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團協商制度在我國實行時間並不長，而該制度在國會決策過程中，究 竟是否能發揮預期的功能與效益，在相關研究與評估有限的情況下，立法相 關人員的親身經驗與建議，或可作為進行研究時的重要參考。故本文訪談的 目的，便是希望由制度運作的實際情況中尋找出路。但對於不同立場的立法 相關人員而言，對於協商制度的好壞，看法自然見仁見智。12以協商過程的 不公開的情形為例，對主導協商的立法委員而言，外界無法得知協商經過，
自然得以減輕立委的問政壓力，有助於議事快速進行；但對協助立法的行政 人員而言，協商過程未符合公開原則，卻具備推翻委員會審查的效力，對於
12. 本文訪談資料主要是希望透過受訪者的經驗，來理解黨團協商機制的運作與影響情形。關於審查 人建議，將十位受訪者關於協商法制化前後的比較逐一羅列其一致性，由於訪談為開放式問題，
受訪者答案有相同重複之處，也有多元相異之處，基本觀點雖相似，但表達內容不盡相同，難以 統一表列。因此本文對訪談資料採取重質分析，而對訪談資料的一致性檢證，則以客觀的數據表 格呈現。
其專業合法性的質疑，自然使該制度的效益產生爭議。如何兼顧效率與專業 乃是國會改革重大課題。
除了訪談的經驗觀察外，根據公報立法資料的系統性分析結果，黨團協 商制度自第二次國會改革後，明顯針對舊制施行後所衍生弊病進行改善。首 先，在第四屆時幾乎所有委員會通過的法案都要送交協商，造成協商過於氾 濫的情形，自第五屆起獲得大幅度的修正。因委員會有權力對於法案是否交 由協商進行把關，已使得過去被協商會議瓜分權力的情形減少，顯示除少數 有爭議的法案，委員會仍是大部分法案內容的主要決定場所，而黨團協商與 委員會之間的權力關係逐漸取得平衡，並依各自不同的功能形成區別。
就立法程序而言，雖然委員會與黨團協商在第二次國會改革之後，逐漸 形成分工，而非不分法案類別一律交付協商。但是就立法實質內容的影響而 言，第四屆時，完成委員會審查法案在協商結論中被大幅修改的情形，在第 五屆立法院仍不易解決。第二次國會改革後，法案依賴協商方式通過的程度 雖明顯下降，不過法案一旦進入協商程序，被修正的機率還是很高，尤其以 實質內容的修正居多。
如何救濟黨團協商內容與委員會審查脫鉤的現象，第二次國會改革中也 由黨團協商代表的組成入手。自第五屆起新制規定，相關議案之黨團協商會 議主持人，不但負責召集協商會議，同時兼具協商會議主席、及該法案所屬 委員會召集委員之三重身分；加上各黨團所指派之代表，至少有一名是該委 員會成員。透過這項新的規定，使得協商代表與委員會的組成有所銜接，能 夠於協商過程中代表委員會專業立場加以說明。雖然制度如此設計，使得協 商代表在組成上，能夠反應表委員會觀點，但是黨團協商修正委員會意見的 情況與程度，卻仍是持續上升，此制度的設計是否真能達到銜接委員會與黨 團協商的原意，不無疑問。
簡而言之，第二波國會改革之後，委員會取得是否將法案交付黨團協商 的程序上的先行權力，但是對於委員會無能力解決的爭議性法案，仍傾向保 留到黨團協商來處理，而這些法案一旦進入黨團協商，委員會的意見便僅供
參考，法案內容有大幅實質修正的趨勢；如此觀之，委員會雖然取得程序權 力，但法案實質修正權力仍相當受到黨團協商的影響。
由正面的角度觀察，隨著第二波國會改革的修正，透過建立制度化的協 商代表產生方式，所謂協商政治逐漸從初期的過度氾濫，修正為在符合特定條 件下方能行使的權力，也代表黨團協商制度的運作日趨成熟。另外，黨團與委 員會之間的權力逐漸獲得平衡，且彼此功能的區別亦逐漸突顯出來；不僅保留 了其彈性運用的空間，也維持了委員會增進議事效率及專業審查的功能。
惟應當注意的是，黨團與委員會的法案分工方式，究竟在立法過程是如 何進行的?立委口中所謂留待協商的爭議性的法案，是否也正是所謂的重要性 法案？如此，雖然程序上委員會審查在先，黨團協商在後，但是就實際運作 而言，由於委員會與黨團協商代表成員的重疊，亦有可能是黨團對大多數無 爭議性法案留給委員會審查，委員會雖形式上取得多數法案的審查權，而黨 團協商的影響力雖有量（通過法案數）的減少，但或更能集中火力決定重要 法案結果，此乃需要加以注意的可能發展。本文限於研究焦點在於比較兩次 國會改革的差異與影響，是否經由兩次國會改革制度的推動，能改變法案在 通過時過度依賴黨團協商的現象，因而集中於第四屆與第五屆初期的比較，
但 是 對 於 第 二 次 國 會 改 革 後 產 生 所 謂 委 員 會 與 黨 團 立 法 分 工 的 情 況 的 了 解，由於立法分工發展的時間尚短（第五屆至今），必須持續觀察未來的演 變，針對法案的內容與類別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也有必要另文探討之。
綜合觀之，在政黨政治越趨複雜的國會之中，如試圖兼顧立法效率與專 業兩者，黨團協商或有其實際運作的必要性，但需要妥適加以規範，不可使 其凌駕委員會的專業之上，方可謂之為「專業」與「效率」的平衡。委員會 與黨團協商各司其職有效分工，將黨團協商侷限於法案審查過程中非專業性 的政治爭議部分，方能作為委員會專業化的後盾與補充，而非以效率之名行 侵害專業之實，使得黨團協商的政治性損及國會立法的專業性，此乃國會改 革需審慎處理的課題。
附錄一
各黨團代表，應經黨鞭書面簽名指派。
除二項議案在逐條討論時，出席委員不
不 足 五 人 或 無 黨 籍 之 委 員 得 合 組 五 人 以上之聯盟；黨團辦公室由立法院提供 之。
委 員 選 舉 得 票 比 率 已 達 百 分 之 五 以 上 之政黨不在此限。
未 能 依 前 項 規 定 組 成 黨 團 之 政 黨 或 無 黨籍之委員，得加入其他黨團，或合組 八人以上之政團。
前項政團準用有關黨團之規定。
各黨團應於開議日前一日，將各黨團所 屬委員名單經黨團負責人簽名後，送交 人事處，以供認定委員所參加之黨團。
黨團辦公室由立法院提供之。
3. 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 3. 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
第十條之一（議案協商）
各委員會於議案審查完畢後，應就該議 案應否交由黨團協商，予以議決。
資料來源：林瑞雯 (2003)。
附錄二 論文訪談大綱
（黨團運作方式及協商技巧）
一、參與協商人員
問題一：參與協商代表之人選以何種方式產生？代表協商之人事應具備 何 種 條 件 及 能 力 ？ 是 否 能 充分代表黨內意見？如何協調不同 意見之黨員？
問題二：行政部門在協商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參與協商之行政人員在 協商過程中處於主動或被動？對於協商結果是否具影響力？
二、協商運作類型與技巧
問題三：就我所知，協商可分為法案協商與分案協商，請問除了這兩種 外，黨團協商是否還有不同的型態，能否說明一下他們有何不 同 之 處 ？ 通 常 會 在 何 種 時 機下進行？是否因法案審議階段而 有所不同？
問題四：黨團協商過程中是否有哪些方法或技巧能夠促進政黨間更快達 成共識？
（不同時期之比較）
問題五：國會運作情在黨團協商法制化前後有何有何不同？
問題六：黨團協商的方式以及協商難易度在政黨輪替的前後是否有所不 同？
接問題五→ 民進黨（或國民黨）對黨團協商的態度在政黨輪替前後何不 同？
（此題只針對國、民兩黨立委發問）
（不同政黨對黨團協商的看法）
問題七：黨團佔有的國會席次對於其參與協商的態度是否有影響？能否
舉例說明？
問席次少的政黨：是否較重視意見的表達？如何在協商過程中 突顯黨團的重要性？如此在協商制度的設計上，是否未顧及政 黨比例原則且違背民主精神？
問題八：請說明ＸＸ黨（訪談委員所屬政黨）在協商過程中特別重視何 種類型法案？重視的法案類型是否依循特定制度或慣例？
（黨團協商制度對國會議事效率之影響）
一、黨團協商對於提昇國會議事效率是否具有正面功能？
問題八：黨團協商對於法案通過的速度、內容、數目以及預算審查的速 度、內容、刪減幅度有何影響？
二、黨團協商對於正式議程有何負面影響？
問題九：黨團協商中的分案協商在功能上似乎有與程序委員會重疊的現 象、甚至使程序委員會架空，能否請您說明這是怎樣的運作情 形？
問題十：黨團協商制度似乎有忽視常設委員會的專業性、間接弱化常設 委員會議案審查之情形，能否請您說明黨團協商在哪些情況下 會產生取代委員會專業審查功能之情形？
問題十一：黨團協商還有何其他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