸皇室，改變了東晉以來主威不樹 的政治情勢。這一點在文帝與義恭書中亦可以一窺其心態：
帝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 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若事
49 《宋書．王曇首傳》，頁 814a-814b。
50 《宋書．王曇首傳》，頁 814a。
51 《宋書．武二王．劉義宣傳》載：「高祖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遺詔諸子次第居 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
且臨川武烈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頁 867b-868a。《宋書．宗室．劉義慶傳》：
「荊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強，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 令美，故特有此授。」頁 719b。
52 參見《宋書．王弘傳》，頁 641b-642a。
53 《資治通鑑》卷 121，頁 3804。亦見《宋書．文帝本紀》、《宋書》王弘、劉義康、劉義恭、
劉湛等傳。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苟 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 決汝二人耳。……」54
文帝此時已內外權力布署妥當，一旦晏駕，則由義康輔政，行周公之事，
而義恭則任輔佐之務，「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雖為危懼提醒之辭，亦 見天下權力至此時皆收歸義康、義恭二人，不再受世族外姓所控制。元嘉六 年四月文帝始要求魏主歸還河南地，同年年初即義康、義恭分掌內外上下游 要任之時，因此可以推知，宋文帝在元嘉六年以前不曾輕啟外釁的重要原 因。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