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末安帝元興年間，於時桓玄（369~404）把持朝政，竟創 論議，欲廢除錢幣，交易用穀帛代替。這一個插曲，可以視為東
70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26，〈食貨志〉，頁795。
71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26，〈食貨志〉，頁796。
晉末年貨幣情勢極端惡劣的表現。但桓玄會提出此議，背後的原 因究竟為何？以及時人的見解說明了什麼？都有待進一步探討。
或許正是因為兩晉政府的長期忽視，到了這時候，錢幣的使 用已經萎縮到極端的程度，而混亂的情況卻不減反增，以至於讓 某些人忘記了貨幣的好處，而誤以為甘脆廢除它還好一些。72是 時，孔琳之（369~423）倡言反對，其主要議論是說：
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旣無毀敗之費，又省難 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
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
秏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僞 之人，競溼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 能 禁 也 。 是 以 司 馬 芝 以 爲 用 錢 非 徒 豐 國 ， 亦 所 以 省 刑。……73
孔琳之認為在充當貨幣的使用上，終究「錢便于穀」，用錢有
「萬世之益」，到底博得了眾人的認同，於是桓玄廢錢用穀帛的 提議最後不了了之。
孔琳之陳述的理由雖似簡要，但是精闢之見很多。他推闡鍾 繇（151~230）、司馬芝（生卒年不詳）的觀點，認為用穀帛（或 較廣義的「實物」）做貨幣，則因為一來體積笨重，輸運困難；
二來難以標準化，所以巧偽之人「競溼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
72 《晉書》形容桓玄：「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而其掌權之後，「議復肉刑，
斷錢貨，迴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人 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 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又桓玄至建康，「陵侮朝廷，幽 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荒，玄令賑貸 之。百姓散在江湖採梠，內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既不多，吏不時給，頓仆道 路死者十八九焉。」（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99，〈桓玄傳〉，頁2585，
2591-2594）可見桓玄這個人非但本性貪鄙，行事又極乖張。以故執政之後，欲多 所興造，但莫不違世迕情，遂至於物議紛紜，最後更導致他的滅亡。所以復肉刑、
斷錢貨，大概都是在這種心理狀態下胡亂被提出來的。而桓玄倡此謬議，固然是其 個人無知的表現，但這也反映出在現實上，錢幣的使用已經萎縮到某一個程度，而 讓淺見之人以為可有可無，故主張甘脆廢除。
73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26，〈食貨志〉，頁795-796。
資」，徒增交易的紛爭與不信任感。這就是說實物貨幣不單造成 市場的交易的遲滯以及價格的擾動，同時在法律的執行上也會衍 生許多問題，市場交易費用因之而上升，這當然對經濟極為不 利。另一方面，穀帛「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 手，秏棄於割截之用」，這是說以穀帛為交易媒介，將因磨損、
割截和耗散而淪為細碎無用之廢物；這些當然都是社會總資產的 損 失 。 所 以 使 用 真 正 的 錢 幣 ， 「 旣 無 毀 敗 之 費 ， 又 省 難 運 之 苦」，「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優點更多，豈可以輕易想要 廢棄？
這次的討論，應該在東晉之末，野心家桓玄掌握實權，即自 任大將軍、授相國及封楚王的安帝元興二年（403）。就在該年之 末，晉安帝禪位於桓玄，不久桓氏稱帝，正式建國號「楚」，但 未及半年便在劉裕（363~422）的勦擊下敗亡。
此時政治局勢外弛內張，故孔琳之的發言有所顧忌。他的通 篇主旨，並非積極地論證貨幣對於社會經濟的貢獻，政府應為增 加貨幣供給而廣為鑄錢，反而只是防衛性地強調錢幣之不可廢。
採取這種策略，可能是因為廢錢之議正是桓玄本人提出，不好觸 忤過甚，使他下不了臺，而不利於己。不過，東晉之將亡，錢雖 然終未便廢，但孔琳之也已明確指陳，「頃兵革屢興，荒饉荐 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蓋指錢幣之稀少，及其帶來的負面 影響，已成為現實社會之沈疴。其含意當然是，此時主政者果真 廢除錢幣，通貨不足的情勢將更加惡化，對於經濟的影響更為不 利。
值得一提的是，《宋書》的作者沈約（441~513）在〈孔琳之 傳〉後發揮一種傾向於支持桓玄的見解，略做討論，頗有助於瞭 解東晉南朝士人對於貨幣政策的認識和態度之一斑。沈約的評論 摘述如下：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為民天。是 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龜貝之益，為功蓋 輕 。 而 事 有 譌 變 ， 隆 敝 代 起 ， 昏 作 役 苦 ， 故 穡 人 去 而 從
商 ， 商 子 事 逸 ， 末 業 流 而 浸 廣 ， 泉 貨 所 通 ， 非 復 始 造 之 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天下蕩蕩，
咸以棄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稌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
錢 雖 盈 尺 ， 旣 不 療 饑 於 堯 年 ， 貝 或 如 輪 ， 信 無 救 渴 於 湯 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 役生之路，非此莫由。74
沈約對桓玄、孔琳之的批評，發揮的不外是西漢貢禹（前 127~前 44）等輩所持、且在傳統頗為盛行的重農抑商的陳舊論點。75他主 張，執政者能做到使百姓棄商力農，便是政治上最高的成就，而 要實現這個理想，「廢錢」正是一條便捷之道。這不單因為貨幣 對於經濟的作用沒有貢獻，更因錢幣的通行使得農民「咸以棄本 為事」，阻礙了正規的農業生產。簡單說，藉廢錢以禁抑商業，
市場萎縮，天下歸農，太平可以立致！
對於沈約的見解，清代學者郝懿行（1757~1825）特別做出短 評，他的意見充分顯示沈氏說法的虛妄。郝氏譏刺道：
按沈氏論如此，闡義雖美，持論復工，而揆之施行，動多 躓閡。……彼夫畫井分疆，建邦啟土，並風行於上代，而 事謝於遙年。假令齊漢之君，議徹田而修井，魏晉以降，
規罷守而建侯，非狂則愚矣。今將廢錢貨而行穀帛，校論 其 弊 ， 亦 應 相 當 。 若 沈 必 能 抵 璧 捐 珠 ， 則 余 亦 將 建 侯 修 井 。 政 恐 言 出 遭 謗 ， 事 格 難 行 耳 ！ 而 史 臣 之 論 ， 崇 本 之 談，猥云滌圜消鑄，反古還淳，行見溼穀薄絹，復貽笑於
74 南朝梁．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56，〈孔琳之傳〉，頁 1565-1566。
75 貢禹於西漢元帝（前48~前33在位）朝提出有名的「廢錢論」，其意見大略謂：
「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
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
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 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其租銖之律，租稅禄賜皆以布帛及穀」。簡單 說，他認為貨幣是萬惡的根源，不廢除之不足以改善社會！參見漢．班固著，唐．
顏師古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4），卷72，〈貢禹傳〉，頁3075-3076。
魏朝；耒子荇葉，先絕根於宋世矣。奚止書生謀國，取譏 蒼頭公而已哉？76
郝氏之論略謂，後世欲廢除錢幣盡用穀帛，其謬誤恰與欲重行封 建、規復井田一樣，「非狂則愚」。且若果真的推而行之，「動 多躓閡」，衍生無窮的弊端。那種想法豈止見笑天下而已？郝氏 的譏彈，似無正面回應桓玄、沈約等人的錯誤之處，但他們的觀 念實在太過膚淺，無由深說，只好一嘲了之。很明顯，在社會已 經高度進化的時代，而某些主政者與士大夫希冀藉由一些奇特的 做法使社會重新回到上古那種簡單淳樸的模式，無異是異想天開 之舉。77
無論如何，安帝元興年間這一次貨幣討論，為兩晉貨幣政策 的演變，畫下最後的句點。而這樣的總結，更能夠證明兩晉約一 個半世紀期間通貨緊縮長期存在的事實，同時也能間接證明長期 通縮對於社會經濟已造成破壞性的影響。
76 清．郝懿行，《補宋書食貨志》，收入《二十五史補編》第3冊（臺北：臺灣開明 書店，1974），頁4283。
77 有學者認為：「孔琳之說，『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因此……代表上層 社會、商業活動、掌控貨幣利益的遊說者是孔琳之，而朝中所有的大臣都是他的支 持者」。這話純屬臆測，並不正確。這是因為用穀帛充貨幣，「則致損甚多」，
「勞毀於商販之手，秏棄於割截之用」，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也得不到什麼好處
（這樣說來，孔琳之也可以是為農民代言，非邪？）。這些都是客觀的事實。孔琳 之只把它說出來並加以反對，因此並不能證明他有何偏頗立場，或專屬於哪個社會 群體。學者又認為，桓玄、沈約「都看到東晉以來社會問題的核心」。他說：「自 然這個廷議與實物貨幣無關，反而顯現貨幣經濟的曙光就在眼前」，還說：「藉著 廢除錢貨、限制商業的活動空間，來打擊商業，讓社會回到農業的環境裡，也只有 在這個前提下，沈約才不反對用錢」。我們認為，這些說法若非不正確、沒有根 據，就是異想天開。東晉以來的社會問題固然存在，但這不是廢除貨幣可以解決 的。郝氏的評論，更能夠使我們警覺到那種在文明時代主張廢錢用穀帛的見解的荒 謬性。事實上，呂思勉早已指出，以積極鼓鑄取代廢除錢幣，才是正確之途。他評 論道：「自南北朝以前，時有廢錢而用穀帛之議，固由其時錢幣之理，尚未大明，
然錢法之敝，實亦有以致之。錢法之敝，錢少而不足於用，以致錢貴物賤，其大端 也。當此之時，欲善幣制，實非鼓鑄不可。然鼓鑄迄不能善，幣制之壞，遂與南北 朝相終始」。呂氏之議可謂一語中的，與前述之說相較，當然是遠為高明的。參閱 王怡辰，《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頁44-47；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
（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頁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