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來說，民主化應可再細分為民主化與自由化(Liberalization)兩 個概念，兩者具有不同的內容。所謂民主化應是指公民權或公民地位 (Citizenship)恢復與擴張的歷程，一方面是使過去因為其他統治方式而 喪失參政權者得以恢復，另一方面則是將公民權擴張給原先未享有這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 252.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28。
些權利的人或團體，如政治犯、反對黨、反對團體等，因此民主化尚 包括公開的選擇與競爭，民眾藉由公平、公正與公開的選舉來抉擇執 政者。而自由化，則是保護個人與社會團體免於國家非法或違憲侵害 的權利，得以產生實際效果的歷程，這些權利包括新聞自由、言論自 由、通訊自由、請願自由、遷徒自由、隱私權、社會團體的結社權與 活動權、公平審判權與「人身保護狀」(Writ of Habeas Corpus)、釋 放政治犯、容許海外政治異議人士返國、允許反對勢力出現甚至反對 黨的成立等，因此是人民重新掌握基本人權與自由權利的過程。49
由此可見，民主化應該是自由化推動至某一程度的衍生體，許多 威權政體也僅將開放的幅度放在自由化；因此自由化不一定包含民主 化，但民主化必須包括自由化。但筆者認為在中國當前的民主化發展 進程中，在民主化與自由化之下應該還有兩個需求層次就是法治化與 公平化（請見表 6），如此形成所謂「民主需求層級架構」，其中公平 化的需求層次最低，是屬於社會性的需求，人們希望在個人生活品質 與發展機會能夠與其他人平等，使每個人最基本的生存權獲得保障；
當這種「個人領域」與「社會層次」的需求獲得滿足後便會提升至
「公共領域」與「政治層次」，也就是要求法治，要求政府限制權 力、依法行政、依法審判與人身保護狀；當法治化的需求獲得滿足 後，便會進一步要求自由權，基本上法治化還是一種比較消極的要 求，人民要求政府限縮權力與依法行政，而自由化則是要求政府積極 而有所作為的保護個人、團體的權利；至於民主化的層次最高，是要 求政黨輪替的改朝換代。
周陽山，《民族與民主的當代詮釋》（臺北：正中書局，1993 年），頁 52。
表 6 中國大陸民主需求層級架構比較表
農民、下崗工人 企業主 中產階級 民運人士
民主化 重要
自由化 部分重要 重要
法治化 重要 重要 重要
公平化 重要 重要 重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基本上，民主化會直接威脅中共政權的存在，因此困難度與理想 性最高，目前看來只有少數充滿理想的學者與民運人士支持。自由化 中的若干部分也會直接威脅中共政權的存續，例如新聞、言論與請願 自由，以及結社權、釋放政治犯、容許海外異議人士返國、允許反對 勢力出現等；但也有部分的自由權較不具敏感性與衝擊性，如通訊自 由、遷徒自由、隱私權等，目前中國政府已經作出若干開放，對於中 產階級來說這些自由權可以明顯提升個人生活品質，例如出境旅遊就 算是其中一種，而他們也認為中國政府在此方面的開放空間會較大，
因此若進行要求的成功機率也較高。
至於法治化與公平化則是屬於「體制內」的改革，不會影響中共 政權的存續，雖然需求層次上較低但與民眾的切身利益卻最直接。就 法治化來說，政府若能依法行政與審判，而且毫無特權偏私，中產階 級在生活上與人身保護上將更有保障，對企業主來說也可降低投資風 險；但企業主卻不一定支持自由化與公平化，一方面他們本身因有特 權故可以享受別人無法享受的自由，另一方面他們害怕勞工在有太多 自由後會提出更多要求，進而影響生產效能。
至於公平化，農民與下崗工人都是改革開放後的犧牲者，這些弱 勢族群不期待民主、自由與法治，對他們來說太過遙遠也享受不到，
公平化才是最重要的，解決城鄉差距、貧富差距與三農問題是最為迫 切的。中產階級對於公平化的問題是寄予同情的，但企業主是改革開
放之後的最大既得利益者，靠自己的拼搏才有今天的地位，因此，企 業主對於公平化恐怕會視之為過去的大鍋飯心態而嗤之以鼻。
因此就目前來看，以中產階級為出境旅遊主要客群的情況下，短 期恐怕對於民主化的幫助有限，但對於自由化、法治化與公平化的要 求卻會更為殷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