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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如五分埔的陳朝綱、新埔潘作霖與劉家水，都早在1897 年便捐助 以教導日語為主的新埔國語傳習所分教場（不著撰人 1897a: 324、不著 撰人 1897b: 38）。地方士紳對於以往取得功名作為社會上升流動管道 的消失，以及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新時代取得社會優勢地位及相伴隨之影 響力途徑的憂慮，或許即表現在以往士紳家族的子弟積極響應1896 至 1898 年間的公學校前身的國語傳習所入學一事上（林欣宜 2013: 121-134）。事實上，義民廟協議會議員對十四庄各地公學校的贊助不餘遺 力。從林志龍所列補助學校表可以看得出來，1914 至 1920 年之間義民 廟補助款平均都達到義民廟總收入一成以上（林志龍 2008: 159）。而 十四大庄內被捐助的學校，在1912 至 1925 年間更高達 30 餘所（賴玉 玲 2005: 74）。據李鎧揚對 1899 至 1920 年間公學校經費的統計，諸如 義民廟寄附金之類的捐款，就占了全島公學校收入比重將近三成（李鎧 揚 2012: 91-92）。而公學校所需經費依公學校令第一條明定應來自地 方（即街庄社），因此，捐款及其他地方的公共財產變成非常重要的來 源，與其他出自地方的各種稅款，地方支持的款項合計超過公學校經費 來源九成以上（許佩賢 2005: 61-88）。也就是說，像義民廟這樣的地 方財團，對於地方教育建設經費的貢獻卓著。
（三）地方協力與交換
義民會協議會議員之所以願意捐款贊助地方教育，應該要從其在地 方社會上的地位開始討論。根據林志龍的爬梳，在義民廟協議會運作期 間（1914-1947），共選出 5 屆 65 名議員。如下表 2 所列 1915 至 1918 年間第一屆30 位議員的出身，有 10 位出身清代以來參與義民廟祭典的 地方公號家族，可見得進入日本殖民統治後義民廟重要決策者仍與清代 有一定延續性。而30 位議員之中，有 8 位是現職的地方基層不支薪名
譽職的區長、共18 位曾前後擔任不同公職。由於街庄長是日本統治臺
1916-1920 竹東郡役所芎林庄庄長1920-1932
3 六家 林雲玉 林貞吉 8 區街庄長 1900-1901、新竹廳第 7 區街庄長 1905、臺中州新社公
「財產是十四大庄公共」
區區長1910-1920 桃園廳第二十五區街庄長1905、
20 關西 羅碧玉 羅祿富 新埔辨務署竹北二堡第22 區庄長 區街庄長1900 － 1901[-1905]、桃 仔園辨務署第19 區 1901、桃園廳 1900-1901、新竹廳第 16 區街庄長 1905、
教育的建設便是互蒙其利的用途。地方官員趁機暗示義民廟捐助經費用 途（如1911 年要求捐助枋寮派出所）與 1920 年代以後官員出席協議會 的經常化，12想必都對義民廟的重要決策造成影響。
這意味著地方發展也同時變成這些議員的重要任務，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任務即為上述地方基礎教育設施的建置。林志龍也指出由於協議 員多數具有公職身份，也相對地能較配合政府政策（林志龍 2008b: 67-120）。確實如此，議員本身身份的多重性，便表現在其各自為所在轄 區爭取義民廟贊助公學校捐款、修繕建造費、造橋鋪路工程上。由此來 看，議員身份的多重性，是非常重要、影響地方及義民廟發展的關鍵。
以往義民廟的公益美名大概與對政府的協力、交換有莫大關係。也就是 説，進入日本統治時代以後，義民廟所面對的國家，不是那些偶爾需要 處理的法規問題而己，而是更滲透入義民廟人事關係的存在。清代扮演 國家與地方中介角色的地方重要領導人物，在日本統治初期大量進入基 層行政體系，挾帶政府公權力與社會動員之資源，可以想見此時開始官 民關係發生本質上的轉變（吳文星 1992: 6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