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三點共識的基礎上，本節進一步探討華人傳播研究在世界 觀、理論預設、研究方法與理論前提上所應關照的問題。
第一、採「文化導向之世界觀」視角，瞭解東西方世界觀之本質差 異，以及此差異對於華人傳播研究之「觀看視角」所產生的影響。
呼應上述「華人（或亞洲）文化為中心關懷，朝向非極性理論建構 方向努力」以及「應顧及理論之上層預設、世界觀與科學哲學問題」之 呼籲，本文強調研究者應持「文化導向之世界觀」，藉由深入瞭解東西 方世界觀之本質差異，有意識地避免陷入「極化」之預設或認知的泥淖 中，相關討論可見 Bazerman（2001）對於如何避免系統性認知偏誤之 論述。換言之，研究者唯有具意識地、謹慎地看待「觀看視角」的本質 與差異，才能在進行華人傳播研究時，不致於產生「帶西方眼鏡來看東 方事物」的問題。
文化對於世界觀、科學哲學觀、意識型態（包含價值觀、信念、道 德、倫理），乃至於傳播或溝通形式的影響，是文獻上早已驗證的論述
（黃光國，1999a, 1999b, 2001; Gudykunst et al., 1996），本文在此基礎 上強調「文化導向之世界觀」的重要性。「文化導向之世界觀」（鄭伯 壎，2008）主要地論點是──在文化的基礎上了解東西方世界觀之本質 性差異。Katouzian（1980: 4）即指出：「在探討華人傳播應採取本土 化或理論化或通則化時，應先就華人與西方人在哲學、科學乃至於社會 上觀點的差異進行瞭解」。4 李少南（2002）則強調必須關注中國哲學 觀點；他指出，中國思想的出發點是敬天愛民的道德實踐，再由這種實 踐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貫通」之本義：「人與天是相感應的，宇宙的法 則反映在人的道德之上」（頁133）。
綜合李少南（2002）、汪琪等人（2002），中國與西方之哲學觀有 以下五點不同：
（一）觀看的對象──自己或自然：自己的生命本身為對象，而非 如希臘哲人之以自己生命以外的自然為對象（李少南，2002）。
（二）觀看的目的──實踐或知解：西方的哲學重知解，中國哲學 則重實踐（李少南，2002）。汪琪等人（2002）指出，華人文化或由孔 子的觀點來看，華人的思想源自對於焦慮對災難於的關懷。中國人致力 發展的是實用性的智慧，而非如西方純粹基於好奇心（wonder）所進行 形象學的瞭解。換言之，西方的求知基礎並非解決現實中的問題，而是 希望瞭解自然的客觀性、原則性的規則。
（三）觀看的重點──人倫、社會秩序或自然規律：中國傳統哲學 注重人倫關係及社會秩序，多於大自然的規律（李少南，2002）。李少 南指出，中國哲學強調傳播活動在「敬德」、「明德」中的角色，這兩 項手段顯現並決定了「天命」、「天道」的意義，建構了一個理想的道
德秩序。汪琪等人（2002）也強調，中國社會中強調倫理的實踐，主要 希望學習聖賢之道，提昇自身的修為，而不是要去瞭解、控制自然；而 中國科學主要透過倫理的實踐與心靈整合也就是「道」來達成，此意義 與西方科學中的一致性有很大距離。
（四）觀看的視角──「應然」知識或「實然」知識：中國哲學不 強調客觀規律的發現而著重於「應然」（what ought to be）面知道德及 社會秩序問題，相對而言，西方哲學較強調「實然」（what is）的研 究。
（五）觀看的方法──直覺、詮釋或邏輯、實驗。汪琪等人（2002）
指出，中國的科學不講求實驗，也不使用數學或邏輯的語言建構理論。
相反地，對自然的觀察主要透過直覺與想像，強調對於生命作透徹觀 察，並提出合理詮釋。然而，在這樣的基礎上，汪琪等人也批判華人社 會這種理論研究方法基本上缺乏結構及邏輯的嚴謹性。
總結科學哲學與華人哲學的論述（李少南，2002；黃光國，1999a, 1999b, 2001），「文化導向之世界觀」對於華人傳播研究可以提供以下 重要參考點：（一）重實踐而非重知解；（二）重瞭解自己而非瞭解自 己生命以外的現象；（三）關懷的重點是，有關敬天愛民、安身立命等 道德實踐的應然面之事；（四）著重於人倫關係與社會秩序的知識多於 大自然的規律；以及（五）在觀察上面，著重於直覺與想像，而非實 驗、數學邏輯，或各種實證研究方法的辯證關係。
第二、認識傳統華人傳播之本質，並探討其與主流西方傳播理論之 異同。除了文化導向之世界觀外，審慎檢視華人文化在傳播或溝通面向 的本質，亦為華人傳播研究需要特別關注的課題。質言之，孔孟、道 家、佛家與法家的傳統基礎以及西方個體主義具有迥異的文化源頭，因 此，研究者在進行傳播研究，乃至於發展傳播理論時，應有意識地觀照
東西文化在傳播行為及本質意涵上的差異以及其影響。
舉例而言，陽海洪與陽海燕（2007）在「泛組織傳播：對孔孟為中 心的儒家傳播思想考察」中，即探討以「孔孟」為中心之儒家傳播特性 與主流西方傳播理論的異同，討論的面向包括：傳播結構、傳播權、傳 播內容、模式以及意義。此外，西方傳播行為主要的考量重點是將資訊 客觀且有效率地從傳播方送至接收方；如將此種線性傳播思維，以及其 背後的「分析主義」（analyticalism）思維運用於探討華人社會，即可 能產生觀察方法之預設與實際現象不適用問題（Jia, 2000）。在同樣的 論述基礎上，Jia 主張，研究者必須接受華人哲學以及華人文化之薰 陶，即使當其以英文作為表達工具時，仍須致力於將華人特有的、本土 的、文化的傳播觀點融入英文中（Jia, 2000: 153-154）。
在具體作法上，Miike 提出了許多洞見。首先，Miike（2007）從
「亞洲中心優勢觀點」（Asiacentric vantage point）出發，具體提出五 點對於亞洲傳播研究的建議：（一）進行非歐洲觀點之比較；（二）重 讀亞洲之經典論著（classical treatises）；（三）對於西方理論提出批判 性反省；（四）整合東方—西方觀點；以及（五）深入探討與文化相關 之構念。此外，Miike（2006）也對於「以亞洲文化為中心的研究議 程」（Asiacentric agenda），提出五點具體方向：（一）從亞洲文化中 發展理論建構之洞察能量（theoretical insights）；（二）擴大研究之地 理集中現象；（三）對於亞洲內之文化進行比較與比對；（四）理論視 角之採多元化與重視其歷史意涵與影響；以及（五）正視與處理後設理 論與方法論的問題。
第三、以具「情境敏感度」的研究態度，呼應開放與流變的研究精 神。呼應「華人（或亞洲）文化為中心關懷」之共識呼籲，本文強調
「情境敏感度」在華人傳播研究中的重要性。研究（Huang, 2010; Tsui,
2009: 4）指出，華人學者習慣性地借用或引用西方理論來觀察或解釋華 人社會中的特定現象；然而，在討論研究發現或進行理論概化時，卻出 現嚴重的「去情境化」或「情境化不足」（under-contextualized）問 題。Tsui（2009）與 Whetten（2009）強調，此現象主要肇因於研究者 對於其所借用或引用之理論欠缺「研究敏感度」以及「在地性之了解」
（native understanding of borrowed theory）（Whetten, 2009: 46），其中 尤以對「情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歷史源頭」（historical roots）以及「當代事物」（contemporary treatment）欠缺深入討論最為 嚴重。Jia（2000）則提出「情境特殊主義」（situational particularism）
之觀點。Jia 強調，傳播或溝通常是情境取向甚或關係取向的—特定的 傳播或溝通可能只在某類關係情境（如小團體）（Jia, 2000: 148）中才 會發生—若要機械式地運用西方的概念、方法及分析性框架（分析主 義 ） 來 研 究 華 人 傳 播 行 為 ， 即 可 能 忽 略 華 人 社 會 之 「 全 觀 視 角 」
（cosmic view）（Jia, 2000: 151），因而產生缺乏宇宙觀、歷史觀與道 德觀的情形（absence of cosmic, historical and moral perspectives）。
祝建華（2001）在探討中文傳播研究之理論化與本土化時，即以受 眾及媒體效果為例，強調應重視情境觀點之論述。祝建華總結其過去 十幾年的研究經驗指出，美國許多關於受眾及傳媒效果研究理論，如：
報刊訂閱行為、媒體議程設定、電視辯論效果等，事實上無法直接地移 用到中國大陸的受眾與效果研究上，主要原因是這些理論的情境預設並 與中國大陸並不相容。具體言之，西方的受眾與傳媒效果理論有兩個基 本預設：第一，這些理論強調個體，不注重社會的宏觀影響；第二，這 些理論強調局部細節而非整體大局。質言之，這兩個特點主要適用於開 放、多元與競爭的社會（即沒有人可以任意控制輿論）；而此多元與競 爭的社會的預設是：各類利益團體可以透過媒體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民
意，最終對公共政策的擬定產生影響。
在 具 體 作 法 上 ， 對 於 「 情 境 敏 感 度 」 問 題 ，Child （ 2009 ） 與 Huang（2010）則具體提出下列情境因素：（一）物質系統：經濟與科 技；（二）機構：政府、媒體、國際規範與國際標準；以及（三）理念 系統：宗教價值與政治價值。此外，多位學者則提出可從發展適用於大 多 數 社 會 的 「 中 程 理 論 」 （median range）出發（祝建華，2001；
Starosta, 2006）。「中程理論」的研究預設是：環境與人類行為並非呈 靜態或一成不變之關係；相反的，如果有其必要性，人們即使在一個類 似的文化情境下也可能產生不同的行為。Starosta（2006）舉他自己的 著作為例（Chaudhary & Starosta, 1992），他認為「中程理論」研究可 以充分反應亞洲著重之合諧與整體論之文化傳統），強調「中程理論」
視人為「文化產物」（cultural being），是一種人性中心的研究取向。
Starosta（2006）並指出，文化一定要處理「特殊性」，而非「絕對 性」問題，而中程理論則完全呼應此種特質。質言之，「中範圍的理論 建構」（middle-range theorizing）始於特定的時間與地點，比較不會脫 離經驗，比較不會嘗試找尋立即性的普遍原則，也比較不會嘗試對所有 的傳播行為進行單一的解釋；另外，「中範圍的理論建構」也比較不會 產生自我滿足於單一個案的侷限。
總而言之，考量「情境因素」以及建構「中程理論」之理念應是相 當值得參考的方向——理論建構的範圍始於特定時間與地點，一方面重
總而言之，考量「情境因素」以及建構「中程理論」之理念應是相 當值得參考的方向——理論建構的範圍始於特定時間與地點，一方面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