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出境旅遊對於民主化可能影響
之研究
范世平
（金門技術學院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摘
要
中國大陸從 1990 年代以來，出境旅遊快速發展，2003 年雖逢 SARS疫情肆虐，但出境旅遊人數仍高達 2,022 萬人次，且比前一年增 長 21.8%，成為全球成長最快速的客源國。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國大 陸民眾終於也能和先進國家民眾一般地出國旅遊，直接感受迥異的政 治生活方式。這種政治社會化途徑，勢必會衝擊中國大陸民眾過去以 來的政治認知，長期來看更有助於民主化的發展。尤其目前出境旅遊 者多為中產階級，符合西方民主化理論的推論；但另一方面，這些中 產階級多為改革開放後的既得利益者，短期內反而會傾向支持中共政 權以維持社會穩定，甚至與新權威主義的思維不謀而合。 關鍵詞：中國大陸、出境旅遊、民主化、政治社會化、中產階級壹、前言
所謂「出境旅遊」(Outbound Tourism)，係指中國大陸民眾前往 其他「國家」或「地區」所進行之旅遊活動，這其中除包含前往其他 國家之「出國旅遊」外，另指前往香港與澳門地區之「港澳旅遊」。 從 1990 年代開始，中國大陸隨著經濟發展與民眾生活獲得改善，除了對於休閒活動日益重視外，過去以來的國內旅遊已難以滿足民眾 所需，故出境旅遊成長快速。中國大陸觀光客的輸出，除了替其他國 家帶來外匯，亦增加了消費。因此，各國為求經濟發展，對中國大陸 觀光客多採歡迎態度。另一方面，這些中國大陸觀光客前往其他國 家，特別是民主法治的國家時，透過實際的體會，勢必產生不同的感 受，雖然時間不是太長，但這種感受是否會衝擊過去的政府宣傳與政 治思維，產生自我省思，甚至有助於中國大陸民主化的發展，則值得 加以探討。 因此，本文希望藉由全球化理論、民主化理論與政治社會化理 論，來詮釋中國大陸出境旅遊對於其民主化影響的基本內涵；此外， 了解中國大陸出境旅遊對於民主化影響的方式、效果與限制，並且評 估其未來之可能發展。
貳、中國大陸出境旅遊與民主化之研究架構
中國大陸出境旅遊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本文藉由「全球化」、 「民主化」與「政治社會化」三個理論面向來加以切入與解釋，此亦 構成本文之研究架構。一、全球化理論
誠如藍方特(Marie-Francoise Lanfant)等人認為「國際旅遊(Inter-national Tourism)已經成為一種全球現象與難以避免的國際事實」，1 因此當中國面臨全球化的浪潮後必須開放出境旅遊，這也提供了中國 民主化發展的可能渠道。 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在 1960 年代初期提 出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2此為全球化理論之濫觴，Marie-Francoise Lanfant, John B. Allcock & Edward M. Bruner, International
Tourism: Identity and Change (London: Sage, 1995), p. 25.
但當時並未獲得迴響；1980 年代末期蘇聯與東歐的共產政權相繼崩 潰，使得冷戰時期政治上的對立與藩籬徹底打破，隨之而來是經濟與 人員流動的快速增加，特別是跨國公司與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發展，使得 1990 年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一躍成為熱門名詞。就在同一時間，中國大陸也從過去所謂的「鐵 幕」逐步開放出境旅遊，因此藉由全球化理論來分析中國大陸出境旅 遊與民主化的發展，不但能夠更為深入，也具有時間點上的意義。
然而當前對於全球化的定義與看法卻有所不同，有對全球化發展 極度樂觀，認為民族國家將被市場所完全取代的「誇大論」看法，這 以福山(Francis Fukuyama)、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等新自由主 義者為代表，3
但是這種單向度的「極端全球主義者」(Hyperglobal-izers)觀點卻也造成另一部分「懷疑論」(Sceptics)人士的反對，包括 湯普森(Grahame F. Thompson)、赫斯特(Paul Q. Hirst)與韋斯(Linda
Weiss)，4強調所謂全球化只是國際化，國家依舊是經濟的管理者，並
認為誇大論者的國家終結論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第三種說法， 則是以英國學者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德國學者貝克(Ulirich
Beck)與美國學者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等人的「過程論」(Tran-sformationalists)觀點為代表，5他們對於全球化的核心思維或許不盡相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2), pp. 1-12；Kenichi Ohmae, The End of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NY: The Free Press, 1995), pp. 11-12； 除了新自由主義者外，若干新馬克斯主義者也持相同論點。
Paul Q. Hirst &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pp. 6-8; Linda Weiss,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3-194.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p. 63-64; Ulirich Beck, What Is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同，但均認為全球化是社會變遷的過程，是推動社會政治、經濟快速 改變的中心力量，並且可能藉此重塑世界秩序，而國際與國內事務也 將更難以分野；6此外，過程論者強調「多角度」的全球化，強調全球 化的動態性、漸進性與不可抗拒性。 本文採取過程論的看法，認為當 1990 年代開始全球化浪潮逐漸興 起，加上中國的改革開放並未因為八九民運而退卻時，顯示中國已經 無法置身於此一趨勢之外。中國大陸雖然從 1978 年開始進行改革開 放，但直到 1990 年才開放自費出境旅遊，在這 12 年的發展過程中， 民眾的要求與外國政府的壓力，都在中國政府確保國家安全、防止和 平演變、遏止外匯流失等義正嚴詞訴求下一一排除。但誠如賀爾德 (David Held)等人所言「全球化起於人員的流動」，7中國最終也了解 到要真正融入全球化不單單只是市場開放與外資吸引的「引進來」， 而是必須符合全球化「普世價值」之一的「人員自由流動」概念，就 是開放人民「走出去」。誠如鮑曼(Zygmunt Bauman)所言，「全球性 的自由移動代表著提升、進步與成功，而靜止不動則散發著頹廢、失 敗與落伍的惡臭」，「人們的抱負通常是以流動性、自由選擇居住 地、旅遊與開拓視野來加以展現；而人生的恐懼則是禁錮、缺乏變 化、不能去其他人都能前往的地方」，因此「被迫固守一地而無法移 往他處，是最讓人難以忍受、殘酷與可憎的情況」。8故中國大陸若仍
Polity Press, 2000), pp. 1-30;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p. 15-16.
David Held, Anthony G. McGrew, David Goldblatt &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 7.
David Held, Anthony G. McGrew, David Goldblatt &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p. 48.
Zygmunt Bauman,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p. 121-122.
不開放民眾走出去，不但難以因應民眾對於全球移動的需求，更代表 中國無法真正而完整的與全球化接軌。 因此，全球化是「因」，其促進中國大陸開放出境旅遊，並進而 以此可能走向民主化，故出境旅遊與民主化均是「果」；但是另一方 面，不論出境旅遊或是民主化的發展，最終也將使得中國更全面性、 更「由下而上」的進行全球化。因此，全球化與出境旅遊、民主化的 關係，實際上是一種「互為因果」的辯證關係。 在全球化架構下，不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技術等多元領 域都會聚集在一起，相互強化而不斷擴大全球化對個人的影響。因 此，人們開始從一元化的思考模式走向多元化，從過去的「去異求 同」思維走向「存異求同」，從過去素樸的直線式因果觀轉變為結構 式因果觀。當中國擺脫過去的意識形態而走向改革開放，當中國開放 出境旅遊，都顯示中國政府的心態正朝向上述的方向轉變；而當民眾 跨越領土界線前往他國旅遊時，也與其他國家的人民進行「全方位的 結合與互動」，這當然包括了民主思維的傳遞。 特別是全球化所強調地是不同文化間互動機會的大幅增加，誠如 賀爾德等人認為「旅遊業是文化全球化最明顯的形式之一」，9透過跨 國旅遊的發展，中國大陸觀光客可藉由親身體驗來領略不同國家政治 文化的特殊性，特別是民主社會的政治文化。在後冷戰時期的全球化 進程中，不同國家間的聯繫與依存程度大幅增加，國際關係學者基歐 漢(Robert O. Keohane)與奈伊(Joseph S. Nye, Jr)所提出之「複合互 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觀點就強調在國際關係與跨國互動日 益密切與複雜的情況下，各種行為者之間都會受到彼此行動的影響， 而且彼此之間的需求與依賴也將有增無減。10從政治層面來說，國家之
David Held , Anthony G. McGrew, David Goldblatt &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p. 360.
間相互影響日益深遠，許多觀點也在彼此激盪與衝突，當民主、自 由、憲政、法治、人權成為人類共同信仰的價值時，在全球化的浪潮 下中國大陸觀光客也逐漸受到影響。
二、民主化理論
所謂「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波特(David Potter)認為就是 「一個國家在走向民主進程中的政治變遷」，11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有三波大規模的民主化，第一波是 1828-1926年，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阿根廷與英國的殖民 地；第二波是 1943-1962 年，包括西德、義大利、日本、印度與以色 列；第三波則是從 1974 年一直延續到 1995 年仍未停歇，包括葡萄牙、 西班牙、拉丁美洲、亞洲、非洲與東歐若干國家。12 二次大戰之後，美國不論在政治、經濟與軍事層面都居於領導地 位，美國社會科學界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於 1950、60 年代開始對於 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發展進行研究。這些學者認為包括西歐、北美、日 本、澳洲、紐西蘭等國家，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社會便 會逐漸現代化，包括理性化、工業化、都市化、教育普及化、宗教世 俗化、社會分殊化、角色專精化等，在政治方面隨著中產階級的茁壯 則會走向穩定與民主，因此開發中國家若依循歐美模式則必能朝向西 方式民主發展，這就是所謂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 但該理論在 1970 年代遭致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帝國 主義論(Imperialist Theory)與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 者的嚴厲批判，其原因如下：(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9), pp. 23-28.
David Potter, David Goldbalt, Margaret Kiloh & Paul Lewis,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 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第一，許多支持現代化理論的學者，事實上對於非西方國家的認 識有限，甚至有所誤解，但卻急於建立龐大的理論系統。 第二，現代化理論學者深受行為主義的量化思維影響，只重視看 似客觀的統計數據，而忽略數字背後複雜的社會、文化因素。 第三，在 1960、70 年代的許多拉丁美洲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 化、經濟發展並未帶來民主，反而是威權政體的崛起，或是在威權與 民主間徘徊。 第四，該理論具有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非但無法設身 處地的深入了解第三世界國家的心聲，甚至有藉由帝國主義手段控制 非西方國家的企圖。 1980年代後，隨著東亞四小龍的崛起與拉丁美洲威權政體的轉 型，現代化理論又受到重視，並且逐漸擺脫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對於 非西方國家的傳統文化、思想、民族進行探究，甚至接受；重視國際 化因素對於非西方國家的影響，包括西方的經濟援助與政治壓力、鄰 國的民主化氛圍、民主發展時機等。 對於民主化的看法，杭廷頓具有相當代表性，他認為經濟發展會 形成一股獨立於國家以外的新興權力來源，會產生分享決策權的需 求；並且會產生社會結構的變遷，進而產生了民主化的價值觀。13他甚 至認為在社會、經濟與政治的關連性中，經濟發展水平與民主政治間 的關係是最緊密堅實的，14他不斷強調「經濟發展對於民主政治逐漸取 代威權制度提供了有利環境」，「經濟發展使民主成為可能」。15其原 因包括：16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 p. 65.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 p. 31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第一，民眾間容易產生相互信賴感與自由競爭的態度。 第二，提高一般民眾的教育程度。 第三，各族群間因為資源擴大而更為和諧。 第四，社會必須開放對外貿易、投資、科技往來、旅遊與通訊傳 播，在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同時，民主的概念也隨之引入。 第五，中產階級的擴大化，包括商人、專業人士、商店老闆、教 師、公務員、經理、技術人員、薪水階級等隨著工業化與經濟成長而 迅速增加，但是過去中產階級不一定支持民主，因為害怕農民與勞工 過激的政治行為會危及中產階級之地位。但隨著都市中產階級數量大 幅增加而凌駕農民與勞工，加上工農激進行動的影響力下降，使得民 主化對於中產階級的威脅降低，中產階級認為可以透過選舉來增進其 權益。因此杭廷頓堅信民主化中最積極的支持者便是都市中產階級， 而非工農階級。 針對中產階級(Middle-class)對於民主化的影響，早在 1960 年代李 普賽(Seymour Martin Lipset)就認為龐大中產階級的出現，是政治現 代化與推動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17美國政治學家奧勒姆(Anthony M.
Orum)也提出了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與政治參 與之間的關係，當一個人在社會分層中的等級越高，其政治參與的比 例也會越高，這包括其職業地位、教育水準與家庭收入等三項指標。18
他認為許多下層階級與工人階級，也就是 SES 較低的族群，政治參與 不會為他們帶來權力，反倒是中產階級與上層階級，也就是 SES 屬於 中層與上層的族群，能夠透過政治參與來掌握權力。1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 pp. 65-67.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London: Heinemann, 1960), p. 51. Anthony M. Orum,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The Social Anatomy
of the Body Politic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8), p. 289.
另一方面，第三產業也就是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使得中產階級快 速增加。在多數國家發展過程中，三大產業的從業人口結構均經歷一 連串的轉移過程（請見表 1），目前先進國家均處在所謂「後工業社會 階段」，即非農業生產勞動力達到全部勞動力 50%以上，而農業勞動 力的比例則不斷下降，工人人數也逐漸減少，只有第三產業勞動力快 速增長。例如根據有限之最新資料顯示，美國在 2004 年時，第一、 二、三產業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分別是 1.2%、22.3%與 76.5；20而 2002年時，第一、二、三產業就業者占整體就業人數的比例分別是 2.5%、21.6%與 75.9%。21另一方面，在知識不斷增長的情況下，體力 勞動者的藍領階級比重下降，而腦力勞動者的比例提升，社會上出現 大量的「白領階級」與專業技術人員，進而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 級，22社會的職業結構形成「橄欖型」。23 表 1 三次產業發展特性比較表 產業發展特性 社會發展階段 屬性 第一產業產值＞第二產業產值＞第三產業產值 前工業社會模式 低度開發國家 第二產業產值＞第一產業產值＞第三產業產值 工業化初期社會模式 開發中國家 第二產業產值＞第三產業產值＞第一產業產值 工業化後期社會模式 開發中國家 第三產業產值＞第二產業產值＞第一產業產值 後工業社會模式 已開發國家 資料來源：陸學藝，《社會結構的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 頁 132。
of the Body Politic, p. 29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鑑 2006/2007》（北京：中國統 計出版社，2007 年），頁 6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鑑 2006/2007》，頁 141。 包括行政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市場行銷人員、職員、教師、商業服務 人員、醫生、秘書人員等。 陸學藝，《社會結構的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 頁 132-133。
事實上，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就有中產階級，主要是龐大科層組 織下的「國家幹部」，由於中共建政之後採取計畫經濟，政府功能不 斷擴大之下，國家幹部也跟著快速膨脹，根據中國大陸公布之最新資 料顯示，從 1949 年不足 200 萬，到了 2006 年已經超過 1,265 萬，這 包括了在國家機關、黨政機關、社會團體工作的從業人員，即黨政官 員、國有事業的單位領導、白領階級、老師等等。24改革開放之後，隨 著私營、合資、外資與鄉鎮企業的崛起，中國出現了國有制以外的管 理階層，成為新中產階級的生力軍。25而隨著中國第三產業的快速發 展，其就業人員從 1952 年的 1,881 萬人，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僅 9.1%， 到 2006 年 時已經 達到 2 億 4,614 萬人， 占總就 業人口的 比例達 到 32.2%，26這些第三產業的從業者也為中產階級注入了新血，使得他們 不但是中國大陸出境旅遊的主要客源，也是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重要力 量。
三、政治社會化理論
社會心理學家海門(Herbert H. Hyman)認為所謂政治社會化(PoliticalSocialization)就是一種學習的過程；格林斯坦(Fred I. Greenstein)則 認 為 政 治 社 會 化 包 括 人 生 各 種 階 段 中 的 一 切 政 治 學 習 (Political Learning)，這包括正式與非正式、計畫與非計畫的政治學習。由此可 見，政治社會化可以說是政治知識、態度、價值與行為的政治學習。 然而政治社會化並非與生俱來，而是一個長期累積的發展過程，誠如 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Gabriel A. Almond)所言，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是 不斷進行的，其貫穿了一個人整體的生命歷程。27依此觀點來看，出國 劉創楚、楊慶 ，《中國社會：從不變到萬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1年），頁 15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 2007》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 年），頁 134。 劉創楚、楊慶 ，《中國社會：從不變到萬變》，頁 155-15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 2007》，頁 130。
觀光旅遊也可以算是政治社會化的方式之一，透過非正式與非計畫的 模式，中國大陸觀光客到其他國家接觸不同的政治知識、政治態度、 價值觀與政治行為，進而成為一種政治學習模式。但在過去以來的相 關研究，卻似乎忽略了出境旅遊的政治社會化意義。 另一方面，過去的政治社會化研究多偏重於兒童階段，強調家 庭、學校教育對於日後成年人政治態度的影響，但是參與出境旅遊者 通常必須具有相當之經濟基礎與自我照顧能力，因此參與者多為成年 人而非兒童。事實上，近來對於成年人的政治社會化議題也日益受到 重視，例如阿爾蒙與佛巴(Sidney Verba)，就認為雖然兒童期的非政治 性機構之參與經驗，對日後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有重大影響，但是兒童 期以後的經驗則具有更直接的政治意涵；西格爾(Roberta S. Sigel)也 批評過去的研究過於偏重兒童期的學習經驗，認為大部分的政治學習 都在青春期之前完成，忽略個人在生命週期中不斷學習的事實，因此 他主張成人期的政治社會化議題更值得研究。28 事實上，隨著個人生理上的成長、教育程度的提高與社會活動範 圍的擴展，人的政治認識、情感與評價逐步建立，到成年後政治取向 才會確定，但這並非是政治社會化的終點，成年人的政治取向會因其 人生閱歷增加與教育水平提高而發生改變，有時甚至是根本性的改 變。29因此中國觀光客出國進行旅遊活動時，其所接觸的政治資訊，對 於其政治態度與行為也必然產生影響。
參、中國大陸出境旅遊之發展過程與現況
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逐步允許民眾出境參與旅遊，以下 分別從三個階段進行說明： 陳義彥，《臺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教 基金會，1978 年），頁 1-5。 陳義彥，《臺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頁 7。一、1980 年代港、澳、泰之出境探親階段
中國廣東省旅遊公司於 1983 年 11 月開始組織省內居民之「赴港 探親旅行團」，此為中國出境旅遊之濫觴；1984 年 3 月，中國國務院 批准《關於擬組織歸僑、僑眷和港澳臺眷屬赴港澳地區探親旅行團的 請示》，規定探親旅遊必須由港澳親屬支付費用方可成行。1988 年經 中國國務院批准，中國政府進一步允許民眾在「海外親友付費、擔 保」之前提下前往泰國進行探親活動。30故此一時期出境旅遊即出境探 親，且費用需由海外親屬負擔，一般民眾無法自費出境參與旅遊。二、1990 年代出境旅遊試點階段
1990年中國國家旅遊局頒布《關於組織我國公民赴東南亞三國旅 遊的暫行管理辦法》，對前往泰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旅遊有所規 定，代表正式從過去之探親旅遊轉變為觀光旅遊。經中國國務院批 准，中國國家旅遊局、中國國家公安部於 1997 年 7 月 1 日發布《中國 公民自費出國旅遊管理暫行辦法》，使自費出國旅遊具有較為完整之 法律規範。31而從資料上可以發現，1990 年代開始，包括菲律賓、南 韓、澳洲與紐西蘭等亞太地區國家，紛紛成為中國大陸民眾自費組團 出境旅遊地區（請見表 2）。 趙渭榮，《轉型期的中國政治社會化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39。 張廣瑞、魏小安、劉德謙主編，《2000-2002 年中國旅遊發展分析與預測》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79-80。 范世平、吳武忠，《中國大陸觀光旅遊總論》（臺北：揚智文化公司，2004 年），頁 438-440。表 2 中國大陸開放自費組團出境旅遊國家統計表 亞洲 大洋洲 美洲 歐洲 非洲 附註 1983 香港、澳門 需由海外親友付費、擔保。 1988 泰國 需由海外親友付費、擔保。 1990 新加坡、馬來 西亞 全面開放 1992 菲律賓 全面開放 1998 韓國 全面開放 1999 澳大利亞、紐 西蘭 僅北京、上海、廣州試辦， 2004年 7 月 1 日增加天津、河 北、山東、江蘇、浙江、重 慶。 2000 日本、越南、 柬 埔 寨 、 緬 甸、汶萊 日本為北京、上海、廣州， 2004年 9 月 15 日增開天津、 山東、浙江、江蘇、遼寧，其 餘國家是全面開放，2005 年 7 月 25 日日本全面開放。 2002 尼泊爾、印度 尼西亞 馬耳他、土耳 其 埃及 全面開放 2003 印度、斯里蘭 卡、巴基斯坦 古巴 德國、克羅地 亞、匈牙利、 馬爾地夫 南非 全面開放 2004 巴 西 、 阿 根 廷、祕魯 希臘、法國、 荷 蘭 、 比 利 時、盧森堡、 葡萄牙、西班 牙、義大利、 奧 地 利 、 芬 蘭、瑞典、捷 克 、 愛 沙 尼 亞 、 拉 脫 維 亞、立陶宛、 波蘭、斯洛伐 克、斯洛伐尼 亞 、 賽 浦 路 斯、丹麥、愛 爾蘭、冰島、 挪威、羅馬尼 亞、瑞士、列 支敦士登 全面開放 2005 斐濟、北馬里 亞那群島、萬 那度 智利、牙買加 英國 全面開放 2006 蒙古 東加王國 巴哈馬、聖露 西亞、格瑞那 達 全面開放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21 世紀出境旅遊全面開展階段
《中國公民自費出國旅遊管理暫行辦法》經五年試點施行後，其 中若干規定因明確度不足而出現爭議，例如不實廣告、零團費之低價 策略、強迫購物、自費行程過多等；此外，2001 年 12 月中國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後，旅遊業亦必須依循「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法律透明 度」等原則，故由中國國務院發布，自 2002 年 7 月 1 日開始施行的 《中國公民出國旅遊管理辦法》，顯示出境旅遊由「暫行」、「試 點」走向「正式」、「全面」。自 2002 年開始，開放國家呈現大幅增 加之勢，尤其以歐洲國家為最，中南美洲與大洋洲國家則也逐漸解 禁，到 2005 年為止，共有 60 個國家成為中國大陸民眾自費組團出境 旅遊地區（請見表 2）。此外，中國大陸的出境旅遊人數從 1992 年開 始，除 1994 年是負成長外，其餘年份均為正成長，且多數呈現二位數 增長，甚至 2003 年在 SARS 陰影下出境旅遊人數不但未見減少，反而 逆勢激增為 2,022 萬人次，成長率達到 21.8%（請見表 3）。表 3 中國大陸出境旅遊人數統計表 年度 出境總人數（萬人） 增 長 率(%) 1992 292.9 27.7 1993 374 27.7 1994 373.4 -0.2 1995 452.1 21.1 1996 506.1 11.9 1997 532.4 5.2 1998 842.6 58.3 1999 923.2 9.6 2000 1,047.3 13.4 2001 1,213.3 15.9 2002 1,660.2 36.8 2003 2,022.2 21.8 2004 2,885.0 42.7 2005 3,102.6 7.5 2006 3,400 10 資料來源：徐汎，《中國旅遊市場概論》（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2004 年），頁 238；張廣瑞、魏小安、劉德謙主編，《2003-2005 年中國旅遊發展分析與 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頁 71；林克倫，〈大陸 出境旅遊去年 3,400 萬人次〉，《中國時報》，2008 年 1 月 23 日，<http:/ /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0127/4/9viz.html>。 此外，根據世界旅遊組織最近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2005 年中國 大陸在全球出境旅遊花費上排名第七（請見表 4），預測至 2020 年每 年將有一億名觀光客出國，占全球總數的 6.2%，成為僅次於德、日、 美之第四大客源國。32 張廣瑞、魏小安、劉德謙主編，《2000-2002 年中國旅遊發展分析與預 測》，頁 90。
表 4 2005年各國出境旅遊花費表（億元美金） 排名 一 二 三 四 五 國家 德國 美國 英國 日本 法國 金額 727 692 596 375 312 排名 六 七 八 九 十 國家 義大利 中國大陸 加拿大 俄羅斯 荷蘭 金額 224 218 184 120 116
資料來源：WTO, Tourism Highlights (Spain: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2006),
p. 9。
肆、中國大陸出境旅遊對於民主化之影響
以下將藉由前述之全球化、民主化與政治社會化三大理論，根據 中國大陸發展出境旅遊之實際情況來進行分析：一、全球化下的和平演變
誠如前述，在全球化下中國大陸開放了出境旅遊，而透過全球化 與出境旅遊也可能對於中國產生和平演變。所謂「和平演變」根據中 共的定義是「國際反動勢力利用世界形勢出現和平發展趨勢和社會主 義國家實行改革開放的時機，通過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 的、宗教的等各種渠道，運用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口號， 向社會主義的各個領域進行滲透與侵蝕，支持、收買所謂『持不同意 見者』，培養對於西方的盲目崇拜，傳播西方的資本主義政治模式、 經濟模式、價值觀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使社會主義國家逐步 在經濟上私有化，政治上多元化，文化和價值觀念上西方化」。33因 此，中共認為和平演變具有的特質如下： 馮國建，《中共反和平演變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7 年），頁 3。第一，具全方位性：和平演變必須藉由政治、經濟、技術、文 化、思想、意識形態、宗教、人員往來等多種手段，而與社會主義國 家進行多方面的接觸與聯繫。 第二，緩慢的過程：和平演變是透過緩慢的量變，逐步引起演進 性的變化，進而形成所謂的質變，使整個社會最終產生根本而全面性 的改變。 第三，從內部裂解：和平演變是從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開始崩 解，而非透過外力。 第四，不戰而能勝：和平演變強調是透過非暴力、非軍事的和平 方式進行，強調「不戰而屈人之兵」，特別重視心理戰、思想戰與精 神戰，因此和平演變又被稱之為「無硝煙的戰爭」。 第五，接觸促演變：和平演變強調將社會主義國家融入國際社 會，使他們與其他國家進行更廣泛而深入的接觸。 因此，當前對於中國出境旅遊的觀光客所進行之各種宣傳、接 觸、滲透、影響，自然也包括在上述之範圍內。誠如科恩(Robin A.
Cohen)與肯尼迪(Paul M. Kennedy)所說「國際旅遊的方式有助於全 球化」，34這除了是指有助於全球化整體的發展外，更是指有助於個別 國家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事實上許多歐洲國家願意開放中國民眾前往 旅遊，除了經濟上的誘因外，也有政治上的考量，希望藉此使中國大 陸民眾親自體驗西方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假以時日將會是一個「由 下而上」的和平演變過程，這將使中國更能融入全球化的浪潮而不走 閉關自守的回頭路，對於西方而言，一個民主與開放的中國，將最符 合其根本之利益。但這種和平演變模式與過去模式有所差異，分別敘 述如下：
Robin A. Cohen & Paul M. Kennedy, Global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p. 212.
全球化與和平演變的聯繫
中國認為二次大戰之後，以杜魯門(Harry S. Truman)、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為首的美國政府，在「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的思維下，一方面積極以經濟與武裝支援國民黨剿共，另一方 面透過和平手段試圖從內部瓦解共黨政權的根基，這揭開了對於中國 進行「和平演變」的序幕，因此過去的和平演變由於在冷戰思維下有 充分的針對性與敵對性。但隨著 1990 年代全球化的快速發展，當前和 平演變的發動者已經難以確定，也無法完全針對美國，舉凡歐洲、日 本、亞洲、臺灣都包括在內，甚至這些國家在政治立場上並非親美； 而透過出境旅遊這種結合休閒、娛樂、歡笑的「軟性」模式，使得中 國官方批判的立場難以定位，反和平演變的手段更有如拳頭打在棉花 堆上。 從「走進去」到「走出來」 過去的和平演變模式，大多是西方國家走入中國，包括透過經濟 援助與重大投資、於各地成立「文化中心」以傳播西方自由民主思 想、擴大該國媒體的傳播範圍、鼓吹宗教自由、鼓勵成立異議組織、 物色中國內部的親西方人員、煽動內部不滿情緒以製造摩擦等，雖然 也有「走出來」的方式，例如擴大各類人員交往，進行國際互訪、學 術研討、文化交流等，或是吸引留學生前來進修，但這些人數仍然相 當有限，而且廣度不夠。但如今透過出境旅遊的和平演變，卻是中國 民眾大規模而多渠道的走出去，直接深入和平演變發動者的司令部。 並無先例的民主化模式 透過出境旅遊方式來進行和平演變，這不論在第一波與第二波的 民主化過程中都無從發現，即使是近代的第三波與東歐、蘇聯民主化 也都未曾見過西方國家透過此一模式，因此這種「柔性」的和平演變 可以說是前所未見。這也就是何以中國對於全球化是既必須接受，卻 也不忘記批判與提防；對於出境旅遊既開放，但還是將其牢牢在握的 原因。
持續增加的影響效果 可以發現，中國目前開放出境旅遊的地區，已經由亞太地區國家 走向歐洲，這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的一步，因為亞太地區國家的民主政 治並未發展成熟，也難以產生明顯的和平演變效果，但歐洲國家（特 別是西歐國家）的民主政治大多已經發展成熟，加上歐盟透過民主和 平方式進行整合，其和平演變效果較為直接而明顯。更重要地是，過 去被中國視為和平演變最大發動者的美國，迄今尚未開放中國大陸觀 光客前往，倘若未來開放之後，出境旅遊的和平演變效果勢必有增無 減。
二、出境旅遊為政治社會化之途徑
作者根據前述之論證，進行歸納研究後的推論結果顯示，當中國 大陸出境旅遊成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途徑時，其具體而實際的渠道分 述如下： 與當地民眾的互動 當觀光客到達另一個國家，即使是參加團體旅遊，都有與當地民 眾接觸的機會，這包括直接性接觸的對話交談與間接性接觸的實地觀 察。在直接性的對話交談中的政治性話題就具有強烈的政治訊息互 動，但即使是社會性與私人性話題，包括詢問當地的社會問題、民眾 的收入與經濟情況、家庭與生活模式等，也可以使觀光客從中了解背 後的政治性意義，例如透過對話可以了解當地是否與中國一樣存在著 嚴重的貧富差距、下崗失業、三農與區域失衡發展等問題，政府的政 策與因應作為和中國的差異。35而在實地觀察方面，雖然不是雙向的直 接互動，但透過觀光客的雙眼也可以實際了解當地民眾的生活情況、 公共建設、城市規畫等，同樣也具有間接傳遞政治訊息的效果，例如 紐西蘭農民並非經濟弱勢、日本的城鄉與區域差距有限、新加坡的法 所謂三農問題，即是指農業、農民與農村。治與井然有序、歐洲的文化多元與包容、臺灣的民主活力等。 參與當地民眾生活 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雖然看似枝微末節而微不足道，但對於觀光 客來說，其背後卻也展現豐富的政治意涵，成為觀光客政治社會化的 途徑之一。例如觀光客在日本購物時鮮少遇到假冒偽劣商品，價格也 不會如在中國般被恣意哄抬，顯示政府對於消費者保障的用心，人們 能夠安心而具有尊嚴的生活與購物；此外，日本公共交通的準時、安 全、方便與服務周到舉世聞名，代表政府重視民眾行的權益與品質， 這與中國大陸大眾交通的脫班、意外頻傳、擁擠、混亂形成強烈對 比；在新加坡日常生活處處必須守法，政府官員亦然，顯示政府對於 法治的態度，這與中國大陸當前特權當道有如天壤之別；在臺灣搭乘 捷運發現民眾均能自動自發排隊，除顯示政府社會教育的成功外，也 代表臺灣已經邁入進步文明國家之林。上述種種，當地國民眾或許司 空見慣，但對於中國觀光客來說卻是極大的震撼，他們會思考為何其 他國家的政府可以提供人民尊嚴而有品質的生活，但中國政府不能。 與當地政府的接觸 在國外旅遊時也有相當多機會與當地政府及公務人員接觸，可以 使觀光客直接了解其政府的運作方式、工作效率、服務態度；例如中 國大陸民眾在香港時常因遺失物品而報警，發現香港警務人員的操守 廉潔、親切仔細與超高效率，與中國公安的冷漠專橫差距甚大；或者 在日本政府部門所設的旅遊服務中心詢問或請求服務時，當地公務人 員的親切與友善，又與中國大陸公務員的「官倒」形象難以相較。 與導遊人員的互動 旅行團除了有本國籍領隊外，到了目的地還有當地的導遊負責接 待與解說，因此在行程當中，與觀光客接觸最多時間者莫過於導遊， 而觀光客獲得資訊最多之來源也是導遊，因此導遊的一言一行都會直 接影響觀光客，這當然包括導遊人員的政治態度與立場。因此，導遊 人員並非只是介紹當地的風光而已，其也會將自己的政治價值觀與主
觀看法融入解說之中，成為觀光客政治社會化的途徑之一。例如某些 導遊可能因不滿中國政府對於宗教的壓制，並且同情法輪功，常有意 無意在公開或私下場合透露對於中共政權的不滿，甚至宣傳被中共界 定為「邪教組織」的法輪功；而中國大陸觀光客也可能私下與導遊人 員進行政治資訊的交換，或是委託導遊人員購買在中國大陸被查禁的 政治性、歷史性書籍雜誌。 接收當地新聞媒體 觀光客可以購買與閱讀當地發行的報章雜誌，於晚上回到飯店 後，也可以在飯店內收看當地或是國際性的電視節目，特別是新聞性 節目，可以藉此了解國外的政治情況、國際對於中共政權的看法、中 國內部發生而他們永遠不知的事件等。由於中國對於傳播媒體仍採取 嚴格控制，在沒有新聞自由的情況下民眾對於非官方資訊具有高度興 趣，因此出國旅遊時留在飯店看電視成為受歡迎的活動。例如許多來 臺灣進行專業參訪或觀光的中國大陸觀光客，非常喜愛收看五花八門 的政論性 call-in 節目，藉此體會臺灣獨有的多元開放政治氛圍。而中 國大陸觀光客在歐洲旅遊時看到電視新聞所報導的社會事件，也會發 現他們對於人權的觀念，對於社會弱勢者的照顧與尊重，都與中國大 陸形成強烈對比。 參觀政治意義景點 許多觀光景點表面上看來是來僅是提供遊憩參觀之用，但實際上 其背後亦含有當地政府刻意包裹的政治意義，希望藉由「潛移默化」 的柔性方式來對於參觀者產生政治觀念與態度的影響。例如在中國大 陸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上海抗戰紀念館、雨花臺革命烈士墓，都是 日本觀光客到中國大陸旅遊時官方刻意強調的重要景點，希望藉此一 遊讓日本民眾「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以史為鑑、開創未來」；而韓 國的獨立門、戰爭紀念館、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也同樣具有濃厚的反 日與民族獨立之政治意涵。同樣地，中國大陸觀光客前往國外旅遊 時，也有機會前往這些具有政治意義的景點，例如美國首府華盛頓特
區的獨立紀念碑、林肯紀念堂、阿靈頓國家公墓等必遊景點，其背後 的政治訴求多是與中共意識形態相左的民主憲政思維，或是長久以來 因政治立場歧異而產生的對立史觀，這也會使得中國大陸觀光客在進 行參觀時可能產生不同的思維。 實際參與政治活動 中國大陸於 2005 年 5 月 20 日正式宣布將開放居民赴臺灣旅遊後， 引起中國網民熱烈討論，根據香港《文匯報》報導，調查詢問中國大 陸數千名網民「你去臺灣旅遊，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其中 39% 網民選擇「欣賞阿里山等美景」，28%希望了解臺灣民俗文化，25%想 要感受臺灣政治生態，約 7.5%選擇飲食購物，因此約四分之一中國大 陸網民赴臺旅遊是為感受臺灣政治生態，甚至有中國大陸旅遊業者規 劃要在選戰期間舉辦「選舉旅遊團」，讓中國大陸民眾來體驗一直很 好奇的「臺灣選舉文化」，領略搖旗吶喊、瓦斯喇叭的政治氛圍。36又 例如每年 6 月 4 日都有數萬名香港人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紀念 1989 年 天安門學運事件，並呼籲中共為六四平反，其中相信也有中國大陸觀 光客「路過參加」，使他們有機會接觸這個在內地無能被公開討論的 話題；而從 2002 年開始每年 7 月 1 日在香港都會舉行遊行，目的在 「要求港府撤回基本法 23 條條文的修正草案」，這些政治活動也會讓 在香港自由行的中國大陸觀光客「巧遇」，甚至成為實際參與者。
伍、中國大陸出境旅遊對於發展民主化的限制
誠如前述，本文認為在全球化架構下，中國大陸中產階級透過出 境旅遊的參與，藉由政治社會化途徑來接觸民主、自由與法治的生活 方式後，將有利於未來民主化的發展，但本文亦需指出，這必須經過 長時期的發展才會產生明顯效果，短期來說不但難以看到具體成果， 周慧盈，〈大陸旅遊業者著手〉，《中央社》，2005 年 5 月 24 日，<http:// tw.news.yahoo.com/050524/43/1vcqr.html>。甚至有助於鞏固中共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其原因如下：
一、中產階級的保守性
在杭廷頓早期著作中認為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真正的革命階 級是中產階級，是反對政府的主要力量，其中特別是知識分子；然而 他也指出隨著經濟發展與都市化，中產階級逐漸擴大後，包括工商界 人士、官僚機構人士、教師、律師、工程師的加入，中產階級滿足了 經濟自由與政治參與的需要，他們的態度也就日趨保守，而成為現代 政體穩定的支柱與緩和力量。37基本上，當專制政治能夠為中產階級的 事業發展提供適當的經濟自由與和平秩序時，中產階級反而成為專制 制度的擁護者。38而戴蒙(Larry Jay Diamond)也認為若勞工運動過於激進而社會經濟有脫序的疑慮時，中產階級的態度便會趨於保守，他 們會為了維持社會秩序，而減少支持民主化，並傾向於維持現狀。39 裴敏欣(Minxin Pei)批評西方社會素樸的認為經濟發展會使得威權 國家之中產階級，為確保其私有財產權而致力於政治體系的民主化， 但事實上要達到民主化的過程非常漫長，而威權政體在此進程中為延 續民眾的支持，為使有限資源進行更經濟的使用，對於制度會產生更 大的依賴，以增加效率、穩定性與可靠性，這包括加強法治、設置在 政權控制下具象徵意義的代議機關、擴大地方自主權、舉辦半自由化 的地方選舉等，他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的法制建設、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的改革與農村之實驗性草根自治均屬此類。40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288-290.
毛壽龍，《政治社會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85。
拉利‧戴蒙(Larry Diamond)著，廖益興譯，〈民主鞏固的追求〉，田弘茂、 朱雲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ar 主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 （臺北：業強出版社，1997 年），頁 1-45。
顏真是少數不支持中國大陸立即民主化的海外學者，但他的說法 指出了當前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保守性，他認為中國大陸不能搞民主 浪漫主義與激進主義，因為中國大陸的問題比一般人想像的要複雜而 危險，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道路也比東歐、蘇聯更為困難而漫長。他直 指八九民運「雖然悲壯但並不偉大」，因為當時大家只想到「破」， 卻沒想到更困難的「立」，努力想推翻專制主義的牆，卻沒考慮牆倒 後會發生怎樣的情況，「我們也許沒有條件、沒有機會選擇最好的東 西，但我們至少應該避免最壞的東西」，他認為當舊秩序瓦解而新秩 序未建立時，對於有 13 億人口的中國來說，比舊的秩序沒有瓦解更加 可怕。另一方面，他認為中國大陸不是民主的試驗地，西方的民主制 度、自由概念與人權標準，對今天的中國大陸人民來說是「窮人的假 上帝」，因此中國大陸最需要的「不是最徹底、最完美、最普適於世 界的東西，而是最穩妥、最現實、最切合中國的東西」。從中國大陸 的現狀看，大多數人希望安定而能「繼續過好小日子」，他們或許有 牢騷與怨言，但卻沒有行動，因為不願因動亂而付出太沈重的代價。 當改革開放使很多人的生活得到較大的改善，「不少人是一輩子才過 了幾年像樣的生活」，對一般百姓來說，「生活秩序比民主更重要， 動亂比專制更可怕」。因此顏真認為，在這一點上中國大陸民眾的心 態與海外民運人士產生了很大差別，中國共產黨所宣稱「沒有共產黨 中國就會陷入大動亂」的論調對一般民眾是的確有說服力的，而不是 他們真的愚蠢而容易被欺騙。41 裴敏欣(Minxin Pei)著，吳若宇譯，〈匐匍前行的中國民主〉，田弘茂、朱 雲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ar 主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 （臺北：業強出版社，1997 年），頁 374-377。
顏真，〈第三條道路：中華民族的理性選擇－－中國民主化問題的「新思 維」〉，齊墨編，《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論爭》（臺北： 唐山出版社，1991 年），頁 198-218。
因此，就目前而言，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在「穩定壓倒一切」的 前提下多數認為，倘若中共政權真的垮臺，取而代之的可能是社會混 亂，則改革開放迄今的成果將成為泡影。他們之中多數在大學時經歷 過八九民運，如今有了事業與家庭，回想過去政治激情已不存在， 「安定」與「秩序」才是最重要的，加上中共政權也進行若干的政治 改革，雖然緩慢但仍有希望，特別是在胡錦濤、溫家寶第四代接班人 上臺後；因此，中產階級在短期內並不會積極支持民主化的發展。
二、中產階級為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
古德曼(David A. Goodman)認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 「新富階級」(New Rich)，這些企業家與經理人享受著奢華生活與經 濟管理階層的工作，他們並未試圖提出新的政治訴求與尋求新的意見 表達管道，因為一方面他們只關心利潤的追求，另一方面則是國家對 於經濟發展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在此情況下所採取的東亞路線， 其社會與政治具有威權色彩而較少發生衝突，內部聲音較為一致。42事 實上，當前中國的中產階級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甚至出國留學，從事 高科技與服務業，居住在城鎮地區或是直轄市，他們是改革開放之後 的既得利益者，中產階級與國家形成了休戚與共的「利益共同體」， 破壞現狀就是等於傷害自身利益。三、從未有過的享受與尊嚴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只有入境旅遊而禁止出境旅遊，只有外國 人來中國遊樂、消費，甚至嫖妓，為了賺取外匯難免必須忍受觀光客 大衛‧古德曼(David Goodman)著，謝奇霖譯，〈大陸系統下的政治變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化的展望〉，田弘茂、朱雲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ar 主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臺北：業強出版社，1997 年），頁 432-443。的頤指氣使，如今中國民眾終於能夠揚眉吐氣，憑藉驚人消費能力拾 回民族自信心，「從下而上」的重建大國應有的自豪與自信。因此當 中國大陸觀光客的高消費力成為各國經濟發展之強心劑時，中國國力 強盛與「人民幣淹腳目」形象快速向外傳達，代表中國綜合國力已經 明顯提升。中國人可以說是五千年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進行跨國性 人員移動，過去可能也有這樣的移動，但那多是悲情的逃難與討生 活，如今則是「中國站起來」的豪氣干雲與歡樂出遊，中國人終於能 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的出國，到歐洲博物館看一下十九世紀中葉列強 來中國大陸「旅遊」時所帶走的「紀念品」。誠如德國學者達倫多夫 (Ralf Dahrendorf)認為，全球化替開發中國家的人們開闢了許多過去 從未有過之新的生活機會，因此中國人也可以與德國人、加拿大人等 先進國家民眾般的享受許多令人歡愉的事物，這其中包括了出國度假 旅遊。43當他們在享受父執輩甚至祖先都未曾享受過的尊嚴與歡樂時， 能不感謝黨與國家嗎？
四、目的地之示範效應有限
根據中國國家旅遊局最新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請見表 5），2005 年中國大陸民眾出境首站國家的前十名中，港澳地區就占了七成，在 一國兩制下港澳地區相較中國大陸雖有更多的自由，但民主化程度仍 不高；其餘包括越南、南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等國家 的民主化發展亦仍然相當有限，且多數經濟發展並未超越中國甚多， 因此中國大陸民眾到這些國家旅遊後的政治社會化效果甚為有限。 拉爾夫‧達倫多夫著，〈論全球化〉，烏‧貝克‧哈貝馬斯等著，王學冬、 柴方國等譯，《全球化與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年），頁 201-216。表 5 2005年中國大陸公民出境首站國家（地區）排名表 單位：萬人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國家 (地區) 香港 澳門 日本 越南 南韓 泰國 新加坡 馬來 西亞 澳大 利亞 緬甸 人數 1,352.54 847.92 111.7 84.5 84.33 59.55 47.72 35.47 31.8 26.36 占 總 出 境 人 數 比例 43.59% 27.33% 3.6% 2.72% 2.72% 1.92% 1.54% 1.14% 1.02% 0.85% 與 2004 年 相 較 之 成 長 率 4% 13.2% 9.4% 7.5% 21% -12.7% 11.2% 5.2% 16% 5.5%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旅遊局，《中國旅遊統計年鑑 2006》（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2006 年），頁 9。
五、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
雖然納許(Kate Nash)認為在全球化的發展下，民族國家將因逐漸 「跨國化」而成為所謂「跨國國家」(Internationalized State)，進而 造成「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的現象，44但就中國大陸的發展 來看似乎並未如此，杭廷頓指出威權主義的正當性所倚靠的是民族主 義與意識形態，但意識形態的影響力會隨著僵化的國家官僚與日益嚴 重的社會經濟不平等而逐漸消逝。45這使得民族主義日益重要，而中國 目前似乎正是如此。 紀登斯指出，民族主義是一種心理學的現象，是指個人在心理上 歸屬於強調政治秩序共同性的符號或信仰，並藉此滿足個人對於集體 認同的需要；46他認為，民族主義運動無論如何包裝，必然都具有政治Kate Nash,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ociology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0), pp. 261-26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 pp. 46-48.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p. 131.
性，透過這種情感來動員民族共同體的所有成員支持國家政策。47中國 長期以來的民族主義紮根教育與愛國主義政治運動，不但成為阻擋民 主化的工具，更內化為個人的政治信仰，因此當中國民眾到國外旅遊 接觸民主的資訊與信息時，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就有如鐵箍籀與過濾 器般的限制自身思維，最常見的說詞就是中外「國情不同」；另一方 面誠如周恩來所說「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 在國際主義指導下的加強民族自信心的愛國主義」，48當中國的綜合國 力與國際地位不斷提升，民眾出國旅遊充滿著自豪與自信時，對於民 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必然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
六、政府管制與損害控管
從中國大陸開放出境旅遊的歷程來看，中國政府在不同階段會權 衡當時的國際情勢、國內環境與開放效益而採取循序漸進的開放幅 度，也會隨時觀察此一開放對於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影響，以便 隨時進行「損害控管」。目前，中國政府認為發展出境旅遊在外交上 是利大於弊的，觀光客輸出成為其政治操作上的籌碼，但若開放到一 定幅度而產生負面效應，根據中國目前之相關法令與統治模式是可以 隨時終止的。七、民主化發展之階段性與限制性
嚴格來說，民主化應可再細分為民主化與自由化(Liberalization)兩 個概念，兩者具有不同的內容。所謂民主化應是指公民權或公民地位 (Citizenship)恢復與擴張的歷程，一方面是使過去因為其他統治方式而 喪失參政權者得以恢復，另一方面則是將公民權擴張給原先未享有這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 252.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些權利的人或團體，如政治犯、反對黨、反對團體等，因此民主化尚 包括公開的選擇與競爭，民眾藉由公平、公正與公開的選舉來抉擇執 政者。而自由化，則是保護個人與社會團體免於國家非法或違憲侵害 的權利，得以產生實際效果的歷程，這些權利包括新聞自由、言論自 由、通訊自由、請願自由、遷徒自由、隱私權、社會團體的結社權與 活動權、公平審判權與「人身保護狀」(Writ of Habeas Corpus)、釋 放政治犯、容許海外政治異議人士返國、允許反對勢力出現甚至反對 黨的成立等，因此是人民重新掌握基本人權與自由權利的過程。49 由此可見，民主化應該是自由化推動至某一程度的衍生體，許多 威權政體也僅將開放的幅度放在自由化；因此自由化不一定包含民主 化，但民主化必須包括自由化。但筆者認為在中國當前的民主化發展 進程中，在民主化與自由化之下應該還有兩個需求層次就是法治化與 公平化（請見表 6），如此形成所謂「民主需求層級架構」，其中公平 化的需求層次最低，是屬於社會性的需求，人們希望在個人生活品質 與發展機會能夠與其他人平等，使每個人最基本的生存權獲得保障； 當這種「個人領域」與「社會層次」的需求獲得滿足後便會提升至 「公共領域」與「政治層次」，也就是要求法治，要求政府限制權 力、依法行政、依法審判與人身保護狀；當法治化的需求獲得滿足 後，便會進一步要求自由權，基本上法治化還是一種比較消極的要 求，人民要求政府限縮權力與依法行政，而自由化則是要求政府積極 而有所作為的保護個人、團體的權利；至於民主化的層次最高，是要 求政黨輪替的改朝換代。 周陽山，《民族與民主的當代詮釋》（臺北：正中書局，1993 年），頁 52。
表 6 中國大陸民主需求層級架構比較表 農民、下崗工人 企業主 中產階級 民運人士 民主化 重要 自由化 部分重要 重要 法治化 重要 重要 重要 公平化 重要 重要 重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基本上，民主化會直接威脅中共政權的存在，因此困難度與理想 性最高，目前看來只有少數充滿理想的學者與民運人士支持。自由化 中的若干部分也會直接威脅中共政權的存續，例如新聞、言論與請願 自由，以及結社權、釋放政治犯、容許海外異議人士返國、允許反對 勢力出現等；但也有部分的自由權較不具敏感性與衝擊性，如通訊自 由、遷徒自由、隱私權等，目前中國政府已經作出若干開放，對於中 產階級來說這些自由權可以明顯提升個人生活品質，例如出境旅遊就 算是其中一種，而他們也認為中國政府在此方面的開放空間會較大， 因此若進行要求的成功機率也較高。 至於法治化與公平化則是屬於「體制內」的改革，不會影響中共 政權的存續，雖然需求層次上較低但與民眾的切身利益卻最直接。就 法治化來說，政府若能依法行政與審判，而且毫無特權偏私，中產階 級在生活上與人身保護上將更有保障，對企業主來說也可降低投資風 險；但企業主卻不一定支持自由化與公平化，一方面他們本身因有特 權故可以享受別人無法享受的自由，另一方面他們害怕勞工在有太多 自由後會提出更多要求，進而影響生產效能。 至於公平化，農民與下崗工人都是改革開放後的犧牲者，這些弱 勢族群不期待民主、自由與法治，對他們來說太過遙遠也享受不到， 公平化才是最重要的，解決城鄉差距、貧富差距與三農問題是最為迫 切的。中產階級對於公平化的問題是寄予同情的，但企業主是改革開
放之後的最大既得利益者，靠自己的拼搏才有今天的地位，因此，企 業主對於公平化恐怕會視之為過去的大鍋飯心態而嗤之以鼻。 因此就目前來看，以中產階級為出境旅遊主要客群的情況下，短 期恐怕對於民主化的幫助有限，但對於自由化、法治化與公平化的要 求卻會更為殷切。
陸、全球化、民主化與中國大陸出境旅遊的相互影響
在全球化、民主化與中國大陸出境旅遊的三個架構下，本文認為 三者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與證成的關係。首先，誠如賀爾德等對於 「全球政治」的觀點，他們強調的是政治權力與政治活動跨越現代主 權國家疆界而不斷擴張的結果，因此成為跨越時空的政治關係延展。50 在此全球政治的發展架構下，不同國家之間的政治發展，也產生了相 互牽引的效果，這當然包括了民主化的發展。在杭廷頓所提出的所謂 「示範效應」(Demonstration Effects)中，他認為當一個國家民主化成 功之後，會鼓勵其他國家的民主化，包括這個國家的社會領袖人物與 社會團體。51因此，當中國大陸觀光客到民主、自由與法治的國家進行 跨國旅遊時，透過政治社會化的模式去領略不同之政治文化，對於中 國民主化發展勢必產生推波助瀾之效。尤其，杭廷頓認為雖然今天通 訊傳播極為發達，但在地理上接近、文化上類似的國家間，仍會產生 強烈的示範效應。52因此若中國大陸觀光客來到臺灣，在同為華人社會 與儒家文化的條件下，對於中國民主化發展的刺激與鼓勵將更為明顯David Held , Anthony G. McGrew, David Goldblatt &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pp. 35-36.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 pp. 100-10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而直接。
因此本文認為，就長期而言，出境旅遊對於中國民主化的發展仍 是有實際效果的，誠如西方自由主義學者的看法，民主政治不但是一 種政治形式、一種解決權力分配與政治衝突的手段，更是一種「安排 政治生活的方式」。53林茲(Juan J. Linz)與史德本(Alfred C. Stepan)
就指出，民主與「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具有密切的關係，民主 政治可以提升一般民眾的生活品質，包括廉能的警察與法官、為病人 奉獻的醫師等，54這些對於中國中產階級是極具吸引力，當民主國家的 人民能夠享受高品質的生活但中國不行時，當自由化、法治化與公平 化雖能解決部分問題但無法根本解決時，民主化的要求自然就會產 生。誠如納許所言，在「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的概念 下，隨著傳播媒體、移民與跨國旅遊的人口流動，人們之間的文化關 連性持續增加，其他地方的生活也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也使得人們 對於文化、民族與自我重新認知，這包括對於公民的定義，如何參與 政治、如何進行社會生活等議題的看法。55因此在開發中國家，新興中 產階級在短期內可能是專制制度的擁護者，但就長期趨勢來說，則是 現代民主的建設者與穩定力量，隨著越來越多中國中產階級參與出境 旅遊，在政治社會化與全球化和平演變的帶動下，「量變轉化成質 變」的民主化發展恐怕是難以避免的。 江宜樺，《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03 年），頁 188-189。
璜‧林茲(Juan J.Linz)與阿弗雷德‧史德本(Alfred Stepan)著，張佑宗譯， 〈邁向鞏固的民主體制〉，田弘茂、朱雲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ar 主編，《鞏固第三波民主》（臺北：業強出版社，1997 年），頁 65-96。
柒、結論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增長與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人們 對於休閒生活的重視程度也與日遽增，使得出境旅遊的熱潮方興未 艾，當前中國已成為全球增長最快速的旅客輸出國之一，未來之增長 潛力更受到舉世矚目。本文分別從「全球化」、「民主化」與「政治 社會化」等三個理論出發，探討中國出境旅遊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 本文發現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國民眾終於也能和其他先進國家的民眾 一樣的出國旅遊，因此，全球化是「因」，其促成中國開放出境旅 遊，並進而可能經由出遊者的政治社會化模式來促使民主化；但是另 一方面，不論出境旅遊、出遊者政治社會化或是民主化的發展，最終 也將使得中國更全面而「由下而上」的全球化。因此本文認為，全球 化與出境旅遊、出遊者政治社會化、民主化所呈現的是一種「互為因 果」的辯證關係。 中國大陸出境旅遊對於民主化之影響，本文認為是一種「全球化 下的和平演變」現象，由於過去的和平演變多是外國影響力的「走進 去」中國，而如今出境旅遊卻是在全球化下中國民眾主動的「走出 來」，此一模式不論在第一波、第二波與第三波的民主化過程中都無 從發現，因此本文認為這是一種「無先例」的民主化模式。其次，當 前中國參與出境旅遊的主要客群是中產階級，隨著中國第三產業的快 速發展，中產階級也將隨之增加，而他們不但是未來出境旅遊的重要 客源，根據西方民主化理論的推論，也會是中國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當他們到國外旅遊時，舉凡與當地民眾互動、參與當地民眾生活、與 當地政府機關接觸、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接收當地新聞媒體、參觀 政治意義景點，甚至實際參與政治活動，這種「全方位的結合與互 動」都會直接或間接的接觸到政治資訊，感受迥異中國的政治生活方 式，此一「政治社會化」途徑，勢必會衝擊中國民眾過去以來的政治 認知，對於其政治態度與行為也會產生影響，因此本文認為長期來看有助於中國民主化的發展。 但另一方面，這些中產階級多為改革開放後的既得利益者，而根 據政治民主化之相關理論顯示，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普遍趨於保守； 加上他們在出境旅遊的參與過程中，享受從未有過的愉悅經驗與民族 尊嚴，而且當前出遊目的地多為民主化程度有限之亞太國家，造成示 範效應不足；此外，中國當局對於出境旅遊之嚴格管制與損害控管， 以及長期藉由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政治宣傳，都使得這些中產階級 短期內會傾向支持中共政權以維持社會穩定。他們對於自由化、法治 化與公平化的要求或許會更為殷切，但短期內對於民主化的要求將甚 為有限。但長期而言，由於民主政治是一種「安排 政治生活的方 式」，當民主國家的人民能夠享受高品質的政治生活方式但中國不行 時，當自由化、法治化與公平化雖能解決部分問題但無法根本解決 時，民主化的要求也就會自然產生。 尤其中國大陸官方對於西方民主化發展最多的反應是「國情不 同」，許多贊同「新權威主義」學者的說法也是如此，但臺灣在同為 華人社會的基礎上成功從威權政體走向民主，除了推翻前述中國官方 的說詞外，對於中國民眾與觀光客來說更具有說服力，例如臺灣的在 野政黨領袖在 2005 年紛紛前往中國訪問，他們不論是公開演講、言行 舉止、穿著打扮，都掀起陣陣波瀾，因為在經過民主化洗禮過的臺灣 政治人物，與中國政治人物的刻板教條、僚氣十足形成強烈對比。 尤其，臺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曾經問題叢生，包括立法院的暴力 相向、黑金政治、派系分贓、負面文宣、賄選買票、族群分化、民粹 主義、經濟下滑等，這也成為中國大陸當局嘲諷揶揄的議題，以及中 國民眾認同支持有所保留的原因。但隨著臺灣民主化的逐漸前進，政 黨的起起落落成為常態，臺灣的民主政治也逐漸從激情走向理性，民 主素養與風度大幅提昇，負面競選手法、激進政治訴求、賄選買票、 族群分化開始遭到選民唾棄，中間選民的比例與重要性不斷增加，儘 管選前如何激烈，選後即迅速恢復平靜。因此，臺灣民主政治已經逐
漸走出陣痛期而邁向成熟，而政治改革、尊重民意、官員清廉、政策 透明、尊重人權、公平正義，不但是全民要求與政黨訴求，而且成為 逐漸實現的目標，臺灣幾乎已經是全球華人社會的民主政治典範。 因此，當中國大陸觀光客能夠直接了解與接觸臺灣的民主，就能 發現其中的可貴，進而產生認同與珍惜，讓臺灣這個華人社會唯一成 功發展民主政治的地方繼續存在，成為未來中國大陸民主化的督促與 借鏡。所以，若中國大陸貿然對臺採取非和平手段時，這些來過臺灣 的中產階級相信也會提出較為理性與和緩的意見，而不是讓中國大陸 官方傳媒一手遮天，這不但有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與穩定，更能避免 因彼此誤解而產生的情勢誤判。 （收件：2005 年 9 月 29 日，修正：2008 年 1 月 20 日，採用：2008 年 1 月 22 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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