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議式民主論者 Benhabib（1994）認為，審議式民主的過程可提高 政策的正當性，但不能確保公民審議的結果，在合理性上有更高的表 現。因為程序未必指導結果，審議過程的論證品質及參與者的理路素 質，都可能影響結果的品質。這也指出，審議式新聞報導的可能侷限。
比如審議式新聞雖然希望呈現各方的看法及背後的理據，但採訪對象所 提供的理據未必合理，需由記者蒐集資料釐清。記者若未蒐集或無法取 得資訊予以釐清，即可能影響內容品質及公民審議結果的合理性。而即 使所呈現的理據合理，民眾也能接觸並瞭解報導中的各項理據，他
（她）們在進行判斷時，仍可能僅從原先的想法，而非從更多元的觀點 思考。這也是程序合理但結果未必合理的現象。
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審議式新聞報導的結果也可能受其他因素影 響。從美國公共新聞的經驗推估，民眾對議題的瞭解程度、對政治的熱 衷以及競爭訊息的多寡等，都有可能影響民眾接觸、理解及應用審議式 新聞內容的情形。這些層面需透過實證研究進一步瞭解。
雖然有這些可能侷限，從審議式民主的理念，仍可看出這項模式的 積極性。比如公開陳述歧見背後的理據，並考量他人的接受情形，可促 使公共議題的討論更深入，也可能使不同立場者從他人的思路脈絡，擴 大對議題的認識，以及增進對彼此的理解。這些都有助於尋求大家可以 接受的方案。即使最後未必有共識，或確保結果的合理性更高，對緩解 多元社會的對立以及公民社會的開放性，也應有助益。而新聞媒體在此 過程中，若能提供多元的資訊及論證，應能協助培養公開、平等而互惠 的公共審議文化。
本文提出的審議式新聞報導，是朝此理想發展的初步構想。它希望 將歧見導向理性的審議與溝通，而非激化成衝突。經此公開審議後，公 民可再透過制度（比如提供較完整方案的公投）反映判斷，使政治決定 更有機會建立在合理的基礎上。這個過程，需要媒體經營階層、記者、
公民、機構及相關制度的支援與配合，也需要新聞學界在教學上注入不 同的觀點。它的影響仍有待檢驗，但這也許是一條有助於突破此刻民主 與媒體困境的出路。
註釋
1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審議式新聞報導模式與影響之探索性研究》
（NSC 93-2412-H-003-005）的部分研究結果。作者在此感謝國科 會及《新聞學研究》匿名評審的寶貴建議。
2 菁英媒體對這些「邊陲」媒體推動的公共新聞，其實不乏批評聲 浪。《華盛頓郵報》的編輯 Leonard Downie 與《紐約時報》的前 任編輯 Max Frankel 都堅持，記者應謹守傳統的監督者角色，以報 導事實為職責（Fallows, 1996）。
3 審 議 式 民 主 論 者 如 Gutmann 與 Thompson （ 1996 ） 、 Bohman
（1996）及 Fishkin（1991）等，在其著作中並未指出所期待的新 聞媒體角色，就是公共新聞學。Fishkin 與 Luskin（1999）及 Dzur
（2002）後來曾提及公共新聞。前者認為，審議式民調提供公民更 多資訊互相討論，可使公共新聞的公民觀點更周延；後者指出，公 共新聞應特別關注審議過程的公平性。他們都認為，新聞傳媒可協 助落實審議式民主，但發揮的比較是輔助性功能。公共新聞學方 面，Rosen（1999a）及 Friedland（2000）分別援引杜威（Dewey, 1927）的公共傳播哲思及 Habermas（1962/1989）的公共領域理 念，舖陳理論基礎。綜合兩者看法，新聞媒體的責任在促進社會討 論及民主運作，而理想的公共領域期待人們能透過理性進行審議，
以作為政治決定的基礎，這反映的即是審議式民主的精神。不過，
Rosen 與 Friedland 都未深究審議式民主理論的原則與公共新聞的對 應性，也未針對新聞實務提出較系統的實踐模式。
4 為取得較具代表性的公民意見，除了透過民意調查，也可仿照源於 丹麥的共識會議召募取樣（Grundahl, 1995）。方式是公開接受報
名，依報名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及居住地等背景，隨 機挑選 10 至 14 位公民組成小組，以提昇樣本的代表性。記者在訪 問小組成員前，可提供相關資料或邀請學者專家提供諮詢，再請公 民提出關切的爭議核心。若機構無法支援，記者可選擇異質性較大 的公民進行採訪。專家的角色在提供專業知識，不代替公民發表意 見。
5 報導時宜配合圖表，並以更清晰的版面呈現使民眾易於瞭解。此則 與隨後的另一則新聞文本，乃參考相關機構公布的資訊，以及各新 聞媒體的報導內容撰寫而成。參考資料來源主要包括國際能源總署
（ IEA ） 、 世 界 核 能 發 電 者 協 會 （ WANO ） 、 世 界 原 子 能 協 會
（WNA）、台灣原子能委員會、《天下雜誌》、《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南方電子報》以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由於文 本眾多，在此不一一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