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臉書「朋友清單」進行的資訊傳遞活動，除了說明既有人際連 帶促成臉書成為318 學運動員核心平台的可能角色外，也指明了這群閱 聽人傳散資訊活動的另一個特色：這些在閱聽人之間不斷增生、轉化的 資訊，始終都是以「有頭有臉」的方式呈現—我們始終都知道這些資訊 的改作者、分享者、轉貼者，或者評論者是誰；從臉書的實名制（至少 需標註發言者暱稱）的設計來看，這些資訊不但不是匿名，而且「總是 由某人（somebody）創造」。更進一步來說，這位「某人」，對每一個
臉書使用者來說，一定是「我的（某位）朋友」8，臉書因而被認知為 一種人際管道。
「社群媒體」一詞，說明了所有內容必然有明確提供者這個前提；
而對社群媒體的觀眾來說，其所能獲得的訊息，也從主流媒介所主張的
「眾人之事」向「朋友（私人）事件」轉向，這導致了公私界線的模 糊，但也使得公眾事務有可能以私人姿態現身。於是，社群媒體閱聽人 始終都在若非貢獻自己心得，就是分享訊息或觀賞他人分享之訊息的狀 態下；這種狀態使得閱聽人「總是與他人並在」。倘若回到閱聽人研究 的歷史中便可以發現，即便在主動閱聽人或觀∕展典範中，閱聽人已經 積極的為媒介內容提出個別解釋，並且勇於、樂於對媒介內容進行各種 複製、耍玩、挪用，但這些行動之「對象」如何，卻始終是個謎；或至 少，尚未被討論。318 學運中媒介使用的機緣分析讓我們看見，這些數 位足跡都有明確的對象，是一個與我並在的他人。對於這些「對他人展 現自我」的閱聽人，本文稱為「倫理閱聽人」（ethical audience）。
「倫理閱聽人」，指的是閱聽人的一種面貌；「倫理」一詞表示
「人我關係」，是一種關照他人的主體狀態。在臉書朋友清單的分析 中，閱聽人始終都是「面對著他人」，這使得閱聽人理論上應該有一個
「倫理向度」（ethical dimension）。
「倫理向度」的內涵是什麼？這要從Levinas 下手。
Levinas 的理路基本上與 Husserl 和 Heidegger 的現象學同軸；他們 都認為倫理才是第一哲學。不過，相對於後兩者過份強調自我的優先 性，Levinas 認為，人與他人的遭逢（encounter），是一種不可化約的 關係，這種面對面的關係，使得人能夠瞭解他人的先驗性，以及他人與
8 臉書將我們所關注的對象（who we follow）皆稱為「朋友」，使得有些人不具真 正交情意義上的人，對系統來說卻仍舊是「朋友」。
我之間絕對的異質性。確認這種異質性是主體的工作之一；這工作將使 得我們務必尊重他人，謀殺（等毀滅他人的手段，包括戰爭中的殺人）
因而不可能成就自己主體性的完整（Levinas, 1961, 1969, 1974, 1991; El-Bizri, 2006）。
從現象學運動的脈絡來看，一個人主體之所以能被確認，前提必然 是其視野中的他人（使主體得以成為受格，這將成就意向性的完成，參 見 Sokolowsky, 2008 ） 。 Levinas 稱 此 為 「 倫 理 主 體 」 （ ethical subject），一種在（與他人和世界的）遭遇中構塑出的主體，一種有能 力肩負責任的主體、有能力建立「參與」倫理關係的主體（參見賴俊 雄，2009）。至此，「倫理」的意涵獲得了澄清：它不是指崇高的道德 標準，也非完備的真善美世界，而是「我－他人」關係。
傳統的主體哲學，傾向於以自我為中心，把自我之外的「周遭」理 解為「就在那兒」（there is/ il y á，參見杜小真，1994，頁 27）；這種 理解會造成一種孤獨感，甚至無意義感的恐慌（張鍠焜，2007，頁 73）。Levinas 認為，將自我中心的存有轉變為「為他的存有」（being-for-the-other; Levinas, 1991, 1998, p. 52）除了能在性質上改變利益交換 的人我關係，也能夠確認他人與我之間的異質性，讓自我因為朝向他 人，而為自己開展無限的世界。
對閱聽人理論來說，以「我－他人」關係為核心的倫理學，將存在 者的周遭，以具體的關係與主體聯繫起來。由此，我們可以看見從（單 向）溝通，轉為（多向）互動的媒介活動模式。在這裡，所謂多向互 動，不是由媒介機構設計閱聽人參與的多元模式（如：投書、call-in、
民意調查等），也並非人與機器之間的交往活動，而是閱聽人因為完整 自我而始終都需要的「與他人遭遇」。留在臉書粉絲團上的數位足跡，
不是等著被看見，就是對看見他人做出反應。由此，我們便在理論上推
展出「倫理閱聽人」的向度。
Levinas 在說明倫理主體時，多舉正向例子，甚至認為愛智∕哲學 是為愛服務之學（Levinas, 1991）。這使得 Levinas 的他者哲學充滿了 正義、溫暖與人性；論者經常以此稱，Nietzsche 將人們從上帝的夢中敲 醒 ， 而 Levinas 則 將 人 們 從 「 （ 自 ） 我 的 夢 中 敲 醒 」 （ 賴 俊 雄 ， 2014）。
不過，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很明顯的，在「我想像的人我關係」
中，確實有負面的可能存在；例如：網路霸凌（bulling）就是最好的例 子。在網路霸凌事件中，出言詆毀、攻擊他人的使用者，同樣希望透過 社群媒體的朋友清單、發言與參與介面，製造與他人相遇的事件。只不 過，在這類事件中，這種相遇的內容非但與民主生活沒有關連，其目的 顯然也並非為了促進雙方的幸福。這麼一來，名之以「倫理」，是否太 過強調社群媒體的正面影響，而忽略了負面效果？確實，Levinas 在盤 點其一生經歷，特別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後，為倫理的倫理學提出 立基於社群上的意識，希望召喚人對他者的人性關懷；就此而言，
Levinas 的倫理主體之說不可謂沒有正向期待。
這是不是說，本文所意欲建構的「倫理閱聽人」有理論與實證之間 的落差？本文認為，從閱聽人研究的歷史觀之，當文化研究創造出「主 動閱聽人」時，除了立基於事實條件（確實「有些」閱聽人主動解讀文 本內容）外，也在理論中投射出一種對民主的想望情懷：理論家希望閱 聽人能更主動、更批判，以破除媒介內容的意識型態宰制。由此來看，
倫理閱聽人的現身，強調的是閱聽人研究典範中一向忽略，但在社群媒 體上卻一再被彰顯、甚至利用的「人我關係」，以及以他者優位為主體 創造的遭遇空間。透過這個理論視角，在試圖理解閱聽人時，可以從關 連、關係、共同體（community）等為分析單元，開啟與自我滿實不同
的研究向度。本文師法 Levinas 以說明倫理主體，但在理論上側重分析 空間的展示，並不認為愛或正義是閱聽人倫理向度的唯一展示方式；閱 聽人倫理向度的展現，要從遭遇事件的實際機緣分析，重新說明。
在Levinas（1961, 1969）的論題中，「他人的面容、他人的姓名、
他人的話語」構成了倫理主體不可化約的象徵；這種主體是指「認識他 人的自我的主體」，也是一種等待與他人遭遇的主體。巧合的是，臉書 使用者都知道，在這個平臺上，一個帳號的名稱、顯圖以及貼文內容，
正是我們對此平臺如此著迷的原因之一：我們在臉書上回應他人的貼 文、並且在查理週刊遭恐怖襲擊後將自己的大頭貼改為「我是查理」
（Je suis Charlie）……等，這些行動以認識他人為起點，然後以「與他 人互動的自我」為行動者。
「我的朋友」對我提出的諄諄忠告，在他的名字、面容與話語形成 的支持體系中，有別於大眾媒介組成複雜、難以理解的「製作團隊」黑 盒子，彷彿要對我負責一般，基於他與我的關連向我提出一種說明。
這麼一來，臉書的介面設計，每次都有可能帶著這樣一種意涵∕機 緣：由於社群媒體的創用者在社交平台上的活動就是要貼文給眾人觀 賞，於是，每一位創用者就是位總是面對他人的使用者。至於那些總是 看他人貼文，從來不轉貼分享，從來不按「讚」的，則總是感受到我的 朋友面對著我（這位不動作的閱聽人），對我進行的傳播溝通行動。於 是，這樣的行動，在介面設計中完成了主體所需要的，始終面向他人、
與他人遭遇的倫理面向。
在此，研究者在面對「倫理向度的閱聽人」時，關注的焦點不再是 他是否匿名，是否現身，所謂「效果」也不再僅僅是接收訊息之後關起 門來受自己社會屬性影響。倫理的閱聽人指出，閱聽人總是與他人聯繫 在一起的。
這麼一來，傳統上以「自己」為範圍的閱聽人研究，包括「自己是 否中彈倒地」、「自己是否主動解讀」、「自己是否觀賞並延伸為演 出」等，顯然無法考慮朋友清單可能建立的「人－我」關係。另一方 面，即便將媒介說明為一種圍繞著閱聽人的「文化」，也是針對一般普 遍的氛圍，與倫理閱聽人能夠指認特定他人，準備等待與特定他人（朋 友清單）互動的殊異化溝通活動，仍舊不同。於是，閱聽人的倫理面向 將指出始終與每一個閱聽人共在的人際關係，以及其中因為面對他人而 必定延伸出去的資訊傳遞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