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戀物癖這種「與現實的認知矛盾的態度」(Dor, 2001:
85) 究竟是否如麥肯藍或葛洛思所期待的一般，可以被挪用為女性 主義者不與現實妥協的主動力量，或許端視我們如何定義其所展現 的主動。戀物者總是致力修正、重建他不歡迎的現實，尋找適合自 己的戀物，這行徑看似積極主動，但假使如齊傑克所言，主體存在 的真相其實是「我越是主動，越是在另一個位置上必須被動，換言 之，越是要有一個客體在我的位置上，替我保持被動」(1997: 117)，
那麼戀物者的主動就有可能只是拒斥被動的結果，甚至變成一種狂
熱的盲動。齊傑克結合了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來說明戀物癖的機 制與替代性被動之間的關係，他表示主體最內在的情感與態度，諸 如哭笑或滿足感，都是可以被移位、置換、外化 (externalize) 的，
例如我們可以請哭喪人在喪禮中替我們悼亡哭泣、讓電視罐頭笑聲 替我們開懷大笑、讓錄影機替我們一次一次地錄下我們不願錯過但 總是抽不出時間看的電視節目；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等於是透過 其他人、其他物件來哭、笑及享受——雖然我們主觀上並不覺得自 己經驗了這些情感變化，但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情感依舊是真實 的：哭喪人替我們哭，讓我們達到了悼亡的目的；罐頭笑聲替我們 笑，讓我們達到了放鬆的效果，錄影機替我們享受錄下來的節目，
讓 我 們 滿 足 於 自 己 的 收 藏 ， 欣 慰 於 想 看 的 時 候 就 可 以 播 放 來 看……，我們等於是透過大對體哭過、笑過、享受過 (Žižek, 1997)。
而這種把原本主體被動承受的情感態度交由大對體執行，透過大對 體而被動的情況，往往是為了讓主體本身能保持主動的狀態，例如
「當錄影機被動地替我享受觀看時，我就可以繼續利用夜晚工作；
當哭喪人替我悼亡哭泣時，我就可以處理死者的遺產安排問題」
(Žižek, 1997: 115)。這種替代現象原本是遍存於我們生活之中的，
但是一旦落入戀物機制的陷阱，就會成為一種「虛妄的主動 (false activity) ——你以為你是主動的，然而你真正的位置，如同戀物所體 現的，是被動」(Žižek, 1997: 115)。也因此如果要使女性戀物癖的 理論發展更周延，我們不妨繼續思考：女性貪食症者選擇了特別誘 人、也特別危險的高熱量食品來大吃特吃，之後又吐出來的行為，
和這裡所謂的虛妄的主動有沒有差別？而在戀衣癖的機制中，不斷 因應時尚吸收關於服裝的新知，展現女性知識的力量這樣的過程，
又應如何避免落入虛妄的主動？
尤其當我們考慮到戀物者的對象有時不一定是物，也可能是其
他主體或其身體部位時，23 更必須思考戀物癖對這另一個主體的影 響。畢竟當主體真的去實踐戀物策略、尋找適合自己的戀物來中介 幻想與現實時，該如何避免落入「只承認自己慾望的律令，無視他 人慾望的法則」(Dor, 2001: 105) 這種陷阱，仍是一個不得不考慮 的問題。我們不要忘記，造成戀物癖的原因是拒斥分離與欠缺感，
「其中的盲點在於將放棄慾望與放棄原初的慾望物兩者混為一 談」；陷於諸如戀物之類的變態機制時，主體將無法發現，只有放 棄原初的慾望物——也就是接受分離的事實與進入符號層必然的欠 缺感——才能啟動慾望的機制，讓慾望流動成為可能，這種混淆使 他因此呈現「慾望的停滯」，會「用自己的慾望法則來替代父的律 法」(Dor, 1997: 40, 42)；慾望機制形同停滯的戀物者，將滿足慾望 的重任交由他的戀物負責，因此如果這個戀物是一個主體，而他拒 絕被視為戀物，拒絕被動地成為戀物者用以拒斥欠缺、重建現實的 物件，就可能挑起戀物者的攻擊慾，因為「當主體要透過其他的主 體去信仰、去享受，而後者卻作了一些不利於這種移情作用的事情 時，第一個主體就會產生攻擊慾」(Žižek, 1997: 113)。柯普潔 (Joan Copjec) 在論及戀物癖時，也提到了戀物者表面上尊崇，但其實同 時帶著敵意對待戀物的現象；她並指出包含戀物癖在內的所有變態 者都有一大問題：「變態者自己的行為，亦即他施加在別人身上的 折磨，不能被主體化 (subjectivized)」(2002: 228-229)，他認為他只 是基於大對體的意志來執行這項折磨的：可見自以為主動的戀物 者，如果他無法主動承擔自身的責任，且又連享受或受苦等被動的 情感經驗都要交由他人完成，這時他所展現的主動，其實就只是虛 妄的盲動。
23 以另一主體的身體部位為戀物對象，佛洛伊德 (Freud, 1988) 曾提到的則包括以 腳、女性的手，及頭髮為戀物的個案。
由於戀物者的移情失敗可能使其對其他主體產生敵意，而戀物 與懼物 (phobic object) 的一線之隔原本就容易讓敵意一觸即發——
如果說戀物成功地幫助主體拒斥了閹割，懼物則是因為拒斥失敗而 對主體昭示了閹割的面向 (Žižek, 1997)——因此鼓吹以戀物模式作 為建立主體性的方式時，必須考慮的就是能否／如何避免這種只承 認自己慾望的法則，以一己快樂為主的模式所牽動出的攻擊慾。對 此，葛洛思表示，同女戀物癖 (lesbian fetishism) 是一個可能的出路：
像戀物者一樣，她 [同女戀物者] 尋找替代物，一個外於她身 體的物件，來代替陽物。這就是她和自戀者及歇斯底里者的 不同之處，後兩者都只是將自己的身體陽形化或戀物化，並 沒有保留將陽形價值從母親的身體置換到自己身外物件這樣 的戀物結構。相反地，這陽剛的女性把另一個女人當成外於 自身的愛物24 [……]然而和戀物者不同的是，她的愛物不是無 生物或部分物件，而是另一個主體。她的「戀物」不是對女 性特質有所恐懼所造成的結果，而是對女性特質的愛戀。
(1995: 153)
葛洛思顯然發現，在原本的父權戀物結構中，被當成戀物的女 性往往被化約為物件，也因此女性雖被稱之為「戀」物，其實是因 為男性對女性特質與閹割之間的連結感到恐懼，才以戀物癖的形式 達成一方面馴服女性，一方面解決自身不安的目的，而葛洛思之所 以要強調同女戀物者的戀物是另一個主體而非物件，應該就是為了 要與父權的戀物機制有所區隔，如果同女戀物癖既能夠不把對象當 成物件，又不像自戀與歇斯底里者那樣，兜兜轉轉卻依然執著在自 己的身體上，那麼對女性主義而言當然有其政治效力。然而同女戀
24 麥肯藍 (McCallum, 1999) 指出了葛洛思的同女戀物癖理論諸多矛盾可議之處，例 如她的同女戀物癖所預設的主體是一陽剛的女性，也就是僅以T 的考量出發。
物癖實際上的運作能否達到理論上的期許，把戀物當主體看待呢？
例如女同性戀者對女性特質的理解與愛戀，是否的確能貫徹把戀物 提昇為主體的理想，避免移情失敗的問題？都還需要進一步的探 討，否則不論對同女戀物癖或女性戀物癖的歌頌，雖然的確在語言 層次上解構了男性中心的理論，但細部理論的鋪陳與其是否具有政 治實效等問題，則仍懸而未決。
論文先前對於女性的歇斯底里傾向已經做了一番說明，假使我 們承認，在今天有歇斯底里傾向的女性為數依然不少，且困擾著歇 斯底里女性的正是女性特質不可得知的問題，所以即使她可以努力 在不同領域與男性競爭並獲勝，結果仍是「她的陽形征戰越是成 功，她越不能享受她的成功，『被剝奪』的感覺也反而會變得越強 烈」(Soler, 2002b: 53)。那麼我們不免要問，如果歇斯底里式的抗 議會使女性繼續受苦，但以戀物癖為抗爭模式也有一些尚待解決的 問題，那麼建構女性主體性的出路究竟何在？本論文嘗試在結語中 提出一個思考的方向，期能拋磚引玉，激發更多相關的探討來解決 這個問題。