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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文討論可知,許學夷很欣賞杜甫五古。這類觀點,其實不盡然是復古 派的詩學傳統。因為前行復古派諸子,儘管未必完全抹煞杜甫五古價值,但一 般若談及五古一體楷模,多遙奉漢魏正典。許學夷大抵也不例外,讚揚漢魏五 古「千古五言之宗」、「五言古,惟是為正」、「造其極」,無疑尊崇備至;62 但他的特見之處,實在於為包括杜甫在內的唐人五古爭取更高之價值位階。確 切地說,他欲在漢魏舊典範外另行建立一個「唐古」新典範:

今人於歌行知宗李、杜,而於五言古必宗漢魏者,是於唐古實無所得 也。63

這段文字不涉入漢魏五古評價問題,旨在檢討「必」這樣一個具強烈限定性、

排他性的觀念。許學夷批評時人僅知宗尚漢魏卻排除了唐人五古,實因未能真 正理解唐人的價值;他隱然主張,唐人五古足可自成一個新典範,可知是對唐 人五古重評。其杜甫五古批評所具的意義,也必須放入此一脈絡來理解。

唐人五古何以值得重評?許學夷曾由文學史的角度提出解釋:

五言古,自漢魏遞變以至六朝,古律混淆,至李、杜、岑參始別為唐古,

而李、杜所向如意,又為唐古之壺奧。故或以李、杜不及漢魏者,既失 之過;又或以李、杜不及六朝者,則愈謬矣。64

文中除了「漢魏」,尚舉出「六朝」,作為討論「唐古」文學史的參照座標。

關於漢魏,此處談得不多,許學夷所以認為唐古足可自成一個新典範,主要恐 怕是和六朝相比。據文中描繪的文學史圖像,六朝處於漢魏古體完善、唐代近 體成熟之間的過渡階段,故曰「古律混淆」;至唐人「始別為唐古」,可推知 這是消泯了先前「混淆」的情況,而造就一種較精純的新體式。從「混淆」進

62 同前註,卷3,頁 44、45;卷 34,頁 317。

63 同前註,卷 18,頁 191。

64 同前註,卷 18,頁 192。

臻於精純,此種唐人五古新體,應有其價值。在這個思路下,許學夷自然無法 苟同李、杜遜於漢魏之說,特別不滿於世人過分高估六朝的論調。

當然,文學史分期無法機械比附政權遞嬗,所謂六朝「古律混淆」而唐人 精純,只是大致的素描。許學夷其實也曾注意到唐人五古之作,仍有一些沿襲 六朝的「混淆」情況,如《詩源辯體》所云:

若高適、孟浩然、李頎、儲光羲諸公,多雜用律體,即唐體而未純,此 必不可學者。65

高適(706-765)諸人的五古之作「多雜用律體」,這類作品不足為式,須和 前述標舉的唐古新典範區隔開來。何謂「律體」?據其另文:「孟浩然……古 詩長篇,平韻者皆雜用律體,仄韻者亦忌『鶴膝』。」66又:「儲光羲五言古 最多,平韻者多雜用律體,亦忌『上尾』;仄韻者多忌『鶴膝』,而平韻亦有 之,蓋唐人痼疾也。」67可知唐人五古「雜用律體」之所指,稍有別於拘忌「鶴 膝」、「上尾」一類聲律法則,68而後者同樣屬於缺陷。「律體」應指對偶的 句式,《詩源辯體》云:

平韻者雖杜子美「紈袴不餓死」(〈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往 者十四五」(〈壯遊〉),亦未免稍雜律體。69

實際檢讀所舉兩首杜詩,的確有多處對偶句式。70這段話也形同劃出杜甫五古 典範之作的「邊界」;假如雜入「律體」,就會減損詩的價值。

65 同前註,卷 17,頁 177。

66 同前註,卷 16,頁 163。

67 同前註,卷 17,頁 173。

68 這類聲律法則來自沈約聲病說。其涵義紛紜,歷代解釋情況可參郭紹虞:〈永明聲 病說〉,《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上編,

頁231-237。

69 《詩源辯體》,卷17,頁 178。

70 許學夷並曾說〈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乃古詩雜用律體」;同前註,卷36,頁 364。

更深入來看,許學夷欲標舉的唐古新典範,絕非消極墨守邊界,他更關注 到唐人的開創。其《詩源辯體》曾有「調純氣暢」之說:

漢魏五言,體多委婉,語多悠圓。唐人五言古變於六朝,則以調純氣暢 為主。若高、岑豪蕩感激,則又以氣象勝;或欲以含蓄醖藉而少之,非 所以論唐古也。71

此文所稱的唐人五古,實非泛指唐代所有的五古之作,而是專指「調純氣暢」

之作。正是這類唐古,方足以超越六朝,另立典範。「調純」,意為體調之純,

也就是不雜入「律體」或上類聲律法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氣暢」,指氣力 充暢,在上文脈絡中又可稱為「氣象」。文中指出,唐古氣力充暢之作,容或 不似漢魏含蓄醖藉,仍屬不可「少之」的可貴成就。實際上,許學夷的文學史 觀中,正認為「氣象」是唐詩獨到之處,請先看下面一段論初唐的資料:

四子……雖律體未成,綺靡未革,而中多雄偉之語,唐人之氣象、風格 始見。至此始言氣象、風格。72

「氣象」是初唐才展現的五言詩新貌,至盛唐稍趨完備:

(高、岑)五、七言古,調多就純,語皆就暢,而氣象、風格始備,……

為唐人古詩正宗。73

再看李、杜達到更高境界的「大備」:

故其五、七言古,兼歌行、雜言言之。體多變化,語多奇偉,而氣象、

風格大備,多入於神矣。74

排比上列三段資料,不難發現許學夷非常推崇唐詩獨到的「氣象」,這種氣力 充暢的藝術形相,實屬漢魏、六朝五古所缺乏,而恰是至李、杜登峰造極。若 僅宗尚漢魏,必無法從中掌握或習得此種氣力充暢的藝術形相,這是許學夷之

71 同前註,卷 15,頁 156。

72 同前註,卷 12,頁 139。

73 同前註,卷 15,頁 155。

74 同前註,卷 18,頁 189。

所以別立唐古典範、尤其標舉李、杜的文學史觀層面因素。75

要言之,許學夷從文學史觀層面去凸顯唐人五古的「調純氣暢」特質。

其論述思路,除了對比於前代,我們仍可發現他謹守著「文體規範評價基準」

這一主線。漢魏五古之所以有別於六朝,係因屬於純粹的古體,並未相淆亂於 六朝俳偶風氣;唐古之所以迥異於六朝,是指「以調純氣暢為主」之作,並未 相淆亂於律體,可見許學夷貶六朝而褒漢魏、唐古,實出於「文體規範評價基 準」。不過,不應輕忽的是,由於許學夷有意另立一種唐古新典範,所持「文 體規範」的內涵並非膠著、定錨於古老的漢魏,亦即並非以漢魏標準去估量後 世六朝、唐人價值;其「文體規範」的內涵實是與時俱進,遂能接納、樂見文 學史動態發展下逐漸孕化出來的一種唐古新體式。許學夷在漢魏外別立唐古典 範,所持「文體規範評價基準」,自然會由世人「必」之學詩觀念所預設的「單 一基準」,拓展為「文學史動態多元基準」。前者,以明代詩學的客觀史實而 言,自然會形成以古典為尚的學詩取向,並由復古派帶來摹古太甚的嫌疑;後 者,在理論上,則將能由模習古典走向自我創新,是謂「通變」:

漢魏、李杜亦各極其至焉。何則?時代不同也。論詩者以漢魏為至,而 以李杜為未極,……皆慕好古之名而不識通變之道者也。76

許學夷曾讚賞劉勰(465 ? -520 ?)《文心雕龍》論文「得其要領」,77「通

75 前揭幾段資料中,許學夷都提到「風格」。正文為求聚焦於「氣暢」、「氣象」,

故並未旁岔討論「風格」,其實這也是許學夷論詩的重要概念。方錫球認為「氣象 風格」是一個概念,指詩的總體特徵。說見氏著:《許學夷詩學思想研究》,頁 153-154。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於「氣象」、「風格」二詞也未以頓號區隔。

實則「氣象」、「風格」有所差異,許學夷論王勃等人七古:「其風格雖優,而氣 象不足」,又論高、岑七古:「初唐始言風格,至此而氣象兼備」,分見《詩源辯 體》,卷12,頁 141;卷 15,頁 155。可證二者有別。據許學夷論常建五古云:「風 格既高,意趣亦遠」,前揭書,卷17,頁 174。初步可知「風格」關乎詩之「意趣」,

可視為審美趣味。

76 《詩源辯體》,卷18,頁 190。

77 同前註,卷 35,頁 332。

變」之說當即得自於此書。據《文心•通變》:「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 方。……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78可知「通變」之說的重心 實在於「變」,亦即是在遵循文體常法的基礎上,追求文學語言和審美風格的 變化、革新,「故能逞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79我們似可大膽推想:許學 夷標舉李、杜五古的用心,當不全然僅在於向世人介紹其特色、價值,更能進 一步由李、杜反照復古派的當代處境,以「通變」之說痛下一帖良藥。其另文 可證:

五言古,體有常法,苟非天縱,則長篇廣韻,未有所向如意者。今人於 五言古不能自運,輒自託於漢魏,蓋昧於「西京、建安多不足以盡變」

之說也。80

宗尚漢魏,本為美事,當時竟變質為學詩者無法「自運」的託詞。「自運」,

指自我創造,據文中的描述,其理想狀態必須是在遵循文體常法基礎上,進臻 於「所向如意」。實則這就是「通變」,也就是李、杜五古境界。81此種境界 與時人呈現極強烈的落差,對照之下,豈不足以為其藥石?82上引文結尾徵 引王世貞《藝苑卮言》評李攀龍詩語,原文為:「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

酷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而嫌於襲」,83王世貞勸人勿 過度沉溺平典質實的漢魏古詩,否則容易墮入單調、窠臼。許學夷批評時人不 明瞭此理,然不無嘲諷意味的是,連王世貞自己也還無法正視李、杜五古的價 值。84

78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卷 6,

頁519。

79 同前註,頁 519。

80 《詩源辯體》,卷18,頁 191。

81 前曾引文李、杜五古「所向如意」;此語又可見同前註,卷 18,頁 189。

82 許學夷《詩源辯體》有云:「予之論詩,實足為今人藥石」。同前註,卷34,頁

83 《藝苑卮言校注》,頁328。 351。

84 王世貞認為李、杜五古或有不逮陶、謝處,許學夷曾兩度提出批評。見《詩源辯 體》,卷18,頁 191-192;卷 35,頁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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