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2007 年 7 月 頁 17-58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陳恬儀
*提 要
謝靈運於宋文帝賜假東歸之際，上書勸伐河北，《宋書》將全文錄於〈謝靈 運傳〉中，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惟此文向來未經研究者重視，現行註本亦有部分 值得商榷之處，由於〈勸伐河北書〉可以了解謝靈運之志向與軍事見解，故此不 憚辭費，就本文幾個面向予以探討。 關鍵詞：北伐、劉宋、河北、謝靈運前言
謝靈運於宋文帝賜假東歸之際，上書勸伐河北，《宋書》本傳將全文收 錄其中，重要性自不待言。惟此文向來未經研究者重視，李運富的《謝靈運 集》1首加註解，令後學受益甚多，然謝靈運為文好用繁複典故，此書更涉及 當時北方的爭戰史料，以及謝靈運個人對於北方情勢之理解，因此李註在前 無所承的情況下，部分文意尚有值得推敲之處。 過去曾有部分大陸學者注意到本篇作品，如鍾優民以其主戰的主張，而*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研究生 1 李運富編注，《謝靈運集》（長沙：岳麓書社，1999），頁 385-393。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以「愛國思想」稱之，2另外，如葉笑雪則主張謝靈運與檀道濟私下交通，故 此書乃替當時手握重兵的檀道濟找一個有利的機會，以增高社會威望並壯大 軍事力量，製造內輕外重的局面。3 李雁對此有稍多的討論，認為靈運書中提到「即日府藏，誠無兼儲」， 可見當時並沒有力量北伐，即使二十多年後，宋文帝北伐仍是「同議者少」， 只「贏得倉皇北顧」，魏軍且幾欲乘勢南渡，因此，謝靈運在當時提起北伐 的建議，實在不合乎局勢。李雁亦認為謝靈運一生本不是對時局特別感興趣 的仁人志士，即使有此愛國激情，依其脾氣也會在始被啟用時即急不可待地 表達出來，而不應該在告別政壇時才提及，其於乞假東歸前上書勸伐河北實 為一種「古怪行為」。故李雁同意葉笑雪之意見，並且舉宋廷殺檀道濟的詔 書所述之罪狀，其中一條即為納受謝靈運邪說，「每相容隱」，李雁認為所謂 的「邪說」恐怕不排除〈勸伐河北書〉裏的觀點，並據此認為〈勸伐河北書〉 種下了謝靈運交通檀道濟而被殺的遠因。4 檀道濟之死因，依《宋書》本傳所言，其人本無逆志，乃因戰功多，有 重兵守藩，諸子群吏又有才氣，故招忌冤死，5故誅檀道濟之詔書所言，乃劉 義康之陷害語，實不足為証，其它史料亦不見其與謝靈運交通之事，故以為 〈勸伐河北書〉和檀道濟有關，實屬臆測之辭，並無實証。由於〈勸伐河北 書〉一文有待解決之問題尚多，故此不憚辭費，就此文幾個面向予以探討。
一
《宋書．謝靈運傳》載〈勸伐河北書〉的寫作時間： （靈運）既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2 如鍾優民，《謝靈運論稿》（濟南：齊魯書社，1958），頁 88-91。 3 葉笑雪，《謝靈運詩選．附傳》（香港：漢文出版社，未註明出版日期），頁 169-171。 4 李雁，《謝靈運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54-55。 5 梁．沈約，《宋書．檀道濟傳》（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1955），頁 654b。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 等，名位素不逾之，並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 植援，種竹樹堇，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 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 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曰……。6 故知靈運上書時間在文帝賜假東歸之行前，7此行原因在於靈運任意驅課 公家役吏以為已用，又多稱疾不朝，游放自恣。尤其，當時靈運任侍中一職， 乃「掌奏事，直侍左右，應對獻替」8的親近之職，「御駕登樓，與散騎常侍 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9可見此職雖有四人輪 值，但與皇帝互動極密切，然而靈運卻「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 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擺明了不尊重朝廷，因此文帝不堪，諷旨 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文帝乃順理成章地賜假東歸。 此行原只是請假返鄉休養，但《宋書．謝靈運傳》載：「靈運以疾東歸， 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嘉五 年。」10可見請假為名，對朝廷不滿而終至歸隱不幹是實。 謝靈運對朝廷的不滿，在元嘉四年二月的〈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詩中已 表明，詩表表：「皇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 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曾是縈舊想，覽表奏長謠。」這首詩是隨從宋文帝 遊北固山所作，11由於是應詔詩，閱讀的對象就是宋文帝，因此詩的前半部
6 《宋書．謝靈運傳》，頁 858a-858b。 7 歷來學界對於謝靈運的研究及年譜已有諸多成果，〈勸伐河北書〉一文由於《宋書．謝靈運 傳》已言明其呈奏時間，因此各家對於本文創作時間並無疑義。 8 《宋書．百官上》，頁 607a。 9 唐．杜佑，《通典．職官典》（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21，「職官」三，頁 122a。 10 《宋書．謝靈運傳》，頁 859b。 11 本詩的創作時間及呈示之人，《文選》呂延濟、張銑、呂向注，以及元．劉履之《選詩補注》 卷六均以為此詩是寫從宋武帝遊，然於史無徵，顧紹柏考証《宋書．文帝紀》載有元嘉四 年春二月，文帝「行幸丹徒（即京口），謁京陵。」故本詩創作時間應該在元嘉四年春二 月，其景與詩中景色亦相合。見《謝靈運集校注》，頁 234-235。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主要是對文帝的頌揚，至「皇心美陽澤，萬物咸光昭」，表示皇恩的普被， 於此語意暗轉，對應到自己有辱朝廷的職命，有愧於皇恩之加澤，工拙之人 應該各有所宜，自己乃拙者，本來就應該要歸返林巢，回鄉隱居才是，詩末 以自己心中不斷縈繞思慮的隱居舊志為結。臣子獻給皇帝的詩，卻以隱居為 念，其牢騷和不得志之意實溢於言表。 以拙者自居，用以抒發自己不受重用的不滿，並歸結到歸隱之念，實為 謝靈運作品中常見的模式，如〈答中書〉詩即以自己「守官末局，年月已永， 孰是疲劣，逢此多□」來責怪自己，並表達自己「守道順性，樂茲丘園」之 志。12〈撰征賦〉末亦以自己「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之易痊。長守朴以終 稔，亦拙者之政焉」作結，引用潘岳〈閒居賦〉「拙者之政」的用意，以表 達自己不受重用，只好興起歸去之念的心情。13可見謝靈運一貫的模式就是 自我感到不受重用時，即以「拙」自責，憤憤不平之氣，亦見於言外。 然而，如果靈運對朝廷失望，甚至有志歸隱，何以在行前仍上書勸文帝 北伐？ 細探靈運此次出仕，在宋文帝誅除徐羨之、傅亮、謝晦三人，專掌朝政 大權之後，文帝將從前與義真同黨，因而被徐、傅等人排擠在外的顏延之、 謝靈運等人召回朝中，徵靈運為祕書監，靈運「再召不起」，文帝再令與之 素來交好的范泰致書敦獎，給足了面子，靈運「乃出就職」。 祕書監職責即主管祕閣，等於是皇家圖書館和祕密檔案室的館長，因此 文帝令靈運「整理秘閣書，補足闕文」，並且令其撰寫《晉書》，由於靈運很 快地遷為侍中，因此史稱其《晉書》只是「粗立條流」而已。靈運為侍中後， 文帝日夕引見，賞遇甚厚，甚且稱靈運親手寫的自作詩為「二寶」，可見文 帝對靈運之賞遇與重視。
12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頁 1-2。 13 有關謝靈運〈撰征賦〉中以「拙」自責的言外之意，詳見拙作，〈謝靈運《撰征賦》中的追 尋與定位〉，發表於東吳大學主辦之「有鳯初鳴──漢學多元化領域之探討學術研討會」，民 國 96 年 6 月 1 日發表。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然而這樣的重視與謝靈運對自我的期許落差甚大，靈運自認為其才能應 該是要參政掌權，何況他又是謝玄嫡孫，有一定的名望、資歷，而文帝「唯 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祕書監與侍中之職皆屬清貴，但是當 時受到重用的卻是王曇首、王華、殷景仁這些名望、資位都比不上他的人， 因此靈運之種種狂放行為，實乃源於其不得參政掌權而「意甚不平」，心中 強烈希望得到重用。 殷、王等人何以受到重用？ 王華、王曇首等人為文帝為宜都王時舊臣，於文帝入繼大統有輔佐之 功。殷景仁則甚有識度，文帝入朝後引為和徐、傅集團爭權的力量，出征謝 晦時又以殷景仁與王弘做為留守的主力。14《宋書．王曇首傳》載： 晦平后，上欲封曇首等，會宴集，舉酒勸之，因拊御床曰：「此坐 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 日之事，釁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得仰憑 天光，效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 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封事遂寢。15 文帝認為其帝位完全繫於王氏兄弟的貢獻，此乃實情。蓋徐、傅等三人 殺少帝與廬陵王義真後，始請文帝入繼大統，因此文帝疑懼，不敢下建康， 端賴王華、王曇首、到彥之詳密地分析力勸，文帝始至建康繼任帝位。初繼 位時，權在大臣，亦賴佐臣之力而得以任大統、誅權臣。16事平後，當初參 與鞏固政權，誅除徐、傅等三人的宜都舊臣及新附大臣如王弘、殷景仁等，
14 《宋書．殷景仁傳》載其人：「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于國典朝儀， 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頁 815a。 15 《宋書．王曇首傳》，頁 814a-814b。 16 《宋書．王曇首傳》，頁 814a 載：「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 從兄華固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並言天人符應，上乃下。……及即位，又謂曇首曰： 『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驍騎將軍。……誅徐羡之 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自當受到文帝重用。 當時所重用的大臣有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及靈運的族弟謝弘 微，號為「五臣」。 （殷景仁）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 驍騎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並時為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 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17 太祖即位，（弘微）為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 等號曰五臣。18 「五臣」之號似乎顯出當時人才濟濟，然而，從另一面看，似乎文帝亦 藉著分權眾臣，以達到皇權獨大的目的，故即使文帝重用的大臣，亦有力用 不盡之慨歎： 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為太祖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己力用不盡， 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19 連受重用的臣子都自覺「力用不盡」，何況是「唯以文義見接」，日夕引 見，而皆只是侍宴談賞的謝靈運，其不遇感自然更為強烈。 靈運任侍中雖為要官，但是當時只有與人主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方掌 實權，《通典》曰： 宋、齊、梁、陳，並相因習，或為丞相，或為相國，多非尋常人臣 之職。
17 見《宋書．殷景仁傳》，頁 815a。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天工書局，1988）卷 120 亦載：「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 宴飲，甚悅。既罷出，上目遂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 也！」頁 3785-3786。 18 《宋書．謝弘微傳》，頁 773b。 19 《宋書．王華傳》，頁 813a-813b。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註曰： 或掌機密，或錄尚書，或綜朝權，或管朝政，或為侍中，或給事中， 或受顧命，皆為宰相。然中書職任機務之司，不必他名，亦為宰相。 其有侍中兼外官，若宋王弘，侍中兼內官，若沈演之，其例不少， 即非宰相，並在當時委任而已。20 《資治通鑑》說： 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 故（王）華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僕，中 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21 雖然，祝總斌認為《通典》所言侍中、給事中、受顧命等，皆不能算實 際上的宰相，22但即使以嚴格義界來說，侍中或侍中加官雖還不算宰相，但 已經算「宰相便坐」，算是很接近宰相了，23擁有實權，不是虛官。 何況平謝晦後，王弘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王曇首為侍中兼中領軍， 遷太子詹事兼侍中，王華為侍中兼護軍，王華忌王弘、王曇首等，即稱「宰 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當時王弘為錄尚書事，自然可以算宰相，但
20 《通典．職官典》卷 19，「職官」一，頁 110c。 21 《資治通鑑》卷 120，頁 3785-3786。 22 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 3-4。 又，祝總斌以為宰相必須具備兩條件，即議政和監督百官執行權，所謂執行權包含考課及 由此奏行的黜陟、賞罰等的權力，此條件便容易控制百官。故認為魏晉南北朝之宰相是尚 書台長官，而非中書監、令和門下侍中，盡管他們在某些方面或某時期權力極大。見同書 頁 4-12。 23 《宋書．沈演之傳》：「十七年，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為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 後軍長史范曄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二十年，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 太祖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遷領國子祭酒， 本州大中正，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雖未為宰相，任寄不異也。」頁 817a。沈演之 任侍中領右衛將軍，算宰相便坐，而後為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皆未為宰相，但是擁有 一定的實權。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王華此言表示他將自己與王曇首都一併視為宰相，故知侍中領衛，或侍中加 上另一個具有實體職務的官，即使未必即為宰相，亦相距不遠。 而靈運當時已為侍中，只要再加一個實務官，即具有類似宰相的職權， 甚至不必加官，而只需「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這種足以效力 展才之官，即為靈運所望，但文帝卻僅以侍宴談賞的「文學侍從」處之，無 怪乎靈運憤憤不平。 《宋書．索虜傳》載：「太祖踐祚，便有志北伐。」《資治通鑑》亦載： 「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故令到彥之北伐。」24文帝始終有 恢復之志，故於元嘉七年及二十七、二十九年皆出兵北伐，而其志皆只在恢 復河南地，可知其以景平之失地為心頭大痛。 在此之前，文帝元嘉三年征謝晦時，亦以北伐為治軍的藉口，謝晦且令 人豫擬答詔，諫言北伐應該等到次年： 先是景平中，索虜為寇，覆沒河南。至是上欲誅羨之等，並討晦。 聲言北伐，又言拜京陵，治裝舟艦。傅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 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 遣外監萬幼宗往相咨訪。」……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 伐虜宜須明年。25 由於魏在劉宋北方虎視眈眈，少帝時亦曾進犯，並取得河南諸地，不論 是為了國家的安全，或是出於失地的義憤，北伐一事都具有正當性，元嘉初 針對北伐的討論，據上引傅亮所言乃「朝野之慮，憂懼者多」、「朝士多諫北 征」，可見當時反對北伐的人相當多。元嘉初，文帝致力於權力爭奪，鞏固 皇權，討伐徐羨之、傅亮、謝晦三人，北伐亦僅為治軍的藉口而已。待三人 受誅，中央地方重新安排人事、鞏固權力之後，於元嘉六年，文帝始有動作，
24 《宋書．索虜傳》，頁 1125b。《資治通鑑》卷 121，頁 3814。 25 《宋書．謝晦傳》頁 658a。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開始要求魏歸還少帝景平年間侵略的河南諸地。26 靈運雖不被委以要任，然文帝日夕引見，侍宴談賞之際，於文帝此志， 應該有相當的了解。因此，靈運上書勸文帝北伐，希望透過北伐之規劃，進 而成為文帝股肱要臣。 尤其，陳郡謝氏比起其他家族來說，對戰爭的態度一向較積極，除了謝 安、謝玄等人曾謀北討以外，義熙五年，劉裕伐南燕時，朝議皆謂不可，只 有謝裕（景仁）積極贊成，謝晦且從征關洛，「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 明練，殆難與敵。」27可見其於軍事謀略相當擅長。 溯源謝氏門第本不甚高，至謝尚始在與北方相抗衡的情形下，取得方鎮 的地位，為謝氏興起奠定基礎，其後，此家族又以淝水之戰扺抗北方符秦的 大軍，確立了陳郡謝氏一等高門的地位，因此，陳郡謝氏一家的興起，是建 立在軍事功勳的基礎上的。 就謝靈運個人的志向來說，其祖父謝玄在淝水之戰時，力抗強秦，使得 「中華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緩帶」，其「尊主隆斯民」的偉大功德，實為子 孫不可或忘的家族榮光。28在《山居賦》中，謝靈運提到平生所學有「兵技 醫日」之書，可見得征戰之事，靈運自認並不陌生。 《世說新語．言語》亦記載：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 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靈運回答頗有竺法深「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29之意，實為
26 《資治通鑑》卷 121 載：「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 盡我將士之力。』」頁 3809。 27 唐．李延壽，《南史．檀道濟傳》（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1955），頁 209a。 28 謝靈運〈撰征賦〉「於是濫石橋，登戲臺」一段，以大篇幅頌美其祖謝玄之功勳，又於〈述 祖德〉詩中頌美祖德，認為謝玄是具有「高情」的達人，當國家危急時，則出而施展才能 以拯民。 29 《世說新語．言語》第 48 則，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9)，頁 108-109。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妙答，然而值得注意者乃「曲蓋之形」。程炎震云： 《古今注》云：「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 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四，謂為 輗蓋。有軍號者賜其一也。」 故知曲蓋之始乃太公為武王伐紂所作，因大風折蓋，故其形下曲，俞樾 且引漢畫像石以証其形絕對不可能是「曲而上」，一定是「曲而下垂」。30戰 國、漢皆以曲蓋賜將帥或有軍號加封之王公大臣，魏晉仍沿續此傳統，31可 見曲蓋為武官、有軍號者的象徵符號。 古人之服裝本有嚴格之身分意義，其象徵符號的意義，較今日為甚，雖 然謝靈運好奇裝異服，史已明言，32但笠本為野人高士所用，具有遮日蔽雨 之用，靈運隱居著笠卻故意做得像曲蓋之形，推測起來「曲柄笠」應該亦效 曲蓋「折而下垂」的形狀，如此根本不具任何實用性，既不具實用性，則僅 具美觀或符號的象徵意義，故不得不令人懷疑其雖隱居，潛意識裏對軒冕根 本不能忘懷。尤其須注意者在於曲蓋乃有「軍號」者方得賜之，更可見如其 祖父謝玄一般以征戰而建立功勳之事，實為謝靈運的重要心結。 對照較早期的〈撰征賦〉，謝靈運認為「戎蠻孔熾」即應以武力誅除， 以實行王道，故賦中除了極力讚揚劉裕的北伐功勳，以及羊祜南征以統一天
30 《世說新語．言語》第 108 則，頁 159-161。 31 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1）〈蜀書．諸葛亮傳〉載， 建興三年春，諸葛亮帥眾南征，裴注云：「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頁 790a。〈吳書． 孫峻傳〉裴注云：「（留）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子弟以歸。」頁 1161a。《晉書．郭奕傳》：「（奕）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頁 889a。《晉書．馬隆傳》載馬隆立功於秦涼，武帝下詔封之曰：「隆以偏師寡眾，奮不顧難， 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頁 1053a。《晉書．藝術．陳訓傳》 云：「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酉年當有曲蓋。』……後亢果為義興太守、金紫將軍。」 頁 1612b。見唐．房玄齡著，吳士鑑，劉承幹註本，《晉書斠注》（臺北：藝文印書館景印， 1955）。 32 《宋書．謝靈運傳》稱其：「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 康樂也。」頁 845a。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下的主張以外，並以曾叔祖謝安、祖父謝玄的北伐功績為榮，為其北伐之志 不能克終而感到歎挽。由上可知，謝靈運實為積極的主戰派，因此〈勸伐河 北書〉中認為應透過積極征戰，以統一南北，恢復失土，亦為謝靈運一貫的 主張。33 靈運上書動機，據書中所言「實仰希太平之道，傾睹岱宗之封，雖乏相 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但由以上論述可知，靈運本為積極主戰的人，臨 行前寫一個勸北伐的上書給一個有志的皇帝，實在是希望皇帝引以為用，讓 他參與北伐之事，以一展抱負宏圖，故此書可以算是他對自己政治前途的最 後嘗試。34 本書上書時間據顧紹柏考証應在元嘉五年（428）文帝賜假東歸時，靈 運〈入東道路〉詩寫東歸情景，有「屬值清明節，榮華感和韶。陵隰繁綠杞， 墟囿粲紅桃。鷕鷕翬方雊，纖纖麥垂苗。隱軫邑里密，緬邈江海遼。」等句， 其景為春。本書上書時間在〈入東道路〉詩之前，當在春天或冬春之際。此 時間點與書中內容頗相關，詳見後文。
二
〈勸伐河北書〉全文可分為五段，今分段解釋如下： 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 濟群生，將欲蕩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 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盡。況陵塋未幾，凶33 謝靈運與陳郡謝氏主戰之態度，參拙著，〈謝靈運《撰征賦》中的追尋與定位〉。 34 《晉書．段灼傳》言：「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 臨去，遣息上表曰……灼書奏，（武）帝覽而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段灼取 長假還鄉里，亦有歸隱之意，然其上書陳事，為武帝所賞異，即見拔擢。頁 920a-925a。又 如《南史．王猛傳》：「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 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頁 311b。靈運返鄉前上書之用意，可與之 並看。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歎。而景平執事，並非其才，且遘紛京 師，豈慮托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拯赴。忠烈囚朔漠，綿河三千， 翻為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恥宜雪， 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征調賦斂，靡有止已， 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為傷心者 也。 本段論說必須北伐之原因。語義又分三小段，「自中原喪亂……恨存生 盡」為第一小段，言西晉永嘉以來，中原地區淪為異族統治，必須予以恢復， 先帝（宋武帝劉裕）有志於此，其志願未完成而逝，遺志應為後人繼承。此 乃遠因。 「況陵塋未幾……被於近事者也」為第二小段，言劉裕新喪，魏趁機南 攻，因援軍未救而取得虎牢，生擒守將毛德祖事。35 本來宋武帝北伐，克長安，魏因此大懼，請和，每歲交聘不絕，等到劉 裕於永初三年五月崩殂，少帝即位方十七歲，魏即扣留宋使，騷擾宋北境， 冬十月，進攻洛陽、虎牢、滑台。 「景平執事」指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當少帝景平年間，這些人受 顧命、掌大權，卻無能失職，忙著權力鬥爭，有負先帝，「遂使孤城窮陷， 莫肯拯赴。忠烈囚朔漠，綿河三千，翻為寇有。」當時魏兵大舉入寇，兵分 二路，主力先陷陳留、滑臺，圍虎牢。《宋書．索虜傳》載： 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虜增兵轉多。 虜撞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仍舊為四，賊撞三城已毀，共保一 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死者大半。德祖恩德素結，眾無離 心。……虜眾盛，檀道濟諸救軍並不敢進。劉粹據項城，沈狸（按，
35 事見《宋書．索虜傳》，頁 1120b-1124a。北齊．魏收，《魏書．島夷劉裕傳》（臺北：藝文 印書館據清乾隆武英殿版景印，1955），頁 1058b。及《資治通鑑》卷 119，頁 3749-3758。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即沈叔狸）屯高橋。二十一日，虜作地道偷城內井，井深四十丈， 山勢峻峭，不可得防。至其月二十三日，人馬渴乏饑疫，體皆乾燥， 被創者不復出血。虜因急攻，遂剋虎牢。36 虎牢是洛陽防守的重鎮，在黃河以北，故近魏遠宋，但此處既有天險， 守將又良，徒以援軍怯懦不救，致使此城因勢單力屈，糧絕、缺水而陷沒， 毛德祖被執而囚禁於魏。 虎牢一陷，陳留、滑台等重要據點亦無法守，加上魏另一路軍隊已取得 青州的泰山、高平、金鄉等郡，宋原有的黃河沿線及以南諸地盡皆失去，僅 守住淮北諸鎮，因此說「綿河三千，翻為寇有」。37其後，魏又陷許昌及汝陽， 立封疆而還。 失去黃河沿線，表示宋的國防線退卻到以淮水為主要的防線，淮北諸鎮 時時在敵軍的窺伺之中，稍有閃失，即對長江及建康構成威脅，對於劉宋國 家安全的影響不容小覷。並且這些地方都是當初宋武帝辛苦開拓的，無怪乎 文帝念念不忘，北伐三次，欲收復失地。 第三小段「又北境自染逆虜……此亦仁者所為傷心者也。」以北方地區 為異族統治以來，施行暴政，人民受其役使，令人傷心。 總說這一大段落，乃說明北伐出師的理由，以激起宋文帝北伐之志。其 中第一與第三段並不是論述的重點，而以第二小段為主要的理由，景平之事 本來就令人扼腕，也是文帝念茲在茲的大恥，因此靈運以「國恥」稱之，又 使用「遂使」、「莫肯」、「翻」等虛字以加重語氣，引起文帝的「憤歎」。 第二段： 咸云西虜舍末，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既反，得據
36 《宋書．索虜傳》，頁 1123b。又參見《宋書．少帝本紀》，頁 43a-43b。 37 《資治通鑑》稱：「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 河南人安之。……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頁 3758。亦見《魏書．奚斤傳》，頁 348b-349a。《魏書．叔孫建傳》，頁 351b-352a。《魏書． 周幾傳》，頁 3626。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 欲為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 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 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眾，則異於今，苟乖其時，難 為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為本， 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 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魏氏 之強，平定荊、冀，乃乘袁、劉之弱；晉世之盛，拓開吳、蜀，亦 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者也。 本段陳述此時為北伐之最佳天時，所謂「機不可失」，力勸文帝馬上出 兵北討。 何以此時是最好的北討時機？因為「西虜」與「東虜」互相征伐，「師 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莫復過此。」兩敵相爭，宋趁機攻擊，可坐 收漁翁之利。此「西虜」與「東虜」應指「夏」與「魏」二國，其時河北之 地皆為魏所有，靈運提到冀州富饒，又說「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 判阻，三關作隘」云云，這些地方所指皆為當時的魏境。 按《資治通鑑》記載，元嘉三年秋，西秦王乞伏熾磐攻北涼沮渠蒙遜， 「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北涼遣使說 夏主赫連勃勃，於是夏攻苑川和南安，攻下南安等地，十一月時進一步攻西 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坑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而去。」 由於夏出師攻擊西秦，因此魏派奚斤帥大軍襲擊夏的蒲阪和陝城。另一 方面，冬十月，魏主帥另一路人馬親發平城，行至君子津，天氣突然大寒， 黃河結冰，於是魏主帥輕騎二萬濟河，襲夏都統萬城。史載： 夏主方燕群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黑水，去城三十餘 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內三郎豆代田帥眾乘勝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逾宮垣而出。魏主拜代田勇武將 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萬。 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 萬餘家而還。38 由這次經驗可知，當時魏仍沒有破統萬城的能力，但其後魏軍得峽城、 蒲阪等重要關鎮，並得長安，秦、雍氐、羌皆降，北涼及氐王楊玄亦遣使附 魏，魏的勢力範圍增加許多。 元嘉四年（427）正月，夏主遣平原公赫連定還攻長安，與魏將奚斤相 持，五月，魏主乘虛伐統萬，至拔鄰山，棄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六 月，魏主至統萬，甲辰，夏主率眾出戰，眾潰，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 統萬城無主，次日，魏得統萬，獲「夏王、公、卿、將、校及諸母、后妃、 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 不可勝計」。39 「西虜舍末，遠師隴外」指的是夏攻秦事。「東虜乘虛，呼可掩襲。」 此指魏乘虛攻夏統萬，並入三輔，得長安、蒲阪等地。「西軍既反，得據關 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為首尾。」 咸陽為嬴秦國都，後即長安，故後人常用咸陽指稱長安，此指夏遣平原公定 帥眾二萬向長安，與魏奚斤二軍相持，魏主五月發平城，乘虛伐統萬事。文 中所言「大城」指的是統萬，此城蒸土而造，刀兵不入，相當堅固，為夏首 都。 夏主原本堅城固守，以統萬城之堅固難攻，加以城中糧食充足，可以維 持相當久的時間。相反地，魏主棄輜重步兵，僅以三萬輕騎深入，後援無繼， 士卒食菜，利在速戰，不利持久，因此在魏得到情報，知道夏主堅城固守時，
38 以上史事皆可參見《資治通鑑》卷 120，頁 3787-3790。又見《魏書．鐵弗（赫連）昌傳》， 頁 1019a-1019b。 39 參見《魏書．鐡弗（赫連）昌傳》，頁 1019b-1020a。《資治通鑑》卷 120，頁 3790-3791。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魏主患之」。甲辰之戰，不但魏方臣子有反對意見，在戰場上，魏主亦幾 為夏兵所獲，可見戰事之危急，魏兵並無必克之把握。40 因此，靈運上書雖大約在元嘉五年初或稍早，但書中並未言及魏兵克夏 都統萬情事，可見他對於北方情報的了解，與真實情況相差數月，大約只掌 握到元嘉四年六月初左右的情報，當時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 率眾攻統萬，尚無破夏之把握。文稱「咸曰」，大約當時一般宋人所知道的 情報都是這樣的。 魏與夏的征戰始末，當時的史料亦有不同記載，如《資治通鑑考異》曾 引《十六國春秋鈔》云： 奉光三年〈按，應為承光，為夏赫連昌年號，公元 426 年，即宋元 嘉三年〉五月戰于黑渠，為魏所敗，昌與數千騎奔還，魏追騎亦至， 昌河內公費連烏提守髙平，徙諸城民七萬户于安定以都之。四年二 月，魏軍至安定，三城潰，昌奔秦州，魏東平公娥清追擒之，送于 魏。 《宋書．索虜傳》亦載： 元嘉五年，（魏主拓跋燾）使大將吐伐斤西伐長安，生禽赫連昌、 中山王安定，封昌為公，以妹妻之。昌弟赫連定在隴上，吐伐斤乘 勝以騎三萬討定，定設伏於隴山彈箏谷，破之，斬吐伐斤，盡坑其 眾，定率眾東還，後尅長安。燾又自攻，不尅，乃分軍戍大城而
40 《魏書．崔浩傳》載：甲辰之戰「（赫連）昌鼓噪而前，舒陣為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 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 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為崔浩所叱責，魏乃分騎奮擊。頁 405b。亦見《魏書． 鐡弗（赫連）昌傳》，頁 1020a。又，戰時，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兵所獲，幸由拓跋齊以 身捍蔽，決力死戰，魏主乃得上馬，刺殺夏尚書斛黎文，又殺騎十人，流矢中掌，夏兵乃 退，可見其時戰事之危急。事見《魏書．神元平諸帝子孫．拓跋齊傳》，頁 188a-188b、《魏 書．鐵弗(赫連)昌傳》，頁 1020a。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還。……復攻長安，尅之，定西走，為吐谷渾慕璝所禽。41 魏擒夏主赫連昌的時間乃有元嘉四年、五年等不同版本，而這些與後魏 的紀傳皆有不同。由於魏滅夏乃其統一北方的最重要步驟，這些事蹟又不涉 及任何史家可能必須為掌權者諱的隱諱事端，因此，《魏書》所載應為實錄， 司馬光著《資治通鑑》亦以《魏書》所錄為準。可知南北空間懸隔，南方於 北方的情報，未必皆能掌握，因此《宋書》之記載僅代表南方對於北方情勢 的了解，謝靈運對於北方實情不能完全掌握，實亦無足深責。 然而，很明顯的是，靈運此書過度低估魏軍實力，認為魏趁夏遠師隴外 而攻打，夏軍回師後，「得據關中，長圍咸陽」，此時魏軍「還路已絕，雖遣 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為首尾。」而夏軍「深山重阻，根本自 固」，魏主另率大軍攻統萬城，欲為首尾之計乃「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 老於外，國虛於內」。因此認為這是一個大好良機，建議文帝趁機攻打國中 空虛的魏，否則，若兩軍相持，由其中一方吞併另一方，統一北方以後，則 南北情勢必更嚴峻，那時，即使兵食比現在更多，也不一定有必勝的把握。 文中並引魏、晉歷史証明趁著敵人國勢較弱的時刻攻擊才是強大之本。 第三段： 自羌平之后，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台，席卷下城，奪氣喪魄， 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 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言。況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 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庄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 有若渴饑，注心南雲，為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 后則未兆。即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強，不必 乘會，於我為易，貴在得時。器械既充，眾力粗足，方於前后，乃
41 《資治通鑑考異》卷 5，「五年二月，魏安頡擒赫連昌」條，及「五年三月赫連擒奚斤等」 條，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冊 311，頁 51b-52a。 《宋書．索虜傳》，頁 1125a。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 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強富之實，昭然 可知。為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邪！ 「羌平」事指劉裕滅後秦，斬其君主姚泓，姚泓為羌人，當時宋軍威甚 盛，「長驅滑台，席卷下城」，天下皆以為胡人將滅，但是沒多久，長安守軍 紀律有虧，自相殘殺，關中之地轉為夏赫連氏所得。 「五胡代數齊世」指五胡的次序，和讖文有關。《資治通鑑》載： 後秦王萇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曰：「萇次應歷數，可以為惠。」堅 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 不可得也！」 胡三省注曰： 胡、羯、鮮卑、氐、羌，五胡之次序也。無汝羌名，謂讖文耳。姚 萇自謂次應曆數，堅故亦以讖文為言。42 西晉傾覆以來，北方為胡族所占領統治，史稱「五胡十六國」，匈奴族 有劉淵及赫連氏，羯族有石氏，鮮卑有慕容、乞伏及拓跋氏，氐族有苻氏、 呂氏，羌族有姚氏，所謂的讖文內容已不可考，但可知當時流行有五胡相代， 應運數而起的讖文，讖文所述的五胡國家到文帝之世，也一個取代一個地出 現在歷史的洪流中，可以說是應驗完畢，自然亦隨著曆數而消亡。靈運此處 引用讖文，只是用來陪襯他主張的北方二國相爭，正是劉宋北伐時機的論點。 後面提到現在國內並沒有多餘的戰備物資，不過靈運認為一個富強的國 家隨時出兵都有能力打敗敵人，根本不必特意等待有利的時機，但是宋目前 的國力則並非如此，一定要掌握天賜良機，只要「器械既充，眾力粗足」， 就應該趁機占領北方大好江山了。
42 《資治通鑑》卷 106，頁 3348。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除了極力勸文帝把握時機，將北討說得輕易且有必勝的把握以外，文中 並以利誘之，說冀州富庶，人口眾多，戰爭雖然暫時花費些人力、物力，等 到占有冀州以後，將獲利無數。 第四段： 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里不同，關西雜居， 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 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 若游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 晁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為賒矣。晉武中主 耳，值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 崇當年，區宇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並 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 盈朝，而天或遠命，亦何敵不滅，矧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 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竄景岩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 睹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 恨矣。久欲上陳，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 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 此段先論及關西及河北二地的形勢。由於不久前劉裕也曾北伐得關西， 不久即失守，因此當時朝廷有一個論點，認為即使攻佔了北方，也難以長守。 靈運主張伐河北，他認為河北和關西兩境情勢有很大的差異。 關西指潼關以西，又稱關中，為秦漢的京畿要地，但是這些地方人口複 雜，雜居了很多的外族，容易起異心，趁時為變。另外，北方胡族也容易入 侵此處，例如西漢文帝時，匈奴入侵此處，漢發兵備胡，屯軍霸上等地，烽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火通於甘泉宮與長安。43可見此處自古即難防守，何況義真守長安時正值晉、 宋易代之際，中央根本無暇北顧。 河北則不同，由於河北以漢族為主，外族極少，西有太行山脈，北有恆 山山脈，東北則有軍都山脈為天險，重要關口有倒馬、蒲陰（即後之紫荊關） 諸關，東北方則有居庸關（亦稱軍都關）。謝靈運稱此處有「連嶺判阻，三 關作隘」，「三關」應即指居庸、紫荊、倒馬三關。44由於境內幾乎都是漢族， 因此可以合力趨逐異族，也容易治理。有險可守，則進可以派騎兵北討胡族， 退可以嚴兵守塞，依天為險。 「隴西傷破」、「匈奴慢侮」引西漢受匈奴侵寇，晁錯、賈誼皆憂憤而獻 策之事，說明有識之志士必定不堪國家受制於夷狄，何況現在的南北情勢比 起西漢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言下說明自己上策之心情較晁、賈二人，更為 憂急。並引晉滅吳事，說明西晉伐吳時，朝廷亦有相當多的反對意見，當時 能夠完成南北統一，端賴羊祜獻策，而賈充、荀勖等反對派的意見受到壓制 之故，因此，文帝應該支持北伐，不要顧慮那些反對派的意見。尤其，和「聰 明聖哲」的文帝比起來，晉武帝只是一個「中主」，即才能平平的皇帝，晉
43 漢．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臺北：七略出版社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載文帝 時：「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於 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 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同卷 孝文皇帝十四年，「使奇兵入燒回中宮」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 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 秦皇帝以來祭天團兵（圜丘）處。」頁 1185b-1186a，及 1185a。 44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卷 10 提到直隸地區的重險有 井陘、渝關、居庸、紫荊、倒馬諸關，然而渝關（即山海關）之重要始於隋唐，井陘則為 太行山東西面間的重要關口，對於河北地區來說，其重要性在於抵擋西面自并州而來的敵 人，而非防衛北方，故「三關」應該指「居庸、紫荊、倒馬」三關。見頁 456-468。顧祖 禹又引《三關考》而論曰：「倒馬關有二城，稍北者為上城，城南者為下城，相去三里許， 山路崎嶇，按轡徐行，庶無銜橜之患，故以倒馬為名。國家以雁門、寧武、偏頭為外三關， 而居庸、紫荊、倒馬為內三關，西偏有警，必分列戍守於此。正德八年，由大同入犯寧武 及倒馬關，諸將拒卻之，蓋在京師肘腋間，備不可不豫，慮不可不密也。」頁 467-468。 此處內三關與外三關之分雖為明清的說法，但歷史上戰國、秦漢時，居庸、紫荊、倒馬等 關已居重要戰略地位。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武都能夠滅吳了，何況是君聖而臣賢的文帝之朝？ 最後，靈運說明自己「仰希太平之道」，並舉司馬相如撰〈封禪書〉勸 漢武帝封禪告天，以及司馬談為了無法親見封禪盛典而抱恨，說明自己雖然 沒有司馬相如的文筆，但也希望看到天下統一並封禪泰山的神聖時刻，如果 能達成這個希望，以此謝病京師，也將了無遺憾。現在因為皇帝賜假，有一 段時間不能相見，自己身體不好，有消渴之疾，怕有個萬一，所以臨行上書， 希望皇帝能明察。
三
關於〈勸伐河北書〉全文已詳釋於上，靈運此文主要論點在於「時機」， 亦即認為此時魏軍遠討攻夏，國中空虛，正是北討的大好時機。其次的重要 看法則強調「地點」，認為應該伐河北，因為此處富庶，居民多為漢族，為 西晉舊戶，又有關隘山險可守。以下針對此二點進行討論。（一）時機
首先，由前面的分析，我們已經可以了解，謝靈運對於北方的情勢及軍 情皆無清楚的掌握，對魏的國力及兵力認識不足，故過於輕視對方，他所掌 握的軍情也遲了數個月，因此「時機」的論點將其「躁進」、「空疏」的個人 特質暴露無餘。45 東晉以來北討之際，朝中多有大臣持反對意見，文帝二十七、二十九年 北伐時，朝中文臣、武將，甚至太子，持反對意見者亦多，而文帝仍執意北 伐，可知文帝元嘉七年以前不進行北伐，與當時是否有反對意見無關。4645 《宋書．廬陵王義真傳》載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 護細行』者也。」頁 793a。 46 元嘉二十七年北討不利，且招引魏兵南下，進至瓜步，建康危懼，文帝後悔，謂江湛曰：「北 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慚，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見《資治通鑑》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至於兵食不充足的問題，其實文帝在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時兵源亦不足， 「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蹔行」，糧食器械等物資 亦有賴王公貴富捐輸，並向富家、僧尼借貸，47故知兵食是否充足，亦非文 帝考慮之重要因素。甚至於元嘉二十九年，文帝不顧淮、泗數州新遭北寇摧 破，國力未復，仍堅持趁魏主新喪而北伐，可見趁敵之隙以伐之的策略，也 未必不能為文帝所同意。 靈運此書未能獲得文帝肯定，除了其對於敵情認識不足以外，當時劉宋 內部情勢亦非北討良機。尤其，文帝即位以來一直存有北伐之志，卻仍待元 嘉七年始出兵北伐，與皇權至此時方鞏固有關。 東晉立足江左以來即主威不樹，屢屢遭王敦、蘇峻、桓溫、桓玄等叛亂， 在外受制於重要藩鎮，在內則權在世家大族，故宋立國後，武帝、文帝皆以 鞏固皇權為第一要務。靈運上書時大約在元嘉四年底或五年初，當時文帝除 去徐、傅三人集團未滿兩年，內外權力結構尚未調整完畢，故無暇外事，直 至王弘累次上書遜謝解職，分權予義康，文帝藉宗室以鞏固皇權的目標始告 完成。 按王弘於徐羨之等誅後為「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劍三 十人」，48掌有內政及京畿揚州的政軍大權，其弟王曇首為「遷太子詹事，侍 中如故。……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曇首為上所親委，任兼兩宮。」
卷 125，頁 3960。 47 《宋書．索虜傳》載：「是歲，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 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者。又以兵力不足，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參議發南 兗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職從事、及仕北徐兗為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簿、諸 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國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發例，其餘悉倩暫行征。符到十日裝束， 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問所從，若有馬步眾藝武力之士應 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資滿五千萬， 僧尼滿二千萬者，並四分換一，過此率討，事息即還。」頁 1134b-1135a。可知當時物資不 足，依賴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及富民捐輸，軍用仍不充，因此又強借四州富室之財。 軍用不充以外，兵源、馬匹都不足，而緊急發募，實為烏合之眾。 48 《宋書．王弘傳》，頁 640b-641a。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49兄弟二人權位並盛，其族弟王華亦為侍中，為上所親任，故瑯邪王氏可謂 盛極一時，文帝曾撫御床謂王弘兄弟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50這 樣的言論相當近似於東晉初年元帝欲引王導登御床之言，但是宋與東晉的政 治局勢已然不同。 宋武帝為了避免劉宋重蹈東晉世家大族掌握荊、揚等要藩，導致皇權旁 落的困境，遺詔由宗室次第居藩，51其時彭城王義康為荊州刺史，鎮江陵， 掌有上流大權，經過范泰、成粲等人的勸說，王弘亦深懼自己與弟曇首二人 權高震主，累次上書要求遜位解職，52於元嘉六年正月： 以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袞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 領南徐州刺史。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弘既多疾， 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又以撫將 軍江夏王義恭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侍中劉湛 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53 如此一來，義恭據長江上游的荊州諸州，義康據長江下游京畿的揚州等 州，並專內政，文帝終於將軍、政二權收歸皇室，改變了東晉以來主威不樹 的政治情勢。這一點在文帝與義恭書中亦可以一窺其心態： 帝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 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若事
49 《宋書．王曇首傳》，頁 814a-814b。 50 《宋書．王曇首傳》，頁 814a。 51 《宋書．武二王．劉義宣傳》載：「高祖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遺詔諸子次第居 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 且臨川武烈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頁 867b-868a。《宋書．宗室．劉義慶傳》： 「荊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強，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 令美，故特有此授。」頁 719b。 52 參見《宋書．王弘傳》，頁 641b-642a。 53 《資治通鑑》卷 121，頁 3804。亦見《宋書．文帝本紀》、《宋書》王弘、劉義康、劉義恭、 劉湛等傳。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苟 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 決汝二人耳。……」54 文帝此時已內外權力布署妥當，一旦晏駕，則由義康輔政，行周公之事， 而義恭則任輔佐之務，「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雖為危懼提醒之辭，亦 見天下權力至此時皆收歸義康、義恭二人，不再受世族外姓所控制。元嘉六 年四月文帝始要求魏主歸還河南地，同年年初即義康、義恭分掌內外上下游 要任之時，因此可以推知，宋文帝在元嘉六年以前不曾輕啟外釁的重要原 因。55
（二）伐河北
宋文帝元嘉七年、二十七、二十九年各遣兵北討，皆兵向許、洛，意取 河南，亦并無功而返，兵民疲困，元嘉之政因此而衰，但亦可見文帝恢復河 南之意志甚為堅決。56 何以文帝屢次出兵，目的皆只圖河南，而兵向許、洛？ 首先，如謝靈運所言，這是景平時的失地，是宋武帝親冒矢石，所創下 的基業，因此是可以說是「國恥」。 其次，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國防，保河南即所以保淮北。自東吳 以來的南方政權所憑恃的是長江天險，但長江沿線布防雖能防守，可是長江 如練，防線過長，任何一點被突破，南方的心腹要地都可能受到攻擊，此亦54 《宋書．武三王．劉義恭傳》，頁 795b-796a。 55 元嘉七年北伐，除了此時國內政局安定、權力收歸皇室以外，另一個原因應該是此時魏已 統一北方，勢力漸穩固，對劉宋形成極大威脅，如《魏書．崔浩傳》：「自國家併西國（夏） 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眾以衛淮北。」頁 406。 56 文帝於元嘉七年，以滑臺戰守彌時，遂至陷沒，曾作詩，元嘉二十三年針對北伐志願，亦 感慨作詩，見《宋書．索虜傳》，頁 1126b-1127a，頁 1130b-1131a。又於《宋書．沈演之傳》 載元嘉二十年平林邑後，文帝向沈演之說：「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 茅土。廓清京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不開也。」頁 817b，皆可見其北討之志，始終不衰。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為東吳、陳僅以長江為險而迅速滅亡之原因。因此，「都金陵者，宜守淮以 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57要守得住長江，前提必須先守住淮南， 並且控制荊楚上游，換言之，為求國防鞏固，必須以秦嶺、淮河沿線為第一 道防線，以長江為第二道防線，並且力求保淮北以固守淮河沿線的安全。因 此，「守江必守淮，而守淮又在於淮北、河南。」58若守住河南，則淮北諸鎮 擁有更前線的防衛，因此劉宋積極北伐，目的就是希望以攻為守，遏止北魏 南侵的勢力，並且藉著控制河北的金墉、虎牢、滑臺、碻磝等重鎮，以達到 衛冀淮北的重要作用。 要保有河南防線，必須以虎牢等「河南四鎮」為防守主力，因此元嘉二 十七年議北討，沈慶之以「馬步不敵」，強烈反對，文帝答覆曰： 虜所恃唯馬，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指，碻磝必走，滑台小 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戌，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 及冬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59 文帝以為在黃河沿岸列戍守之，可以互為援結，此為當年劉裕北伐關中 之故技，蓋南方人善於守城，並且在重要戍鎮間置兵，一城見攻，眾城即可 相救。但是，早在元嘉七年到彥之帥兵北伐，雖輕易得滑臺、虎牢、金墉、 潼關諸要鎮，司、兗境皆平，亦置城守，但冬寒河堅之後，魏軍大舉南進， 宋軍大敗，所得之地又旋失。60至於元嘉二十七年，宋以七月進軍，亦攻占
57 唐樞，《冀越通》，收於《叢書集成新編》，第 9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頁 18。 58 語見陳金鳳著，《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頁 83，又 可參考頁 17-18、47-48、22-23、頁 66-73。及陳金鳳著，〈元嘉北伐新論〉，《華中理工大學 學報》，2000 年第 4 期，頁 59-61。孫瑞寧、孫滬松，〈論淮北〉，《安徽史學》，1995 年第 4 期，頁 17-20。 59 見《宋書．沈慶之傳》，頁 964b。 60 《宋書．索虜傳》：「彥之進軍，虜悉斂河南一戍歸河北。太祖以前征虜司馬、南廣平太守 尹沖為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穎川、兗州之陳留二郡諸軍事、奮威將軍、司州刺史， 戍虎牢。十一月，虜大眾南渡河，彥之敗退，洛陽、滑臺、虎牢諸城並為虜所沒。」頁 1126b。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了碻磝、樂安、陝城、潼關，圍滑臺、虎牢等地。文帝認為「城守相接，虜 馬過河，即成擒也」，然而冬天魏軍鐵騎一出，王玄謨軍潰敗，不但占有的 城戌失守，魏兵且南攻彭城、盱眙，過淮水而進逼瓜步。《宋書．索虜傳》 言魏軍此行：「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略不可稱計。」傳 末史臣論胡馬南渡，言其時「京邑荷檐，士女喧惶」，並曰： 自江、淮至於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 空荒，無復鳴雞吠犬。時歲唯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 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余蔓殘構，至於乳燕赴 時，銜泥靡託，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61 可以說宋人雖善於守城，然而城之能守，原因在於城池堅固，有險可守， 其次需要兵力、糧食，但最重要的是守城之際，必須有外援，否則如毛德祖 守城二百日，亦終被敵人攻破。沿黃河列戍防守雖可互相援結，然而黃河防 線過長，戍鎮及兵力皆分散，一旦北方分兵攻打，則各鎮自顧不暇，遑論援 結，因此仍有賴於南方外兵協助。 但黃河沿岸距宋遠而更接近魏境，大軍援救曠日廢時，又南方主要軍力 為步兵，優勢則在水軍，若秋冬之際水源乾涸，甚至黃河結冰之時，水路不 通，行軍、運輸、補給都甚為困難，而步兵行軍速度極緩慢，缺乏機動性。 相較於此，北方優勢兵力則為騎兵，行動甚為迅捷，可以一日千里，攻敵不 備，又通常依敵方之糧抄略為食，不必依賴大軍運送糧食，機動性和破壞性 都很強。因此崔浩認為：「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 我未勞。」62
61 《宋書．索虜傳》，頁 1136b，及頁 1140a。《資治通鑑》載「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 魏軍劫略而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 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見卷 126， 頁 3966。 62 《資治通鑑》，頁 3808。《魏書．崔浩傳》作：「彼北我南，彼勞我息。」頁 406b。宋軍缺 乏機動性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宋軍主力是步兵，行軍速度甚慢，而北方騎兵卻可以一日千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其次，騎兵長於野戰，適合平原地區征戰，步兵則可以守城，適合山地 等崎嶇地形，因此，在南方多山水地區，可以發揮步兵和水軍的優勢，到了 北方平坦的地形，則以騎兵見長。這種南步北騎的特點，使得南方軍隊在北 方不易得利。因此，沈慶之諫文帝北伐之主要論點，即：「馬步不敵，為日 已久矣。」並舉檀道濟、到彥之為例，說明南方的步兵不能與北方的「馬」 （騎兵）相比。63 由於北方人不適應南方春夏濕熱多雨的氣候，軍隊易因疾疫損失戰力， 故秋冬之時於北方最是有利，春夏之際他們常撤軍避之，保養戰鬥力，冬季 又復南抄，宋軍於元嘉七年、二十七年北伐，佔有黃河沿岸要鎮，又旋復失 去，原因在此。64 因此，沿河列戌而守，在大軍補給支援上有很大的困難，故河北若不能 得，則河南亦不能守。《讀史方輿紀要》稱： 河南，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然則河南固不可守乎？曰：『守關 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河南也。自古及今，河南之禍，中於關中者 什之七，中於河北者什之九。……劉聰、石勒之略有河南也，鮮卑、 氐、羌縱橫於司、豫之境，晉、宋君臣切切焉，圖復河南，分列四 鎮，求十年無事，而不可得也。元魏孝文遠法成周，卜宅中土，為 措置，可謂盛強，乃僅一再傳，而河北遂成戎藪，爾朱榮自河北來
里，因此《晉書．蔡謨傳》載蔡謨諫北伐之理由亦認為南方軍隊行軍速度太慢，而北方以 騎兵為主，可以一日千里：「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 以來赴，非惟鄰城相救而已。」頁 1345b。 63 《宋書．沈慶之傳》，頁 964b。 64 元嘉七年，到彥之帥軍北討，七月，得滑臺、虎牢、金墉、潼關等要鎮，司、兗既定，三 軍咸喜，獨王仲德憂之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 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見《資治通鑑》 卷 121，頁 3819，亦見《宋書．王懿傳》，頁 679b。王仲德為太原人，祖仕石季龍，父事 苻堅，皆為二千石，少長北方，故了解北方軍情。《宋書．索虜傳》亦提到此次宋軍出兵前， 文帝曾派使臣田奇告魏主將取河南，魏主亦說：「……必進軍，今權當斂戍相避，須冬行地 淨，河冰合，自更取之。」頁 1125b。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矣，爾朱兆自河北來矣，高歡亦自河北來矣。……河南者，四通五 達之郊，兵法所稱衢地者是也。……夫河北之足以制河南也，自昔 為然矣。』」65 所謂的「衢地」，即四通八達，交通便利的地方，這種地理適合商業及 文化傳播，承平時因為可以快速地通往四面八方，適合作為國家的中心，但 是這種地形也因為如此有太多需要防衛的路線，不利於防守。《孫子兵法． 九地篇》說「衢地則合交」，正因為這是四通之地，故必須合交諸侯，得天 下之助，否則即岌岌可危。河南地區自古號為「天下胸腹」或「天下之樞」， 四通八達，道里輻湊，天下一統之時，定都洛陽，可以控制四方，遮蔽東方。 但是，「不得河北則患在肩背，不得關中則患在噤吭」，66因此，欲保河南， 則必須確保河北和關中地區在控制範圍以內，否則，河南地區難以長保。此 地理形勢上的特點，即河南之地在歷史上一再地被西邊的關中，以及北邊的 河北所破的主要原因。 《宋書．何承天傳》末，沈約論宋武帝定關中之策，「雖綿河作守，而 兵孤援闊」，亦依此地理形勢上的特點，認為守黃河沿線為錯誤決策。因為 防線過長、兵力分散，南方大軍懸遠，無法及時救援，所以，若不能掌握河 北，則無法守河南。67
65 《讀史方輿紀要．河南方輿紀要序》，頁 1909-1912。 66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 46，言河南地區：「閫域中夏，道里輻輳。」並引頓子曰：「韓 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范睢云：「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秦氏觀曰： 「長安四塞之國利於守，開封四通五達之郊利於戰，洛陽守不如雍，戰不如梁，而不得洛 陽則雍、梁無以為重，故自古號為天下咽喉。」顧祖禹認為：「夫據洛陽之險固，資大梁 之沃饒，表裏山河，提封萬并，河北三郡足以指揮燕、趙，南陽、汝寧足以控扼秦、楚， 歸德足以鞭弭齊、魯，遮蔽東南，中天下而立，以經營四方，此其選矣。然不得河北則患 在肩背，不得關中則患在噤吭，自古及今，無異轍也。」頁 1963。 67 論河北之重要性，又如慕容垂尋找根據地時，本攻洛陽，又謀於眾曰：「洛陽四面受敵，北 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眾咸以為然， 見《晉書．慕容垂載記》，頁 1984b。因此，慕容垂取鄴為根據地，四處略前燕故地，最後 都中山，建立了後燕帝國，其所據之地即為黃河以北地區。即使到了宋朝，仍以河北一路 為天下根本，並恃險以隔絕北方的匈奴，如《讀史方輿紀要》卷 10 云：「富氏弼曰：河北
〈勸伐河北書〉的相關問題── 論謝靈運之北伐主張與晉、宋之南北情勢 至於河北地區，其地理環境較易於防守。太行山脈是中原地區的重要天 險，其支脈如恆山或更北邊的燕山，以及一直到近海的軍都等山脈，皆是河 北地區阻擋北方的重要山域，重要關口，則有居庸、紫荊、倒馬諸關。 居庸關又名軍都關，為太行八陘之一。《呂氏春秋》、《淮南子》都提到 居庸關為天下九塞之一，68酈道元《水經注》卷十四「濕餘水」言居庸關曰： 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其水導源關山，南 流歷故關下。……南則絕谷，累石為關垣，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 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林鄣邃險，路才容軌，……。其水歷山南徑 軍都縣界，又謂之軍都關。69 居庸關在上谷沮陽城東南六十里，軍都在居庸之南，地形絕險，《讀史 方輿紀要》引《地理志》稱此關：「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 山，實天下之險。」70 其次為紫荊關，亦為太行八陘之一，又名蒲陰、子莊關，有人認為此即 古之五原關（原一作阮）。《水經》卷 11〈易水〉提到：「易水出涿郡故安縣 閻鄉西山」注曰：「易水又東，左與子莊溪水合，水北出子莊關」即此。71其 地形「山谷崎嶇，易於控扼，自昔為戍守處，即太行蒲陰陘也。」「當居庸、 倒馬間，實為輔車之勢。」72
一路為天下根本，燕薊之北，有松亭關、古北口、居庸關，此中原險要，所恃以隔絕匈奴 者也。呂氏中曰：燕薊不收，則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參見頁 469。 68 見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88）卷 13〈有始〉云：「何謂九 塞？大汾、冥阨、荊阮、方城、殽、井陘、令疪、句注、居庸。」頁 658。張雙棣撰，《淮南 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卷 4〈墬形訓〉云：「何謂九塞？曰：太汾、澠 阨、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疪、居庸。」頁 417。 69 陳橋驛校釋，《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頁 247。 70 《讀史方輿紀要》卷 10，頁 461。同卷又云：「紫荊、倒馬，二關隘口多，守禦難徧，內達 保定、真定，皆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之限，騎兵便於馳突，惟居庸重岡複嶺，關山嚴固， 三關之守，居庸險而實易。」見頁 465。 71 《水經注校釋》，頁 199。 72 《讀史方輿記要》卷 10，頁 465、466。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又次為倒馬關，此處即為戰國時的鴻之塞，亦名鴻上關、常山關、鴻山 關，又名飛狐口或飛狐吸。此關當常山（恆山）之嶺道，《水經》卷 11〈滱 水〉「東南過廣昌縣南」條，注曰：「滱水又東逕倒馬關。關山險隘，最為深 峭。勢均詩人高岡之病良馬，傅險之困行軒，故關受其名焉。」73《元和郡 縣圖志》云：「倒馬故關，縣西北一百一十三里。以滱水東經倒馬關，山路 險峭，馬為之倒，因以為名。」74又北魏武泰初年，上谷賊杜洛周圍定州， 刺史楊津請救於柔然，柔然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不能進而還，所塞隘口 亦即此路。可知此路對於阻礙北方南進，具有極重要的意義。75 這些關隘實依太行山之險峻，太行山「隔絕東西，實今古之大防。州軍 鎮戍， 山錯列，憑高控險，難於突犯，亦謂之燕山，河北所恃以為固者也。」 所以說太行山是河北地區的重要防線。76 太行之支脈恆山又名常山，亦為河北之重要屏障。《讀史方輿紀要》引 《地記》云：「恆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天下形勝處也。」恒 山與中山西北之狼山相連，漢末之黑山張燕，五代之孫方簡兄弟，皆依阻其 地，至宋時，又以此山與契丹分界，從恆山往北，有飛狐口、倒馬關等險阻， 77可知靈運認為攻河北，以此與北方胡族為界，派兵鎮守，實有地勢上的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