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不鑄幣政策與長期通貨緊縮
─兼論魯褒〈錢神論〉
陳彥良
*摘要
晚近逐漸出現一種觀點，認為晉代雖以布帛等實物為交易媒介，但錢 幣的使用依然頻繁，故仍屬於一個貨幣經濟的金融環境；西晉魯褒〈錢神 論〉為該說主要論據之一。本文根據考古資料與文獻證據反駁這個論點。 史 籍 中 「 晉 氏 不 鑄 錢 ， 後 經 寇 戎 水 火 ， 耗 散 沈 鑠 ， 所 失 歲 多 」 等 記 載 ， 以 及 眾 多 考 古 資 料 的 證 據 ， 證 明 兩 晉 面 臨 錢 幣 不 足 、 通 貨 緊 縮 的 困 局，因此不可能出現健全的貨幣經濟。另一方面，西晉自武帝開國，由於 帝王之顢頇、朝政之頹廢以及士風之貪鄙，「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 遲」，因此貪墨成風，貨賂公行。正由於貨幣上「錢重物輕」，以及政治上 「 官 以 賄 成 ， 位 以 錢 獲 ， 囚 以 貨 生 ， 獄 以 幣 解 」 這 兩 項 因 素 ， 遂 出 現 「錢」可以成為「神」的現象。 魯 褒 〈 錢 神 論 〉 屬 典 型 的 諷 刺 之 作 ， 所 反 映 的 其 實 是 司 馬 氏 政 權 底 下，朝政士風的腐敗和經濟上的通貨緊縮，而非貨幣經濟的發達。兩晉的 不鑄幣政策造成長期通貨緊縮，使得自然經濟模式更為僵固，實物貨幣的 時程因之延長，為南北朝社會經濟發展的遲滯埋下了伏筆。 關鍵詞：晉代、中古、自然經濟、貨幣史、通貨緊縮、魯褒〈錢神論〉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一、引言
關於兩晉（266~420）貨幣的流通使用，晚近史學界出現某些 爭 議 性 觀 點 。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 在 於 有 些 研 究 者 認 為 ， 西 晉 （266~316）雖然也以布帛等實物作為交易媒介，但錢幣的使用依 然頻繁，因此該時代仍屬於一個「貨幣經濟的金融環境」。至於 東晉（317~420），則是「商業經濟的持續發展，創造了貨幣需求 的有利環境」。1在這類論述中，西晉魯褒（生卒年不詳）的〈錢 神 論 〉 是 重 要 依 據 之 一 。 例 如 胡 寄 窗 即 根 據 〈 錢 神 論 〉， 認 為 「（西晉）貨幣拜物教性質的出現是商品形態相當發展的結果」。 他並意有所指地表示：「有些人對這一時期的貨幣經濟發展水平估 計太低」。2事實上，自從全漢昇 1940 年代提出「中古自然經濟」 的觀點之後，除了若干細節的爭論外，中古六朝（包含兩晉）屬 自然經濟階段的論斷已廣為學界所接受。3很顯然，上述這類晉代 貨幣經濟發達的見解，與全先生「中古自然經濟」的觀點恰相衝 突。 兩種看法何者較為正確？今日重新檢討此一課題出於幾項理 1 目前持此一種見解的學者以王怡辰最有代表性，其他如姚大中及日本柿沼陽平，也 曾提出西晉存在貨幣經濟的構造且有擴展的觀點。但如下文所論，此一觀點實有修 正之必要。參見王怡辰，《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臺北：文津出版社， 2007），頁38-39、41；柿沼陽平〔日〕，〈晉代貨幣經濟の構造とその特質〉， 《東方學》，120輯（東京，2010.7），頁18-33；姚大中，《魏、晉、南北朝史》 （基隆：福明印刷公司，1986），頁240。 2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冊》（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頁 264。 3 針對此一課題的研究，彭信威的貨幣史著作公認是重要基礎，而全漢昇的經典論文 則開啟魏晉南北朝「自然經濟」的主流認識。此外，何茲全認為東晉南朝錢幣使用 猶多，並非完全是自然經濟的模式，這也是重要的見解。但何氏的說法，並不完全 是全氏論點的駁斥，而應視作一種補充。參閱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158-213；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收入《中國經 濟史研究．上冊》（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1-141；何茲全，〈東晉南朝 的錢幣使用與錢幣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上海，1949.1）， 頁21-56。自全氏論文發表之後，中古自然經濟的見解是受到多數中古史界學人的 支持的。參見王業鍵，〈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食貨》復刊 14：11、12（臺北，1985.3），頁445-458。由：第一，兩晉時期貨幣制度，史籍所載甚脫略；西晉尤其如 此。此由《晉書．食貨志》、《通典》中西晉部份一概從缺，直 接從元帝過江談起，而東晉事跡亦只有三條，可見一斑。然而往 昔的研究，包括全漢昇在內，多半只就《晉書》等傳統文獻進行 史料的搜集整理，這種做法在考古資料累積豐富的今天，顯然有 所不足。第二，除了自然經濟與貨幣經濟的時代特性的定位外， 兩晉政權長期不鑄幣政策的歷史意義是什麼？在當時「貨幣經 濟」的發展和演變中，此一政策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雖 極為關鍵，但在後來的研究中似乎遭到不應有的漠視，亟待補 正。第三，如何從貨幣數量變動、流動性和市場興衰關聯性的角 度，掌握晉代經濟的特徵？這個面向也是過去的貨幣史和經濟史 研究所忽略的。 兩晉是中古時期的主要段落，對它的研究關係到整個漢、魏 到六朝歷史發展與過程的理解。本文以考古發掘史料輔證正史文 獻，特別著眼於貨幣數量變動對於經濟的影響，重新探討晉代 「貨幣經濟」的內涵，目的不僅在於釐清相關爭議，且嘗試以之 重建晉代的貨幣史。 關於本文使用的方法以及概念簡要說明如下： 「 交 易 」 是 人 類 重 要 的 經 濟 活 動 。 人 們 彼 此 透 過 物 品 的 交 換，在市場中以有易無，達到各取所需的目的。但在交易過程 中，必須有適當的媒介，以節省成交的時間和計價的成本，以及 便於商品的多方互換；物物交換（barter）的形式不利於交易的進 行。因此，流動性（liquidity）的高低，便成為影響交易的重要變 數之一。「流動性」指的是轉換成其他物品的速度，或者方便的程 度。假定利用某種交易媒介可以在市場中快速地換取其他物品， 則意味該交易媒介的流動性高；反之，則是流動性低。從這個角 度看，由於品質穩定、容易保存與攜帶，以及方便於找零和切割 等等優點，金、銀等貴金屬以及傳統青銅材質鑄幣具有更高的交 易便利性；換言之，即相對於穀物、布帛、鹽、鐵，甚至肉品、 牲畜等實物商品而言，這些金屬具有更高的流動性。這一點，正
是金、銀、銅等金屬在歷史中成為貨幣並廣泛得到認可的主要理 由。4它同時也是經濟史研究中，自然經濟（natural economy）與 貨 幣 經 濟 （ monetary economy ） 兩 個 概 念 被 嚴 格 區 分 開 來 的 原 因。5 基於上述道理，中古時期縑帛穀粟等「實物貨幣」，因其本身 具有的流動性遠低於兩漢新莽三國的半兩、五銖、大泉五十等等 銅質鑄幣，在貨幣史的討論中，本應與五銖等「標準通貨」有所 區別，若非如此，則貨幣史的研究將因概念的不精確而造成認識 上的混淆。本文論述兩晉不鑄幣政策以及長期通貨緊縮造成的社 會經濟影響，在方法上將縑帛穀粟等等歸類於自然經濟的範疇， 其理由在此。6
二、史籍所載西晉不鑄幣政策
魏、晉易代之際的幣制演變，史籍所述簡略，難以詳考，但 從其中仍可見西晉只是曹魏的簡單延續。比如《晉書》、《通 典》都提到曹操為相，罷用董卓當權時濫鑄的小錢，還用漢五 銖。但「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 4 流動性是貨幣之所以成為貨幣的關鍵。啟示是：社會中內含的流動性的高低，可以 判別傳統市場發展的程度。由此可知，貨幣經濟流動性最高，以實物為交易媒介的 自然經濟流動性較低，而自給自足的經濟（貨幣缺乏、交易萎縮）則幾乎完全不具 流動性，因此市場發展程度最低。關於流動性概念的說明可參閱林鐘雄，《貨幣銀 行學》（臺北：三民書局，1990），頁15、70、166-167；Thomas Mayer, James S. Duesenberry and Robert Z. Aliber, Money, Banking, and the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1984), pp. 1-14. 5 關於自然經濟與貨幣經濟的界定，可參酌韋伯（Max Weber）論「交換」之觀點。 參閱韋伯〔德〕著，康樂編譯，《經濟與歷史：韋伯選集（IV）》（臺北：遠流出 版社，1990），頁14-16。 6 流動性的高低由貨幣流通數量所決定。流動性太少造成通貨緊縮（deflation）、物 價下跌，過剩則造成通貨膨脹（inflation）、物價上漲。透過貨幣數量增減造成的 通縮和通膨的作用，可以考察歷史中流動性變動的內容及其後果。相關理論說明參 閱彌耳〔英〕著，周憲文譯，《經濟學原理（下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 室，1966），頁482-483；Milton Friedman, “The Supply of Money and Changes in Prices and Output,” in M. Friedman, 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69), pp. 171-187.已」，7意即在曹操把持國政之時已經久「不鑄錢」，且因此而 「穀賤無已」，換言之因為錢幣供應不足，通貨緊縮的情勢已在 該種消極政策的持續中形成。但到曹丕在位（220~226）時，復罷 五銖。《晉書．食貨志》敘述： 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 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魏明帝乃更 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8 史述曹丕「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221），等於正式廢除 五銖錢的貨幣地位，這可說是自曹操「不鑄錢」政策推行以來的 總結。如此看來，其後魏明帝「更立五銖錢」（227）之舉動，則 應該只是將五銖的貨幣地位恢復，並沒有重新鑄造或發行新幣。 又據「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一語，可見西晉一樣只是單單 延續承認五銖的貨幣地位，並未有鼓鑄新錢的舉動。 不過，上引史料對於西晉沿用既存的五銖舊錢，從來未曾再 鑄 造 錢 幣 一 事 ， 似 乎 仍 不 是 非 常 確 定 。9但 到 南 朝 蕭 齊 建 元 （479~482）末一次貨幣討論中，孔覬（或作顗，？~466）〈鑄錢 均貨議〉一文已明確指出兩晉從未鑄幣的事實。孔覬的論述，載 於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其他史志如《南齊書》、《通典》 等雖也收錄，但關鍵的字句卻為之刪節刊落，以故過去兩晉貨幣 史學者對此一段重要史料多未注意。尤其應該重視的是這段話： 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耗散沈鑠，所失歲多，譬猶 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 則士、農、工、商皆喪其業，民何以自存！愚以爲宜如舊 7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5），卷26，〈食貨志〉，頁 794；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8，〈食貨八〉，頁179。 8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26，〈食貨志〉，頁794-795。 9 西晉沿用五銖，但實際使用的錢幣種類複雜，形制混亂，如兩漢五銖、新莽貨泉和 東漢磨郭錢、剪輪錢……等等都在流通。這方面考古資料很多，例如：考古研究所 洛陽發掘隊，〈洛陽西郊晉墓的發掘〉，《考古》，1959年第11期，頁606-607， 610。下文有更多引證和說明。
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10 開頭「晉氏不鑄錢」一語，已經明白指證兩晉沒有鑄幣的事實。 孔氏還提到另一重點，那就是自西晉以來因「寇戎水火，耗散沈 鑠，所失歲多」而致「錢竭」的事實，以及因此衍生出「士、 農、工、商皆喪其業」的嚴重後果。這一段敘述，已經對西晉奉 行不鑄幣政策之實情，與乎因它而產生的破壞性影響，以及兩者 的因果關係幾個方面，都給予明確的說明。 孔覬之所指，實即西晉以降各代執政者長期的不鑄錢政策， 導致廣泛的幣量不足現象，以至於造成經濟上通貨緊縮的後果。 而這樣的現象，是自（曹魏）西晉起始，延續到其所處的南齊建 元年間（479~482）一直存在著的。 事實上，從西晉開國以降至此時的兩百多年內，只有東晉的 沈充（？~324）的小錢（詳後文），以及劉宋（420~479）一朝曾 在短暫時間之內於局部地區鑄造錢幣；再者，鑄造過程皆因銅錢 輕賤，導致貨幣混亂。重點是，這幾次鑄幣都如曇花一現，隨即 受各方抵制而沉寂下來。總而言之，這些極少數鑄錢事例遠不足 以改變魏、晉二百年長期錢幣太少、通貨緊縮的事實。 晉代未曾鑄幣這件事影響非輕。西晉結束長期軍事對峙，天 下復歸一統，經濟亟須發展，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擺 脫從曹魏以來，長期通縮以及三國幣制各自為政的困境。晉武帝 （266~290 在位）非振奮有為之人，因此在這種關鍵時刻，朝廷 不但沒有任何弘遠的理想，也缺乏切實的規劃。或許正因為司馬 炎個人性格的局限，以及朝中大臣的茍且心態，儘管社會存在極 高的貨幣需求，但政府從不設法滿足。更不幸的是，自統一完成 的十一年之後就發生八王之亂（291~306），接下來五胡反叛，終 釀成永嘉之禍（311）。在這近二十年的時間之內，宇內紛擾，喪 亂如麻，此時再想有任何更張補救，都已無濟於事。 而由於天下一統，西晉的不鑄幣政策影響是全面性的，不再 10 宋．司馬光著，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臺北：世界書局，1980），卷 137，〈齊紀三〉，頁4303。
局限於華北一帶。換言之，由不鑄幣政策造成的影響，擴及到原 為東吳與蜀漢政權轄下貨幣的使用較發達的江南和荊、益地區。 這一點，考古發掘資料可以給予證實。
三、考古所見西晉錢幣使用情況
西晉時期普遍存在錢幣缺乏和通貨緊縮的現象，從墓葬考古 一樣可以得到證明。例如 1980 年代廣西梧州發現屬西晉時期的富 民坊一號墓出土印文墓磚如「永嘉六年壬申富且壽考」、「永嘉 六年壬申宜子保孫」以及如下一印文磚所書： 永嘉中天下災但江南尚康平 永嘉是西晉懷帝司馬熾（307~313 在位）年號，永嘉六年（312） 即「永嘉之禍」的次年。11墓主骨架葬具皆已腐朽無存，清理時僅 得青瓷 11 件。該墓沒有被盜的情況。重要的是，墓中沒有發現任 何錢幣。12 同樣的情況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等地晉墓亦可看到。 例如 1972 年十一月，江西瑞昌馬頭地區發現的西晉前期墓，亦未 遭盜掘，出土遺物豐富，計有百餘件之多（其中手鐲、戒指、環、 髮釵等金銀器共 13 件）。其中發現銅錢 42 枚，大部份為五銖，少 量為「大泉當百」和「大泉當千」；西晉錢幣完全沒有。131980 年 湖南益陽市郊桃花崙南面山坡清理西晉穹隆頂磚墓一座，簡報指 出，墓磚有「李宜官二千石」的隸書字樣，墓主應即喚李宜，而 其官階，相當於郡守一級，層級不低。此墓出土十餘件隨葬器 11 永嘉五年（311）四月，劉漢（304~329，匈奴系劉淵所建，後改國號為趙，史稱 「前趙」）政權的軍隊，殲晉軍主力十餘萬於苦縣寧平城（河南鹿邑）。六月，攻 破首都洛陽，俘虜晉懷帝，殺太子司馬詮，以及宗室、官員及士兵百姓數萬，並大 肆劫掠、發掘陵墓、焚毀宮殿，史稱「永嘉之禍」。再五年（316）晉愍帝投降於 前趙，西晉亡。 12 該墓有破壞痕跡，判斷是當代城市建設造成。參閱廣西梧州市博物館，〈梧州市晉 墓、南朝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1983年第8期，頁40-44。 13 江西省博物館，〈江西瑞昌馬頭西晉墓〉，《考古》，1974年第1期，頁27-32；南 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文物》，1973年第4期，頁36-46。物，但亦未見任何錢幣。141985 年夏於湖北宜都縣陸城鎮清理兩 座 東 漢 磚 室 墓 （ 編 號 M4 、 M11 ）， 及 一 座 西 晉 磚 室 墓 （ 編 號 M3），三者中以此西晉墓規格最大。三墓綏雖有遭盜的跡象，但 仍有遺物出土。M3 墓發現有上刻「（晉惠帝）永平十（元？）年 十月十一日」的紀年磚銘，時當公元 291 年。發掘結果，東漢墓 M4、M11 各出土銅錢 25 枚和 15 枚五銖，西晉墓雖然規格較大， 但未出土任何錢幣。151974 年二月於南京西崗果牧場發掘的大型 西晉磚室墓，情況相同。16 此外，1986 年四月福建浦城縣蓮塘鄉呂處塢村清理四座西晉 墓，這四座晉墓年代均極接近，其中發現有惠帝（290~306 在位） 「元康六年」（296）隸書磚銘三份。這四座西晉墓葬雖曾被盜， 器物多失竊，但仍出土陶、瓷、銅、金、銀器共 19 件，但是同樣 沒有錢幣出土。171991 年三月湖南安鄉縣發掘西晉官拜荊州刺 史、鎮南大將軍，封宣城公的劉弘墓，該墓保存完整，出土隨葬 品豐富，包括金印、玉卮、錯金銅弩機等罕見珍品，共 81 件，但 其中亦無發現任何錢幣。18 除了這些地區，史書早有記載河西地區的涼州於西晉之初已 不用錢。直到西晉末，天下大亂，張軌（255~314）方用索輔（生 卒年不詳）之議，下令該地使用錢幣。19《晉書．張軌傳》：愍帝 即位（313）， 14 該墓早年有被盜擾跡象，但墓中完全沒有錢幣，則非盜墓之故。參閱益陽地區文化 工作隊、益陽縣文化館，〈湖南省益陽縣晉、南朝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 刊》，1983年第8期，頁45-47。 15 此時八王之亂剛剛揭開序幕。該年三月，賈后清除楊駿的勢力而專權，因而改元元 康，此墓下葬之時可能尚未知洛陽朝廷變故，故仍用「永平」之年號。三座墓葬各 出土遺物若干件。參閱宜昌地區博物館、宜都縣文化館，〈湖北宜都發掘三座漢晉 墓〉，《考古》，1988年第8期，頁718-724。 16 南波，〈南京西崗西晉墓〉，《文物》，1976年第3期，頁55-60。 17 福建省博物館、浦城縣文化館，〈福建浦城呂處塢晉墓出土簡報〉，《考古》， 1988年第10期，頁918-920。 18 安鄉縣文物管理所，〈湖南安鄉西晉劉弘墓〉，《文物》，1993年第11期，1-12。 19 清嘉慶十年（1805），有三枚錢文為「涼造新泉」的銅錢在武威發現，有的學者即 認為是張軌所鑄。參閱劉馳，〈十六國時期的金屬貨幣〉，《中國史研究》，2010 年第4期，頁107-128。
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 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 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主安全，宜復五 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 人賴其利。20 什麼原因造成泰始年間「河西荒廢，遂不用錢」？值得探討。這 時候的河西，固然有鮮卑人樹機能的反叛割據，但很快即為晉將 馬隆平定（ 279）。所以其地數十年不用錢，非出於政治上的原 因，而應該看作是自魏迄晉，內地的通貨本來就很缺乏，這使得 邊陲地區錢幣的流通更為稀少，交易困難，不得已只好以「裂匹 以為段數」的方式進行換兌。換言之，張軌於河西鑄錢之例，亦 可以從側面輔證西晉統轄下各地區長期面臨通貨不足、幣制始終 未上正常軌道這一件事實。 考古上西晉墓葬出土錢幣相對稀少，許多墓葬甚至完全沒有 發現任何一枚銅錢，這些現象反映的是當時錢幣流通不足、通貨 緊縮的狀態。然而，西晉貨幣制度的問題並非只在於通貨供給不 足，錢幣形制的蕪亂一樣可以看出西晉貨幣制度問題的嚴重性。21 例如 1981 年六月廣西蒙山縣西河鄉甘棠村出土陶罐 1 件，內 藏古錢 30 餘斤，年代從西漢到晉，歷時甚長。內容包含漢初的榆 莢、漢武帝的郡國五銖、赤仄五銖、剪邊五銖、王莽貨泉、三國 蜀漢的直百五銖、蜀或晉的定平小百錢等等。據簡報所述，陶罐 屬西漢時代之物，但該批窖藏卻是於晉代埋藏入土。蒙山古幣窖 藏顯示當時錢幣形制的複雜與流通的混亂，而這一現象反映的事 實，是西晉時期在國家消極不鑄幣的政策下，社會中貨幣需求的 高漲，同時也意味著通縮壓力的增加，使得各式舊錢重新拿出來 20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86，〈張軌傳〉，頁2226。 21 以唐代墓葬相對照，可以顯現出兩晉通貨稀少的程度。例如1952年六月河南禹縣白 沙水庫沙東區、穎東區17座唐墓，雖這批墓葬都經過遷葬，但從中仍發掘出隋五 銖、唐開元通寶等124枚錢幣。參閱陳公柔，〈白沙唐墓簡報〉，《考古通訊》， 1955年第1期，頁22-27。
使用，甚至用盜墓的方式取得古錢。22 西晉墓葬錢幣出土數量比較多的，是 1995 年五月在洛陽某外 語學院清理的 FM4 號墓。該墓除出土隨葬器物十餘件之外，另外 發現有 3,390 枚古錢。不過，這批古錢形制紛繁，大小、厚薄和 重量差異極大，包含的 3,304 枚五銖，重量最輕 0.8 克，但也有重 到 4.15 克的（直徑從 1.84 到 2.47 公分之間）；70 枚貨泉，重 1 克 至 4.9 克；半兩 8 枚，重 1.4 到 2.96 克；5 枚「大泉五十」，重 2 克至 3.8 克；4 枚布泉，重 2.4 到 3.25 克。這些古錢形制的紛繁， 顯示當時貨幣流通的交雜混亂。231996 年十一月，東距 FM4 號墓 約 200 公尺處，又發現一座保存完整的西晉墓，編號 FM5，出土 錢幣 104 枚。1997 年洛陽某單位在其院內發現一西晉時期墓葬， 清理後出土錢幣 73 枚。經整理發現，上述三座西晉墓葬出土的錢 幣均屬西漢、新莽、東漢與三國時期的舊式鑄幣，並無西晉所 鑄。1952 年發現的江蘇宜興周墓墩晉墓亦然。24 1985 年，南京市中華門外 15 公里江寧縣其林村發現一座西 晉雙穹隆頂磚室墓墓（編號 85JYM1），根據墓示形制和隨葬器物 的分析對比，埋葬時代可能是在兩晉之交。25該磚室墓出土青瓷器 39 件，漆器 5 件，銅錢約 108 枚。這些銅錢稍有鏽蝕，內容亦十 分複雜，包含：「大泉當千」4 枚，錢徑 3.3，穿寬 1 公分。「大泉 五百」3 枚，錢徑 2.8，穿寬 0.9 公分。錢文大小有不同。「貨泉」 4 枚，錢徑 2.3 公分，穿寬 0.75 公分。此外，尚發現「五銖」約 22 此墓出土者，還有一類據稱是西晉惠帝時鑄造的太平小百錢，雖然如此，這類錢的 鑄造數量肯定不會太多。再者，蒙山窖藏古錢的陶罐屬西漢時代之物，推測很可能 也是盜墓所得。另外，1996年十月於河南觀台出土漢晉時期窖藏錢幣情況亦類同。 參閱何秉，〈廣西蒙山縣出土窖藏古錢〉，《中國錢幣》，1985年第2期，頁65； 黃留春、黃越，〈觀台出土窖藏漢晉時期錢幣簡報〉，《中國錢幣》，1992年第2 期，頁38-42。 23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谷水晉墓〉，《文物》，1996年第8期，頁37-45。 24 喬棟、刁淑琴，〈洛陽谷水西晉墓出土的曹魏五銖〉，《中國錢幣》，1997年第4 期，頁26-29；南京博物館羅宗真，〈江蘇宜興晉墓發掘報告─兼論出土的青瓷 器〉，《考古學報》，1957年第4期，頁83-106。 25 周裕興、顧蘇寧，〈南京江寧晉墓出土瓷器〉，《文物》，1988年第9期，頁81-89。
100 枚，錢徑 2.5 公分，穿寬 0.85 到 0.9 公分；部份屬磨郭五銖。26 2007 年在洛陽孟津送庄鎮三十里鋪村清理的二座西晉墓，中 有「元康八年」（298）的紀年磚，其中 07MSM1 號墓出土錢幣 170 餘枚，有東漢五銖，曹魏五銖，王莽大泉五十、栔刀五百， 孫吳大泉五百、大泉當千，蜀漢直百五銖、太平百錢等等。27凡此 諸例，皆可以看到西晉時期因通貨供給不足，在不得不沿用舊幣 的情況下，貨幣形制異常雜亂的一面。28 除了錢幣稀少、形制混亂之外，錢幣的減重一樣是個問題。 考古資料顯示，雖然西晉官方無鑄幣之記錄，但民間私鑄是可能 存在的。例如 1970 年一月洛陽五一○六廠西晉墓發掘出「西晉五 銖」，其標本錢直徑 2.14 公分，穿孔 0.75 公分，外郭厚 0.11 公 分，重量只有 1.6 克。又如 1996 年六月洛陽外語學院西晉墓出土 「西晉五銖」，標本之一錢徑 2.1 公分，重 2.7 克；標本之二錢徑 2.0 公分，重 2.5 克；標本之三錢徑 2.0 公分，重 2.6 克（三標本 均未經除鏽）。兩處遺址所見之西晉五銖，重量大體在 1.6 到 2.7 克之間，據此可以肯定，西晉五銖一般比兩漢五銖質量要輕，且 數量極少。這些遺址發現的其他錢幣，一概都是前朝五銖等舊 幣。重要的是，就算把這些舊錢全部算在裡面，仍可以看出除了 形制極為蕪亂之外，整體來說數量仍然稀少，遠不能夠滿足當時 社會經濟之需要，是可以斷言的。29 26 原報告作部分為「剪輪」錢，但觀所附圖樣，這些五銖錢周緣削切不嚴重，因此不 是剪鑿之餘，而是經磨銼所致，故應為「磨郭」五銖才是。參見周裕興、顧蘇寧， 〈南京江寧晉墓出土瓷器〉，頁86、89（圖）。 27 張鴻亮、盧青峰，〈洛陽三十里鋪西晉紀年墓出土錢幣〉，《中國錢幣》，2009年 第2期，頁36-39。 28 1983年夏，洛陽郾師李村以北約二公里田地中，即漢魏洛陽故城遺址之西南，發現 一總重40公斤的古錢窖藏，判斷為西晉時期入土。該批窖藏隨即散失，其後有關單 位徵回6公斤，共2,671枚，內容包含兩漢半兩、五銖、莽錢、董卓小錢、三國錢幣 等（內無西晉錢幣），亦可證明西晉貨幣混亂的情況。參閱霍宏偉，〈郾師李村窖 藏錢幣〉，收於張銀倉、蔡運章主編，《洛陽錢幣與河洛文明》（北京：科學出版 社，2008），頁245-255。 29 曾詠霞、夏暉，〈蒲江出土的窖藏「蜀漢五銖」錢〉，《中國錢幣》，2010年第1 期，頁18-24。考古曾出土西晉「合背」五銖銅錢，但屬於單一個案，且有待確 認。參見趙振華，〈洛陽出土西晉「合背」五銖銅錢〉，《中原文物》，1981年第
然而，在西晉不鑄幣的年代，上層社會卻能奢侈成風。《晉 書．食貨志》云： 太康元年，旣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 西蜀之用。……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官闈增飾，服翫相 輝 ， 於 是 王 君 夫 、 武 子 、 石 崇 等 更 相 誇 尙 ， 輿 服 鼎 俎 之 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 其宜也。30 可知當時官貴豪門生活豪奢，主要是因為天下一統，秩序恢復， 生產稍得以回升，因此有所憑藉之故，並非生產力有顯著提升， 或是市場結構有根本性的轉變─貨幣供給是一個重要條件─。 正因為如此，故這種情況無法持續太久。 出 乎 意 外 地 ， 在 這 樣 的 時 節 裡 出 現 了 一 篇 奇 特 的 貨 幣 史 文 獻，那就是魯褒撰作的〈錢神論〉。31從某方面看，〈錢神論〉一 文確實是當時社會經濟以及貨幣史發展的反映，但單從字面著眼 卻極易受其誤導。要對它有更正確、完整的理解，須進行通盤的 考察，方能為功。
四、〈錢神論〉反映的貨幣問題
魯褒〈錢神論〉內容大略如下： 錢 之 爲 體 ， 有 乾 坤 之 象 ， 內 則 其 方 ， 外 則 其 圓 。 其 積 如 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秏 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 兄 ， 字 曰 「 孔 方 」 ， 失 之 則 貧 弱 ， 得 之 則 富 昌 。 無 翼 而 3期，頁15。 30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26，〈食貨志〉，頁783。 31 一般認為該文是魯褒以成公綏（231~274）的早期作品為藍本推衍而作。今《全晉 文》有成公綏〈錢神論〉，與魯褒所作字句類同，惟似殘篇，可視為同一思想的產 物。參見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北京：中華書 局，1958），卷113，頁1798；譚家健，〈魯褒的〈錢神論〉及其影響（上）〉， 《國文天地》，17：3（臺北，2001），頁41-44。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 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 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 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 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 祐 ， 吉 無 不 利 ， 何 必 讀 書 ， 然 後 富 貴 ！ 昔 呂 公 欣 悅 於 空 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 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 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 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 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 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 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 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 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 軍 無 財 ， 士 不 來 ； 軍 無 賞 ， 士 不 往 。 仕 無 中 人 ， 不 如 歸 田 。 雖 有 中 人 ， 而 無 家 兄 ， 不 異 無 翼 而 欲 飛 ， 無 足 而 欲 行。32 如同魯褒觀察的，錢的威力無邊，上可以通神，下可以使鬼。正 因 為 如 此 ， 所 以 那 些 「 京 邑 衣 冠 」， 或 是 「 洛 中 朱 衣 ， 當 途 之 士」，不論地位如何，每個人都得領受它的支配；「不計優劣，不 論年紀」，凡是人便皆得趨走奉迎它。以故錢聚集的地方，「賓客 輻輳，門常如市」。就魯褒的認識，西晉時人對於錢的好尚，並沒 有文武之別，所以「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除了世俗層面的觀察，〈錢神論〉對於貨幣在人類社會中扮演 的角色也有所認識。〈錢神論〉說錢「其積如山，其流如川」，指 的是金錢可以做為價值貯藏以及流通交易的媒介。「市井便易，不 32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94，〈隱逸傳〉，頁2437-2438；清．嚴可均編，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113，頁2106-2107。
患秏折」說的則是金屬鑄幣品質的穩定與便於分散找零，不必擔 心變質與因找零切割而導致價值降低。「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 往，無幽不至」，則是在說錢作為一般等價物在用途上的普遍性 （包括賄賂在內）。33這些論點顯示，魯褒對於貨幣在社會經濟中 的各種功能和作用，都有清晰的認識。而其所謂「忿爭非錢不 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則是在說明 錢在世人的崇尚愛好中產生的尊貴性與特殊性（除了隱含諷刺 外）。 事實上，魯褒藉由金錢現象而對人性之中利益取向的本質， 做露骨的揭示，這一點，與西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相互 呼應。〈錢神論〉說：「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 貴」，〈貨殖列傳〉中也可以見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 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的觀察。34〈錢神論〉說：「錢多者處 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類似地〈貨殖 列傳〉亦說道：「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 則役，萬則僕」。司馬遷筆下，掌握財富則「得埶而益彰」，這與 〈錢神論〉「無德而尊，無勢而熱」之說亦相仿。 但仔細分析，〈錢神論〉與〈貨殖列傳〉之間仍存在著一些 差異，可以歸納為兩點： 其一，魯褒寫作〈錢神論〉最主要的用意，是藉著對「錢」 的諷刺批判，揭露西晉朝廷與官場的腐敗與不公，但司馬遷只是 點出社會之中求「利」現象的一般特徵。這是第一個不同。魯褒 諷刺那些「京邑衣冠」，「排金門而入紫闥」，藉著錢直通權貴之 處所，因而出現「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 的扭曲國法與公義之事。他鄙夷「官尊名顯，皆錢所致」。可見魯 33 這裡「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的說法，是〈錢神論〉針對錢所擁有 的貨幣功能的本質性闡釋，同樣不能用來證明它所做的是對於西晉貨幣經濟發達的 描述。 34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1298，〈貨殖列傳〉，頁 3274。
褒指責的對象，都是官場，而非商場。35司馬遷則認為：「賢人深 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 乎？歸於富厚也」，無所謂在朝在野。我們應該注意，〈錢神論〉 文末特別著墨：「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 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刻劃的是官場之中攀附權貴、貨賂 公行的現狀；當然西晉這種腐敗的狀態使得金錢所能發揮的作 用，大大升高了。 其二，〈貨殖列傳〉以較一般的「富」（或「財」）的概念，來 作為他對社會經濟論述的基點，而〈錢神論〉則對於「錢」在社 會中之地位特別強調，揭露出所謂「貨幣拜物教」的現象。36這是 第二個不同。〈貨殖列傳〉言：「人富而仁義附焉」、「農工商賈畜 長，固求富益貨也」。〈錢神論〉則道：「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 後」，這種突出強調「錢」的神異功用這一點（錢是其所謂的「神 物」），與〈貨殖列傳〉著意描繪的人類為利益支配驅使，側重點 有所不同。〈貨殖列傳〉使用的「富」這一個概念，有比較寬泛的 指涉。而〈錢神論〉加重描寫的「錢」，更多的是在突出「貨幣」 在社會中的獨特功能。故其引用「諺曰：『錢無耳，可使鬼。』」 以及「凡今之人，惟錢而已」的總結，都是在強調說明「金錢」 的特殊功能，而非如史公那樣著意於廣泛的物質「利益」的支配 性的呈現。簡言之，前者就「錢」而立論，後者則以「富」為引 伸，兩者著眼點是有差距的。 要言之，對照於太史公，即可知魯褒批判的目的，與其說是 針對著其所處的時代因貨幣經濟發達而造成之社會的惡貧好富的 現象，倒不如說是因為當時制度之窳敗，而帶來的金錢政治的黑 35 又如「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的說法，譏刺的對象雖不是官員，但也是 京邑的士大夫，在魏晉九品中正制度塑造的社會結構之中，官員與士大夫本來是難 分彼此的。見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113， 頁2107上。 36 葉 世 昌 、 李 寶 金 、 鍾 祥 財 ， 《 中 國 貨 幣 理 論 史 》 （ 廈 門 ： 廈 門 大 學 出 版 社 ， 2003），頁41；沈端民，〈魯褒〈錢神論〉對貨幣本質的揭示〉，收於中國錢幣學 會古代錢幣委員會、江蘇省錢幣學會編著，《六朝貨幣與鑄錢工藝研究》（南京： 鳳凰出版社，2005），頁150-154。
暗與醜惡。觀察西晉武、惠二朝之政風，可以得到〈錢神論〉時 空背景的理解。
五、錢重物輕格局下的西晉吏治政風
（一）武、惠二帝政風的凌替 誠如晉人干寶所論，「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 之彰」，37說明時人亦以〈錢神論〉為譏刺西晉政風淪替、貨賂公 行現狀而作。魯褒自身事跡更可以佐證。《晉書．隱逸傳》言：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 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 論〉以刺之。38 元康（291~299）是晉惠帝第二個年號，元康元年（291），即發生 連綿十六年的八王之亂。39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時代，有著極特殊的 政治、社會背景。若問此時魯褒所傷歎的「貪鄙」之風從何而 來？史文已有明載：「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 淆」；惠帝亦曾自云：「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敕都官，以此為 先」。40而這同時也是一個「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 之俗諺廣為流傳的年代。41由上可見，貪鄙之風主要從官場而來。 西晉政風之淪替，士大夫之貪鄙，可說是罕有其匹的情況， 而這一切自晉武帝開國即已存在。如劉毅（216~285）對武帝所 37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5，〈孝懷帝孝愍帝紀〉，頁136。 38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94，〈隱逸傳〉，頁2437-2438。 39 八王之亂雖然造成西晉王朝莫大的統治危機，但主要還是統治中樞內部的權力鬥 爭，而非蔓延全國的大動亂。特別是在賈后掌權後的幾年內，即元康元年至八年 間，政治風波較少，因此魯褒很有可能即是在這一段期間寫作〈錢神論〉。 40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47，〈傅咸傳〉，頁1328-1329。 41 語出衛展（？~約320）〈陳諺言表〉。衛展，元帝為晉王時官拜大理，及建號，拜 廷尉。另外，孫惠（263~310）〈為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有云：「官以賄成，位 以錢獲，囚以貨生，獄以幣解」，大概也是當時屢見的現象。衛展、孫惠與魯褒三 人恰處於同一個時代，他們的言論、想法無疑和〈錢神論〉有著共同的社會政治背 景，而三者之旨趣亦差同。參見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 晉文》，卷30，頁1631；同書，卷115，頁2121。道： 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 殆不如也！42 尤其晉武帝自太康（280~289）平吳（280）以後，以為「天下無 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 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43〈良吏傳〉亦云武帝 當國，「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為通，彈 冠者以苟得為貴」。44皇帝如此，而朝堂之下，「悠悠風塵，皆奔競 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情慝奔于貨欲之塗。選者為人 擇官，官者為身擇利」。45如名臣杜預（222~285） 在 鎭 ， 數 餉 遺 洛 中 貴 要 。 或 問 其 故 ， 預 曰 ： 「 吾 但 恐 爲 害，不求益也。」46 因不賄賂中官，恐被其所害，這是於國家有特殊功勳的大臣的務 實做法！王導（276~339）亦曾批評：「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 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 饜於安息」。47 晉 惠 帝 司 馬 衷 的 愚 騃 ， 使 朝 政 的 頹 廢 與 貪 殘 的 情 勢 更 為 惡 化。其與魯裦〈錢神論〉的關聯性，《晉書．惠帝紀》已給予最清 楚的說明： 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 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 市焉。高平王沈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 42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45，〈劉毅傳〉，頁1272。 43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40，〈楊駿傳〉，頁1177。 44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90，〈良吏傳〉，頁2327。 45 語出干寶，參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5，〈孝懷帝孝愍帝紀〉，頁136。 46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34，〈杜預傳〉，頁1032。 47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65，〈王導傳〉，頁1746。
廬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48 《資治通鑑》也有極恰當的整理： 帝為人戇騃，……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 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 作〈錢神論〉以譏之……49 可以看到，不獨魯褒〈錢神論〉，同時期還有王沈（生卒年不詳） 〈釋時論〉、杜嵩（生卒年不詳）〈任子春秋〉，都是疾時之作。因 為此時「更相薦託，有如互市」官場，「賈、郭恣橫，貨賂公行」 的政風，正是三人撰著其譏刺之作的理由。50 正 因 為 徹 底 的 憤 激 情 緒 ， 使 得 魯 褒 終 於 像 後 來 的 陶 淵 明 一 樣，「不為五斗米折腰」，以故最後「褒不仕，莫知其所終」。51 （二）錢重物輕與錢之「神物化」 這便帶來一個問題：除了西晉朝廷官箴的腐敗、士風的貪鄙 之外，何以會有這種「貨幣拜物教」現象的出現？從貨幣史的角 度，可以得到比較合理的解釋：這一個現象，與其說是「貨幣經 濟」的呈現，倒不如說與魯褒身處的西晉時代因錢幣稀少、通貨 緊縮而表現出來的「錢重物輕」有關。52 48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4，〈惠帝紀〉，頁108。 49 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鑑》，卷83，〈晉紀五〉，頁2629。 50 《全晉文》另有西晉成公綏〈錢神論〉，與魯褒所作字句類同，惟似殘篇，應可視 為同一思想的產物。參見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 文》，卷59，頁1798。 51 晉室南渡之後，官僚貪墨之風不但未曾革除，反而日益加甚。穆帝時代，王羲之曾 指出，「倉監督秏盜官米，動以萬計」，而「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一縣就 有10萬斛為奸吏中飽（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80，〈王羲之傳〉，頁 2098），可見一斑。薩孟武對兩晉士大夫之奢靡從欲、官場之貪鄙成風有更多的揭 露。參閱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二）》（臺北：三民書局，1983），頁202-206。 52 陳寅恪（1890~1969）認為，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錢何以愛到如此程度？這與他 們出身於豪族儒門，新取得政權是有關係的。」此說自有所見。但我們認為最根本 的原因，還是因為西晉政權的朝綱不肅─歸咎於武、惠二朝權力核心成員的施政 模式─，形成一種結構性的貪瀆效應而來，因為歷史上有些「新取得政權」的階 層或集團，是可以不「愛錢何以愛到如此程度」的（另外，陳氏之說強調了它的社
〈錢神論〉通篇主旨，在於（諷刺性地）強調金錢的神通廣 大，但淺顯的道理：可利用的物品愈稀缺，則其價值會愈高，擁 有的「勢力」愈大，更能成其為「神寶」、「神物」！53另一方面， 錢幣稀缺、錢價極高反映的正是通貨緊縮的發生！重點是，在通 縮的狀態之下，貧富的相對差距更易惡化─此因窮人應對經濟 衰退的能力通常更低，故富貴之家、勢位之士更能夠肆其豪奢極 欲。這樣看，即可得知特別重視錢，往往更適合說明當時「錢」 的珍貴稀有，以及貧富差距的懸殊。 有學者認為：「從〈錢神論〉，可以確認西晉的消費生活以錢 為主體」，54就〈錢神論〉文題乍看之下，會覺得該說似乎合理。 但如果對前文的論述有所瞭解，便可知這是很片面，且可能已經 嚴重失實的說法。55 如前述，西晉五十年統治期間不但朝廷沒有鑄幣，更何況一 來之前曹魏政府鑄幣已極少，其自身遭罹通縮之摧殘已久，豈可 能分潤兩晉？二來自漢末喪亂以來，遍地戰火導致人民委棄錢 財，加以饑疫，流離死亡。在這種情況下，過去流通的錢幣雖未 蕩然耗盡，也不遠矣！因此，〈錢神論〉諷刺性地呈現一個特別重 視「錢」的社會（其實是官場）歪風，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當 時錢幣的稀少珍貴，才能如此。 如 果 上 述 看 法 正 確 ， 那 麼 僅 從 字 面 上 著 眼 ， 而 論 說 〈 錢 神 會因素，本文則著重於制度以及貨幣因素，二說某種程度上雖有差異，但並不完全 衝突）。陳先生還意有所指地推測，「當時商品貨幣的發展也可以研究」，但就像 本文論證的，在兩晉通貨不足產生的緊縮效果之下，商品經濟的發展（如果有的 話）將是一種扭曲之後的變體，難以健全發展。參見陳寅恪（萬繩楠整理），《陳 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雲龍出版社，1995），頁26。 53 打個比方：相較於豐收年代，饑荒時期的白米影響力更大，更能成為「神物」，但 是否能用糧價極高來說明饑荒年代「消費生活以白米為主體」？又如《晉書．和嶠 傳》：「嶠家產豐富，擬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 之例，我們亦不能據某人有「錢癖」，便說某時代有發達的貨幣經濟（事實上， 「錢癖」現象無世無之），而且究極而言，反倒是錢貴（物輕）的時代會有更強烈 的動機！參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45，〈和嶠傳〉，頁1284。 54 王怡辰，《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頁38。 55 唐以前，似乎只有像兩漢那種通貨供給比較充裕的時代，才可以說達到這樣的程 度。
論〉反映的是「一個貨幣經濟的金融環境」，銅錢供給充裕，以 至於「消費生活以錢為主體」，這樣的理解委實過於簡單化，與西 晉王朝真實的政治、經濟情況，有著不小的差距，可以說是嚴重 的誤解。56 （三）貴族侈靡無關貨幣經濟 另外，有些論著則從「日食萬錢」的故事來發揮西晉貨幣經 濟發達的見解，這種理由亦值細辨。該典故出於《晉書．任愷 傳》： 愷少有識量，尙魏明帝女，……晉國建，……素有識鑒， 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 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免官。愷旣失職，乃 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 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 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57 可知任愷（223~284）一食萬錢的誇張行為，是他在和另一位大官 僚何劭（？~301）比賽奢侈的心態中表現出來的。按：何劭，何 曾（199~279）之子，何夔（？~220）之孫。夔，魏時任太僕，封 陽武亭侯。何曾襲其父爵，且在魏、晉易代之際有所預謀，故得 以坐享富貴。史書描述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 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 取其食。」何曾的侈汰行逕極為誇張，人們看不下去，因此多次 56 學者又說：「而且部分賦稅用錢繳納，雖然沒有鑄錢，政府也徵收實物的戶調，但 從錢價（購買力）不如物價來看，兩漢確實留下過多通貨供給晉世使用」。這說法 完全沒有根據。在金屬貨幣時代，前一代的錢幣留下過多通貨給後代使用的情況， 歷史上沒有這樣的例子，尤其是在該一時代從未鑄造錢幣，且又經歷長期的戰亂之 後，更是如此。因此，與其根據〈錢神論〉而說西晉是「一個貨幣經濟的金融環 境」，倒不如說西晉是「一個金錢政治的官場環境」還比較恰當；而西晉的金錢政 治（跟任何金錢政治一樣）反映的，不會是貨幣經濟的發達，而恰恰會是貨幣經濟 的扭曲。參閱王怡辰，《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頁38-39。 57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45，〈任愷傳〉，頁1285-1287。
被參劾。58但本身作風即極其誇誕放縱的武帝，「以其重臣，一無 所問」。 至於何劭，「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甚見親待」， 「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 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 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這說明何劭的特殊身份和他與晉武帝 的私交深厚，使他更有恃無恐。再看何劭之兄何遵，「性亦奢忲， 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為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同樣 繼承了權豪的侈貴特質。59 回到任愷，這個人本來就是魏明帝的女婿，憑藉深厚，做大 官是不用說的，故「晉國建，為侍中，封昌國縣侯」。後與權臣賈 充（217~282）為忤，雖有幹略，但被擯斥不得志，「止守散卿」， 時人「莫不為之憤歎」。故任愷有此極端行徑，是有所憤激而然， 除此之外，也與如前述西晉官場結構的敗壞有密切關聯。 總之，西晉時代這些豪門奢侈的記錄，與乎其自身之門風， 和其擁有的權力基礎，以及更重要的西晉武、惠二帝主政下政治 風氣的敗壞、士大夫操守之縱逸息息相關。因此若將這些因素考 慮進去，那麼以這幾個官僚「日食萬錢」的例子，來做為西晉 「貨幣經濟」發達的證據，更復不可取了。 事實上，「日食萬錢」之例非西晉獨有。《洛陽伽藍記》載北 魏高陽王元雍（？~528）之事跡： 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自漢晉 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雍嗜口味，厚自奉養， 58 例如「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華侈」，「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參見唐．房玄 齡等撰，《晉書》，卷33，〈何曾傳〉，頁998-999。 59 以上二人事跡俱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33，〈何曾傳〉，頁999。史還 載：「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 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 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參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28，〈五行志 中〉，頁837。
一食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60 元雍能夠如此奢豪，蓋有故焉。《北史》述雍：「總攝內外，與 元叉同決庶政。歲祿粟至四萬石，伎侍盈房，榮貴之盛，昆弟莫 及」。61但同時的李崇（454~525）則不然。李崇以儉嗇出名，常 對人說：「高陽一食，敵我千日」。但李崇封陳留侯，「為尚書 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吝，惡衣粗 食，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62對比這兩個人的作風，可知北 魏上層侈汰的行為，出於個別官僚私人特權以及誇誕腐敗之生活 格調者多。 中國歷史上的北朝屬典型的自然經濟，這一點在經濟史學界 中向無異論。事實上北朝實物貨幣的使用，較西晉有過之而無不 及，這也是許多學人一致的看法。63而元雍之例顯示，北魏貴族豪 奢之風絕不遜於西晉。試看任愷雖「日食萬錢」，但元雍單一餐飯 便要浪擲數萬，可謂遠遠過之。此一事實可見，用任愷「日食萬 錢」等例子作為西晉貨幣經濟的論據，是大有問題的。 《北齊書．韓軌傳》另有一例：韓軌之子晉明（生卒年俱不 詳），「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 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64在此復問，像韓晉 明「一席之費，動至萬錢」還嫌排場不夠大的浮誇作風，豈遜於 任愷？即便如此，我們能否以晉明之揮霍與豪侈，作為北齊貨幣 經濟的論據？想必也是不可以的。這與任愷之「日食萬錢」不能 作為說明西晉貨幣經濟的憑依，道理相同。 60 參見北魏．楊衒之撰，《重刊洛陽伽藍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0），頁63-64。 61 唐．李延壽，《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19，〈元雍傳〉，頁700。 62 北魏．楊衒之撰，《重刊洛陽伽藍記》，頁63-64。 63 參閱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頁1-141；何茲全，〈東晉南朝的錢幣使用與錢 幣問題〉，頁21-56。 64 唐．李百藥，《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15，〈韓軌傳〉，頁200。
六、東晉延續不鑄幣政策
晉元帝（318~323 在位）渡江（317），北方正經歷五胡之亂 的破壞，演變成不可收拾的混亂局面。此時南方錢幣極為缺乏， 社會經濟處於一全面倒退的境地之中，市場交易缺乏貨幣媒介， 且唯衣食為重點的生產方式佔支配地位，在這種局面與條件下， 只好並用穀帛，以作為錢幣的替代。65 《晉書．食貨志》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 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 錢。錢旣不多，由是稍貴。66 這段話清楚說明，晉室南渡之後，貨幣政策是西晉不鑄幣政策的 消極延續。元帝過江，既沒有發行任何新鑄錢幣，只好沿用數十 年前鑄造的孫吳以及更早的舊錢，大小通用。久而久之，市場只 是給予這些舊錢一些新的稱呼，不可能是由政府規定；大者叫做 「比輪」，小者叫做「四文」。 但這裡馬上就有一個問題，即這裡的大是指多大，小是指多 小，始終未能明朗。在比輪和四文之間，有沒有其他大小的錢 幣？如果考慮到這一點，則東晉貨幣制度實內含另一項隱憂，即 兌換的複雜程度增加了。 這時，相傳吳興沈充也在鼓鑄小錢，稱之為「沈郎錢」。沈充 的鑄錢當然屬私鑄，與國家無涉，但是否為政府委託或允許，有 無合法性，則文獻無徵，難以詳究。不過其形制之薄小，倒是有 一些間接證據。例如唐詩人李賀〈殘絲曲〉有「榆莢相催不知 數，沈郎青錢夾城路」的句子，王建也有「綠榆枝散沈郎錢」之 句，都說明沈氏錢如榆葉般薄小。67 按：沈氏於東晉之初元帝太興（318~321）年間鑄錢，史稱 65 勞榦，《魏晉南北朝史》（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80），頁107。 66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26，〈食貨志〉，頁795。 67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頁159。「沈充五銖」。但接著，太寧二年（324）沈充隨王敦造反，沒多 久王敦病死，沈充也兵敗被殺。從沈充的事跡經歷，可以得知他 鑄錢的時間非常短暫，規模也不會太大，這樣看來他鑄造的五銖 數量也應該非常之少，對於東晉的貨幣需求來說，充其量只是杯 水車薪，不會有太大作用。 深入分析，沈充私鑄的錢幣，處在一種既未受官方承認亦未 遭到取締的灰色地帶，這是「沈郎錢」存在的本質。這種情況， 與西漢文帝（前 180~前 157 在位）時期放任鑄幣政策下的四銖半 兩模式，有所不同。68漢文的四銖半兩制度，是一種完全的開放自 由鑄造，得到政府公開的承諾，享有法律上的保障。而且，由於 鑄幣權的完全下放，導致在鑄幣市場中產生激烈的競爭，於是鑄 出的銅錢，得以因激烈之競爭維持其品質，非但不至於到窳劣的 地步，反而有所提高。這是漢文帝四銖半兩制度的特點，同時也 是它成功的主要原因。對照之下，沈充的私鑄完全看不到這種競 爭，因此這些私鑄小錢的質量也就不可能像西漢文帝的四銖半兩 那樣有保障。69 更令人注意的是，儘管有比輪、四文和沈郎小錢這些貨幣在 流通，亙整個東晉銅錢還是非常稀少。觀《晉書．食貨志》所錄 孝武帝之詔書可知： 太 元 三 年 ， 詔 曰 ： 「 錢 ， 國 之 重 寶 ， 小 人 貪 利 ， 銷 壞 無 已 ， 監 司 當 以 爲 意 。 廣 州 夷 人 寶 貴 銅 鼓 ， 而 州 境 素 不 出 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 68 陳彥良，〈四銖錢制與西漢文帝的鑄幣改革─以出土錢幣實物實測數據為中心的 考察〉，《清華學報》，新37：2（新竹，2007.12），頁321-360。 69 論者謂史書所載漢文帝「放鑄」，意即「仿鑄」，其時的私鑄「只是官鑄錢的一種 補充型式」，此說不正確。實情是，當時新鑄行的四銖半兩全屬私鑄，沒有官鑄。 漢政府藉放權讓利於民間的做法，節省和約束了官府、僚吏的靡費與腐敗；這也是 漢文帝放任鑄幣政策所以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參閱陳明光，〈東晉南朝錢幣的 「私鑄」與「剪鑿取銅」辨析〉，收入中國錢幣學會古代錢幣委員會、江蘇省錢幣 學會編著，《六朝貨幣與鑄錢工藝研究》，頁6。
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70 太元三年（378）上距元帝渡江，已足足過了六十個年頭。這年之 詔，主要在下令禁止錢幣「銷壞無已」，以及流出境外。這可以看 出從元帝以來，「錢旣不多，由是稍貴」的現象，到了此時仍在持 續，而這一現象，在長期的缺乏新鑄錢幣，加上毀壞銷鎔，且外 流不止的情況下，更趨嚴峻。是時，各式銅錢之價乃變得極其昂 貴，這種物輕錢重現象，以貨幣理論而言，等同於通貨緊縮現象 的出現，且程度已到應加警戒的地步，為朝野人士以及皇帝感受 到了。 不過太元三年之詔，顯示出更重要的一個事實，此即東晉朝 廷對鑄幣一事的消極懈怠，已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此刻雖然主政 者知道，錢幣是國家融通經濟的「重寶」，且銅錢面臨「小人貪 利，銷壞無已」的窘迫處境，況且還出現「官私賈人」貪圖比輪 錢的斤兩較重，將之攜入廣州賣與夷人「鑄敗作鼓」的現象。但 對於這類事件，東晉政府充其量只是下一道紙上命令。「重為禁 制，得者科罪」，如此而已。依然不見有任何積極鼓鑄之想法。 然而東晉孝武帝一朝，畢竟於錢幣流失之問題尚存注意，因 此相對與整個兩晉諸朝而言，此時幣制尚留有一絲好處。其後於 東晉季世，朝臣曾有議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 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 也」。71可見這種消極的政策，尚保有最起碼的好處，而未到鹵莽 滅裂的境地。不過，這種消極懈怠、不復振作的朝廷，以及退縮 保守的政策，只堪維持一個茍安之局。因此到了東晉之末，情勢 只有更為惡化。
七、東晉末桓玄的「廢錢」主張與意義
東晉末安帝元興年間，於時桓玄（369~404）把持朝政，竟創 論議，欲廢除錢幣，交易用穀帛代替。這一個插曲，可以視為東 70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26，〈食貨志〉，頁795。 71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26，〈食貨志〉，頁796。晉末年貨幣情勢極端惡劣的表現。但桓玄會提出此議，背後的原 因究竟為何？以及時人的見解說明了什麼？都有待進一步探討。 或許正是因為兩晉政府的長期忽視，到了這時候，錢幣的使 用已經萎縮到極端的程度，而混亂的情況卻不減反增，以至於讓 某些人忘記了貨幣的好處，而誤以為甘脆廢除它還好一些。72是 時，孔琳之（369~423）倡言反對，其主要議論是說： 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旣無毀敗之費，又省難 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 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 秏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僞 之人，競溼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 能 禁 也 。 是 以 司 馬 芝 以 爲 用 錢 非 徒 豐 國 ， 亦 所 以 省 刑。……73 孔琳之認為在充當貨幣的使用上，終究「錢便于穀」，用錢有 「萬世之益」，到底博得了眾人的認同，於是桓玄廢錢用穀帛的 提議最後不了了之。 孔琳之陳述的理由雖似簡要，但是精闢之見很多。他推闡鍾 繇（151~230）、司馬芝（生卒年不詳）的觀點，認為用穀帛（或 較廣義的「實物」）做貨幣，則因為一來體積笨重，輸運困難； 二來難以標準化，所以巧偽之人「競溼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 72 《晉書》形容桓玄：「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而其掌權之後，「議復肉刑， 斷錢貨，迴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人 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 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又桓玄至建康，「陵侮朝廷，幽 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荒，玄令賑貸 之。百姓散在江湖採梠，內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既不多，吏不時給，頓仆道 路死者十八九焉。」（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99，〈桓玄傳〉，頁2585， 2591-2594）可見桓玄這個人非但本性貪鄙，行事又極乖張。以故執政之後，欲多 所興造，但莫不違世迕情，遂至於物議紛紜，最後更導致他的滅亡。所以復肉刑、 斷錢貨，大概都是在這種心理狀態下胡亂被提出來的。而桓玄倡此謬議，固然是其 個人無知的表現，但這也反映出在現實上，錢幣的使用已經萎縮到某一個程度，而 讓淺見之人以為可有可無，故主張甘脆廢除。 73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26，〈食貨志〉，頁795-796。
資」，徒增交易的紛爭與不信任感。這就是說實物貨幣不單造成 市場的交易的遲滯以及價格的擾動，同時在法律的執行上也會衍 生許多問題，市場交易費用因之而上升，這當然對經濟極為不 利。另一方面，穀帛「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 手，秏棄於割截之用」，這是說以穀帛為交易媒介，將因磨損、 割截和耗散而淪為細碎無用之廢物；這些當然都是社會總資產的 損 失 。 所 以 使 用 真 正 的 錢 幣 ， 「 旣 無 毀 敗 之 費 ， 又 省 難 運 之 苦」，「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優點更多，豈可以輕易想要 廢棄？ 這次的討論，應該在東晉之末，野心家桓玄掌握實權，即自 任大將軍、授相國及封楚王的安帝元興二年（403）。就在該年之 末，晉安帝禪位於桓玄，不久桓氏稱帝，正式建國號「楚」，但 未及半年便在劉裕（363~422）的勦擊下敗亡。 此時政治局勢外弛內張，故孔琳之的發言有所顧忌。他的通 篇主旨，並非積極地論證貨幣對於社會經濟的貢獻，政府應為增 加貨幣供給而廣為鑄錢，反而只是防衛性地強調錢幣之不可廢。 採取這種策略，可能是因為廢錢之議正是桓玄本人提出，不好觸 忤過甚，使他下不了臺，而不利於己。不過，東晉之將亡，錢雖 然終未便廢，但孔琳之也已明確指陳，「頃兵革屢興，荒饉荐 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蓋指錢幣之稀少，及其帶來的負面 影響，已成為現實社會之沈疴。其含意當然是，此時主政者果真 廢除錢幣，通貨不足的情勢將更加惡化，對於經濟的影響更為不 利。 值得一提的是，《宋書》的作者沈約（441~513）在〈孔琳之 傳〉後發揮一種傾向於支持桓玄的見解，略做討論，頗有助於瞭 解東晉南朝士人對於貨幣政策的認識和態度之一斑。沈約的評論 摘述如下：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為民天。是 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龜貝之益，為功蓋 輕 。 而 事 有 譌 變 ， 隆 敝 代 起 ， 昏 作 役 苦 ， 故 穡 人 去 而 從
商 ， 商 子 事 逸 ， 末 業 流 而 浸 廣 ， 泉 貨 所 通 ， 非 復 始 造 之 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天下蕩蕩， 咸以棄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稌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 錢 雖 盈 尺 ， 旣 不 療 饑 於 堯 年 ， 貝 或 如 輪 ， 信 無 救 渴 於 湯 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 役生之路，非此莫由。74 沈約對桓玄、孔琳之的批評，發揮的不外是西漢貢禹（前 127~前 44）等輩所持、且在傳統頗為盛行的重農抑商的陳舊論點。75他主 張，執政者能做到使百姓棄商力農，便是政治上最高的成就，而 要實現這個理想，「廢錢」正是一條便捷之道。這不單因為貨幣 對於經濟的作用沒有貢獻，更因錢幣的通行使得農民「咸以棄本 為事」，阻礙了正規的農業生產。簡單說，藉廢錢以禁抑商業， 市場萎縮，天下歸農，太平可以立致！ 對於沈約的見解，清代學者郝懿行（1757~1825）特別做出短 評，他的意見充分顯示沈氏說法的虛妄。郝氏譏刺道： 按沈氏論如此，闡義雖美，持論復工，而揆之施行，動多 躓閡。……彼夫畫井分疆，建邦啟土，並風行於上代，而 事謝於遙年。假令齊漢之君，議徹田而修井，魏晉以降， 規罷守而建侯，非狂則愚矣。今將廢錢貨而行穀帛，校論 其 弊 ， 亦 應 相 當 。 若 沈 必 能 抵 璧 捐 珠 ， 則 余 亦 將 建 侯 修 井 。 政 恐 言 出 遭 謗 ， 事 格 難 行 耳 ！ 而 史 臣 之 論 ， 崇 本 之 談，猥云滌圜消鑄，反古還淳，行見溼穀薄絹，復貽笑於 74 南朝梁．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56，〈孔琳之傳〉，頁 1565-1566。 75 貢禹於西漢元帝（前48~前33在位）朝提出有名的「廢錢論」，其意見大略謂： 「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 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 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 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其租銖之律，租稅禄賜皆以布帛及穀」。簡單 說，他認為貨幣是萬惡的根源，不廢除之不足以改善社會！參見漢．班固著，唐． 顏師古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4），卷72，〈貢禹傳〉，頁3075-3076。
魏朝；耒子荇葉，先絕根於宋世矣。奚止書生謀國，取譏 蒼頭公而已哉？76 郝氏之論略謂，後世欲廢除錢幣盡用穀帛，其謬誤恰與欲重行封 建、規復井田一樣，「非狂則愚」。且若果真的推而行之，「動 多躓閡」，衍生無窮的弊端。那種想法豈止見笑天下而已？郝氏 的譏彈，似無正面回應桓玄、沈約等人的錯誤之處，但他們的觀 念實在太過膚淺，無由深說，只好一嘲了之。很明顯，在社會已 經高度進化的時代，而某些主政者與士大夫希冀藉由一些奇特的 做法使社會重新回到上古那種簡單淳樸的模式，無異是異想天開 之舉。77 無論如何，安帝元興年間這一次貨幣討論，為兩晉貨幣政策 的演變，畫下最後的句點。而這樣的總結，更能夠證明兩晉約一 個半世紀期間通貨緊縮長期存在的事實，同時也能間接證明長期 通縮對於社會經濟已造成破壞性的影響。 76 清．郝懿行，《補宋書食貨志》，收入《二十五史補編》第3冊（臺北：臺灣開明 書店，1974），頁4283。 77 有學者認為：「孔琳之說，『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因此……代表上層 社會、商業活動、掌控貨幣利益的遊說者是孔琳之，而朝中所有的大臣都是他的支 持者」。這話純屬臆測，並不正確。這是因為用穀帛充貨幣，「則致損甚多」， 「勞毀於商販之手，秏棄於割截之用」，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也得不到什麼好處 （這樣說來，孔琳之也可以是為農民代言，非邪？）。這些都是客觀的事實。孔琳 之只把它說出來並加以反對，因此並不能證明他有何偏頗立場，或專屬於哪個社會 群體。學者又認為，桓玄、沈約「都看到東晉以來社會問題的核心」。他說：「自 然這個廷議與實物貨幣無關，反而顯現貨幣經濟的曙光就在眼前」，還說：「藉著 廢除錢貨、限制商業的活動空間，來打擊商業，讓社會回到農業的環境裡，也只有 在這個前提下，沈約才不反對用錢」。我們認為，這些說法若非不正確、沒有根 據，就是異想天開。東晉以來的社會問題固然存在，但這不是廢除貨幣可以解決 的。郝氏的評論，更能夠使我們警覺到那種在文明時代主張廢錢用穀帛的見解的荒 謬性。事實上，呂思勉早已指出，以積極鼓鑄取代廢除錢幣，才是正確之途。他評 論道：「自南北朝以前，時有廢錢而用穀帛之議，固由其時錢幣之理，尚未大明， 然錢法之敝，實亦有以致之。錢法之敝，錢少而不足於用，以致錢貴物賤，其大端 也。當此之時，欲善幣制，實非鼓鑄不可。然鼓鑄迄不能善，幣制之壞，遂與南北 朝相終始」。呂氏之議可謂一語中的，與前述之說相較，當然是遠為高明的。參閱 王怡辰，《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頁44-47；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 （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頁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