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鄉里化」— 五世紀以降國制演變的新動向
學者多注意到南北朝後期國制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舉凡科舉制的萌芽、府兵制 的誕生、朝廷介入鄉官人事皆是，這些成果提供我們進一步思考：諸多國制變化背後，
是否表現出共同的趨勢？身處變動中的唐人提供我們理解這個問題時的重要線索，開 元中，劉秩指出隋制變革的核心意義是「五服之內，政決王朝。」50所謂「五服」是 戰國後期《禹貢》構想以王畿為中心的空間權力型態，到了隋代，這個空間權力型態 發生「政決王朝」的變化，原本「核心—四方」國家型態下以郡國為單位的「類封建」
結構從國制中汰除，地方資源、權力向上移動至朝廷之手，位處王畿的朝廷將其組織 力穿透地方社會的表層，進入地方社會內部。筆者稱此趨勢為「去鄉里化」的國刖變 動。反映在官制結構上，漢代以來元首型長官的機構原則，進一步官僚化，劉秩正是 在這個國家型態下理解隋制變動。隋制變動濫觴於南北朝中後期的國制變化，其內涵 是原本內化於國制中的鄉里機制之汰除，開啟隋代「去鄉里化」變動的端緒。
猶記得十餘年前，初次讀到唐長孺〈論北魏孝文帝定姓族〉，文中提到這麼一段
48歷來論西晉「以孝治天下」者甚眾，唯多側重在西晉開國之際「忠有慚德」，因而轉而重視孝道，
這類解釋未必有錯，但稍嫌狹隘，且有論證上的斷層，不言忠道與重視孝道間未必存在因果聯 繫。從劉秩評論的脈絡看來，西晉以孝作為統治的意識型態，宜視為國家為達到「鎮伏甿庶」的 作用，通過孝道的提倡，塑造士族在鄉里無可替代之地位。孝是儒家道德的核心，提倡孝道，
意在鞏固士族在鄉里社會無可動搖的地位，如此始能達到「鎮伏甿庶」的目的。
49錢穆也強調士人在維繫「朝廷—鄉里」秩序的角色，一方面強調成士過程與國家不可分割的關 係，賓四先生表示：「他們(士人)的特殊地位，乃由另一憑藉而完成。他們是慼藉在國家特定的 法令制度上，在他們自身的教育上，換言之，是在他們的智力與道德之特別超詣上。」(錢穆，
《中國文化史導論》，頁128)另一方面，賓四又強調士人重宗族、重地方(鄉里)的觀念，但「士人 的終極目的，是在貢於王朝，獻身國家。」(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頁128)賓四先生顯然 也是從「朝廷—鄉里」的脈絡詮釋古代士人性質。
50 《通典》，卷17〈選舉五：雜議論中〉「大唐」引開元中「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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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以朝廷的威權採取法律形式來制定門閥序列，北魏孝文帝定士族是第一次。51」 唐先生指出孝文帝定姓族是國家介入、安排門閥秩序的起點，當時筆者受谷川道雄「從 門閥主義到賢才主義」說影響，將南北朝後期的變化定位在六鎮亂後，對唐先生此說 始終未得甚解。其後重讀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剖析梁陳時代的新動向，52始 聯想到二者可能處在類似趨勢之中，但還是說不出個所以然。直到晚近，渡邊信一郎 考察漢唐間議政體制，指出北魏孝文帝介入朝堂議政，並以「皇帝權力克服貴族制」
解釋其事。53筆者始領悟到古代中國「朝廷—鄉里」國家型態下，北魏孝文帝介入朝 堂、定姓族，應有可資理解的脈絡。在魏晉以降「官—士」二軌的現象下，南北朝後 期出現宮崎巿定「官制貴族化」的變化，開啟了從「士庶之別」朝向「官庶之別」轉 化的契機，朝廷取代鄉里，成為評定士人身分的主體。又，北朝後期君主介入鄉官人 事，朝廷介入鄉里既有的權力空間。54這個肇始於北朝中後期「朝廷—鄉里」關係的 變化漸次擴大，至隋代，一命以上官員的人事之權盡歸朝廷，只有朝廷始能賦予官(士) 人身分，漢代以來以鄉里為憑藉的古代官僚制至此劃下休止符。
漢隋間「朝廷—鄉里」關係不單是中央支配地方的意義，更意味著郡縣制支配下 蘊含著以貢納制為主軸的「類封建」結構。個別郡國成為與朝廷互動的單位，這是漢 以來帝國統治的特徵，而鄉里機制更內化於法制、禮儀乃至軍事財政支配結構之中。
早在半個世紀前，錢穆先生已描述了這個國家型態。55無論賓四是否為充滿「溫情與 敬意」的保守主義者，他比較漢帝國與羅馬帝國的重點不是帝國成立過程的軍事征服，
而是完成軍事統合後的政治例行化。隨著秦漢國制的深化，在「核心—四方」間建立 制度聯繫，郡(國)不只是由上而下被帝國統合的地域概念，同時也由下而上與朝廷建 立「制度化交往」關係。在此國家型態下，各郡國處在賓四所謂「平等的」、「同等的」
位置，這是羅馬帝國未曾有過的國家型態。賓四「廣土眾民」、「向心凝結」的觀點雖
51唐長孺，〈論北魏孝文帝定姓族〉，收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
1982，頁90-91。
52宮崎巿定著，韓昇．韓建英譯，《九品官人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53日本學界習用「貴族制與皇權」的拮抗關係理解魏晉南北朝隋唐政制及其演變，如，內藤乾吉著 名的「唐代門下省貴族機關」說即其例(內藤乾吉，〈唐代的三省〉，《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 著選譯（法律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92）。筆者以為從「人的構成」討論政制構成與演 變，在方法層次上並不合理，宜從國家型態的層次出發，理解朝堂作為「朝廷—鄉里(郡國)」之 橋樑這個角度，理解北魏孝文帝介入朝堂議政在國家型態層次上的意涵。參見王德權，〈決杖於 朝堂〉(未刊稿)。
54除了北齊君主介入鄉官人事，嚴耕望先生更注意到北周通過人事安排，將鄉官與府官人事一體 化的現象，認為此舉在混合府州兩系僚佐，以增強行政效率、減省冗員。參見嚴耕望，《中國地 方行政制度史》乙部下冊，台北，史語所，1990，頁598、905。除此之外，混合府、州(郡)二系 僚佐的人事，也打破了府官為朝廷官職、州(郡)掾吏為鄉里之職的界線，表現出朝廷實際介入 鄉官人事的傾向。
55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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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確提出「核心—四方」概念，但不難理解其說反映的正是此國家型態。56其後，
許倬雲從「普遍的制度化管道」之建立剖析漢代察舉制，也著重在朝廷與各郡國間的 制度化交往關係，可說是賓四論點的進一步發揮。57晚近，渡邊信一郎考察漢代徭役 制度，指出當時國家規範下的徭役以「郡(國)」為基準，分為「內徭」與「外徭」，郡 之內的徭役屬內徭，郡以外者為外徭。58當朝廷編組、調度各郡國的勞動力時，劃分 內、外的基準是各郡國，這個看法近於錢穆「同等的納賦稅」之說，體現出個別郡國 面向朝廷、點對點支配的國家型態。
以個別郡國聯繫朝廷的政治結構，至北朝中期開始發生變化，首先表現在財政方 面，深入研究漢唐間財政的渡邊信一郎指出：漢代社會勞動力編組以郡國為單位而有 內徭、外徭之別，跨越州郡的物流只是臨時的措施。至北魏中期(獻文帝)開始出現跨 越州郡的制度化物流體制，即「租輸三品九等」之制，此舉改變了漢以來以郡國為單 位的國家物流管理型態。此後以迄唐前期大抵皆循此制，這項變化標誌著國家物質管 理能力的重大進展。59自北魏至隋唐，國家的勞動力編組或物流管理體制發生由郡國 向跨越州郡的轉變，意味北朝中期以後國家以更具組織化、制度化的形式，控御地域 社會，原本個別郡國與朝廷的聯繫發生變化，朝著區塊式的控制形態轉變。渡邊氏的 觀察讓筆者聯想起前述唐長孺先生有關北魏孝文帝定姓族的論點，朝廷介入並編組士
56賓四也曾提到「向心凝結」一語(參見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7，
頁8-9)，若將此語置於上述引文的脈絡裡，也就是本文所謂「核心—四方」的圖式。近代以來，
頗有認為賓四為傳統皇權之非專制性質辯護，予人保守印象，但他以「廣土眾民」、「向心凝結」
為由，解釋古代中國立國規模、皇帝制度的成立與長期延續，表面上看似老生常談的論點，其 間蘊含著深入理解的可能。賓四的觀點抉出古代中國國家型態的空間特質，不宜以「文化保守」
的價值立場，輕易抹煞其說。
57許倬雲從「中央—地方」的視角，勾勒出漢代察舉制度的深刻意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從全 國普遍的吸收新血仍缺乏制度化的途徑」一語。參見許倬雲，〈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 用〉，收入許倬雲，《求古編》，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尤其是頁462。許氏所謂「普遍 的制度化」正是指察舉制以各郡國為單位的人材甄選管道，在這個制度下，各郡國正是「平等」、
「同等」地參與帝國。關於許氏觀點與錢穆的關係，參見許倬雲，《我者與他者》，台北，時報 文化，2009，頁15。
58參見渡邊信一郎，〈漢代國家的社會性勞動的編制〉，收入佐竹靖彥主編，《殷周秦漢史學的基 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08。
59渡邊信一郎考察漢代徭役的編組是以郡為主體的內徭與外徭，鮮見跨越數郡的制度化勞動力編 組，跨地域的勞動力安排大多是臨時性的舉措(參見渡邊信一郎，〈漢代國家的社會性勞動的編 制〉)。到了北魏中期的獻文帝朝，開始出現跨州郡的制度化勞動力編組，這是帝國管理能力的 提昇，漢帝國以郡(國)為單位的編組型態，開始朝向區域性的制度化編組型態演變(參見渡邊信 一郎，《魏書食貨志‧隋書食貨志譯註》，東京，汲古書院，2008，頁34-35。)至唐前期，承襲 北魏中期以來的跨州郡物流體制，表現為以都督府為中心的地域性物流型態(參見渡邊信一郎，
59渡邊信一郎考察漢代徭役的編組是以郡為主體的內徭與外徭，鮮見跨越數郡的制度化勞動力編 組，跨地域的勞動力安排大多是臨時性的舉措(參見渡邊信一郎，〈漢代國家的社會性勞動的編 制〉)。到了北魏中期的獻文帝朝，開始出現跨州郡的制度化勞動力編組，這是帝國管理能力的 提昇，漢帝國以郡(國)為單位的編組型態，開始朝向區域性的制度化編組型態演變(參見渡邊信 一郎，《魏書食貨志‧隋書食貨志譯註》，東京，汲古書院，2008，頁34-35。)至唐前期，承襲 北魏中期以來的跨州郡物流體制，表現為以都督府為中心的地域性物流型態(參見渡邊信一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