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教總會1923年於北京成立，由晏陽初任總幹事。該會本愚公移山精神，盡 心竭力於平民教育。許多知識分子亦認定平民教育是救國急務，志願放棄名利來 為鄉農服務，因此平教總會成員陣容極堅強。46其中，平民文學部主任陳筑山曾 留學日、美，正是瞿出國前任教的國立北京法政專科學校校長。1926年陳辭校長 職，到平教總會服務，1927年聘瞿世英來會服務，兩人後來成為晏陽初最得力助 手。瞿是中國學生在哈佛榮膺教育學博士的第一人，卻不惜屈就幹事，他更是平 教總會工作最長久的一人。
大約在1930年後，瞿世英完全投入鄉村教育，歷任該會研究部主任、總務主 任、秘書主任、鄉村建設育才院代理院長等重要職務，直至1949年止。前述他在 五四時期的社會關懷、哈佛時期的儒家人格觀念論及透過教育實現個人自由等嚮 往，化為畢生實踐。
定縣所需教育是生活化教育，要造成教育環境與教育生活。1930年時該縣有 200餘所平民學校，兩個農業改良場與合作社，健康方面有三位醫師與流動巡迴 醫療服務，還設立公共衛生處。縣政分為行政部、瞿曾任主任的研究部（含社會 調查、教育學術、平民藝術、讀物編輯、衛生等部門）、教育部、訓練部（平民 教育學院，訓練平教師資）（瞿世英，1930b）。在瞿主持下該會以科學方式編 撰教材或發展測驗研究，這些都非為學術而學術，而是以科學精神應付問題，在 實驗中找解決方法（瞿菊農，1935a，1936b，1940）。
1937年抗戰軍興，瞿隨平教總會撤離定縣續往內陸發展。1938年主持該會駐 湘辦事處（吳相湘，1981），同時任湘、川、黔各省政治與社會改造工作之研究 委員會主席。1940年平教總會抗戰時期中心機構「私立中國鄉村建設育才院」在 四川巴縣成立（1945年改制為私立鄉村建設學院），瞿擔任農村教育系主任（譚 重威，1998，2003），更在1943至1948年間長期代理院長職務。瞿世英實為抗戰 前後維繫與發展平教總會、協助各省政治與社會改造工作的幕後功臣。
1945年抗戰勝利後，在國內，平教總會派瞿世英駐南京辦事處，協助教育部 成立全國民眾教育委員會之計畫。在國際，UNESCO在巴黎舉行首次會議，瞿
46 平教總會成員陣容，可參考吳相湘（1981）與李金錚（2004）。
為中國代表之一，他依據中國平民教育經驗提出建議，終使聯合國基本教育計畫 得以完成。1947年，UNESCO與中國在南京舉行基本教育區域研究會議，由瞿主 持。聯合國認可平教會成就與影響力，堪稱「中國推行平民教育的真實價值，影 響及於全世界」（吳相湘，1981，頁76）。
平教總會時期瞿仍發表教育方面文章。早期除重申博論觀點外，亦常與思想 界互動。在前者，持續主張「動的宇宙觀」、「動的教育」、強調教育是自覺、
向上發展的變動，是價值創造的歷程（瞿世英，1933b）。在後者，他為張君勱 譯《菲希德對德意志國民演講節本》作序，指出菲希特要用教育創造新社會秩 序，且教育不屬少數人或單一階級，人人都應得道德的自由與獨立，以「養成人 之所以為人之完全人格」（瞿菊農，1932b，頁3）。菲氏又由民族立場以為教育 不能不顧社會國家，這乃是「保存民族生存之唯一方法」（瞿菊農，1932b，頁 4）。以上見解多與他先前教育思想相互呼應，唯教育係為保存民族這一點，是 瞿思想中較新的成分。
與思想界互動還包括瞿讀張君勱〈胡適思想路線評論〉一文後，不全然接受 張對胡適的負面評論，認為胡適批評中國學術思想亦有其貢獻，仍應致敬；雖今 日回顧，胡亦有可檢較之點。瞿以為胡在「破」的方面貢獻多，「立」的方面貢 獻少，但此實為實驗主義本身之問題（瞿菊農，1941a，頁5），該主義只自以為 是一種方法，而不建立思想系統，如此自限困難必多。此文可以窺見瞿對實驗主 義的保留態度仍是一貫。
此外，瞿對學校教育問題亦保持與他觀念論思想一貫的看法。他承認中學教 育中心問題是課程，故需對教學方法、心理測驗、課程編製有嚴格細密的科學 研究方能改革；但教育實需要有「精神」貫注其中，才能真有生命。瞿以湖南湘 學為例說明在王船山、曾文正公等薰陶下，湘學以誠樸為體、習行為用，立己有 規律、功業有表現。正因真誠質樸而又重實際事功，所以才能陶鑄出剛毅有為的 民性。瞿希望教育改革亦能有這種精神貫注（瞿菊農，1939，頁4-5）。而在鄉 村國民教育方面，他呼籲教育應是社會本位，擴大受教對象，以全民為範圍，
以生活改造為內容，以指導活動為方法，以學校為社會中心（瞿菊農，1932a，
1941b）。
社會中心的教育的確是投入鄉村教育後瞿的主要關懷之一（瞿菊農，1942，
1943）。事實上，瞿回國後唯一談中國教育哲學之文章也是關於以社會為中心 的荀子教育思想。瞿認為孟子主性善是要說明教育之可能，而荀子主性惡是要說 明教育之必要。瞿將荀子視為教育社會學家，認為他替社會謀秩序、謀進步。荀 子認善行與禮義是矯飾擾化，亦即教育之結果，因之注重環境。但瞿對荀子重禮 思想，似仍無法完全接受，認為荀子太偏重環境。而凡教育系統或社會制裁如以 為環境無所不能，一定會失敗（瞿世英，1930a，頁56-57）。瞿進而主張，外在 遵守禮的行為時，內心仍應輔以禮的自覺，才能真正在全體裡調和融洽，才是理 想的社會化教育。所以，即使以社會為中心，瞿尊重人格自覺的根本信念並無改 變，仍是「人格本位」（瞿菊農，1935a，頁5）。
鄉村教育運動是中國民族自覺到中國問題必須在中國社會基礎上自己想方 法找出路，以適應時代要求，故而孕育著新生命（瞿菊農，1935b，1936d）。47 但鄉村教育運動不免招致責難：「批評和責難正足磨勵我們，鞭策我們。同情 的批評我們歡喜承受，破壞的批評亦可做為我們自身檢討的材料」，瞿必須忍辱 負重：「我們不怨批評，只恨自己努力不夠，不能取信於國人。我們只有努力工 作，以我們的工作，答覆一切破壞的批評」（瞿菊農，1936c，頁4）。
抗戰結束前夕，瞿菊農（1944）發表〈戰後教育的趨勢當然是民主的〉，指 出戰後民主價值的重要，1948年再發表〈自由人之教育〉（瞿菊農，1948），兩 篇文章都闡述民主價值，顯示瞿「啟蒙」的一面一直都在，他的民主的信仰是：
（一）個人有無限價值、（二）土地資源或人類文化屬於人類全體、（三）人 心可以信託且應得到自由，以及（四）教育即是培養自由人（瞿菊農，1948，頁 19）。這篇1949年前的最後著作，價值信念竟與四分之一甲子前自承是理想主 義者，不肯放棄愛真理的精神，「一方面認定人格的精神自由，一方面要人們瞭 解人類精神之和一」、要努力除去「人類彼此間高牆」（瞿世英， 1924a，頁65-66）的初衷驚人的一致。
1949年之後，瞿先任鐵道局參事（1949-1955），後任北京師大教授（1956-47 瞿世英在「學者時期」，幾乎全都以「世英」之名行世。大約以瞿世英加入平教會開
始（1927年），他發表的文章幾都改以「菊農」為名。不知是否因為欲「化農民」需
先「農民化」（晏陽初語）？
1976）。1976年過世。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