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結論 - “非洲內陸白人族”

近年來，西方學界似乎尚未注意到古典文學作品對林奈第十版《自然體系》的影響。戴維斯（Merryl Wyn Davies）在討論林奈對人種的分類時只注意到「日間人」，並未提到《自然體系》一書中難以理解的「夜間穴居人」；⁷⁹科亨（Claudine Cohen）在其

《原始人類：史前史中的知識與想像》中注意到了「夜間穴居人」，⁸⁰但是沒有討論林奈可能的知識來源；古爾德雖然指出林奈對「穴居人」的描寫可能來自一些旅遊者誇大的敘述，以及太過於強調某些類人猿類似人類特徵而造成的扭曲意像，⁸¹卻沒有注意

79 瑪莉‧戴維斯（Merryl Wyn Davies）著，王道還譯，《達爾文與基本教義派》（臺北：果實，2003），頁38。

80 Claudine Cohen, L’homme des origines: savoirs et fictions en préhistoire (Paris: Seuil, 1999), pp. 144-145.

81 Stephen Jay Gould, “Le montreur de singe,” Le sourire du flamant, pp. 239-240.

到林奈的意像可能另有更早的知識傳統。而且上述的研究都沒有提到林奈的「夜間穴居人」是一個結合猩猩與白子的綜合圖像。

經由本文對林奈「夜間穴居人」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十八世紀學者的知識來源有很大一部分是遊記與古典文學。這個現象使得某些十八世紀作品中所敘述的一些觀察，並不一定是當時學者自己本身的觀察，而是透過大量蒐集、閱讀資料所做出的綜合歸納，其中含藏了各式各樣難以想像的資訊來源。當近代歐洲學者沒有辦法親自出國遠航到東印度群島，甚至親自進入非洲內陸探險觀察異國動植物時，他們所能依靠的研究資料，就只有曾經到過該地的人士所撰寫的遊記，或是流傳至當時的文獻。由於遊記與古典文學所傳述的事物真假難辨，以一個謹慎細心的學者如布豐，仍然誤把東印度的白猩猩與白子相混淆，我們就可以知道，對一個近代西方學者來說，在運用這類資料的過程中，分殊真偽是一件多麼困難、多麼重大的挑戰。

二十世紀的歷史學者巫純（Dorinda Outram）已經提醒我們不能以現代的科學定義來看啟蒙時期的「科學」（ science）。她認為：「十八世紀時，科學仍是一個不確定的知識形式」，⁸²因為它尚未與其它的知識領域區分開來。⁸³而正是處在這種學科界線不明的知識模糊地帶，十八世紀學者林奈的「自然科學」研究著作中，

才會出現拼湊引用各種不同種類資訊（包括近代遊記與希臘羅馬古典文學）的情形。此外，現代的德國史家歐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的研究結果顯示，十八世紀甚至十九世紀歐洲學者所閱讀的遊記經常是陳舊的、幾百年前的資料，使得這些學者在當時作品中所傳播的外國知識（如：日本、喀什米爾），有時候是好幾百年前的情況，而與當時的情況不符。⁸⁴這種過時幾百年的知

82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8.巫純的英文原文是：science was an insecure form of knowledg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83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p. 49.

84 尤根‧歐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著，劉興華譯，《亞洲去魔化：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臺北：左岸，2007），頁219-221。

識夾雜在啟蒙時期著作中的情況，其實只是冰山一角。本文研究結果顯示：古代學者（希羅多德、波寇披厄斯）著作中的文字描述，大多來自他們當時與他人談話所蒐集到的資訊，然後再由這些古代學者把口語訪談轉變成後世可以一再閱讀的文字作品。從這個觀點來看，近代西方的科學知識來源表面上是近代印刷書籍

（尤其是遊記），但是實際上卻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依賴於古代學者當時所收集到的口傳（oral traditions）材料。而這些來源駁雜、虛實交織的古代口語「爆料」，經過後代學者的不斷傳述、未說明出處的引用，甚至在 1450 年代以來，印刷術在歐洲出現、逐漸普及，進而成為印刷作品所一再傳播的真實知識，更在文藝復興之後逐漸變成西方學術傳統中難以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以林奈的

「夜間穴居人」為例，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十八世紀學者所傳述的自然知識，不只有一部分的資訊來源是十七世紀的遊記，更有另外一部分是來自一千八百年前學者（老普林尼），甚至兩千多年前學者（希羅多德）的著作。

這個現象不只在十八世紀的自然科學研究中存在，在當時的人文研究中也可以看到。當十八世紀英國史家吉朋（ Edward Gibbon,1737-1794）在撰寫《羅馬帝國衰亡史》時，他不僅大量閱讀許多當時出版的遊記，還運用了許多古典作品來重建查士丁尼

（Justinian, 483-565）征伐北非汪達爾人的經過。在描寫完汪達爾國王的投降，以及汪達爾族最後敗亡遭受奴役的悲慘命運之後，

吉朋寫道：

……在這次為時短暫而又犧牲不大的戰爭之前，他們的總數超過六十萬人。等到他們的國王和貴族遭到放逐以後，

受到奴役的群眾為了換取安全，只有棄絕民族的習俗、宗教和語言，墮落的後代在不知不覺中與阿非利加普通的臣民混雜在一起。甚至就是到了近世，在摩爾人的部落之中，一個好奇的旅客已經發現〔某些人擁有〕北方族群的白皙膚色和淺黃的長髮（the white complexion and long

flaxen hair of a northern race）。⁸⁵

吉朋曾在註釋中指出：他用來描寫這個「白膚民族」的資料正是來自於我們前面已經引述的波寇披厄斯的著作。⁸⁶但是奇怪的是，

波寇披厄斯並沒有指出這些「白人」是汪達爾人的殘存後裔；那麼，這是吉朋自己的看法嗎？可能不是。追尋的線索在於吉朋文中所提到的「一個好奇的旅客」：如果我們對照同一個注釋中所出現的人名「蕭」（Shaw），以及吉朋在許多其他注釋都一再引用相同人名，就可以判斷吉朋在寫書的過程中曾經參考過英國學者湯瑪斯•蕭（Thomas Shaw, 1694-1751）在 1738 年出版的遊記。蕭曾經到北非旅遊，在「阿爾吉爾王國」（the Kingdom of Algers）

境內的山上發現大量的古代遺跡。但是最使他驚訝的是看到山上居民的膚色與附近其他住民不同：

他們的膚色絕不是黑色而是白色與紅色；而且他們的頭髮是深黃色，不是其他卡比爾人（Kabyles）的黑色。雖然他們是回教徒，且口操卡比爾人的語言，但是〔上述的〕特徵使我們推論：這些人如果不是波寇披厄斯所提到的族群

（the Tribe），至少是汪達爾人的某些殘餘－這些人雖然在當時被逐出他們的堡壘，且四散於非洲家庭中，之後他們很可能找到一些機會〔逐漸〕聚集形成聚落，而且重新復原。……⁸⁷

85 Edward Gibbon, “Chapter XLI (522-620 A.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 vol. II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n.d.), p. 549. The Modern Library. 引文採用席代岳的中譯文，但筆者略做修正。參：吉朋（Edward Gibbon）

著，席代岳譯，《羅馬帝國衰亡史》（臺北：聯經，2006），第4卷，〈第四十一章〉，頁119。

86 Edward Gibbon, “Chapter XLI (522-620 A.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p.549, note 39.

87 Thomas Shaw, “Geographical Observations Relating to the Kingdom of Algers. Chapter VIII,” Travels, or Observations Relating to Several Parts of Barbary and the Levant (Oxford: Printed at the Theatre, 1738), p. 120.蕭的看法也被法國學者布豐寫入他的作品《自然研究》中。參：Buffon, “Variétés dans l’espèce humaine,” De l’homme, p.

260.

比較吉朋與蕭的文字之後，我們不難看到，吉朋文中「非洲白人是汪達爾人殘存後裔」的說法，其實是來自蕭在遊記中的推測，

再被吉朋採用；而且兩造都曾讀過波寇披厄斯的著作，都知道古代傳說的非洲內陸「白人族」。吉朋撰寫歷史著作的方式和林奈撰寫自然研究的方式幾乎相同：他們都閱讀遊記與古典作品，盡力把片段零碎的資訊收集起來，再整合以形成系統性的知識。雖然吉朋和林奈的研究方式相當類似，但是他們所得到的結論不同：

前者認為「白人族」是區域性的氣候因素（住在地勢高、氣溫相對於附近地區較為涼爽），所以使得汪達爾人的後代得以在熱帶地區維持其祖先原有的白膚色；林奈則認為非洲內陸「白人族」是天生獨特的中介人種，既不同於白人，也不同於黑人；吉朋主張人種單一起源論，而林奈則主張人種多元起源論。

到了十九世紀，歐洲學界雖然還不知道白化症的確切致病機制，卻已經可以肯定白子是罹患遺傳疾病的個人，而不是來自非洲內陸的特定族群：伏爾泰的「阿爾比諾人」與林奈的「夜間穴居人」不再被學界所相信。這個謎樣的非洲白人族群雖然在學界已經沒有市場，失去他們的舞臺，但是我們在一些文學作品中有時仍然可以察覺他們的身影。法國作家福樓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在 1862 年出版歷史小說《薩朗波》（Salammbô），內 容敘述迦太基人被羅馬人擊敗之後，又面臨與蠻族雇傭軍間緊張關係。這些雇傭軍因為迦太基人屢屢拖欠軍餉而嘩變，最後在馬托（Mâtho）的帶領下與迦太基人發生戰爭。福樓拜描述了來自非洲內陸各式各樣參與雇傭軍的奇怪人種，之後他寫道：

最後，似乎非洲還沒有傾巢而出，似乎還要增加更多的憤怒，連最低等的人種也被召喚出來；在所有其他人的後面，可以看到外形有如牲畜野獸的、〔臉上帶著〕痴呆傻笑的人群；〔他們是〕被可怕疾病侵襲的可憐人，畸形的侏儒人，來歷不明的雜種（mulâtres d’un sexe ambigu），在陽光下眨著紅眼睛的阿爾比諾人（albinos）；結結巴巴發出難以辨識的聲音，他們把手指放在嘴中，以表示肚子餓

了。⁸⁸

乍讀本文，一個生活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的讀者可能會相當驚訝，

會覺得紅眼弱視的白化症患者怎麼可能是一個生活在非洲內陸深處、被稱為「阿爾比諾人」的人種？現代讀者一定會感到福樓拜的想像力實在太豐富了。但是只要我們深入挖掘西方的知識傳統，就會發現：福樓拜筆下的「最低等的人種」、「侏儒人」、「雜種」、「阿爾比諾人」、「發出難以辨識的聲音」這些描述用語都不是無的放矢，而是有其深遠的文化傳統。這個傳統從古代時期的老普林、波寇披厄斯的非洲內陸「白人族」的傳說，到十八世紀

在文檔中 “非洲內陸白人族” (頁 2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