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世英為何選擇哈佛大學？為何選擇教育學院念教育哲學，而未選擇在哲學 系念純哲學？
（一）首先，瞿世英赴美專攻教育哲學在當時留美教育學者中即屬少見。以 1920年代為例（Yuan, 1961），全部30位取得教育學博士者中主修教育哲學的只 有兩人（另一位是TC的邱椿），占7%。當時最多人修習教育心理學共有14位，
占46%，其次是教育行政領域（含各級各類教育）9位，占30%。所以瞿念教育 哲學，實為相當冷門選擇。
（二）其次，從哈佛大學早期發展史可見，特別是在瞿世英就讀時期前後，
HGSE以哲史課程最弱，並不是念教育哲學的好地方。但是，比起以下幾所一般 認為教育哲學較發達的學校，如哥大師院、俄亥俄州立大學，或是教育學研究整 體極發達，卻貶抑教育哲學的芝加哥大學與史丹佛大學，都對瞿構成一種推力。
相較之下，哈佛可能還是最好選擇。
以哥大師院為例，該校堪稱中國學生赴美修讀教育的首選，1950年之前就 讀該校的中國學生約1,810人；到1960年止取得博士學位者有68人（Kao, 1951;
Yuan, 1961），對比同期全美獲教育學博士的中國學生147人，該校占46%，高 度集中。49惟該校教育哲學以杜威實驗主義為主，是瞿不喜者。至於俄亥俄州立
48 瞿曾自嘲前一時期「只吃飯不幹活」，後一時期「又吃飯又幹活」，頗令人唏噓（王
炳照口述，2010，頁64）。
49 即使是1940年代，也是平教總會人員、獲Rockefeller Foundation資助的趙冕（1942至 1946年就讀TC），曾述及一位TC返國學者聽聞他可能不就讀TC時甚是驚訝，還特
大學則是以深受杜威啟發的Boyd Bode為首的進步主義教育哲學，瞿也不可能選 擇。
再以明顯排斥教育哲學的芝加哥大學為例。1909年繼任杜威的Charles Hubbard Judd先把教育脫離哲學系，成立教育系；又把系上教育哲學課取消，
代以教育原理課。從此「哲學」與「理論」等名詞被主持系務幾達 30年（1909-1938）的Judd在教育系官方用語中一筆勾銷（Lagemann, 1989, p. 206; White, 1982, pp. 151-152），所以瞿似也不可能考慮。
又以史丹佛大學為例，該校在1923至1924年時，開設教育史的是院長 Ellwood Patterson Cubberley，教育哲學則是Percy Erwin Davidson（Stanford University, 1923）。事實上，Cubberley的教育史研究是以學校實務演進為主，對 探討觀念缺少興趣，且他更是全美最著名學校行政理論家之一；而著作甚少的 Davidson則是教育社會學者（Sears & Henderson, 1957）。
除以上推力外，或許哈佛哲學系觀念論師資對瞿世英有強大吸引力。雖然 胡適與馮友蘭均以「哈佛的哲學是舊的，哥倫比亞的哲學是新的」，50但瞿朋友 圈中卻視哈佛才是「美國哲學中心」，是「美國觀念論泰斗羅依士及其弟子之 所在」（Hocking, 1929/1948，張崧年序，頁3）。事實上，哈佛大學哲學系是美 國哲學研究歷史最悠久的學術重鎮，不僅有瞿所傾心的觀念論傳統，也是實用 主義發源地、還有諸多不同派別的唯實論學者交互激盪與競逐（Kuklick, 1977, 2001），都是他學習切磋的對象，且由他對懷德海說出是為懷氏而來就讀，企圖 心本即不凡。
特別是瞿就讀時期正是哈佛「哲學系第二個黃金時代」（“a second golden
別警惕趙：「雖然此時TC在中國已不再受高度尊崇，但還是唯一值得考慮的學校」
（Chao, 1946, p. 158）。
50 馮友蘭1920年到哥倫比亞大學讀哲學。因胡適告訴他：「哈佛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都 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學是舊的，哥倫比亞的哲學是新的」，於是決心赴哥大哲學 系研究（沈清松、李杜、蔡仁厚，1999，頁7）。至胡適本人，1914年在康乃爾大學獲 得學士學位後，曾在該校修讀哲學碩士。但不認同康乃爾觀念論哲學對杜威的攻擊，
又因認為杜威才是美國哲學泰斗、且哥大哲學教授陣容堅強、聲望最高，於是1915年
轉校至哥大師從杜威（歐陽哲生，2011）。
age in philosophy”，參見Lowe, 1990, p. 149）的開始。51此新時代由1924年懷德海 蒞校開始，由霍金、培黎、吳茲、沙佛、依頓等人共同構成；瞿與這些菁英哲學 家頻繁交流，這段親歷其中、躬逢其盛的求學經驗使瞿回中國後具優越條件，引 介不同流派思想給當時求知若渴的哲學界。以此觀之，瞿選擇就讀哈佛，得以就 近親炙哲學系教授與資源，意義重大。
（ 三 ） 最 後 ， 瞿 世 英 到 哈 佛 後 ， 為 何 不 讀 文 理 學 院 的 哲 學 系 ， 而 就 讀 HGSE？就現有瞿世英著作或是其他史料尚無法確切回答，僅能依本文中他一生 的著述與行動試為歸納。
瞿世英生命基調可說是未被工具、技術所侷限，淑世與實踐之情懷亦非純 理論所可滿足。或許正是這一點讓他選擇HGSE，而非哲學系。值得追問的是，
HGSE對瞿是否產生啟示或影響呢？由該院早期發展觀之，在Holmes主持時期，
以教育實務如青少年社會化教育為重點，其實與瞿早年參與社會行動、論文兼重 個人與社會的自由、對平教工作不離不棄等社會關懷是相「契合」的。
但是，對瞿世英來說，他從未提及修過課的Johnson、Brewer、Cummings或 Dearborn等教授，似乎頗對美國教育學院與教育學之發展主流，例如工具主義教 育思潮、職業教育運動、學校調查與心理測驗運動等，保持警醒距離。或許這反 而是對美國教育學一種較為能入能出，有反省意識的反映。
因此，本研究現有史料無法推斷HGSE對瞿的具體「影響」，因為他的主體 性一直很清楚、很強。特別是考量院長Holmes與幾位哲史領域兼任教授都親近 觀念論，哲學系又就近提供觀念論等多元環境，在在都切中當時中國教育哲學瀰 漫工具主義、缺乏社會與教育理想之弊。由此觀之，瞿選擇HGSE實可說是掌握 到中國當時重要思想史與教育史發展上缺少方向與理想這個關鍵，有其特殊意 義。
綜觀瞿世英在該校就讀的相關檔案紀錄與著述，回國後積極參與哲學學術活 動，又投入鄉村平民教育，本研究發現HGSE對瞿世英這種程度很好、已頗有哲 學定見的學生而言，實不失為滋養、印證與強化他原先哲學傾向、人格思想、行
51 Lowe（1990）認為該系第一個黃金時代是由詹姆士、羅依士、George Herbert Palmer
（1842-1933）、Hugo Muensterberg（1863-1916）等人所共同塑造，直到詹姆士與羅依 士兩人過世為止（分為1910年與1916年）。
動格局，給他自由發揮空間的好所在，讓他累積出具生命厚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