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政治包括社會與技術兩個層面（王亞南，1981）。社會層面的 官僚政治主要是一種社會體制；而技術層面的官僚政治主要指官僚主義 的作風與流弊，「如講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 動、刻板地應付，一味把責任向上或向下推諉……諸如此類」（頁 92）。社會主義的科層體制兼具這兩種官僚主義的特徵。MacFarquhar 與Fairbank（1987／楊品泉、俞金堯譯，1998，頁 48）指出，「共產黨 的教義和實踐都不傾向於擺脫『官僚統治』，即由官僚中心進行統治，
而這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政治生活的特點」。實際上，包括蘇聯在內，龐 大的官僚體系與社會主義始終合一。蘇聯幹部職務的任命制與終身制，
以及取決於上級組織部門的幹部選拔，導致了官僚主義的盛行。官僚主 義者懶得發現問題，也不願深入瞭解實際問題，高高在上，陷入文山會 海，地方幹部甚至懶到對任何檔案都「不肯動腿」的地步。儘管每個機
關的編制內都有一些巡視各地區並為之解決問題的工作人員，但他們不 是深入實際瞭解問題，卻「只來回行走於辦公室之間」（黃力茀，
2006，頁 275）。
中國實行社會主義以後，由於消滅了私有經濟和民間社會，國家的 官僚科層結構變得超級龐大。伴隨著黨國體制的龐大，疏誤之處也越來 越多（陳永發，2010）。毛澤東（1999，頁 265）曾深感憂慮地說：
「現在我們的黨政機關中間，存在著一部分很不健康的現象，這就是嚴 重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這些事情」。毛澤東顯然是瞭解官 僚主義的弊端和危害的，但他開出的藥方不是在制度設置上制衡官僚的 權力或設置獨立的資訊蒐集機構反制「資訊扭曲」，而是通過定期或不 定期的「幹部下放」、「整風」或「群體運動」來克服這種傳播失靈。
在 1949 年後毛澤東不斷發動的政治運動中，幾乎都有反對官僚主義的 內容。毛澤東於1957 年 4 月 27 日為中央起草《關於整風和黨政主要幹 部參加勞動的指示》，把整風與黨政主要幹部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鄉勞 動並列，作為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 方法（王永華，2009）。「整風運動」甚至要求高級幹部長期下放蹲 點，親自到農村或工廠去瞭解狀況。其目的在於通上下之情，但收效甚 微。
毛澤東經常強調群眾路線，希望用群眾路線從民眾那蒐集資訊，也 用群眾路線來打擊官僚主義，但卻事倍功半。綜觀社會主義發展的全過 程，始終難以根除「五風」：命令風，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特 權風。這五風與社會主義的傳播失靈有著內在的關聯：黨國體制中的官 僚通過命令來指揮各類機構，形成了命令風；下情上達的扭曲則催生出 浮誇風；決策層佔有的資訊不足，自然容易出現瞎指揮。而特權風的盛 行也與媒體的監督功能失效直接相關。這五風伴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的始
終。
在蘇聯，為了遏止官員的自利，俄共也採取了一些打擊措施。蘇聯 於 1921 年 3 月成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規定該委員會的任務之一是
「同侵入黨內的官僚主義和升官發財思想，同黨員濫用自己在黨內和蘇 維埃中的職權的行為……做鬥爭」（沈志華，2010，頁 217）。但歷史 證明，蘇聯的官僚主義與貪污腐化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遏止。
除了以上途徑，社會主義國家還存在一些其他蒐集資訊的管道以克 服傳播失靈，如一些秘密管道和私人管道。「情報系統」就是很重要的 一種秘密傳播管道，它是一種「非公開」的資訊蒐集方式與途徑。黨務 系統、政府系統、軍隊系統、政法系統等都有情報系統，這個系統通過 蒐集各種有關資訊，提供給高層供決策參考（何川，1994）。這些管道 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科層體制下的「資訊壟斷」。但這樣的情 報蒐集由於「信源單一」，同樣容易扭曲，或者冤枉好人，或淪為利益 鬥爭和打擊報復的工具。在蘇聯，領導人也有秘密的資訊管道。如通過
「契卡」（Cheka）等特務組織對官員進行監督、蒐集資訊。在整個史 達林時期，包括媒體在內的所有監督機關職能被削弱，只有「安全機 關」成為一種耳目和喉舌，它淩駕於法律之上，成為最高領導人裁決一 切的依據。但這種管道顯然隱藏著太大的風險，不可避免地成為當權者 肅清異已的工具。在史達林時期，由於社會糾偏機制的失靈，最終導致 了「肅反擴大化」的政治悲劇（沈宗武，2004）。
私人管道也是社會主義政治傳播的管道之一，社會主義國家的高層 領導人通常配有私人助理，其中最重要的是「私人秘書」和「私人警 衛」兩類。如毛澤東至少有五名秘書，周恩來有十多名秘書。秘書的影 響力非常大，很多時候壟斷了領導人的資訊來源。在文化大革命早期的 關鍵年代，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及毛澤東接班人的林
彪（1907-1971），自己不看檔案，卻依賴秘書為他整理辦公室每天收 到的信件，並提供摘要。秘書承擔了林與外界聯繫的主要責任。毛澤東 也是如此，他的主要秘書如田家英和胡喬木，是毛主席獲取資訊的關鍵 管道。除了秘書，還有私人警衛。私人警衛為首長提供範圍很廣的服 務，包括為首長出行找前探及打探消息等，毛澤東在中國大躍進年代就 曾讓他的警衛去農村調查到底饑荒有多嚴重。除此之外還有如司機、老 鄉等，這些「私人關係」都是領導貼身的「耳目喉舌」（Lieberthal, 1995／胡國成，趙梅譯，2010）。這是一種非制度化的資訊傳播管道，
但這種資訊蒐集方式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例如無法避免「門子擅 權」或「秘書亂政」之類事情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