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社會主義高度集權的管理方式碰到最大的 問題，便在於如何有效地搜集資訊和傳遞資訊。不幸的是，社會主義國 家並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解決途徑，在龐大的科層體制和官僚理性的交 互作用下，傳播失靈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加劇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治理 困境。
儘管社會主義國家也發展出一些反傳播失靈的措施，但不論從經驗 還是歷史來看，都無法克服這套官僚體制的內在缺陷。從資訊傳播的角 度看，社會主義科層制是一種「單向通道資訊傳輸體制」，最終必然導 致「資訊偏離的傾向性積累」。在這一傳輸體制下，由於正負反饋的調 節機制不健全，使得資訊系統呈結構系和系統性失真，在官僚體制下，
所有資訊都會朝著一個固定的方向──「上級偏愛」的方向偏離，從而 必然導致與決策中既有偏差相一致，甚至放大錯誤（朱光磊，2002）。
這正是中國政治難以解決的一個治理困境。不論在經典社會主義階段，
還是在市場社會主義階段，扭曲資訊都是官僚的本性，也是社會主義體 制的通病。這種制度窘境曾經給中國社會造成巨大的危害，今天的中國 也仍然深受其害。
那麼，如何從根本上克服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傳播失靈呢？
前文所述 Sen（1999）關於饑荒的研究可以為我們提供啟示。為什 麼大規模的災荒、大規模的饑饉、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往往發生在獨 裁國家、專制國家？為什麼在同樣貧窮的印度並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饑 荒？Sen 的答案是，饑荒與社會民主和新聞自由有關。獨裁和專制體制 導致了資訊的不流通、封閉和扭曲，進而導致了大規模饑荒的發生。印 度最後一次饑荒是在 1943 年，即獨立之前四年，但在印度出現多黨制 和新聞自由之後，饑荒就消失了。與此相反，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朝 鮮，居然到現在還沒有消除饑荒。發生在 1995-1998 年的大饑荒造成了 朝鮮數十萬人死亡。這使我們不得不相信Sen 的結論：民主的最大作用 之一，就是可以防止經濟與社會災難。
順著Sen 的思路，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民主政體與新聞 自由才是解決社會主義體制下傳播失靈的根本之道。民主的政體意味著 權力的互相制衡與互相監督，這對於打破社會主義科層體制下的權力金 字塔結構，對於克服官僚主義及其對資訊的壟斷都是一劑良藥。Tullock
（1965）指出，對任何一位獨裁統治者的決策進行近距離的研究之後會 發現，獨裁下的欺騙機會遠遠多於民主下的欺騙機會。要克服這一點，
只能通過權力下放與權力分散來進行。權力分散也意味著決策分散，這 有助於減少中央集權官僚從事活動的總量和所需資訊的總量，提高資訊 佔有的品質和決策的品質。
由於「理性官僚」的存在，在社會主義的科層體制下，大量的資訊
以「私有資訊」的狀態存在。所謂私有資訊，即在委託－代理鏈條中一 方知曉而另一方並不知情的資訊。私有資訊的存在導致資訊不對稱。理 論上，媒體的功能在於將私有資訊轉化為公共資訊，新聞的存在就在於 打破資訊的私人處境（汪丁丁，2009）。但在社會主義的科層體制下，
由於傳播失靈的存在，大量的私有資訊無法轉換成公共資訊。因此，對 一個龐大的國家官僚機構而言，一個獨立而自由的媒體是至關重要的。
正如 Tullock（1965, p. 224）所言：「倘若這個等級制所在的國家有一 個積極而自由的媒體，而且倘若這個媒體作為製造『新聞』的機構足夠 重要，報紙上的文章很可能就是有用的」。新聞自由則意味著傳播媒體 能夠獨立自主地蒐集資訊、傳播資訊，呈現資訊，能夠實現對政治科層 體制的監督，提高社會的資訊透明度，進而優化所有的社會成員和社會 組織的決策。
Brus（1975）在對社會主義體制進行研究後發現，維持社會主義體 制需要兩種互相矛盾的條件：既要讓特別發達的和自由流動的資訊流進 和流出中央決策機構，又要有一個可以加以限制和調節的資訊系統，這 個矛盾逐漸變為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中的強大阻力。Brus 認為，要消除 這個矛盾的基本條件是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即創造一種政治壓力和類 似的控制，使決策中心必須把它的選擇建立在充分的資訊來源基礎上，
建立在真正地綜合利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以解決計畫的關鍵問題和次要問 題的基礎上」（p. 193）。
美國學者Kotz 與 Weir（1996／曹榮湘、孟鳴歧譯，2008，頁 241-242）在總結蘇聯體制的教訓時指出，蘇聯體制有三個主要相互關聯的 缺陷：第一，與成為一個工人國家的要求相反，蘇聯是由一個特權菁英 階層來統治的；第二，通過菁英統治的國家是一個專制國家，否定公民 權和人們的自由；第三，政治和經濟機構都是中央集權化、等級森嚴
的，所有的重要決策都是由處在中心和少數高級官員作出的，而其他人 只是簡單地執行他們的命令。如何吸取社會主義失敗的教訓呢？他們也 提出了三個建議：第一，一個可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包括一個民主的 政體，尊重個人的公民自由；第二，集權化和等級制必須由可供選擇的 體制所替代；以及第三，社會主義必須擁有預防特權和統治菁英滋生的 體制。這三個建議對於解決中國社會主義的治理困境具有重要的啟示：
一個集權化和等級制的政治科層結構必須被打破，如不打破就無法克服 傳播失靈，而不克服傳播失靈，就無法實現「善治」。
從理想的層面來看，「定期的選舉＋競爭性政黨＋獨立的媒體」能 夠最大程度的克服科層體制下的傳播失靈。但這種改革顯然是目前的中 國市場社會主義的「政治機會結構」8所不允許的。那麼，次優的選擇 是維持威權體制下的資訊自由流通，這對於改善威權體制的品質不無裨 益。中國當下的市場化媒體，特別是互聯網正發揮著這種改善資訊傳播 品質的功能。儘管中國的互聯網受到嚴格的控制，但仍比傳統媒體有著 更高的獨立性和自由度。即使中國的互聯網變成一個國家內的局域網
（事實如此），它仍然具有一定的民主化功能，其功能就在於能夠將社 會主義科層體制下的一個個「資訊堡壘」推平（潘祥輝，2011）。
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引入市場機制、打破傳播媒介的科層困境與角 色束縛，也能夠一定程度上克服傳播失靈。在傳統社會主義體制下，作 為資訊蒐集和傳播機構的媒體本身是政治科層的組成部分，難免被官僚 化，這使其「社會瞭望」和「看門狗」的功能弱化。由於大陸新聞機構 的隸屬關係以及其內部各級黨組織的設立，使媒體本身的組織失去了新 聞部門的特點而成為黨的組織部門，並表現出明顯的「衙門」色彩（何 川，1994）。這種情形在經典社會主義體制下尤其明顯，媒體完全成為 黨的喉舌。但在市場社會主義體制下，市場機制的引入與湧現，使媒介
的獨立地位得以彰顯，資訊傳播功能得到提升，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經典 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傳播失靈。市場機制形成了一種制度激勵，改變了組 織的運行模式。儘管政治的控制依然嚴密，但引入了市場機制後（中國 傳媒業內稱之為「企業化管理」），新聞媒體就有了競爭和盈利的衝 動，就必須通過爭取和服務受眾以贏得市場佔有，在這種市場激勵下，
媒體一定程度上衍生出了資訊生產和傳播的獨立性和多元性。有研究顯 示，中國媒體的發展和市場化明顯弱化了政府的媒體管制和審查，市場 化下資訊的遽增和媒體越來越注重受眾的需求，使民眾更為見多識廣，
政治上更具判斷力（Donald, Keane, & Yin, 2002），這無疑是一種進 步。當然，市場化和商業化也會對資訊生產產生腐蝕，尤其在西方的語 境下，市場化被看成是對公共利益的背棄（Baker, 2001／馮建三譯，
2008），但在社會主義國家所建立的龐大科層體制宰制下，媒體的市場 化利大於弊，它更多的是一種解放力量，有助於矯正社會主義體制下的 傳播失靈，只要這種市場化不致導致新的壟斷。9
此外，在一個日益開放的社會中，國際體系的嵌入或說國際社會的 壓力也是一種糾正國內傳播失靈的管道（潘祥輝，2010）。比如中國的 食品安全問題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壓力，如美國、歐盟、日本等在出口 方面的限制，可能就不會引起中國政府和媒體對此問題的重視。又如國 際賽事中中國運動員（特別是體操和游泳運動員）的年齡造假問題，在 外媒曝光前，國家體育總局和國內媒體總是緘口不言。政府部門為了自 身的政績和榮譽，甚至會鼓勵這種行為，但在一個日益開放的國際體系 內，這種欺騙會受到國際媒體或國際組織的監督與質疑。其他一些類似 的問題也是如此，國際媒體實際上發揮了一種資訊監測與輿論監督的功 能，客觀地促進了中國政府的進步和改良。因此，擴大開放與允許國際 媒體進入中國，進一步打通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資訊互動與互通，也
能夠一定程度上克服傳播失靈。引入國際體系（國際媒體）相當於在封 閉的集權體制內引入了一個橫向監督的力量與資訊管道，這恰恰是傳統 社會主義體制所最缺乏的。加強這種國際輿論監督，可以減少社會主義
能夠一定程度上克服傳播失靈。引入國際體系（國際媒體）相當於在封 閉的集權體制內引入了一個橫向監督的力量與資訊管道，這恰恰是傳統 社會主義體制所最缺乏的。加強這種國際輿論監督，可以減少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