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於在目前的研究基礎上，找出未來發展方向之建議。雖然不 同學者、不同研究取向，乃至於對於認識論、方法論之觀點等皆存在相 異或對立立場（Kim, 2009），然而，細觀立場下的論述，仍可從以下 兩個基礎點，找出辯論路線中的共識或「最大公約數」：第一，不同的 研究取向論述或學者，其實仍存在一些隱含或潛伏（underlying）的共 同或相通觀點。第二，經過一、二十年的對話與辯論，個別學者間也產
生路徑或看法之轉變。據此，本文整理出以下三點共識並進行說明︰
（一）應以華人（或亞洲）文化為中心關懷，並朝向「非極性」理論建 構方向努力；（二）不論採用何種文化觀點（普同文化、華人文化中 心、中西文化對比，或文化互補融合觀點），皆應顧及理論之上層預 設、世界觀與科學哲學問題；以及（三）正視與處理方法論問題：採開 放、流變、創新與甚或整合的態度進行研究。
第一、應以華人（或亞洲）文化為中心關懷，並朝向「非極性」理 論建構方向努力。綜合上述四個研究取向，朝向建構「以文化為中心關 懷的非極性傳播理論」應可被視為存在於學者間最大公約數之共識（見 Chen, 2009; Dissanayake, 2003; Gunaratne, 2006; Kuo & Chew, 2009）。
茲以下列學者論述進行說明。
首先，Miike（2006）比較三位不同研究取徑學者與其所編的三本 重要亞洲文化與傳播論著：M. S. Kim（2002）、Kincaid（1987），以 及 Dissanayake（1988），他清楚指出三者間其實存在「明顯」（crystal clear）之共同點：三者都希望將當時（current）的傳播知識轉化成為更 具「包容性」與更具「文化敏感性」（more comprehensive and culturally sensitive）的知識體系。個別來說，Dissanayake（1988）雖係非實證主 義論者，然而，他仍然倡議應該研究應朝向建構「後設理論」方向努 力 ， 而 且 ， 後 設 理 論 之 建 構 應 該 特 別 關 照 「 亞 洲 觀 點 」 （Asian perspective）。再者，持實證主義論述的 M. S. Kim 自 2002 年以來即強 力呼籲研究者必須關注「歐洲－美國中心主義偏誤」所產生的研究信度 問題；他並指出，建構普同性人類傳播／溝通理論應以「文化」為中心 考量。過了七年之後，M. S. Kim（2009）在其最新發表的論述中仍清 楚 強 調 此 基 調 ： 研 究 如 果 脫 離 了 亞 洲 的 社 會 真 實 （social reality in Asia），那麼相關的理論就不能被視為是理論了。然而，在強調應重視
亞洲文化的同時，她仍主張必須正視「實事求是之關聯性」（practical relevance ） 問 題 ， 以 朝 「 文 化 比 較 ／ 相 對 ／ 關 聯 」 之 「 理 論 化 」
（cultural-relative theorizing）方向努力。另外，Gudykunst 同為實證主 義、通則化研究取向之代表，他在近幾年的著作中（Gudykunst, 2005b:
76），同樣呼籲應關注「在地文化」，他以「應發展以強調本土理論
（emphasis on developing indigenous theories）的文化間傳播／溝通理 論」作為其論文結論。
除上述國際學者外，在「普同」與「在地、特殊」理論的辯論上，
華人學者亦有以「華人文化為中心關懷，建構更具延展力的傳播理論」
之共識。汪琪、沈清松和羅文輝（2002）即清楚指出，以本土文化為根 基的理論化，是與西方對談的最有效途徑。馮應謙、吳廷俊、李少南和 蘇鑰機（2007）也強調，華人傳播研究的務實觀點應該是：建立華人傳 播的理論化並與西方建立有意義的對談，如此才能在國際學術社群中找 到自己的位置。祝建華（2001: 17）同樣認為，兩者應是一個變項連續 光譜的兩端，其中一端是「不受任何時空限制的人類傳播原理」，另外 一端則為「特定社會與某特定時期、情境下的特定傳播現象」。他認 為，華人傳播可在兩端中找到折衷。李少南（2002）也強調，具有文化 地域性的「中國傳播學」與建立普遍科學理論的「傳播學」並不衝突；
「中國傳播學」可為普遍性的「傳播學」提出研究課題及測試點──兩 者並不必然存在衝突。相反的，只要瞭解其一的根源與性質，反而往往 成為創新的源頭。Jia（2000）也指出，他預見二十一世紀的華人傳播 研究將同時朝「去西方化」以及「去本土化」方向發展。舉例來說，他 認為本土華人傳播或是人際間的觀點，例如面子、人情、關係，將會被 更進一步的解釋和理論化。此外，Gao 和 Xiao（2002）也強調，研究 者應考量人類傳播其實具有跨學科之特性，因此應致力於跨學科間的合
作與整合（Gao & Xiao, 2002: 32-33）。
經歷過去一、二十年，有關「文化特殊化」與「文化通則化」的辯 論 ， 在 最 新 一 期 的 《 亞 洲 傳 播 學 期 刊 》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中，Chen（2009）也提出具體建議：應該在尊重「在 地 識 別 」 （local identity） 的 基 礎 上 ， 打 破 二 分 立 場 （ dichotomous positions），使二者間的疆界不再涇渭分明。Kuo 和 Chew（2009）同 樣 建 議 ， 在 全 球 化 的 趨 勢 下 ， 相 關 研 究 應 朝 「 全 球 文 化 匯 流 」
（convergence of global cultures）努力。Kuo 和 Chew（2009）特別提出
「文化中心取向」（culture-centric approach）概念，建議應以文化為中 心關壞，朝建構「非極性」之「後設理論」為目標。「非極性」概念的 主要意涵是避免截然對立或兩極化；相反的，應並行討論不同文化間的 對立與模稜兩可，以及多元文化形式呈現之表徵，如此才可能建構沒有 意識形態偏誤，以及因「西方－東方」之分所產生的人為疆界。
總而言之，雖然對於文化論述之理論觀點有不同視角（可為：通則 化之人類傳播理論、華人（或中國）傳播理論、跨文化傳播理論，與文 化間傳播理論），但是，以華人（亞洲）文化為中心關懷，採非極性態 度，以理論建構為研究目的，應可視為眾多學者間的最大公約數共識。
第二、不論採用何種文化觀點（普同文化、華人文化中心、中西文 化對比，或文化互補融合觀點），皆應顧及理論之上層預設、世界觀與 科學哲學問題。此外，不同研究取徑間亦共同強調，研究者應特別關注 文化上層的世界觀問題與分析哲學之理論預設問題。
舉例而言，Miike（2007）對於目前主流傳播研究中的「歐洲中 心」（Eurocentric）觀點即提出強力批判。他指出，此類研究會產生以 下「向西方價值傾斜」的偏誤：個人主義、獨立自我、自我中心、自我 強化、理性與著重論理、權利與自由，以及實用主義與物質主義。此
外，Jia（2000）則從語言的角度來剖析此問題。他指出，當代英語本 身為極具分析性的語言，然而華人傳播在本質上卻強調自省、全觀、辯 證、儀式、以及特殊情境的轉變過程。再者，Starosta（2006）也強 調，傳播研究必須要處理的是「文化」的「特殊性」問題而非「絕對 性」問題（particularism not absolutes）。
除了上述學者外，Gunaratne（2009）與 M. S. Kim（2002）也提出 同樣看法：研究者須有意識地處理「西方（或歐洲）觀點下之東方主義 模式」（patterns of Orientalism in the West）問題，不能用西方之個人主 義世界觀或分析式哲學觀點，來探討華人社群之傳播現象。
第三，正視與處理方法論問題：應採開放、流變、創新與甚或整合 的態度進行研究。持不同認識論與方法論立場的研究者間，其實也存在 著共同呼籲的研究態度：在文化層次（東方與西方）上與地區層次（全 球與地方），研究者間若能有良好的理解──彼此相互告知、互動、補 足、轉化，即可形成強有力的知識系統（Jia, 2000: 156; Kim, 2007;
Wang & Liu, 2008）。以此論述為主基調，Gudykunst（2005b: 84）提出 在「資料蒐集地區」（美洲與非美洲），以及「主觀與客觀認識論」中 進 行 「 整 合 」 之 呼 籲 （integrating subjectivistic and objectivistic theories）。另外，Gunaratne（2005）的近作 The Dao of the Press 也結 合討論易經、道家觀點、當代世界系統與民主治理的現象與問題。
Gunaratne（2006: 192）強調，道家的陰陽互動觀，可以超越科學理性
（rational-scientific）與創意直覺（intuitive-creative）的二元世界觀，成 為一個可以充分解釋與預測的觀察知識體系。
李少南（2002）強調，當研究的注意力放在文化差異以及致力於詮 釋差異如何以理論呈現時，即容易忽略文化雖然具有保守的一面、卻也 有開放、流變的一面。因此，融合、創新將是最可行的一條路。李少南
（2004）舉印度佛學傳入中國後，逐漸發展中國特色的大乘佛教為 例，說明中國的「融合主義」（syncretism）正是中國的特色──具有 接納並融合外來文化、進而成為新文化的傳統，而且，中國人不僅接受 外來文化，更擅長用自己的觀點作詮釋。李少南強調，當傳播研究學者 在比較文化差異的同時，其實朝向開放、流變、融合與創新方向之努 力，將是華人傳播研究最可行的一條路。李金銓和黃煜（2004）則主 張，傳播研究之研究方法和理論資源，一方面必須取自西方；另一方 面，西方的理論到了本土則需要再造，不能照單全收，因為普遍性與特 殊性必須求取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